帝国衰落——清初与盛世

历史大观园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12 0

◎满汉平衡

占领北京并没有结束多尔衮与满族勋贵之间的冲突。尽管顺治皇帝入主紫禁城时，就已敲响传统满洲的丧钟，18世纪前，皇权与勋贵间的争斗，依然主导着帝国政治。如今，满洲人入主中国已成事实，但政权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想成功统治汉人，就得满足他们的要求。如此一来，势必会侵害到满族亲贵的特权。多尔衮积蓄汉人支持的同时，便削弱了满族王公的权力。1644年，宗室首领不再直接执掌六部；1649年，多尔衮公开谕令，称汉人官员无须再奉行诸王赦令。毫无疑问，对满洲权贵的这些限制，为多尔衮带来了不少好处。1647年后，他的同僚济尔哈朗失势，无法再继续摄政。多尔衮位极人臣，以至于不得不提醒汉臣，他们名义上的主子并非他，而是顺治皇帝。

很多满洲人都支持他这种独揽大权的政策，很快便围绕多尔衮建立起一个与汉臣密切合作，以吸引更多前明朝官员为新朝效力的小集团。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该集团不仅仍以他的名义继续存在，还授予了他生前一直拒绝接受的皇帝称号。不过，多尔衮的霸权地位也惹怒了许多满洲高官。依然为1647年的失势郁结在心的济尔哈朗，便拉拢一批人支持年轻的顺治皇帝，并最终击溃了多尔衮集团。多尔衮的皇帝称呼被撤销，落了个声名狼藉的下场。他的追随者们也纷纷下台。凡此种种，都给了皇帝一个亲政的好机会。

◎顺治的统治

顺治皇帝亲政后，实际上的统治时期只有十年。作为第一个掌握文言的满族统治者，他比自己的先祖们更内省，也更敏感。他对宗教长期不灭的浓厚兴趣，让朝堂上的耶稣会教士们觉得有望使其受洗。然而，顺治最终认真考虑皈依宗教时，选择的却是佛教，而非基督教。他在位的最后几年里，爱妃董鄂氏的死不仅令他悲痛欲绝，也让他不断兴起遁入空门，成为禅僧的念头。

顺治渴望放弃皇位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治的这十年并不太平。明室遗臣的抵抗使大清控制南方的计划屡屡受挫。1659年，统治福建的传奇海盗——“国姓爷”郑成功几乎占领南京。长江下游的江南士绅始终抵触外族统治，甚至对必要的赋税改革都阳奉阴违。同时，满洲诸亲贵也认为皇帝对高傲的汉人精英过于卑顺，因此逐渐滋生出强烈的反汉情绪。然而，贵族们的反应只是促使顺治更倾向于汉人的治国方式。以前，他一直相信遵循儒家观念的满汉共治，如今却完全向明朝的权力模式倾斜。顺治废除皇太极设立的内三院后，恢复了由进士组成的翰林院。此外，他像前朝一样，也选择臭名昭著的宦官担任皇帝内侍，弃内务府的包衣奴才不用。各部院的大臣和诸臣工对必须通过这些不可靠的阉人，才能知晓皇帝意旨的情况非常不满。那些崇尚武威的满洲勋贵也深感尊严受辱。他们中少数胆大的人上疏劝谏，但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缄默不语，静待时机。

表6-1　清朝的统治者们

帝国衰落——清初与盛世

更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年号，而非皇帝的名讳。顺治皇帝的御名为“福临”，法号“行痴”，别号“痴道人”“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严格说来，他应该被称为“顺治皇帝”，正如康熙应该被称为“康熙皇帝”一样。不过，我决定按照惯例，仍用年号称呼他们，即称其为“顺治”“康熙”等。

◎鳌拜摄政

1661年2月2日，顺治皇帝死于天花之际，大多数人等待的时机终于到了。政府体制终于从明朝模式转回满洲亲贵的集体统治。四位满洲亲贵出任辅政大臣，辅佐7岁的康熙皇帝（1662年—1722年在位）。他们都参与过朝鲜和蒙古进行的战役，并曾率领骁勇的旗兵横扫中原腹地。他们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将前朝政策悉数废止。首席辅政大臣鳌拜在皇太后的协助下，以先帝名义炮制出一份遗诏。他们称，这份诏书是顺治弥留之际的最终遗言。字里行间，皇帝不仅为自己背离满洲祖训而向臣民谢罪，还说他因为受阿谀奉承的汉臣和宦官蒙蔽，拒绝了贝勒们的建议。因此，他敦促自己的继承者们恪守祖制——满洲权贵封建体制，予以满洲勋贵们恰当的地位。

在接下来的六年里，鳌拜和其他摄政大臣迅速展开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改革。他们驱逐宦官；把管理宫廷的责任交还内务府；赋予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议事权；剥夺汉人言官批评皇帝的权利，并对科道、都察院弹劾参奏群臣严加设限；逮捕、拷问并以极其痛苦的方式处死有反清情绪的人；建立严密的官员审查制度，奖励迅速且高效地了结案件并足额上缴税款的地方知县；逮捕江南和浙江地区拖欠税款的士绅共计一万三千名。这些改革颁布实施后，再无官员敢公开议论新政。然而，私下持有异议的人却越来越多。甚至一些满洲大臣也开始在顺治亲汉政策和鳌拜一党旗帜鲜明的满族亲贵议政之间，寻找中庸之道。必须要找到一些既不会牺牲汉人士绅的支持，也能顾及满洲人利益的办法。在人心尽丧之前，康熙皇帝便提出了这样一项妥协政策。仅凭这点，他就值得被永世称颂。

◎康熙皇帝

清朝最伟大的皇帝——康熙用军事征服了中国。他出生时天降祥瑞，实在无愧于他显赫的声名。后世的传记作者称，他出生时空中出现异香和五彩祥云，昭示着其统治时代即将到来。然而，他被选为皇位继承人却实属偶然。他是顺治的第三个儿子，母亲很有可能是辽东汉军旗出身。婴儿时，康熙得过天花，但幸运地活了下来。因此，当他的父亲因为同样的疾病缠绵病榻时，所有儿子中，只有他能安全地进入病房，接受顺治最后的恩赐。当时，他只有七岁，所以之后数年中都无法亲政。尽管鳌拜遵循祖制，表面上顺从于康熙，并在其十三岁时正式还政于他，但他依然没有实权。然而，康熙并没有忍耐多久，年仅十五岁时，便定下计策擒住鳌拜，并将其党羽一网打尽。1669年，即便没有掌控全国，康熙也已完全掌控整个宫廷。

当时，被明朝遗民占领多年的华南地区，表面上已归清朝统治。七年前，明朝最后一位流亡在外的皇帝——永历便已被绞死在云南的一个集市。那些明朝遗民虽得以逃脱，却再无任何可吸引前朝支持者的正式政府。不过，自从清朝仰赖投诚的汉人武力镇抚南方，中国东南沿海及西南边陲便几乎不在清廷的控制之下。迎满洲人入关后即被封王的吴三桂，此时以大清的名义，继续征伐西南地区。另一位名叫尚可喜的前朝将军，因驱逐广东的明朝余孽也被封王。沿海的福建则由军头耿精忠平定。当年，耿精忠的父亲因归顺大清，而被授予了封地。

为进一步嘉奖三人在华南的功绩，三人均受封为藩王。他们各自为政，不仅从商业垄断中获取巨额利润，还建起了豪华的王府。三藩兵力总和，比北京的清军总数还多，相当于一种转移到华南的边境封建制。比如，吴三桂便仿效满洲旗兵，把自己的军队也编入牛录。每个牛录的指挥官直接对吴三桂宣誓效忠，并从后者手中得到俸禄和爵位。然而，这支军队的封建制程度，并未达到能自给自足的地步。最初，吴三桂每年向北京要九百万两银子充作军费。到康熙正式亲政时，该费用翻了一番。北京迫不得已，只得从宝贵的江南税收中调拨银两，充实藩王的私人金库。吴三桂权势滔天，不仅能任命云南和贵州的官吏，还有权定夺四个邻省的官员任命事宜。

统治广东的藩王尚可喜就比较收敛。事实上，他感觉随着那些明朝遗民被逐渐驱散，三藩封建制已经快走到尽头。于是，尚可喜不顾儿子的反对，向康熙递上表章，请求辞官返乡。另外两位藩王也随之效仿，认为康熙定不敢和他们翻脸，真正接受辞呈。然而，这位皇帝竟认真地接受了他们的请求，一副似乎完全无法预见其反应的模样。意识到皇帝真的希望自己交出封地后，吴三桂立刻起兵造反。1673年12月，这位云南军头号召尚之信和耿精忠两位藩王，助他反清复明。

吴三桂曾邀满洲人入关，表面上是为了协助即将倾覆的明朝。被多尔衮封王后不久，他就为新主杀害了明朝流亡在外的最后一位皇帝。如今，他又背叛清朝，妄图恢复曾被其毁灭的王朝。尽管许多汉人依然有强烈的反满情绪，但忠于明朝的那些人，几乎都不愿为这个两次变节的叛徒所用。

吴三桂在北上反清的途中，提出若满洲人放弃北京，退回辽东，他便把朝鲜赏给满洲人，并保证两国和平相处。因为吴三桂在军事上占据优势，所以康熙的大臣们惊慌失措。然而，皇帝坚定不移地拒绝了对方的提议。一连数月，大清的命运都岌岌可危。吴三桂若再进一步，王朝就有可能覆灭。但藩军抵达湖南后，吴三桂却抱着仍有可能谈判的希望，暂停进军。那次耽搁给了康熙足够的喘息时间。后者在湖北集结起一支军队，抵御敌军。不过，康熙很快发现，战争胜利依靠的并非满洲人军队，而是依然忠于大清的汉军。为了击败藩王，康熙最初启用“与大清开国皇帝同一血脉”的宗室亲王担任将领。然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年复一年，我看着他们不断犯错和失败，不论是进军，还是在营地里休整，他们都犹豫不决。因此，我只得仰赖汉将——甚至曾经击退过满洲人的反叛汉将——去扭转战局。

三藩之乱爆发后三年，战争局势终于向满洲人倾斜。叛军一省接着一省，节节败退。到1681年，清廷已控制了中国大陆全境，吴三桂被开棺戮尸，传首四边。

康熙成功平定三藩后，1683年征服台湾；1696年至1697年间亲征噶尔丹；1720年征服西藏。这一系列的功绩不禁让人想起唐朝和明初的帝国鼎盛时期。那时，中亚臣服，各部落的贡品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这位皇帝似乎真正继承了努尔哈赤的尚武精神。为了得到贝勒们的支持，康熙显然乐于利用这一形象。他在热河和满洲的围猎，让满蒙亲贵对自己的部落文化引以为傲。而且，康熙遵循的国策似乎明显偏向满洲精英，赋予了他们远高于汉官的地位。议政王大臣会议被保留下来，以满洲话主持、进行。八旗作为自治的行政单位，被谨慎地同政府其他单位分开，旗人的人事由族长（莫昆达）掌理。

康熙也将文官体系里的高位留给了满族官员。如皇太极效仿明朝一样，清廷也设立有六部：

吏部——掌管全国官吏的任免以及捐资授官事务。

户部——审计赋税、监管国家福利、经营国家垄断行业、分配地方税收。

礼部——负责朝廷的祭孔典礼、与中亚各部的外交关系以及科举考试。

兵部——负责绿营军的日常监管。

刑部——起草法规，监督地方衙门，职能相当于上诉法院。

工部——负责道路、水利和防洪事宜。

各部的尚书和侍郎职位，满汉官员各占一半，严格维持满汉两族在高层官员中的权力平衡。

各省的官员任命，也维持着类似的平衡。只要有可能，一名汉人巡抚，通常都会受八名满洲人、蒙古人或汉八旗的总督监管。驻扎在任何一个省的八旗军，都由他们自己的首领——鞑靼将军指挥。鞑靼将军与总督平级，直接听命于北京的八旗营。“绿营”虽归巡抚掌管，但若出现需要大量调兵的情况，这些军队不是归八旗将领统帅，就是听从钦差大臣的调遣。后世的皇帝们都不会忘记吴三桂给康熙留下的惨痛教训。绝不能再让汉人督抚拥有独立的军事力量。为了防止地方割据势力的扩张，处于战略要地的驻防八旗军不仅只听命于北京，还能果断干预汉军的决策。八旗驻地就像内部殖民地，其中满洲人军属的居住地与本地汉人是分开的。他们不能与汉人通婚，并为能承担守护王朝和本族的重担备感骄傲。和印度的莫卧儿人一样，满洲人也想维持上层精英不被同化，好以此来统治一个被征服的民族。

然而，康熙在满足满洲人愿望的同时，也继续抑制满族亲贵的权力。满洲贵族不得侵占汉人土地，皇室成员也不得出任高官。这些限制政策表明，康熙极想得到汉人士绅的支持。为拉拢那些拒绝入仕、以示忠于明朝的文人学者，康熙于1679年宣布了一项名为“博学鸿词”的特别科举。那些依然对明朝忠贞不渝的学者虽然还是拒绝上京，但也对皇帝表现出的尊敬之意赞赏不已，纷纷鼓励那些对前朝执念较浅的亲友报名参加考试。

脱颖而出的报考者被收入翰林院或聚集了全国学者精英的南书房。在康熙的庇护下，学者张英重修了正统理学；历史学家们修撰了《明史》；古典学者们收集大量典故，编成《佩文韵府》；而词典编纂者们则完成了有史以来最完整的汉字辞典——《康熙字典》。和最伟大的儒家皇帝一样，康熙也发布了一套圣谕，严厉训诫官员们要举止得体。1712年，他宣告地租税额冻结、永不加赋，大受民众欢迎。

康熙对汉人的忠诚越来越有信心。平定三藩之乱后，为了安全，他早期出巡都更愿意待在满八旗驻地里。但1699年后的四次南巡，他对自己的声望已有足够的信心，不仅开始出席公共宴会，还下榻在汉官府内。康熙把自己塑造成开明君主的同时，也效仿明初的皇帝，有意识地促进帝国专制的长期发展。跟洪武大帝（1368年—1398年在位）一样，康熙也将自己置于决策中心。他认为皇权应该与整个官僚体系直接沟通，所以黎明前就起床阅读来自全国各地的奏章。结果，六部有时就是负责传达皇命的中转站而已。各省巡抚的权力，也被数名直接向北京汇报情况的总兵、布政使和按察使等官员牵制。旗营将军、绿营统领、巡按道台、藩司衙门和监察御史都有直接联系中央的渠道，有些甚至还可直接向皇帝上奏。

还有个隐藏在公众视线之外、完全独立于常规官僚机构，旨在汇报所有官员情况的秘密组织，即鳌拜用以替换顺治那些宦官，组建起来的内务府。康熙巧妙地把内务府变成了满足自己需求的私人机构，让旗人与包衣在里面任职。包衣来自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在辽东征战时俘获的那些汉人战俘。最聪明和最有进取心的包衣们不是被提拔为帝国侍卫，就是进了内务府当差。他们成了皇帝最理想的仆从。和宦官一样，他们的地位完全是主子的恩赐，所以都极为忠诚。不过，因为包衣并未净身，所以尊严并未受辱。而且，包衣与满洲人旗兵的密切关系，还能防止他们得罪贝勒。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官员，康熙自然转向了这些亲近之人。因此，他们很快便成了康熙的心腹耳目。康熙发展起这套秘折体制，部分原因是他无法完全信任普通官员，另一部分原因是所有奏章都通过半公开的官方渠道，直接送至他手中。被安插在各省的包衣，必须把他看到的诸如官员能力、民情反应和军务等事务，如实汇报上去。包衣也是皇帝私库最忠诚的管理者。因此，国家垄断行业所得都会按照惯例，由内务府监管。西方人认为负责广州海关的海关监督定是代表户部，其实，他却隶属内务府。他的职责就是在定额完成前，先帮皇帝分得足够的关税。多亏这些私仆，皇帝的个人财产有时才能大大超过北京的国库。

◎皇位继承危机

康熙的累累功绩，却因他六十年统治将尽时爆发的皇位继承危机，染上微瑕。中国的皇位继承并未强制规定非长子不可。皇帝可以从所有皇子中挑选继承人，理由有时甚至十分古怪，比如出于对某位嫔妃的偏爱。朝臣往往会围绕可能成为继承人的皇子，形成不同的派系，强烈支持这位嫔妃对抗另一位圣眷正隆的嫔妃。为了避免这种可能发生的争斗，皇帝都被建议早立储君。这样，继承人也能尽早接受儒家学者的教导，为继承皇位做准备。如果他的父皇不幸早逝，他也能主持祭祖仪典。然而，早早选出的继承人却不一定是最优秀的，因为大有前途的年轻皇子，也很容易长成一个平庸的人。

康熙的选择便是如此。1675年，他的第二个儿子——两岁的胤礽被立为太子。在皇帝的呵护和儒家学者们的栽培下长大，胤礽还是变成了一个傲慢、暴戾的皇子，喜好阴谋、嫉妒且密谋夺取父亲的权位。这位刚健的皇帝最无法容忍的是：胤礽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不仅与宫人厮混，还从苏州的奴隶贩子手中购买娈童。1708年，康熙得知太子鞭挞文官后，终于废黜他的太子之位。然而，伤心欲绝的皇帝就是不明白，他最喜爱的儿子为何会让他如此失望。对此迷惑不解的康熙，最后竟说服自己，认为这是胤礽遭到邪魔厌镇之故。于是，第二年，他以施咒之罪处决了几名佛教喇嘛后，复立胤礽为太子。

然而，什么也没有改变。胤礽依旧暴戾。1711年，康熙发现自己的数名统兵将领和胤礽密谋。于是，来年冬天，他断定“他狂疾复发，让我再难忍受。他不仅窥探他人，还谩骂、诅咒自己的扈从和姬妾，毫无悔改之意”。康熙再次废黜了胤礽的太子之位，将其交予侍卫看守，并警告诸臣工，今后若谁敢再次奏请复立胤礽，即刻处死。

这一不幸事件的结果就是：直到1713年，皇位都还没有正式的继承人。群臣反复上疏，奏请康熙册立新的储君，但皇帝依然对胤礽之事愤懑交加，因此尽数驳回了所有奏章。然而，各种派系依然围绕康熙那些可能成为储君的儿子形成。到1721年，大多数朝臣都相信康熙最喜爱的十四子——平定西藏的胤禵将脱颖而出。

然而，胤禵军功显赫之时，他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皇四子胤禛也在计划夺权。为宫婢所生，常受兄弟羞辱的胤禛通过在军中培养势力，悄无声息地为父亲的死亡做着准备。他最重要的两个支持者是京城步军统领隆科多和表面上为胤禵首席谋士的汉军旗将领——年羹尧。

1722年，胤禵在年羹尧的监视下返回前线。那年冬天，康熙突然在北京西郊的畅春园病倒。身为皇子之一，胤禛当时应该在北京天坛主持冬至祭天之礼。然而，12月20日，他却赶到畅春园，进入皇帝的病房。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时，他声称康熙已立他为储君。没人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此时皇帝已经薨逝，甚至有可能就是被胤禛所弑。胤禛在带刀侍卫的护送下，带着父亲的梓宫返回紫禁城，同时命隆科多维持紫禁城的秩序。接着，他封自己为雍正皇帝（1723年—1735年在位），圈禁或处决其他皇子，肃清朝堂和内阁中胤禵的支持者，由此结束了这场夺嫡政变。

◎雍正的统治

雍正的冷酷夺权之举让后世认为，他是清朝统治者中最残忍、最偏狭的一位帝王。他接下来的举动更是进一步抹黑了自己的形象：雍正全面审查有关他继位的历史档案，命张廷玉删削康熙年间他与兄弟们夺嫡的记录。他怀疑父亲发起的《古今图书集成》编修工作隐含部分反满内容，于是召回所有刊本，删去了当中影射“夷狄”的字句。此外，他鼓励朝堂上的排外之辩，严禁基督徒传教。即便佛教神学研究者的著作，要是雍正认为其中有误导言论，也难以幸免。他最著名的《御制朋党论》是所有中国皇帝中，对官员结党营私抨击最猛烈的一篇文章。

读了《御制朋党论》的儒臣们都同意他对“结党营私之人”的抨击，但他们期望的变革却未能如愿。也就是说，儒臣们之所以批评官僚体系中的派系结党，是因为它与儒家思想设想的直臣事君之道及君臣关系相悖。他们以弃绝结党营私为代价，期望皇帝能尊重他们的气节和忠诚。然而，这与雍正设想的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相去甚远。相对于这种兼顾双方、隐含平等之意的儒家思想，他更喜欢对皇帝意愿的全然顺从。

因此，雍正把个人忠诚置于一切官僚体系之上，重赏效忠于他的那些人。他的习惯做法是：挑选聪明而野心勃勃的官员，通过向其询问其他官员的情况来考核他们。如果他们通过考验，雍正就会迅速提拔他们，让他们负责中国特别敏感的行政区域。例如：李卫受命为浙江总督，被派去监督对外贸易以及遏制浙江沿海的海盗问题。田文镜被派到内地整顿吏治；鄂尔泰被派往云南镇压少数民族的起事。他们到任后，雍正仍与之保持密切联系，即便在其不得人心之时，也坚决支持他们的决定。和康熙一样，雍正亦十分勤勉，并延续了父亲万事亲力亲为的做法。数卷《雍正朱批谕旨》证明，即便最微不足道的事，他也极为关心。任何事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注意：对某个小囚的审讯、某地的税务纠纷、粮价涨跌或某县佐理官员贪污的传闻等。雍正一旦涉入某事，定会不屈不挠地坚持到底。奏折的页边上满是他的朱批：有威吓、有叱责、有劝诱、有赞扬，也有批评。

雍正最青睐的臣子大都强硬、粗暴，极有效率。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理由畏惧受害方的非难。事实上，在雍正看来，其他官员对其门徒行事的谴责，往往证明了他们正将一些难以剔除的利益集团连根拔起。此时，大清开国已有八十余年。官员们开始懈怠，地方衙门的胥吏也开始滥用职权。下层士绅越来越安于包税制。雍正相信帝国需要来次大整顿，所以依赖这些不惧惩罚下属或弹劾上级的官员。若得罪了某人，也不过是为这场真正的行政改革再增添点证据而已。因为，雍正将整顿效仿晚明的财政政策和官僚机构的决心，超过其他任何一位满洲皇帝。

他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下层士绅滥用赋税减免权一事。因为士绅费用增加了农民的赋税负担，雍正便命田文镜之类的官员削减有功名者的请愿权和免税权。这一攻击地方精英特权的做法立刻削弱了地方士绅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不过，雍正反对士绅特权既不是为自己，也并非仅仅为了减少挪用公款的现象。相反，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公开私相授受款项，将不成文的陋规制度化。他虽攻击士绅的包揽、衙役规费和地方知县的非正式收入，其实却是在努力将这些私人额外规费合理地转化为常规税收。例如，陋规转化为增加税收，以达到提高俸禄“养廉”的目的。 18世纪晚期，通货膨胀虽迫使官员们恢复规费，但财政改革至少在雍正时期成效显著。

也是在雍正统治时期，朝廷往日的非正式耳目体系、机关，变成了政府常设机构。和他的父皇一样，雍正也非常依赖仅供他阅读的密折。然而，因为他赏给多位大臣密折上奏之权后，收到的密折数量之多，根本不是他一双眼睛看得过来的。因此，1729年，雍正成立军机处，专门总结和评估这些资料。从此以后，常务性质的奏折被送往内阁，而重要的政策建议和情报则交由军机处处理。大清律例中没有制约这一新机构的规定，因此，与内阁（成员包括十六名满官和十六名汉官）相比，它（成员包括五名军机大臣，首辅通常为满洲人）更像是一个小得多的官员团体。秘密集会、随时候命的军机处很快便在政治决策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掌控着政府中高层官员的任命。

军机处的形成不仅为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敲响了丧钟，还代表了在随后的帝制时期里，中国统治者喜欢用新的专设秘书组织代替之前常规文官机构的趋势。明朝的内阁最初也相当于雍正的军机处——是个剥夺六部决策权，交予皇帝及其私人顾问（大学士）的智囊团。然而，内阁还是逐渐变成了六部之外的另一个“部”。但只要内阁还掌管着奏折的呈递御览与发还，它就会侵夺皇帝的权力。因为它既可以扣下意见相悖的奏折，还可以起草法令让皇帝签署。当内阁这一帝国的产物逐渐获得这样一种独立时，便会出现一个取而代之的新机构。不过，军机处最终也会像它的前任一样，逐渐与日常机构的官员结盟，让皇帝难以驾驭。1799年，嘉庆皇帝（1796年—1820年在位）甚至被迫谕令各省督抚将机要奏折进呈御览，无须到军机处备案。然而，军机处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依然持续到20世纪初。之后，满蒙议政王大臣会议再次恢复，用以讨论重要的国家大事。

雍正在解决清朝的皇位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也采用了一贯的专制作风。面对长久以来的立储压力，他于1723年9月16日召集诸皇子和大臣，将一页纸片对折，在众人面前展示，宣布自己已经做出决定。他说，储君的名字就写在这张纸上。随后，他将其封入一个小匣，置于乾清宫正殿上方二十五英尺处的一块匾额后。直到他去世后，这个小匣才能打开。

◎盛世：乾隆统治期

多亏了父亲的精明，乾隆的继位几乎没有经历清初皇位继承的阴谋算计。不过，派系斗争是存在的，尤其是雍正宠臣张廷玉和鄂尔泰之间的争斗。但张廷玉1743年后便失宠了，鄂尔泰则于1745年平静去世。乾隆几乎立刻把持了朝政，部分原因是满族王公亲贵失势，部分原因是这位皇帝登基之时已经二十五岁。在军事方面，他的确依赖国舅、公爵傅恒的建议。然而，和路易十四一样，乾隆大多数时候都自己担起了宰相一职。在百姓眼中，他就是帝国力量和财富的象征。的确，即便对他自己而言，乾隆也是一系列象征。多尔衮、康熙和雍正丰富的个性让他们的治国之道也带上了强烈的个性色彩。然而，乾隆的个性却深受帝国模式影响，为正统的儒家形象：圣君、孝子、儒士、军事天才等。他严格按照这些模范来塑造自己的历史形象。因此，乾隆可以被视为一个隐匿在一系列传统形象之后的帝王。

乾隆的统治时期是清朝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期。雍正的财政改革为国库留下了两千四百万两存银。适当的人均土地配给量保证了农业的高产。到1786年，乾隆已经把国库的存银增加到了五千万两，足够建造他在北京西郊的“避暑行宫”——圆明园里的宏伟宫殿和华丽楼阁。1751年夏，这位皇帝在万寿山为他的母亲建了一座佛寺。为表孝心，他对该佛寺赋曰：

而兹复以祗陀布金之园，为灌佛报恩之举。金盘炫日，则光照云表；宝铎含风，则音出天外。法鼓洪响，偈颂清发，于以欢喜赞颂，不更有以广益福利，绵远增高，为圣母上无量之寿哉！自今伊始，其以兹寺为乐林，为香国，万几之暇，亲奉大安辇随喜于此。前临平湖，则醍醐之海也。后倚翠屏，则阿耨之山也。招提广开，舍利高矗，则琉璃土而玉甖台也。散华葳蕤，流芬飞樾。栴檀之香，遡风而闻，迦陵之鸟，送音而至。我圣母仁心为质，崇信净业，登斯寺也，必有欣然合掌，喜溢慈颜者，亦足为承欢养志之一助。

这是中国装饰艺术的辉煌时期：繁复巨大的景泰蓝与多层漆器；庞大的青铜寺钟与彩色大理石雕；镀金玉笏与斑斓的瓷器。清朝的盛世景象让18世纪到访中国的外国人为之目眩神迷。1793年，乔治·马嘎尔尼爵士率使团来到中国，为乔治三世向乾隆呈上了最好的礼物：武利亚米钟（自走机械吊钟）、地球仪、太阳仪、一座精巧的行星仪和最好的韦奇伍德瓷器。然而，这些东西与乾隆已有的藏品相比，几乎都显得鄙俗不堪。马嘎尔尼爵士在皇帝的热河行宫乘船游湖，参观了四五十座亭台楼阁，每一座都：

……极尽奢华，挂着皇帝的狩猎行进图；陈列着巨大的碧玉花瓶和玛瑙花瓶、最好的瓷器和漆器，各种欧洲玩具和鸟鸣钟以及大量工艺精湛的地球仪、太阳仪、钟表和音乐盒。相比之下，我们的礼物真是微不足道，“黯然失色”。

乾隆的许多藏品都来自他国的进贡，因此不啻为中国在18世纪期间持续军事扩张的纪念品。1755年至1792年间，清王朝平定了准噶尔、新疆回部、大小金川，征服了苗人、台湾人、缅甸人、安南人和廓尔喀人。从未有任何一个中国皇帝，拥有如此辽阔的疆域。仅征服伊犁和突厥斯坦，便扩张了六百万平方英里的国土。而其他国家也畏于中国的国力，加入了朝贡体系。

然而，属国的进贡还是无法弥补中国日益增长的军费开支。1782年，六万新兵入伍，军费飙升。战争支出加上赈济饥荒的费用共计2亿两白银，耗尽了一度丰盈的国库。然而，这些开支并非全都合法。贪官污吏持续侵吞这些资金，也是帝国支出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贪污的程度骇人听闻，却无人出来阻止。因为帝国地位最高的权臣——和珅，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贪官。

◎和珅的权势

乾隆最后二十三年的统治，几乎都是军机大臣和珅独揽大权。1775年，六十五岁的乾隆已经厌倦亲自执政。某日，经过紫禁城的乾清门时，他立刻被一个二十二岁的英俊侍卫吸引了。乾隆曾经爱慕过雍正的一位妃子。也许这个年轻的满洲旗人长得很像她，所以立刻便让乾隆印象深刻。不到一年，他不仅任命和珅为军机大臣，还赐予他大量奇珍异宝，赋予他诸多特权。和珅贪婪地照单全收，并在帝国所有重要职位上安插自己的亲信。1782年，御史们弹劾他的部分同党，并将矛头暗指向他。然而，乾隆容不得任何人批评自己最青睐的宠臣——这无异于在控告他自己。因此，和珅不仅地位依旧，还于两年后完全掌控了吏、户两部的政务。1790年，他还与皇帝联姻，可谓独享殊荣。批评之声逐渐平息，众人都自扫门前雪。而官僚体系中的腐败现象波及范围不仅越来越广，程度也越来越深。

乾隆几乎没有意识到腐败问题。1795年，他的统治期达到了六十年。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他决定恪守孝道，在自己的统治年限超过康熙之前，主动退位。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96年—1820年在位）隆重登基，却毫无实权。乾隆依然把持着朝政，但日益衰老的他却把大权都交到了贪得无厌的和珅手上。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整整持续了三年。1799年2月7日，太上皇终于驾崩。不再受孝道束缚的嘉庆只等了五天，便下令逮捕和珅。弹劾和珅的折子从四面八方涌来，这位前侍卫立刻就被新皇帝抄了家。当其所有珠宝、田产和当铺都估价完毕后，和珅贪污的数目之大，震惊朝野。仅动产就达八千万两银子，甚至超过了当时的国库存银。毫无疑问，这笔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平息了嘉庆的怒火。看在父亲的面子上，他并未对和珅处以极刑，而是允许他自尽。此外，他也通过提审和珅的亲信，避免了扩大清洗面。结果，18世纪晚期的政治腐败全都归罪于和珅一人。乾隆及其军机处的属臣，都得以置身事外。

然而，在当代人眼中，和珅事件却是乾隆晚期贤君形象华而不实的标志，与其早期的统治情况形成鲜明对比。1736年，随着乾隆的登位，清朝的国势也抵达顶峰。作为清朝中期的皇帝，按照朝代循环的规律，清朝正是在他的统治期间（若算上退位期，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走上了下坡路，短短几十年，便径直落到谷底。本想成为后世典范的乾隆，却囿于汉人圣君形象，反而忘了自己满洲人祖先曾面临过的严酷现实。在践行理想的儒家文人形象的过程中，乾隆却不慎为其他满族精英树立起了一个“文化互渗”的典范。这些满族精英忘记自己语言的速度，几乎跟他们丧失华北土地的速度一样快。乾隆虽有意把汉人和满洲人分开，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在不可避免地推进满汉融合的进程。18世纪晚期，满洲人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而19世纪危机终于爆发之际，事实才证明旗人已经到了无用至极的境地。乾隆的后代因缺乏满洲人的英勇气概，只得仰赖汉人督抚。

◎白莲教叛乱

清朝农村社会第一次重大失控，也发生在乾隆在位期间。18世纪晚期，白莲教在华中地区死灰复燃。1775年，一个名叫刘松的郎中兼术士在湖北西北部宣扬弥勒佛即将降世。他被捕后，其继承者刘之协继续宣扬新“劫”期的到来。当局惊恐万分，立刻逮捕了第二位预言者，并下令在该地区围捕有异端嫌疑的人。然后，一支清朝远征军也如蔓延的恐慌，穿过湖北，前往西南镇压苗族起事。这支毫无纪律的部队一路劫掠，洗劫沿途村庄，强奸妇女。农民们都说，这是“官逼民反”。1796年，反抗清朝的白莲教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当时的朝廷还把持在和珅手里。而在和珅看来，这不过是另一个侵吞公帑的机会而已。他的将领们不仅谎报虚报军费，征召老弱病残入伍，还把每一场败仗，都当作帝国的胜利一般，报告给皇帝。叛乱从襄阳蔓延到湖北其他地区。叛军占领了整个湖北，可朝廷依然毫无作为。河南和四川也很快出现了反清的叛军。

和珅失宠自杀后，北京才充分认识到叛乱的规模，并调集足够的兵力前往镇压。幸运的是，嘉庆还有可以信赖并有能力镇压叛乱的将军。出身瓜尔佳氏的副都统——额勒登保便是其中最有名的一位。他虽文化程度不高，却将一生都献给了清朝的军事扩张运动。应征入伍后，他的累累军功，就是一曲大清赞歌：1768年的缅甸之战，1773至1776年两度从征大小金川，1784年平定甘肃回民起事，1787年远征台湾，1791年西藏廓尔喀之战以及1792年的尼泊尔之战。到1797年，额勒登保已经成功镇压贵州的苗民起义，转到湖北对抗白莲教。两年后，他的才华得到嘉庆的赏识，被后者擢升为参将，接着又升为总兵，最后入军机处，参赞全国军务。

地方上奏朝廷的奏折中，弥漫着一股新现实主义的味道，办事不利的官员都被免了职。清军开始控制住叛乱局势时，地方士绅也纷纷招募民兵，与朝廷结盟，以“坚壁清野”的作战方式，逐步切断每个地区的叛军与农民的联系。作为补偿，农民们可以重返耕地。然后，帝国军队逐渐将白莲教的顽固分子围困在四川，并于1804年将其彻底剿杀。

◎人口压力与士绅在地方防御中的作用

除了直接导致1795年至1804年间白莲教叛乱的弊端外，还有一些阻碍拨乱反正的更深远因素。日益增长的人口对政治和经济资源造成的压力，就是其中最严重的因素。清朝一个世纪的和平与繁荣，让中国人口大增。到19世纪初，帝国人口已近四亿，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尽管清王朝精心构思过行政系统，但仅人口这一个因素，便足以让政府无法有效运转。此刻，几乎每个知县，都得负责辖区内近二十万居民的福祉。饥荒赈灾、地方水利工程和公共秩序的维护，都已经超出了现存政府的能力。因此，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朝廷只得依赖士绅的协助。额勒登保的军队虽然在大规模战役中起决定性作用，但要平定叛乱，依旧得耐心地说服农民们加入士绅组建的民兵和救济组织。因为中央政府依旧掌握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士绅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并未形成地方政治霸权。叛军一旦被驱逐出该地区，士绅就得立刻解散民兵，把武器交还县衙。不过，这些地方显贵在这一时期积累的军事经验不仅帮助他们镇压了随后的太平天国起义，还为他们在朝廷垂死挣扎的19世纪承担起新的地方防御任务做好了准备。

士绅阶层在中国乡村政府日益显著的支配地位，是帝国晚期国内政治取得的最重大的发展。然而，在当代人眼中，朝代循环的演变，才是最显著的成果。尽管清朝成功击退白莲教叛乱，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它已经彻底从混乱中恢复过来。清朝衰亡的迹象不胜枚举。1796年至1801年间，朝廷镇压敌人的开支就多达一亿两白银。此外，和珅时代的腐败之风，也并未完全消弭。官员们尽管坚持主张有恢复道德规范的必要，但嘉庆在位期间，黄河泛滥的次数就多达十七次。这表明河道治水官员们肯定中饱私囊，侵吞了修堤款项。嘉庆妄图用个人的节俭，来弥补其在防止公众腐败上的无能。随着宫廷开支被无情削减，受俸者们都遭了殃。不知不觉间，旗人们开始犯些小罪，劫掠恫吓京城居民。1813年，天理教叛乱者竟伙同宦官攻入皇宫，企图杀掉皇帝。嘉庆获救后，一些乐观主义者竟轻率地大谈其帝国复兴。然而，另外一些悲观的官员则担忧地认为，新的灾难即将到来。清王朝足够辉煌的过去，似乎已经让其未来的日子屈指可数。

然而，奇怪的外国事件，决然地打断了中国人熟悉的朝代循环。很快，外部世界就将带着属于他们的历史观侵入中国。到目前为止，虽偶有例外，但中国历史的主流就如从未汇入大海的溪流一般，依然是内陆式的。即便像满洲人一样的外部入侵者，也是从中亚出发，征服汉人心目中位于“四海之内”的帝国。然而，此时此刻，真正的外来者即将首次闯入“四海之内”。马嘎尔尼的使团便是第一批来客。1816年，中国还将迎来阿美士德勋爵。到1839年，整个中国都将被蜂拥而至的外来入侵者的浪潮淹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