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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落——入侵与反抗

历史大观园 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18 0


◎林则徐的禁烟努力

道光于1838年派往广州,负责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不仅道德上无可挑剔,政绩也颇为辉煌。江南的财政改革和平叛江西叛乱让三十五岁即出任总督的林颇负盛名。深谙治国之道的他不仅成功跻身首都最璀璨的文化圈,还吸引了一批大有前途的年轻改良者 。在鸦片合法化争论之际,林则徐不仅轻易抓住争论核心,还颇为不寻常的数次私下觐见皇帝,保证一定在中国根除这种恶习。他的直言不讳促使皇帝同时从三个方面向鸦片开战:瘾君子们如果决心戒烟,就能得到助其戒瘾的医疗护理,否则就有受到严惩的危险;国内分销网络被完全击溃之前,都要把中国烟贩们聚齐起来严厉惩处;通过没收存货和强迫其签署诚信守则的协议,来防止外国供应商向中国走私鸦片。

1839年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后,前两个目标很快便实现了。广东的瘾君子们被送往特别成立的鸦片勒戒所强制戒烟。如果林则徐的继任者们能继续推进他的这些政策,鸦片消费肯定会大大降低。此时,一千六百名触犯禁烟法令的人被捕,大多数中国烟贩被迫转入地下。钦差大臣林则徐的镇压行动极为有效。事实上,外国烟贩们发现即便定价极低,也无法销完库存的鸦片。然而,林则徐深知,如果不迫使西方走私者彻底放弃这门生意,他的成功就只是暂时的。基于三点原因,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身为一名忠实的儒家学者,林则徐觉得从道德立场来看,西方人无法否认中国在鸦片贸易中是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他那封致维多利亚女王的著名信件 中就表明了这种观点:他坚信,英国人私下里一定为鸦片贸易羞愧不已。其次,林则徐认为欧洲如此遥远,因此只要控制了沿海,中国人就能迫使西方人要么为了交换淡水和补给乖乖合作,要么退回他们遥远的老窝。 最后,他知道西方人都被安置在广东码头一个防御极差的地方。想起律劳卑事件 ,他非常肯定,那些外国工厂与其海上盟友们之间的联系极易切断。由此一来,那里的英美商人们就将成为中国的人质。

前两个假设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英国人对鸦片贸易的羞赧,早已被其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和经济观念消解。中国那套天子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很容易招致西方人的嘲笑。他们认为,这种狭隘的制度已经不适合民族国家兴起后的强权时代。在自由贸易时代,中国毫无商量余地的关税制度和保护性关税壁垒似乎也已落后。东印度公司之所以乐于接受广州贸易体系的限制,全都是因为中国提供了茶叶等大量重要商品。但东印度公司此刻已经失去了垄断地位,而不安分的港脚贸易商和曼彻斯特的实业家们又将中国视为一个有潜力的市场。对为了争夺欧洲市场,与德国竞争者斗争激烈的中部制造商们来说,中国似乎能提供无限商机。英国的自由贸易商们热切地期待那四亿顾客带来的购买量,肯定足够曼彻斯特的织布机一刻不停地转上几十年。显然,他们并未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向来都是自给自足的。对庞大消费群的畅想激励自由贸易者们催促英国政府打破广州的关税壁垒,为他们打开进入这一巨大潜力市场的道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在道德层面引起的狂热,程度丝毫不亚于林则徐对鸦片贸易的憎恶之情。

钦差大臣林则徐认为这些洋人要依靠中国补给的假设也是错误的。不同于16世纪的葡萄牙,英国靠航程相对较短的印度次大陆提供补给。若要发动对华战争,卫戍部队、战舰和补给都可以在那里集结。 而且,英国最强的无疑是海上力量。此外,承受过拿破仑战争洗礼的英国士兵不仅战力强大,武器装备也明显优于中国士兵。

姑且不论英国已经具有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一件事上,林则徐是占据上风的: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攻取广州的外国夷馆(十三行)。1839年3月24日,林则徐实践自己的宣言,率清军包围十三行,勒令西方人交出鸦片时,英国驻华商务总监查理·义律才痛苦地意识到这点。义律一方面无兵可率,另一方面也担心中国人或许会杀掉工厂里的三百五十名欧洲商人和美国商人。因此,他向几家主要的鸦片商许下承诺,称他们若将库存的鸦片上缴中国钦差大臣,就能获得他的赔偿。代理商们已经五个月没有卖出一箱鸦片,所以这一安排让他们喜笑颜开。有些人为了尽可能多地从英国王室那里获得赔偿,甚至要求印度送来更多鸦片。义律这一昂贵的妥协虽然激怒了维多利亚女王,却赢得了英国鸦片贸易商的感激和钦差大臣林则徐暂时的尊敬。

暂时的胜利让林则徐扬扬得意。在持续封锁下,钦差大臣和部下们一直在收集到足以令其满意的鸦片后,才在广州内河口外的盐灰坑里开始进行销毁。6月25日,两万一千多箱鸦片被销毁殆尽。林则徐履行了退兵的诺言,脱困的西方人则离开广州,逃向澳门。

钦差大臣林则徐要想切断国外的鸦片来源,收缴库存鸦片只是该计划的一方面而已。为确保代理商们今后再无新货源,林则徐建议,让外国人签署保证永不再贩卖“洋烟”的协议。一旦发现违反协议的外国人,就可依据大清律法,对其严惩不贷。

被困广州的义律发现,除了交出手中的鸦片,他别无选择。不过,回到澳门后,他就不打算再受制于大清律法。因为欧洲人早已经历过与他们的法律纠纷,并屡屡受挫,所以他们早就明了中国的司法理念,不外乎基于某些固定罪名,给予严惩。例如,1784年,“休斯女士号”上的一名炮手在放礼炮时意外杀死了一个中国人。尽管公行保商们向英国人保证,知县会将其判为意外杀人案,那名水手收押之后,还是被处决了。这在西方贸易界中,很有些“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意味。如果签署了林则徐的那份鸦片贸易协议,外国人就将自愿屈从一个让他们缺乏信心的司法系统。所以,很多外国人都希望此时能有个具备治外法权的领事制度,以保护他们的权益。 义律对此表示赞同,所以拒绝了林则徐签署协议的要求。当这位钦差大臣以禁止一切海外贸易为报复时,英方决定抵制港口贸易,直到林则徐被罢职,换上一位更体谅其商业利益的官员为止。在此期间,他们将继续待在澳门,尽可能愉快地度过这场风波。

钦差大臣林则徐觉得自己有义务终结英国人的这种舒适状态。于是,他亲自率兵抵达澳门,说服葡萄牙总督边度驱逐香港沿岸的英国船只。接着,林则徐又下令海军阻截英军,不让其上岸补给食物和饮水。这无疑成了触发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39年9月4日,英国人耗尽了船上的物资。义律命“窝拉疑”号向驻扎在九龙的清军开火,掩护一支补给队登岸。1839年11月3日,离上次交锋还不足两个月,双方军队在虎门要塞再次交锋,造成比上次更为严重的后果。最后,清军损失四艘战船。第二天,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子爵无视最新进展,命令海军部再往中国派一支远征舰队。

巴麦尊的决定并未获得广泛赞同。鸦片事件让公众意见产生了分歧,并非所有英国人都同意辉格党政府对中国施行的侵略政策。不过,广州港脚商人和英格兰中部企业主们出资,在伦敦组建了一个强大的中国游说团。他们强烈认为,趾高气扬的中国人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他们而言,林则徐封锁夷馆的做法,正好是个绝佳的开战理由。借此,他们可以从中方获得许多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好处:低率固定关税,平等地位的外交,在中国沿海建立一处基地,开放新的贸易港口,或许甚至还包括拥有治外法权。在巴麦尊看来,以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地位,就该实现这些目标。而且,他还把义律付出的大笔鸦片赔偿金也算了进去。不过,支持一场维护鸦片走私的战争,依然让保守党大为光火。最后,巴麦尊和他的支持者们仅以些微优势,在国会投票中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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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在义律的指挥下,一直到1841年夏天和平谈判破灭为止;第二阶段从1842年春新任驻华商务总监璞鼎查上任,一直到中国战败为止。在第一阶段,义律北上行军,先占领了宁波附近的舟山,然后直逼离京、津不远的大沽口炮台。北海出现敌舰,让直至当时仍不断收到广州战事捷报的朝廷大为恐慌。林则徐的“误导”让道光大为震怒,后者立刻派出新的钦差大臣——琦善。琦善在大沽口会见义律,并轻易劝服了后者。琦善称英军若返回广州展开谈判,他就能满足义律的要求。义律被琦善的友善触动,于是决定返回南方。1841年1月,二人敲定《穿鼻草约》。然而,他们各自的主子——英国的巴麦尊和北京的道光帝——都拒绝接受草约中的条款。巴麦尊认为义律没有从中方得到足够赔款,反而拿舟山换了崎岖贫瘠的小岛香港,实在有违他的初衷。而道光不仅无法原谅琦善同意割让中国领土的做法,还轻信从广州传回的谣言,认为他的钦差大臣接受了英方的贿赂。两人都受到了惩罚——义律被剥夺了指挥权,琦善被押解回京后,所有家产尽数充公。

璞鼎查指挥的第二阶段,更像一场有计划的军事冒险。他的计划是基于伦敦中国游说团的建议,以长江为界,将大清帝国一分为二,断绝华中、华南对北方的粮食供应。1841年下半年,英国的海、陆部队在广州集结,然后缓慢北上。一场血战后,他们再次夺回舟山,继而攻下了大城市宁波。然后,璞鼎查决定等援军抵达后,再继续往长江以北推进。

中国人期待已久的机会,随着英军对宁波的占领悄然到来。他们认为,英军一旦登岸,就肯定不是大清步兵的对手。1842年春,皇帝的表亲——儒雅博学的怡良受命率军反攻。为了夺回舟山群岛,朝廷不仅从远在西边的四川调兵,还让水兵们苦练两栖登陆。结果,清军却在这场战役中一败涂地。怡良用卜卦算出的出兵吉时,正是雨季的高峰时期。因此,他的主力部队都深陷泥泞的道路中,被补给马车所阻,无法顺利集结,而且素以善战为傲的水师竟然晕船。于是,指挥官们只得避开舟山,一边沿着海岸线来回转悠,一边假传捷报。少数民族川勇精锐误解军令,仅配备大刀,便在宁波冲入英军的炮火之中。最为讽刺的是,本应支援的后备军,却因惊恐万状的指挥官躺在轿子里抽鸦片,而未奔赴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倒在炮火之中,血流成河的惨状让几欲作呕的英国官兵想起了最近西班牙战争中的巴达霍斯大屠杀。

不过,并非所有中国人都不愿奋勇作战。前一年夏天,农民民兵就在广州附近的三元里村,大胆袭击了英国军队。在随后的1842年,不仅八旗驻防军死战到底,他们的妻子也宁可自杀,誓不投降。尽管英军长驱直入的步伐并非完全畅通无阻,但清军不仅军事装备锈迹斑斑,武器和士兵也无法与英国的击发式毛瑟枪、密集队形、重型火炮和明轮炮艇抗衡。1842年夏,长江流域直至南京一线,都已暴露在英国人面前。8月,英国军舰便抵达这座前明都城的郊区,做好了大炮轰城的准备。

道光明白,若这座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被敌军攻陷,或许他的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皇帝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英国的要求,签署议和协定,耆英率领的特使团赶在璞鼎查进攻故都前,表示中国愿意投降。最后,双方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这个中国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不仅让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也标志着帝国主义剥削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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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平等条约

《南京条约》,以及随后补充的《虎门条约》、与法国和美国分别签署的两份条约,都迫使战败的中国做出了巨大让步。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向外国领事、商人和传教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3.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圆。

4.废除公行垄断制度。

5.协定关税,限制内地厘金税。

6.外国官员可以直接面见中国官员,且地位与后者相等。

7.承认外国人的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犯法,须交由该国领事审理。

8.与西方国家签订外交协议时,采用最惠国原则。

这场战争虽然始于鸦片走私,但事实上,英国的胜利却没有令鸦片贸易合法化。 相反,这场战争迫使中国放弃传统的朝贡外交体系,以西方国家主张的方式与其交往。上述所有条款中,最后一条最能体现中国与西方的新关系。根据最惠国条款,中国给予某国的特权,也自动惠及其他条约签署国。如果英国获得在上海设立领事馆的权利,那法国、俄国和美国也将同时享受这项权利。原则上,这份西方与大清帝国签署的外交协议允许各国利益均沾。列强们宁愿在此划分独立的殖民地,也不愿让一个国家独霸中国。这些不平等条约共开辟五个新的通商口岸,因此,所有的商业权利也由各国共享。

上海迅速萌芽的租界,就是以这条共同入驻中国的外交政策为基础的。上海的基督教教团、拥有治外法权的法院、市政委员会、西方人住宅区、印度锡克族(Sikh)巡捕和外国海关稽查员,不仅是对华“炮舰外交”的耻辱象征,也是基本通商口岸限制性条约的明证——参与进来的所有国家里,只有中国必输无疑。当然,事实上,列强之间也并非总是平等。例如:俄国凭借1858年签署的《瑷珲条约》,夺取了数千平方英里的中国领土;除了租界,法国还在上海获得了特殊优惠。不过,一般而言,列强都齐心协力确保中国的完整。这样,它才不会像土崩瓦解的奥斯曼帝国那样,成为欧洲各国的征战场。19世纪末,在一种全新模式的帝国主义热潮结束利益均分的通商口岸时代前,中国一直都未从属于某个独立而排他的势力。

炮舰外交背后蕴含的精神就是蔑视中国传统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即便最敏感的中国政治家,也未能意识到这些不平等条约彻底否定了他们的外交设想。即便鸦片战争后,中国仍采取过去千年来处理华夏与蛮夷事务的老一套做法来从事外交。正如汉朝官员们讨论应付匈奴的最佳办法,在如何应对欧洲人这个问题上,清朝官员们也为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争执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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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对外政策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抵制所有让步。姑息会把中国榨干,而正常的外交关系会让敌人乘虚而入,掌握一种能征服整个帝国的文明技巧。因此,中国重整军事力量,将外国人尽数驱逐之前,都必须对夷人敬而远之。1841年至1842年冬,英军入侵长江流域前,朝中盛行的几乎都是这一强硬立场。不幸的是,随后那场悲剧性的对立,却破坏了这种政策。除非中国掌握这些政治家极力抗拒的科技,否则就无法战胜西方的轮船和大炮。然而,大学士倭仁之类的保守派认为,认真学习西方技术会危及中国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如果鼓励科学家和士兵负责帝国的防御,那墨守儒家仪式者和士大夫们又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必须要在传统学说与西方学科间做出选择时,倭仁之类的人显然会舍弃军事实力,支持相对不变的防御态度。而且,这些人的影响力足以延缓中国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脚步,最终导致即便反抗,也为时已晚的局面。

反对保守派的那些人也同样忠于儒家思想,却宁愿采取一种更实用、更灵活的夷人管理政策。第二种立场相信中国人可以利用文明的艺术驯化夷人,让其更倾向于文化更先进的中国,因此提倡与外国人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人也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以夷制夷”的过程中,多学些敌人的军事技术。拥护这种夷人管理政策的人相信:了解敌人,是为了用“分而治之”的方式控制他们。尽管这种始于汉代的政策已经被清朝通过向各部落施恩的方式,成功应用于中亚,却没能在奥赛码头(法国外交部别称)和白厅(英国政府)收获类似效果。根据最惠国条款,赋予一国的权益其他各国也要分享。不断增加的优惠让中国日益衰弱,却不会选择性地加强某个欧洲强国的实力,使其与邻国发生争端。然而,当强硬派随着1842年春中国反击失败而全线崩溃时,夷人管理政策就成了当时唯一的代替方案。

璞鼎查抵达南京后,满洲人耆英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为大清主持谈判。因此,不仅部分《南京条约》出自耆英之手,随后六年的外交政策也主要是他的杰作。在璞鼎查看来,文雅而敏锐的耆英是个典型的清朝官吏。因此,璞鼎查把耆英的这种礼貌,视为中国愿意继续合作的承诺。当然,璞鼎查不知道,耆英的很多满洲人同僚都认为他对夷人过于礼貌,或许已经沦为替英国牟利的工具。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保守派的怒火波及,耆英甚至向道光皇帝上书解释,说尽管十分厌恶夷人的形貌举止,但他还是愿意担起与他们打交道的责任。一方面,英国要求中国执行和平协议的条约和精神;另一方面,朝中的保守派认为耆英签署的《南京条约》出卖了太多利益。多亏有其他高官(如大学士穆彰阿)支持,耆英才得以谨慎地在二者间迂回前行。

之后的两年里,耆英灵活地维持着双方的平衡。然后,双方的态度都逐渐强硬起来。璞鼎查被更激进的德庇时爵士取代。后者相信,除非西方人坚定地贯彻所有新获权利,否则中国就可能退回朝贡外交。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憎恶和恐惧出现在通商口岸的外国人。这点在广州尤为明显。在那里,因鸦片战争集结起的农民民兵,从未真正解散。士绅领袖们依然相信,朝廷若没有轻易在南京屈服,民众是可以将英国人赶回大海的。认为大清卖国的抱怨让道光尤为敏感。因此,他鼓励耆英拒绝英国人想居住在广州的要求。1848年,随着民众对外国人的敌意越来越浓,几个在广州附近乡村野餐的外国人被村民击杀。为了安抚德庇时,耆英立刻处决了凶手。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认为,这位夷人管理者如此退让,已经令大清统治有失去民心的危险。于是,他立刻罢免了耆英,任命徐广缙为两广总督。激进得多的徐广缙漠视英国人的威胁,继续驳回他们入城的请求。事实上,他傲慢的举止让中国通们想起了鸦片战争前的海关监督。于是,外国人和北京之间再次出现一个充满敌意的隔膜。由此,英国人开始估量,或许另一场对华的短期战争带来的短期利益,才能弥补英国在双方敌对期间暂时失去的利润。在诸如文翰和包令爵士之类的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看来,第一次鸦片战争似乎并未对中华帝国官员们的行为产生长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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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的社会影响

不过,这场战争的确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并在中国东南部引起一波又一波骚乱。即便和平协议签订后,这些骚乱都还在进一步扩大。19世纪40年代中期,三合会广收信徒。同时,英国海军迫使海盗离开沿海,顺着河流往上,进入广东和广西的高地。由此,海盗们定期南下,突袭珠江三角洲的富庶村庄。之前的民兵保留武器,变成了职业盗匪。家族纷争不断,不同方言群体也开始发动两败俱伤的战争。在广州,因为《南京条约》开放上海为通商口岸,广州的很多贸易都被迫北迁。因此,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让广州的犯罪率也节节攀升。内地也受到影响。曾经装运茶叶和丝绸,南下穿越江西或福建群山的无数船工和苦力,也发现自己因此而失业了。

在南方,所有这些社会病态现象,都伴随着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强烈心理冲击。广东人曾目睹英国的“复仇女神号”炮舰控制中国水道,从各处击沉中国军舰。他们知道英国的武器能如何有效地打击帝国军队。虽然大多数人都痛恨西方,但还是有人认为:这种影响已经足够强大,能够促使国人思考新的对外政策。

受西方影响的群体,也包括居住在中国南方的北方移民——被广东本地人视为少数民族的客家人。这群性情骄傲、野心勃勃的人颇有文化,好些人都在科举考试中获得了功名。客家人有自己的方言和独特风俗。客家女性比当地女性独立得多,她们不仅从不裹脚、反对一夫多妻,还会与丈夫一起到田间劳作,从而使客家人在农业经济中颇具竞争力。客家人迁入某个村庄时,往往会引起当地人的怀疑和反感情绪,令其抛弃家园,迁往别处。然而,当客家人也以蔑视和仇恨回报本地人的蔑视时,双方就会爆发争斗。19世纪50年代,这种区域性的战争夺走了成千上万条性命。

然而,客家人若没有在太平天国运动(1851年—1864年)中扮演重要角色,无论客家人的苦难有多深,可能也无法在中国历史上引起广泛关注。客家人不仅是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力量,成为19世纪中国历史转折点的那场叛乱,也是被客家空想家——洪秀全的神秘启示激发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中国的发展便再也无法不受外部的影响。比如,这场叛乱就是国内社会压力与国外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此外,洪秀全的革命教义也是中国古典思想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西方宗教主题后,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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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与太平天国运动的思想起源

太平天国未来的皇帝——洪秀全——出生在广州北部花县一户殷实的农家。全家人都希望他能通过科举考试。一番苦读后,1828年,十五岁的洪秀全成为童生。然而,随后的数年里,他却在乡试中屡次落第,连最低的生员学衔也没得到。这种情况在帝国晚期很常见,有时,这些屡次受挫的人便会产生推翻这个政权的念头。这些人往往最为地方政府所惧。因为受过古典文化训练,所以他们的领导很可能将一群强盗变成有组织的政治叛乱者。当然,大多数失意的考生选择的发泄方式都温和得多,比如信仰佛教的哲学和道教的修身学说。洪秀全如果没有遇到基督教的话,或许也会选择上述方式。

这次相遇完全出于偶然。1836年,洪秀全再次到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却又一次落了榜。正失望地走在大街上时,他遇到一位长须飘飘、身穿黑袍的外国传教士。这位教士借助身边那位中年中国信徒的翻译,向他宣讲基督教福音。洪秀全听了一会儿后,那位名叫梁发的翻译鼓动他接受了一套名为《劝世良言》的基督教小册子。洪秀全回到花县的家后,几乎没看一眼,就把这九本小册子扔到了书架上。第二年,他为求功名,又参加了一次考试。这次失败让他的精神彻底崩溃,最后被人雇了顶轿子送回家中。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都足不出户,于极度恍惚中,陷入与魔鬼争斗的幻境。最终,他醒了过来,却清楚地记下了幻境中那些光怪陆离的景象。例如,他记得有个梦中,他被带到明亮的神界,被一群神秘的外科医生换掉了身上的所有器官。手术完毕后,他被带到一个类似皇宫的地方。巨大的厅室内,一位身穿黑袍的金须老者递给他一把斩杀妖魔的宝剑。在另一个幻境里,这位黑袍老者愤怒地斥责孔子,让他坦白自己犯下的某些不可名状的罪。

洪秀全虽然不知道这个黑袍老者是谁,但联想起他屡次落第的经历,出现惩罚孔子的意象还是有道理的。洪秀全从内心里排斥拒绝接受他才华的科举制度,因此才会出现羞辱圣人的幻想,但这毕竟是绝圣弃智之举。那时,洪秀全还没有想出一个新秩序,替代他渴望摧毁的旧世界。四十天的精神分裂,终于令洪秀全脱胎换骨,从一个顺从、不安的渴望功名者,变成了一个激进而自信的领导者。他不仅显得更高大结实,还在当地宣传起新秩序来。然而,他的这份狂妄自大还缺乏一个积极的发展方向。

1843年,即那次幻境事件后六年,洪秀全终于发现了这个方向。他的一个兄弟无意中发现书架上那些传播基督教义的小册子,并将它们拿给洪秀全阅读。后者读得越多,受到的启发越大。接着,他突然对梦境中的那些元素豁然开朗。那位黑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上帝——他的父亲。而他洪秀全本人,则是耶稣的幼弟,手持降魔剑,被派到人间,在中国实现基督教的“再兴”。

根据洪秀全的启示,这一征服了西方的宗教最初应该是一种中国学说,早在孔子之前,就已被展示给这片大陆。

爷排天国在中华,中国原来天国家,故此中华名爷讳,爷未降前既属爷。胡妖入窃爷天国,爷故命朕来诛他。

洪秀全相信一定会被自己毁灭的外国妖魔并非欧洲人,而是满洲人。他将满洲人视为最后一批野蛮入侵者,相信是满州人故意阻止中国人领悟到基督教才是他们真正的信仰。一旦剿灭满妖,中国人就能恢复他们最初的信仰,迎来太平天国时代,让世界充满和谐与友爱。

西方传教士们很快便认识到,洪秀全不是个简单的皈依者。因为他信仰的基督精神预示着他崇拜或惧怕的西方教义。他没有采用外国信条,而是宣扬中国对此拥有的权利。身为耶稣的幼弟,他自称为全球基督教的神圣代言人。这个既非教皇,也不知《圣经》的人却决定了信条和大同时代。根据他的承诺,这个时代拥有的中国元素将与西方元素一样多。古典著作《礼记》描述了过去一段不知财产分割为何物的大同时代。 而今文 公羊学家将历史分为三个时期: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洪秀全太平天国运动的名称或许并非出自这份文本,但中国历代诗文已有足够诗句,可以证明该词的本土性。

若仅有这些中国本源,那还不足以激发一场社会革命运动。“大同”与“太平”的主题虽早已在之前的千年救度运动中频繁出现,却往往蕴于导致叛乱的弥勒佛千年降世的预言中。基督教在洪秀全思想体系中,也起类似作用。洪秀全在描述天国不久就将统治人间的同时,也释放了南方人的反满情绪。通过在实现乐园的道路上设置有形的障碍——满妖,他成功地给未来的追随者们指明了一条武力获取救赎之路。他们要在哈米吉多顿(世界末日时善与恶的决战场)征战。只有他们可以通过消灭现世中的敌人,在人间建立起天堂。

如果没有响应其预言的社会力量,洪秀全就仅是一个神秘的受天启者而已。正如上文所述,这些力量是国内外历史洪流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是人口增长、政治腐败和偷税漏税,另一方面是鸦片战争造成的混乱局势。临近的广西尤为这些骚乱所扰。不仅广东的盗匪蜂拥而至,这里还有失业的银矿矿主和烧炭工、迫于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以及本地人和客家人接连不断的纷争。士绅们招募起的民兵因为广西社会的动荡,逐渐成为当地地主们的武装自卫队。因为民兵头领通常都是本地人,加之本地知县倾向于将客家人判为违反本地法律和秩序的罪犯,所以,地区冲突甚至愈演愈烈。而客家人呢,自然更团结有序地抱成一团,把他们的村子变成严阵以待的自卫部队。

因为广东的宗教迫害,洪秀全也被逐渐卷入这场动荡之中。受天启之后,他和弟兄们为彼此受洗后,就开始劝诱周围的客家人改宗。花县知县以破坏儒家偶像的名义,解雇了身为地方私塾教席的洪秀全后,他便决定迁往别处。1844年,他说服自己的一个信徒冯云山跟他同去广西,借住亲戚家中。然而,洪秀全的出现让主人大为尴尬。于是,他当年秋天便返回广东。冯云山仍留在广西,并在洪秀全缺席期间,在紫荆山区发展了大批客家信徒,令其皈依太平基督教。冯云山就是在这里组织信徒,建立起拜上帝会,把一个个孤立的山村变成了一个由羊肠小道相连、隐匿在群山之中的自我封闭的宗教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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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上帝会的发展

拜上帝会发展得并不快。1847年8月,洪秀全再次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时,拜上帝会只有两千名信徒。洪秀全立刻为会中的宗教生活加上了政治基调,强调太平即将临世,并自称为天王。他抵达此处时,恰好是客家人与本地人的战斗不断升级之际。争斗驱使越来越多的客家自卫队接受拜上帝会的保护。 不过,并非所有加入者都是客家人。此时,帝国南部的政治不仅氛围日益紧张,局势也越来越混乱。拜上帝会越来越强的好战性,定会吸引持不同政见的人。1848年早期,杨秀清和萧朝贵两个亡命之徒,便带来了一群难以管束的烧炭工和银矿工。 他们加入时,正是拜上帝会遭遇领导危机之际。那年一月,冯云山被本地民兵俘获,移交给了当地知县。其间,洪秀全去了广州,意欲营救友人却未果。最后,冯云山虽然被拜上帝会从狱中赎出,却只能履行知县提出的赎身条件,立刻返回广东老家。因此,1848年大部分时间,两名创会领袖都不在紫荆山营地。而他们返回之际,发现大半权力都已被杨秀清和萧朝贵这两个烧炭工篡夺。不管是出于狡猾的设计,还是真正的信仰,抑或是二者皆有(灵魂附身的情况在这个教区屡见不鲜),杨秀清陷入了一场长达两月的忘我幻境。他于1848年春醒来之后,便自诩为圣灵的代言人。不到九个月,萧朝贵经历了一场宗教附体后,完成三位一体,成为耶稣基督的代言人。

要是换种情形,洪秀全或许还能驳斥篡权者宣称具有的神圣性,但拜上帝会正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宗教狂热中。随着紫荆山四周的敌人与日俱增,很多人都开始说方言。当所有人都接受他的言论、鼓吹他的形象、扩大他的教会时,洪秀全又怎能否认其他预言者神授的忘我状态呢?随着越来越多的客家人,以及随后的河盗和苗人加入,拜上帝会的总人数达到三十万 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发现,他们已经无法控制这场运动。冯云山或许想重树自己的权威,于是号召发起一场政治叛乱。可杨秀清非但没有响应,还于1850年5月再次卧床不起,陷入第二次灵魂附体期,并整整持续了六个月。之后,这场运动发生分裂。洪秀全和冯云山说服一些信徒跟他们离开紫荆山,转移到附近的花洲。在那里,一位友善的士绅把自己的房子租给他们,作为总部。

当局对拜上帝会的运动越来越警觉。一位名叫韦昌辉的当铺老板举行公开集会,商讨军事措施之后,当局正式下令其解散。然而,客家人和本地人接连不断的冲突,让紫荆山的拜上帝会更为团结。1850年秋,当地政府终于决定对拜上帝会发动正面攻击。紫荆山营地虽然易守难攻,洪秀全那支较小的队伍,却在花洲一败涂地。

此时,杨秀清神助般地从六个月的恍惚状态中醒来,称自己成了基督般能“治人疾病的救世主”。接着,杨秀清下令前往花洲营救洪秀全。因此,两大分裂的阵营在紫荆山脚附近的金田村重组。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这里正式建立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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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的三大范式

太平天国运动是之前拜上帝会激烈演变的结果。洪秀全通过宣布成立一个新王朝,表明其领导层的决定是奋起迎敌。由此,这场运动的目的不再是逃离现世,而是意欲取而代之。1月11日宣布建国后,组织进行重整,遵循了三大不同的范式。

中国王朝模式为第一大范式,由恰好降生于新朝代的天王洪秀全代表。然而,太平天国的政体并非简单复制儒家帝国政体。洪秀全并不会努力夺走大清的天命,而是设计出一套属于他自己的新天地秩序,并凭借上帝神圣后代的身份,赋予自己一项超凡的使命。身为一名发现了上帝的先知,洪秀全自身就是其权力的部分来源。因此,如果太平天国的范式被广泛接受,他自然也拥有了合法性。从太平天国内部的领导权之争来看,天王的领导权就能让洪秀全在面对杨秀清的谋划时,处于一种相对来说无懈可击的境地。杨秀清虽然能篡夺洪秀全大半权力,却无法挑战他的合法性。从外部视角来看,太平天国运动已经不同于只提倡千年救度的白莲教,而是基于反对儒家来源的合法性,在中国建立起一个世俗统治政权。这也是后来该运动没能建立起一个激进的社会,仍旧对儒家政治秩序造成了革命性威胁的原因。

与此同时,前拜上帝会的信徒们发展出了第二大范式。他们狂热地组成一个大家庭,所有上帝的孩子都在十诫的训导下,生活在一起。就像一个世俗的家庭,这个新王国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都是兄弟姊妹,通过禁止性交 (甚至包括建国前即为夫妻的人)来避免乱伦。不过,上层领袖们很快便解开了这条束缚。用乔治·奥威尔的讽刺之语来说,有些兄弟享受到的平等权利更甚他人。因此,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石达开组成了一个优于其他人、带了些许《水浒传》中八拜之交性质的兄弟会。

第三个范式构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组织形式,因此是三大范式中最根本的一个。古典著作《周礼》中,曾描述过这一理想的军事社会。据说,《周礼》曾是周朝的政府蓝图。事实上,该著作提供了一套理想的官僚体制,将民政和军事机关都融入一个涵盖各方面事务,使农民成为耕战两宜的士兵的完整机构。虽然这种理想统治并未在周朝统治期间实现,却激发汉朝和宋朝的改革家们赋予国家更多的监管权。儒家学者通常都不喜欢《周礼》中蕴含的法家思想,更青睐一种政府不干涉社会自然发展的自由放任模式。然而,对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来说,《周礼》却提供了一种把拜上帝会的信徒转变为忠实军人的组织模式。当时,太平天国的军队就出现了二十五人为一组,由一名中士指挥的两司马编制。 这些农民民兵生活和征战都在一起,将自己的全部财产都交到共同的国库。很快,国库就充满了战利品。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通过有意地将来自不同地区的人编入同一组,用一个由官僚关系决定的新军事团体,取代了旧的客家自然联盟(以村或家族为单位的军事团体)。然而,组织并未取代意识形态。太平军都被激发出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遵纪观念。全军推崇有信仰的士兵,而非单纯的农民。这种遵纪承诺十分绝对,已发展到要求士兵抛弃财产、家庭甚至自身的地步。因此,最初加入太平天国的秘密团体,最后留下的只有一个 。因此,太平天国失去了若干盟友。不过,公产制度又让其极具凝聚力和士气,从而成了一支近乎无敌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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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军北上

当军队遵循着一种新的秩序北上时,并未与现存的乡村社会斗争,而是一路吸纳本地农民。1851年9月25日至1852年4月5日,太平军驻扎永安,建制后,挥师北上。接着,他们攻破满洲人将领赛尚阿驻守之城,开始沿湖南境内的河流往华中推进。抵抗的村庄和城市不仅被夷为平地,居民有时还会惨遭屠戮。屈服于太平军的农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长毛 叛军摧毁他们的农舍和居所,在他们被编入两司马建制的军队之前,强行切断他们与过去的联系。有时,太平军也会遭遇败仗。当他们发现桂林难以攻克时,便简单地绕过了这座障碍。即便在西宁的一场失败迫使太平军不得不退出湘江流域,他们还是从湘西的贫困山区招募到不少新的追随者。1852年9月至11月,他们久攻长沙(湖南省会)未果,于是迅速放弃,转而沿长江快速东进。1853年1月,他们大获全胜地攻下武昌,并在此将军队规模扩大到五十万人。此刻,面对长江中游,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必须要做出一个重大选择了。中国的首都在北方,从此处南下,却可以抵达明朝旧都南京。他们是应该继续推进,深入中原,实现在北京建立太平天国的初衷呢,还是顺流而下,到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获得财富、巩固政权?

领导层收到的建议也是针锋相对的。洪秀全的舰队指挥官代表水军表示,他担心满洲人骑兵在开阔的大草原上占据优势,所以反对进攻河南。一位士绅出身的军事顾问也催促洪秀全和杨秀清直奔南京,因为那里不仅富庶,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还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一番犹豫不决后,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决定东进攻占南京。这标志着《周礼》的军事模式开始转向洪秀全的帝国统治模式。虽然已无从知晓到底是谁做出了这个决定,但在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持续不断的权力之争中,这个决定无疑会让洪秀全受益。

二人之间的竞争并未随着洪秀全1851年1月的建国而告终。太平军北上期间,杨秀清的权力越来越大。作为一名更出色的军事领导,他也在太平天国试图吸纳汉族种族主义者时,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反满情绪。此外,杨秀清还利用自己的私人情报系统来诋毁洪秀全,扩大自己的宗教影响力。例如,攻占云南期间,杨秀清的部下在军中发现了一名清朝奸细。杨秀清却把这个消息压到召开降神会之时。会上,他用上帝之声抓出这个奸细。接着,那个男人被带到其他领导人面前悔罪。这一戏剧性的场面,极大地损害了洪秀全的权威。

当杨秀清宣称自己即便不超越,至少也等同于神时,洪秀全唯一的依仗,就是利用天王身份来强调自己的合法性。从1851年秋起,他越来越频繁地谈到太平天国定都之后,他们所有人能够获得的地位、官服和头衔。然而,杨秀清和萧朝贵依然以上帝和耶稣的身份自居,用《旧约》中的愤怒,将“八旗妖魔”斥为猪猡。1851年12月,他们甚至迫使洪秀全宣布,唯有上帝和耶稣是真神,从而更与天王和其他领导人平起平坐。此外,军事指挥权也因此重新分配,每位主要领袖都可凭自身能力称王。每位王可以创建自己的行政班底,不过,东王杨秀清权力最大,总管军中所有升迁事宜。最终,这种原始的《周礼》式“封建制”使太平军开始朝17世纪的军阀军队演变,给了洪秀全一个分而治之的机会。但就当时而言,杨秀清显然垄断了军事决策。他相信,只要天王缺乏维护帝国模式的民众环境,洪秀全就会继续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南京为洪秀全提供了一方舞台。因此,他必须强烈支持攻打南京的决定。

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攻陷九江,继而夺取安庆。不出一个月,太平军便于3月19日攻下了美丽的南京城,并将其更名为“天京”,以纪念这一历史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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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南京

占领南京或许巩固了洪秀全的地位,但用当时的话来说,这种从流动叛乱变为固定叛乱的做法,却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一次战略性失误。定都南京后,整场运动便失去了一直让清军失衡的原动力。杨秀清虽然派出北伐军,他们却在河南与山西边界遭到怀庆围阻,并于1855年3月被清军全歼于天津之外。在大多数人眼中,只要继续占据北京,天命就还在满洲人手中。太平天国虽在南方定都,集中的军队却给了大清从北部与长江以南军营调兵围攻南京的机会。有时,太平军也能突破重围。但是,被突破的缺口很快又会合拢,把太平军牵制得只能在长江沿岸上下活动。

定都南京也损害了太平天国激进的社会制度。军队在行进途中招募、训练新兵的同时,《周礼》制定耕战合一的公产制度,也破坏了农业社会的两大私人支柱——财产和家庭。但太平天国开始在流动军外大量吸纳平民时,又缺乏可以摧毁或取代现存社会的骨干力量和统一思想。换句话说,太平军一旦停下来,就得向华中地区顽固的乡村社会妥协,即:向在非正式的地方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当地名流妥协。

理论上,太平天国是非常想全面推行他们那种公产制度的。1854年,国内发布了一条特殊法律,下令向所有可耕地征税。所有耕地都已分给被编入两司马建制、二十五户为一组的农民。根据这个制度,成年人自己种植食物,然后把剩余的农业所得上缴负责管理国库、调解争端和主持太平天国宗教仪式的两司马。然而,事实上,《周礼》的土地制度鼓励包税制。有些当地士绅把税务登记权直接移交给了太平天国的中央政府。于是,这个南京政权便直接从这些士绅中任命世袭的将帅。由此,士绅和地主们便能分配到特殊随从和能赋予其收税权的太平旗。在地方政府基层,两司马往往都是地方名流的门徒或护卫。因此,太平天国地方行政的矛盾之处就在于:一方面,这场直接针对儒家士绅的运动发展到最后,却演变成支持他们的地方霸权;另一方面,本为公有制的土地制度,最后却让私营部门受益,且情况比大清政府更严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渴望获得税收,对士绅经济挪用公款造成的危害,认识却还不如地方官员深刻。讽刺的是,他们允许士绅进入地方政府的情况,竟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此,与其说新社会同化了旧社会,不如说它其实是被后者同化。

此外,太平天国也出现了古老而熟悉的宫斗戏码。起初只是杨秀清与天王洪秀全的针锋相对,试图调集手下七千二百余人,将天王变成他的傀儡。而且,他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城市警卫队,率领着那些男男女女,牢牢控制着南京。1853年末,他甚至再次采取附身策略,借上帝之口,恫吓虐待自己妾室的洪秀全。洪秀全虽谦卑地承受了这次羞辱,却开始利用其他几王对杨秀清的嫉妒心理。 因为杨秀清不仅侵犯了洪秀全的权威、否认与最初几位领袖之间平等的兄弟之情,还强迫石达开和韦昌辉在他面前下跪,大大侮辱了二人。二人中更嗜杀的韦昌辉首先发难。1856年9月2日,也许是受了洪秀全之命,韦昌辉向杨秀清发动攻击,把这位东王及其两千手下尽数歼灭。当时,石达开虽然在湖北作战,却立刻赶回来阻止这场大屠杀。石达开斥责韦昌辉无谓的杀戮,让后者起了除掉这个军事对手的念头。不过,石达开获得密报,洞悉了韦昌辉的暗杀计划,及时逃离南京,并重整队伍。接着,洪秀全在石达开的支持下处死韦昌辉,结束了这场清洗运动。

太平天国的内乱终于让洪秀全得以彻底掌控这个受创极重的政权。当时的一位诗人这样描述大清洗后的南京:

城中少人行,鸡犬无安栖。

洞洞血中路,

宫禁失光晖。

石达开对洪秀全的正直失去信心,并极端不信任一直为天王出谋划策的仁达、任发兄弟。韦昌辉伏诛八个月后,石达开决定放弃南京,带着几十万人南下,然后朝西进入四川,在那里继续与大清征战了数年。与此同时,洪秀全的情绪愈加紊乱,不仅痛骂朝臣,还把行政大权交给了总理女营事务的蒙得恩。军队指挥权落入新将领陈玉成和李秀成手中。两人都不知会南京,就在战场上召开战略会议。此外,军中的一部分士兵是从战争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对太平天国信条一无所知。李秀成虽然是一位使清军屡屡受挫的杰出谋士,天王的族弟洪仁玕于1859年进行的改革却彻底破坏了他的独立性。

因此,1853年后的三年,成了太平天国命运的转折点。从内部来看,1856年的清洗事件似乎给了太平天国运动一个致命打击。不过,清朝还需要八年,才能再次夺回南京。如果太平天国真的在19世纪50年代变得如此孱弱,那这场叛乱为何还能维持这么长时间?仅仅是因为清王朝不够强大,无法立刻压制住其优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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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楚歌的清王朝

除了太平天国运动,北京的清政府要应付的问题还有很多。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事后,帝国各处也叛乱频发。小刀会很快便占领了上海;在南方,金钱会赶走了浙江—福建沿岸的政府军;红巾军则袭击了广州;在珠江三角洲,五十万客家人在与本地人的战斗中丧生;更西边的云南发生了矿工叛乱。此外,潘泰穆斯林在大理建立起的分裂政府,统治时间长达十五年,其间与清政府的交战中,双方阵亡的人数都达到三十万。新派穆斯林大肆洗劫陕西的汉人村庄;苗人在贵州发动叛乱;私盐贩子在满洲起事。华中地区,越过淮河盆地后,还有大批对抗朝廷的捻军。数年间,帝国历经浩劫,满目疮痍。据报,某些省份三分之二的人口不是死亡,就是失踪。沿长江流域走上几里,只能看见成群的野狗在荒村里撕咬腐尸。随着太平天国的发展,情况进一步恶化。社会福利事业彻底中断。部分地区洪水肆虐。广德县一位安徽士绅这样写道:

庚申至甲子五年中,民不得耕种,粮绝,山中藜藿薇蕨都尽,人相食,而瘟疫起矣。其时尸骸枕藉,道路荆榛,几数十里无人烟。州民户口旧有三十余万,贼去时,遗黎六千有奇,此生民以来未有之奇祸也。

太平天国运动的十四年间,共有三千万人死于天灾和人祸。资源贫瘠的北京要承受的重担,仿佛还不仅仅是这骇人的苦难。西方帝国主义也开始折磨中国。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领头的是英国。急于进入广州的英国人确信,中国人依然拒绝在外交上给予他们适当的尊重。因此,1856年,英国人找了个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中方宣战。 这一次,他们要求获得十一个新的通商口岸;能无限制地出入内地;外交使节有权在北京居住;获得香港附近的更多土地;鸦片贸易合法化;传教士要受到保护以及必要的赔款。受拿破仑三世帝王尊严的激励,法国人以中国人杀害了一名法国传教士为借口,也立刻加入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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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1860年间的中英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7年,因为印度土兵叛变,英法联军没能袭击中国。不过,第二年,额尔金勋爵和葛罗男爵率领的英法联军就在中国北部的大沽口炮台登陆,并占领了那里。咸丰皇帝(1851年—1861年在位)立刻派出议和团,并让洋务专家耆英随同前往。这位依然和蔼雄辩的老士绅因为此事被放出政治监狱。然而,他很快发现,此时英国人的态度,已经比璞鼎查时代强硬得多。参与谈判的英国人包括精通中文的威妥玛和极端厌恶大清治夷方针的李泰国。他们很快便拿出十几年前,耆英与皇帝那些书信的复印件 。当时,耆英在信中表达了对夷人形貌的厌恶之感。大感屈辱的耆英别无选择,只能立刻退出谈判。后来,北京因为这一行为将其处死。此后不久,他那些意气消沉的同僚接受了联军的要求,起草了《天津条约》。

不过,条约依然需要得到皇帝的批准。因此,双方在原始条约上达成协议,让西方代表于次年,也就是1859年进京,交换已经签好的条约。然而,时候还未到,中方就改变了主意。条约是恭亲王的岳父,议政王大臣会议中颇有实权的满洲人桂良签订的。而反对桂良和恭亲王的,则是翰林院中以殷兆镛为首的一批汉官。殷兆镛是右都御史,受太子庇护。咸丰皇帝公开赞同主战派,将这份条约视为桂良的个人行为,因此不必遵守。与此同时,主战派认为中国这次无须屈服,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足以抵御英法联军的军事力量。最重要的是,他们相信僧格林沁将军 很有可能在战场上击败西方人。僧格林沁虽然没有这么乐观,但还是赞同他们的计划,说服皇帝在西方使节到来之时,拒绝接受已经谈妥的条约。

1859年6月24日,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卜鲁斯抵达大沽,按计划北上进京。让其先头登陆部队大吃一惊的是,大沽口炮台竟然趁他们蹚过海滨泥滩之际开火,大败英军。英法联军为之震怒。拿破仑三世和巴麦尊认为,这是中国人背信弃义的又一例证,于是决定派出一支更庞大的远征军。这支队伍包括一万名英国士兵和七千名法国士兵。所有人都配备了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步枪和后膛式火炮。1860年7月,这支新军小心翼翼地在大沽口炮台登陆。8月21日,联军夺下大沽口后,进一步占领了天津。中国人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额尔金勋爵却不相信清朝使节有全权代表权,所以拒绝和谈,继续率军向北京进发,于9月21日大败清军。联军抵达通州之前,大清再次提出休战。但明显在拖延时间,试图伏击英法联军的僧格林沁囚禁了英国派出的和谈代表。对这一背信弃义之举大为愤怒的额尔金于10月5日下令发动全面进攻。这位蒙古将军的防线全面崩溃,英法联军顺利穿越北京的外围防线。一周后,第一批联军进入首都,未遇任何抵抗。

在额尔金看来,即便这样的胜利,也不足以惩罚清军在通州的背叛行为。于是,他趁着联军徘徊在北京外围之际,苦苦思索能严惩咸丰皇帝,并迫其投降的办法。巴夏礼指出,全面攻击北京只会伤害到平民,毁掉首都西北部的圆明园,却能更好地惩罚皇帝。因此,10月18日,额尔金下令烧毁圆明园中两百多座宝塔和亭台楼阁。大火烧了两天两夜,一直蔓延到颐和园方圆十平方英里处,北京上空浓烟蔽日。一位随军的英国牧师却为这一暴行辩护:

虽然带着遗憾和悲伤写下这些文字,但我再重复一遍,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需要这一坚决而极端的行为,给中国政府的心脏地带一记重击。虽然牺牲的都是最古老、最美丽的事物,但这一切都给了最忠诚、最诚实和最英勇的士兵。这个代价并不高,一点都不高!任何一位勇士的牺牲,都抵得过所有珍宝。虽然一切都过去了,但我还是难以释怀。虽然我很喜欢徜徉在那些回忆里,在心中一遍遍地描摹那些美景,我还是无法为您描述出来。我想,一个人必须集诗人、画家、历史学家、艺术品鉴赏家及汉学家于一身,才能为您描画出圆明园之万一。而上述才能,我是一个都不具备的。但有生之年,我一想起美与品味、技艺与古董,眼前就会无法控制地出现这里的美景和宫殿 ,并对这一让它们灰飞烟灭的严厉而必要之举,遗憾不已

额尔金暴行的目标——咸丰却没能目睹这场破坏行为。他已经逃到长城外的热河行宫,留下弟弟恭亲王安抚入侵者。与此同时,八万群龙无首的大清士兵在北京街头滋事。1860年10月24日,额尔金率军入城,在紫禁城的礼部得到恭亲王的接待。当着中国和英法官员的面,双方正式在礼部签订《北京条约》。《天津条约》获准生效,一项额外的上海关税得以通过,鸦片合法化也得以实现。除此之外,清廷不仅承诺赔款,还将香港对面的九龙割让给了英国。第二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

皇帝在热河行宫一病不起,很快便驾崩了。他的首都被夷人占据之际,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在叛军的攻击下战栗不已。1856年大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没能成功利用太平天国的衰弱,不如说是王朝如何挺过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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