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新陈代谢——山重水复



1912年6月，李大钊曾用饱蘸忧虑的笔触叙写过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的景况：“国基未固，百制抢攘，自统一政府成立以迄今日，凡百士夫，心怀兢惕，殷殷冀当世贤豪，血心毅力，除意见，群策力，一力进于建设，隆我国运，俾巩固于金瓯，撼此大难，肩此巨艰，斯固未可以简易视之。而决未意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 ⁽¹⁾ 这段话出现于武昌起义八个月之后，但反映了随新旧鼎革而来的一个历史时期。辛亥革命促成了旧体制的瓦解和新体制的建立，中国历史因之而越出了改朝换代的旧轨。然而旧体制却留下了旧的社会心理。这种几千年岁月积淀而成的沉重惯性如同一种板结的地块，使新的体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制度的鼎革并没有终结新与旧之间的冲突。 ⁽²⁾ 于是而有“两种特别的现象，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又回复过来，即是反复；一种是新的来了好久之后而旧的并不废去，即是羼杂” ⁽³⁾ 。新与旧的“反复”和“羼杂”交错地出现于辛亥革命之后，既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山重水复现象，又体现了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还是“乱党”

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石，袁世凯得到了民国的名器。这是当时中国社会选择的结果。但前者并不甘心于这种结果，后者并不满足于这种结果。于是，开始于清末的民主与专制之争斗注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展开新的肉搏。

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的蔡元培专使一行

1912年2月13日，民国的开创者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咨请辞去临时大总统时，曾在咨文的末端提出三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三、临时政府约法（此时尚未制定）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⁴⁾ 前两项意在迫袁远离旧势力的中心，“勿任天下怀庙宫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社城尚存之感”；第三项则想用法律来抑制袁世凯的野心，俾共和之基础巩固于“民权主义”之上。孙中山在他任职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用意，“一以表示我党国民革命真意义之所在，一以杜防盗憎主人者，与国民共弃之” ⁽⁵⁾ ，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前企图用约法限制袁世凯的努力。然而，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并荐袁以自代之际，又为袁的假象所迷惑，一度认为民族、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因而舍去政治，专心致志于实业。孙中山在正式解职的当天发表演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当效力的即在此事。” ⁽⁶⁾ 黄兴在辞去南京留守府的职务后，亦认为：“吾党从前纯带一种破坏性质，以后当纯带一种建设性质。” ⁽⁷⁾ 注重实业固然是必要的，但却忽视了在政治上与袁世凯的抗争，约法实施也就丧失了必要的监督机制和实力保障。

与孙中山、黄兴不同，宋教仁认为：“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 ⁽⁸⁾ 征诸当时的实际，这种判断无疑是清醒的。在宋教仁看来，民国取代帝国之后，政治斗争的方式也要相应地改变。他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 ⁽⁹⁾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力倡责任内阁和政党内阁，表现了革命派在交出名器之后企图用合法的政党竞争来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努力。相比之下，宋教仁在那个时候显示出更倔强的政治进取精神。因此，“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唐解阁时，宋尊重阁制，联辞农林总长职，移住农事试验场。袁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 ⁽¹⁰⁾ 1913年初，由同盟会改组而来的国民党已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里得到392席，于议会政党之中居绝对多数之势。 ⁽¹¹⁾ 宋教仁通过合法的政治斗争表现了自己所代表的力量。袁世凯曾想以巨金收买他，但宋教仁是个既有能力又有政治操守的人，并不愿做袁世凯个人的私党。因此，当宋教仁要用自己所代表的这股力量“钳袁”的时候，阴险奸诈的袁世凯使用非法的暗杀结束了他的生命。袁世凯的行为证明：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非法比合法更有力量。然而，宋教仁的血又从反面告诉世人：在一个没有民主的社会里是不会有真正的共和民国的。于右任在宋教仁的追悼会上沉痛地说：“今日之追悼宋先生，实我全国国民之自悼也。盖宋先生已置生死度外，宋先生死而假共和之面目已揭破，可知民贼时时欲杀吾国民，破坏共和。” ⁽¹²⁾ 马君武在会上亦发表演说：“宋先生之死，实死于官僚派之手。官僚派无整顿中国之能力，见有能整顿中国者，辄以残忍卑劣手段暗杀之。若国民一任其所为，民国将万无可望。故今后之竞争，乃官僚与民党之竞争。宋先生死后，中华民国是否与之俱死，当视能否战胜官僚派为断。今当竭尽心力与官僚派竞争，坚持平民政治，以竟宋先生未竟之志。” ⁽¹³⁾ “宋案”的发生，一方面说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制约作用，另一方面又使一度为袁所迷惑的革命党人终于看清了袁世凯假共和的真面目。于是，“宋案”直接触发了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是革命派为保卫民主共和而对袁世凯所作的武力抗争。就其实质来说，这种抗争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有相当的规模，地域涉及江西、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和上海等八个省区，革命派仍有很大的实力。但是，同辛亥革命相比，革命派又面临着时易势移的局面。袁世凯不是宣统，他践踏了民主共和，然而他又是民国元首。因此，他有着革命党人所没有的优势。一面越过国会，擅自以政府名义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 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积极备战，诛锄异己；一面又以160万元的高昂代价，暗助共和、统一、民主三党合并成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国民党相抗，企图击垮国民党。同时，袁世凯又以威迫利诱等手段，收买国民党一部分党员脱党，另组政团，分化其部门。但进步党并没有实力击败国民党。5月24日，袁世凯发表“传语国民党人”的谈话：

宋教仁遇刺后

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国民党诚非尽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尝不能平之。 ⁽¹⁴⁾

在这里，原告成了被告！醉心专制的巨奸大憝代表着四万万人民；而为四万万人民争民主共和的元勋却重新变成了“乱党”。自后人视之，这不过是袁世凯的大言不惭。但在当时的中国，这些话却显示了一种严酷的对比。比之南北武力之悬殊，这种对比更加可怕。从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宣布独立举兵讨袁，到9月12日四川熊克武被迫离职取消独立，载着“乱党”之名的赣宁之役不过两个月就失败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李烈钧、柏文蔚、许崇智、陈炯明、廖仲恺、朱执信、邓铿、谭人凤、熊克武等革命党人，其中黄兴、陈其美、纽永建、何海鸣、岑春煊等五人被列为“宁沪之乱”的“首魁”。至此，民国的开国元勋成了袁世凯的通缉要犯。身历此役的革命党人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满怀悲愤地离开自己所热爱的祖国。这个结局包含着双重的悲剧意义：一、革命派用鲜血和头颅创建了民国，但袁世凯取得名器之后，“民国”却容不得革命派；二、革命派为四万万人求民主共和，但却没有为自己寻找一块可以立足依托之地。因此，斗争一旦失败，他们只得循着过去的轨迹流亡于异国他乡。

二次革命失败后一个月，袁世凯即用丘八威迫议员，由国会选举而成为正式大总统。1913年10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为借口，下令解放国民党京师本部，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追缴证书会章，并通饬各地警察厅长及地方官，“凡国民党所设机关，不拘为支部、分部、交通部及其他名称，凡现未解散者，限令到三日内，一律勒令解散。嗣后再有以国民党名义，发行印刷物品、公开演说或秘密集会者，均属乱党，应即一体拿办，毋稍宽纵！” ⁽¹⁵⁾ 这样，国会实际上已名存实亡。1914年1月正式解散了国会，2月又相继解散了各地自治会及各省议会，5月废止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公布了经过增修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质上已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12月，袁世凯又抛出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连任无限制，并有权推举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可以“传之子孙，以至无穷”。“袁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他所想要的一切。他在全国恢复了相当程度的秩序，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至少在中国得到和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所得一样大的权力。” ⁽¹⁶⁾ 当民国丧失了国会和《临时约法》的时候，民国便只剩下一具躯壳。其时，距离中华民国成立还不到三年时间。袁世凯不但排除了国民党，而且丢弃了“袒袁”的进步党。在专制主义的权力面前，任何政党都被剥夺了存在的权利。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这短短的不足三年的时间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们亲见了革命的成功，又目睹了民国的夭折；他们体会过胜利的欢欣，又亲尝了失败的痛楚。由此产生的种种反应因人而异，但又都真情毕露。戴天仇曾狂呼：“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 ⁽¹⁷⁾ 表现了一种愤激的意气。《正式国会之殷鉴》一文则在法理和武力的比较之中表达了更深刻的反思：“纵使将来国会议员人人皆肩比卢梭，而驾孟德斯鸠，一入袁氏之武力世界中皆成无数木偶。” ⁽¹⁸⁾ 同他们相比，宁调元、苏曼殊流露的是欲说还休的悲凉和酸苦。宁调元是很有思想的人物，他在狱中写了不少诗。《狱中书感》云：“拒狼进虎亦何忙，奔走十年此下场。岂独桑田能变海，似怜蓬鬓已添霜。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甘作殇。偶倚明窗一凝睇，水光山色剧凄凉。”《秋兴》云：“汉家陵阙对西晖，南眺潇湘烟雨微。眼见红羊成浩劫，若为黄鹄竟高飞。畏蛇畏药何时了？为雨为霜此愿违。起视东南生意尽，几人田宅拥高肥。”在悲凉和酸苦之中表达了一种愤世嫉俗的情怀。他在另一首《秋兴用草堂韵》中的两句诗“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雨秋风江上舟”，则反映了辛亥后一代人的迷茫与怅惘。苏曼殊是一个革命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更集中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悲哀：“相逢莫问人间事，故国伤心只泪流。”诗不是史，但诗中有史，它往往比其他文字资料更真切地反映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心态。而曾经忝列进步党的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在目睹民国初年政坛的种种黑幕和丑恶的社会现象之后，终于幡然悔悟，对自己做了严肃的解剖和虔诚的忏悔：

戴季陶

吾之一身，有如两截。一为傀儡，一为他人之眼。要知此他人之眼，即吾真正之灵魂。吾之灵魂，实有二象：其一吾身如一牢狱，将此灵魂，囚置之用全失；其禽，腾跳奔突归其自由。耗力小，百端冲于暗室之中，不复能动，真宰二方其梏置之初，犹若槛兽羁，必欲冲出藩篱，复其故所，矣哀哉！牢笼之力大，抵抗之突，皆属无效。梏置既久，遂亦安之。此所谓安，非真能安，盲不忘视，跛不忘履，则时时处狱隙之中，稍冀须臾窥见天光，惨哉天乎，不窥则己，一窥则动见吾身种种所为，皆不可耐，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综之恨不能即死，质言之，即不堪其良心之苛责而已。 ⁽¹⁹⁾

黄远生

黄远生并不是随波逐流、趋势附炎的小人，但他却写出了人性黑暗的一面，反映了在袁世凯专制独裁之下一个良知未泯者灵魂的苦痛。

在同一过程里，那些被迫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而在失败和挫折之后重新振作起来，组织革命团体，“共图三次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组成了中华革命党，追随于黄兴之后的另一部分国民党人则组织了欧事研究会。这两个团体皆以反袁为己任。但国民党一分为二的背后，却是山重水复所带来的彷徨。这种彷徨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彷徨。但他们被袁世凯目为“乱党”，又说明他们仍在不妥协地为中国社会寻求新的出路。

二、两种复辟势力

民国初年的政坛诡谲变幻，暗潮翻滚。袁世凯扑灭二次革命后，由临时大总统而正式大总统而终身大总统，并进而企图“承天建极”；而被推翻的清王朝并不甘心于这种命运，伺机“恢复祖业”，“光复旧物”。于是，在袁世凯和溥仪的周围聚集了两种形相各异而实质相同的复辟实体。这是两个呼之欲出的幽灵，它们寄生于民国而又与民国为敌：一个企图复清朝之辟，一个力谋复帝制之辟；一个拥戴溥仪复辟，一个推动袁世凯称帝。两种复辟势力所拥戴的具体对象不一，但它们植根于相同的社会土壤和由千百年的历史积淀而成的皇权心态。

溥仪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创立了中华民国，但在紫禁城里仍然保留着最后一代君主以及与之相称的全套帝王礼仪。按《关于清帝逊位之后优待之条件》规定：溥仪仍拥皇帝尊号，每年坐收四百万元巨款，养尊处优于北京皇宫的小朝廷，依然沿用宣统年号，称皇道朕，依然可以称孤道寡地颁布上谕，英文教习庄士敦，还穿着补褂，在“南书房”行走，民国政府还要以待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在历史已经进入20世纪之后，这里还满是19世纪留下的灰土和尘埃。它是一个国中之国，完整地保存着前清的皇朝体制。溥仪后来回忆自己的师傅陈宝琛时说：

在他嘴里，革命、民国、共和，都是一切灾难的根源，和这些字眼有关的人物，都是和盗贼并列的。“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这是他对一切不顺眼的总结论。记得他给我转述过一位遗老编的对联：“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他加上一个横批是：“旁观者清”。他在赞叹之余，给我讲了卧薪尝胆的故事，讲了“遵时养晦”的道理。他在讲过时局之后，常常如此议论：“民国不过几年，早已天怒人怨，国朝二百多年深仁厚泽，人心思清，终必天与人归” ⁽²⁰⁾ 。

这是一种怀着深沉的失落感等待奇迹的孤臣孽子之情，而紫禁城小朝廷的存在又给他们伺机而动的希望。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共和民国在一切旧势力的进攻和腐蚀之下，变成了没有灵魂的躯壳，这就使那些力主“还政于清”的孤臣孽子和宗社党更加跃跃欲试。溥仪说：

到民国三年，就有人称这年为复辟年了。孤臣孽子感到兴奋的事情越来越多：袁世凯祀孔，采用三卿士大夫的官秩，设立清史馆，擢用前清旧臣。尤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是前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被任为清史馆馆长。陈师傅等人视他为贰臣，他却自己宣称：“我是清朝官，我编清朝史，我吃清朝饭，我做清朝事。”那位给梁鼎芬在梁格庄配戏的劳乃宣，在青岛写出了正续《共和解》，公然宣传应该“还政于清”，并写信给徐世昌，请他劝说袁世凯。这时徐世昌既是清室太傅同时又是民国政府的国务卿。他把劳的文章给袁看了。袁叫人带信给劳乃宣，请他到北京做参议。前京师大学堂的刘廷琛，也写了一篇《复礼制馆书》，还有一位在国史馆当协修的宋育仁，发表了还政于清的演讲，都一时传遍各地。据说在这个复辟年里，连四川一个绰号叫十三哥的土匪，也穿上清朝袍褂，坐上绿呢大轿，俨然以遗老自居，准备分享复辟果实了。 ⁽²¹⁾

袁世凯要复的当然不会是清朝之辟，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不过是那些醉心于清朝复辟者的一厢情愿。但袁世凯的姿态却使他们感到兴奋，一时复辟声浪大播。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紫禁城中又出现一种新的“响城声”：“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他们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思维，并从袁的失败中看到了清室复辟的希望，坚定了王朝复辟的信念。

溥伟

在这股复辟势力中，既有以张勋为代表的武装力量，也有以善耆（肃亲王）、溥伟（恭亲王）、升允（原陕甘总督）、铁良等为代表的清室王公贵族势力，还有以劳乃宣、梁鼎芬等为代表的前清遗老。他们绝大部分在紫禁城之外而又对紫禁城心向往之。他们分居于青岛、大连、旅顺、天津、上海等地的租界或租借地，公开反抗共和民国，并与外来势力勾结，从事复辟武装活动。“其中有一支由蒙古贵族巴布扎布率领的队伍，一度逼近了张家口，气势十分猖獗。直到后来巴布扎布在兵变中被部下刺杀，才告终结。在闹得最凶的那些天，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一方面‘勤王军’和民国军队在满蒙几个地方乒乒乓乓地打得很热闹，另一方面在北京城里的民国政府和清室小朝廷照旧祝贺往来，应酬不绝。紫禁城从袁世凯去世那天开始的兴隆气象，蒸蒸日上，既不受善耆和巴布扎布的兴兵作乱的影响，更不受他们失败的连累。” ⁽²²⁾ 这确实是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但比这种非常不协调的社会现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寄居于紫禁城之外的宗社党徒和其他前清遗老。他们身在租界而神驰于康乾同光之间，食民国之粟而缅怀帝国之恩。不平等条约所带来的租界，在清季曾被革命志士用为躲避缇骑缉捕之地，在民国却被前清遗老用为寄托复辟之所。对于后者，这有点像是历史的嘲弄。

民国取代了清朝，但又给反对民国的清朝复辟势力留有周旋的余地。所以，清室复辟活动自“颁布退位诏起到伪满洲国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顿过” ⁽²³⁾ 。与这个复辟实体相互倚伏而又相互排斥的是，麇集于袁世凯周围的另一股汲汲以谋帝制的力量。这是一些学识、经历和动机各不相同的文士和武夫。他们为袁世凯的实力与权势所吸引，他们又煽炽了袁世凯的帝王之想，拥着他从专制跨向君权。徐世昌说：方南北和议之际，“杨士琦主君主，人皆以为维持清室，不知杨之所谓君主者，非溥仪，乃项城也。同时，汪兆铭、杨度组织国事匡济会，杨度亦主君主，其意图正与杨士琦同，但两人各不相谋耳”。当南方迎袁专使到京后，“其某公子与左右亲昵者，密谋由曹锟所统第三镇驻京各营撞入东华门，强挟项城入宫正大位。惟不敢与冯国璋所统之禁卫军接洽。二十九日夜发动后，为禁卫军所遏，不得逞，遂抢烧东华门一带。事后宣称部队哗变，系因索饷之故，借以威吓南来专使” ⁽²⁴⁾ 。这是一个源头。于是而有“筹安会”、“全国请愿联合会”、“请愿团”和“选举”中华帝国皇帝。

张勋

两种复辟势力导致了“洪宪帝制”和“丁巳复辟” ⁽²⁵⁾ 两场历史丑剧。虽然这两场复辟丑剧很快灰飞烟灭，但历史中的丑剧又常常蕴含着迫人深思的内容。在袁世凯和张勋的背后，有着新朝的佐命元勋和旧朝的孤臣孽子。而他们后面又有着辛亥革命所没有革去的社会心态。“洪宪帝制”的祸首之一梁士诒说过：“中国官方的和商业的传统和习惯都强调个人的关系。就制度和一般法律原理来说，抽象的思想形式为我国人民所不理解。在皇帝的统治下，权力将会更加稳固，因此有可能彻底进行基本财政改革，如地产税改革等。要抵制官员中贪污腐化的发展，就必须要有对个人忠心和负责这样一个因素。中国人无法想象对一种纯粹抽象概念的个人职责。” ⁽²⁶⁾ 他的话表达了这种心态。一个西方外交官在护国军起事后评论说：

中国人是宿命论者。原先在他们看来使袁世凯拥有皇帝权力的帝制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因此许多人都压制住内心的怀疑和恐惧，但是当一个公开反对袁世凯的运动发动起来的时候，他们又纷纷聚集到新的旗帜之下，各地都出现了持不同政见的人。 ⁽²⁷⁾

这个过程是难以用个人的品格来解释的。复辟的丑剧既显示了袁世凯和张勋的可鄙和可憎，又显示了旧的社会心态感染下不止乎一二人的晕眩和迷失。于是而有所谓“自筹安会发起变更国体之议，二十二行省计四百兆生民响应云集，投票公决，咸恭戴我皇上万世一系，并奉以完全主权，万众一心，山呼雷动。由是而军政两界，而国民代表，而绅学农工商各社会，相继以请愿书上矣。群情爱戴之诚，望若云霓，归如流水，有沛然莫御之势。” ⁽²⁸⁾ 这些来自各省吁请袁世凯登极的请愿书，固然不能用来说明当时的全部实情，据说其中“大部系由北京的一小撮顾问准备好，发交各省，再发回北京的” ⁽²⁹⁾ 。但忠顺的奴才并不罕见。如陈宧，当他奉命带兵入川平乱的时候，“向项城辞行，竟行三跪九叩大礼。项城惊异道，何必如此。陈对以陛下登极大典，臣恐未必能躬预，故先行庆贺。项城即说，即改国体亦废跪拜礼了。陈又跪下，三嗅项城之足而退，据说是喇嘛对活佛的最敬礼” ⁽³⁰⁾ 。王朝已成为历史之后，与王朝相应的礼仪及心态却未曾改变。

汤芗铭、陈宧及北洋大大小小的军阀无论矣！曾是一代巨人的康有为，在背负着儒家的十字架遨游世界的过程里深深忏悔戊戌变法之孟浪。他带着这种感情千里奔赴“丁巳复辟”，并在不成气候的复辟里找到了自己的归宿。直至复辟失败，他虽已暮色苍茫，也还在眷恋着被赶出紫禁城的清逊帝。巨人变成了侏儒，变成了“大言不惭之书生” ⁽³¹⁾ 。君宪主义者杨度则通过为袁世凯谋帝制而为自己的政治理想谋，希望借助袁世凯而实现一展抱负之想。他因力倡君主立宪而成名，又因“洪宪帝制”失败而名裂。但这种结局却成为杨度转折的起点。他抛弃了君主立宪而走向孙中山。

人们常说，辛亥革命是一次既胜利又失败的革命。说它胜利，一条重要的理由就是皇帝不那么好做了，“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³²⁾ 。而还有那么多人主张复辟又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

三、军阀割据在形成

护国战争结束了“洪宪帝制”，被一种武力拥上台的袁世凯又被另一种武力逼下了台。随着袁世凯的死亡，他一身而维系的那种专制主义统一也倾覆破碎了。然而，推翻袁世凯的人们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起新的统一。于是，在旧的统一已被推倒和新的统一尚未来到之间，出现了一个军阀割据的时期。

军阀是一种封建势力，但又有着异乎寻常的特点。一、在他们手里，本是国家的统治工具的武装、军队变成了一己私有之物；二、私有的武装、军队又分割地方，形成了私有的地盘。没有无军队和地盘的军阀。因此，军阀统治的实质是实力之下的武治，它比寻常的封建统治带有更多的动乱性和黑暗性。人们常把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目为近代军阀的鼻祖。其实，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军阀武装。因为湘军和淮军不完全是他们的私人军队，还得听命于清朝政府。他们也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地盘。李鸿章做了多年的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多由湘军将领担任，左宗棠似乎以福建为地盘，但这些地盘不同于后来军阀的地盘，清朝政府还是可以随时调动的。追溯历史的渊源，从八旗绿营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南北军阀，湘、淮军不过是个中间环节。那个时候的军制改革包含着后来产生军阀的可能性。但可能性并不是现实性。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需要条件，而这种条件并没有在上一个世纪出现。在袁世凯没有做皇帝，没有塌台之前，还维持着一个统一的形势。已经存在的各股军阀势力之间的纷争，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袁世凯死后，留下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真空，黎元洪继任总统，但实权却掌握在军阀手中。因此这个脆弱的同一体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军阀割据混战，正是在这种分崩离析的形势下出现的。

黎元洪

护国战争之后的中国，是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两大军阀官僚体系的天下，“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政客”与“名流”大都依附于军人。北洋军阀主要来自于袁世凯的小站旧人。据统计，小站练兵时，大小参谋队官有58人。在民国初年，这一群人中先后出了两个总统，3个总理，10个陆军总长、次长，两个巡阅使，23个护军使、镇守使，以及众多的师长、旅长、团长。这些人组成了所谓“北洋袍泽”。当时人说：“民国所谓北洋军阀者，若大总统、副总统、执政、国务总理、各部总长、巡阅使、检阅使、各省督军、省长以及军长、师长、旅长都出自小站。” ⁽³³⁾ 这种说法不免有些夸张。但北洋将领“多袁旧人”却是事实。西南军阀则多由辛亥革命后的都督演变而来。 ⁽³⁴⁾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或护国战争，有的人还曾参加过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充当过革命的角色。如唐继尧，早先留学日本便加入同盟会，回国后曾参与策划和组织云南辛亥重九起义与护国运动。但在同北洋军阀的武力对抗和纵横捭阖中，他们自身也变成了军阀。他们以其自身的变化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山重水复。孙中山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说：“南与北如一丘之貉”，是就军阀的本质而言，他们对近代社会的破坏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北洋军阀和西南军阀又各有其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

段祺瑞

（一）北洋军阀始终操纵北京政府，打着“统一”的旗号，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势。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直两大派系，以及稍后以张作霖为首领的奉系军阀。 ⁽³⁵⁾ 其内部的勾结与对峙，主要是围绕着争夺中央政权而展开的。西南军阀以滇、桂、黔系为主体，包括川、粤、湘系在内。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始终是地区性的。就军阀的地位而言，它是从属的，形成的年代也比北洋军阀晚。

（二）西南军阀大多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有或多或少的关系，而北洋军阀一开始就是以镇压革命运动起家。这个差异与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诸因素有关。在近代中国，新兴力量首先是从南方开始，而后由南向北。单就辛亥革命来说，黄花岗起义、武昌起义、四川保路运动，都发生在南方而后震撼全国。二次革命期间，反袁的力量主要在江西、江苏等地，也是南方。护国战争还是以南方为基础，从南方发动的。近代新的生产力、革新力量都从南方兴起，然后向北方推进。西南军阀与北洋军阀两大体系的内部组织结构，固然都存在着浓厚的封建宗法性，并依靠这种由血亲、同乡、同僚、故旧、师生等关系组成的宗法性关系网络，把持军事和民政。甚至可以说，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宗族性实体，军阀的凝聚就是“私的结合”。皖系军阀倪嗣冲督皖期间，其主要血亲不下五十人，“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军权、政权、财政等，组成一个倪氏统治安徽的大集团” ⁽³⁶⁾ 。桂系军阀集团由其首领陆荣廷家族及其妻弟兼把兄弟谭浩明家族为主体，“结成封建宗法性小集团，实行封建把头式的家长制专制统治” ⁽³⁷⁾ 。直系、奉系、滇系、晋系、黔系等军阀集团莫不安插家族、姻娅、同乡、同僚、故旧，分布要津，带有明显的家族意识和宗派意识，但从总体上说，北洋军阀具有更浓的封建性，南方军阀具有稍多的近代性。

（三）由于西南军阀和北洋军阀所处的地位不同，故而二者在对外关系上，也就不完全一样。北洋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可以代表国家与帝国主义缔结卖国条约。皖系、奉系与日本相勾结，直系与英美关系比较密切。西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直接关系不太明显。就这一点而言，西南军阀的罪恶比起北洋军阀来要小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必须把二者、二者内部的各派军阀以及各个军阀头目区别开来。

近代军阀出身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大概言之，可以归为四类：一、由清代职业军官转化而来；二、起于行伍，脱颖而出者，如冯玉祥；三、在国内外军校受过新式军事教育者，这部分军阀接受近代军事知识，受过近代军事训练，使用近代武器，指挥近代军队，带有更多的新质；四、从土匪头目演变为地方实力派，如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桂系军阀头目陆荣廷。前者原是东北的红胡子，后者出身于绿林。五光十色的军阀头头的出身，是中国近代社会才有的。它既包含着来自传统的成分，又包含着传统以外的成分，由此产生的新旧杂陈是近代社会的一种特色。军阀都迷信武治，因此，军阀的时代是愚昧统制文化的时代。然而武治又并非全然没有意识形态。从袁世凯到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都主张尊孔读经。山西的阎锡山倡办过“洗心社”，他主张的是周公孔子之道；湖南的赵恒惕则发出“以湘治湘”、“联省自治”的口号，搞地方宪法，模仿美国的联邦制度。前者未必相信周孔，后者未必崇奉欧美。不统一的割据混战局面产生了不同的群体利益，不同的群体利益需要不同的观念。这个过程又以变态的方式反映了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军阀头目的各种来源和光怪陆离的意识形态，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相互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产物，他们因此而具有种种古代军阀所没有的特点。

阎锡山

从护国战争到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大大小小的军阀拥兵自雄，自成派系。或控制数省以为己有，或盘踞一省称“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称“镇守使”。“凡拥兵数千、号为师旅长者，皆得盘踞县邑，以为采地。大或连城数十，恣肆其间，兵力所至，闾里为墟。” ⁽³⁸⁾ 大军阀往往网罗小军阀以壮声势，小军阀常常投靠大军阀以求自保。各派军阀或相互勾结，合纵连横；或矛盾冲突，明争暗斗。“一年三小仗，三年一大仗”，大小兵燹连绵不断。据统计，在民国初年，光是四川内部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乱，即达400余次之多。在军阀的烧杀劫掠之下，百业俱废，民生凋敝，人民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之中。湖南宝庆“城厢内外，及各乡百里间凡兵队经过驻扎之处，几使家无幸免，女无完节，户少炊烟，路断行人，伤人惨目，天日为暗” ⁽³⁹⁾ 。环顾国中，如宝庆者不知凡几！频繁的战乱，又造成了政局的动荡。控制中央政权的军阀头目，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变换。从1912年至1928年的17年间，内阁变更了47次。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民国时期湖南施粥场

军阀的割据和混战是世界各国的近代社会里所不曾有的特殊现象。毛泽东曾把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归为两种：一是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二是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分而治之的政策。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和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使自然经济因侵蚀而开始分解。但这个过程又是长期缓慢的、不平衡的。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却使分解了的自然经济因没有出路而再次重建。同时，落后的交通又成为一种天然屏障，使沿海的经济变化同内地的停滞闭塞引人注目地共存着。强有力的统一的资本主义民族市场远没有形成，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不紧密。因此，占优势的仍然是地域性的农业经济。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为军阀割据提供了生存的物质基础，而由于社会生产不发展，农业人口没有出路又为军阀混战提供了富足的兵源。四川的人口多，所以军阀也多。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经济上落后，军阀的兵源也来自这种经济形态。1912年，参议院曾规定全国常规武装的编制为50个师，每师1万人。但到1919年，调查公布的结果，军队人数已逾150万。比之实际人数，这还不过是一个缩小了的数目。军队人数的激增，固然反映了军阀势力的恶性膨胀，但这种膨胀又与分散的地域性农业经济，农业人口过剩有着直接的关系。落后的社会经济是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温床，当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渗入这种落后的时候，军阀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代表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加剧的矛盾带来了加剧的割据和混战。

四、孔教会和灵学会

大冲击后的社会有逆流，也有回澜。逆流是对冲击的忏悔，回澜是对冲击的慎思。“棼乱秽浊”的社会现实导致了意识形态的混乱和回复。与政治上的逆转相对应，出现于辛亥革命后的孔教会和灵学会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可以说是社会前进之后的历史回流。

辛亥革命并没有自觉地围剿孔子，但辛亥革命所具有的反封建性质，又使它所造成的社会变化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孔子。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实际上具有否定“定于一尊”的孔子的意蕴。同时，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还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规定学校不准读经，不准祀孔，从而把“大成至圣先师孔子”逐出了学校。广东、江苏、湖南、四川等地的学校，废除了尊孔读经，把孔庙改为学校或习艺所，停止了祀孔典礼。这种做法在孔子主义者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康有为在《复教育部书》中说：“自共和以来，百神废祀，乃至上帝不报本，孔子停丁祭，天坛鞠为茂草，文庙付之榛荆。钟虡隳顿，弦歌息绝，神俎圣伏，礼坏乐崩，曹社鬼谋，秦廷天醉。呜呼，中国数千年以来，未闻有兹大变也。”在他看来，孔子为中国改制之教主，为创教之神明圣主，孔子之教是“中国之国魂”，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中国人饮食男女，坐作行持，政治教化，矫为顿足，无一不在孔教范围之中。若废弃孔教，“则举国四万万之人，彷徨无所从，行持无所措，怅怅惘惘，不知所之，若惊风骇浪，泛舟于大雾中，迷罔惶惑，不知所往也” ⁽⁴⁰⁾ 。教化之与政治，如车之双轮而并驰，缺一不可！天下岂有无教主而可为国哉？世可无圣人，可无教主矣？若废孔教，“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也” ⁽⁴¹⁾ 。因此，他对废止祀孔祭天、尊孔读经强烈不满，他愤怒地说：

顷者四海横流，六经扫地，上丁竟废陈俎，庚子不复横经，《论语》已付烧薪，黉舍鞠为茂草。国家尊器而忘道，学子媚西而弃中，或疑为无用，而诮以迂愚，或目为过去，而不周时用。甚且妄人无忌，降黜圣号，谓为政治、教育、哲学之名家。儒冠欲溺，世相诟病，中风狂走，大浸稽天，吁可痛矣！ ⁽⁴²⁾

这种满带偏见的议论以一个孔子主义者的感情反映了革命之后中国社会对孔子的种种大不敬。他的话表达的是几千年孔学浸润之下凝结而成的顽固社会心理。这种心理比二百年清王朝留下的“深仁厚泽”更能感染人心。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感和心理，康有为乃草创序列，命陈焕章、麦孟华“开会沪上”。1912年11月，陈焕章秉承师意，在上海联络硕学通儒沈曾植、梁鼎芬等，发起成立了孔教会，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并刊行《孔教会杂志》。

《孔教会杂志》

在当时以尊孔复古为己任的社团中，孔教会是一个最强有力的代表。它的发起者陈焕章既是万木草堂的学生，后来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种一身而兼中西的双重色彩使他比三家村学究出身的陋儒要迷人得多。但孔教会的真正灵魂是康有为。他力倡以孔教为国教之说，并很快得到了孔令贻、王闿运、严复、宋伯鲁、劳乃宣、李佳白、古德诺、卫西琴、约翰·斯顿等中儒西哲，以及一些倾向尊孔的都督的响应。在一片尊孔读经、祀孔祭天、定孔教为国教的声浪之下，海内外一些重要城市纷纷成立孔教支会。据称“其支会遍布于各地者百三十余处，一时称盛” ⁽⁴³⁾ 。宗教是对超自然神灵的崇拜和敬仰，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实际上已经拒斥了对宇宙本源的探寻和对彼岸世界的价值关怀，而径直进入人间此岸的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忠恕之教、人伦秩序及君子小人之辨。孔子学说的内核是内圣外王，归根到底，是对人间此岸的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不是教主，孔学也不是宗教。虽然孔学在中国有着宗教一般的权威，但以孔子为教主、以孔学为宗教又违背传统留下的圣人形象。章太炎曾因此而挖苦说：“如昔三水徐勤之述其师说也，谓当大启孔庙，男女罗拜，祷祠求福，而为之宗主者，人人当舐足致礼，则是孔子者，乃洪钧老祖、黄莲圣母之变名，而主持孔教者，亦大师兄之异号耳。” ⁽⁴⁴⁾ 康有为怀念孔子，寄托的是厌恶共和的感情。“睹民生之多艰，吾不能忍也；哀国土之沦丧，吾不能忍也；痛人心之隳落，吾不能忍也；嗟纪纲之亡绝，吾不能忍也；视政治之窳败，吾不能忍也；伤教化之陵夷，吾不能忍也；见法律之蹂躏，吾不能忍也；睹政党之争乱，吾不能忍也；慨国粹之丧失，吾不能忍也；惧国命之分亡，吾不能忍也……此所以为《不忍杂志》耶” ⁽⁴⁵⁾ 。对于共和的厌恶之情，又掺杂着对民初弊政信而有据的指责，他要把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产生的失落感引向复古之途。

称帝时的袁世凯

与孔教会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尊孔的强有力者是执国政的袁世凯。康有为并不喜欢袁世凯，但袁世凯却对康有为的尊孔复古言行心心相印。1913年6月，袁在《通令尊崇孔圣文》中说：“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既结皇煌帝谛之终，亦开选贤与能之始，所谓反之人心而安，放之四海而准者。”辛亥革命后，“诐邪亢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民德如斯，国何以立？本大总统维持人道，日夜兢兢，每于古今治乱之源，政学会通之故，反复研求，务得真理，以为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欲遏横流，在循正规，总期宗仰时圣，道不虚行，以正人心，以立民极，于以祈国命于无疆，巩共和于不敝” ⁽⁴⁶⁾ 。只有“宗仰时圣”，用“礼义廉耻之防”来“遏横流”、“正人心”，才能使“民国体制”垂诸久远。孔子是中国思想传统的最大权威，皇帝则是中国权力的最大权威，二者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所以历代君主都借祀孔以巩固君权。袁世凯通令尊崇孔圣，其用心已彰彰在人耳目。大约半年之后，内务部又在《准孔教会批》中说：“鉴于世衰道微，虑法律之有穷，礼义之崩坏，欲树尼山教义以作民族精神。” ⁽⁴⁷⁾ 同这种“民族精神”相称的，还有《祀天典礼告令》、《祭圣告令》等。袁世凯不仅恢复了祀孔典礼，而且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孔教与政治再度联姻。鲁迅后来曾多次以不无讥讽的口气说道：“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从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新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 ⁽⁴⁸⁾ 如同一切儒者一样，袁世凯主张尊孔，但他怀念孔子，寄托的是帝王之想。两种复辟势力各有怀抱，而又合力以作波澜，掀动了尊孔复古的历史回流。于是，有人力主把孔学列入宪法，在宪法中写上“中华民国以孔教为国家风教之大本”。这种不伦不类的倡议在遭到民主主义者的反对之后，以折衷的结果写入“天坛宪法”草案第十九条：“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汤化龙北上接长教育部之后，于中小学设修身课，“通电各省于学校配置经学钟点”。蔡元培在南京把孔子逐出了学校，汤化龙在北京又把孔子请回了学校。此间严复、梁启超一类名流还在孔学中找到共和之义。他们是一批化腐朽为神奇的能手。人所熟知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经梁启超重新标点之后竟变成意思全然不同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严复则从另一角度对这句话进行了重新诠释。他认为，把孔子此语视为愚民主义，乃是浅学粗心之人所为。孔子所谓“民”是一切氓庶无所知者之称，“不可”二字亦不能与“毋”、“勿”等字等量齐观，全作禁止口气，“之”字所代不离道德、宗教、法律三者。因此，孔子此言，“不但圣意非主愚民，即与‘诲人不倦’一言，亦属各有攸当，不可偏行。浅人之所以横生疑谤者，其受病一在未将章中字义讲清，一在将圣人语气读错” ⁽⁴⁹⁾ 。孔子，真乃圣之时者也。

然而，在孔子主义者神化和圣化孔子的同一过程中，另一部分知识人却深不以为然，据理抗争。于是孔子和孔学成了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新旧之争的重要论题。曾主张“用国粹激动种姓”的章太炎发表了《驳建立孔教议》，指出“今人猥见耶苏、路德之法，渐入域中，乃欲建树孔教”，是“师其鄙劣”。又说“学校诸生所尊孔，犹匠师之奉鲁班，缝人之奉轩辕，胥吏之奉萧何，各尊其师” ⁽⁵⁰⁾ 而已。师匠并列，否定了知识界尊崇孔子的特殊地位。他在北京被监视期间，假化石桥共和党支部开国学会，门上贴“凡入孔教会者不准入会”字样，并大骂孔教会的康有为、陈焕章之流。 ⁽⁵¹⁾ 其他如许世英的《反孔教为国教呈》、艾知命的《上国务院暨参众两院信教自由不立国教请愿书》等，则以“孔教”非宗教，把它列于宪法之中是违背信教自由、破坏五族共和（因各少数民族的信仰不同）等理由来反驳。此外，也有从历史进化观念来反对尊孔复古的。如蓝公武的《辟近日复古之谬》，即其一例。他说：“时代迁移，则古今易辙；文化相接，则优劣立判，居今之世而欲复古之治，以与近世列强之科学智识、国家道德相角逐，是非吾人所大惑不解者耶！……中国之礼教，所谓忠孝节义者，无一不与近世国家之文化相背反。设中国自安于固陋之习，不欲进于近世国家之文化则已，苟尚不甘长处于危亡之境，而欲力图其文化之发展，则凡足以为今日进步之阻者，不可不廓清而更新之。”最后更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出路“不在复古而在革新，不在礼教而在科学；不欲以孔孟之言行为表率，而欲奉世界之伟人为导师。……国人当谋所以革新国运发展文化之道，幸勿背道而驰，以自速其亡焉！” ⁽⁵²⁾ 这种论点越出了“孔教”是否应规定为国教之争执，从进步与反进步、科学与反科学立论，多少触及了日后新文化运动所争辩的问题。尊孔与反尊孔的论争，是辛亥革命后民主思潮激荡的结果。在中古时代，讨论孔子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这种讨论又是一种进步的社会现象。

《灵学丛志》

同孔教会相比，灵学会则是一种土洋结合的东西。灵学又称心灵学、神智学、灵魂哲学等，本系西方之物，是英文Psychic Philosophy的汉译。它不是科学，但又以科学为名，19世纪8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劳奇撰著的《死后之生存》，就是一本在灵学旗帜下的作品。因此，西方的灵学同中国特有的鬼神迷信并不完全相同。中国灵学是在西方灵学影响下出现的，但又不同于西方灵学。中国灵学家在移植西方灵学（包括传心术即心灵感应、催眠术、灵力见鬼术、天眼通、灵魂摄影等）的过程中，又在西方灵学中自觉不自觉地渗入了中国固有的“神道设教”、“天人感应”、“修道成仙”、“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根深蒂固的观念意识，以及“扶乩”、“求鉴”、“招神问鬼”等源远流长的民间迷信方式，从而使中国灵学具有中西杂糅、土洋结合的特点和区别于西方灵学的理论外观。1916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神户组织的所谓“中国精神学会”，以及在国内最早大张灵学之帜的，1917年由俞复、陆费逵、杨光熙、杨璿（瑞麟）等发起组织的盛德坛和灵学会，即是西方灵学与中国固有的鬼神信仰结合的产物。1918年初，他们出版了《灵学丛志》，“专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以及立身修养种种要义”，以大张鬼神之说为己任，并狂言所谓“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这本是一种愚昧的东西，然而它比科学的东西更容易影响人心。正是在《灵学丛志》和盛德坛的鼓吹之下，各种名目不一而实质相同的民间迷信团体纷纷出笼。如北京升平道社、同善社，天津醉红轩，河南广善社，湖南诚念社，无锡演化坛，广东省躬坛，许昌至善坛等。1919年7月北京又成立了悟善社，并发行社刊《灵学要志》。至此，中国灵学南北呼应，风靡一时，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一股浊流。民国大佬黎元洪和洋人庄士敦都是此道中的热心人物。就连受过近代教育的哲人严复也为之辩护：

神秘一事，是自有人类未行解决问题。往者宗教兴盛，常俗视听，以为固然。然而诞妄迷信，亦与俱深，惑世诬民，遂为诟病。三百年科学肇开，事严左证；又知主观多妄，耳目难凭；由是历史所传都归神话。则摧陷廓清之功，不可诬也。然而世间之大，现象之多，实有发生非科学公例所能作解者，何得以不合吾例， 然遂指为虚？” ⁽⁵³⁾

从认识论来说，“科学公例”所不能解释的地方，总是神秘主义和不可知论得以滋生的土壤；从那个时候的社会现实来说，当人们因社会动荡及其所带来的精神痛苦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人们就往往会向神灵世界祈求希望和慰藉。基于以上两点，灵学成为那个时候广有声势的社会意识。

孔教会和灵学会，前者代表了圣道，后者代表了神道。它们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新陈代谢的历史进程里，最落后的东西又总是最顽固的东西。不科学的东西通过曾经相信过科学的人来表现自己，君主和专制通过曾经宣传或笃信过民主的人来表现自己，落后通过曾经先进的人来表现自己，才有分量，才有权威性。这种复杂性往往蕴藏在不易察觉的历史深处。

五、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

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弥漫着一种危机感：“哀哉！吾民瘁于晚清稗政之余，复丁干戈大乱之后，满地兵燹，疮痍弥目，民生凋敝，亦云极矣。” ⁽⁵⁴⁾ “蒙藏离异，外敌伺隙，领土削蹙，立召瓜分，边患一也；军兴以来，广征厚募，集易解难，饷糈罔措，兵忧二也；雀罗鼠掘，财源既竭，外债危险，废食咽以，财困三也；连年水旱，江南河北，庚癸之呼，不绝于耳，食艰四也；工困于市，农叹于野，生之者敝，百业凋蹶，业敝五也；顽梗未净，政俗难革，事繁人乏，青黄不接，才难六也。” ⁽⁵⁵⁾ 夭折的革命并没有带来人们期望的结果，但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却并未随着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于是“隐忧”变成了现实，社会在变态中畸形。对此，孙中山目击身受。1918年，他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回顾以往的历史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⁵⁶⁾

这是一个充满黑暗和动荡的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军阀横行，兵匪肆虐，死亡流离，道殣相望，疾首蹙额者，涟涟泣涕，鹄面鸠形者，嗷嗷哀鸣。地处中州的河南情形更糟，据时人记载，河南境内每年有十之八九的黎民百姓不能自活，弱者希人之余则流为丐，强者夺人所有则流为盗，丐与盗满河南。于是而有白朗起义。1911、1912年间开始的白朗起义，最盛时达2万余人，纵横豫、皖、鄂、陕、甘五省，与袁世凯周旋了近三年时间。比之两个月就失败的赣宁之役，它的生命力更强韧。白朗军曾自称“公民讨贼军”，传檄远近，直斥袁世凯“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的罪行：“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洲尤甚！海内分崩，民不聊生。” ⁽⁵⁷⁾ 把斗争锋芒指向袁世凯及北洋政府。但组成这支队伍的多数却是遣散的军队及无业游民。白朗起事之时，正值“共和告成，裁汰军队，白狼乃派部下招集被裁之兵士，购置军械，组织大队；又以豫省连年荒旱，民生凋敝，铤而走险者日益众。于是乌合景从，闻风归附……” ⁽⁵⁸⁾ 他们集中地揭竿而起，反映了民国初年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白朗部下的著名头目李鸿宾等十余人，多系军队出身，或系革退军官学生。由于这批人的加入，白朗军更富有战斗力。他们既是讨贼，也是求生存；既有正当性，也有动乱性。

在白朗的队伍之外，还有更多的散兵游勇。他们则全然是社会不安定的代表者和制造者。“战后之兵，蛮野浮动，在伍时既大肆劫掠，退伍后仍将流为盗寇，则今日之兵，即他日之匪……” ⁽⁵⁹⁾ 兵化为匪，匪化为兵，兵又化为匪，民国成了名符其实的兵匪世界。失控的社会为他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而他们的存在又加剧了社会的失控和动荡。早在1912年4月12日，《神州日报》即载文指出：“今日足以为中国前途之隐忧者，军队问题外则会党是也。……长此不治，则充吾二十二行省皆成会党世界。”后来的历史不幸地证实了这一预言。辛亥革命之后，湖南会党明目张胆，遍布乡间，拉人入会，掳掠村庄；陕西会党飞扬跋扈，居功自傲，广设码头，“办支应，理词讼，直代县官行政，甚至公然以地方主人自居，鱼肉良懦，苛派钱款，乡民畏惧，直似满人入关时驻防。同志见此情形，莫不扼腕太息，不意闹成会党世界” ⁽⁶⁰⁾ ；贵州省遍开堂口，匪党横行，掳掠奸淫，全省糜烂，“盖匪焰益张，民生日蹙，商不得市，农将失时，学堂尽变山堂，军府都成盗薮，方且日夕密计大举劫掠，洗富室以饱囊橐，焚贫户以牵救护” ⁽⁶¹⁾ 。此种行径，在当时极为普遍，几乎各省都时有发生。会党成为民国时期十分突出而又相当棘手的社会问题。丁佛言在《民国社会之大危机》一文中说：

中国人民除中上层及安良守分之农人，其余大多数概可谓制造土匪之好原料品也。如四川之哥老、两湖之会匪、江浙之洪江、山东直隶之义和团，加以各省无业之游民、地方饥寒之灾黎，其秘密结合不知数百年，其潜伏社会不下千百万。幸而国家无事，无所牵动诱引，彼辈也可稍安，一旦有事，即乘机而兴，揭竿而起。 ⁽⁶²⁾

会党的积极性与破坏性始终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但革命之后仍然动不思静；他们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但职业的惯性又使他们无法重新回到土地中去；他们在天下大乱之时卷入革命，并有力地支援了革命，但他们是按自己的意愿来理解革命的；他们各自都有严密的组织，然而在本质上他们又都是天然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当夭折的革命无以吸收和消化他们的时候，他们便非常自然地成了社会动乱的因素。

保定军校遗址

除了军阀、兵匪、会党外，民国初年从各阶层游离出来的大量人口，也是一个令人侧目的社会难题。1913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提到：“两月以来在西河沿一带旅馆运动官缺者七万余人，其人或在前清久任实缺，或在大学优等毕业，政府何法对付，惟有谢绝耳。” ⁽⁶³⁾ 五年之后，保定军校招生，200人的名额引来了7 000多报考者。太多的人口和太少的饭碗，在这一矛盾中被淘汰的人们不能不变成加剧社会危机的另一原因。

社会危机是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而呈现出的一种恶性状态，它以最严酷的方式把社会的种种积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它又往往成为社会转机的起点，对于一个长期迟滞的社会来说尤其如此！就民国初年的社会危机而言，它在令人怵目惊心地外化军阀统治的黑暗的同时，也无情地宣判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已走到了穷途末路。于是，人们在愤懑、叹息之余又开始了新的追求。

【注释】

(1)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1页。

(2)一位西方观察家说：“一九一一年以来，特别是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是许多冲突的舞台。”（《参考消息》，1987-04-04）这种看法是深刻的。

(3)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见《中国小说史略》附录，41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17号。

(5)居正：《约法问题》，见《居正文集》，上册，95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6)《在南京同盟会饯别会的演说》，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319页，中华书局，1982。

(7)《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见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240页。

(8)《国民党沪交通部欢迎会演说辞》，见《宋教仁集》，下册，459页。

(9)《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同上书，456页。

(10)《石叟牌词》，见《谭人凤集》，411页。

(11)除跨党者外，国民党在众议院596个席位中，独得269个，共和党得120个，统一党得18个，民主党得16个；在参议院的274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123个，共和党得55个，统一党得6个，民主党得8个。

(12)《于右任辛亥文集》，25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13)《民立报》，1913-04-14。

(14)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孟荣源等编：《近代稗海》，第3辑，45页。

(15)转引自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见孟荣源等编：《近代稗海》，第3辑，65页。

(16)[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542页。

(17)戴天仇：《杀》，载《民权报》，1912-05-20。

(18)《正式国会之殷鉴》，载《民权报》，1912-09-11。

(19)黄远生：《忏悔录》，见《远生遗著》，上册，卷一，124～125页。

(20)溥仪：《我的前半生》，89～9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21)溥仪：《我的前半生》，89～9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22)溥仪：《我的前半生》，95页。

(23)溥仪：《复辟的形形色色》，载《光明日报》，1962-07-09。

(24)《洪宪遗闻·徐世昌谈洪宪小史》，见《八十三天皇帝梦》，298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25)一般称之为“张勋复辟”，这里采用溥仪在回忆录里的说法。

(26)引自[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39页。

(27)同上书，141～142页。

(28)《孟恩远等敦请袁世凯早登皇帝位电》，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护国运动》，130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9)[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525页。

(30)曹汝霖：《一生之回忆》，120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31)梁启超：《反对复辟电》，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17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32)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46页。

(33)张国淦：《北洋军阀的起源》，见《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上册，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34)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各地先后称都督的有一百多个，有的一省就有好几个。他们中的一些人始终站在革命行列，但也有的后来转化为军阀。征之当时的实际，这种转化，以西南诸省为多。

(35)奉系是依靠北洋军阀起家的，其兵源也有一部分来自北洋新军，所以一般把它列入北洋军阀官僚体系中。

(36)王传厚：《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见《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37)陆君由、苏书选编：《陆荣廷传》，262页，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

(38)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598页，北京，三联书店，1957。

(39)《护法运动期间南北军阀在湖南造成的祸害》，见《湖南历史资料》，115页，1959（3）。

(40)康有为：《复教育部书》，载《不忍》，第4期。

(41)康有为：《孔教会序二》，载《不忍》，第1期，《孔教会杂志》，第1卷第2号。

(42)康有为：《复山东孔道会书》，见《康有为政论集》，下册，840页。

(43)卢湘父：《万木草堂忆旧》，19页。

(44)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4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45)康有为：《不忍杂志序》，载《不忍》，第1期。

(46)《袁大总统书牍汇编》，卷2，政令，51～52页，上海，广益书局，1920。

(47)《内务部准孔教会批》，见《孔教十年大事》，卷7。

(48)鲁迅：《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见《鲁迅全集》，第六卷，252页。

(49)严复：《“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讲义》，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326～327页。

(50)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689页。

(51)参见黄远生：《记太炎》，见《远生遗著》，卷3，225页。

(52)参见《大中华杂志》，第1卷第1册。

(53)严复：《与俞复书》，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725页。

(54)李大钊：《大哀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6页。

(55)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1页。

(56)孙中山：《建国方略·自序》，见《孙中山选集》，上册，104页。

(5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刊《白朗起义》，2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58)吕咎予：《白狼扰蓼记》附《狼祸述闻》，同上书，321页。

(59)李大钊：《隐忧篇》，见《李大钊文集》，上册，3页。

(60)郭希仁：《从戎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六），77页。

(61)《戴戡周沆效秦廷哭上蔡锷书》，见《贵州辛亥革命资料选编》，57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2)丁佛言：《民国社会之大危机》，载《中华杂志》，第1卷第2号。

(6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6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