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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衰落——朝代循环

历史大观园 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07 0


◎朝代的更替与长期变迁

大多数中国传统历史学家都不会关注农民、士绅和商人的长期变迁。编年史的编纂者虽然肯定会注意到社会经济条件,但对他们而言,那些条件也只能是精彩得多的朝代政治史的背景,跟频繁往复的季节没什么两样。少数制度史学者会注意社会的长期变化,比如:封建体制的逐渐消亡或商人日益强大的经济影响力等。然而,他们却没能将这些变化投射到逐渐改变的未来中去。对儒家来说,历史并非呈直线形发展,而是以螺旋形的方式前进,但不一定每次都能更进一步。每个朝代的兴衰都跟人一样,遵循着所有生物都无法逃开的生死法则。这种朝代循环更替的观点,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概念。到帝制晚期,这个概念包含了三个相关因素:道德惩罚、宗教性的仪式和历史意志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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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因素

说到朝代循环观,道德惩罚是其中最早的重要因素。公元前1027年,殷商被周朝所灭。在此之前,商都是以“帝”——一位统治着众多商王室先祖之魂的神祇——的名义在统治国家。尽管“帝”可能是最初的祖先神,但到公元前12世纪,它也已经足够抽象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完全客观的力量——“天”。因为“天”无法成为商王拟人化的私有财产,所以周相信将之推翻是合法的。因此,周的统治者打败商后,宣称他们之所以能取胜,完全是因为敌人治国无德,已失天命。

正如后来的经典(如《尚书》)所述,公元前5世纪,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天命理论。据《论语》和随后的《孟子》记载,圣王通过修身来实现天命。如果皇帝遵行儒家的“礼”,孝顺父母、关心朝臣、爱民如子,那就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汉朝建立后,随着中国国家版图的成形,事实证明,这些儒家的预言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人君的道德修持,的确能影响政治秩序。官僚体系因为缺乏制度性的制衡,历史上的各个朝代只能倚靠儒家的行为规范,即依赖官员们的自制力。如果人君是道德典范,那官员们就有可能效仿。但若君主失德,纵容群小索贿弄权,臣僚便有可能失去自制力,像他们的君主一样,牺牲百姓福祉,谋取私利。如果腐败太过严重,导致税收不公或河工荒废,农民叛乱就会随之而来,为新朝代的诞生和接掌天命创造条件。

将朝代循环中的道德层面推演到极致,那一位放纵的人君,就有可能轻易覆灭整个朝代。此外,民不聊生时,这种说法也给了叛乱者篡位的权利。因此,害怕政治不稳定和一再动乱的儒家学说,为天命理论加上了一些限制。客观的“天”和皇帝之间有一种类似父子的关系,后者常因此被称为“天子”。人们谨慎地遵守合法继承权。野心勃勃的臣子接受的,都是要视君主为父的教导,从而杜绝其弑君的念头。帝制晚期,官员们被灌输的忠君思想,让他们宁愿自杀,也不能效命于篡位者。因为继位要合理合法,所以新朝代的建立者们必须在仪式上格外小心,通过寻求公众的支持,谨慎地走完迈向龙椅的每一步。许多战功赫赫的将军、叛军领袖和地方权贵都能迈开最初的几步,但真正登基称帝的,却寥寥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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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因素

在汉代时,宗教性的仪式因素被归入朝代循环的概念中。同样,该因素旨在帮助防止篡位夺权和政局动荡。在汉朝皇帝的统治下,维系天命的宫廷大典越来越受重视。受道家命理学和天象学说的影响,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等汉代哲学家提出了一套复杂的朝代循环理论。这套理论将皇帝的统治与某些颜色和自然元素联系起来。皇帝通过仔细观察天象,并按时献祭,就可以确保自己的统治。自从汉儒主张天子具有“半神性”,保持天地和谐似乎就成了皇帝分内的职责。这一重要角色既强调了皇帝个人道德的重要性,也让他在利用仪式的宗教性力量维护其统治时,更加自信。因此,暴政引起的社会现象似乎不仅是礼崩的结果,也是天地和谐因君主在宗教和政治上的疏忽而失衡的征兆。于是,农民叛乱的危害程度,被等同于地震、流星、火山喷发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结果。此外,其他诸如雷击在内的“天怒”征兆,也表明天命的转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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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因素

尽管皇帝会亲自调节重要的历史平衡,汉代“天人相应”的朝代循环说,依然未能赋予任何一位君主最终的控制权,让其逃脱被下一个朝代取代的必然命运。一个新的历法时代到来之际,就是一个朝代终结之时。那位前朝的“天命代言人”,根本无力阻止它的覆灭。然而,到了伟大的宋朝,程颢(1032年—1085年)等大儒开始恢复一种唯意志论的学说。他们认为,个人努力可以影响天命 的持续时间。历史学家司马光(1019年—1086年)声称:明智的皇帝及其臣僚可以通过以古鉴今来改革朝廷积弊,以达到推迟其灭亡的目的。没有千秋万代的朝代,但圣明之主或许可以挺过最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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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与朝代更迭

帝制晚期,道德惩戒、仪式力量和历史意志这三个因素汇聚成了一种为多数人接受的观点。该观点恰如其分地体现了皇帝和臣属之间的关系。通过儒家所谓的道德修养和每日勤政,皇帝虽在仪式上地位崇高,却没有成为宗教领袖,或像日本天皇一样的朝臣傀儡。另一方面,该理论也维护了臣属们的独立和气节。既然“天”会依据国民的福祉来衡量一位君主的统治,那皇帝就必须清楚自己的政令何时会窒碍难行。溜须拍马的朝臣或许能满足皇帝的虚荣心,但他真正需要的,却是敢于对他直言劝谏的臣属。对高度赞扬君臣之间直言不讳的儒家士大夫而言,坦率是忠诚的最高表现,即便这么做要冒君前大不敬和人头落地的危险。因为忠臣可以通过跟皇帝说真话,来助其改革弊政,维持天命。

朝代虽然不能亘古永存,但也没有固定的生命周期。没有人能信心满满地预测明朝或清朝的统治能维持多少年。有责任心的人,甚至无法肯定一个新建立的政权是否能撑过一代。有些特定的历史时期(如10世纪和14世纪)小国并起。这些篡位者建立的小国因为持续时间太短,明显跟其僭称的国号不符,所以根本算不上是一个朝代。这样的称帝之举,往往都因为称帝时机错误而难以为继。在儒家看来,一个弱小的反叛政权若贸然建国称帝,只会引来嘲笑和蔑视,招致覆灭的惩罚。然而,即便开国皇帝成功稳住局面,新朝代也可能在第二代的皇位争夺战中遭遇覆灭的危险。

1402年,燕王起兵篡夺了侄子建文帝(1399年—1402年在位)的皇位。幸运的是,明朝挺过了这次危机。继位问题一旦解决,当时的人便认为明朝这样的政权定会遵循朝代循环的一般规律,走过军政繁荣的青年时期(14世纪)、和平稳定的中年时期(15世纪),然后开始衰落,直至宿命的终结(16世纪)。万历在位(1573年—1620年)的前十年,明朝出现了短暂的中兴。中兴固然能延缓朝代覆灭的步伐,却改变不了这一宿命的结局。而无论居上位者,还是贩夫走卒,都感到明朝气数将尽时,这个朝代的衰亡速度就更快了。官员们或叛逃敌国或投靠国内叛军。全国各地凶兆四起。江湖术士和走方僧人很容易找到听众,接受他们那套天命已尽的预言。用《易经》的话来说,已到了飞龙在天,新天子就要出现之时。

当天命离开一个垂死的政权,似乎重新降落在某个足够勇敢且大有前途的人身上时,整个帝国都会不乏跃跃欲试之人。对新天命的期待会狂热地激起叛乱。而这些叛乱,似乎又反过来证明了前朝已然走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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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叛乱

很多地方都爆发了叛乱。比如,很多信奉道教的宗派就常常迅速起事。和平时期,神秘的道教在基层农民和社会边缘人中吸收支持者。然而,在帝国行政严重混乱、常规的政治秩序似要崩塌之际,宗派承诺的庇护和救赎吸引到的受众,就要广泛得多。汉朝末年,一些教派当中的符箓运动便为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的农民提供了避难所。这些提供食物和庇护的宗教团体遍及各省,其领导者们都招募到了数十万信徒。

唐朝以后,佛教里千年救度的思想为这些运动加上了永获救赎的承诺。白莲教预言了救世主的降临,称弥勒佛将带领他的信徒进入人类历史的第三阶段,即“成劫” 时期。这个过程是艰难的:第二阶段的住劫时期以死亡和毁灭告终,届时黑暗势力 将试图阻止真理的传播。但那些有幸成为弥勒佛追随者并帮助白莲教抵御外敌的人,则会安然度过第二阶段的灾难,享受人间天堂。相比安定时期,弥勒佛教在动乱时期更有说服力。农民越饥饿难当、苦痛连连,就越容易相信人类已经如预言所说,即将经历住劫末期的艰难时世,从而对新乐园时期的渴望也会更加强烈。

对于这种奇迹般的救赎,中国人渴求的意愿并没什么特别,但中国农民把自己对和谐的认同与朝代所谓的生命周期联系起来,却是十分独特的。因此,在天命这一普遍观点中,自然秩序与政治秩序是紧密相连的。所以朝代更替这样的变动,就成了天下大乱的征兆。而且,朝代稳定的统治也是天下和谐的象征。一个新的王朝终于恢复帝国统一时,千禧年运动便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农民回归土地,各教派活动转入地下,其成员的数量也逐渐减少到和平时期边缘团体的数量,即仅剩下那些坚信预言的虔信者。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朱元璋建立明朝。朱元璋是个佛教的托钵僧,后来加入了推翻元朝的白莲教起义。 朱利用白莲教筹建的私兵,帮助他巩固了其在华中的地方政权。朱元璋逐一歼灭军事对手,小心翼翼地争取到众多有影响力的士绅集团的支持,于1368年在南京建立明朝。局势刚一稳定,他便开始清剿助其登上帝位的白莲教,取缔教派,并屠杀了许多白莲教信徒。然而,该教派并未被连根拔除,直至20世纪,每每出现政治和社会动乱,它都会周期性地再度出现。

因为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认为:人类的行为与自然现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弥勒下凡救世运动会随着朝代循环而兴衰起落。此外,儒家政治理论和民俗宗教信仰也会尊重阶级秩序。农民私下祭祀祖先或佛、道神衹,但他们在公共事务上的宗教义务,则主要以祭祀城隍的下属——庇佑一方的土地神为主。祭祀者与城隍之间的关系,类似农民请愿者与知县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最初为城墙守护神的城隍,并非一位供个人崇拜的地府之神。和官僚机构一样,城隍也根据其辖区的大小,存在等级之分。朝廷甚至会“任命”已故官员的鬼魂,到某座城市出任三年一期的城隍之职,并宣称“知县理阳间,城隍治阴间,二者关系密切,合作无间”

宗教在死后的世界里,也有等级之分。农民像害怕具有合法拷问权的地方公堂一样,惧怕着那个死后的世界。地府之神——阎罗王常常被描画为一个身着儒家官服坐在审判席上,身边立着鬼卒,面前有判官大声宣读新鬼生前善恶记录的神。然后,阎罗王会给出极似人类公堂惩处方式的审判。

世俗秩序与宗教秩序之间的相似性,并非朝廷为了使大众各安其位而做出的巧妙新发明。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认为世界有等级之分,并愿意服从尽忠职守的官员们。但民众的顺从,取决于政府是否仁爱。如果官员们无法遵守这一心照不宣的契约,就应该受到抨击。“官逼民反”时爆发的叛乱,很有可能是针对个别县令,或反对苛捐杂税的。这类反叛运动往往都由旨在表达特定政治诉求的下层士绅领导。然而,当起义的领导者变成农民,他们的行动就更多地源自绝望,而非诉求。与其说他们反叛是为了表达诉求,不如说是为了发泄民怨。 然而,即便这种毫无重点的民众运动,也是由不断寻求秩序的农民推动起来的。

例如,许多农民起义就发生在土匪威胁乡里或附近有兵灾之时。记录了这些事件的当代编年史写满了一波又一波席卷全国的混乱浪潮,透出一种难以言喻的黑暗氛围。集市上或许会有人说,他在几个村庄开外的地方,看见蒙着黑头巾的土匪将农民们殴打致死。另一个农民或许会坚称,虽然这里看不见,但翻过最近的山头,就会发现全副武装的民兵正在屠杀百姓。越来越焦虑的农民们很快便会武装起来,蜂拥而起,攻击陌生人和士绅家庭。但与此同时,尽管叛乱难以控制,依然会有人渴望之前那种可以预测的秩序。白莲教这类运动的吸引力,或许甚至可能来源于他们对秩序的承诺。要知道,这种秩序在庶民社会中,早已荡然无存。

农民之所以对秩序瓦解感到惊恐不已,正是因为帝制晚期的中国四处都是一片混乱。大多数地区盗匪横行。私盐贩子、海盗、拦路抢劫的强盗、绑架勒索犯、拳师武棍和绿林好汉等各种亡命之徒,都被白话文学和戏剧美化了。年轻人眼中的理想英雄,就是劫富济贫或投奔山林、抵御外敌入侵的人。这些游侠崇尚武德,因快意恩仇和敢于挑战权威而备受青睐。简而言之,他们就是安分守己的农民渴望成就的另一个自我,像荒原狼一样让人既敬且畏。

在帝制晚期,无论这些匪首是劫掠商队,还是控制城市里的非法行业,都游走在官府容忍的边缘。尽职尽责的官员们有时会试图肃清自己辖区内的盗匪行为,但大多数官员会选择放任一些犯罪活动。晚明和晚清时期,衙门事务繁忙,分身乏术,无法既到遥远的边境地区巡逻,又去管辖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政治叛乱,朝廷却不会有半分姑息。某个匪首若攻击县衙,或扯旗造反,那当局肯定会立刻调动军队予以剿杀。

亡命之徒们尽管知道政治叛乱会危及他们的地盘和非法收入来源,但朝代更替、局面动荡之际,他们仍是第一批争先投入天命之争这一伟大事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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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与朝代更替

例如,每当建立新的朝代,城市士绅的构成都会发生巨大变化。在由元到明以及由明到清的朝代更替里,成百上千的新望族通过在朝代斗争中支持胜利的一方逐渐兴起。但这时期个体流动性的增加,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士绅的社会性质。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士绅们依然难以利用皇帝脆弱之时,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地方士绅尽管精通民政事宜,却无法独立对抗具备军事技能的农民叛军或土匪军阀。因此,帝国行政机构日渐衰落,皇朝逐渐覆灭之时,士绅们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离不开中央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庇护。

朝代覆灭时,士绅虽无法凭借自身能力成为地方显贵,却拥有一件重要武器。对那些计划建立新政权的人来说,既然士绅提供的社会支持与儒家统治技术是不可或缺的,那士绅就可以通过支持某个帝位的竞争者,或教导某位如朱元璋一样粗野的军事家适应自己的帝王角色,来影响新建立的朝代。然而,士绅很少有辅助新政权的机会。因为儒家对合法继承与忠诚的强调,14世纪到20世纪间,中国只出现了三个朝代。那六百年间统治中国的三十四位皇帝虽都依赖于士绅对其政权的认可,但皇帝个人,还是更喜欢把任务交给自己的属下,而非士绅。在明显循环往复的朝代更替模式下,随着君主恩宠而来的权力平衡,帝国的专制程度越变越强,士绅的影响力则日渐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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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专制政治的增强

13世纪前,作为朝廷重臣或宰相的文臣,有足够高的地位来反对贵族专制政治。然而,元朝之后,士绅的地位急剧下降。相较于他们,蒙古皇帝更喜欢任命外族人为官。比如契丹人耶律楚材或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此外,蒙古皇帝还做过许多极损人尊严的事,比如当众鞭打违抗圣命的汉臣。明朝皇帝虽然不再任用外族人,但仍拒绝在朝堂上给予官员太多发言权,从而继续侵蚀士绅阶层的政治权力。1380年,明朝建立者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不过,他的继承者则将实际上的宰相权力,赋予了内阁大学士。然而,大学士们的地位最终还是取决于皇帝的个人选择,即便16世纪70年代权重一时的大学士张居正也不例外。因此,他们也无法对皇权形成有效的监督。而且,到16世纪晚期,朝廷上结党营私的各派系,逐渐取代了官僚的政策讨论。宦官们通过在紫禁城内设立学堂,训练其他太监为如弘治(1488年—1505年在位)和万历(1573年—1620年在位)等温顺的皇帝起草诏书,来公然违抗律法。他们还有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组织——东厂,用以监督帝国军队和拷问反对分子。缺乏士绅那种文化独立性的宦官,似乎是比常设文官更可靠、更顺从的仆人,因此能最终影响皇帝对内阁大学士的任命。1582年后,京城的士绅蔑视宦官的发展,不仅要求直接觐见皇帝,还弹劾与宦官狼狈为奸的内阁大学士。然而,内阁与文官体系之间的冲突在双方都演变成了派系斗争。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在位)对这种争斗厌烦至极,下诏禁止所有争论。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政治辩论,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京(1421年后,明朝首都迁到了北京)士绅的影响力大幅减弱。但与此同时,地方士绅却利用朝廷的财力,巩固自身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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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灭亡

多年以后,清朝已经入主中国,抱持儒家观念的历史学家仍旧将明朝覆亡归咎于宦官和佞臣。但真正引起天命更改的,却是另外一些更重要的原因。三个多世纪以来的滥用职权和失败的改革,已将土地赋税系统变成了富人的避难所和穷人的灾难。朝廷只能牺牲皇帝的名望,通过征收商业税,来满足不断增加的边防军费。而这样做,就不得不疏远有影响力的地方士绅。目光短浅的经济举措也危害到了公共事业。17世纪20年代,中国当时经济最贫困的西北地区接连歉收、饥荒不断。因此,山西和陕西爆发起义。急剧增长的军费致使朝廷财政枯竭。明朝常规军常年军备不整、兵员不足。如今,朝廷只得通过允许职业军人训练私人武装的方式,来应对起义的威胁。事实证明,这些以土地为生的私人武装,比起义军更加贪婪。与此同时,一些小土匪团体、逃兵和农民出身的乱党加入主要的起义军同盟,长期盘踞华中和华北数省。

这些起义军联盟中,有一支军队的首领是个名叫李自成的马夫。1629年,失去朝廷驿卒职位的李自成加入军队,成了明朝的一名士兵。第二年,他便叛变,加入了一支随后在贫困的西北地区迅速壮大的盗匪帮派。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尽管数次被朝廷的军队击败,他在起义军中的影响力依然稳步上升。到1641年,已经足够强大的李自成在河南建立了一个根据地,以减税为口号,吸引到一些士绅和广大农民。古城开封挡住了他的连番攻击,但1642年10月,李自成掘开黄河河堤,致使无数人丧命后,终于攻破了开封的防线。这位起义军首领从河南转战湖广南部,然后将根据地迁到陕西,并于1644年在此追封祖先,为自己的将领授爵,正式开创了大顺王朝。

至此,李自成已做好袭取京师的准备。他兵分两路,所有骑兵和步兵都涌过潼关,横扫山西全境,一路打到了直隶北部平原。一支队伍在此南下,令重镇保定不战而降;另一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的队伍北上,夺取大同,由此为从西面攻下北京打开了缺口。尽管明朝京师守军根本无法抵御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大学士李建泰还是仓促纠集起一支军队。虽然忠诚,但缺乏作战经验的李建泰,根本无法激起军队的信心。结果,他的军队在抵达战场前,队列就已散乱不堪。由此,李自成通往京师的道路再无阻碍。1644年4月18日,他的士兵劫掠了北京西郊的明皇陵,并在随后的一周内攻占了郊区。崇祯皇帝看到北京内城的滚滚浓烟时,终于意识到天命已失。醉酒之后,他穿上皇袍,写下了最后一份发予臣子的诏书,便走上紫禁城后的煤山,在一座宝塔前自缢身亡。他的遗诏为:

朕自登极十七载,上干天咎,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臣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明亡,大顺万岁。

然而,天命并未真正地传递下去。尽管许多明朝官员投诚,李自成胜利入京时,却遇到了坏兆头。编年史家有份未经证实的记载,称李自成骑着战马抵达城门时,曾瞄准门楣上的“中”字,敏捷地拉弓射箭,似乎要证明中国已尽在他的掌控之中。然而,让这位出色的弓箭手吃惊的是,箭居然射偏了。李自成哈哈大笑,一名朝臣也试图用言辞化解这个不祥的征兆。然而,对记录下这一事件的中国史家来说,它的意义已经不言自明。

有位官员曾对汉朝的建立者刘邦说,虽然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因此,虽然士兵能得天命,能守住天命的,却是遵循儒家体制的皇帝。李自成便没能完成这一过渡。在迎降群臣大发议论时,他的士兵却已洗劫了北京城。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交不出金银珠宝当赎金,就要经受责打拷问。据一个百姓的日志记载:

城上下贼兵俱满,逆闯拥飞骑数百,直进紫禁城。百姓皆执香以迎。或写顺字,或顺天王,或永昌元年,或新皇帝万岁等语,遍黏门户。首额亦贴顺民字。贼众填塞街衢,搜索骡马,恣行杀掠。杂沓呼号,忽聚忽散。沟渠填堑,血肉满地。儿童妇女,哭声如雷。一兵至,则数百人咸俯伏乞哀。见者魂夺,莫敢应也。初,但掠金银。后至者,掠首饰。最后,及衣服矣。

几周内,新的大顺王朝民心尽失。李自成也发现,在其他对手试图从他们手中抢夺北京前,他的士兵正在浪费这段短暂的休整期。反顺的势力正在东北集结。在关外的宁远,明朝的将领已开始率军向京师进发。紧随其后的,是已经准备好攻入中原的满洲人大军。两支军队最终结盟时,李自成的命运便已成定局。李自成尽管拥有众多臣属、立了年号、追封了祖先,甚至其自身也是汉族,但他的号召力却还不如关外的满洲异族。早在李自成想要建立大顺朝之前,满洲人便已经开始觊觎北京。他们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努力让自己的部族机构和儒家的治理体系融合。当他们策马而来,登上皇位时,无人质疑他们想要建立一个持久政府的决心。距李自成胜利进入京师还不到两个月,满洲人就在北京的金銮殿宣布了大清政权入主的消息。于是,一个新的朝代又一次开始了帝国统治的古老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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