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衰落——王朝改革与反响

历史大观园历史评论 2020-07-21 11:23:23 0

◎建立学会

1895年4月17日，中日战争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结束。割地的消息一传出，全国上下立刻群情激愤，一片哗然。尽管明令禁止组建政治团体，学生、志士和有功名的人依然开始联合，动员社会舆论。1895年5月2日，一千两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举人签署“万言书”，谴责《马关条约》，请愿要求进行政治改革。这次运动的领袖是一位名叫康有为的广东学者。发展运动期间，他还同时建立了“强学会”，警示中国人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我中国孱卧于群雄之间，鼾寝于火薪之上。

他宣称，中国若再不及时醒来，就会像牲畜般被已经践踏了印度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们奴役。他的强学会计划在北京出版一份刊物，以唤醒民众。此外，他还打算在各地建立分会，以团结志士。据说，这些人的儒家热情能拯救帝国。

1895年后出现了很多爱国团体，强学会只是其中之一。这些精英组织立刻让当时的人们想起晚明时期那些反满的文人团体。正是因为他们，才有了1652年后不得成立政治团体的禁令。事实上，不论17世纪的文学与哲学团体如何深入地参与了王朝政治，19世纪80年代的学会也已与之偏离。签订《马关条约》后形成的团体，不仅旨在促使皇帝改革朝廷，还立誓要在各省将其主张付诸实现。最有活力的分会是湖南分会。多亏曾国藩和左宗棠这样的领袖人物，湖南士绅在城市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 1897年，湖南学者——年轻的思想家谭嗣同便效仿康有为，在长沙建立了“南学会”。很快，南学会分会就遍及全省，倡议地方学校进行激进的学制改革、兴办城市经济事业、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改革。这些活动迈出了地方士绅政治化的第一步。与20世纪早期的改良派士绅相比，南学会的领袖们虽然缺了点耐心，有时也过于激进，但谭嗣同及其追随者们的确为地方政治活动树立了榜样。十年之后，便有其他士绅起而效仿。

强调自愿组织，是这些学会的另一个新特点。因为晚明时期官僚政治中的党派之争，所以即便清朝最直言耿介的地方士绅，也不敢率尔提出组织政治性团体的口号。儒家政治伦理认为，政府中的团体或派系破坏了君臣之间神圣而完整的“一对一”关系。雍正之类的专制君主，便十分赞同这种观点。因为他们绝不希望皇权因群臣结党而受到任何损害。此刻，全国各地更年轻的文人们以种族生存的名义团结起来，不仅是为了与政府中的官员们组成联盟，也是为了动员众人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自发地行动起来。这些过渡性的学会既非听命于某一领袖的小团体，也不是现代政治党派。它们的组织原则与其遵循的纲领同样重要。

为了给这些自愿性组织寻找经典模型，梁启超等维新派想起了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的观点。荀子认为，人类正是凭借“明分使群”，才有别于其他生物。因此，若所有社会团体都是人类团结一致的结果，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团体比别的团体更“正当”（即“合理”）。长久以来，儒家学说都反对超越家庭或村庄范围的、“不正当”的社会组织。此刻，梁启超之类的作家却认为会社、学会和党派等组织，都理应与宗族或邻里组织一样，是人类进步的必需之物。因此，学会针对自愿组织的辩护必然揭示了一个全新的政体概念。中国不仅是个由“天命”定义的文化实体，还是个由众多群体组成的国家。换句话说，政体是由人创造的。该定义与认为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民主理论差别并不大。于是，接受了社会契约论的梁启超很快便把这两种理论都写进了自己的著作里。

尽管有文化的民众可以通过学会创办的报纸（如梁启超的《时务报》和谭嗣同的《湘学新报》）了解大多数激进观点，但改革工作依然没有发展成一场民众运动。虽然得到民众的支持，但大多数参与者和所有领袖，却都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然而，改良者们并不认为自己远离民众，不能得到民众支持。“文人志士”们相信，只要把儒家思想从个人道德伦理转变为宗教，并将其像西方传教士宣扬基督教一样传播于世，就可以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统一思想。这种新的“孔教”也将拥有一套社会方案，如鼓励中国人戒掉鸦片、废除裹脚习俗、革除其他陈规陋习等。

然而，这些设想都如昙花一现。很多事都让改革运动的领袖们失望不已，与中国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便是其中之一。事实上，学会的主要成就都严重依赖官方支持。北京的强学会若没有袁世凯和张之洞等影响力巨大的官员支持，便连会议都无法召开。这些官员都被选为学会的荣誉主席。地方上，官方支持同样重要。谭嗣同之所以在湖南取得成功，原因之一便是巡抚乐于接受体制改革的思想。因为反对这群“志士”的力量发展极为迅速，所以一旦上述官员不再给予支持，学会就会被解散，其报社也会被关闭。在湖南，保守的士绅们反对改良者提出的教育方案，敦促当局解散南学会。与此同时，梁启超暗含颠覆帝国合法性之意的观点，也让首都的官员们心生警惕。最重要的是，强学会包括张之洞在内的最早一批支持者们认为，改革派领袖康有为是个危险的狂热分子，他的思想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异端邪说。康有为把传统圣人孔子描述成一位革命先知，让维护现状的那些人惊恐不已。很多高官认为，中国学者涉足外国政治理论的做法，是十分草率的。因此，像康有为那样认为孔子是维新的改良者，而非保守主义者的人，又怎会不危险呢？

◎康有为的哲学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康有为的理论源自汉代的“今文经学”。或许，这也是影响了太平天国皇帝洪秀全的神秘“三世说”（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因为对某些经典的解读有两种，所以便诞生了儒家的今古文。今文经学自称发现了《春秋》大义，并将其归功于孔子。古文经学认为《春秋》是圣人对当世道德状况的评论，今文经学则坚称这些著作代表的是所有人类历史上的一种范式，而孔子就是可以预知未来的先知。

到公元3世纪，人们普遍认为古文经学才是正统，孔子逐渐失去开天辟地的特性。事实上，在接下来的一百五十多年里，今文经学都几乎无人提起。然而，18世纪，清朝的考据学者巧妙地指出，部分古文经学对经典著作的阐释是伪造的，再次激起人们对今文注释，尤其是《春秋公羊传》的兴趣。到19世纪20年代，广州地区几乎出现今文经学“学派”。学派奉行的宗旨虽因门徒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大多数都认为汉代的经学家出于政治目的，寡廉鲜耻地伪造古文经学文本，向后世隐瞒了孔子的真实形象。康有为宣称，他的研究已经揭开孔子最初的形象。1891年，他完成了一部名为《新学伪经考》的惊世之作。书中称，因为篡位者王莽（公元8—23年在位）不想让学者们知道孔子并非保守主义者，所以才伪造了古文经学文本。因此，根据康有为的阴谋论，古文学者隐瞒了孔子学说的真义，致使中国几个世纪来都陷入落后之中。接着，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继续揭示，称真正的孔子是上天派来的圣王，“为万世作师，为万民作保，为大地教主”。因此，降生于乱世的孔子，凭自己的真知灼见做出预言：

乃据乱而立三世之法，而垂精太平；乃因其所生之国而立三世之义，而注意于大地远近大小若一之大一统。

因此，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以后诸硕学大儒所著史学都僵化刻板，背离了他的教义，使后世将其误解为守旧之人。康有为称，真正的孔子宣扬的是一种与西方闻名的历史哲学同样有力的发展理论。孔子若能活到现在，肯定是第一个放弃旧制度、促进根本性改革的人。因此，康有为认为，引用孔子之言反对变革的保守主义者误解了圣人的真意，是他最大的敌人。

如果这些主张还不足以震惊当时的正统人士，那康有为还有一些更激进的观点。这些观点虽然公开表述得较少，却暗含在他更有名的一些著作中。通过把西方科学与中国伦理学融入一种破除旧习的空想社会改良方案，这些观点已经大大超出了今文经学的范畴。在传教士对几何学的解释中，康有为已经读过欧几里得定律。于是，他开始在中国的伦理学中寻找相似的普遍原则，作为建立新社会系统的“科学”依据。此处，他选择的对等物就是儒家的“仁”。正统哲学家们相信，“仁”既是人类善之本性的表现，也是可以调节人际关系的道德启示。儒家伦理的“礼”对这些关系都做了规定。例如，“义”迫使人们奉行孝敬父母、忠于君主等原则。康有为做的事，就是要把这种单一概念上的“仁”，塑造成普世、单一的人类通则，高于所有构成儒家道德哲学的德行。因此，“仁”成为一种原动力，跟康有为在西方书籍中读到的电一样，蕴于万物之中。事实上，它不仅包括人道，还包括人性的存在，其本质已经抹除了人为的政治差距，以及导致人类分裂和不平等的社会阶层。康有为由此得出结论：平等是理想社会的科学基础。他认为，任何人都没有资格高人一等。因此，康有为在“仁”的名义下，驳斥了维护从属关系的正统儒家等级价值观，并大胆宣称，“义”和“礼”是歪曲孔子思想的人编造出来的，以确保父权家庭与政府权威的惯例。

中国之俗，尊君卑臣，重男轻女，崇良抑贱，所谓义也……习俗既定以为义理，至于今日，臣下跪服畏威而不敢言，妇人卑抑不学而无所识，臣妇之道，抑之极矣。此恐非义理之至也，亦风气使然耳。

中国的政治哲学家中，康有为第一个认为正统儒家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阶级思维方式。在他看来，所有诸如孝顺和忠诚之类的美德，都是中国人眼中维持文明社会，区分人与牲畜、文明与野蛮，维护传统专制统治的工具。最终，根本性的政治改革取决于文化革命。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如此深入人心，所以仅仅依靠政治手段，是无法促成根本性改变的。1919年打破旧习的“五四运动”比1912年推翻帝国政府之举更具革命性意义。

正如梁启超的自发结社论中提出人们或许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康有为的社会理念也让他大胆构思出了一种新社会。通过把平等的“仁”和今文经学预言的“太平”与田园牧歌式的“大同”理念结合起来，康有为预言，未来世界将摆脱社会与政治差异。他写于1902年的《大同书》描述了一个两三百年后即可实现的乌托邦。届时，因为全世界都会融为一个民族，说同一种语言，拥有共同的传统习俗，所以“国家”一词将不复存在。财产公有；所有工作都由机器完成；电动飞艇在空中急速穿行；人类所有的苦痛都可以被医生治愈；社会等级不复存在；女人不仅穿得跟男人一样，享有的地位也一样。人们不再组成小家庭，而是选择为期一年的婚姻契约，之后全民共同抚育后代。

随后，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他在中国树立了声望。人们将他视为类似傅立叶或圣西门一样的空想社会主义家。然而，他并没有在当时的改革运动中实践这些设想。因此，他关于孔子的言论不仅让他得了个“野狐禅”的绰号，还让更高层的官员们提防起他提出的那些改革方案来。不过，那些方案其实并没有多么激进。在他一连写了七份奏折，向光绪皇帝解释那些改革方案期间，改革派们一直希望皇帝能效仿日本的明治天皇或俄国的彼得大帝，用西式内阁和学校取代传统的官僚体制和考试系统，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然而，因为任何暗示改革之物都像学会的热忱和康有为古怪的观点一样让高官们畏惧，所以这些奏折甚至根本没有送到皇帝手中。事实上，直到爆发另一场国家危机，高官们才终于克服了反对“变政”的心理。

◎利益之争

《马关条约》大大改变了东亚势力均衡的局面。李鸿章早在跟日本人谈判之时，便料到这一结果。在谈判桌上做出的让步虽让李鸿章受尽同僚的指责，但他对中国的谈判能力早已不抱任何幻想。不过，随后他还是依靠其他大国——尤其是俄国——遏制了日本人的部分要求。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在中国获得许多特权，严重挑战了通商口岸利益均沾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日本还得到了辽东半岛。俄国人一直对岛上的温水港——旅顺觊觎已久，早就将这里视为通往海参崴途中一座再合适不过的海军补给港。因此，俄国人是最容易接受李鸿章求援的国家。于是，俄国先与法德在外交上达成一致，联合两国迫使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中国，然后立刻以书面请求的方式，要求北京批准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满洲。光绪皇帝派李鸿章到莫斯科解决此事，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保护他免遭公众的批评。1896年，李鸿章在莫斯科用八十年的铁路特许权，从俄国人手中换来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据可靠传言称，李鸿章此次受贿一百五十万美元。

1896年签订的《中俄密约》立刻引起反响。新的外交方针接踵而至，铁路特许权让愤怒的日本人立刻加强军备，要就朝鲜和满洲问题与俄国人一决雌雄。这场战争虽八年多后才正式打响，但那时的日本却成了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打败欧洲强国的亚洲国家。

《中俄密约》也让英国万分沮丧。长久以来，俄国的扩张一直让英国忧心忡忡。此刻，英国更觉得，要抵抗沙皇在亚洲实行帝国主义统治的目标，中国的壁垒作用已然丧失。而且，俄国取得的这一新进展，也有扰乱欧洲权力平衡的危险。按照英国的政策，欧洲大陆的国家最好能分为两大势力相对均衡的集团：德、意、奥三国同盟与法、俄两国同盟。当然，俄国新获得的铁路特权是否明显改变欧洲的军事形式还未可知，但此刻外交力量已向远东倾斜，则是毋庸置疑的。1897年6月，俄国的同盟——法国也设法获得了华南的铁路权和采矿权时，其背后有俄国的强力支持，英国依然没能阻止中方做出这些让步。为了在亚洲获得力量均势，英国开始认真考虑与日本海军结盟。1902年，两国正式签署相关条约。

俄国正逐渐在满洲和华北建立摄政统治的事实，也给德国人敲响了警钟。德皇威廉立刻开始思索对策，接受海军元帅们的建议，希望能找到机会，在中国建立一个德国海军基地。1897年11月1日，山东的一场反基督教暴动，终于让他如愿以偿。义和团的先驱们杀害了两名德国传教士。收到这次暴动消息的威廉欣喜若狂，立刻给尼古拉沙皇发去电报，称他打算夺取德国军官已仔细探查过的山东胶州湾。对此，尼古拉不置可否。11月7日，德意志帝国海军上将迪德里希率军占领胶州湾。经历了四个毫无成效的外交对抗后，中国外务大臣勉强同意租借胶州湾九十九年，同时允许德国人修建两条铁路，并拥有在山东采矿的权利。

此次事件表明，欧洲各国已经虎视眈眈，要开始“争夺特权”。尼古拉沙皇立刻遣使抵达北京，要求在旅顺港和大连获得类似特权。法国要求租借南方的广州湾。意大利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英国不仅要求获得威海卫的海军要塞，还要求清廷承认其在长江流域的特权。一个要求紧跟着就会触发下一个要求。清廷的每一次让步，似乎都更激发了其他强国“瓜分中国”的欲望。面对猛攻，中国人毫无还手之力。不到一年，中国便主要以国家租赁的方式，被列强瓜分完毕。这些租借地不仅由外国官员管理，被外国投资者剥削，维持治安的也是外国军队。

◎内部改革的呼声

德国占领胶州湾一事再次触发了改革运动。1897年冬至1898年，包括康有为奏折在内的无数改革方案传遍首都。讽刺的是，其中一些方案就来自他们要争夺的通商口岸。因为中国人最易接触到西方社会经济理论的地方，就是香港、天津这类城市。上海甚至培养出一个通商口岸知识阶层。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上海就迅速繁荣起来，仅仅二十五年，其进出口总额就翻了一倍。到了列强争夺势力范围之时，已有一万七千多名外国人居住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法庭、市政府、现代公用企业、报纸、出版社、剧院和学校。城中的中国区也扩大成一片龙蛇混杂的肮脏之地，满是买办、苦力、帮派分子、小店业主和小本生意人。

第一批逃避清朝控制的政治流亡者就是在这里和租界中，寻找某种矛盾的庇护。而现代中国的第一份报纸，也于19世纪70年代诞生在这里。1849年，上海报业领袖王韬科考失败后，便从墨海书馆上海办事处的助理编辑一职，开始自己的新闻事业。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有人告发王韬是叛军奸细，逼得他只得逃往香港。在那里，他开始襄助理雅各翻译中国传统经典著作。王韬在理雅各的翻译工作中提供了极大助力，因此被理雅各带回苏格兰，帮助他继续完成所有翻译。王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亲身观察欧洲政治。1870年，他返回上海，出版了广为流传的《普法战纪》。这本书成了最早一批描述现代国家战争的著作之一。王韬说，与国际法相反，统治这个世界的是权力与军队，而非理性或礼仪。全球正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中，中国则是众多备受困扰的国家之一。利用西方科学技术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注定要失败，因为一个被四方蛮夷围绕着的稳定“天下”，已经不复存在。相反，中国已经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起，进入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只有醒悟过来，认识到国内与国外的界限已被打破的事实，中国人才能彻底改变现有的政治体制，结合东西方精髓，为人类创造出一种全新的“道”，为整个世界带来和平。

另一位上海评论家郑观应也呼吁开展根本性变革。郑观应是英国宝顺洋行的买办，当过李鸿章的幕友，1892年后升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他的《盛世危言》中包含的许多可怕预言，都于1897至1898年间应验。要想避开这些可怕的灾难，郑观应建议改变传统形式的中国政府。事实上，他甚至反对无限制的帝国主权。1893年，他这样写道：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犹舟也，民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种平民主义思想并非新创。古典哲学家孟子（公元前372—前289年）早就赞同农民拥有反叛的权利。17世纪的作家黄宗羲曾痛斥忘记为民服务的本职，将帝国视为私产的专制君主。不过，郑观应的观点更为犀利。如果国家之船倾覆，肯定是因为舵手忘记了他存在的理由是人民。其他作者，如一位名叫何启的香港医生，将这个逻辑又往前发展了一步，连“天”也舍弃了。1894年，何启明确地写道：

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也，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也。

何启也清楚地说明了这种信念的政治内涵，宣称若统治权归人民所有，统治者就应该与一个西式国会分享他的权力。这样的观点太过激进，所以无法直接送至朝堂。通商口岸那些批评政府的声音虽然影响了与官僚沟通的中间人，但这些人还是宁愿传递一些更温和的建议。例如，汤震就是第一个提出议院应该在士绅和皇帝之间起到“扩大言路”作用的进士。何启的好友，在京任职的举人——陈炽是第二个对此表示附议的人。陈炽所著的《庸书》（关于实际问题）强调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并让国家更团结的议会至关重要。

◎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之间的斗争

同样，如果这些奏折无法得到朝堂上大多数重臣的认可，就无法被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不过，他们很快就能得到支持了，部分原因应该是皇帝与他的姨母慈禧之间的争斗。1887年，据说皇太后“归政”给皇帝，结束了她长久以来的垂帘听政生涯。事实上，慈禧一直在发布政令，直到1889年才正式完成归政。不过，在那以后，她依然用强硬的个性和家族权威震慑皇帝。她的支持者——包括倭仁、徐桐、统兵将领荣禄和总管太监李莲英在内的“北系”保守派组成了“后党”。帝师翁同龢领导的“南系”和军机处几位颇有影响力的汉臣则组成了“帝党”，与前者针锋相对。1895年，帝党暗中鼓励御史批评慈禧干政。第二年，光绪的母亲（即慈禧的妹妹）去世，进一步减弱了皇帝与老太后之间的羁绊，让帝党成员不甚欣喜。然而，帝党并不准备支持全面改革。翁同龢相当保守，也很提防康有为宣扬的那些儒家理论。不过，长久以来，他也和康有为一样关切中国孱弱的现状，并早在1889年让皇帝注意到冯桂芬的政论文之时，便开始思考制度改革的问题。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渐衰落，翁同龢对改革建议的容忍度也越来越大。例如，1895年中国被日本打败后，翁同龢向皇帝提起康有为，并把汤震和陈炽的部分著作介绍给他的一些同僚。德国人占领胶州湾的事件更刺激了他这么做。此刻，改革运动再次开始积蓄力量。康有为创建新组织——“保国会”时，很多极有影响力的士大夫都公开表示赞成。翁同龢或许是意识到了康有为和改良者们的计划能加强皇权，所以才真正地开始支持他们。康有为建议裁撤保守陈腐的六部，改设制度局，下辖十二分局，起用专门人才办理业务，并直接由皇帝亲自领导。此外，康有为还希望通过裁减冗官、精简政府组织、取消烦琐行政程序等措施，减轻皇帝的行政压力，以便让他有余力在军事和教育系统展开必要的改革。翁同龢认为，这些措施都能带来削弱皇太后权力、掣肘后党的额外好处。尽管宫廷斗争并非翁同龢支持康有为的唯一原因，但皇帝和慈禧之间的罅隙，的确立刻给了改良派一个实现其提议的机会。不幸的是，这个机会也意味着还有一种权力与皇权并立，即四面楚歌的保守派可倚仗的皇太后之权。

◎百日维新

在师傅翁同龢的敦促和中国外交失利的警醒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他有意改革政府。同一天，康有为在朝堂上的支持者们劝服左都御史高燮曾，向皇帝呈交了康有为最早的那七份奏折。光绪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或者说愤怒。康有为在一份1897年的奏折中写道：“明朝末代皇帝自缢这种事，是我再也不愿看见的。”通常，这种王朝覆灭的不愉快暗示，是难以言说的煽动性行为。然而，此刻已经到了直言不讳的紧要关头。康有为的真诚和坦率让皇帝相信了他的一片赤诚。毫无疑问，康有为相信皇帝可以承担起复兴王朝、拯救中国的大业。因此，6月16日，光绪在宫中召见了康有为。百日维新由此开始。

那年夏天，改革政府的所有方案都体现在了变法诏令上。康有为及其年轻追随者们准备了一系列诏书、法令和敕令，供皇帝签署。其中包括：裁撤内务府中满洲人的闲职；裁撤多余的巡抚和总督；组织商会、设立农部和商部；将佛寺收归国有，庙产充作各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考试内容偏向策论，而非儒家经典；建议用新机构取代原有的兵、吏两部。

◎保守派的回应

几乎所有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这些政令的威胁和冒犯。武将、满洲贵族、精通仪式的汉人官员甚至数百万渴望获得功名，却似乎备错了考试的士绅们都开始从思想上表示反对。满洲人大臣们批评皇帝不守孝道，擅改祖制的声音也渐渐多了起来。汉人官员们又开始从文化上展开争论。中国传统文明，显然要优于那些从西方模仿来的蛮夷之技。因此，能拯救帝国的是人，而非法；能确保政府良治的是道德成长，而非制度改良。朱震伯之类的官员甚至坚持认为，日本战胜中国已经证明“自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根本不应该得到批准。另一个名叫朱一新的保守派提出了一条更匪夷所思的论证。据他所说，粗陋而浪费的自强措施已经表明零星地接受西方技术，比完全不改革还糟。因为夷人的机构都建立在夷人的文化基础上，中国的机构则都是以中国的方式而建。把一种文化的产物嫁接到另一个社会的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官员们必须辨明中国的“国粹”，然后坚定不移地忠于固有的文化原则。

因此，在康有为坚称孔子在世界历史上的普遍意义时，保守派却将儒家思想视为中国文化的特定属性。尽管事实证明这种排他主义对儒家政治理论是致命的，后者被伪造成一种普遍适用的政府法规时，反对派仍经常用将其视为“国粹”的争论，来捍卫他们反对西化的立场。湖南人叶德辉等保守派相信，改良派打算通过泯灭本族与异族差异的做法，最终毁灭中国文化。叶德辉笔下的改革派是：

无中外独无东西乎……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

百日维新期间，诸如此类的论证让大多数官员拒不合作，因此，皇帝的这些法令几乎都没有实现。很快，挫败的改良派们就把对官僚僵化的怒气转到了光绪本人身上，指责他情愿相信最糟糕的保守派大臣。

◎光绪对官僚系统的攻击

改良派尤其怀疑，显然在尽力阻挠科举制度改革的礼部就是保守派的大本营。因此，发现礼部一位下级章京曾拒绝向不在朝中的皇帝和皇太后代转奏折时，改良派们就急切地想要抓住一个扫除该障碍的机会。他们恰到好处的觐言让光绪相信，这种做法相当于违背了他的个人旨意。于是，光绪立刻罢免了六位保守派的礼部官员。被罢职的人中，有个旗人的妻子是皇太后的心腹。于是，此人对慈禧说，他坚信康有为是个极端反满的人，无异于统治精英们的心腹大患。

整肃礼部也让很多汉人震惊，紧随其后的另一场官场丑闻，更是进一步警示了北京官场。这场丑闻牵涉到制定政策的军机处，因为该机构的下级官员们故意拖延改革措施的实施。康有为缺乏罢免那些官员的借口，于是经过一番布置，让包括谭嗣同在内的四位追随者于八月被任命为军机处章京。因为皇帝和康有为显然计划利用这些下级章京绕过上级大臣，所以大多数官员认为，这一任命是在几乎不加掩饰地攻击官僚系统的完整性。此外，这一行为也让保守派一片惊慌。他们认为，要是继续耽搁下去，朝堂上就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了。

◎慈禧的政变

与此同时，让皇太后插手停止改良运动的呼声越来越大。起初，慈禧是赞成皇室进行一场改革的。但随着一百多天过去，她变得越来越怀疑。一批又一批外出修建颐和园的官员为她带回了康有为骇人听闻的改革消息，请求她在为时已晚前，收回权力。

这些官员私下觐见皇太后的流言很快便传到了维新党人耳中。于是，他们开始怀疑慈禧正和她的老心腹——荣禄将军密谋废黜光绪。因此，1898年9月18日，谭嗣同秘密约见右侍郎袁世凯，以皇帝的名义，要求他调七千兵马，斩杀荣禄，包围在颐和园的皇太后。袁世凯同意了，两天后便奔赴荣禄驻防的天津。不过，他没有杀掉这位满洲人将军，反而把维新派打算先发制人、发动政变的事告诉了后者。

同时，慈禧也迅速行动起来。把最信任的官员召到颐和园，告知他们自己的计划后，慈禧匆匆赶回紫禁城，怒斥皇帝：“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接着，她又从孝道上继续向外甥施压：“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光绪被慈禧的怒气彻底击溃，任由自己被她的太监们带走，软禁在了颐和园昆明湖的一座湖心岛中。接着，慈禧宣布皇帝抱恙，由她代理朝政。慈禧刚刚再次摄政，就立刻下令逮捕所有维新运动的领袖。包括谭嗣同和康有为之弟在内的六位改良者被捕后，便被立刻处死了。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及时听到风声，逃往国外。康有为接受了上海英国领事馆的帮助，梁启超则乘上一艘日本军舰。然而，两人的事业并未结束。康有为继续建立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党派——“保皇会”，梁启超则成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政治作家。不过，他们在中国的活动却就此结束，维新运动也已全面终止。

得知维新变法的主要领袖逃脱，皇太后大发雷霆，尤其指责英国和日本帮助他们逃跑。慈禧想杀掉光绪皇帝，让保守派端郡王载漪之子登上皇位的计划也被外国列强阻止，让她更为气恼。清政府对维新运动的反应，很快发展成普遍的排外主义，继而成了全盘否定西化。不仅慈禧和她的心腹们有这种感觉，比他们更宽容变法的官员们也开始相信，采纳外国那套方式的中国人在背叛传统的政治秩序。例如，翁同龢就将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视为“豺狼满京城” ，并认为轮船和铁路会破坏天命，引起一连串自然灾害。1875年起，帝国部分地区每年都要饱受旱灾或洪灾之苦，山东等几个省份还不断爆发饥荒。

◎义和团运动

1898年8月，黄河决堤，淹没了华北平原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山东再次遭到严重打击。此外，该省还遇到了一个难题。被遣散的绿营军组成武装匪帮，席卷乡野，洗劫乡村。擅长拳击和斗剑、靠转运纱线或石蜡等外国货物增加收入的职业运输工要么落草为寇，要么建起非法税关。道教术士借用寺庙庭院训练民兵，招募妇女加入“红灯照” 。有时，一些极端排外的官员甚至会鼓励这些教派的发展。例如，1895年，山东巡抚李秉衡怂恿小刀会成员袭击基督教传教士。1897年，两名德国传教士就是在这里被谋杀的。不过，对于这种行为，大多数清朝官员的态度都摇摆不定。跟鸦片战争时期的广东巡抚们一样，他们也对武装暴动的农民信心十足，认为即便其他军队都被击溃，农民们也能赶走夷人。不过，他们也意识到那些武装很容易失去控制。毕竟，山东早就以历史悠久的宗教反叛闻名。那些想起17世纪30年代白莲教起义、1786年八卦教起义或1813年天理教运动的官员，在鼓励这种民兵武装时，又不得不小心谨慎。

自然灾害和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已足以让民众震惊，所以根本无须官方鼓励，他们就会组成排外的自卫组织。事实上，德国侵占胶州湾和其他外国入侵的消息，已经让山东的农民濒临恐慌的边缘。秘密帮会的首领和四处游荡的僧人预言灾难甚至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印成小册的预言从一村流传到另一村，宣扬着杜撰的灾难。不久，湖北和湖南将爆发洪水，四川会爆发战争，整个华南地区都将陷入混乱，整个帝国超过半数的人将失去生命；外国人会掠夺直隶，所有山东人都将不复存在。和弥勒佛降世的预言不同，这些凶兆都十分具体地跟在华外国人联系了起来。僧人们预言，只要停止使用洋煤油来点灯，就能得到救赎。风水师指责天津和北京之间的铁路和电话线，是导致气候异常的罪魁祸首。于是，信以为真的人开始破坏铁路枕木，砍倒电线杆，作为对这些警示的回应。与此同时，其他人暗示符咒可以“挡住外国人的枪炮”。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开始练习一模一样的少林拳和八卦拳。据说，这些拳法能帮助他们释放出“气”，让他们拥有能抵挡外国人子弹的神奇力量。

在山东，这些很快便围绕武术师展开。像职业拳手张德成之类的保镖师傅被村中的年轻人选为领袖。拳师们尽管会以首领的身份彼此交流，但这场自发性的运动并没有一个统领之人。最有名的一个首领，是将这场运动命名为“义和团运动”，并在其追随者眼中拥有神赐能力的人。这个人有很多名字，每个都象征着一种不同的吸引力和联系。有些人称他为“朱红灯”，“朱”为明朝皇室的姓氏，“红灯”则意味着女拳民的道教红灯。有些人按照大刀会里的头衔，称他“天龙”。有些人用早已去世的白莲教叛军首领——李文成的名字来称呼他。不论他的真名是哪一个，1899年11月22日，这个颇有几分神秘的人刚被巡抚毓贤抓捕，就被砍了头。不过，这并非意味着义和团运动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毓贤（李秉衡的挚友）极端仇视外国人，所以他相信可以好好利用这些拳民，来对付外国人。因此，他和义和团领袖结盟，要求他们将反清口号换成灭洋口号。作为交换，官方承认义和团为合法组织。

对任何一名清朝官员来说，这都是种非常惊人的举动。正常情况下，这类民众运动都会被视为公共安全和王朝存亡的严重威胁。毕竟，这些人都是白莲教信徒的后代。五百年前，白莲教被蒙古人赶到华北；1813年，该组织还袭击过紫禁城。事实上，李鸿章、刘坤一和袁世凯之类负责任的官员都将他们视为应该痛剿的寻常叛匪。而其他如建威将军程文炳之类的人，则对他们刀枪不入的口号嗤之以鼻。然而，程文炳将军朝靠墙一字排开的五十名黄带会成员开枪以做测试时，他随后提供的死亡报告却被朝廷无视了。

京城里的人，尤其是端亲王和皇太后这样的满洲人，都极其渴望那些拳民真的身负异能，成为一支能拯救王朝、赶走外国人的民众之军。朝中的轻信之风，一部分要归于儒家天命学说与大众宗教信仰之间的持久联系；此外，中国人从小就熟知《三侠五义》之类描写武林高手和传奇武功的小说，也是原因之一。当时，超级英雄一只手就能打败妖怪的伟大小说《西游记》也空前流行。朝中的人听说了夫妻拳民的功绩或观看了义和团应端亲王的邀请，舞刀弄枪的表演后，或许就开始期冀上述故事能成真了吧。

很多官员，甚至慈禧本人，依然对拳民们心存疑虑。但皇室很想克服这些疑虑，因为他们非常渴望感受到自己并未失去民心。到处都有反满情绪，甚至包括因皇太后的政变而失望不已的文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此时的朝廷发现，自己所处的境地，就跟19世纪60年代应对传教士抱怨的地方县令一般无二。政府每次被迫对帝国主义者们让步，汉人们都越来越肯定，朝廷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统治，即便是国家主权也能拱手让人。慈禧清楚满洲人都多么容易受到这些批评的伤害，所以任何民众愿意牺牲自己“扶清灭洋”的机会，她都会牢牢地抓在手中。因此，她对朝臣们坦言，即便无法完全相信拳民们的神功，她也知道他们代表着民众的爱国热情。传统武器已经不能保卫她的王国。除了民众的意愿和思想，她还能依赖什么呢？

1900年6月初，义和团从东面进入北京。排外暴动立刻爆发。6月11日，一名落入暴民手中的日本大使被杀。两日后，北京的基督教堂被焚毁，信徒惨遭屠杀。英国外交官们担心随后使馆会遭到攻击，设法向天津的西摩尔将军传递了消息。后者虽立刻调集了将近两千人，但迫于通往北京的道路被拳民们拦截，他还是只得返回天津。他试图攻入北京的做法，却让议政王大臣会议于6月16日紧急召开，商量应该站在哪一方。一些汉官建议遏制，催促慈禧镇压义和团。可于6月10日被任命为总理大臣的端亲王力排众议，强烈支持义和团运动。慈禧依然无法被完全说服，认为中国应该与西方开战。6月17日，端亲王呈给她一份外国人的照会。这是一份要求慈禧立刻归政光绪皇帝的最后通牒，同时，列强也表示有意将中国变成一个在军事和金融上都受其保护的国家。这份照会虽然有可能是端亲王伪造的，但两天后联军占领大沽口的消息传到朝中时，又似乎证实了这条照会的真实性。因此，6月21日，皇太后正式向列强宣战。虽然依然无法确定中国是否能赢得这样一场战争，但她认为，至少自己的王朝和这个国家，应该奋起反击。

接着，清军占领使馆。此刻，名义上，二十万拳民都被编入帝国军。如此庞大的军队，如果训练有素，定能轻易击溃四百五十名使馆护卫的防线。然而，由无数小队组成的义和团很快让京城陷入混乱之中。富人的家宅被抢劫，汉人官员被暴民抓住，街上到处都是尸体。狂暴的甘肃部队脱离控制，和拳民们一起谋杀了德国大使克林德。将北京视为一个整体的话，对外部世界的人来说，此时里面的人，就是最糟糕的中国人。西方人对“黄祸”的恐惧，都是被欧洲和美国记者挑起的。这些记者大肆渲染狂徒们挥舞着斧头、杀气腾腾地屠戮大使们的场景。尽管认为被围困的外国人都已被杀，列强们还是兴奋地组织起一支远征军，前来营救他们。到6月底，一万四千名外国军人在大沽口集结。7月，在陆军元帅瓦德西的率领下，来自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和日本的一万七千名士兵抵达中国。7月13日，这支联军占领天津，然后顺着通往北京的铁路线进入直隶。四周后，决战在通州附近打响。清朝将领李秉衡战败后自杀殉国。8月11日，皇太后意识到自己的军队已无抵挡之势，慌忙逃出北京，奔西北而去。8月14日，这支远征军进入京城，解了使馆之围。

自上次外国军队占领首都到现在，已过去四十年。此刻，人们又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起王朝的存亡。然而，与之前一样，大国间的猜忌再次让中国免于分裂。英国和日本最不信任俄国。因为俄国远东军司令官阿莱克塞夫曾利用这些暴乱占领中国东三省，还准备将满洲变成沙皇的附庸国。虽然俄国人直到1905年被日本打败时才退出满洲，但英日联盟至少让中国免于被吞并。因此，和李鸿章谈判的列强最终敲定了一份仍然维持大清统治的协议。

1901年9月7日，《辛丑条约》签订，提出：中国就义和团事件公开道歉；拆除大沽口到北京之间的所有防御工事；包括端亲王在内的九位高官，有的处决、有的流放、有的被下令自裁；宣判一百一十九位支持义和团运动的地方官员有罪；赔款（加上利息）九亿八千两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白银（七千三百八十八万两千七百零七美元）。中国政府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些要求，同时迫于西方的外交压力，开始在政府中推行西化政策。

1901年1月8日，甚至在条约签订前，慈禧就已经在西安的临时住处颁布了一条改革法令。2月13日，慈禧下“罪己诏”，拒绝对义和团运动承担责任，并坦言有必要进行根本的制度改革。她的这条法令专门区分了自己的新动向与1898年改良运动。她坚持认为，康有为和义和团一样，都对中华民族的未来有害无益。然而，实际情况是，1901年4月21日，皇太后成立督办政务处，明确地进行彻底改革。处死谭嗣同还不到三年，慈禧就已经开始了一系列体制改革。在改变中国政府这件事上，她甚至比光绪皇帝的设想更进一步。

诚然，此刻虽然国外敦促中国改革官僚体制的压力不断，慈禧在追求改革的道路上，却并非毫无个人热情。事实上，她很快便开始相信，国会和商会能加强和扩大皇室与民众的联系。由此可见，1900年的排外政策和1901至1911年的新政改革，都是出于巩固王朝民众基础的目的。第一项政策脱胎于面对现代帝国主义的绝望之情，明显是一次失算之举。随后的改革运动虽循序渐进地赢得民心，但事实证明，这也不过是一场基于政治误解，并最终导致了王朝覆灭的失败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