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00年至1500年
公元500年至1500年的亚洲世界，是大帝国与大都会所属之地。东南亚有室利佛逝、蒲甘、吴哥、占婆与大越等王国。中国虽然经历了数代王朝更迭，但仍旧与整个亚洲紧密相连。印度也有帝国—以德里为根据地的贵霜帝国、德里苏丹国与莫卧儿帝国，印度南方还有朱罗王朝（Cholas）与毗奢耶那伽罗王朝。中东地区有阿拔斯王朝。中亚则有众所皆知的世界最大帝国—成吉思汗帝国，以及帖木儿帝国。这几个国度中的人口实际上比整个西欧的人口要多。
亚洲是个由鲜明的对比所构成的广大世界—从沙漠到高山，从季风雨林到干燥的平原。亚洲所拥有的文化与语言之多令人目不暇接，形形色色的地方宗教与各个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教派分布在整个浩瀚的地区。
但让大亚洲世界如此独特的，却是这个世界里的各种网络。官僚、学者、奴隶、思想、宗教与植物都沿着互相交错的路线移动着。延伸的家族纽带跨越了上万里的距离。从沉甸甸的再生青铜到薄如蝉翼的丝绸，贸易商也为各种产品寻找着市场。
为了清楚认识这个世界，这里把各章独挑大梁的旅人走的路线都画在同一张地图上。图上的“交会点”则是曾有两名或以上的旅人造访过的城市。而这些交通路线和网络所连接的世界，是一个起自中国，横跨中亚，深入印度与中东、北非，以及部分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世界。
帝国与都会
亚洲帝国有着运用若干手段以促进与其他王国间的交流、联系的倾向。它们的领土跨越了“天然”的生态边界，各个地区与社会还通过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南印度的朱罗王国打造了海军，征服了斯里兰卡、爪哇与苏门答腊等岛屿，在政治上将印度与中南亚联系在一起。成吉思汗同时统治着欧亚草原与中国的农业地带。行政上的延续性普遍促进了不同生态区之间的贸易：马的贸易从欧亚草原往印度平原发展，稻米贸易则是由中国南方发展到北方，而铁则由大马士革运抵阿富汗。大国还创造了中国货币01 与迪拉姆银币等流通各地的通货，建立了让地方度量衡能够标准化的根据。这些国家还经常为了可靠的通信而组织邮驿体系：亚伯拉罕·本·易尤从门格洛尔所寄出的信，不过一个多月就被送到开罗了。伊本·巴图塔发现，他的介绍信从遥远的印度西界送往德里，再从德里送回来的时间，不超过两个月。
德里、北京、巴格达、毗奢耶那伽罗—这些大都会虽然令人印象深刻（大小更是当时任何欧洲城市的好几倍大），但中型城市的重要性也不落人后。这些帝国基本上都是靠地方大族势力扩张而兴起，而这些地方大族则是从地区性的首府—中型城市—发迹的。帝国一旦衰落，多半都会分裂为地区性的继承国家。地区性的首府不但常常能生存下来，还能繁荣茁壮。中型城市也因此一直是消费需求、学识与赞助的长期来源，更有甚者，这些城市还培养出经略帝国所不可或缺的官僚人力。
城市无论大小，都需要基本的食物、布匹、燃料与建筑材料。城市里的上层阶级还会吸引更精美的亚洲贸易商品到来。中国城镇中的上流社会对象牙有着几乎永不餍足的需求—产自非洲或东南亚的象牙皆然，而这些象牙则变成宗教雕像、笔、扇子、盒子以及家具上的装饰。来自东南亚与印度的香木与灌木，则满足了他们对世上最为馥郁的香气所有的需要。中东地区、印度与东南亚人口中心对上好衣物与鲜艳色彩的需求，也推动了新植物染料的发现与交易。
城镇中心同时也是专门制造业的所在地，不仅创造了贸易机会，也创造了需要这些技艺的工作机会。城市生产书籍、工艺品、上好的织品、精密的乐器、珠宝以及科学仪器，整个亚洲世界都需要这些产品。大马士革发展出来的钢铁制造业技术高超，质量惊人，好到让贸易商将其产品带往亚洲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印尼还是巴布尔所在的中亚地区，到处都是大马士革刀。中国生产的陶瓷器数量惊人，更从菲律宾到日本，再到非洲西海岸，销往整个亚洲世界。
宫廷与政治文化
亚洲的这几座城市与宫廷都是上层文化所在地，彼此间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在整个大亚洲世界里，君主都使用大致相似的象征，包括雨伞、遮阳伞、拂尘、鼓、号角，以及镶了珠宝的武器。诸如致赠荣袍的仪式也很类似。7世纪时，某位信奉佛教的中亚国王用仪式性的袍服向朝圣者玄奘致敬。两百年后，伊本·法德兰带着从巴格达哈里发处拿来的荣袍，然后在他倒霉的外交任务中将袍服送给了阿尔米许。四个世纪后，伊本·巴图塔从中亚各地的君主那里，以及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伊斯兰下撒哈拉非洲等地收到荣袍。又过了一百年，马欢记载了致赠丝质荣袍的外交仪式，对象则是中国舰队所到之处的统治者。到了16世纪的中亚地区，巴布尔也从自己族内大权在握的叔父处收到袍服。随后在获得喀布尔与德里的胜利后，他也把袍服赐给手下的将领。将帕安（paan）—一种嚼起来可口，用某种特殊叶子包裹槟榔果而制成的点心—献给贵客的仪式也很普遍。典礼的进行方式是：国王亲手为客人准备帕安，收下帕安的人则公开表示顺服，这样的仪式则展现了国王的气派。从中东一直到中国南方，君主都会为大使、手下的贵族、士兵、客人或是自己的家人送上帕安或袍服，或是同时提供两者。这两种仪式的功能则是在观礼人赞许的目光下，建立施与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大帝国所创造的宫廷文化同样会成为整个地区以及地方族群的部分习俗。阿富汗人与中亚出身的印度征服者接受了波斯化的文化，其与当地风俗结合，变成大半个印度共同的上层文化。中国宫廷文化也逐渐流传出去，成为整个越南地区的精英文化。缅族文化也从宫廷扩散出去，牺牲的则是当地的民族多样性。
横跨大半个亚洲，宫廷文化中常见的奖赏与享乐方式也是政治文化的内涵之一。人们对于世俗逸乐与天堂至乐之间的关系，有着共同的接受与理解，而且两者并不冲突。本书的诸旅人里，有好几个人都来自宫廷圈，浸淫在典型的宫廷之乐中。巴布尔盖起一座座花园，为之命名，也极为享受这些建筑。他对自己经常使用酒精与哈希什一事相当坦荡，不仅详述其作用，还赞扬饮酒会上的同袍之情。伊本·巴图塔与巴布尔两人都有奴隶与侍妾，且男女都有。拥有上好的布料也是亚洲世界里的人们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巴布尔和伊本·巴图塔两人都对布匹知之甚详，对任何一种上等布料的产地也如数家珍。和国王一同打猎则是另一项各地皆然的宫廷享乐。狩猎既是团结贵族用的仪式，也是作战演练。在巴布尔的回忆录中，狩猎占了承平时期最多的篇幅。中亚地区“与国王同桌”的观念也传遍了中东与印度。贵族们会分享异国食物，谈天，有些贵族还写了食谱。音乐与舞蹈则是共同的娱乐。贵族生活的乐趣也包括赞助能写书、写诗、画画或写书法的读书人与艺术家。其他常见的娱乐同样也流传甚广。例如象棋，从西班牙到中国都有人在玩。在马欢的时代，前往中国的波斯大使就是个了不起的棋手，而且随时都能在北京找到对手来下棋。
佛教与伊斯兰信仰
大亚洲世界获益于两种主要的信仰：伊斯兰教与佛教。两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人类共同的需求上，也都以相对单纯的个人虔敬之心为根本来吸引信徒，而非以族群出身、地区、语言或性别为出发点。两者都要求信徒为了追求学问与训练而长途跋涉，也都建立了能促进、支持这些旅行的设施。佛教发展到高峰时，有一系列的寺院、招待所与朝拜的圣地绵延在整个中亚、阿富汗、印度、东南亚、中国、日本与高丽。伊斯兰赞助人后来也发展出了伊斯兰学校与招待所，从西班牙开始延伸，一路横跨非洲，穿越中东，深入中亚、印度以及东南亚和中国的特定城市。这些机构让信徒能在离家千万里处找到遮风避雨之地，与其他人一起祷告。而在这两种信仰中，无论是兴建招待所、为商人搭起市集，还是沿路种树供人乘凉，都是很有福报的举动。
这两种宗教都提供了法律体系，约束各自社群内的人际关系。而伊斯兰教法与佛教习俗（程度较小）都创造出了广大的社群，能够接纳异邦人，并排解纷争。伊斯兰教与佛教都提供了制度架构，让思想流通得特别广，得以受到讨论。7世纪时，玄奘从中国穿越中亚抵达印度，一路上他辩论的主题都大抵相同。如果到了东南亚，他同样也能在这整个地方找到类似的论辩，以及能支持论述的经典。
七个世纪以后，从阿富汗到西班牙之间都有人在讨论、评说伊本·西拿的著作。
有一点很重要：无论是伊斯兰教还是佛教，都没有像基督教在欧洲那样占据主导地位。伊斯兰教与佛教不仅要争取新信徒，还要跟更为本土的大小信仰竞争。比方说，这两个大宗教都在跟各式各样的教派竞争——在印度是婆罗门教，在波斯则是琐罗亚斯德信仰，同时还要面对东南亚与中亚当地的生殖力崇拜和祖先崇拜，以及中国的儒教与道教。这种理念的复杂交错带来了派系间的战争、宗教迫害，人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号召建立正统信仰，地方上也会发生一种信仰体系压迫另一种信仰体系的情况。尽管如此，这些竞争仍然为“人类在社会中以及天地间的地位”这一论题创造了影响广泛且深远的探究与讨论。而在最有创见的答案中，有许多便来自各种信仰交会之处。
旅行与贸易
支持性的设施以及宫廷、行政措施的相似性，让人们相当轻松就能长距离移动，去追求地位与工作机会。伊本·巴图塔曾与来自西班牙、中亚与印度的法学家和宗教导师相遇，甚至还在造访麦加时遇见来自摩洛哥的父亲的友人。士兵的工作机会同样到处都是。巴布尔考虑过解散自己在中亚的部队，接着移居中国，找份在亲戚手下效力的工作；而这正是其家族网络与友谊纽带复合体系的一部分，绵延跨越了亚洲世界北半部的一大块地方。征服德里之后，巴布尔也给中亚、阿富汗与伊拉克的亲戚分送了战利品。
然而，商人的行脚最为关键。各个无远弗届的贸易社群遍布亚洲：斯里兰卡和东南亚有古吉拉特人，中亚地区到处都是亚美尼亚人，孟加拉有华裔居民，广州则有阿拉伯人。绝大多数的日常活动—如结婚、离婚、财产继承等—在社群内都有规范。犹太人无论是在哪个地方安定下来，都会遵循犹太律法和习俗。一旦犯了戒，就意味受着排挤以及严重的财务后果。在门格洛尔娶一个性奴的后果是什么，亚伯拉罕·本·易尤肯定心知肚明。从亚丁到广州的伊斯兰贸易商都根据伊斯兰教法行事，有自己的法庭、法官，以及证据规则（rules of evidence）。
商人做生意时很少受到居留国的干涉，而居留国一般只是制定相应的税捐与交易规则。严苛的限制之所以罕见，则有两个理由。多数的国王需要商业税，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农业土地都掌握在贵族手里。此外，每一个口岸与大城市都有竞争者。亚丁与霍尔木兹即曾为了与印度的贸易而竞争。卡利卡特则是为了马拉巴尔海岸的香料贸易，而与科钦、门格洛尔、坎努尔以及其他数个港口一较高下。要是商人不满意，就会以个人为单位，或是以整个社群为单位迁移到另一个港口。就连葡萄牙人对这种过程也是束手无策。国家介入有限，就代表海盗会是海路沿线的沉亲疴，一如陆路的强盗行为。几个世纪以来，诸如印度西部海岸的北半部、靠近日本的地方以及马六甲海峡，都是海盗的巢穴。
整体而论，商人与他们带来的新商品与新思想都得到了格外宽容的空间。
中国朝廷经常抱持着抑商的看法，也因此严密控制口岸与国内的商人。02 但这种态度并未遏止人们对象牙与香料的需求，或是铁、丝绸以及陶瓷的出口，也无法阻止人们对异国植物、思想与医药的强烈好奇心。劝告君主之书是亚洲世界各地常见的一种文类，内容都建议统治者从来自其他地方的消息与故事中寻找乐趣。下面的建言，就来自一份11世纪的波斯册子：
这些劝告君主之书都赞扬旅行与商人，认为国王有接待、保护商人的义务。
贸易至关重要，而贸易的庞大与多元更是影响了大亚洲世界多数的人口。热带香料与药品往北来到了印度平原，西向进入中东地区，也往东抵达中国。这些药用植物并非城市里医生的“发现”，而是商人带来的。住在森林里的人用当地丰富的植物物种做实验，首先发现了这些香料与药品。大亚洲世界不只包括商人和宫廷，更是深入了东南亚的雨林、马拉巴尔海岸后方的山丘，以及斯里兰卡的珍珠海床。
贸易也有传播宗教的作用。佛教与伊斯兰教这两个宗教的仪式用具和经典，都从专门的制造中心出发，沿水路与商队路线抵达中亚、东南亚、中国。
大亚洲世界里有舶来品，有本地货，还有其他各色商品的贸易。在其中一端，有一头长颈鹿就这么从非洲被运到了中国朝廷。而在另一端，泰国海岸生产的鱼酱以及普通的中国铁锅，则是东南亚岛屿贸易中常见的利润商品。印度、中国与东南亚地区最普遍的食物—米—成了整个草原世界的高级食材。每一艘船、每一支商队都带着各式各样的商品，从奢侈品到普通货都有。
整个亚洲世界里形形色色的人群，都会用拿来买卖的东西，以及当地生产的商品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考虑贸易的重要性与持续性时，这一点或许最有影响力。草原地区是养马、养羊、养牛的完美环境。巴布尔观察到，印度的环境不利于马匹繁殖，而草原自然环境的优势造就了每年对印度上千匹马的贸易。马对印度的贵族来说，是关键的地位象征。随着马匹贩卖不断进行，草原民族得以购买捕捉马匹所需的铁、制作宫廷袍服用的精致衣料，以及打造武器用的钢材，而这一切也转而成为定义其文化的特色。
创新精神
整个大亚洲世界普遍有一种毫无止境甚至毫不停歇的创新精神。政治方面，政府会在官僚制度与税务上做试验。它们发展通货，为征服得来的人群制定新的法律地位。中东到中国之间的人写出了劝告君王之书。国王们殷切盼望外交使团返抵国门，让他们能深入了解最新的忠诚仪式或军事组织的创新。政府也推动重大经济发展计划，例如发展种稻所需的土地灌溉设施，以及连接各地区的道路建设。
而在战争方面，从埃及到中国的君主都知道以族群或地方忠诚为基础的军队有其极限。他们用奴隶军队、以宗教为基础的军队，还有以囚犯担任士兵等来做试验，而且卓有成效。成吉思汗更是打破了以部族为基础的效力方式，把来自各部族的人组织成新的混合单位。
科学上，至少在公元1300年以前，中东、印度与中国才是主要的发明重镇。上百种前所未见的热带植物来到了宫廷。有一些被收入了医药典籍，像伊本·西拿这样的医学作家都描述过这些植物，也经常应用之。其他的新奇植物则为国王的餐桌增添风采。君主与贵族时常试着在自己的花园里培育新品种的植物。巴布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夸口，说自己是第一个在喀布尔种出印度橙的人。人们也发明了全新的医疗技术，例如接种在中国地区的发展。
数学与天文学的发展更是惊人。各地都在使用从印度传来的数字体系。代数、包括圆锥曲线解法在内的各种几何学，甚至是原始形式的微积分都来自印度与中东。天文台更是好几个宫廷的特色建筑。
贸易在这一千年中同样充满变革。贸易商不但会把前景看好的作物带到新的环境，还会为作物栽培提供资金。犹太商人将甘蔗带出了印度，开始在尼罗河沿岸种植。杧果与胡椒种植也从印度传到了印尼，成为当地的经济作物。企业家先是开拓新的市场，接着参考古吉拉特印花棉衣、巴格达花砖、哈里发国银币、中国陶瓷、大马士革刀与中国丝绸等昂贵的进口货，在当地仿制廉价的复制品。
自我观察
亚洲世界的人不仅察觉到自己的存在，也对此有一定见解—这种自我意识在当时的欧洲并不普遍。尤其是在中国和中东地区，传记与自传的出现有如百花齐放。而在印度，是真的有上千本书来教人如何过生活，以及应该如何活成有道德的生命。诗人想着爱情里的伤痛与倏忽即逝的美。画家不仅描绘自己的世界，对异域风情也有特别的关注。人们能够从文字描述与绘画中知道被带到中国的那头长颈鹿。史书与地理书籍也数不胜数。
大亚洲世界活力惊人，足以承受日常生活中甚至是世纪规模的变化与分裂。当巴格达这座大城衰落了，贸易便转移到后继国家的都城：雷伊、巴尔赫、布哈拉与加兹尼。当阿拉伯商人成了穆斯林，他们就开始在贸易路线上沿路兴建清真寺，投入自己的新宗教。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古吉拉特人、也门人、塔米尔人、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不同的群体起起落落，轮流成为具主导力量的商人。若从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一千年的亚洲世界，在这个时代即将画下句号时，无论是融合的程度、学问与有识之士的移动，还是创新的数量都比一开始来得更高且更多。
欧洲人的殖民征服行动
亚洲世界内有许多人注意到欧洲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戴帽子的人”—不仅和自己种族不同，抱持的看法也不同。亚洲与威尼斯、热那亚、布拉格当然有贸易联系，伊本·法德兰也曾观察到长久以来沿俄罗斯境内河流发展的贸易。但整体而言，欧洲与亚洲在知识讨论、宗教论辩、家族纽带、贸易伙伴关系、外交使团、宫廷行政事务、道德规范、诗作、音乐、流行风潮与艺术等各种交流密切的网络之间却没有什么交流。
欧洲人来到亚洲时，一方面声明自己是商人，一方面却又是国王的代表，直接对其统治者负责。这种做法前所未见，大出人们意料之外。亚洲世界里没有商人能代表国王。虽然亚伯拉罕·本·易尤来自开罗，但他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有忠于埃及统治者的必要，也不会自认是埃及统治者的代表。欧洲商人还拥兵自重。亚洲商人虽然也经常雇用护卫队来保护商旅或船只，但他们很少卷入战争。欧洲人将欧洲大陆与地中海地区实行百年之久的，将贸易与战争互相交织的观念带到亚洲。比方说，欧洲人就认为王室投入贸易活动、铸造大炮的做法，是一种直接有利于政治的行动。03 最后一点—欧洲人还随身带着一种“自己是‘葡萄牙人’或‘英格兰人’兼基督徒”的想法。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对信仰的诠释的确曾引发战争，伊斯兰教在扩张时也的确曾对佛教寺院发动攻击，但欧洲人对“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区分并不存在于亚洲世界。回想一下，亚伯拉罕·本·易尤的生意团体包括了当地的北印度人、古吉拉特人与穆斯林。欧洲人对亚洲世界完全就是外行人。欧洲人鲜少从不同种族、族群出身的当地贤达中招募人来担任重要职位。高官的位子永远会交到来自母国的人或白种人手上。欧洲人使用他们独有的奖励与授勋仪式，而没有采用能在亚洲看到的仪式，比如荣袍加身。
就实际面来看，这些欧洲人的态度，意味着征服行动都是由欧洲国王所推动，而非地方上的指挥官。没有任何欧洲人曾经在亚洲建立独立的王国（除了婆罗洲的拉者布鲁克 ）。这跟巴布尔的做法截然不同，他知道，为了让自己的军队与王国延续下去，他就必须和手下的指挥官以及自己的族人“分享”部分的征服土地。巴布尔的做法，才是整个亚洲的典型模式。
就连官僚化的哈里发国、帝国政体的中国或是莫卧儿帝国瓦解时，也都是军事将领根据自己过去的征服所得，将帝国分割成各个继承国家。欧洲人成功结合了合伙贸易公司、对国王的忠诚心以及职业军官团的观念，从而避免其征服成果落入军事指挥官的手中。这一切并非一蹴可就。亚洲观察家还注意到欧洲军队抵达战场时倾向于集体行动，亚洲军队不仅不是如此，某些受贿的个别将领更是常常在战争前夕倒戈。当将领被杀时，欧洲军队也不会因此瓦解。亚洲人还观察到，条约永远是以欧洲国王或贸易公司之名缔结，从来不曾以指挥官的名义签订。
即便欧洲人拥有军事组织以及“‘民族’忠诚心萌芽”等优势，但突显“欧洲人征服、殖民亚洲的过程之慢”仍然是件重要的事。英格兰直到19世纪才成为印度最大的势力。荷兰很早就在东南亚岛屿与斯里兰卡取得成功，但没能将其帝国延伸到岛屿以外的地方。俄罗斯到了17世纪才征服欧亚草原东部。欧洲人干预中东地区多半是20世纪的现象，而中国也从未遭受有如印度那般程度的殖民。
纵使有欧洲人的征服行动，这个广袤浩瀚、联系紧密且相互信赖的亚洲世界依然在殖民统治之下延续。即便处于欧洲人管辖之下，阿拉伯船只每年依旧载着古吉拉特制造的衣服航向非洲，载回黄金。华商搬迁到加尔各答新的不列颠口岸居住。数以千计的马匹一如往昔，从中亚高地被带往印度。总而言之，殖民势力削弱地方政治发展，将亚洲经济重新导向为殖民国服务的步调，并非一蹴而就。
免责声明
本站部分内容来自于网络或者相关专家观点，本站发表仅供历史爱好者学习参考，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本文地址：/sjls/lgsz/2702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