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至632年
一对小兄弟逃进了黄河边茂密的稻田里，他们是从自己的寺院里逃出来的小沙弥。兄弟俩从帝国的东都洛阳出发，前往上游六百多里处的长安。他们听人说，长安这里还有王侯和军队坐镇。公元618年的中国容不下爱好和平的佛教僧人。 这对兄弟环顾四周，见证了隋朝最后的崩溃。兄弟中的一人，玄奘，对着为自己作传的人忆述了那个时代：“帝城为桀、跖之窠，河、洛为豺狼之穴。衣冠殄丧，法众销亡，白骨交衢，烟火断绝……是时国基草创，兵甲尚兴，孙、吴之术斯为急务，孔、释之道有所未遑。”01
但这趟险阻重重、让人筋疲力尽的长安之行却一无所获。兄弟俩找不到王侯也遇不上军队。于是玄奘和哥哥又往南走了约一千里路，走到位于今日四川省的成都。他们终于在那里松了一口气，也找到了还坚持着的佛教僧团。“唯蜀中丰静，故四方僧投之者众，讲座之下常数百人。”02 玄奘就和自己的兄弟留在寺院里研读佛典与仪轨。
这个小沙弥玄奘究竟是何许人也？就出身与学养来看，玄奘出身于为皇帝效劳的士人精英阶层。他的祖父曾是北齐国子博士，当时在位的皇帝赐给这家人一个中型城镇的岁入。承平时期，这种家庭背景的子弟理应在帝国的官僚体系里入仕发达才是，但那个时代却跟承平相去甚远。在隋朝以前，有三百年的时间没有王朝能统一中国。世家大族建立了一个个互相对垒的短命王朝。胡人—来自草原东部的游牧民族—占领、统治了中国的北半部，而玄奘的家族就住在这里。玄奘的父亲决定从国都的乱局里抽身：“隋政衰微，遂潜心坟典。州郡频贡孝廉及司隶辟命，并辞疾不就。”03
玄奘的父亲在他成长时领着他念经读典。玄奘的哥哥则成了沙弥，他一发现玄奘“堪传法教”，就带着玄奘到帝都洛阳自己安单的寺院里，教玄奘基本的佛教教义。十三岁那年，玄奘在这寺里出了家，他就这么读经、听讲、禅修，直到七年后不得不逃难为止。04
到了玄奘生活的年代，佛教已经至少有一千岁了。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佛陀，生活在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间的印度恒河河谷靠近喜马拉雅山麓的地方。佛陀看着周遭人的生活，思索着生命，从而开始相信人们想得的却不可得，而得到的却又是他们所不愿得的。世间一切无所逃于生老病死。众生误以为自己拥有某种不变的本质、某种灵魂，却料想不到自己是如何随着时间过去，或是随着不同的情境而转变。佛陀将众生无尽的欲求、没有任何延续性的自我与免不了的死亡，都视为人世间的现实情境。在超脱语言、信仰、职业及种族的普世宗教经验里，这样的剖析是最早的主张。
佛陀找不到哪一种信仰体系，也找不到哪一种超自然的存在能改变这样的情况。他亲身体验乐道与苦道以克服这个情境，却发现这两条路都不能成功。最后，他在今印度比哈尔（Bihar）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入定，找到了答案。人受苦的原因就是欲望，特别是那种注定会失败，想去阻止人、我、人我之间甚或是万物无常变化的欲望。
佛陀针对人类普世的问题提供了不止一种辨析。他铺陈出一条解脱之路，不仅无须逸乐，也不假极端的苦行。佛陀称之为中道，虽然行中道并不容易，但无论性别、语言、地方、职业、社会阶级是否相同，每个人都能受用。不过行中道难免要跟人们生活的常态有极大的断裂。一个人若要开始行中道，就得放弃所有财产，离开家人与朋友，只留下一件单衣和一个乞食用的钵。刚出家的人有必要加入佛教徒所组成的团体——被称为“僧伽”，以求修行与受人护持。而安贫守道的寺院誓词则是用来帮助初发心的人不受欲望影响的。佛教把弃绝财产和入寺安居当成精进的重中之重。游方寻求教诲与智慧也是行中道固有的一部分。虽然每个人都能成为佛教僧人，但只有僧人—而非一般信徒—才会追求智慧与解脱。信徒则借由供养僧人来获得福报。05 “从受苦受难的世间解脱”的理念，必然是玄奘与其兄长，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僧人和信徒们在长安寺院里参与日常僧辩与开示的核心。
公元623年，也就是那对弱不禁风的小兄弟抵达成都的五年之后，新起的唐朝在中国许多地方建立起了堪堪所需的社会秩序。这时，已经正式成为比丘的玄奘违逆了哥哥的意思，离开寺院，重新踏上了寻求口传教诲的游方之行。玄奘沿长江（金沙江段）而下，前往某间香火鼎盛的寺院待了一季，接着穿过故土河南往北行脚，一路听人开示、自己讲道，也因此得了些名声。06
在佛教中，各比丘都要为自己的修行开悟负责。是否要寻求知识、学习和寻找正道，都要由自己决定。在玄奘的时代，遍布中国各地的一系列寺院就是用来求道的制度性组织。中国寺院的住持都是高僧，而寺院的风格、禅修的方法与对佛法的诠释也都各不相同。游方僧得根据住持出的题，在众僧与信徒面前参与日常的讨论与辨析。一个比丘想要有所成就的话，就必须熟读经书，懂得如何讲出好的论点，还要从适合的故事中找出关键。
佛陀入灭后，也就是玄奘出生的一千年前，佛教便已通过海陆贸易路径，在印度内外稳定传播。到公元1世纪，佛教已经是贵霜帝国（Kushan Empire）里盛行的宗教，而这个帝国的势力更是从中亚经巴基斯坦与阿富汗，遍及印度。从阿富汗以东一直到中国，寺院都是商旅路线上每一个绿洲城镇中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些佛寺盖在遗世独立的地方来接待商队，商队里的商人则回过头来捐钱供寺院营运。佛教也沿水路从印度传到斯里兰卡，直至东南亚，最终到达中国沿海地方。早在公元2世纪，文人兼自然科学家张衡就曾记录过中国境内的佛教僧人。佛教在漫长的传布过程中，分裂成好几套着重于不同经典且相互竞争的体系。07 但即便如此，所有寺院都还是遵循着核心的教诲，视印度为佛教的发源地，接纳所有派别的佛教游方僧。许多信佛的文人对上述的游方僧与佛教寺院网络的拓展范围都有所关注。
近年来一次让人叹为观止的考古发现反映出玄奘在世时多姿多彩的佛教意象与习俗。1996年，挖土机在距离玄奘的寺院以东约五百公里的青州市，挖出了一个装有超过四百尊石雕佛像的地窖。08 多数佛像能上溯到的时代，恰巧就比玄奘所处年代早了几十年而已。佛像保留的原始色彩鲜艳动人，而佛像风格之多变也令人赞叹。建立王朝的游牧民族仿佛偏好阿富汗当地以及中国的商路绿洲里常见的风格。其他的出资者则似乎更喜欢类似当时东南亚所雕刻的佛像那样的。有些雕像雕的是传统的印度罩衫，其余则雕上了当时的中国袍服。所有这些雕像都一度为遍布当地的神龛或寺院所有，显然是因为旧了、坏了，才会在12世纪的某个时候被仪式性地埋在一块儿。09 二十六岁那年，玄奘似乎感觉少了什么。“既遍谒众师，备餐其说”，他“详考其义，各擅宗涂。验之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10 就一个年轻人而言，这可是对佛教在中国地区的发展一次甚为精辟的总结。
玄奘“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要把重要经书从印度—佛教的中心—带回中国。玄奘知道自己并非第一个有此诉求的人，而是跟随类似2世纪前法显冒险前往印度求道的路走去；这也大大表现出了延续到他那个时代的僧人传统。在玄奘之后的几百年间，也有好几位僧人踏上了同样的旅途。
此行伊始，困难重重。大唐官府因为国家核心地区外横行的贼人与骚乱而禁止平民往西前进。一看到政府打击违法出行的迹象，玄奘的两位同伴就没了勇气，掉头离开返回长安。玄奘则躲过了追捕，独自前进，趁着夜色而行，常常还能得到佛教僧人和信徒不露痕迹的支持。他雇了一名曾多次西行的向导，这位向导如此形容前头的险阻：“西路险恶，沙河阻远，鬼魅热风，过无免者。徒侣众多，犹数迷失，况师单独，如何可行？”11
头一项困难，是西行路上七个相去百里的官府哨站。 玄奘心知肚明，官府已经下令捉拿他回国，但他仍然决心继续前进。他跟自己的向导顺利绕过了前四个哨站，但接下来向导就抛弃了他，他也迷失在沙漠里。迷了三天的路之后，没水没食物的玄奘想方设法找到了第五个烽候。玄奘被人认了出来，但烽候的校尉是个佛教徒，于是不顾遣送他回寺里的命令，还给了玄奘能继续旅程的给养。12 不出几天，玄奘便时来运转。官府对第七个烽候显然已经没了控制。就在兰州以西不到七百里之地，玄奘到达戈壁沙漠南缘商路沿线一个独立王国里的佛寺。这个王国虽然在政治上是独立的，但国王文泰曾经去过唐朝的前朝隋的宫廷，也曾在寺院里听过佛法的开示。文泰自己的国家就供养了上百位僧侣。这位国王知道该怎么招待来自中土的佛教高僧。“法师入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一重阁宝帐中……（到了早上）遂设食解斋讫，而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13 国王文泰想把玄奘留在自己的国家当国师，甚至强留他也在所不辞，但这位比丘拒绝了。“法师既被停留，违阻先志，遂誓不食以感其心。于是端坐，水浆不涉于口三日。至第四日，王觉法师气息渐惙，深生愧惧，乃稽首礼谢云：‘任法师西行，乞垂早食。’”14 这个非暴力抵抗成功的古老例证，也为玄奘面对国王时的道德力量更添底气。
根据佛教传统，传播佛法能让人得到不可思议的福报。当时，大半个亚洲的国王、贵族和富商大贾都会定期捐助寺院，为游方僧人提供住所与宣讲所需，如佛经、佛钟与画像。15 文泰国王决定全额赞助玄奘印度之行。他做好安排，任命四名见习僧为玄奘的随从，并缝制了三十件僧袍。“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手衣、靴、袜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三十匹，手力二十五人。”16 卫队护送玄奘前往下一个王国，玄奘还拿到了二十四封介绍信，能用在旅途上的其他国家那里。玄奘有了这些随员相伴左右，在接下来十四年的行旅间，无论所到何处，他都是一位声名赫赫的法师。
这就是在7世纪的草原上旅行的模样。长路迢迢，冬寒，缺水，人烟更是稀少；不过，从宫廷到宫廷、从寺院到寺院，以及从绿洲到绿洲的旅行虽然并不容易 ，可一旦有了权威人士适当的协助，就有可能实现。玄奘的随员就是这个大商队的核心。告别文泰国王还没几天，玄奘便难过地发现一小群商人被残杀后的尸体；这群商人走在主要的商队之前，独自往前推进，打算走到下一座都城。在各个王国的边界之间，除非组织出商队，不然旅行并不安全。“等到大队人马抵达国都，玄奘遇到好几十位僧人。当玄奘在前几年的乱世里南逃四川时，他们则是从自己的本寺里向西逃难。”17
玄奘走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北边。山脉绵延，严寒险阻。对一个在河南长大的比丘来说，如此风寒肯定也考验着他的决心。“……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凝沍汗漫，与云连属，仰之皑然，莫睹其际。其凌峰摧落横路侧者……加以风雪杂飞，虽复屦重裘不免寒战……徒侣之中冻死者十有三四，牛马逾甚。”18 再往西走六百多里远，走到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Issyk Kul）北岸，有个当地王国的国王邀请玄奘来到自己的营地里。这个水源丰沛之地得到一大片山区的挹注，虽然位于多半干旱的草原地带，却拥有持续的供水，更有着足以喂养一大群草食动物的青草地。这种地点正是某些草原大国的心脏地带。玄奘谢世约六百年后的公元1275年，马可·波罗曾经拜见过伟大的蒙古王忽必烈，而忽必烈就把伊塞克湖置于帝国的中心区域。
这个半游牧 的国王虽然和这位汉地佛教比丘信仰不同宗教，但他们对上层文化却有相同的认知。穿戴、分享丝绸就是社会高层人士显摆身份、联络感情的一种仪式。国王与其下贵族穿着中国的丝绸，在接见客人用的帐幕里收下了玄奘的通行证，他喜上眉梢，细细读着玄奘的介绍信。接着，国王还致赠了三十件丝袍，向这位僧人表示敬意。
这几件用中国丝绸做的袍服可是贵重得很。早在玄奘抵达伊塞克湖的几百年以前，丝绸就已经成了中国中原地区跟长城西北的游牧民族间共通的货币了。而丝绸之所以这么重要，则是因为中原定居农业地区与西北游牧民草场在生态上的差异。草原游牧民族养育了中原社会上层与军队需求不断的马匹，他们的牲口对定居农业而言也同样重要。中原地区则生产着谷物，而产丝的也只有中原。这四样物品就是战争的主要起因。凯旋的汉人军队从败在他们手下的游牧民族那里抢来牲畜与马匹，而战胜的游牧民族也同样会劫掠中原，带回谷物和丝绸。中原王朝为了终结游牧民族的劫掠，时不时就尝试跟他们的领袖和亲，这时丝绸跟粮草就成了和亲的嫁妆。19
但对草原游牧联盟来说，谷物与丝绸之所以重要，却是因为它们能将脆弱的结盟关系维系住。谷物让一群人能聚在一块儿，熬过困顿、漫长的冬日时光。丝绸的情况则复杂得多。游牧领袖虽然会拿贵重的织品去交换类似铁这样的生活必需品，但其主要的用途还是褒奖、掌握追随者的忠诚。馈赠丝袍的举动，可是个让贵族们在强大的领袖底下表现团结的重要仪式。只有从领袖的手上才能拿到“荣袍”，而这也是一个人觐见时的正式服装。接下来的几百年间，草原东西的王者都采用这样的仪式，此仪式也传遍了整个亚洲。即便是在玄奘和这位半游牧王者这么早的时代，他们俩也都了解丝袍的意义与重要性。多年以后，玄奘从印度回到中国，当时的皇帝同样用了华衮为他增添光荣。唐朝皇帝也是这套四海皆准的荣誉体系中的一分子。
接见会上的贵族吃的是肉，喝的是酒，但国王为玄奘特别准备了食物：奶油、蜂蜜、葡萄、大米和糖。米饭和糖虽然出现在国王的这张餐桌上，但草原既不产米也不产糖。米很有可能来自中国，玄奘正是跟米沿着同一条路来到此处。而在玄奘的时代，只有印度才种植制糖用的甘蔗，且八成是经由开伯尔山隘（Khyber Pass），接着往北越过阿富汗，然后沿商队行进路线东向而来。
关于国王确切给玄奘上了什么菜，我们并不清楚，但糖、奶油、米和水果倒是暗示了这有可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抓饭（pilaf）。从中国到土耳其，一路上都有人会做这道菜，而在许多语言里，人们也都用一组关系密切的词来称呼这种料理：在伊拉克与土耳其称被为pilaf，在伊朗与南俄罗斯则名为polow，在亚美尼亚是pilavi，在阿富汗叫pilau，而在北印度唤作pulao。无独有偶，不包馅儿、像面包的面团在中国叫作馒头，在北阿富汗与伊朗则叫mantu，在朝鲜一地被称作mandu，到了中亚则是manti，而中国西藏称之为馍馍。20 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是当时商路在西方的终点站，而意大利面食（pasta）和脆饼（biscotti）同样沿着亚洲世界的商路而来，在意大利找到了下家。商人们把番红花等各种香料以及类似苦橙这种水果带到欧洲，也带去了会用上这些食材的烹调法。
玄奘和随员一行沿着商队路线西行，途中穿越了讲各种语言的地方，比如突厥语、蒙古语以及回鹘语。这也是“要跟大商队一块儿旅行”的另一个原因，如此才能确保有人做向导，也才有多种语言的翻译。某件发生在伊塞克宫廷里的事，让我们了解到当时不是只有专家才会学习一种以上的语言。在国王的仪仗队中，就“遂得年少，曾到长安数年通解汉语”。他也成了玄奘的翻译。21
这群僧人后来还到了塔什干（Tashkent）、撒马尔罕（Samarkand）与布哈拉（Bukhara）等城市。他们一路上不时得到各寺院的招待，玄奘也遇到好几个为追求佛法而动身的比丘。他经常投身佛理的讨论与辩诘。玄奘接着沿阿姆河逆流而上，僧人们就从那里改走陆路，往东南推进到巴尔赫（Balkh），再向南穿过阿富汗。旅程中的这一段都是信奉佛教之地，四处都是佛寺、佛像与舍利。“伽蓝内佛堂中有佛澡罐……又有佛齿……又有佛扫帚，迦奢草作……此三事，斋日每出，道俗观礼，至诚者感发神光。”22
到了阿富汗北方的巴米扬（Bamian），山壁上雕出的大佛更是让玄奘惊叹不已。
“王城东北山阿有立石像，高百五十尺。像东有伽蓝，伽蓝东有鍮石释迦立像，高一百尺。”23 而这些佛像，却在公元2001年被塔利班（Taliban） 政权给毁了，让人痛惜不已。
玄奘一行人继续走过了开伯尔山隘，往东进入克什米尔与喜马拉雅山谷。除了顶礼舍利、听佛法、拜佛龛、追寻佛陀的行迹之外，玄奘还经常论辩教义。各国国王也时常赞助或到场来听辩论。在克什米尔西边的佛寺里，辩论“五日方散。王甚喜，以纯锦五匹别施法师”。24
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这一千年间，玄奘前往印度得翻越的这座世界最高山脉—喜马拉雅山—算不得什么宗教上或经济上的边界。山脉两侧的地方都是同一个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两边都有类似的佛寺，也都欢迎旅人。讨论宗教观点的人包括印度的婆罗门、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信徒，以及其他宗教的支持者。大型王国的版图通常都囊括了部分的中亚、阿富汗以及印度北方的平原区，在山的两侧也都有人会往另一个方向去做生意。
玄奘之所以会在中国到印度这一路上遇到许多信佛的国王，是有个中奥妙的。当时的国王最烦恼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起超越族群或语言纽带的忠诚心，而佛教正可以派上用场。25 佛教教义诉诸普世共通的人性，能够缩小亲属关系或族群上的差异。佛教不仅让国王和他信奉佛教的子民一同成为僧人与寺院的支持者，还能为身为最大赞助人的国王带来崇高的地位与福报。
佛寺同样也为国王及其子民带来实际利益。一连串的寺院就是促进贸易的基础建设。无论佛教在何处蓬勃发展，商人都是佛堂和寺院最重要的赞助人。而佛陀的其中一个化身—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也成了商人和旅人们有如主保圣人 般的存在。在这个满是疾病与死亡的世界里，寺院也是座医学宝库。僧人们时常照顾着国王与普通老百姓的健康。
踏上了北印度的亚穆纳河—恒河（Jumna-Ganges）平原，玄奘也到达了他长久追寻的佛教重镇。远在玄奘千年以前，佛陀与众弟子就是在这里经行、讲道与禅修。当地一根根的纪念柱上歌颂着佛陀的生平大事。佛陀舍利所在佛塔则是上百座佛塔的重中之重。数以千计的朝圣者早已用赤足磨穿了塔庙的门槛与台阶。玄奘前往了好几所住着上千僧人的发达寺院。“自古已来诸王豪族仁慈惠施，皆至于此。因号其处为大施场。”26 但过了平原的中心，许多古老的佛教场所都已成了废墟。“昔为伽蓝，今已颓毁。”27 放置佛舍利的佛塔也无人闻问。古代的佛教王国迦毗罗卫国（Kapilavastu）“并皆颓毁”。28 玄奘了解到，不单是佛教的两大派别—人们所说的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之间有着竞争，佛教及其所谓的“外道”，也就是不信佛的婆罗门教间也有竞争。千年来，这些教派互有龃龉，且多半并不友好。佛陀在今比哈尔境内菩提伽耶的一棵树下悟道，但这棵树“比频为恶王诛伐，今可五丈余”。29
三年来越过山川、遇见王侯，并经历了盛情款待之后，玄奘在盛名远播的那烂陀（Nalanda，位于今比哈尔）寺得到隆重的接待；是时，有一万名比丘住在那烂陀寺中的各个住所里。30 寺方为玄奘提供了安静的住所与极为丰盛的食物，还让一名见习僧来协助他。他拜自己向往的法师为师，接着在寺里待了五年。玄奘的日常生活包括学习与抄经，听闻佛教与婆罗门教的教义，参加仪式与讨论，以及拜访整个地区的佛教场所。在那烂陀寺待了五年以后，玄奘又花了四年旅行，去往孟加拉的佛寺，之后沿印度半岛的东半部南下，再往北走过印度的西部地区，然后才回到那烂陀寺。
玄奘的故事是个功成名就的故事。又学习了两年后，他决定回到中国。“自到已来……礼见圣迹，及闻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庆，诚不虚行，愿以所闻，归还翻译。”31
手握那烂陀寺所在地区的鸠摩罗王（King Kumara）提供了资金，作为玄奘回程跨越中亚这段重要行程所需之用；这一程可是带了六百五十七本书，外加好几打的舍利与佛像，每一件都成了中国当地佛塔里受人敬拜的对象。玄奘也为了延续僧人济世的责任，而从印度带回了许多植物与种子。
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边，玄奘写了封谢罪的信，寄给中国的皇帝。他为自己十七年前抗命离国致歉，但也带着些许自豪之情总结了自己的旅程：
皇帝的回信在三个月后寄到，他在信上原谅了玄奘，还为余下的旅途派了护卫。
玄奘走了约五万里路，且一路上始终都有信佛的大人物伸出援手。他身历其境，不仅体验过干冷草原世界里的佛寺与各种住所，还听闻了东南亚温暖的海洋世界里寺院与僧侣之数的说法。无论在哪儿兴盛发展，佛教都得到了王室与贵族的赞助，商人、信女也有功于斯。33 法师、法器、佛典、医药、思想与商业买卖，也随着一连串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而流动。好奇心与好客的态度，就是这套体系的标志。虽然特定的习俗有可能不同，但无论是僧人还是信徒，所有佛教旅人都能在佛寺与客舍中看到类似的格局与象征符号。
玄奘的旅途正好与中国唐朝的辉煌开创互相辉映。汉人的影响力不仅很快就超越了玄奘这一路上经过的七座烽候，更沿着商路延伸超过六千里路，同时也向东及于朝鲜与日本。玄奘曾用一段扣人心弦的话，向那烂陀寺的僧侣描述中国的美好，也曾向印度的鸠摩罗王诉说唐皇的德泽。34 他在自己的追忆中，将自己遇见的各国国王形容得既尔雅又世故，而且重视心灵。异国的风土人情勾起了唐皇的兴趣，皇帝于是令玄奘将其旅途见闻记录下来。
玄奘的朝圣之行也开启了中印之间一连串的外交任务——在接下来的一百年中甚至超过了五十次。许多次外交行动都采用佛教的辞令，比如捐献特别的中国袍服给某个印度寺院，或是接待印度国王派来的为先前的捐献致谢的使节。不过，印度诸国王与中国朝廷之间的这些接触其实也有宗教以外的作用。35 双方也感受到贸易的可能性。异邦人在帝国首都大受欢迎，他们的服饰也影响了宫中的风尚。36 在玄奘之行后不到十年的时间，第二次前往印度的唐使便把甘蔗以及榨甘蔗的技术一起带了回来。印度与中国间频繁的外交接触，就在捐献与朝圣的佛教脉络中持续了超过四个世纪。
佛教对中国影响深远。佛教的重镇在印度而非中国。每一个圣地距离中国都有几千里之遥。最大的寺院、保存最好的经典和最有名的法师都在印度。那些佛经也都是用梵文写成，而非汉字。对中国经常出现的那种自给自足、自尊自重的心态来说，佛教成了一种心灵上与智识上的挑战。而佛教也以比贸易更为深刻的方式，将中国与外界联系在一起。
佛教不仅在中国与道教、儒教互相竞争，也和中亚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印度与东南亚的婆罗门信仰一较高下。玄奘常常跟他在佛教教义上的对手，也就是小乘信徒辩论，而他也做好了准备，要与其他教派或宗教的经典、习俗切磋。中亚各国国王的宫廷经常成为发生这类论辩的场所，而参加辩论的人也为了真理、荣誉与赞助而竞争。
对立的宗教此起彼落，这是个不难想见的现象。玄奘已经观察到，恒河河谷中心地带的佛教寺院得到的捐献正在衰退。在玄奘之后的一百年，有两名中国僧人旅行到印度，他们发现印度诸国的国王对印度教神祇与庙宇的捐献愈来愈多，而佛教则逐渐消失于印度的大部分地区。37 正当此时，佛教在孟加拉与斯里兰卡仍然拥有强大的影响力，而且扩张到了东南亚。几百年后，当佛教几乎就要从印度的心脏地带消失得无影无踪时，西藏却正大规模地改信佛教。即使有这些地区性的消长，佛教推动普世理念与寺院场所，借以让地方文化改头换面与促成贸易的力量也是有目共睹的。亚洲正在以一种前所未见的方式转变、交流。
那么，玄奘回到中国之后呢？虽然皇帝数次敦请他出任高官，但玄奘还是决定继续当一个佛教比丘。他得知自己的哥哥尚在人世，而且也仍旧是个僧人。玄奘就在长安，就在这座少时曾和自己的哥哥躲避盗匪劫掠、寻求庇护的城市里领着一批译经的人，讲授佛经，终其一生。此外，他也成了一座发心奉献的新建佛寺里的住持，而且设计、协助建造了一座藏经阁。这座七层佛塔建筑也留存到了今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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