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413年至1431年
公元1413年，一支明朝的中国舰队从帝都南京的船坞浩浩荡荡出发了—其中大约有五十七艘船，有些船甚至超过两百尺长。最大的几艘船由于船上所载的大量中国货物，以及它们通过贸易和朝贡而从远方带回来的稀奇珍宝，而被人们称为“宝船”。在这支舰队里，有几艘船载着一支超过两万名兵丁组成的军队，有运马的船，还有仅载运饮水的船。01 经过一年以上的准备，这支舰队缓缓地沿扬子江东行了四百里路，抵达黄海。02 而指挥这支船队的，正是皇帝的亲信、位高权重的宫廷宦官—郑和。
舰队从南京出发时，马欢也在船上，他是“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而被招募来的。03 马欢是穆斯林，会讲也会读阿拉伯文，当年三十二岁。04 他出生于绍兴——杭州南部的一座城市，而杭州则是当时主要的通商口岸之一，大约位于南京的船坞南边150英里。马欢既非贵族，亦非廷臣，只是个普通人，大概是个人微言轻的小官吧。他谦称自己是个“山樵”。05 马欢未来有超过两年的时间得远离故乡与家人，船上其他的人也是如此。仅存的两份谈明帝国的这几艘船与其航行的第一手记录里，其中一份正是马欢的回忆录，这也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马欢身处的时代，中国的商品早已在整个东南亚与印度洋流通了好几百年的时间。还记得吗？10世纪的印坦沉船上，大部分的船货就是由中国货所组成。但中国船只却从未涉险前往马来半岛以西的地方。即使到了13世纪，犹太香料商人亚伯拉罕·本·易尤定居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二十年间，也未曾记录过有中国的船只来到。
13世纪晚期，事情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公元1279年，蒙古人在成吉思汗之孙领导下征服了全中国。关于蒙古人接受了多少汉地习俗，以及蒙古人带给中国多大的影响，学者们至今仍在热议。 蒙古的征服行动确实结束了中国南北所有的分裂。 蒙古人派了远征军深入东南亚内地。他们还派了一支使团前往爪哇岛，但使团出人意料地功亏一篑，在爪哇留下了一大群进退维谷的汉人，最后为当地带来军事与造船技术两者的蓬勃发展。在中国，蒙古人对贸易采取放任态度，这或许有助于私人贸易商免受政府的控制与税收。06 到了14世纪头几十年，庞大的中国贸易船队已经敲开了东南亚贸易的边界，西航至印度。
大约在公元1330年，伊本·巴图塔曾亲眼看过一支有十三艘船，而且完全由私人出资的船队。船队停泊在马拉巴尔的卡利卡特港，在那里待了几个月，接着一道离开前往中国。船上的大贸易商都知道自己需要哪种香料，也载来特定商品作为交易之用。伊本·巴图塔对此留有深刻印象。
伊本·巴图塔上了其中一艘来做贸易的大船，想订前往中国的船位；他发现，除了帆以外，这些船还有大桨能提供动力，每支桨都需要十五个桨手才划得动。船有四层甲板，还设有私人船舱，供最重要的几个商人使用——他们还带着妻子和小妾。船主人的代理人同样也在船上，带着满满的随员，里面还有非裔奴隶。08 到了14世纪70年代，也就是伊本·巴图塔那段经历后的半个世纪，新起的明王朝从成吉思汗传人的手上夺得了中国；经历了二十年的锁国后，中国发展出对南洋贸易的兴趣。15 世纪初期，明王朝的国库与军力到达巅峰。皇帝下令在北京新建占地近一千一百亩、有城墙包围的宫殿建筑群—紫禁城。09 明朝皇帝靠着外交与战争双管齐下，将中国势力往西沿商队路线扩展，更设立烽候与卫所来保卫新领土。西边进击至新疆，南向则深入今天的越南。手下的官员也征用民夫，修复与重建好几大段的长城。皇帝还派遣使节前往中亚与中东地区诸多国家，同时也接待来自这些地方的使节。10
中国船队的规模与活动的范围，就在这种积极进取的社会风气中益发扩大。明朝永乐皇帝亲自参与规划这支舰队，并指派他手下一位最重要的宦官担任指挥官。人们打算通过这支大舰队，在整个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沿岸、中东南方海岸，以及东非海岸树立贸易与外交上的主导权。
几年后，回到中国的马欢写了一首诗，以捕捉这趟远航的神韵：
马欢参加了第四次下西洋（公元1413年至1415年），从中国出发，先往南再往西，进入印度洋。这一次的远航就跟之前的帝国舰队一样在秋天出发，为的则是利用盛行的南亚季风。船队沿中国海岸往西南航行了十天，抵达今日越南中南部的占城国。打从出发起，马欢便仔细记录他所见到的服装、风俗与生活。他称越南中部的占城国王“崇信释教”，头戴“金钑三山玲珑花冠”。 占城王与头目们穿着长衣，用当地生产的色丝手巾来围住自己的双脚。国王禁止其他人穿戴白衣，也不许谁家的门檐超过规定的高度。马欢还注意到头目戴的头饰是以金彩装饰，能分品级高低。他也从自己第一次和占城的接触中，发现贵族住得都不错。“王居屋宇高大，上盖细长小瓦，四边墙垣用砖灰妆砌甚洁。”12
马欢接着写天气，“气候暖热，无霜雪，如四五月之时，草木常青”，然后转而描写有实际效用的花草树木：
他还列了几种占城人可能会喜欢的贸易商品：“中国青磁盘碗等品，拧丝绫绢烧珠等物，甚爱之。”14
马欢为了让他的读者能够了解异邦，于是用家乡随处可见的东西来比拟当地的食物与家畜：
无论是在占城，还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口岸，马欢都会寻访平民百姓，描述他们的风俗。如当地人成亲后，“其男家父母及诸亲友以鼓乐迎娶夫妇回家，则置酒作乐”。16 他发现占城的刑罚很重，“国刑罪轻者以藤条杖脊，重者截鼻”。17 马欢还写到占城当地没有纸张。人们用捶打过的树皮或羊皮来记账、写字。船队后来就从占城往南航行，前往海上贸易向来频繁的爪哇。
马欢在爪哇时同样记录了马的种类、国王与宫廷中的穿着，以及贸易的可能性。他曾经读过之前汉人的游记， 知道会遭遇些什么，像是“其天时气候地理人物……人物之丑美，壤俗之异同，与夫土产之别，疆域之制”。18
马欢对细节与差异十分敏感，这也让他的记述有别于走马看花的游记。即便过了五个世纪，他的观察仍然鲜活有趣：
他注意到爪哇王和贵族们与占城王不同，他们身无衣袍，腰部以下围着丝嵌手巾。从国王以下的所有男子都在这种服装的腰带上别着一把短刀。20
而马欢头一遭找到海外华人居住社群，就是在爪哇岛岸边。“杜板……地名也。此处约千余家，以二头目为主，其间多有中国广东及漳州人流居此地。”21
到了15世纪初，也就是马欢身处的时代，福建与爪哇间的贸易联系已经有好几个世纪了。10 世纪的印坦沉船中找到的大多数中国货，都是于福建省生产。汉人移民或许就是跟着福建与爪哇长久以来密切的贸易联系而到来。马欢和船队很快就来到了爪哇海岸一处由海外华人建立、经营的口岸。当地凭借着从马鲁古群岛（Molucca Islands）东来的香料，以及来自帝汶岛的檀香而繁荣。
15世纪初的爪哇，是由一个大王国满者伯夷（Majapahit）以及几个小港口所统治。
中国的船只为了跟爪哇北部沿岸的地方势力打交道，也因此得中途停留多次。一般而言，马欢在这些港口都会遇到三类人：穆斯林（阿拉伯人与当地改信者）、汉人，以及当地的印度教徒或佛教徒。他一如往常，观察着几个港口城镇平常的生活方式：国人坐卧无床凳，吃食无匙箸。男妇以槟榔荖叶聚蜊灰不绝口。23
马欢在爪哇看到有人用“人物鸟兽鹰虫”的纸画来进行表演。他感觉这些画像“如手卷样”。表演进行时，那人会对着听众展开部分卷轴，开始讲故事。“众人圜坐而听之，或笑或哭，便如说平话一般。”24 卷轴画表演遍布于当时亚洲的大部分地区，马欢观察入微，近距离辨识出这种表演的常见模式。卷轴画表演常见于孟加拉、拉贾斯坦（Rajasthan）、波斯、东南亚，还有中国。直到最近几十年，学者才意识到这种大众娱乐的共同特色。25
郑和的船队过去曾在苏门答腊发生了一段故事，颇能从侧面呈现帝国时期的中国与海外华人社群及海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14 世纪的某个时候，一群汉人“全家逃于此处”，逃到苏门答腊北部海岸的某个港口。其中有个叫陈祖义的人，“广东人……充为头目，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到了公元1407年，第一次下西洋的远征队生擒了这个汉人海盗，带其回朝伏诛。26
其他华人社群似乎与朝廷保持着紧密的关系，还会派遣使团进贡，比如马六甲有一个社群。华商也在某些岛屿上定居，与当地女子结婚，他们也多半融入了当地社会。总而言之，朝廷里普遍认为某些生活在东南亚的华人仍旧与中国有关，所以中国才会叫“中央之国”。27
马欢同样曾在苏门答腊发现华人贸易社群，船队在此稍事停留之后，便沿着马来半岛东岸往北航行，前往今日的泰国海岸。当地政权的首都阿瑜陀耶（Ayuthia）与现今曼谷市所在地相当接近。除了对气候、动植物、风俗与贸易商品的惯常叙述以外，马欢还注意到泰国的寺院传统与中国的相当类似：
斯里兰卡至今仍信奉小乘佛教。
马欢身为穆斯林，或许不了解佛教古老而深远的教义分歧；这些分歧主要发生在小乘与大乘之间，而马欢记下的习俗之所以不同，其原因就在这里。回想一下前文那位佛教朝圣者玄奘，八百多年前，他就是在辩论这些教义的差异。29 船队从阿瑜陀耶出发，再次沿马来半岛而下，前往今日新加坡附近的马六甲港。马六甲约建于1375年至1400年间（只比马欢第一次的出行早了一代人的时间），是东南亚西部地区口岸中的冉冉新星，也是印度洋与东南亚水路之间的主要转运站。马欢记载：马六甲过去名义上是由泰国掌控，但当地头目力求独立，先前下西洋的船队便用“双台银印冠带袍服”认可了头目的独立地位。30 船队领袖在马六甲建碑封域，头目随后也赴京面圣。
但到了第四次下西洋时，马六甲国王正对受制于中国而心怀不满。根据马欢所述，国王新改信了伊斯兰教，穿着就像个阿拉伯人。他“以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衣，其样如袍，脚穿皮鞋”。31 马欢居然将国王采用这种服饰的做法，与其改信伊斯兰的记载并列在一块儿，这很有意思。前文中大多数的旅人—例如外交官伊本·法德兰、犹太胡椒商人亚伯拉罕·本·易尤、哲学家伊本·西拿，以及法官伊本·巴图塔—他们对这种袍服肯定不陌生。不过在第四次下西洋时，马六甲国王和中国的朝贡关系仍然密切。马欢提到船队在马六甲多待了一段时日。船员将贡品与他们搜罗而来的贸易货物卸下船，放进安全的营寨，等之后一行人从印度洋回来再来上货。明帝国舰队通常会在马六甲分头前进，一部分航向孟加拉，其他船只则前往非洲或印度西海岸。公元1413年，马欢这一部分的船只穿过苏门答腊与马来半岛之间，往西北航行，在两个港口停留。小国的重要性不高，马欢干脆用寥寥数笔描述，“土无出产，乃小国也”。32
马来半岛上开采锡矿的情景倒是吸引了马欢的注意力。锡在15世纪时还是个重要贸易项目，重要的程度一如10世纪印坦沉船的时代。
每一块锡都有标准的重量，绑成一大把，每把有四十块。潜水员打捞10世纪印坦沉船时找到的正是这种块状的锡。
苏门答腊岛之行一结束，船队便调头往西，经安达曼群岛（Andaman Islands）前去斯里兰卡。虽然明朝舰队拥有超过两万名士兵，马欢这边的分舰队可能也有为数六千人的部队，但他从未记录有战斗发生。船队从来没有攻击或破坏任何口岸。无论是斯里兰卡，还是其他中途停靠之地，船队的目标都是威吓当地或地区性的国家，而不是攻击它们。但中国人仍不时动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就在马欢这一趟前十年，明朝舰队袭击了拒绝朝贡的苏门答腊与斯里兰卡两地的国王。马欢满意地说，斯里兰卡国王在这次的攻击之后，便彻头彻尾归顺了中国。国王“常差人赉宝石等物，随同回洋宝船进贡中国”。34
若要估量贡物，就得将当地的钱币与度量衡换算成中国的标准。这在马欢的回忆录里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斯里兰卡，国王“以金为钱，通行使用，每钱一箇，重官秤一分六厘”。35 船队接着从斯里兰卡继续往西，绕过印度南端，往马拉巴尔而去。
马欢清楚地意识到这片植物茂密、满是椰子树的海岸，是个盛产胡椒的国度。
到了郑和第四次下西洋时（马欢则是第一次出洋），中国似乎已经与几个重要港口当地的国王建立了关系。船队的上首外交官先是致赠袍服与诏书，表示尊敬，接着双方代表才开始谈生意。国王的代表与船队的领船大人首先验明中国丝绸与其他货物的成色，然后议择某日打价。日子一到，“众手相拿”，同意“或贵或贱，再不悔改”。城里的商人接着把“宝石珍珠珊瑚等物”带来。议价之事“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船队随后的所有交易，都要根据这些定好的价格进行。37 虽然明朝舰队武力强大，但长达数月的谈判过程，暗示了明朝不单是用命令的方式在指定价格与交易条件。
这种大规模的议价并非当时马拉巴尔的海港的常态。商人就只是买进他们付得起的货，价格则是由市场决定。后来在回忆录里，马欢也描述了卡利卡特平时的交易状况。
中国朝廷有着要长期经营的宏图大计。郑和在好几个港口立了石碑，上面的声明都表示了朝廷的意思，写着：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39
像卡利卡特的扎莫林（Zamorin）这种当地国王，哪儿能够从与中国的关系里得到什么？可是，当一支有好几千名明朝士兵的军队出现在自家港口时，他可能也没什么选择。但他还是有一些政治上的好处。明朝答应支持他对抗家族里的对手以及外敌。只是这种承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毕竟这支舰队每几年才造访一次。而明朝部队真去捉拿东南亚当地的逆党、让国王重登宝座的事情，马欢只记载过一回。
马欢有一次抓住机会，从卡利卡特（可能是在漫长的谈判期间）单独前往麦加—或许是搭当地的船只去的。这座圣城深深感动了他。他写了许多我们料想得到的题材：建筑、当地的瓜果蔬菜，以及贸易商品。“民风和美。无贫难之家，悉遵教规，犯法者少，诚为极乐之界。”40
船队在卡利卡特长时间停留之后，接着往西航行抵达马尔代夫群岛。前面说马拉巴尔是个胡椒国度，而贝壳（用来当零钱使用）以及椰子，则是马尔代夫的两种重要商品。其椰子外包之穰打成粗细绳索，堆积成屋，别处番船亦来收买贩往别国，卖与造船等用。“其造番船，皆不用钉，只钻其孔，皆以此索联缚，加以木楔，然后以番沥青涂缝。”41
在马欢的时代以前的一千多年里，整个印度洋、孟加拉湾以及东南亚都能时常见到绳索绑制的船。回想起来，这正是前文探讨的印坦沉船建造的方法。42
伊本·巴图塔曾经在马欢此行的一百年前造访过马尔代夫，当时，印度西岸外海的这座群岛才刚改宗伊斯兰信仰。他痛斥当地那些光着上身的女子，结果她们还嘲笑他。但到了马欢的时代，伊斯兰信仰中的羞耻观已经普及了。“妇人上穿短衣，下亦以阔布手巾围之，又用阔大布手巾过头遮盖。”43
明帝国舰队从马尔代夫起航，航向西北的亚丁与霍尔木兹（Hormuz）。12 世纪时，亚丁曾经是亚伯拉罕·本·易尤资深合伙人的故乡。3 世纪后马欢抵达当地时，亚丁仍然是个富饶且繁华的港口。“有马步锐兵七八千，所以国势威重，邻邦畏之。”到了亚丁，交换贵重礼物的外交活动在前，贸易居后，一如在卡利卡特的情形。马欢写了几段文字来列举可资采买的昂贵商品与其价格，以及当地的度量衡。44
霍尔木兹则是公元1413年至1414年间，第四次下西洋行程的最西端。
马欢在那儿看到一种街头表演，让他目不转睛。
船队迅速从霍尔木兹沿原路绕过印度回到马六甲，装载留交当地保管的商品，然后走最短的航线返回中国南方海岸。
公元1415年，第四次下西洋的舰队回到中国，而皇帝的宏图大计之代价也在这时浮现了出来。除税赋繁重外，乡间亦有不稳迹象。46 不单是今天的越南以及丝路沿线这两处边疆出现了动乱，还要加上蒙古人带来的新威胁。1421 年时，马欢参加了他第二次的西洋之行，等到他返国时，明帝国的问题甚至有增无减。官场中强大的士人团体正与宫中支持下西洋的宦官对垒。1422 年春，一场熊熊大火殃及新落成的紫禁城中许多的建筑；包括皇帝的宠妃在内，有上百人死于火场。当时一位目睹火灾的波斯使者描述皇帝如何罪己：
但在宫廷里，这场大火只是让反对阉人与下西洋的士人声势更旺。
等到公元1424年老皇帝驾崩后，官僚圈控制了他年轻的儿子，也就是新皇帝。新皇帝颁布的诏书一反下西洋的政策，表明下西洋诸番国耗费金钱，于中国无益。但这份诏书并未完全终结下西洋之行。公元1431年时还有一回，马欢也再度登船，担任阿拉伯语通译。
到了15世纪40年代，朝廷上下已经完全没有扩张的论调了。皇帝下诏焚毁下西洋的所有记录。只有少数回忆录、几张海图与一张地图幸免于难。另一份诏书则下令停止对外贸易，甚至命沿海居民迁往内陆。这种向内发展的政策与七十年前，明初数十年间的做法大抵相同，也是未来五百多年中国历史中一再出现的论调。但贸易当然没有中止，因为这实在太重要了。商品于是改由位于今日越南的独立王国走私出境。
那么，这几支船队与下西洋之行能够带来些什么？明帝国舰队走的是航海图上人们最熟悉的贸易路线，中国的私人船只早就在这条路线上往返超过一个世纪了。船队只在最大的港口与城市停泊，完全略过路线外可能已经有人“发现”过的地方。下西洋其实融合了贸易以及今天我们所说的炮舰外交，而非探险之行。整体的行动在朝廷看来无疑是个不错的政策，不然也不会为此抛撒大把银子。下西洋有一项潜在利益，是让皇帝靠着强迫沿路许多统治者接受朝贡协定，扩张势力范围。而且，有利可图的贸易行动与得自藩属国王的贡物，也很有可能让这项事业大赚一笔。但事实证明，炮舰外交比原先估计的更花钱，效果也更不如预期，这与今天并无二致。由于欧亚草原东部的叛乱会造成迫在眉睫的危险，威胁到中国北方的心脏地带，我们也完全可以理解宫廷里会有一批人主张把注意力放在叛乱上，而不是极为烧钱的大舰队上。48
不过，对马欢来说，这两趟旅程的意义却与此完全不同。他就像伊本·法德兰、伊本·巴图塔、玄奘等许许多多的旅人，在陌生的信仰与风俗中探寻模式与结构。他分析自己的见闻与体验，试着让人了解这一切。整个亚洲世界对这类的作者与媒介都有持续的需求。不过，马欢的回忆录可不只是一份关于外交、物产与远方奇景的报道。
若与当时其他旅行作家相比，马欢的文字就特别在他简单率直的观察、对人物遭逢的尊重，而且，他还注意到外国的事情与本国其实也没那么不同。
他拿东南亚的娱乐与中国能找到的种类相提并论，称许多地方的人“整洁”、勤奋发展当地的生产。他们的饮食虽然不同，但饶有趣味。到了中东的港口，人们也因为马欢是个穆斯林而接纳他，尤其是在麦加—这让他铭感五内。但马欢与伊本·巴图塔不同，他绝口不提伊斯兰信仰中的教派冲突与分裂。能够成为信徒，能够成为从麦加延伸到中国的这个无远弗届的社群里的一分子，他就心满意足了。
许多年后，马欢一位身居高位的朋友为这部回忆录写了篇简短的后序，希望在马欢努力找官场中人赞助、将本书锓梓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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