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网络的变质——唐、安史势力和回鹘中的粟特人

唐帝国内的兴胡

根据荒川正晴的研究，北朝—隋—唐初的粟特人与太宗、高宗时代拓展西域以后的粟特人，在中国受到的待遇出现很大变化。具体的差异，从萨宝（萨保）这个官职称号的内容变化，以及到了唐代推行户籍政策来掌握人口流动时，所有民众都要加入「百姓」（在祖籍地登录户籍）或「行客」（离开祖籍地在寄居处的州县登录户籍）的其中一种，而针对粟特人不只是「百姓」「行客」，还特别设置了「兴胡」的分类，从中可以具体显现。

过去的粟特人，不管是在中国内地建造规模多麽庞大的殖民聚落（包含都市内居留地），他们始终是「外国人」。然而，唐帝国踏足西域后，首先征服了麴氏高昌国并列为直接管辖，接著是由安西都护府在东土耳其斯坦全域实行羁縻体制，甚至让羁縻统治的触角越过帕米尔高原伸及西土耳其斯坦。六五八年，在索格底亚那诸国设置康居都督府，该地名义上进入唐帝国的统治。

同样设置羁縻都督府的还有其他很多地区，可是只有索格底亚那是特殊的。因为那裡是粟特商人的故乡，也就是说唐朝并不是破坏掉粟特人之前建立起的遍及于丝路东部全域的商业、情报网络，而是积极地吸收活用。因此，从已成为羁縻州的索格底亚那来的新粟特商人，就不是外国人，而是享有「兴胡」身分的特殊待遇。还有，先前就进入中国的粟特商人即成为内地人（唐人，而非汉人），分属于「百姓」或「行客」的其中一种，并且保有不变的商业活动空间，唐朝採取的政策是让他们和「兴胡」连结起来，共同构筑起更加繁盛的丝路网络。自过去以来，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一大发展，一定是以吸收商业民为前提，在大唐帝国也可看到相同情形，这是一项重大发现。

不管是「百姓」「行客」「兴胡」哪一种的粟特商人，要在帝国内移动的话，必须有官府发给的通行许可证，如中央或者州等级发给的「过所」，以及州县等级发给的「公验」，乍看移动的自由度似乎不如以往，可是相反地只要持有过所或公验的话，一路上可以享受各式各样的官方服务，也是有好处的。

不只是到目前为止看到的那样，活跃于唐朝内部的粟特人裡面，有部分自身握有一定程度的军事力，而且更和在突厥汗国灭亡后南下的粟特系突厥结合，甚至与同罗、突厥等的土耳其系、奚、契丹等的蒙古系游牧民势力结合，拥有强大的军事力；当他们拥有此等力量的时候，凭藉著传统的经济力与情报网走向独立，也不会感到不可思议吧。若把这当作是安史之乱的另一种解读，也是不无可能的。

牟羽可汗的政策和粟特人

那麽，从东回鹘来看的话，介入安史之乱绝非单纯的援助与救援而已。依照本书到目前为止详述的中央欧亚史的大流向与粟特人的动向来看，磨延啜、牟羽两可汗非常有可能是透过治理下的粟特人或粟特系土耳其人，在遍及于欧亚大陆东半部的网络上收集情报，而且也与粟特人的政商人物和粟特系武将商量之后，才立定明确目标并积极参与安史之乱。

七五六年六月，玄宗皇帝从长安蒙尘到蜀（四川），接著七月肃宗皇帝于行在的灵武登基，九月派遣使节团向回鹘的磨延啜可汗请求救援。一行人抵达位于漠北鄂尔浑河畔的回鹘根据地，与磨延啜可汗会面，时间大概是在十月。然后，很快地在下个月或下下个月，回鹘军队就与唐朝的郭子仪军队合流，打败安史势力的阿史那从礼军队，至少为鄂尔多斯地区一带带来了和平。

美国的莫西斯（L. W. Moses）或哈萨克的卡莫洛夫（A. K. Kamolov），已经明确否定回鹘是因为臣属于唐朝，所以有义务给予救援的这种中华主义式思想，而认为原因是：最初属于安史势力的旧突厥王族阿史那从礼，纠集在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亡命中国的突厥或者是粟特系突厥人的集团，使得回鹘欲採取对抗措施。的确，单就磨延啜时代来看，有一部分层面可能是为了想要阻止旧突厥势力的复活，但是，就像先前反覆提到的，回鹘进入牟羽可汗时代，是想要和史朝义的势力合作打倒唐王朝而入侵中国的，所以这样的看法若放在整体情势来看，只会沦为单纯的结果论而已。

甚至，切勿忘记的是，牟羽可汗在安史之乱平息的七六三年八月，当唐朝的僕固怀恩发动叛乱，回鹘打算与作为中央欧亚势力迅速成长的吐蕃帝国联手，想要帮助妻子的亲生父亲僕固怀恩。僕固怀恩不用说，是与回鹘同属于九姓铁勒的僕骨（＝僕固）部出身的土耳其人武将，他率领的手下是游牧民族出身的军团；僕固怀恩之乱的势力结合了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多达二十万人以上。然而，在怀恩病殁后，回鹘与吐蕃分道扬镳，再度与唐交好。

可是，牟羽在那之后也没有完全放弃侵略中国的意思，不只是在七七八年令堂兄顿莫贺达干入侵太原地区，获得数万头的羊、马，隔年还企图正式征讨中国。也就是七七九年五月，代宗过世后，德宗一即位，牟羽便听从粟特人亲信的意见，打算举国南下入侵中国。

如果这项计画实现的话，唐朝在这个时点应该就会一命呜呼了吧，但是牟羽的雄心壮志因为顿莫贺达干发动政变而受挫，牟羽连同他的亲信以及身边的粟特人大约两千人被杀。也就是说，牟羽不只准许摩尼教的正式传教，连自己也改信摩尼教，礼遇那些与摩尼教徒互为表裡的粟特人，这样的「革新」政策依然没有得到国人的全面支持。

这样想来，安史之乱时亲征中国的牟羽可汗，在那个时候改信摩尼教，并将之国教化的理由，除了先前提到的基于经济、政治上的理由利用粟特网络以外，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他是否有意笼络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粟特人或是粟特系土耳其人。然而，几乎所有的粟特人原本是琐罗亚斯德教徒，进入中国的粟特人也有很多成为佛教徒，另外也有景教徒的存在。究竟有多少程度的粟特人成为摩尼教徒，还有摩尼教何以能够在回鹘获得国教的地位，依然成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