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天子遥分龙虎旗



永王正月东出师，

天子遥分龙虎旗。

楼船一举风波静，

江汉翻为雁鹜池。

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一）——李白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唐军与安禄山叛军在北方战场上的鏖战中已明显处于劣势，与此同时，唐王朝的南方统治区也酝酿继而爆发了一场大动乱。是年底，唐玄宗第十六子永王李璘自江陵起兵，迅速成为长江流域的一大军事集团。然而李璘在江淮地区进一步扩展实力的行动，遭到地方势力的联合抵抗，次年二月，在双方的军事较量中，李璘兵败身死。对这一事件，旧史家认为，李璘身为皇子，“不能立忠孝之节，为社稷之谋，而乃聚兵江上，规为己利，不义不昵，以灾其身”，就是说这完全是他擅自发动咎由自取的悖逆行动。后代史家基本未持异议。前人的看法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这一鲜为人重的史事与同时其他重大事件有何联系以及它的前因后果，到底真相几何？

1、永王突围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唐军在灵宝决战中大败，潼关失守，京城长安门户洞开，一片混乱，玄宗皇帝仓皇奔蜀。玄宗之所以执意奔往蜀中，有着更为深远的谋算。“渔阳鼙鼓动地来”，半壁河山几尽弃于他人之手，但这毕竟只是一场地方势力发动的对中央政权的反叛，玄宗在离开长安时曾对高力士说：“卿往日之言，是今日之事。朕之历数，尚亦有余，不须忧惧”。由此可以看出玄宗在遭受重大挫折后并没有气馁，他前往蜀中的目的，避难只是其中一点，更多有着纠集力量卷土重来的战略考虑。

灵宝之战后，北方唯朔方军的实力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此前参与对安禄山叛军作战的唐军主要将领或败或死或降，加之京城陷落，唐王朝失去了一大政治优势，对唐玄宗来说，朔方军将领的态度是否会因此而改变尚属未定。再者说，朔方军先前只作为偏师出击河东、河北，并未用作抗击叛军的主力投入正面战场，其战斗力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因而在玄宗看来，朔方军的可靠性大成问题。从太子李亨马嵬事变后离玄宗而去时高力士代宣的口敕中亦可见此端倪：“汝好去，百姓属望，慎勿违之，莫以吾为意。且西戎北狄，吾尝厚之，今国步艰难，必得其用，汝其勉之!”。玄宗对所谓西戎(吐蕃)北狄(回纥)“尝厚之”的程度，无论如何与安禄山是没办法相提并论的，况且前面二者长期以来是唐王朝在边境战争中的主要对手。在这种情况，他让太子李亨前去投靠，却绝口不提朔方军，只能说明玄宗对朔方军已无信任可言。

由此可见玄宗一门心思入蜀，一方面是为确保自身安全的应急措施，另一方面又是重新部署力量进行反击的战略安排。当基本脱离险境后，玄宗就着手筹划对安禄山的反击了。也就在入蜀途中的普安郡，玄宗发布制书，做出了以永王李璘等诸王分充诸镇节度大使的重大决策，命帅遣将，准备全面回击安禄山叛乱。

永王李璘，是郭顺仪所生，顺仪是皇宫里嫔妃的称号。郭顺仪早死，李璘从小就失去母爱。史载，永王李璘小时候是个聪明好学的皇子，但长得寒碜了一点，同时“视物不正”。也就是说他不光长得难看，还有斜视的毛病，那时候也没有眼科大夫给确定一下，到底是散光还是近视。由于很小就失去了母亲，李璘由他的三哥，也就是后来的肃宗李亨带在身边。三哥对他还是疼爱有加的，睡觉的时候也常抱着他。由此可见，兄弟二人还是有感情基础的。

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

天宝十五年（756年）六月十五日，唐玄宗在逃亡成都的路途中，将太子李亨留下以图恢复北方。七月十五日，他在宰相房琯的建议下，下发分置制诏，这个诏书的主要内容是：太子李亨做天下兵马大元帅，负责收复长安、洛阳等黄河流域的失地，永王李璘负责经营长江流域的事务，盛王李琦负责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地的事务，丰王李珙负责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的事务。由于唐玄宗在登基之初就规定皇子们在没有长大成人后，是不出阁的，也就是不能离开京城的，等成年后，才能到他们的封地上去。所以盛王李琦、丰王李珙因年幼，并没有到分封地去，而是跟随唐玄宗一起去了成都。太子李亨、永王李璘分别奔赴任所。由于盛王没有出阁，他所管辖的地盘实际上在李璘的控制之内。唐玄宗颁发这个诏书的目的，是让几个儿子各占一方，以防其中一人独大。但唐玄宗“火中取栗”的做法遭到了谏议大夫高适反对，他认为这样做可能会造成太子与诸王之间的矛盾，但玄宗没放心里去。

七月十二日，也就是唐玄宗下达分置制诏的前三天，留下来平乱的太子李亨却在甘肃灵武即皇帝位，改元至德，同时单方面尊唐玄宗为“上皇天帝”。

八月十二日，灵武即位的通报到达成都，悲悲戚戚的唐玄宗只好面对现实，面对自己尴尬的身份。尴尬年代，尴尬的又何止唐玄宗一个人，还有那个被李亨抱着睡大的弟弟永王李璘。

玄宗的分置制诏下达后不久，李璘就从成都到达襄阳、江夏，开始招兵买马、筹措军备，这期间，他的哥哥李亨却已经成为皇帝，何去何从？永王李璘没有做过多的思想斗争，就给出了答案。不知道他在做选择的时候有没有回忆起，兄弟相拥而眠的那些日日夜夜。

永王李璘在太子李亨即位后，继续按照唐玄宗分置制诏的意图，经营长江流域的军政事务，并迅速成为长江流域一支巨大的军事力量。长江流域不是黄土高坡，不需要西部大开发就可以丰衣足食。

李璘总领四道节度都使，镇守江陵。这时，江淮租赋像山一样都堆积在江陵，李璘在这里招募勇士数万人，每天消耗的费用就高达数以万计。李璘在这里招兵买马，是完全按照玄宗意思去办的，但后来的形势发展是不是玄宗的意思，就难说了。他是让李璘去平叛，还是骚扰一下肃宗的皇权，这就的确不大好说了，虽然史料给李璘定性为有“异志”，却又“未露其事”。历史从来讲的就是成王败寇，谁的剑快谁有理。永王李璘手握兵权，就算没有异志，他也失去了话语主动权，话说回来兵权这个东西又的确容易让人滋生野心。这时候他的手下薛镠等人站出来为他出谋划策。如今天下大乱，南方安定富庶，永王又手握四道大兵，管辖数千里地区，就算不能将李亨从皇帝宝座上掀翻在地，也可以占据金陵，割据江南，建立一个东晋那样的偏安半壁江山的朝廷。

且不说这个办法是否可行，但这能够带来的巨大利益，很难让人不动心。史书写李璘“生长深宫，不更人事”，其实这句话用来形容任何太平时期皇宫中长大的孩子都不为过。不更人事，也就难免不知天高地厚。史书上的这句话无疑是暗示李璘的确是动心了的。李璘奉玄宗之命在江陵聚兵反击叛军不假，但借此时机发展自己完全有可能、有条件，简直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至少在肃宗看来是这样。当肃宗得知有人劝他取金陵自立的时候，心下疑惑，不敢小视，当下便让李璘往蜀中朝见玄宗，但李璘不听。

从肃宗的反应来看，也没有什么地方说不过去，当时他地位不稳，对此难免会特别在意。不过他只是让李璘回蜀中一趟，算不上特别严厉，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未必是存心为难，当然，试探的后面是隐藏了夺目的剑光的。这种情况下要想打消肃宗的疑虑，避免发生什么事件，李璘就该依言回蜀地。李璘没有回去，确有可疑之处。从客观上讲，如果是从关中由陆路向蜀中进发，就像玄宗这般逃到蜀中，确实辛苦，但是从成都由水路经白帝城离川，则好走了很多，江陵正是在长江一线。李璘到江陵走的也一定是这条路，如果按原路返回，绝不困难，除非他实在懒的回去；从主观上讲，若李璘真有心自成一家，离开江陵则可能意味着永远失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机会。客观条件没有太大问题，但对于主观条件的猜测，不确定性就非常大了。因为李璘也可能是以为自幼和三哥关系好，所以才有胆量违抗此时已为皇帝的三哥的命令，若是如此，也正符合史书上对他的描述“不更人事”。试想，谋反事大，再不更人事也必然知道关系非同小可，不见得哪个人都有这份胆量。永王的想法无外乎两种，其一，他心怀鬼胎，不愿错过时机，又倚仗自己曾和皇帝哥哥关系良好，大胆抗命；其二，他在江陵主要是抗击叛军，有意无意间扩展了一下自己的实力，但并未上升到与李亨争夺天下的地步，是无心之失，所以胸怀坦荡而又以为三哥不会加害自己的他，并未注意肃宗的警告。历史,专史研究，考研历史，历史帝国，历史天空，百家讲坛，文献资料,军事政治,经济??F4?~.?x0?K2?S/?d6?bbs.tqxz.com永王拒绝回到蜀中，江陵长史李岘嗅出了其中的味道有些不对劲，便借病辞别李璘奔赴肃宗行在，肃宗又召来高适，几人一起商量计策。高适分析了一番江东的形势，认为李璘谋反必败。

2、父子斗法

而这时候身在蜀中的玄宗也没有一刻消停，本来他以为安史之乱是一场“狼来了”的游戏，谁知道折腾了半天，自己成了过期皇帝。

玄宗是通过宫廷政变，以一个普通皇子身份登上皇帝宝座的，所以他深谙宫廷斗争的底蕴。为了消除对其地位的各种潜在威胁，他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尤为警惕皇子发展自己的势力。玄宗防止皇子扩充势力的关键措施，就是根绝皇子同外界的各种联系。玄宗多子嗣，有59个子女，其中29个儿子，30个女儿。开元十四年（726年），玄宗下令在皇宫东北角专门为诸王建立一座王宅，史称“十王宅”。这样，当皇子在宫内长大，得到封号后，不是像从前的皇子出宫自立门户，而是住在十王宅中，日用所需等由朝廷统一供应。玄宗这一措施，能够有效地管理监督皇子们的行动，这是诸王地位衰落的一个标志。之后，因为皇子皇孙太多，十王宅不够住了，又在十王宅附近建了百孙院（《旧唐书·卷一百零七·玄宗诸子传》）。

玄宗如此对待自己的子孙们，是生怕他们干政，当然还不仅仅是担心干涉朝政那么简单，关键的还是怕这些子孙夺他的皇帝位。玄宗集中管理的这一招，确实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然而，有一点玄宗没有想到。安禄山造反后，玄宗仓皇出逃，十王宅和百孙院中的大部分皇子皇孙们都没有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叛军屠杀一尽。皇子们集中居住，当然是为了便于监视和控制。这种防范措施，对太子也不例外。

在玄宗严密的监管下，当时作为太子的李亨，日子更加不好过。天宝五年（746年），对于太子李亨来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李亨相对安宁的生活被打破。身为大唐太子，甚至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住，不得不用离婚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事情要从边关大将皇甫惟明说起，皇甫惟明当时进京向唐玄宗献对吐蕃作战中的战利品。皇甫惟明曾经担任过太子李亨的幕僚，颇为念旧，当他发现宰相李林甫专权、正大力排挤太子李亨时，心中对李林甫大为不满，便趁叙职时劝唐玄宗罢免李林甫。并提出刑部尚书韦坚有宰相之才，可以起用。皇甫惟明的介入，使李林甫和太子一方的暗中较量一下子成为公开的秘密。

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十五日元宵节之夜，风清月朗，太子李亨出游，借观灯的机会，在市井之中匆忙与他的小舅子韦坚见面。韦坚，京兆万年人（今陕西西安郊区），是太子妃的哥哥。玄宗忌讳皇室人员与外臣相交，曾经发布敕命：“宗室、外戚、驸马，非至亲毋得往还；其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二》）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太子李亨与韦坚的碰头也是偷偷摸摸、见不得光的原因。之后，韦坚又匆匆与皇甫惟明相约夜游，一同前往位于城内崇仁坊中的景龙道观。

李林甫上奏，说韦坚与皇甫惟明将要支持太子发动政变。二人因此锒铛入狱，数十人受到牵连，韦氏家族被清洗一空。最后闹到太子李亨与韦妃离婚，见面也视同路人，方才算完。

后来有人向玄宗密告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欲拥兵佐太子时，玄宗也就很不以为然，“我儿在内，何路与外人交通？此妄也”。在这种情况下，皇子出外典兵那是万万不可能的，尤其对于太子。

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多年苦心孤诣经营起来的一套政治格局完全被肢解。恩遇最深的统兵大将安禄山率先起兵造反，使玄宗对其他将领也疑忌重重。至德元载七月十五日的《幸普安郡制》，标志着玄宗以皇子代替边镇将领典兵这一重大政策转变。

太子李亨宜充天下兵马元帅，仍都统朔方、河东、河北、平卢等节度采访等都使，与诸路及诸副大使等，计会南收长安、洛阳；……（《唐大诏令集》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

太子李亨虽然肩负独撑北方战局的重大责任，但玄宗对其究竟能有多大作为实在没抱多大希望，而李亨自马嵬离玄宗而去后的一段时间内也确实是栖栖惶惶，无栖身之所。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寄兴复的希望于南方了。李璘正是背负这一使命赴任的。因同时受任的其他诸王皆未出府，故李璘此行，关系尤其重大。他所领诸镇，其开发程度虽不及江淮一带，但也并非无关紧要。早在安史之乱初，这一地区即为唐廷提供了大量兵源。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李亨却得到了朔方军的全力支持，并于七月十二日在灵武即帝位。只到八月十二日，灵武派来的使者赶过来，玄宗才知道皇太子即位。肃宗有强大的朔方军为后盾，北方又是政治中心所在，而玄宗毕竟偏据蜀中一隅，至此也只有表面上承认这一既成事实。但对肃宗擅自登基，把自己挤下皇帝宝座的这一行动，玄宗并未善罢甘休，他不安于肃宗为他安排的太上皇地位，“上用灵武册称上皇，诏称诰。己亥，上皇临轩册肃宗，……册命曰：‘朕称太上皇，军国大事先取皇帝处分，后奏朕知。’”（《旧唐书·玄宗纪》），也就是说玄宗保留了发诰的权力，仍可号令天下，而且对军国大事的处理上也明显留了一手。

在肃宗掌握了朔方军的情况下，玄宗唯有也控制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武装，方可与之抗衡，并进而重掌最高统治权。这时候李璘在南方的活动又有了特殊意义。他已持有玄宗的两道明令，又得到玄宗纵容，于是更有恃无恐地放手扩展力量。

李璘兵败之后，史书给他扣上的逐条罪状。“召募军队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用巨亿。以薛珦、李台卿、蔡垧为谋主”《旧唐书·李璘传》。

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看出，李璘所谓谋反的这些罪状，不过是玄宗所颁布旨意的具体化而已。李璘在南方发展势力，令肃宗大为不安，他诏令其赶快归觐于蜀，李璘没有听他的。肃宗当然不愿听任玄宗在南方培植起一支足以与自己分庭抗礼的武装。而李璘原本听命于玄宗，自然不必从命于肃宗。在放手听任李璘发展势力的同时，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对策。他先后数次派亲信宰相重臣到肃宗身边，以图加强对肃宗的控制。至德元载（756年）八月，玄宗得知肃宗即位，旋即“遣左相韦见素、文部尚书房琯、门下侍郎崔涣等奉册书赴灵武”；至德二载（756年）正月，“上皇遣平章事崔圆奉诰赴彭原”以上均见《旧唐书·肃宗纪》。肃宗当然不会听任玄宗的亲信事事掣肘，这些人先后被一一清除出中枢，“(韦见素)除左仆射，罢知政事，……房琯以败军左降，崔圆、崔涣等皆罢知政事，上皇所命宰臣无知政事者”《旧唐书·韦见素传》。

值得注意的是，在李璘起兵的同时，玄宗没有安分守己做他的太上皇，在蜀中的政治活动也大为活跃，呈呼应之势。至德二载（756年）正月，玄宗以襄阳太守李峘为蜀郡长史、剑南节度使；将作少监魏仲犀为襄阳、山南道节度使；永王傅刘彙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以宪部尚书李麟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同李璘的活动既有时间上的一致性，又有地区上的共同性，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

这时候，玄宗虽称上皇，实际上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的中心，不过是由最初的独舞换做了双人舞。他仍以诰的形式发号施令，不仅像在朝皇帝那样命相遣将，甚至还保留着一个自外于肃宗朝廷的小朝廷。至德二载初李麟拜相，“时扈从宰相韦见素、房琯、崔涣已赴凤翔，俄而崔圆继去，玄宗以麟宗室子，行在百司，麟总摄其事”《旧唐书·李麟传》，由此出现了国有二主的局面，南方玄宗朝廷和北方肃宗朝廷两个政治中心一时并存。

肃宗对此并不是毫无觉察。贺兰进明曾向肃宗进言：“(房）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乃以永王璘为江南节度，颍王璬为剑南节度，盛王琦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元子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诸镇。”且太子出为抚军，入曰监国，璘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旧唐书·房琯传》。

这句话正触到肃宗的痛处，南方玄宗的“南朝”及奉玄宗旨意统领重兵的李璘确是肃宗最大的心病。

黄河流域战乱不已，胜负难卜，唯有以长江流域尤其是富庶并且未受战乱波及的江淮地区作为凭仗，方可保证稳操胜券。因此这一地区不仅安禄山志在必得，也是玄宗和肃宗争相控制的重点。

玄宗主要依靠李璘的军事力量以求如愿，而李璘大张旗鼓的进军也正是由于有恃方才无恐。当时的某些参与者并未认为李璘的行动有何不妥。李璘水师途经庐山时李白受邀加入其幕府，留下《永王东巡歌》10首，反映出李白对这次起兵的看法：“帝宠贤王入楚关，扫清江汉始应还”，“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李璘部下将领季广琛在李璘军受阻于江陵时，谓诸将曰：永王李璘的部将季广琛也起了私心，想为自己留好后路，于是召集诸将说：“我们跟从永王到此，难道我们想造反吗？如今上皇（玄宗）播迁，道路不通，而诸位皇子之中没有比永王更贤德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总领江淮地区的锐兵，长驻雍、洛，那么大功可成。’”《新唐书·李璘传》。

这时候吴郡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觉得此事非同一般，就写信责问李璘为何要擅自发兵东下，他的意图究竟是什么。李璘大怒，说“寡人上皇天属，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礼绝僚品，简书来往，应有常仪，今乃平牒抗威，落笔署字，汉仪隳紊，一至于斯！”李璘的话中，提到“上皇天属，皇帝友于”，这话就是说，玄宗才是真正的天子，而如今的皇帝只能算是我的兄弟。永王李璘派大将浑惟明进攻李希言，李希言则派大将元景曜和丹徒太守阎敬之抵挡。结果李希言军大败，阎敬之被杀，元景曜投降了永王李璘。李璘杀掉了阎敬之，并且将他的首级示众，吓得元景曜与李承庆赶紧投降，江淮地区为之震动。在李璘一路过关斩将的同时，肃宗也未消极坐视事态的发展，而是采用向江淮地区安插亲信、策动和利用地方势力的办法来对抗李璘。

在李璘到达江淮地区时，肃宗已完成了关键性的人事安排，这一地区的地方实力人物，也已做好了联合对付的准备。这时候，肃宗事先专门任命的防范永王李璘的高适、来瑱与韦陟三人在安陆（今湖北安陆）会合，结盟誓军讨伐永王李璘。之前吃了败仗的广陵长史李成式决定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一起讨伐永王李璘。李铣率领数千兵马，驻扎在扬子（今江苏扬州西南）一带；李成式派判官裴茂率兵三千人马，布军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一带。这是代表肃宗利益的地方势力向代表玄宗的李璘发出的正式挑战。

裴茂甚有心计，为了壮大唐官军声势，便制作了许多旗帜，插在长江沿岸。永王李璘登上城楼，看到旗帜遍布江边，唐官军声势浩大，心中开始恐惧。

永王李璘的部将季广琛也起了私心，想为自己留好后路，于是召集诸将说：“我们跟着永王走到这一步，都是老天不帮我们。人谋不成，不如趁没交战的时候，赶快自谋出路，要不然兵败身死，我们就永远成了逆臣贼子。”于是季广琛率部逃往广陵，浑惟明逃往江宁，冯季康逃往白沙（今江苏仪征）。

至此，永王李璘身边无兵无将，已经是穷途末路，无计可施。长江北岸的唐官军又故意多点火把，火光照在水中，李璘仓皇中不辩真伪，误以为官军已经过江，连夜带着家属逃跑。一直到天亮的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过江，这才重新入城收兵，乘船而逃。

永王李璘一路逃窜，打算南逃到岭南一带，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穷追不舍追击，终于生擒了永王李璘。至德二年（757年）二月二十日，皇甫侁暗中派人杀死了永王李璘，其家属被送往成都。肃宗听说弟弟被杀，还大发雷霆说：“皇甫侁既然俘获我弟，为何不送来而擅自杀之？”于是罢了皇甫侁的官。其实皇甫大人的做法未必不好，不然肃宗又要如何处置这个“爱弟”呢？如果处罚的太重，难免有反对的声音；处罚的太轻，又没办法起到警示他人的作用。从兄弟二人的交情来看，肃宗亲自下命杀永王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玄宗得知李璘兵败，迫不得已下诰废李璘为庶人。《唐大诏令集·降永王璘庶人诏》中有“擅越淮海，公行暴乱，违君父之命，既自贻殃，走蛮貊之邦，欲何逃罪”之句，可证此诰实发自获知李璘兵败南逃而死讯未至之时。

这场军事对抗实际上是玄宗和肃宗间的最后摊牌。李璘的失败，使玄宗在同肃宗的斗争中失去了最有分量的筹码，至此，胜负已成定局，因此不难理解，何以李璘死后“上皇伤悼久之”。

即使如此，肃宗也并没有对玄宗掉以轻心。玄宗在蜀，犹如他人酣睡于卧榻之侧，故对玄宗的处置仍是他的腹心之患。至德二载二月，肃宗到凤翔后，想尽快拿下长安，曰：‘今战必胜，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阳乎?’”。而他最亲信的谋臣李泌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叛军掳获到金帛子女，都运送到贼窝范阳，这说明安禄山之流只有苟且之心，没有窃据全国的远大志向，因而不足为忧。到来年春天，可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使，从塞外领兵南下，令李光弼率军北上，两支队伍互为表里，夹击范阳，抄叛军的老窝。这样，叛军退则无地盘，守则不安宁，我们各路大军一起前往剿灭，必然获得彻底胜利。”

以后战局的发展，基本证明了李泌的预见。然而肃宗断然否定了这一意见，并且不顾河东战场上节节取胜的形势，调回了郭子仪统率的朔方军主力。肃宗不可能全然不知其中利弊，他必欲先取长安的用心其实不难窥透。李泌上言后，肃宗的回答是：“朕切于晨昏之恋(胡注：言急于复两京，迎上皇)，不能待此决矣。”看来肃宗的真意就是不能坐视蜀中仍存在着一个小朝廷，而是尽快把玄宗弄回到身边养起来。

在付出沉重代价收复长安后，肃宗主动表态“自请归东宫以遂子道。”而玄宗的回答是：“当与我剑南一道自奉，不复东矣。”

这句话让肃宗焦虑不已。肃宗请归东宫的表示，稍了解封建宫廷斗争之酷烈者即知这绝不会是本意，其真实意图无非是要把玄宗请至长安，置于严密控制之下。故玄宗表示要以剑南自奉后，肃宗当然忧心如焚。而当玄宗自信能安做天子父回到长安后，就完全落入了肃宗的股掌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