粟特网络的变质——丝路贸易的实态

西域的金银钱

七世纪初，在唐朝的支配扩及西域之前的丝路东部，金银与绢织品是主要的国际通货。根据《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一，为了到印度求法踏上旅途的玄奘抵达河西第一大的都市凉州，在那裡对著包含西域商人的听众们讲道时，获得了许多金钱、银钱的布施。

接著，穿越戈壁沙漠偷渡出国的玄奘，在东部天山环绕的吐鲁番盆地内受到高昌国王麴文泰的迎接，并给予玄奘「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疋」作为通过中亚往返印度的旅费。不只如此，在《大唐西域记》卷一裡，根据玄奘的口述指出阿耆尼（＝焉耆）国，屈支（＝龟兹）国，迦毕试国的通货是金钱、银钱、小铜钱，覩货逻国（旧巴克特里亚）也是使用金钱与银钱。

这些记载比起其他史料，更加确切地反映出当时的中亚国际通货是金银钱和绢织品。然而，另一方面在《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裡，又提到在高昌国与阿耆尼国的中间有座银山，「山甚高广，皆是银矿，西国银钱所从出也」，若是与现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至北中国的金银铜钱出土状况一起考虑的话，可推论不管是作为国际通货或本地通货，银钱在当时的中亚最受到重视。从本书第五章举出的粟特文女奴隶买卖契约文书或汉文契约文书，也确认到银钱即使在七世纪的吐鲁番也是作为高额货币流通的事实，因此这项推论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还有，与银钱同时被带入中国的，还有大量来自西方的豪华金银器。

作为高额货币的绢织品

然而，被唐朝征服后，河西到帕米尔为止的中亚东部成为中国经济圈的一部分，绢织品（帛练缯綵绫罗锦等，「帛练」为统称的代名词）必然取代了银钱成为高额货币的代表。尤其是到了八世纪，银钱完全被唐的铜钱取代。虽然铜钱的个别价值低，可是高价格的绢织品品质不一，无法作为统一的计量单位，因此铜钱取代之成为价值计算的单位。根据荒川正晴的论点，布帛作为军事费从中国本土被运送到统治下的西域，其数量在进入八世纪后也有飞跃性增加，伴随而起的是以粟特商人为首的商业活动比前代更为发达。

到了这个时代，根据考古学资料足以推测依然是透过粟特人的手把西方的金银器运往东方，但是他们在帕米尔以东似乎已经不用银钱或者是银块作为主要的交易手段。七世纪末，不只是吐鲁番文书裡已不复见银钱的使用，从汉文文书裡可知，更早在六七〇年前后，在天山一带活动的粟特商人是以绢作为高额货币使用，而非银钱。

还有，《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记载了八世纪前二十五年的状况，裡面提到了在兴都库什山脉以南的西天竺国（西印度）是使用银钱，在犍陀罗国和谢?国（Zabulista；今阿富汗伽色尼一带）是布施金银，另一方面在帕米尔山中的胡蜜国（瓦罕走廊）和识匿国（Shighnan；今塔吉克巴达赫尚自治州首都霍罗格一带）的项目裡，则分别如下叙述：

（原文）

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 （＝大食＝伍麦亚王朝）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疋。

彼（＝识匿）王常遣三二百人于大播蜜川，劫彼（兴胡）与胡及于使命。纵劫得绢，积在库中，听从坏烂，亦不解作衣著也。

（白话译文）

这裡的胡蜜王，因为兵贫马弱无法自我防卫，现在属于大 （＝大食＝伍麦亚王朝）所管辖，每年运送税绢三千疋。

那裡（＝识匿）的王经常派遣二／三百人到大帕米尔平原，抢夺往来的兴胡与（外国的）使节团。即使抢夺取得绢，也堆放在仓库内任由腐坏，不知道可以拿（绢）来做衣服。

同样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裡，也描述粟特商人从中国领土来到西北印度的犍陀罗的情形，因此可以说在这个时期的丝路东部，比起金银钱，反而更能够广泛地看到许多粟特商人携带绢作为实体货币来使用。

扮演货币功能的绢织品

在西元一千年的中国本土，金银的流通并不普遍，主要作为货币使用的，有自前汉以来以五铢钱为代表的铜钱，以及绢织品、穀物等实体货币。虽然铜钱因为有公权力的保证以及计量功能出色，较占优势，但是依旧与实体货币两者并行使用。隋代以前传统使用的五铢钱，被唐初发行的「开元通宝」所取代，虽然之后从唐到五代为止持续发行「开元通宝」等其他铜钱，可是在租庸调制底下，纳税依然是用穀物布帛等实物来徵收。

开元通宝

终于到了七八〇年，两税法取代了先前的租庸调制，原则上纳税就改为使用铜钱，因此这样的铜钱经济也渗透到地方上。然而，铜钱又重又便宜，和轻薄且高价的金银、绢织品是两个极端，并不适合用来作为必须要长程输送的国际通货。岂止如此，就连在国内遇到需要统一长程运送税金或军事费等的情况，也不是用铜钱，而是使用被称为轻货的高级绢织品和金银。但是，金的绝对数量少，银是只在有银矿山的岭南或部分的江南，以及集中囤积的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为中心在流通而已，不管是在全国的哪个地方，一般仍是以绢织品（尤其是绫罗）作为运往远方的有价运输手段。

在唐代，尚未有用银表示物价的事例，这种情况是到了宋代才首次出现。在唐代的中国本土，即使是终于开始流通的银，还没成为具备价值尺度的完全货币，所以比银更加稀少的金，与其说是货币，更被认为是珍贵财宝。因此，自汉代以来的一千多年间，作为各式各样输入品的交易筹码，或者是中国为了得到政治军事上的安宁而支付给外国的国际通货大宗，除了轻薄、高价值且是中国特产的绢织品外，别无其他了。

松田寿南认为在蒙古高原至天山山脉的草原地带先后崛起的游牧国家的马与中国绢织品的交易，乃是前近代中央欧亚史的原动力。根据他的「绢马交易」研究，所描述的这段期间的事情相当具有说服力，尤其是对突厥、回鹘帝国而言，绢的存在显然很重要。过去汉朝给予匈奴的岁币，除了绢以外还有穀物，而后代的宋给予辽、金、西夏的岁币则是绢还要加上银等，这些都是价值不输给绢却有重量的物资，正好和以丝绢为主的唐朝形成明显对照。也就是说，突厥和回鹘的国际通货是绢织品，并非银，更遑论是稀少的金了——传统上，游牧民的偏好是将金当成材料，做成显示威信地位象徵或是珍贵财宝的金製品，并且加以珍重保存。

唐朝与回鹘的绢马交易

与唐朝的绢马交易，尤以回鹘帝国（东回鹘）最为出名。唐帝国因为安史之乱陷入国家存亡危机，幸好得到回鹘的军事援助才勉强从死裡逃生，而唐给予的回报就是在那之后定期或不定期运送大量的绢织品到东回鹘的根据地蒙古高原。当中虽有一部分是作为岁币定期地赠送，不过大部分都是用来折抵回鹘运来的马价，不定期送往当地。后者即所谓的绢马交易，这种交易一直持续到东回鹘末期。

关于这种绢马交易，过去的主流观点是囫囵採纳汉籍的主张，亦即这是回鹘的恶劣行径，是被迫接受不必要的马匹而进行的强制贸易（也就是唐朝财政因此受到压迫的回鹘恶党说）。但是，最近斋藤胜提出了新见解，认为实际上对于唐朝所需要的军马供给面而言，这是很重要的交易。他以相当精彩的论证方式，揭露了充满中华主义偏见的汉文史料之虚构。由于在马作为军事力根基的时代，唐朝最大宗的输入品应该就是马匹，所以我完全同意斋藤的新见解。

于是，蒙古高原在以马价折绢（马价绢）的交易下，经年累月积累了庞大数量的绢织品，这些轻薄且高价的商品，必定是透过粟特商人之手，作为货币运往西方的中亚、西亚、东罗马等地。相对于此，回鹘获得的是金银器、玻璃製品、玉、琥珀、珍珠、珊瑚等宝石类，各式各样的香料药材类，还有粟特、印度、波斯、西亚等西方所产的绒毯、壁挂、缀织、棉布等织物类的奢侈品。

只是，要注意的是马价绢是有一定规格的平绢，并不是锦或者绫罗，甚至是金襴等的高级绢织品。而且，交易行情是马一匹折合平绢二十五疋左右。平绢终究是计算基准而已，它与那些高级绢织品的汇率也是固定的，因此实际上支付马价绢时，不只有平绢，照理应该也包括了大量的高级绢织品，可是实情并不清楚。另一方面，根据石见清裕的研究，作为对于朝贡品的回赐或是岁币，从唐朝被运送到外国的绢织品是攸关唐朝国家威信的最高级品，甚至他推论在被称为「互市」的民间贸易裡，作为货币使用的「帛练、蕃綵」也应该是高级品。

在游牧民方面用马价绢购入的商品裡面，最容易理解的是金银器。突厥、回鹘等草原世界的王侯贵族对金银器是如何地爱不释手，不只是正史的突厥传、回鹘传等汉籍的记载，就连以希腊语记述的来自东罗马的使者报告，以及实际从蒙古高原、吐鲁番、南西伯利亚、天山山中等出土的文物，也如实反映出这一点。直到最近，由土耳其共和国团队在蒙古高原的鄂尔浑河畔发掘出突厥的毗伽可汗庙，并且有多数的金银器出土，在自己遥远的祖先之地有这样的大发现，当时喧腾一时，想必大家仍记忆犹新。这些出土文物裡很多都是名贵珍品，当然也包括来自唐朝的岁赐品，但是一定也有很多是透过流入草原世界的马价绢，配合自己的嗜好，向从唐都，还有吐鲁番、龟兹或索格底亚那等地来的商人购买收集的稀世珍宝。

三彩粟特商人像

奴隶与粟特钱

接下来，还有一点不能忘记的是，本书第五章聚焦讨论的粟特人奴隶。一直以来，我认为每年做为多达数万匹到十万匹的大量马匹的折价，流入突厥和回鹘帝国的绢，其价值未免过于庞大，即使是金银器、宝石、香料、高级织物类等的高价商品，在人口较少的游牧民国家中，就算任凭上流阶级使用或浪费，也是有一定的限度，在收支上绝对无法取得「平衡」，因此感到相当纳闷。甚至怀疑是否就像内文所引用的帕米尔山中的识匿国，将那些使用不完的马价绢堆积在仓库裡任由腐烂。

然而，现在如果假设用来折抵绢的商品裡面有大量奴隶的话，就能够解开长年以来的谜团了。从北朝到隋唐，中国接纳了许多来自西域的艺人、音乐家、美术家、工艺匠、医术者等，文化交流盛行。若是如此，草原的游牧民世界裡应该也有与此互相匹敌的豪奢生活，营帐内铺著绒毯，棚顶覆盖著高价锦绣，美轮美奂，穿著华丽的王侯贵族及其妻妾们一边使用金银器或玻璃工艺品饮用葡萄酒，一边欣赏西域传来的歌舞乐曲或马戏团等，也不会觉得不可思议吧。在那裡，和中国宫廷相同，也有奴隶负责歌舞乐曲的演出，若是美貌出众的奴隶就成为妻妾，向草原的贵族们传播西域的音乐和各种文化吧。

粟特银瓶　上面绘製著有翼的骆驼（守护神）。

时代稍微往回溯，在这裡联想到下列两个事例。根据《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与《通典》卷一百四十二．乐二，北周武帝从突厥第一帝国迎娶阿史那氏的公主作为皇后时，因为西域各国出身的随行人员一起来访，于是长安涌入了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康国乐等盛大队伍，也就是在突厥宫廷裡已经有演奏这种音乐的乐队集团随侍在侧，而且为了在日常上维持这些开销，所以支出了大量的马价绢吧。

还有，武则天一族的武延秀为了迎娶突厥默啜可汗的女儿而被派到突厥时，却被扣留住，但是在那裡不只学会了突厥语、突厥舞，甚至是胡旋舞。因此，回国后他受到在宫廷沙龙当红的安乐公主的宠幸，最后还成为夫婿。这也意味著在突厥已经有教授粟特胡旋舞的文化基底。即使以唐朝宫廷来看，突厥宫廷也丝毫不逊色。

粟特僧侣传法图

隋唐时代，西域胡人的代表——粟特人，很多人进入作为贸易对象、称霸北方草原的突厥或回鹘底下，形成殖民聚落，甚至有些情况还建设了都市。而且，他们与突厥或是回鹘密切往来，不只是传入了粟特文化，连自身也出现游牧民化，必然地会发生相当程度的混血，形成也可称为粟特系突厥人、粟特系回鹘人的新兴集团。而且，从牟羽可汗时代的汉籍史料可充分了解到，在东回鹘时代，这些纯粹的粟特人以及有一半血统的粟特人，为了在中国可以顺利进行贸易活动，经常诈称是回鹘人。如先前已经介绍过的，牟羽可汗死于政变的时候，同时遭到杀害的有他的亲信以及身边的粟特人的合计约两千人。

接著，经过了一段潜伏期间之后，从第七代怀信可汗的时候开始，回鹘的粟特人与摩尼教僧侣的动向在史料上变得活跃，粟特商人再度成为绢马交易的仲介者。并且，在回鹘施压的背景下，唐朝国内的大都市裡设置了摩尼教寺院，粟特商人灵活地把摩尼寺院作为住宿设施、仓库、银行，偶尔作为紧急的避难场所等来使用，就连唐朝本土内的金融资本也掌握了相当的部分。这就是所谓的「回鹘钱」，也就是「Uyghur money」，国内外有很多学者就直接解读为这是回鹘人商人化的结果，其实不然，实际上是粟特钱（Sogdia money），因为没有经验的游牧民应该不可能瞬间成为国际商人。关于这一点，我在《岩波讲座世界历史》发表的拙稿〈「丝路」的回鹘商人——粟特商人与斡脱商人之间——〉一文内有详细论述，故不在此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