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黑客帝国



1、尾大不掉

藩镇割据，是最令唐帝国统治者头疼的问题。打个比方，如果我们把唐帝国看作一台电脑主机，那么藩镇就是被黑客置于电脑程序里的一个个病毒，病毒蔓延，迅速让帝国这台主机陷入瘫痪状态，直到死机。

整个帝国，也随之沦为黑客帝国。

藩镇割据的起因，在于唐朝遍设节度使。之所以在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主要是因为参与平叛的各位将领，在平叛之后都被唐朝政府授以节度使之名，并在内地广泛建立大军区，使节度使制度得以在更广大的范围内推行，这就为后来的藩镇割据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参与叛乱的大部分将领、士兵没有沦为炮灰依然存活于世，他们虽然投降了，但割据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而唐廷也没有力量吃掉他们。既然消灭不成，就只能采取安抚手段，期望他们能良心发现，改过自新。

我们回过头再来探索藩镇割据的源头，那要从唐王朝建业后开始说起。在李唐王朝建业之初，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不仅改郡为州，同时还对地方行政区划也进行了调整，逐步确立了府制。

唐朝的府制，依其形式和地位，分为三种类型：府、都督府、都护府。

其后，为防止少数民族侵犯，唐帝国又在边境设置大军区，军区司令就是节度使。“东突厥都督府”、“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黑水都督府”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到了唐玄宗时代，已经在边境设置了十大军区，这就是通常所称的“藩镇”，其长官称为节度使或经略使。这十大军区有自主招募军队的权力，招募来的人没其它事，就一天到晚练兵打仗，他们和中央军的区别就在于，中央军大部分时间都在踢正步，而他们拎刀砍牛羊，砍着砍着就砍出了血性。这样一来军队的战斗力是上来了，但造成了一个结果就是，军队只听命于军区长官。长官就是他们的大老板，管饭还给工资。他们根本不买唐朝皇帝的账，名为中央武装，实际上是私人武装。

唐帝国的皇帝们想法很天真，他们希望通过设立藩镇，保卫京师和国家安全。毋庸讳言，藩镇也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卫边境不受少数民族入侵的作用。

唐玄宗时期，为了防止周边各族的进犯，大力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同时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当时全国一共设立了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一个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北京）、平卢（辽宁）、河东（太原）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他一个人管河北、辽宁、北京三省，麾下精兵十八万，当时唐朝的中央军才十二万，而藩镇手里的军队却达到了四十九万。你想想，藩镇如果造起反来，那还不是一路势如破竹。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抵御叛军进攻，军镇制度迅速扩展到内地，最重要的州就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就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了不少的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唐政府忙活了半天，差点丧失半条命，才摆平安史之乱，本来以为能睡安稳觉了，可谁知道，藩镇割据却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些节度使本来是军事官职，但他们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的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由此可见，“安史之乱”成为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直接诱因。

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无论大小都是藩镇，亦称方镇。

在今河北地区一直存在着名义上仍是唐朝的地方官而实际上早就成了割据一方，不受朝命，不输贡赋的“河朔三镇”，虽称藩臣实非王臣。这些节度使仗着自己手里有兵有将也有粮，根本不拿中央当回事，成为割据一方的龙头老大，在自己的地盘自己做主。当然朝廷养的也不全是白眼狼，在今陕西、四川以及江淮以南的方镇绝大多数还是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官职任免出于朝命。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持续了八年的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藩镇势力却逐渐做大做强。面对这种局面，唐代宗也显得很无奈，他无力彻底消灭这些势力，只能胡萝卜加大棒哄着他们过日子。为了稳住他们，他便以赏功为名，授以节度使称号，由其分统原安史所占的地盘。

唐代宗试图通过这种分蛋糕的方法，把大藩镇分割为几个小藩镇，借此削弱藩镇势力。

这时候势力较强的节度使有四个，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东北部；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统治今河北中部；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统治今河北南部、山东北部；薛蒿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统治今河北西南部及山丁、河南各一部，共四镇。其后相卫为田承嗣所并，则成为三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河朔三镇。

这三镇位置险要，势力强大，在境内任意扩充军队，征收赋税，“虽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僚、甲丘、租赋、刑杀皆自专之。”不仅如此，他们拥兵自重，不但不听命于朝廷，而且试图挟持朝廷为其所用，嚣张到了目无君主国法的地步，还经常团结起来对付中央，给朝廷带来不少麻烦。

三镇确立，成为唐朝腹地出现藩镇割据的标志。

除河朔三镇外，势力强大的藩镇还有淄青镇（治青州，今山东益都）、淮西镇（治蔡州，今河南汝南），沧景镇（治沧州，今河北沧州）等。他们仿效河北三镇，专横跋扈，割据称雄，不服中央，割据一方。在他们的影响下，其他藩镇也纷纷效尤，“自募军队，自调兵食，自署官吏”，不听中央调遣。内地遍设节度使，使唐王朝形成了“方镇相望于内地”的景象。

藩镇割据的后果，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正如《新唐书?兵志》所记：“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要险，专方面，既。”。中央在财政、军力、甚至人事任免方面等方面的权力都被剥夺，逐渐失去对藩镇的控制。

此外，藩镇之间有时为扩张自身势力，侵占邻近藩镇的土地，相互攻占讨伐，有时联合起来串通一气，制造事端，对抗中央，“喜则连横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弄的整个帝国满目疮痍，人口锐减，民不聊生，萧条冷清。不仅如此，藩镇终日厉兵秣马，“完城繕甲，略无宁日”，在军事实力上完全可以与中央分庭抗礼。

而尤为重要的是，唐中央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从平定安史之乱的763年到唐宪宗即位的805年之间的42年间，是藩镇割据局面形成、发展、壮大并日趋稳固的黄金时期。

这期间，中央和藩镇、藩镇和藩镇之间连年发生战乱，军费开支巨大，经济生产遭到沉重破坏，人口急剧减少。藩镇极少上缴贡赋，“皆自擅兵赋，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直接威胁中央财政。尤其是河朔三镇，“户版不籍于天府，赋税不入于朝廷”，朝廷也无可奈何。据元和二年（807）宰相李吉甫撰的《元和国计簿》载：当时，一向作为唐朝统治中心的北方，有15道、71州为藩镇所占据，中央赋税只能从南方8道、49州中收征，缴纳赋税的税户仅相当于天宝年间的四分之一，军饷则比天宝年间增加了三分之一。唐廷的困境可见一斑。

更令唐中央政府所不能忍受的是，藩镇节度使的职位往往是老子死了儿子继承，或由部下拥立（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于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后’，以邀命于朝）。而唐朝皇帝只能干瞪眼看着，最后等结果出来，走个形式任命新节度使，才算完事。就算皇帝看节度使一万个不顺眼，也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谓之姑息之政。），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朝廷越姑息，方镇越狂妄，稍不顺意就与朝廷兵戈相见。

按照法度，本来唐朝皇帝每到节度使更换之机，就应当派宦官去当地考察实情，推荐委任人选。也就是说，委任人选应当由皇帝推荐，将来的节度使也应当在我皇帝的掌握之中。但事实情况却不是这样，宦官拿着皇帝的手谕来到地方，三顿酒一喝，就分不清南北了。藩镇先是贿赂，如果碰上视金钱如粪土的钦差。那就只好用刀子，也不是真拿刀给你放血就是吓唬吓唬，直到把你折腾得尿裤子，只要你心理崩溃下面一切就好办了。节度使就顺势推出自己的人选继任，使中央的命令根本无法执行。例如，河朔三镇历任节度使共计57人，由朝廷任命的仅有4人，其余均是因世袭或由牙兵拥立。藩镇嚣张之势，可见一斑。唐廷几乎成为藩镇的傀儡政权。

藩镇对中央旨令爱听不听，钦差大臣爱见不见。朝廷赋税征收不上，军队调动不灵，官吏任命不受，国力日益削弱。中央逐渐失去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中央集权日益瓦解，唐帝国已接近名存实亡。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逐渐形成。

藩镇割据，使国家的统一遭到极大威胁，甚至连儒家思想也遭受极大冲击，民众中已经产生“太子宁有种耶，当兵强马壮者为之”的思想。这无疑是对中央权威的质疑和挑战。

藩镇对中央政权的连番挑衅，令唐朝皇帝很是难堪，羞恨愤怒，却又不敢公开与之叫板。八年安史之乱，曾经的开元盛世风云散尽。唐玄宗没能完成平定战乱的重任而含恨辞世。因为敌人过于强大，继位的唐肃宗也一味退让，“厌苦兵革，苟冀无事”，只图天下无事，四处设立藩镇以期望起到“以藩制藩”的目的。最后却落得个饮鸩止渴，自掘坟墓的下场。

之后的唐代宗登位伊始，以“国之大事，戎马为先”，打算以武力削藩，其即位后发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委任奉节郡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讨伐安史部将，终于在763年彻底平定叛乱，完成了先皇的未竟遗愿。

只是经历了安史之乱，国家元气大伤，经济萧条，人心涣散。边境党项、吐蕃等民族乘机入侵，投降的节度使也反复无常，降而复叛，叛了又降，让唐代宗焦头烂额。平定安史之乱后，他再也无力行动，只能一味姑息，一再隐忍。可以说，从安史之乱平定的763年至780年唐德宗即位，藩镇割据得到了长足发展。

安史之乱发生时，唐德宗李适仅十四岁，幼年时的奢华生活骤然转为逃亡流离，使他对藩镇之害有了切肤之痛。更重要的是，他还曾被父皇唐代宗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讨伐安史叛军。这些都为他日后削藩准备了条件。

德宗本人颇有雄心壮志，即位后把自己的第一个年号称为“建中”，意为重建大唐中兴，再现盛世辉煌。自780年即位后，他便致力于武力削藩。

2、长安乱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二月，河北魏博镇节度使田承嗣病死。田承嗣是安禄山手下的大将，也是后来最重要的藩镇割据核心人物。田承嗣虽然有十一个儿子，但他最喜爱侄子田悦，临终时命田悦为留后，让诸子辅佐。

这时候的藩镇，基本上已经造成子孙世袭的事实，唐朝廷的任命不过成了形式。

田承嗣的属下不等朝廷表态，就任命其侄儿田悦继位，再上表要求朝廷承认田悦的继承权。割据藩镇中，节帅父死子继的规则，在代宗朝早已经成了一个“潜规则”，皇帝向来不干涉。这也算是藩镇势力确立的最重要的标志。

但现在时代变了，德宗不承认自己老子留下的那一套。直接对田悦说不，魏博镇节度使有我自己安排。田悦当然不爽了，煮熟的鸭子都能让飞，那他以后还怎么混。于是暗中联络各方势力，以图天下。

这时候唐德宗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并不容易生效，这主要是由于皇朝本身并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

田悦接班的事，组织上还没认定。德宗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死，其子李惟岳也准备接班，同样需要走个程序，依照惯例请朝廷确认。

唐德宗同样严词拒绝，丝毫不留情面，这让李惟岳很是下不了台，双方僵持在那里。魏博镇节度使田悦打肿脸充胖子出面说情，结果可想而知。自己的事都没搞定，还来揽事。我们要知道德宗的祖父肃宗、父亲代宗，对藩镇的政策都是相当软弱的，他们采取的是“姑息”政策。过一天是一天，等到有一天尾大不掉，我这皇帝也快干到头了，管不了那么多。

田悦、李惟岳之流做梦也没有想到一贯软弱的唐廷突然跟打了鸡血似的强硬起来，这让他们很是恼怒。于是田悦、李惟岳和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密谋，准备联合出兵逼迫唐廷。唐德宗这时候刚登基，人也年轻，一肚子的雄心壮志。一看这些人想打仗，那就来吧，我老李家打祖上开始就是靠这个混饭吃的。当即征调兵马迎战，并亲自犒赏三军，揭开了武力削藩的大幕。

有好事的史家在这里提出了德宗决意削藩，还有一个私人原因，那就是为自己的母亲而战。

德宗的母亲为沈后，安史之乱时，唐玄宗匆忙出逃，当时还是广平王的代宗李俶（后易名为李豫）丢下自己的老婆沈氏。沈氏落入叛军之手，被押送到洛阳。后来唐军收复洛阳，广平王李俶在东都掖廷中重遇沈氏，本打算迎归长安，却因广平王准备北上破贼事宜，依旧把沈氏留在洛阳。

不久，史思明再度举兵叛乱，重陷东都洛阳，沈氏重新落入叛军之手，且从此下落不明。代宗即位后，派人四处寻访生死不明的沈氏，并立沈氏之子李适为太子。李适登基为德宗后，立即尊沈氏为皇太后，继续派人寻访母亲的下落。

宦官高力士有个养女高氏对皇宫旧事非常了解。女官李真一曾经伺候沈氏，记得沈氏容貌。有一次，李真一看到高力士养女高氏，发现她的年纪和容貌跟沈氏非常相像，又熟知宫中典故，因而怀疑她就是沈氏。高氏自己也含糊不清。

李真一向德宗报告后，徳宗以为找到了母亲，欣喜若狂，立即派人隆重地迎接高氏回上阳宫。高力士养子知道真相，怕惹祸上身，告诉德宗高氏并非沈氏。德宗大失所望，但仍然好好对待高氏，让她回家，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我被欺骗一百次也无悔，为的是找到我的亲娘。”

当时至少有四名女子自称沈氏，但都被人识破是属假冒之人。德宗虽多次受骗，却始终不愿放弃追查沈氏的下落。直至德宗之孙宪宗李纯在位之时，才彻底放弃希望，正式为沈氏举哀，以祎衣一副下葬。

母亲沦陷于藩镇叛军之手，一直是德宗心头恨事。所以德宗即位之初，即锐意改变藩镇专权的局面。他接受了宰相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也为讨伐藩镇提供必要的军费。结果，引起了一场新的殊死较量。

战争刚开始，中央采取以藩制藩的策略，取得了一定胜利。但到了建中三年（782年）底，形势急转直下。原因是一些藩镇趁中央忙于军事，无暇顾及他们，集体哗变，四面点火。

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节度使王武俊称赵王，淄青节度使李正己称齐王，魏博节度使田悦称魏王等等，纷纷独立，抗拒中央。因为他们将来都有可能涉及到接班人问题，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参与进来，出兵声援四镇。战争如燎原之势燃遍四方，朝廷军队疲于奔命，四处灭火。

四镇之乱开始后，愤怒并没有让德宗失去理智。他决定先稳住外患，然后再使出自己的独门绝技——关门打狗。他先派使者与吐蕃、回纥讲和，以免陷入内忧外患的境地。稳住边境后，唐廷从西京抽调防秋兵（防止吐蕃秋季入侵抢粮的军队）一万两千人，同时调集朔方、关中、太原，西至蜀汉，南尽江、淮、闽、越诸道兵，打算一举歼灭抗命的四镇。

战争刚开打，唐中央军还是占尽先机的，四镇也给面子接连吃败仗。山南东道梁崇义被淮南节度使李希烈所杀。成德李惟岳先被幽州留后朱滔打败，后为成德兵马使王武俊所杀，首级被送到京师。淄青李正己急火攻心病死，其子李纳擅领军务。四镇就这样被剔除二镇，只剩下田悦和李纳各自困守一角。唐德宗笑了，扫平天下指日可待。

人在得意的时候，最容易犯浑，皇帝也不例外。天下尚未扫平，德宗却在这时候玩起了分果果游戏，他下诏，将收复的二镇进行重新整合。在这次分果果中，幽州留后朱滔和成德兵马使王武俊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德宗连幼儿园小朋友都不如，既然玩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在战争中功劳最大，分的果果却最小。

田悦见有机可乘，就派人与朱滔和王武俊联络。既然当今天子不公，我们何不把天下夺过来，重新分大果果。朱滔和王武俊见有大利可图，索性倒戈相向，发兵援救被唐军围困的田悦。

德宗急命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讨伐田悦、朱滔、王武俊三镇。结果李怀光率领的中央军大败，朱滔、王武俊与田悦、李纳四镇重新结盟：朱滔为盟主，自立为冀王，称“孤”；田悦立为魏王，王武俊立为赵王，李纳立为齐王，均称“寡人”。

你们都称孤称寡了，那我这个正牌皇帝还有市场吗？德宗的愤怒之情可以理解，但让他不理解的是，我大唐待这些人不薄，他们为什么还一个个跟打了鸡血似的站出来跟我叫板。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有人炒股赔钱了，他去问股神这是为什么，股神他老人家笑了笑说，因为你贪；那个人又问，那你怎么赚得盆满钵满，股神又笑了说，因为我更贪。

权力就像炒股，对人来说，没有满足只有贪婪更贪婪。节度使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最主要是因为唐廷的一再“姑息”，姑息养奸，也养野心。

也就在这时候，淮南节度使李希烈也加入战局，起兵造反。

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八月，李希烈发兵三万，围攻襄城（今河南襄城）。

襄城一旦陷落，东都洛阳便直面兵锋，岌岌可危。德宗匆忙之中从西北抽调泾原（治所在今甘肃泾川县北）的兵马赶去救援襄城。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就带了五千人马途经京城长安。正好赶上天降大雨，士兵们被淋得像落汤鸡，饥寒交迫。本来以为打皇帝家门过，能捞点油水，结果唐廷犒赏军队的尽是些粗粮咸菜，连半点肉星都没有。泾原兵士大怒，这狗食打发叫花子还差不多，皇帝又如何，拿我们当兵的不当人，老子还不替你打工了。

情绪很快被怒火点燃，有兵头就站出来鼓噪大家造反。我们不如攻入长安城，捞点实实在在的油水。

姚令言听说手底下士兵哗变，急忙赶来劝解士兵：“诸君失计！东征立功，何患不富贵，乃为族灭之计乎！”

德宗也急忙派宦官带着二十车钱帛去慰劳兵士，想亡羊补牢，稳定局势。然而，激怒的泾原兵士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他们不但杀死了宦官，还用兵器胁迫姚令言向西进兵。乱军入城后，立即开始冲击皇宫。皇宫的禁卫军平时都是拎把刀做做样子，哪里经历过血腥的大场面。德宗仓促之下无法可想，只好带着太子、诸王、公主从宫苑北门出逃。

自从代宗朝宦官鱼朝恩因擅权被杀后，皇帝有所警惕，不再任用宦官掌管军队。所以，这时候德宗身边只带了宦官及随从一百多人。司农卿郭曙正带着家兵数十人在禁苑中打猎，听说德宗出走，也立即赶来扈从。而右龙武军使令狐建正在军中教练射箭，得知消息后也率领部下四百人迅速赶来。

翰林学士姜公辅是个非常有远见的人，他拦在德宗马前进言：“朱泚曾经是泾原司令官，很得士兵拥戴。过去因为他弟弟朱滔反叛，被解除了兵权，朱泚常忧愤不得志。现在不如抓起来或者把他杀了，否则后患无穷。”

到这个节骨眼上，德宗哪里能听不进去姜公辅的话。管不了这么多了，过了今天又没有明天都难说，先跑路吧。德宗一行出宫苑北门，准备跑路去奉天（今陕西乾县）。

泾原兵士冲进了宫，没有找到皇帝。于是强行打开官库，大肆抢掠。闹也闹够了，抢也抢累了，这出戏该如何收场。第二天，众人便去找节度使姚令言。姚令言自知事已至此，他无法再置身事外，唐朝廷必定会将一起罪责摊到他头上，但他有心无胆，知道自己不能堪大任，便出主意拥戴朱泚为主。朱泚原来做过泾原节度使，但更重要一点，朱泚的弟弟朱滔，现在正是河北的叛军首领。若论叛乱资格和资源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姚令言把大家意见一反馈，朱泚二话不说就接管了长安，与河北诸镇割据势力遥相呼应。看来翰林学士姜公辅真不是瞎蒙，还是有先见之明的。

逃命的德宗一口气跑到奉天，不等喘口气，他便急忙下诏征发附近各道的兵马来救援。

率先赶到奉天护驾的是左金吾大将军浑瑊（同坚）。让我们记住这个人，就是靠着他的英勇顽强和智慧，为坚守奉天立下了第一战功。

浑瑊，铁勒族浑部人。曾任中郎将、左厢兵马使、大都护、节度使、左金吾卫大将军等职。善骑射，屡立战功，以忠勇著称。在唐朝廷平定安史之乱中，浑瑊先后随名将李光弼、郭子仪、仆固怀恩出战河北，收复两京。唐永泰年间，吐蕃十万大军攻唐。浑瑊戍奉天（今陕西乾县），临危不惧，亲率两百骁骑，冲入吐蕃营，生擒蕃将，因此而勇冠诸军。之后，浑瑊又屡破吐蕃兵进扰，在唐军和朝廷中很有威望。

也就在这时，从长安传来消息，朱泚即位称帝，自称为“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既然当了皇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要干就干个彻底，干掉唐朝皇帝，到时候自己就可以号令天下。称帝以后，朱泚杀死滞留在长安来不及逃跑的唐皇族七十多人，并亲自带领兵马，前去攻打奉天。

当时，朱泚叛军有数万人，而城中唐朝守军只有数千人，十打一，还有扔黑砖的，兵力对比悬殊，奉天岌岌可危。

左金吾大将军浑瑊率唐军浴血苦战，坚守危城。朱泚的军队从十月十日开始，猛攻奉天小县城，一直打到十一月二十日。前后有四十天之久。

朱泚见强攻不行，便将奉天团团包围，攻打了一个月。城中粮食全都吃光了，情况非常危急。在这最紧要的关头，奉命东讨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拍马赶到。虽然用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但他的军队一路上招兵买马，等出现在战场上时，已经达五万之众，实际上，加上子弟军，居然达十五万之多，可谓声势浩大。据说朱泚听到李怀光军的战鼓声，吓得从榻上滚落。

很快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昼夜兼程，也赶到奉天救援。朱泚一看形势不妙，便撤了对奉天的包围，退回长安固守。

3、罪己诏

奉天解围，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立下头功一件，所有人都这么认为，包括他自己。如果李怀光再迟到三天，奉天必然失陷，后果会很严重。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怀光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大唐帝国。李怀光的及时赶到，不仅改变了长安地区战场的态势，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全国的政治态势。之前一直在观望的很多藩镇，一下子都改变了嘴脸，特别是东南藩镇，纷纷运输物资，“贡赋山积，争功效死，如百川之赴沧海”，唯恐落后。岌岌可危的唐朝，显然已经渡过了最大的危机。

所有人都认为德宗会马上接见他，并授予高官厚禄。但让李怀光和所有大跌眼镜的是，皇上连个面都不让他见。

李怀光平日里就看不起宰相卢杞这帮人，经常对人说卢杞等人是阴险狡诈之辈，天下大乱的局面，就是围绕在皇帝身边这帮小人一手造成的。这话很快就传到了卢杞的耳朵里，这让卢杞等人大为恐惧。这还了得，一旦李怀光得势，还有他们这帮人的好果子吃吗？于是千方百计阻止德宗召见李怀光，命李怀光直接引军收复长安。

李怀光千里迢迢赶赴国难，一颗忠心天日可鉴。可如今德宗皇帝近在咫尺，竟然连面都不让自己见。李怀光内心非常失望。于是领兵屯驻咸阳，不肯进兵。并多次上表揭露宰相卢杞、宦官翟文秀等人的罪恶。德宗身边的大臣对卢杞这样处置功臣也很不满，对此议论纷纷。德宗不得已，贬宰相卢杞为远州司马，杀宦官翟文秀。李怀光暂时得到满足，但双方的矛盾和猜忌已经无可挽回。

兴元元年（784年）正月初一，德宗听从翰林学士、考功郎中陆贽的建议，下诏“罪己”，即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宣布赦天下，除朱泚外，赦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朱滔之罪，并停间架、除陌之类。

这篇诏书由陆贽起草，陆贽是个写骈文的高手。他的骈文对偶齐整，语义流畅，气势极盛，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堪称一绝。陆贽尤长于奏疏，以深挚的情感和雄畅的辞辩见长，史称“有唐以来，未曾有之”。据说，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王武俊、田悦、李纳见到诏书的赦令后，都主动去除了王号，上表谢罪。这三人重新归顺朝廷，固然是因为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关系，但也有被诏书感动的因素在其中。也就在这种情况下，战事风云突变。

李怀光以顿兵不进的方式胁迫德宗贬斥了卢杞等人后，心中也开始不自安，开始有背叛朝廷的想法，但心中尚犹豫不决。他在咸阳驻守了几个月，停滞不前，始终不肯出兵收复长安。德宗多次派中使催促他。李怀光总是以士兵疲惫为借口，不肯发兵。

李怀光之所以按兵不动，除了德宗皇帝对自己的怠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之间的对立，李怀光的朔方军和李晟的神策军之间的对立。如果说奉天解围有十分功劳，那么李怀光的朔方军要占七分功劳，李晟的神策军是在尾声部分才赶到。

但在唐德宗心目中，功劳的分割却不是如此。

这时候唐军开始做围攻长安前期准备，李怀光虽然是挂名总指挥，但实际上各支军队各有自己的小九九。李怀光军在咸阳驻扎，而李晟军在东渭桥。后来李怀光要求双方兵合一处，于是李晟军从东渭桥转移到陈涛斜，与李怀光军相连。就在这个过程中，两军矛盾加深。主要原因在于同工不同酬。李晟军是神策军，属于中央禁军，皇帝的嫡系部队，各方面待遇一直都是最好的，将士工资比地方藩镇的高很多，没开战之前这本来也不难理解。但现在战争开打问题就来了，大家都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攻打长安，干的是同样玩命的活，你又不比我多一个脑袋，凭什么你拿一百我就拿二十。话又说回来，奉天解围全靠我们藩镇军队的朔方军。可折腾半天，待遇还是远远不如李晟军，这太伤自尊了，让人难以接受。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双方出军的时候，李怀光军总是军纪很差，掳掠抢劫不止；而李晟军总是纪律严明，不干这种事情。而且，李怀光军常常要将劫掠的物品分给李晟军——分赃！但李晟军从不接受。史书中记载了这个细节，自然是想说明李晟比李怀光来得纪律严明。这大概也是事实，但问题是，两军之所以有这样的差距，是和他们待遇不同有密切关系的。李怀光军的这种表现，尤其反映了他们微妙的心理状态：他们希望两军互惠互利，平起平坐。甚至希望拉神策军下水，大家同流合污。

德宗既不傻也不瞎，他还是看出了两支部队存在的问题。他曾经也组织大臣们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先是希望各军都得到与神策军同样的待遇，可这完全无法做到，因为帝国的财政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支出，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当时神策军的待遇是非常之优厚，实在超过藩镇诸军太多。

既然不能提高藩镇军的待遇，李怀光提出另一个方案：削减神策军的待遇。李怀光的这个建议也无可厚非，他主要是希望在这非常时局能够平等，这样大家也可以达到心理上一种平衡，他也可以给朔方将士一个交代，以稳定军心。

建议最终没有通过，在这种情形下，李怀光及其军队只有消极怠工，一连几个月下来，攻打长安成了一句口号，光打雷不下雨，由此李怀光与朝廷的矛盾再次加深。

这时候他已经暗中派人与长安城中的朱泚联络，预备互相勾结，但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

神策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觉察到李怀光的异常，提醒德宗应该有所防备，并建议任命副将赵光铣等人为洋、利、剑三州刺史，各领兵五百人驻守，以防患于未然。德宗这时候还是信任李怀光，因此没有采纳李晟的建议。

德宗预备亲自带领禁兵到咸阳，以劳军为名，督促各将进兵征讨，尤其是要督促李怀光。有些居心叵测的人趁机挑拨离间，告诉李怀光，说德宗用的是汉高祖伪游云梦的计谋，打算趁机擒获各将。

李怀光大为恐慌，至此，才下定了谋反的决心。

德宗出发前，还生怕李怀光猜疑，加封李怀光为太尉，并赐铁券，以示信任有加。然而，使者到咸阳宣布圣旨时，李怀光更加怀疑，因而态度十分倨傲无礼，当着使者的面将铁券扔在地上说：“圣人疑怀光邪？人臣反，赐铁券，怀光不反，今赐铁券，是使之反也！”

随后，李怀光公开声称，说自己已经和朱泚联兵，让德宗圣驾远避。虽说如此，可哪有这样的叛乱呢？既然造反，那就干到底，居然一边嚷着要造反，还一边让“圣驾远避”。那意思是要摆开阵势，皇帝你还是躲远一点，免得误伤。

使者回报后，德宗这才相信李怀光起了反意，下令加强戒备，同时加任李晟为河中、同绛节度使，继而又加任为同平章事，将挽救唐朝的危机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

李怀光公开谋反后，派他的部将赵升鸾悄悄进入奉天，约定晚间火烧乾陵，让赵升鸾作内应，挟持德宗。赵升鸾将此事告诉了浑瑊。浑瑊急报唐朝廷，请德宗速离开奉天去梁州（今陕西汉中）。德宗命令浑瑊戒严。浑瑊从朝中出来，部署尚未停当，德宗在仓皇之中，从奉天向南出逃，一路顺利，一直来到梁州。朝臣及将士随德宗而行，情形非常狼狈。

不管李怀光怎么想的，他造反的事实已经被认定。

李怀光的反叛使局势更加恶化，不少唐大臣都投降了朱泚。在关键的时候，李晟力挽狂澜。他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忠义激励将士，保持了唐军将士的士气，长安附近的唐军都自愿接受李晟指挥。

当时叛军内部也相当不稳定，李怀光的一些部下不愿意跟随叛乱，有些将士投奔了李晟。而长安城内的朱泚对李怀光也保持警惕，两人产生了很深的隔阂。李怀光内忧部下兵变，外怕李晟袭击，干脆带着人马逃到河中去了。

李怀光一走，朱泚彻底陷入孤军作战。浑瑊守住了奉天，也跟李晟彼此呼应。唐大军进逼长安。兴元元年（784年）五月，李晟收复了长安。朱泚和姚令言带领残兵败将，向西奔逃，在途中都被部下杀死。河中守将纷纷投降，李怀光不知所为，自缢而死。这次历时半年多的泾原兵变总算结束了。

经历了这一挫折，唐德宗锐气大伤，深深体会到藩镇势力的强大，削藩努力只得就此作罢，对待藩镇政策由武力转向姑息。

之后的20余年，藩镇没有受到来自中央的约束，势力日趋强大。藩镇之间“盘根结固，相为表里”，“递相胶固，联络姻好，职贡不入，法令不加，率以为常”，“父死子立”，已经成为实力强大的独立王国。它们之间时不时联合起来对抗中央，恣意要挟朝廷，再加上之后的唐顺宗在位仅200多天就一命呜呼，对藩镇问题听之任之，割据局面愈演愈烈。

客观上如此，主观上，武力削藩在大臣中也很不得人心。尽管也有大臣认为藩镇与中央势不两立，不能姑息，不然将影响国祚命运，主张强力征服，武力讨藩，但更多的大臣则认为目前国家财政匮乏，兵力不足，人心涣散，而藩镇则兵强马壮，又互相勾结联合，急切难图，不如暂且维持现状，静候佳机。

主战派和主和派之间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针锋相对。在代宗、德宗、顺宗几朝，主战派均处于下风，直到唐宪宗登上大位。

至此，这场因讨伐四镇之乱而引出李希烈、朱泚、李怀光的更大兵祸，历时五年，总算战火平息了。然而，藩镇世袭和自立统帅也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事隔不久，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自为留后，朝廷也只能承认。

最后再提一下这场战祸中最大功臣李晟和浑瑊。

德宗当太子时，曾受过回纥的侮辱，因此他一直痛恨回纥。德宗在位期间，一直是和吐蕃、战回纥，企图利用吐蕃来抑制回纥。然而，适得其反的是，吐蕃因此而轻视唐朝。贞元元年（785年），吐蕃入侵，却被李晟打败。吐蕃认为，唐朝良将不外是李晟、马燧、浑瑊三人，尤其是李晟令人畏惧，于是打算采取离间计。贞元二年（786年），吐蕃派兵二万到凤翔城下，声称李晟叫我们来，为什么不出来犒赏。到了第二天，吐蕃军不战而退。如此幼稚的伎俩，德宗竟然信以为真。宰相张延赏乘机毁谤李晟。李晟昼夜哭泣，请求出家为僧，德宗不许。

贞元三年（787年），吐蕃又派人向马燧求和。李晟认为不可，坚决不容易。马燧对李晟有嫌怨，便主动附和张延赏，力主讲和。德宗削去了李晟兵权，派浑瑊为会使。

浑瑊受命到平凉与吐蕃相尚结赞会盟，吐蕃伏兵突起，唐军毫无戒备，多数被杀，浑瑊夺马只身逃回，入朝请罪。德宗不予追究，令其还河中。吐蕃原想捉获浑瑊，使马燧因力主和议得罪，一举再灭唐朝两员大将，然后攻取长安。因浑瑊逃回，计划因而停止。

会盟失败后，唐朝廷上下极为震惊，宰相张延赏也被迫辞职。德宗感觉到危机重重，坐立不安，于是起用传奇人物李泌为宰相。李泌历经肃宗、代宗、德宗三朝，一生不愿意做官，这时候却答应出山任职。李泌见德宗猜忌李晟和马燧，极力保荐，这才保住了两员大将。他又多方开导德宗，说服德宗同意与回纥和亲，用回纥来牵制吐蕃。李泌对德宗贞元时期的内政外交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策划下，唐朝廷说服南诏归唐。这样，本与吐蕃友好的回纥、南诏都归顺唐朝，吐陷入孤立，处境困难，对唐朝的威胁得以解除。

几经磨难后，德宗对统兵的将领始终不大信任，他最终还是没有恢复李晟的神策军（禁军）兵权。不仅如此，还用宦官窦文场、王希迁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从此，宦官专典禁军。藩镇割据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宦官的权力倒越来越大了。

尤其可悲的是，当德宗锐意削藩遭受严重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他的统治又继续了二十年，但一直没有从最初的失败中真正恢复过来，并开始对藩镇姑息养奸。终德宗之世，藩镇自为留后、藩镇间的彼此攻战，不绝于史。而唐朝廷竟行“姑息之政，是使逆辈益横，终唱患祸”。

德宗即位之初，本来对宦官预政十分警惕，但经历了泾原兵变后，他又开始重用宦官。德宗这种前后矛盾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浓厚的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