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本是西方一衲子



唐武宗时期市面上流行一句神秘的谶语，这条谶语在当时的日本留洋和尚圆仁武宗写的《人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有记载：道士上奏武宗：“孔子说云：‘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臣等窃惟黑衣者，是僧人也。”

圆仁自圆其说：“李氏十八子，为今上第十八代，恐李家运尽，便有黑衣夺位欤?”

他认为武宗听到了这段话后，从此“憎嫌僧尼”了。这是一条伪托孔子所说的谶语，是精心炮制出来的。武宗是唐代第十八个皇帝，而且“十八子”与“李”字相合，黑衣是当时僧尼突出的标志。

谶语向人们明白预告：唐武宗的祚运就要完结，佛门中将有人要登上天子的宝座。

会昌五年(845年)五月到八月之间，佛教遭遇了一场灭顶之灾。唐武宗一声令下，全国共拆毁正规寺院四千六百座，民间小型寺院如招提、兰若、精舍、斋堂等四万余所；勒令僧尼还俗二十六万零五百人，强迫外国游学僧侣二千余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凡寺院所属一切财产器物全部收归国有，建材用于修葺公署、驿站，铜像、钟磬用于铸造铜钱……

1、来时胡涂去时迷

那一年，在丹阳街头，一个郑姓少女和一个方士不期而遇。不知名的卜者从少女的身上看出了一段不寻常的命运。满嘴跑火车的卜者于是不负责任地预言，郑氏将来会成为一位帝王的母亲。虽然说这位郑姓少女就是后来的唐宣宗李忱的母亲，但预言在没有成为现实之前，都是荒诞剧。有人听了摇摇头一笑而过，有人听了心理却起了化学反应。镇海节度使李锜就属于后者，他决定把这个当时看来完全不靠谱的预言作为一项长线投资，等到牛市来临，他收获的将会是整个天下。

正所谓，俗人一琢磨，佛祖也发笑。

而李锜实现理想的前提就是就是将郑氏纳为妾侍，时不我待。道理很简单，如果预言成真，郑氏将来会成为一位皇帝的母亲。那么他李锜将会是皇帝的老子，太上皇。可老天似乎在和他开玩笑，在郑氏委身于他的那几年里，居然没有为他生下一男半女。

时间到了元和二年（807年）。宪宗皇帝对藩镇姑息纵容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夏、蜀两地的藩镇叛乱相继被平定。大受震动的藩镇诸帅们开始意识到，可以对朝廷说不的日子真的要结束了。

李锜从朝廷强硬的态度上看到了自己前景堪忧，尤其害怕宪宗皇帝追究他以前的种种不法。于是，李锜产生了铤而走险的想法，仓皇地着手为谋反进行人事部署。可这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短暂反叛。朝廷的大军还没有到，李锜的势力就已经土崩瓦解了。他被那些无意卷入叛乱的部将合谋生擒。皇帝他爹没当成，却成了皇帝的囚徒，天上人间一念间。

就这样，李锜终于带着枷锁镣铐回到他一直不愿意回的长安城。在连日的大雾笼罩长安之前，李锜在东市上引颈就戮。他的家眷则作为叛臣的罪孥，被没入掖庭宫。这些江南来的女子带着忐忑不安的命运走进了长安的宫殿。郑氏也混迹于其中。她的命运轨迹将因这次失败的反叛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折。在那里，她遇上了宪宗皇帝。

于是，在幽深的宫廷里发生了一段翻云覆雨的风月之事。

于是，一个影响唐王朝十三年局面却终于没有改变其气运的结果——皇十三子李忱诞生了。预言距离现实，仅一步之遥。

当李忱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时，他的父亲唐宪宗就在元和宫变中不明不白地遇弑了。

父亲走了，也同样带走了李忱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郑氏母子在一夕之间沦落为宫廷里可怜的孤嫠，无所依托。郑氏入宫之初，曾经在穆宗的母亲郭氏身边当过侍女。也就是说她们最初是主仆关系，后来郑氏母以子贵。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微妙而紧张，郭氏是不会认同一个侍女和自己平起平坐的。当郭氏的儿子穆宗皇帝在元和宫变后登基称帝，郑氏母子的处境变得十分艰难。她只是一个被抄没入宫的罪人家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母以子贵，子以母贵，是宫廷中的不二法则。连带着，幼年时的李忱也在诸王的十六宅内成了大家戏谑和欺侮的对象。

李忱自幼笨拙木讷，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似乎略为弱智。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变得更为沉默寡言。无论是多大的好事还是坏事，李忱都无动于衷。这样的人，委实与皇帝的龙椅相距甚远。当然，与龙椅相距甚远的李忱，自然也在权力倾轧的刀光剑影中得以保存自己。

李忱在十岁的时候得了一场重病。病中的孩子神智不清，在很恍惚的状态下突然从病榻上爬了起来，周身上下被隐约的神光所笼罩。他的母亲郑氏和乳媪都以为他得了心疾，慌忙上奏。穆宗皇帝闻报后亲自来探病，正好看见李忱正面朝南方喃喃自语，就好象天子在朝堂上接见百官。穆宗抚着他的背，骄傲地说：“此吾家英物，非心惫也。”

穆宗和敬宗父子相继驾崩后，穆宗的另一个儿子文宗皇帝被从十六宅里接到大明宫，成了新的天子。一次宴会上，文宗皇帝注意到李忱安静地坐在喧闹的亲贵中间，不说一句话，显得非常的木讷。文宗非逼着宣宗说话，以作笑料。又因为李忱被穆宗封为光王，在座的子侄辈们都戏称李忱为“光叔”，这样的称谓显然是大不敬。但不管你怎么捉弄、耍戏、取笑，李忱我自岿然不动，坦然受之。这样，时间长了，宫里上上下下的人还真就把宣宗当成了缺心眼的傻子。当着当着，李忱很享受傻子时光，因为常识告诉人们，傻子是没有野心的，不会对他人的地位、利益构成威胁的，所以，他人也就不会把傻子放在心上。老天不杀傻子。

至于装傻装成了皇帝，那并不是宣宗的初衷，只不过歪打正着而已。傻子时光只是他玩的“障眼法”。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就是迷惑他人，保护自己。

李忱用表面上的愚蠢来伪装自己，伪装出来的愚蠢反过来又加深了别人对他的歧视。 公元841年，唐武宗登基。武宗这个人虽然性格粗率，不拘小节，但他警觉到了这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光叔”的沉默、与世无争，认为都是装出来的，是一种大智若愚，是潜在的威胁。于是，光王李怡就经常出现一些“意外情况”：不是今天在与皇上击毬时突然落马，便是明天在入宫时突然失足。种种灾祸，似乎都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到光王的头上，让他猝不及防。但是，光王依然顽强地活着，而且活得没有一句怨言。

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未遂的谋杀后，李忱终于在宦官仇公武的帮助下换上缁衣，逃出了宫廷。他东下洛阳，经江淮云游到浙江盐关的安国寺。那里的方丈齐安也是唐室宗亲，收留了他，还给了他一个法名琼俊。沙弥李忱似乎参透了人生的真谛，安静地在安国寺开始他的修行生涯。

2、处世莫若养“木鸡”

李氏十八子昌运方尽，便有黑衣天子理国。这是一句神秘的谶语，何为谶语，就是预言和征兆。尤其在皇位易主，朝代更迭之际用来忽悠人更是屡试不爽。

公元841年，唐武宗会昌元年，六月庆阳节，刚做上皇帝不久的唐武宗李炎（原名李瀍）设斋请僧人、道士讲法，只赐给道士紫衣，并下令僧人不得穿着。这件事情本来只是桩不起眼的小事，然而一个明确的信号已经发出了：新皇上并不喜欢佛法，很快，在武宗为帝的短短六年时间里，一个接一个的对僧人们发难的敕令由皇帝签署、发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宗教迫害运动——唐武宗灭佛开始了！

会昌五年(845年)，武宗敕下：从四月一日起，年四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十六日起，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从五月十一日起，五十岁以上无祠部牒者还俗。后来，外国僧尼也必须还俗回国。

唐武宗灭佛过程中，对僧尼进行了残酷的、非理性的迫害与杀戮。史料记载仅会昌三年（843年）九月，为了追拿一个可能隐身于僧人中的小小逃犯，京兆府竟一次打杀新裹头僧三百余人。当时，僧尼几乎被剥夺了一切生存的条件，寺舍被拆毁，钱财被没收，衣物被烧毁。而一旦稍有违越，就构成犯罪，擅自出寺要被处死；不伏还俗要被决杀；自藏僧衣也要打杀……甚至无公验，新裹头僧都成了死罪。

这种情况，恐怕只能用强烈的恐惧与仇恨来解释。而恐惧与仇恨的来之于何处？抛开道教与佛教的冲突，道士利用政治优势打击佛教造成会昌法难的直接原因。在唐武宗李炎的内心深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的皇叔，皇家最出名的“傻子”李忱隐身佛门，一直以来唐武宗就竭力想除掉他这个装疯卖傻的“光叔”李忱。

任何一个皇帝都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被人夺去，所以，“黑衣天子理国”这种谶语很容易就被人借题发挥。唐武宗在寻找李忱的过程中，就有居心叵测之人散布这种谶语，而散布之中谶语之人最有可能的就是唐武宗身边的道士。我们知道道教的创始人老子姓李，所以在唐朝道教一度成为国教。《旧唐书·武宗纪》载：“帝在藩时，颇好道术修摄之事，是秋(开成五年秋)，召道士赵归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录道场，帝幸三殿，于九天坛亲受法录。”唐武宗又把每年的二月十五日老子的诞辰定为“降圣节”。你信道，我信佛，大家各玩各的，本也相安无事。还有史料记载唐武宗御宇初尚钦释氏，而在会昌元年（841年）六月突然改变了态度，于自己生日棒决入内斋与道士谈经的僧人。这是不是传递出一种信号，唐武宗这时候得到了“傻子皇叔”李忱逃入佛门的消息，从而才把佛教视为异己力量。佛门作为李忱的避难之所，为他隐藏身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而这时候的李忱去朝入隐禅林，甘作释家弟子。李忱在安国寺遇到了前来说法正要离去的高僧黄檗，拥有“天眼”的黄檗远远看到李怡，便在寺庙门口站立。李怡并不认识黄檗，可也能感觉出他是高僧，黄檗身长七尺，额有圆珠，据说天生会禅，仙风道骨，迎风而立，衣衫飘飘。

黄檗就是断际禅师希运，他是福建人，于黄檗山出家修行，后来参江西省百丈山海禅师，因而得道。

李忱作为一个佛门新人走到黄檗面前，问了他一个问题：“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长老礼佛何所求？”

黄檗回答说：“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常礼如是事！”

“用礼何为？”李忱进一步追问。黄檗一言不发，只是作了个合掌的动作。李忱却说：“太粗重。”

“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黄檗又做了个合掌的动作，不再言语了。不过，拥有“天眼”的黄檗从此对李忱另眼相看，把他看成与自己共同参悟人生的一个伴侣。当黄檗离开安国寺的时候，邀李忱一起云游四方，在无目的地的漫游中进一步领悟禅机。就这样，李忱离开了海宁，开始了一段云水僧生涯。在《嘉庆一统志》中还记载了云游途中的一件事：

李忱与黄檗在庐山观瀑，写下禅意十足的联句诗。黄檗禅师起句云：千岩万壑不辞劳，远看方知出处高。李忱联句云：溪间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从李忱诗中可以读出其潜心所在。据《庄子·达生》记载，春秋时期齐王请纪水渻子训练斗鸡。养了才十天，齐王催问道：“训练成了吗？”纪渻子说：“不行，它一看见别的鸡，或听到别的鸡一叫，就跃跃欲试，很不沉着。”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道：“现在该成了吧？”纪渻子说：“不成，它心神还相当活动，火气还没有消除。”又过了十天，齐王又问道：“怎么样？难道还是不成吗？”纪渻子说：“现在差不多了，骄气没有了，心神也安定了；虽有别的鸡叫，它也好像没听到似的，毫无反应，不论遇到什么突然的情况，它都不动不惊，看起来真像只木鸡一样。这样的斗鸡，才算是训练到家了，别的鸡一看见它，准会转身认输，斗都不敢斗。”果然，这只鸡后来每斗必胜。

唐宣宗李忱在佛门打工的日子里，没有人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那些真亦假，假亦真的传说让李忱这只“木鸡”以一种超脱的形象出现在晚唐历史画卷中。而禅味，也成为李忱生命历程中很重要的形象符号和精神气质。或许是因为出身不好、给人的印象不好、与先皇关系不好的李忱，如何能合法地成为皇帝？李忱需要给世人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于是那段与佛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日子，就成为首选。

李忱出走后，武宗很长时间被一个噩梦所困扰。在梦里一头白额吊颈猛虎张牙舞爪地咆哮着，在梦中一次次地将他撕成碎片。武宗不堪忍受噩梦折磨，于是下旨意命京兆、华州和同州大规模捕杀长安附近的猛虎，来消解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不安。现实的猛虎被捕杀的差不多了，可梦里的猛虎却依然在黑夜里发出可怕的啸声。有人说，那头猛虎不是动物园里的观赏动物，而是李忱的化身，理由是李忱的属相是虎。

李忱，又是李忱。唐武宗决定，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的“光叔”。

李忱这时候正随黄檗禅师隐居在泾县的泾水西畔的水西寺，避世避祸，安心修禅。他以为远离朝堂，就可以跳出红尘，全身心地投入佛祖的怀抱。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化为猛虎闯进了唐武宗的梦里，危险正步步逼近。这一天，水西寺来了一位上山进香的泾县县令。李忱看出了这个县令根本就不是礼佛之人，也就没怎么搭理他。县令见李忱和尚坐而不起，非常愤怒，怎么拿哥们不当干部。于是下令将李忱下到狱中，准备好好修理修理。

巧合的是，当时的监狱长在前一天晚上也做了一个梦。他的梦比唐武宗更高级，他梦见的是一条黄龙蟠曲在狱门前，龙爪撑在门框上。醒来后的禁长懵懵懂懂，不能破解梦的寓意。第二天上班，他还在琢磨这个梦，周公托梦意欲何为？就在这时候，披枷带锁的李忱被粗暴地推搡到他面前。他抬眼一看，面前站着的是一个看上去伟岸而倔强的和尚，无论押解他的人怎么折腾，他就是不往监狱的大门迈一步。

为了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李忱忍受过皇族兄弟和子侄们的白眼和虐待，忍受过漂泊路上的危机四伏和佛门的青灯素斋，佛曰，忍无可忍，无须再忍。作为佛门弟子，教训他的应该是佛祖他老人家；作为皇族子孙，教训他的有国法家规，这帮低级官员和士卒有什么资格来教训他这个皇叔。他没有畏惧，迎着皂吏的踢打，不屈地挺立着。爱做梦的监狱长很快就将面前这个僧人和梦里面那条黄龙的形象重叠起来，不错，就是他。

他赶紧喝退那些捋胳膊伸腿的下属，将李忱恭敬地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左右的人都被支使开后，监狱长扑通跪倒在大和尚李忱面前。身陷囹圄的李忱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估计他以为又碰上了一个真正的佛教徒，能在全国上下掀起如火如荼的灭佛行动中，坚持自己的信仰，是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李忱保持着出家人淡然的表情，简单施礼。监狱长磕头如捣蒜，和李忱扶起他。只向他索要了一副笔墨，就在自己随身带的小扇上写下了一句小诗：

大殿连云接赏溪，钟声还与鼓声齐。

长安若问江南事，报道风光在水西。

这个监狱长带着这柄扇子跋山涉水，来到了长安。他按照李忱的吩咐，在长安的闹市里高声叫卖，索价一千钱。不少人都围拢过来，想看看这柄要价不菲的折扇有什么卖点。可是，他们都失望了。李忱的字不错，但是见惯柳公权等大家手迹的长安人对书法有着很高的鉴赏力。这扇子上的题字还不能入他们的法眼。诗句就更是不知所云了。

但是，真正心领神会的人还是能读懂诗歌里的隐语。他们从这一柄小小的扇子上了解到它主人的行踪。武宗皇帝已经一病不起了。被他和他的宰相李德裕压制了整整五年的宦官们正在寻找一个能颠覆武宗的人物来填补即将空出来的皇位。就在这时，李忱及时地用一柄小扇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宦官们对唐武宗和李忱的恩怨纠葛了如指掌。他们相信，这就是他们要找的人。

而此时的武宗皇帝已经被病魔折腾得只剩下半条命了，虽然他不认命，但命运已准备将他抛弃，短暂的帝王生涯让他还不过瘾。他身边的道士们解释说：从五行上讲，汉朝属于火德，为防以水克火，汉朝将洛阳更名为“雒阳”；同样的道理，唐朝属于土德，而武宗本人的原名是以水为旁的“瀍”，土克水，帝王的运道被王朝的气运压制住了。

为了破解这五行生克带来的不利命运，武宗在去世前十二天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炎。

一切都晚了，这次更名没有给唐武宗带来任何生机，反而有人在事后断言，李忱以光王的身份登极实在是冥冥中自有天意。因为，在古文字中“光”字是从“烡”字而来，“烡”也就是火儿的意思，它预示着光王李忱将成为唐武宗李炎的继承人。

李忱为僧之事的来源，主要是韦昭度的《读皇室运寻》和令孤澄的《贞陵遗事》。文章虽然写得很隐晦，并没有直接说明李忱曾经出家为僧，但当时这种说法已经广为传播。黄檗今存皇叔塔，为李忱当年习禅之纪念。希运圆寂后，李忱谥其“断际禅师”。李忱隐黄檗事看来无疑。

李忱脱了袈裟换上龙袍，登上了帝位，年号大中。他喜欢没事的时候与近臣扯闲篇。一些奇异的说法也就是在这看似漫不经心地闲谈中被他别有深意地透露出来。那是自己为自己悉心悉意编排的流言，三世因果非小可，佛言真语实非轻。

有心的宰相令狐绹将他所听到的转述给了自己的子侄，李忱不少真假莫表的佛门秩事正是初见于令狐澄所著的《贞陵遗事》。李忱将他在佛门闲扯出来，就是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开去。给人的印象不好、与先皇关系不好的李忱，如何能合法地成为皇帝？翻阅史书，我们会发现凡有神异事迹的帝王往往具有两方面特征：第一是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取地位，也就是通常那些不能遵照父子传承、立嫡立长的原则和常规途径取得帝位的；第二，这些通过非常规手段获取帝位的皇帝要想得到社会性的认同，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拥护，只有让自己通过蒙太奇手法，让自己身上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特质，以顺应天意。

847年（唐大中元年），刚刚继位的唐宣宗颁下一道圣旨：“准今月五日赦书节文，上都两街旧留四寺外，更添置八所。两所依旧名兴唐寺、保寿寺。六所请改旧名，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寺改为唐安寺，崇敬尼寺改为唐昌寺。右街添置八所，西明寺政为福寿寺，庄严寺改为圣寿寺，旧留寺。二所旧名，千福寺改为兴福寺，化度寺改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温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旧唐书·宣宗》（本纪十八下）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李忱是把复兴佛教当作国家大事来办的，连正史上都不厌其烦，记载得如此详细。

告别佛门，君临天下的李忱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当皇帝和当和尚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需要举轻若重，而后者更多的是举重若轻。他要用更加务实的作法来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

3、以佛的名义出发

佛曰，众生有罪，吾欲渡之。

一般说来，人性都是喜直厚而恶机巧的，而胸有大志的人，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没有机巧权变，又绝对不行，尤其是当他所处的环境并不如意时，那就更要既弄机巧权变，又不能为人所厌戒，所以就有了鹰立虎行如睡似病的外愚内智处世方法。

在晚唐西风残照的悲凉氛围中，在突起的会昌狂飙里，曾经的帝国无可奈何地也走向了西山日薄之处。

脱掉袈裟的李忱仿似也脱去了昔日的“木鸡装”，摇身一变成为君临天下的帝国新主人唐宣宗。至此，他无需再去装疯卖傻“养木鸡”，一出手就以雷霆之势横扫天下。他把枪口第一个对准了李德裕，李德裕深受武宗朝很受器重、大权独揽，唐武宗曾经对他说：“恨无官赏卿耳！”那意思是：我只恨实在找不出更高的官位来赏赐给你了！当年的会昌灭佛也是二人联手的杰作。有史称李德裕为“灭佛宰相”。

登上皇位的第八天，李德裕就被唐宣宗免去宰相一职，贬潮州司马（之后再贬潮州司户，又贬崖州司户，一直到死，李德裕也没能返回长安），两天后，李德裕最有力的助手、工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薛元赏也被贬出京师。与此同时，以兵部侍郎、翰林学士承旨白敏中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出任宰相。至此，历时40年的牛李党争也随之烟消云散。

即位当年，李忱在禘祭穆宗一系四帝时尴尬地发现他不知道如何称呼那几个辈分低于他却死在他前面的过期帝王：敬宗、文宗和武宗。按辈份，李忱算是这几位前皇帝的叔父，可他也曾是他们的臣子。灭佛的人，在佛祖的诅咒声中人间蒸发；而念佛的和尚却熬成了当下的君王。这不是莎士比亚的悲喜剧，而是中国历史的传奇剧。

折腾了半天，李忱只好采纳礼院不析言昭穆，也就是在致祭时忽略辈份以应付称谓上的难题，稀里糊涂，不清不楚。

没当皇帝的时候，可以装糊涂。如今作为一国之君，李忱不愿意再这么装下去了。更何况这绝不是可以忽略或敷衍的问题，血缘关系摆在那里放着。但问题是李忱如果承认了他的兄长和侄儿的合法地位，那他这个皇帝就低了辈份。因为他们横插在了李忱和他父亲唐宪宗李纯之间，使李忱的身份变得尴尬不已。吏部尚书李景让“体察”到了李忱的苦衷，就上书提出，穆宗是陛下的兄长，而敬宗、文宗、武宗是是陛下的兄长的儿子，敬拜兄长还说得过去，敬拜自己的侄子怎么说得过去呢！所以，应该将穆宗、敬宗、文宗、武宗的神主移出太庙，而将代宗以下各宗移入太庙。最终穆宗父子四帝神主还是被李忱迁出太庙里原来的祭室，另行安置。就这样，极端重视礼制的李忱用如此降格的礼仪来向世人说明，穆宗是个非法的篡位者，穆宗三个先后称帝的儿子是篡位者的后代。他决定时光倒流，将自己登基之日与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二十七日的那个寒夜（唐宪宗暴崩之日）衔接起来。

由此一段陈年的谋杀案终于在它几乎就要被人遗忘的时候被重新翻检出来。所有参与或间接参与弑害宪宗、拥立穆宗的官僚和阉人都面临着一场残酷的清算。而唐宣宗李忱以导演的身份完成了这部迟到了将近三十年的复仇大戏。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

为了时时处处体现出，自己才是宪宗的合法继承人，真正的元和一脉。唐宣宗用了整整七年，用没完没了的讦奏和刑讯，用繁杂无比的线索清算“元和逆党”。而在“元和逆党”中，宦官首当其冲。唐宣宗自己也是那些潜伏在宫闱中的宦官们精心挑选出来，推上了帝王之位的。宦官们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看走眼，出了名的傻蛋骗不了武宗皇帝，却骗过了他们。李忱用来保护自己生命的伪装色阴错阳差地成了他君临天下的资本。由宦官扶上皇位的李忱不会忘记，27年前的那场元和宫变，宦官们弑杀他的父亲唐宪宗；他依然记得，22年前的那场“甘露之变”，玩弄权力的宦官们不仅没有被唐文宗杀掉，反而全面掌握朝政。因此，李忱在大张旗鼓地清算元和宫变的同时，对“甘露之变”进行了大翻案，不遗余力地打击宦官的嚣张气焰。哪怕是扶持他登基的宦官，李忱同样不客气。他甚至会在延英殿，当着宰相的面杖责身边的宦官。有时，宰相们也觉得李忱小题大作了，纷纷劝谏。李忱却说：“此辈是朕之家奴，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亦不可不罚。”教训家奴，根本不用当着宰相的面进行。那些被杖责的宦官不过是充当了李忱的道具罢了。李忱是刻意在宰臣面前表现他对宦官势力的全面控制的。

佛曰，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清算是一场风暴，还没死的，将在这场风暴中公开或秘密地死去；已经死的，从坟墓里被挖掘出来，挫骨扬灰。就连唐穆宗的生母郭太后也没有逃过这场席卷朝堂的风暴。她对宪宗皇帝的死负有说不清，道不白的责任。在一个暧昧的黄昏，郭太后也突然崩逝，并被草草地下葬了，一切尽在不言中。

听说郭太后将被葬在景陵的外园，不配祔宪宗，礼部检讨王暤不顾自己人微言轻，上书反对，要求让郭太后与宪宗合葬景陵。佛曰，不可说，不可说，一说即错。李忱为此龙颜大怒，王暤就被贬为句容县令，黯然出京。李忱是故意要用不符合礼制的丧仪来暗示郭氏和她的儿子在元和宫变中的罪过，有罪之人，怎配合葬。

李忱使他的时代充满了对元和一朝深切的怀念，而这种怀念带有浓厚的表演性质，说穿了就是一种政治的需要。为了体现自己与宪宗的一脉相承，凡宪宗重用过的大臣，李忱总会想方设法地擢升他们的子弟。翰林学士裴谂，是辅佐宪宗平定淮西的一代名相裴度的儿子，也在李忱亲自到翰林院时被钦点为承旨学士。李忱还体贴地让裴谂立刻放假回家，因为加官之喜怎么能不与妻儿分享呢？召见裴谂时，李忱常有赏赐。有回他将御盘中的水果赏赐给裴谂。可裴谂不曾带容器，只好张开袖子接了下来。体贴的李忱立刻走到一个宫娥面前，取下她项下的系的一方小帛，亲手包起水果送给裴谂……

一次，李忱在翻读记载元和一朝大事的《元和实录》时，见文中记载已故江西观察使韦丹政绩卓越，便向宰相周墀问起韦丹的后人。周墀说韦丹的儿子韦宙正在担河阳观察判官。李忱连声说：“速与好官”。就这样，韦宙被从藩镇召回朝廷，出任侍御史。

一天，李忱有意对宰相白敏中说，他记得早年在宪宗出殡的路上，突遇狂风暴雨，护送灵柩的百官和六宫都四散躲避风雨，只有担任山陵使的一位大臣攀着灵车不肯离开。但由于他当时年幼，只记得那人年龄颇大，面有重髯。熟悉先朝故事的白敏中立即很肯定地说，那是令狐楚。李忱便问起令狐楚是否有子。白敏中告诉他，令狐楚的长子令狐绪是随州刺史。李忱马上问是否可以起用为宰相。白敏中说令狐绪患有风痹，便推荐了令狐绪的弟弟、前湖州刺史令狐綯。李忱立刻将令狐綯擢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当令狐綯入朝谢恩时，李忱发现令狐綯对元和旧事颇为熟稔，更加高兴，便加封令狐绹成为翰林学士。四年后，令狐綯由翰林拜相，成了大中朝最为炙手可热的大臣。

李忱在元和朝公卿子弟面前表现出这样的脉脉温情，且从不掩饰自己对于他们的宠爱，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元和时代的深切追忆，进而把他和他的父亲联系在一起，捆绑在一起，捆绑出一种他李忱皇位继承的合法性来。让唐穆宗他们爷仨一边待着去吧！

这种捆绑，也的确捆绑出了一个好皇帝唐宣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唐宣宗是太宗李世民的忠诚粉丝，“又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读之”。宣宗对于政事的关心超过任何其他事情，经常召见大臣谈论政事，探求治国之道。常在夜里把翰林学士令狐綯召入禁中长谈，从庙堂大计到江湖疾苦，无所不涉猎。宣宗处理政事十分细致，往往明察秋毫，使大臣们非常紧张。令狐綯在宣宗朝任宰相最长，他深有体会的说：“我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而每逢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透衣衫。”唐宣宗的殚精竭虑和励精图治得到了回报，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社会矛盾有所缓和，百姓日子有所改善，整个帝国呈现出“中兴”局面。

唐宣宗即位后，与唐武宗大唱反调，大兴佛教。安国寺的僧人从晦因为工于诗赋，很得李忱的宠幸。他也一直想让李忱赏赐他一件紫袍。因为，紫为三品之服，而唐朝的宰相通常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头衔，也不过才三品而已。穿着紫衣意味着享受和宰相一样的待遇。在如晦看来，这种恩典对皇帝来说实在是惠而不费的。可是李忱没能让他如愿。他对如晦说：“朕不惜一副紫袈裟与师，但师头耳稍薄，恐不胜耳”。其实，李忱的潜台词应该是，只有文官们才有资格通过自己的努力换上紫衣。这个理由太过无厘头，谁见过皇帝因为文官“头耳稍薄”，就剥夺他们穿紫衣的权利呢？

最搞笑的是，信佛的李忱不吃道士药，专吃太医李元伯所制的丹药，而这种丹药与道士所炼丹药如出一辙，只是炼药之人的身份不同而已。唐宣宗李忱竟然死于过量服食，“崩于大明宫，圣寿五十”，不知道佛教徒李忱到了西方极乐该如何向佛祖他老人家说清楚这个问题。要提一下的是，李忱的长子李漼继位后，对佛更为迷信，甚至在皇宫内开设道场，在佛事上破费了大把钱财。民间老百姓讨其所好，为了逃避税赋，纷纷剃度出家，也不搞生产了，全民皆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