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元和中兴：巅峰之下暗流涌动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长安城刮着干燥而凛冽的东风，帝国的春天迟迟没有到来，似乎在酝酿着一场更大的风暴。

在这个季节里，身板一直不太硬朗的唐顺宗李诵在当了一年的哑巴皇帝后突然“崩”了，年仅四十六岁。关于他的死，留给后人太多的猜测和难以破解的隐秘真相。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二十九岁的宪宗李纯站在大明宫前俯视着自己的帝国，聆听着大唐王朝那渐行渐远的乐府华章。

霓裳羽衣舞不再仙乐飘飘，广运潭的碧波之上不再漕船如梭，甚至连渔阳的鼙鼓也成了遥远的绝响……盛唐的繁华已经成了泛黄的记忆。德宗龙驭上宾时的惨淡愁云和“永贞内禅”的暧昧气氛还缠绕在大明宫的雕栏玉砌之间。

连宪宗自己都无法预知，帝国将在自己的手里何去何从？

在这一刻他的思绪飞回到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夏日的午后，自己被祖父德宗皇帝抱在膝上逗引作乐，问他：“你是谁家的孩子，怎么在我的怀里？”如有神灵开窍，不到七岁的李纯竟然脱口而出：“我是第三天子。”作为当今皇帝的长孙，按照祖、父、子的顺序回答为“第三天子”，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这话被六岁的孩子说出口，还是让德宗皇帝喜不自禁，不免对怀中的孙儿增添几分喜爱。作为后来的“中兴之主”，史学家们常常将他与太宗、玄宗并提，于是这个“第三天子”的称谓也就成了他的专用代名词。

贞元四年（788）六月，11岁的李纯被册封为广陵郡王。贞元二十一年（805）四月六日，李纯被册为皇太子。七月二十八日，代理监国之任。八月四日，李纯得父皇唐顺宗李诵传位，八月九日正式即位于宣政殿，是为唐宪宗，由此成为大唐帝国的第十三任帝王（不包括武则天），这一年，宪宗还是28岁的年轻人。他从一个普通的郡王登上了最高权力的巅峰，而这一切也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

在他手中，历经离乱的大明宫迎来了最后一次辉煌。他在建立功业的同时，也为帝国的终结埋下了致命的祸根。

1、热身

年轻的唐宪宗激情飞扬，他在登基之初就给大臣说“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千里，沦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由此可见他从一开始，就怀抱着“以法度裁制藩镇”、一统天下的坚定信念和果敢意志。

光有“追比贞观、开元盛世”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历经一百八十年风雨洗礼的大唐，早已不是一匹驰骋四海的骏马，而是步履沉重的迷途老马。想要让它重新焕发青春的光彩，光靠打鸡血是没用的。此时的藩镇经过数十年发展，势头威不可挡。无论边防还是内地，藩镇林立，数目众多。代宗的退让、德宗的姑息、顺宗的无能等都使藩镇认为唐廷是软柿子，谁想捏就捏。在几个大藩镇的带动下，更多的中小藩镇加入到对抗中央的行列中，服从中央的微乎其微。

宪宗自然明白，削藩并不是一句空话、一时心血来潮的念想，不是凭血气之勇就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主客观的条件足够的兵力、充足的钱粮军饷以及大臣的支持拥护。说实话宪宗本人这时候对迅速恢复中央权力的可能性并没有抱多大幻想，所以行动很谨慎，只是设法见机行事，而不是强制推行自己作主的全面计划。

应该说宪宗从他老爸手里接过来的并不算是一个烂摊子，顺宗病痛缠身口不能言，但短命的永贞革新还是让文官集团走上了政治的前台。尽管“二王八司马”资望上的欠缺使帝国政治中枢的两大核心因素：皇帝与文官集团，无法实现良性互动，导致永贞革新的失败。

作为君主，早期的宪宗近乎完美。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具有驾驭文官的高超手腕。我们不难发现，这时候朝廷主要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如李吉甫、裴度等人都得到了宪宗或多或少的偏袒，敌对党派很难利用他们执政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失误促成他们的垮台；宪宗也从未忘记敲打结党的高级官僚们，可官僚间有限度的对立又被他有意识地维持着：他用裴垍和李绛牵制李吉甫；当他发觉权德舆、李藩不能对同僚有所制约时便果断地罢免他们；宦官吐突承璀被他用来对付文官；文官们将矛头集中到吐突承璀身上时，他又通贬黜后者安抚朝野。总之，宪宗能够很好地协调文官集团。也正是由于宪宗左右逢源，上拉下扯，才为速朽的帝国迎来了“中兴”的喘息之机。这时候帝国出现了回光返照般的景象，接二连三涌现了不少名臣，堪比贞观。比如杜黄裳“达于权变”，裴垍“器局峻整”，李绛“明察思深”，武元衡“重慎端谨”，权德舆“孝悌力学”，李藩“修身慎行”，李吉甫精明干练，而裴度更是可以同郭子仪相提并论的国家柱石……人才济济的文官集团，加上一位驭下有方又能调动他们力量的宪宗皇帝，组建起很强大的政治中枢。

虽然宪宗没有大刀阔斧的削藩，但他已经认准了一个死理。就是对搞自治的藩镇的控制，并要使所有藩镇当局完全听命于中央的指令。他无法容忍对藩镇的一再避让。但同时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藩镇的军事编制既庞大，又根深蒂固，以致不容许在行动上有任何闪失，帝国再也承担不起重蹈安史之乱的覆辙。客观地讲，登基之初的宪宗并没有从纯军事角度去看待藩镇的问题。他已经意识到，要削弱诸镇独立行动的能力，同样需要作出制度的改变。的确，他的改革旨在增强中央的权力而不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但很快宪宗就亮出了虎狼的獠牙，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关键的剑南（四川）边区面临着重大的政治危机，因为那里正遇到强大的吐蕃王国和南诏王国的威胁。自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区域已一分为二，较强大的剑南西川此时已经发展了相对独立的传统。叛乱后的15年中，崔宁一直任节度使，此人在一次与朝廷支持的对手进行的内战中篡夺了权力，但他以后基本上保持对唐朝的忠诚。自8世纪8O年代初期的内战以后，朝廷在784年任命一个可靠的官僚韦皋为节度使，他出色地在境内保持了控制，同时抗击了外来的进攻。但是，由于他终身留任此职，他具有无可比拟的机会使自己所治的藩镇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地区，以致与东北诸节度使毫无二致。主要的区别是他一直坚定地忠于皇帝，并贡献巨额财富以表示他的忠心（即使是作为贡礼而不是作为正式的税收而贡献）。

事态的转机出现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八月，韦皋死后。他的心腹刘辟没有经过朝廷同意自立为留后。玄宗时，宰相或大臣遥领节度使，节度使出征或入朝，常置留后知节度事，以后成为惯例。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河北三镇和淄青、淮西诸镇的节度使多于临死时遗表请以子弟为留后；也有节度使死后，军中拥立他的子弟或大将为留后的。朝廷有时予以承认，随后即正授节度使；有时不予承认，另授节度使，往往导致战争。

刘辟自己拿自己不当外人，自立为留后。这个刘辟就是永贞革新时，韦皋派他进入长安城试图拉拢革新派头子王叔文。刘辟私下找到了王叔文，自恃有钱有兵又是藩镇官属，他对王叔文说：“我们太尉（韦皋）派我和阁下谈一笔交易，如果你能让我们掌领剑南三川之地，好处少不了你的；如果你不同意，我们也会牢牢记在心里”。这话说得太黑社会了，还是个知识分子说的。王叔文不禁大怒，差点杀掉刘辟。刘辟逃回西川，在韦皋面前满嘴跑火车这么一说，韦皋恨王叔文入骨。他当即向顺宗和太子李纯各上表章。一方面他向顺宗直言应传位给太子，另一方面他又向当时为太子的宪宗“表忠心”，指斥王叔文、王伾乱权。“（韦）皋自恃重臣，远处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动摇，遂极言其奸”。本来韦皋是派刘辟去拉关系，见王叔文不买账，也就索性撕破脸，指斥王叔文等人是奸邪小人。反正天高皇帝远，就算你是当朝权臣也奈何不了我韦皋。所以，宪宗能够及早继位，韦皋在其中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今韦皋死了，不安分的刘辟又跳将出来，兴风作浪。

唐宪宗没有急于表态，也没有发兵强行镇压。他没有忘记二十多年前那血腥满长安的一幕，也就是建中二年（781年），“四镇”兵变，镇压四镇兵马的泾原军途经长安突然哗变，杀进长安城。德宗仓惶出逃，泾原军血洗长安，杀害了李唐皇室子弟77人，四岁的李纯幸免于难，但那场灾难却在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童年的阴影。

唐宪宗并没有急于拿刘辟开刀，反而任命他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军区常务副司令，未予正职）。唐宪宗给了他三分颜色，刘辟马上就开起了染坊。他认为这个年纪轻轻的宪宗皇帝不过是个软柿子，在处理藩镇事务上不会比他的那些前辈们高明。于是得寸进尺，公然向朝廷索要三川之地。我们不要认为刘辟是个容易冲动犯浑的流氓地痞，刘辟，出身士族，是德宗贞元年间宏词登科的进士，算是喝过墨水的文人。我们常说，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同理，文人不可怕，就怕文人耍流氓。韦皋当初也就是看中了他这一点，才留在身边，累迁御史中丞、支度副使。刘辟之所以敢与唐廷作乱，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作乱的本钱。剑南的大致位置在今四川境内，辖西川、东川、山西南道三个藩镇。因为位置偏远，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三藩极少上缴贡赋，实为独立于中央之外的王国。

与此同时，夏绥（唐后期在夏州置方镇,领夏、绥、银、宥等州）节度使杨惠琳直接领兵抗拒帝国军队。宪宗决定先拿他开刀，命天德、河东两军前去征讨。河东节度使帐下阿跌光进、阿跌光颜（这两兄弟都是步落稽部落胡人，后赐姓李，即李光进、李光颜）都是战场之上一等一的猛人，没费多少劲就将杨惠琳打得找不着北。不久，夏绥叛军窝里反，杨惠琳也被手下军将所杀，“传首京师”，其时为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平定夏绥，可以说是宪宗打击藩镇势力的首次告捷。

在唐宪宗拿杨惠琳开刀的同时，元和元年(806)正月，刘辟悍然出兵进攻东川，把东川节度使李康围困在梓州（今四川三台县）。最终攻陷城池，活捉节度使李康，让自己老朋友卢文若当了东川节度使。刘辟想以武力将生米做成熟饭，迫使皇帝就范。此时，距宪宗登位仅3个月。

李纯没想到，自己刚即位，这些藩镇们就排着队主动来和自己叫板。李纯只所以对刘辟没有采取强硬措施，是有他自己的考虑。他刚上任根基未稳，一旦开战后果难料，他不忍心将帝国臣民陷入兵祸，满目疮痍的帝国经不起太多的折腾。另一方面对刘辟的叛乱行为，朝中的公卿百官，绝大多数认为巴蜀地势险要，难以攻取。就在宪宗为难之际，与刘辟一样同为宏辞科进士出身的大臣杜黄棠力排众议，支持宪宗以法度裁制藩镇。同时推荐神策军使高崇文领兵出征，但不要宦官监军。

杜黄棠为什么要加上不要宦官监军一个附加条件？因为在当时，每有征伐，唐廷为防止将领叛变，都要派宦官随军监视。但宦官往往随意干涉军政，妨碍决策，常常导致兵败。杜黄裳提出这条建议，也是经过长期观察和思考的，符合当时实际。宪宗在这里接纳了杜黄裳的建议，没有启用宦官为监军是保证这场战争胜利的关键。宦官监军制度开始于玄宗时期,成熟于德宗时期。不可否认有些宦官为军队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起消极作用的也不在少数。究其原因是宦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大部分不高,他们所关心的大部分是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很容易做出错误的选择,从而对大局造成不利的影响。宪宗在之前的讨藩战争中看到了宦官监军的弊端，所以轻易就听从了大臣的意见，使将帅的军事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另一位宰相李吉甫也支持出兵，宪宗遂坚定信念，当即宣讨刘辟檄文，封高崇文为征蜀元帅，带领几路军马浩浩荡荡杀往剑南。

高崇文果然不负众望，自正月二十三日出兵以来，连战连捷，披荆斩棘。先是山南西道节度使先拔头筹，攻取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擒斩刘辟所署的刺史文德昭，通往蜀地的门户被生生撕开一道口子。高崇文长途奔袭，从阆州（今四川阆中县）直扑梓州（今四川三台），敌将弃城而逃，唐军兵不血刃拿下梓州。

刘辟见唐军来势汹汹，不免胆怯，赶忙放了被他捉住的东川节度使李康，想为自己赎罪。仗都打到这个份上了，谁还稀罕一个俘虏。李康刚被放回梓州唐军大营，就被高崇文推出去斩了。理由只有一个，做了人家的俘虏，你还好意思活在世上。

唐廷就地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由此，高崇文也混成了一方诸候。

唐军一路势如破竹，一鼓作气就打到成都以北一百五十里以外的鹿头山（今四川德阳县）。虽然刘辟在这里高筑城墙，试图做最后的抵抗，“张犄角之势以拒王师。”高崇文诸军勇猛，“士扳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连登，夺其堆，烧其栅，栅中之贼歼焉。”唐军八战皆胜，刘辟军早已溃不成军，这时候唐军已经攻下鹿头山，“下瞰鹿头城，城中人物可数。”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九月，阿跌光颜（李光颜）由于路途险阻，比规定时间晚到了一天。这位勇将担心贻误军机被高崇文诛杀，“惧诛，乃深入以自赎”，于是就冒险深入鹿头西大河之口，切断刘辟贼军粮道。镇守绵江栅的李文悦先带三千人投诚。很快，鹿头城守将仇良辅率二万将士投降，“降卒投戈面缚者弥十数里，遂长驱而直指成都”。

鹿头城被攻克，败局已注定，蜀军远远望见唐军旗帜，就赶紧举白旗投降。刘辟仅带数十骑往吐蕃方向奔逃，唐军一路狂追。逼得刘辟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眼一闭就跳入岷江。想死，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唐军骑将鹂定跳入湍急的水中将其擒获。

刘辟及其子刘超郞等九人被押解至长安等候处斩，临死前，刘辟为自己强辩：“臣不敢反，是军校为恶，为臣不能禁制。”

死到临头再狡辩，结局早已注定，想翻盘等下辈子吧！至此，西川平定。

高崇文因军功，制援检校司空，封南平郡王。元和二年（807年），唐廷下制，加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邠宁庆三州节度使。此时高崇文仍不满足，宪宗有意将其调任他处，高崇文又掌控兵权，不愿离开。经过考虑，宪宗觉得只有让才能卓异的武元衡顶替高崇文，治理剑南地区。武元衡到四川后，才发现自己面前几乎是一座空城。高崇文怨怒朝廷调离自己，临行前，将所能带走的诸如钱粮、布帛甚至歌伎等等全部搜刮殆尽，带不走的也损坏殆尽。

高崇文大节不亏，在边疆“大修戒备”，威震一方。元和四年（809年），他病死于军中，时年六十四；而推荐他的“伯乐”杜黄棠，先他一年也病死，年七十一。可笑的是，杜黄棠死后“贿赂事发”，司法部门查出他生前曾受高崇文钱四万五千贯。宪宗还算厚道，“全始终之恩”，连贿钱也不追索，并释放了杜黄棠被押入大牢的儿子。

这是25年中中央军队在地方第一次取得的重大胜利。

2、战争是赔本的买卖

宪宗在即位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搞定蜀、夏两个藩镇。杀鸡儆猴，这让其他藩镇也倒吸一口凉气。多数藩镇开始学乖了，有所收敛，谁也不愿意死到临头才想起忏悔，甚至有个别识时务的藩镇还打算回京与唐宪宗来个君臣拥抱。镇海节度使李锜就是其中一个，他请求入京朝觐。当然也不全是乖宝宝，也有一些藩镇坐地观望，试探中央的态度。

李锜所辖的镇海位于今天的浙江西部一带，是江南重镇，物产富饶，也是中央赋税的重要来源地。李锜不是软柿子，他原是湖、杭刺史，在任期间捞了不少钱财，靠贿赂逐渐爬到了镇海节度使的位置，沉溺于江南水乡的温柔，对唐廷的态度不闻不问。现在，他见宪宗连破蜀、夏二藩，经过一番考虑，他决定变被动为主动，以退为进，试探一下唐廷对自己的态度。为此，他上表声称要重新依附朝廷。

宪宗得知李锜主动请求入朝，自然非常高兴，封李锜为右仆射，还派人慰抚李军将士。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李锜动身。于是派人过去一问，李锜生病了，请求到年底再起身来朝。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宪宗虽然将信将疑，但也没有办法，只有征求群臣的意见。

宰相郑絪等人都开导宪宗，说李锜岁末来朝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无需大惊小怪。

宰相武元衡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李锜自请入朝，皇帝有诏应允，他就应该即刻动身，如今却又称病不朝，是目无朝廷。现在皇帝新登皇位，天下瞩目，如果不能树立权威，则威信全无，为人耻笑！陛下如何威令天下？”

宪宗深觉有理，派人下诏，征李锜入朝，来也要来，不来也要来，这是命令。

李锜是个典型的小人，为镇一方祸害一方，随意处死属下官吏，奸污良家妇女，为所欲为。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地方藩镇，身上有皇族血统，其六世祖是淮安王李神通（高祖李渊的堂弟）。唐德宗时，李锜靠贿赂权臣李齐运，得迁润洲刺史、诸道盐铁转运使。这家伙在官场很会来事，“多积奇宝，岁时奉献”，哄得老板唐德宗很高兴。于是得到唐王朝富庶地区的盐酒漕运大权，这等于是朝廷给他送了一台印钞机。当时，浙西有位正直的读书人崔善贞入京城告状，揭露李锜贪景罪恶，竞被唐德宗下令套上重枷，送还李锜处置。李锜恼怒，事先挖个大土坑，待崔善贞押至，连枷带人踹入坑中，填土活埋，“闻者切齿”。

德宗后又诏令李锜为镇海节度使，免其盐铁转运使的职务。宪宗即位后，还是很给皇亲国戚面子，诏拜尚书左仆射。李锜声言“朝见”，唐廷拟派御史大夫李元素代其为镇海节度使。可喊了半天朝见，还是不见老头挪窝。

他这边不挪窝，急的不止唐宪宗一个，还有等着早接班早心安的留后王詹。王留后没有等到老头挪窝，就开始行使自己的留后权力。任免了一大批军将官员，提拔的高兴，免职的不服，纷纷跑到老领导那里告状。李锜暗中安排兵士埋伏，以派发冬衣为名，召王詹与宪宗派来的中使见面。在这次见面上，留后王詹被杀，以钦差身份来迎李锜入京朝见的太监也被软禁起来。

索性干就干得彻底，老夫聊发少年狂。李锜命令手下诸将分头去苏、常、湖、杭、睦五州，击杀当地唐廷委任的刺史。幸亏常州刺史颜防早有准备，杀掉李锜所派的镇将，传檄各州，一同进讨李锜。五州之中，只有苏州刺史李素准备不周，为李锜镇将姚志安打败，被活活钉在船舷上，押往京口李锜处。

十月初五，宪宗李纯向李琦进一步施压，命他入朝担任左仆射，同时命御史大夫李元素接任镇海节度使。李琦第二天就作出了反应，上疏说：“军队叛变，杀死了留后和一员大将。”其潜台词是：此刻的镇海形势混乱，除了我李琦，还有谁能镇得住？！

消息传至长安，宪宗跳脚骂娘。于十月十一日下诏剥夺了他的所有官爵，命淮南（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鄂岳（治所在鄂州，今湖北武汉市）、宣歙（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江西（治所在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浙东（治所在越州，今浙江绍兴市）等五道兵马会攻李琦。

李锜并不是成新要和唐宪宗拉关系，他这么做纯粹是缓兵之计。因为在私下里他已经派心腹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各领一千精兵，分赴宣州、歙州、池州，据守当地险要。但几个人迟迟未动，都在城外扎营。听说老东家果真要和皇上翻了脸，一直受李锜金银财宝无数供养的这几个私人卫队头目习中开始打起小算盘。大家决定向李锜老大学习，有样学样，既然他能背叛唐廷，那么我们就能背叛你。更为可喜的是在这次行动中，李锜亲外甥裴行立也决定大义灭亲，与自己的亲舅舅死磕到底。

于是张子良率三千精兵反扑京口城，裴行立于城头举火为号，大开城门。裴行立见事成，便带领本部人马，直攻牙门。李锜正睡觉被惊醒，忙问外面何人攻城。报称：“张中丞（张子良）”。李锜恨得咬牙切齿。他又问：“牙门外进攻指挥者是何人？”报称：“裴侍御（裴行立）”。

李锜差点没昏过去，捶胸顿足：“我这外甥也背叛我啊！”李锜被生擒活拿，押到京师后，唐宪宗亲自审问他，他将责任推卸给张子良等人，说是张子良教他谋反的，唐宪宗揭穿他的谎言，问他身为宗室，为什么不能杀了张氏等人，然后归朝，李锜无言以对。最后与其子李师回一起腰斩，终年六十七岁，死后其祖墓差点为仇人破坏止。

平定镇海后，官府抄没李锜家财，准备全部运往长安。翰林学士裴垍、李绛进言：“李锜僭越豪侈，割剥六州百姓以自肥，多枉杀属下官民以私其财。陛下怜百姓之苦，才发兵诛此凶逆之人。如果把李锜家财输送京城，臣等恐远近失望。不如把李锜逆产赐予浙西百姓，代替今年租赋”。

“上（宪宗）嘉叹久之，即从其言”。此时的唐宪宗在成就伟大君主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李锜在镇海叛乱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浙西压根就没有可据以防御的边境，孤立的叛乱者的军事前景从一开始就不美妙。从这一意义说，其结果并不算是皇帝的伟大军事胜利。但它是一次重大的政治胜利，证明他具有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以迫使不听命的藩镇就范的决心。

宪宗并没有因为几场胜利，而放慢前进的脚步。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地处河北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病死，其子副太使王承宗自称留后。宪宗一口气连除数藩，很想趁机就此打破河北诸镇世袭的传统，欲拿成德镇开刀。唐宪宗发现这正是在这个区域重树皇权的大好时机，于是拒不批准权力的转移。

但也有人对这条拟定的路线提出强烈的反对意见，其中当时的翰林学士李绛的意见似乎最为言之有理。李绛警告说，自安禄山之乱以后，成德已享受了几十年的自治，这已把当地民众与成德的领导集团结合在一起，并使后者取得了实际上的合法性。任何改变这种事态现状的企图势必激起该地的有广泛基础的反抗。其次，成德不像刘辟统治下的剑南西川和李锜统治下的浙西，因为前二者是孤军作战。成德周围却是性质相似的藩镇，它们之间尽管偶尔有对抗，但利害关系总的说是一致的，是利益共同体，所以成德不可能被孤立击败。最后，李绛指出，国家的财政状况不佳，难以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当时淮河和长江诸地洪水泛滥。

事情一直从春天一直拖到秋天（十月），唐廷才批准王承宗为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受诏甚恭”，割献德州（今山东德州）、棣州（今东无棣县）给朝廷。宪宗也不客气，“受之欣然”。马上派薛昌朝赴任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薛昌朝前脚刚赴任，也不知道王承宗怎么想的，他后脚就派数百骑兵突袭德州，把薛昌朝抓起来关押起来。

宪宗派中使劝谕王承宗放薛昌朝还镇，结果王承宗根本不给面子。别以为当皇帝就比别人面子大，在我王承宗这里一切免谈。元和四年（809年）底，唐廷下诏削夺王承宗爵，并派大宦官吐突承璀为诸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等使，率兵征讨成德镇。

众多大臣闻听制命，很多时候成群结队的跑来力谏，从未听说国家征伐以中使统领，而且，宦官既为制将又是都统，这让陛下脸上无光，也让堂堂帝国跌份。宪宗虽是一代英主，但对于这种类似于朋党上书是极其敏感的。这时候的宰相韦贯之对于淮蔡、成德两线同时作战的做法持有异议，认为应当集中兵力攻取淮西，而暂缓成德用兵。曾经被韦贯之压制过的宪宗的宠臣张宿向宪宗诬告韦贯之有朋党，宪宗信以为真，罢韦贯之相。后来宪宗欲用皇甫镈为相，裴度上疏极言不可，但宪宗看了裴度的疏以后，“以为朋党，竟不省览”。由此可见宪宗对朋党的忌讳。不过后来的事实却证明韦贯之、裴度未必有党，真正的朋党却没有遏制住。

宪宗并没有完全采纳群臣意见，只下诏削吐突承璀的四道兵马使，改处置使为宣慰使。换汤不换药，大宦官仍然是主帅。于是，大公公统领神策军，浩浩荡荡从长安出发，并命恒州四面藩镇各路齐进，讨伐王承宗。

就在唐廷这边刚出兵讨伐王承宗之际，蔡州节度使吴少诚病死（也可能是被杀），其大将吴少阳与吴少诚家僮鲜于熊儿合谋，杀掉吴少诚儿子吴元庆，诈称吴少诚遗命，以吴少阳摄副使。不久，吴少阳自称留后。唐廷正用兵河朔，根本腾不出兵来去征服吴少阳，只能先下诏封他为淮西留后。

战事一开，各路藩镇心怀鬼胎，伺机而动。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就和王承宗商量，让他献出堂阳一座城，然后自己就可以忽悠唐宪宗说已经奉诏令向王承宗发起进攻。藩镇一家亲，我绝不会为难你老王。王承宗答应了这一要求。

卢龙节度使刘济一直与成德镇不和，想借着这次机会灭了对方。于是出兵七万，出击成德镇，并先后攻下饶阳（今河北饶阳）和束鹿（今河北束鹿）两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英明神武的大宦官吐突承璀的表现，四个字概括，萎靡不振。毕竟是太监为师，“无威略，师不振”。其属下有位神策大将郦定进，赫赫骁将，因功封阳山郡王。郦大将军被吐突公公瞎指挥，一战便败，苍惶逃奔。成德军有人认识他，大喊：“这位可是郦王爷啊！”众人急追，恶虎难敌群狼，郦大将军被乱刀劈死在阵前，“唐军夺气”。

按道理说，成德应该被唐军的铁骑摧毁。但事实情况却是唐军出师半年多，耗损军费五百万缗，战事推进缓慢。各路将领名怀鬼胎，没有丝毫进展。大臣李绛劝宪宗应先易后难，撤河北兵而集中人马攻伐淮西吴少阳，宪宗不听。

昭义节度使卢从史是举双手双脚支持宪宗讨伐王承宗的藩镇头领，他的目的很明确，重新获得朝廷重用，回返原先的统镇。真正到了“前线”，他与吐突公公对营，逗留不进，也从不与王承宗交战，并暗中与对方私通消息，借机“提价”，还上书宪宗求封宰相。

在大臣裴垍建议下，宪宗决定除掉这个首鼠两端的家伙，密令吐突公公见机行事。

别看吐公公打仗不靠谱，可玩心眼可谓专业对口，在宫里混的，不比别人多长几个心眼也混不出来。得到宪宗密令的吐突承璀没事就请卢从史过来喝酒吹牛，把玩奇珍异宝。宫里带出来的宝贝也多，鉴赏完毕，吐突公公卷吧卷吧都塞给了卢从史。如此一来，卢从史就拿公公当了自己人。

这天吐突公公又请卢从史喝酒，喝了我的给我吐出来。卢从史刚进主帅大帐，就被吐突公公埋伏的军士按倒在地，一顿暴打。卢从史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锁入囚车，押往长安。这家伙不算倒霉到家，因为宪宗并没有要了命，而是把他远贬为驩州刺史。

因为擒拿卢从史，吐突承璀虽出师无功，回京后也只被象征性地降级使用，并没有获罪；最得益的，当属承德节度使王承宗。当然，唐朝官军未占优势，但成德镇也被刘济等人的卢龙军连下几城。王承宗上表奏称自己也是被卢从史所“挑拨离间”，才敢和朝廷叫板。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宪宗也只有借坡而下，赦免王承宗无罪了。

战争暂时消停了，但造成的创伤却无法短时间抚平。809至810年的战争冲突对帝国的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几乎耗尽了中央的储备，因此，特别是鉴于战地军队战绩不佳，继续征战已经行不通了。这类军事行动代价高昂的原因已经变得很清楚：中央政府不能对参战的各镇军队进行直接的控制；不同的利害关系支配着各镇领导的行为。在这些情况下，中央政府不得不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军队采用一种很无效的供应体制，这就使得帝国的资源非常紧张。很简单，这种直接的津贴称“出界粮”，它按人头以固定的数额付给这类军队。各镇军队一般从它们的领地内取得给养（西北的军队除外），但它们的军队一旦开拔出境，就有资格取得中央的津贴。从安禄山之乱后，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遭到诟病，因为它本身实际上是浪费，而且没有道理。据说，地方将领毫不犹豫地派遣其军队至自己所辖的境外，然后以种种借口按兵不动。由于他们已取得财政支持的资格，就感到认真战斗不一定符合他们的利益。但也没有取代这种资助方式的好办法。

809至810年在与成德的冲突中，宪宗为一场国内的大讨伐付出了高得难以忍受的代价，而在战场上的所得甚至远远抵不上支出。他不但被迫中断了讨伐，而且实施809年财政改革的企图也受到了不利的影响。此外，朝廷要经过几年才能把枯竭的国库恢复到再想进行重大军事行动的程度。于是810到814年这四年是他整个统治的最长的安定时期。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一个关键的藩镇内部的不和，使宪宗开始取得分裂河北集团的机会。

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九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这位平时喜爱活埋人的土皇帝纯属天杀，只活了三十二岁。按照传统，众将推田季安之子田怀谏为副大使，准备接父亲的班。但田怀谏当时还是个十一岁的小孩，魏博镇的军政大权完全被控制在家奴蒋士则手中。

作为家奴的蒋士则一朝得势，不知道如何显摆，以个人喜好取代“组织程序”，用人只用自己看顺眼的。由于朝廷制命一直没有发出，蒋士则这么一折腾，搞得人心惶惶。

这时候大家就想起了一个人，田季安的堂叔田兴。田兴自幼好读书，通兵法，善骑射。魏博镇第一任节度使田承嗣很喜爱他，“以为必兴其宗，名之曰兴”。田承嗣死，以其地传给他兄长的儿子田悦。田悦叛唐，自立为魏王。后来田绪（承嗣子）杀死田悦，取而代之。田绪死，由儿子田季安继承，田季安非常残暴，动辄杀人。当时，田兴任衙内兵马使，几次规劝田季安。田季安不但不听，反而遣怒于田兴，拟罗织罪名加以杀害。田兴装病不出家门，才幸免于祸。

这时候有人站出来提议请田兴出山力挽狂澜，这个提议很快得到响应。一天的时间，就在田兴府第前聚集了数千兵将，他们不是来拆老田家的房子的。他们喊着口号，要求田兴出山主持大局。田兴走出府门，众兵将把他围在中间，跪地环拜。这事来得太突然了，田兴没有思想准备，血往脑门冲，干脆往地上一躺装死。躺了很久，田兴觉得这不像一个大老爷们做的事。然后起身，对诸兵将说：“既然你们让我主持大局，不知你们听不听我的号令？如果听我号令，那就跟我走！”

田兴率数千全副武装的兵将，冲入府堂，杀掉蒋士则及其同党十余人，并把小孩子田怀谏迁移他处，保护起来。然后，他连夜上表，向唐宪宗表示归顺。

宪宗得报，大喜过望。魏博来归，意义重大非凡。正如李绛所言：“魏博五十余年（从田承嗣至田怀谏，共四十九年），现举六州来归，刳河朔之腹心，倾叛乱之巢穴，应重赏以慰众心，使其夸慕四邻，请发内库钱一百五十万缗以赐之。”

宪宗左右宦官们小家小气，恐怕日后藩镇归顺，有样学样，会耗费更多。

李绛语重心长：“田兴不贪专制一方之利，不顾四邻藩镇之怨，归命圣朝，陛下奈何惜小费而误大计！假使国家发十五万兵收复魏博六州，一年攻打下来，所费岂止一百五十万缗！”

一席话，宪宗顿开茅塞。于是，唐廷派知制话裴度亲至魏博宣慰，带去一百五十万缗赐与将士，并免六州百姓一年赋税。“军士受赐，欢声如雷”。

田兴受赐，改名田弘正。意为弘扬正气，田弘正毁撤田承嗣以来修建的僭越礼制的宏大馆舍，修身正本。可见此人乃是忠厚君子。

魏博镇归顺，再次引发了各路藩镇不小的震动。

如果说前面各路藩镇归顺是迫不得已，那么田弘正的的归顺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归心。

3、雪白、血红

白的雪，红的血……血流在雪地上，白雪都被染红。刀光也仿佛是红的，刀光到了哪里，哪里就立刻飞溅起一片红雾。

那是元和年间最凛冽的一场暴雪，那场雪战成就了一位将军的千年不朽名声，李愬。

宪宗元和九年（814年）七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其长子吴元济秘不发丧，只上报其父患重病，自领军务。朝廷为探虚实，派御医为吴少阳诊治，都被吴元济给挡了回去。当年吴少诚认吴少阳为“堂弟”，最后却被吴少阳灭族篡权。吴少阳死了四十天，吴元济不但没有听从宪宗的召唤，而且干掉了劝他入朝的下属苏兆、杨元卿等人。

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朝廷的任命书迟迟没有下来。吴元济一不做二不休“悉兵四出，焚舞阳及叶，掠襄城、阳翟……剽掠千余里，关东大恐。”也就是说，宪宗不让他当土皇帝，他就不让宪宗皇帝睡安稳觉，皇帝轮流坐，轮也轮到我了，虽然只是一个土皇帝。

宪宗平西川、定镇海，套过成德、魏博的狼，谁也别想阻挡我前进的步伐。他削夺吴元济原有官爵，诏令陈州刺史李光颜为忠武军节度使，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绶为申兴蔡等州招抚使，并命宣武、大宁、淮南等道兵马合势，山南东道及魏博、荆南、江西、剑南东川兵马会师，征讨吴元济。

宪宗元和十年（815年）三月，严绶一路兵出遇败，退保唐州（今河南泌阳）；寿州团练令狐通也被淮西贼兵打败，不得已缩于城内固守。而外间防御工事内的兵士，悉为贼兵屠戮。

蕃镇互为声援，在德宗时代已经开始。见官军攻淮西，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和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不时上表，要求朝廷赦免其罪。宪宗不许。王承宗只是空嚷嚷，李师道却来真格的。他派人烧掉唐廷用以屯积江淮粮赋的河阴院巨仓，共烧毁积钱三十多万缗，帛三十多万匹，谷物三万余斛，几乎把唐廷的后勤储备端个底掉。这一招真管事，无钱无粮如何打仗，群臣纷纷“进谏”唐宪宗罢兵，只有宰相武元衡以及中丞裴度坚执不许。

关键时刻，唐军大将李光颜（阿跌光颜）在陈州时曲（今河南郾城）大破吴元济军。

眼看吴元济就要扛不住了，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派使人到长安见宰相武元衡，为吴元济求情。武元衡当即把他赶出府邸，一点儿面子也不给。武元衡此人还真不容易，其曾祖武载德是武则天的堂弟，经过唐朝几代政治变迁，此位武爷能够活下来，又能做到宰相，真是艰难。武元衡“详整称重”，连德宗都称之为“真宰相器也”。宪宗为太子时，就已闻武元衡刚正之名，日后用他为宰相，“甚礼信之”。

王承宗的信使回来禀报，这位成德节度使只能破口大骂。

李师道蠢蠢欲动。他属下有人出主意：“天子下定决心要诛除吴元济，主要是武元衡力赞。如果派人刺杀他，别的大臣就不敢言声，还会力劝天子收兵。”

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夜漏未尽，黎明未至。当时以铜壶滴漏计时，京中以太极殿前铜壶滴漏之刻度为准，每当临近报时之际，由承天门的监门负责报告。监门随节令变化核对昼夜时辰，向长安全城击鼓报时(据《新唐书·志车服》。武元衡闻报晓晨鼓即启户，出住宅所在的靖良坊车门，赴大明宫上朝。

他本来打算照例先去大明宫内的中书省办理例行公事，然后到东面的含元殿或宣政殿谒宪宗驾上朝，这是他例行的上朝路线。靖安坊在朱雀大街的东第二街与第三街之间，不论自南侧的安德坊还是从北面的务本坊数起均为第五坊。三日为上朝之日，依常规街鼓鸣响为现今清晨四时许，日出为四时五十分，如此推算，宪宗至宣政殿上朝约为五时半或六时许。

当日凌晨，武元衡上马北行，应有卫士十四、五名，或乘骑、或徒步，予以护卫。因此前已有河阳转运院遭纵火焚毁一事为戒，故卫队均选用骁勇强壮者，戒备森严，不敢稍有松懈。《旧唐书·武元衡传》中的描述，令人以为这宗暗杀事件是武元衡走出车门之际才发生的，其实不然，因为《旧唐书·本纪》指出：王承宗在夜间即已派人潜伏于靖安坊，因此，是否可以认为潜伏于靖安坊的杀手，目的在于查明武元衡上朝的确切时刻。

武元衡一行在宽一百步（147米）的道路左侧行进，大概沿着生长于路旁一排林荫树的右面走出一百步，即可见到通过延号及延手门的东西大街。当时四周昏暗，虽然夜色未尽，但街道上已有赴衙门办公的官员，车马及徒步的行人，其中也有些商人模样的人。黑暗之中夹杂着人的脚步声、马蹄声、车轮的声音。这时有人在黑暗之中高呼一声：“灭烛”，一人手中的蜡烛顿时吹灭，周转一片漆黑。

武元衡卫队中负责开道的骑士刚喝了下声：“想干什么?!”武元衡的肩部即被一箭射中，他还来不及呼喊，便有一名伏于路旁树荫之中的刺客窜出，用大棒状兵器刺中武元衡的左腿，据《旧唐书》记载，此刻武元衡的卫士被刺客们追杀得四散奔逃，使元衡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刺客将载着武元衡的座骑向东南牵出约十余步，武元衡已无力继续抵抗，在距路中央二十米左右坠下马来，刺客即“批其颅骨怀去。”

事发突然，过程迅速，所以行人均不知已出大事。当时晨曦未明，及至有些人因好奇围拢，点烛一照，方见武元衡已死于血泊之中。据《旧唐书·武元衡传》记载，事发于其住宅东山角的墙外。

清晨，路上骑马上衙门办公的官员、行人及巡路的搏卒均高声连呼“宰相被杀了!”

消息一直传出十余里，但无人知晓凶手为谁，且一般人只知宰相遇害，但不知是三位宰相之何人。当时送达朝堂的就是如此一份不详尽的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当局必须查明事件详情真相，有关当局即掌据京城治安巡查的京兆尹，直接负责者在金吾卫，此案发生在长安，因而必须由金吾卫追查处理。

只有武元衡的家人见到失去主人的座骑狂奔返家及得到知情人的通报方知武元衡已遭意外。沿武元衡每日必经的朱雀东二街北上，于皇城东侧有向西之永兴坊，此乃金吾卫所在地。金吾卫有左、右之分，各设上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掌管京都巡逻警卫等事，此案当由左金吾卫，将军是否已经到达金吾卫办公还不得而知。

然而，事情不仅出在武元衡身上，几乎与武元衡遇刺的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遭袭击。

《旧唐书·本纪》该年该月六日的记事中，载有王承宗在刺死武元衡后，又指使刺客到通化坊行刺御史中丞裴度，幸而裴度只被击伤头部没有送命。

当时裴度沿通化街西行，突遭刺客暗袭，刺客用长剑击中裴度三次，一击砍断其靴带，二击砍裂单衣后片的背部，三击砍伤头部。幸而裴度头戴厚颤帽(可能是一种当时流行的域外风格的帽子)才不致丧命。刺客们挥剑追杀不已，侍从王义从背后抱住刺客，大声呼救，裴度见状翻身坠入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无疑，没有再补上致命的一刀便匆匆逃走。

由此可见，派去杀武元衡的刺客十分老练而派往刺裴度的杀手则计划不周。尽管如此，通过武、裴遇刺事件足见卫士是何等不可靠，仅有未佩刀剑的侍从王义一人立下大功。《旧唐书·裴度传》的作者将侍从王义记入书中，目的在于将其功绩传于后世。裴度于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被王义救出，伤势不重，被抬至家中，人们立刻往金吾卫报告这一紧急情况。

事发后多时，东方业已大明，临近宪宗上朝时分，《旧唐书》暗示了前往奏报者为“有司”，却未指明奏报人的具体姓名，但此人有可能为金吾卫上将军。事关重大，或者尚有张弘及韦贯之两位宰相一同前往奏报。据史书记载，宪宗听罢言“上震惊”。尽管宪宗此前已接到事件情况的初步奏报，但毫无疑问他仍对武元衡之死感到震惊。因为在国家的危急关头，肩负解决两个问题之重任的宰相竟遭王承宗手下之人行刺身亡。宪宗听完奏报立即却朝进入西北面专门商议国家重大问题的延英殿。

宪宗召见两名宰相，商讨应付该事件的对策。他们首先为武元衡之死而哀恸，据《唐书》记载：帝“哀恸者久之，为之再不食”。然而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为迅速抓获凶手，查明受何人指使从而斩草除根。此外尚有一项紧急任务，即从速定出人选，接替武元衡之职位，以处理吴元济作乱而使情况危急的中原问题，况且上述两事并非彼此孤立无关。《旧唐书·武元衡传》记曰，宪宗对武元衡“册赠司徒，赠赎布帛五百匹，粟四百石，缀朝五日，谥曰忠愍。”宪宗等于延英殿内大致就是商议上述事情。

当日罢朝，百官速归。对两河问题一贯态度强硬的公卿大夫尤其惶惶不安，都以家僮兵救自隋。武元衡及裴度各有护卫二、三十，仅王义一人因护其主而身受重伤，更令那些公卿大夫十分紧张，因而出入时卫队均剑拔驽张。

这次行刺完全是有计划有预谋的，刺客都显得很从容。更为可气的是，他们行凶后竟在京城郊县留下字条，威胁破案的官差：“毋急捕我，我先杀汝。”意思是说不要忙着捉拿我，否则我先将你杀死。办案者竟真的被吓住了，一连几天不敢行动。当时44岁的白居易任左赞善大夫，对破案不力十分不满，上疏请求急捕凶犯。权贵们却怪他官微言轻，越职言事，将其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兵部侍郎许孟容见状，觐见宪宗，哭着说：“自古以来，没有发生过宰相被人在路旁杀害，而盗贼却不能捕获的事情，这是朝廷的耻辱啊！”宪宗受到触动，立即下诏：凡擒获刺客者，赏钱一万缗，授五品官，隐匿者族诛。

于是，朝廷派兵在京城长安和东都洛阳展开大搜捕，无论公卿贵戚还是平民百姓，均须配合。凡疑家中砌有夹墙或暗道者，重点搜查。洛阳当时是陪都，也是刺客的窝藏处和中转站。事发之前，李师道就在洛阳设下伏兵数千人，想在东都洛阳闹事，牵扯朝廷的注意力。

作为坐镇一方的富贵诸侯，李师道在洛阳一带有不少庄园、田产以及僧寺。“兵谍杂以往来，吏不敢辩“。所有这些地方，都成了李师道手下间谍，刺客、死士等藏身之所，当地政府官员轻易也不敢得罪藩镇，因此，贼人们更加猖狂。

淮西吴元济贼兵屡犯河南一带的唐朝州县，东都洛阳的绝大部分部队在伊阙防敌，城内空虚。李师道在洛阳有个类似“代表处”的“留后院”，潜藏兵士一百多人，准备在洛阳城内放大火，纵兵杀掠，趁乱夺取城市。晚间，贼人们杀牛供酒，准备转天一大早起事。

其中，有小将杨再兴胆小，偷出院门，一溜烟跑到洛阳留守吕元膺处告密。吕元膺忙追传已经出发往伊阙的部队，掉转头包围了留后院。唐军怯懦，围了半天也不敢进攻，最后，防御判官杀掉怯进的兵士一人，大伙才硬着头皮进攻。这百十号贼人皆不是寻常之辈，“突出杀人，围兵奔骇”。贼人结队齐整，把妻儿老小放置于队伍中间，以甲胄盾牌精兵殿后，堂而皇之在大亍上有秩序地往城外撤退，“防御兵不敢追”。

就这区区百十号贼人，连带家眷，出长夏门之后，竟能“转掠郊墅，东济伊水，入嵩山”。如果人再多些，他们很有可能就夺取洛阳城。

一番严讯，得知贼人的魁首是中岳寺方丈圆静。此人原为史思明悍将，当时已是八十多岁，仍“伟悍过人”。严刑拷打之时，唐兵有人扛大锤想砸断他的胫骨，抡了几下都不见断。估计一是老头有硬气功底子，二是“操作”失当。圆静大骂：“鼠子！连人的腿也砸不折，还敢自称是健儿！”于是，他自己把大腿伸直，摆正位置，教抡大锤的兵士定准地方砸。果然，锤下，腿折。最后，法场受刑，老贼头长叹：“误我大事，未使洛阳城遍流人血！”可见，安史余孽，仍如此凶悍残狠。

经过鞠审，唐廷才知道李师道等人一直在洛阳城收买守将、驿卒，耳目众多。又花钱数千万，买下十多处庄园以为“根据地”，招留贼人，准备了好久。同时，经过大刑伺侯，还审出这帮贼人中竟有杀害武元衡的两个主凶，原来李师道是刺杀事件的主谋。由于当时与吴元济之间的战事吃紧，先前又与成德镇王承宗闹翻，唐宪宗君臣暂时保密此事，留待“秋后算帐”。

元和十年十月，唐廷以汴州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诸军都统。韩弘是镇帅刘玄佐外甥。贞元十五年，汴军推韩弘为留后，朝廷任其为汴州刺史兼宣武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虽然朝廷委任韩弘当都统，主要是因为汴州首当河南、河北要冲，真正替宪宗打仗的还是李光颜和乌重胤两部。韩弘虽受委命，自己仍旧居于原镇，只派他儿子韩公武率三千人归隶李光颜军。

看见围攻蔡州诸将中李光颜最卖力，韩弘便想以美女“腐蚀”他。他从自己府中舞姬中挑一个绝色美女，饰以价值百万的金珠宝物，然后派军使把他送给李光颜，想以此消磨李将军的斗志并败坏他的声名。

李光颜对军使讲，请您明早来营帐，我当众拜受韩公的厚意。于是，转天一大早，李光颜大摆宴席，置酒高会，并传命军使前来。绝色美姝入营，“秀曼都雅，一军惊视”。

良久，李光颜开言：“我离家出征，完全是为国事奔劳。将士们弃妻离子，日蹈白刃危矛之间，我又怎能独享女乐呢。请替我感谢韩公厚意，天子待我李光颜恩重如山，我誓灭淮西贼寇！”

乘此锐奋之气，李光颜等军连败淮西贼兵。

成德镇王承宗为减轻吴元济压力，纵兵四掠，幽、沧、定三镇皆上表请讨王承宗。唐宪宗不顾两面用兵的大忌，于元和十一年初又下诏命河东、幽州、横海、魏博等六道进讨王承宗，并获数次小胜。

但是，淮西方面，唐邓随节度使高霞寓一军大败于铁城（今河南遂平），士卒皆没，这位高爷一人独骑逃脱。盛怒之下，唐宪宗以荆南节度使袁滋接替高霞寓。袁滋到唐州（今河南唐河县），根本不敢派军队入击吴元济，还卑辞下意与吴元济书信住来。唐廷知道此事，便以时为太子詹事的李愬为唐、邓、随节度使，又把袁滋换掉。

李愬之父是为唐朝立下汗马大勋的李晟。虽为名将之子，李愬当时并不出名。李愬认为军队接连战败，士气低落，还不适宜立即投入战斗，所以到任后并没有马上整肃军纪。部将向他请战，李愬说：“出战只会让叛军绷紧神经，积极防范我们。我们岂不是自讨苦吃？”并传令军中：“皇上知道我能忍受耻辱，所以才让我来这里抚养度日。打仗可不是我的分内之事。”蔡州叛军认为官军连战连败不堪一击，李愬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将，很容易对付，就逐渐放松了戒备。

事实上，李愬并没有安享养尊处优的生活，他解散以前将领豢养的戏子，想尽各种办法重振军队的士气。遇到士卒生病，他会亲自上前护理。李愬礼贤下士，真诚待人，善于抓住每个人的强项加以委任；贼兵来降，对于他们的去留总是不加阻拦，自任其便；军中有家人去世，李愬发给粮食和布匹，准许回家，并安慰道：“你是大唐的子民，不能因为军务就忘了自己的家人。”众将士为李愬的仁义感动，都心甘情愿地为李愬效力。在此过程中，李愬也逐渐摸清了地形的险易与叛军的虚实。

半年之后，李愬感到军队的斗志已经恢复，便上书请求朝廷出师相助，同时申请调拨河中、鄜坊的两千骑兵以增强实力。李愬率兵接连攻克马鞍山、道口栅、垆冶城、白狗、波港栅、楚城等地，袭杀郎山，生擒当地守将。之后在收复青陵城的过程中，李愬擒获叛将丁士良，因为觉得他很有才干，非但没有杀他，而且还将他纳入自己的军队。丁士良为了报恩，表示愿意戴罪立功，说道：“吴秀琳只有区区几千兵力却始终没有被官军吃掉，在于有陈光洽给他出谋划策。我愿意为您将他拿下。”丁士良没有食言，不久就顺利把陈光洽擒获，进献给朝廷。吴秀琳失去这个智囊后，也只好献出文城栅投降。

接下来攻打吴房时，有个部将说：“今天是凶日，不宜行军打仗，最好回避一下。”李愬说：“正因为今天是凶日，敌军才会认为我们不敢出击。所以，今天正是绝好的战机。”途中，叛军派精骑尾追不舍，频繁骚扰官军。李愬决定彻底拔掉这颗钉子，于是跳下战马，坐在胡床之上，传令军中：“退者斩！”众将士拼死力战，射杀了叛军将领，并一举歼灭了贼兵。有人劝李愬应该一鼓作气，顺势攻取吴房。李愬说：“不可以。吴房失守，叛军就会龟缩一团，负隅顽抗。不如暂且留下吴房，以分散他们的兵力。”

起初，叛将吴秀琳率部众向官军请降。李愬觉得他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便单骑来到阵前进行抚慰，并亲自给他松绑，纳入帐下。吴秀琳感动不已，向李愬献计：“这次平叛，若没有李佑，估计不能成功。”李佑，是叛军中的一员虎将，此时正驻守在兴桥栅，官军几次都败在他的手里。李愬探知李佑到城外收割谷物，便命史用诚率领三百兵士设下埋伏。李佑看到城外防守的官军羸弱不堪，就不加防范地按原计划行事，结果被史用诚生擒。官军诸将都吃过李佑的苦头，纷纷要求杀掉他。李愬并没有准许，反而将李佑奉为上宾。

李愬屏退随从，在军帐中单独召见李佑和另一个降将李忠义，而且每次都是彻夜长谈。一连数日，李愬与李祐以及原吴秀琳降将李宪密议，常常一谈就是一通宵，连唐军内的高级将领都不知道几个人研究些什么。军士不悦，无数匿名信飞投韩弘以及唐军其他军营，报称李祐是贼人内应。

唐军驻地从五月到七月降雨不止，军中盛传这是老天爷对李愬不杀李佑的惩罚。谣言搅得人心惶惶，影响越来越恶劣。李愬看到无法再保全李佑，便拉着他的手哭道：“难道老天爷不愿看到平定叛乱吗？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坚持杀了李佑呢？”无奈之下，李愬将李佑装入囚车送往朝廷；同时，提醒说若杀了李佑，就没人可以帮助歼灭吴元济了。出乎意料的是，朝廷下诏赦免了李佑。李愬当即任命李佑为六院兵马使。所谓的六院兵马，共三千人，是精挑细选的勇武之士。朝廷和李愬的举动深深感动了李佑，李佑手捧檄文，呜咽不已。

按照军中惯例，有谁敢和敌军间谍扯上关系，就会有灭族的惩罚。李愬废除了这条军令，他善待抓获的间谍。通过投诚的间谍，李愬获得大量的军情，摸清了敌兵的虚实。此时，北部战场的李光颜连战连捷，吴元济慌忙调遣精兵屯军北部洄曲地区进行抵御。李愬意识到有机可乘，便派人将奇袭计划密呈宰相裴度。

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十夜晚，大军出发，李佑率领三千剽悍将卒担任前锋，李忠义担任副手；李愬率领三千士卒作为中军，田进诚率领其余士卒殿后。出城后，李愬下令道：“一直向东。”行军六十里，抵达叛军据守的张柴。官军顺利歼灭守敌，攻克张柴城。

李愬让士卒稍作休息，整顿鞍马盔甲后，继续东进。此时，天上下起了鹅毛大雪，天空晦暗，凛冽的寒风吹倒了旗帜，冻裂了皮肤。战马紧缩在一起直打寒战，不少士兵手持兵刃冻死在路旁。张柴以东地区，地势高低不平，多年来都是叛军的地盘，官军之前没有到过这里，因此内心更是忐忑不安。起初在部队出发时，军吏发问将要发兵何处，李愬说：“奔袭蔡州城，捉拿吴元济！”将士听了无不大惊失色。监军使者甚至说：“果然中了李佑的圈套！”然而此时此地，将士们无计可施，只能跟着李愬前行。李愬分派兵马，首先截断桥梁，绝了通向洄曲的路，以防北部敌军回来救援；出于同样目的，又派兵断绝郎山道。

行进七十里，夜半时分赶到蔡州的治所——悬瓠城。此时雪下得更大了，城旁到处是鹅舍和鸭舍。李愬命人击打鸭鹅，以掩盖行军的声音。悬瓠城内的守军倚仗吴房、郎山两地有人守卫，丝毫没有防范。李佑率军登上城墙上，掘土为坎，众人顺利登上城楼，杀死熟睡中的守卫，只留打更的人照常打更巡夜。

等到黎明时分，雪已经停了。李愬率军进驻到吴元济的外宅。吴元济手下的官吏大惊失色道：“城已陷落了！”吴元济还不相信，漫不经心地说：“是洄曲那边派人来向我索要寒衣的吧？”等听到外面喊道“常侍传令”——此时李愬担任检校左散骑常侍，吴元济不觉大惊：“常侍怎么会来这里？”急忙率随从登上牙城。李愬料想吴元济在等待董重质的救援，便到董重质的家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董重质的家属写信招降董重质。董重质看到蔡州已被攻占，只好单骑白衣投降了官军。官军火烧南门，吴元济连最后的救命稻草都没有了，不得不下城投降。当时申州、光州的两万叛军都放下武器投降。李愬没有杀戮一个人，即使是原来给叛军打杂的人，也照用不误。

李愬屯兵驻扎在鞠场迎接裴度。裴度到的时候，李愬依然一身戎装。裴度看到后赶忙回避。李愬劝道：“这里长期以来没能受到朝廷的恩泽，早已忘了什么是上下尊卑。今天我们就做个榜样给他们看。”裴度于是以宰相之礼接受了李愬的拜谒。蔡州众人聚拢围观，看得是目瞪口呆。不久，李愬回兵驻扎在文城栅。朝廷晋升他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加封为凉国公。

李师道作乱，朝廷下诏李愬率领武宁军前去平定。李愬先是在金乡大败敌军，首战告捷。之后的十一次交战中，官军无一败绩，生擒五十名叛将，俘虏数万敌军。淄青平定后，李愬又晋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早在田弘正据守镇州时，曾任命李愬治理魏博。长庆初年，幽州、镇州作乱，田弘正被叛军杀害。李愬身穿素服号令诸军：“魏博地区之所以能够富庶而且教化深厚，一切归功于田公。皇上看到他仁慈爱民，便派他负责镇州事务。我们享受了田公给我们的七年的安定生活，如今镇州人居然戕害了他。父兄子弟都受过田公的恩惠，我们拿什么来报答他呢？”众将士悲愤欲绝，发誓要给田弘正报仇雪恨。李愬取出自己的玉带、宝剑放到牛元翼手中，说道：“家父曾经提着这把剑斩杀乱臣贼子，我刚用它收复了蔡州。现在镇州逆天行事，希望你能用它建立功勋。”牛元翼感动不已，说道：“将军尽管放心，吾等将竭尽全力，不惜生命杀敌！”李愬接着下令军中收拾行囊，整装待发。就在这时，李愬染上重病，无法率军出征。朝廷让田布接替他。后来，朝廷加封李愬为太子少保。李愬在返回东都洛阳后就与世长辞。

次年宪宗又发兵攻淄青，元和十四年（819年）二月，淄青守将刘悟杀了节度使李师道降唐。吴元济和李师道这两个强藩的诛灭，使唐朝王气复振，也使其它藩镇得到了很好的震慑，于是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朝廷另委节度使，中唐以来长期割据的局面终于在宪宗手里得到了比较彻底的解决。

唐廷无意让如此大的一个藩镇再存在下去。因此，经过了对它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的一番调查后，平卢被分成三部分：东北部分保留原名，但其辖地减到五个州；西北置天平，治三个州；南部置兖海，治四个州。但这些新藩镇获准继续把它们的全部岁入用于本地开支，直到832年才对中央政府贡献。

这是宪宗最后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这一次胜利消除了在河南唯一留下的威胁，从而在黄巢叛乱之前使朝廷牢牢地控制了帝国的中部，它只留下河北三大镇（魏博、成德和幽州）的节度使不是完全由朝廷任命的地方领导人。但甚至其中的两个也承认了朝廷指定其接任者的权力。

自安禄山之乱后，朝廷的威信高于任何时候，河北以外最后一个长期牢固地树立自己势力的藩镇统治者韩弘自动放弃了他在宣武的统治并迁往京师。虽然他的兴趣更在于利用他横跨汴渠的地位来发大财，而不想建立独立的权力基地，可是他完全可以证明朝廷的命令是撤不掉他的。因此，除了所提到的少数个别事例外，到820年，唐朝廷已经巩固了它对地方最高级官员的任命和选派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