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生死时速165天



永贞革新是中唐时期政治领域的一件大事，但是因为史料不足，很多相关史实和细节多被历史的烟尘所湮没。翻阅《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官修正史，其中更是对“二王八司马”持贬斥态度，乃至把这些人视为“邪党”。让我们拨开重重迷雾，看看一千二百多年前在那一百四十六天的日日夜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看看那场失败的政治改革究竟传递了一种什么信号。

永贞元年（805年）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这就是唐顺宗。唐顺宗当太子当了20年，还是比较关心朝政，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唐朝政治的黑暗有着深切的认识。即位后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可惜身子骨不争气，即位时已得了中风不语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是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可上天留给他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永贞革新，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政治改革也随之拉开帷幕。

1、非暴力者白皮书

永贞革新集团的骨干人物按其出身可分为三类：一是吴越之士，包括王叔文、王伾、陆质、凌准；二是安史之乱后南迁吴越者，包括柳宗元、刘禹锡、吕温、陈谏；三是吴越以外者，包括韦执谊、李景俭、韩泰、韩晔、程异。这些人中大部分(主要是前二类)是南方寒俊，其中尤以王叔文、王伾最突出。

王叔文凭着高超的弈棋之术而升堂登殿，以棋待诏，成为太子侍读。

王叔文是南方越州人，早在肃宗时代，南方就已经是大唐中央财政的半壁江山，到了德宗时期，北方州县贡赋不入的现实决定了朝廷只能加重对南方的盘剥。竭泽而渔虽是出于无奈，但带来的后果却相当严重，南方与北方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一大批出自南方的新兴人士怀着对民间疾苦的强烈关心和改善政治的理想走进长安，王叔文也是其中之一。

后来成为王叔文坚定支持者之一的南方人刘禹锡曾写过几句诗，颇能反映这一情形：“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外；结交当时贤，驰声溢四塞。”

献策天子，考取进士，成为当时有志之士实现抱负的必由之路。唐朝每年都要举行选拔人才的考试，如果能够进士及第就可以为将来通过吏部取士科试进入官场铺平道路，类似于今天拿到学历以后参加公务员考试。刘禹锡和王党中坚分子的柳宗元都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进士。

而作为永贞革新的领袖人物王叔文却没有资格去博取功名，因为他的出身不好，不算是个士子，所以也就没有办法进入进士试。人生的路有千万条，不一定人人都要去挤独木桥。唐朝是个很开放的时代，精神文明建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凡天子所在之处，必有词学、经术、合炼、僧道、卜祝、艺术、书弈者流，设“翰林院”廪之，日晚而退，有待天子召见。如果没有高超的棋艺，我们有理由相信，王叔文终其一生也难逃布衣之命。但现在他进入了翰林院，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

王叔文与当时权任日重而被人目为“内相”的翰林学士不同，他只能算得上是一名“待诏”。叔文“以棋待诏”，从职位上看完全是不入流的。但是，能接近天子，注定了才思敏捷、志向远大的王叔文将会不走寻常路。没费多少周折，对道术颇有研究的德宗看上了他的棋艺精湛、理道玄妙，给他在东宫安排了工作。尽管刚开始王叔文并没有成为真正的太子侍读，也没有其他什么实际官职，甚至连东宫官属也算不上，然而，伴读太子给了他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把他对天下的关心和王政的信念付诸实施。他也正通过自己的步步为营，开始改变自己的命运。

在众多的侍读中，王叔文很快脱颖而出，甚至成为太子学院里不是导师的导师。其中原因，固然是由于他的诚挚理想和强烈斗志感染了太子，但更多的是他的智谋使太子深为叹服。

太子就是明天的皇帝，叔文把自己的希望全都寄托在太子身上，他经常向太子诉说民间疾苦，给太子教导王道的真谛，默默地倾注着全部感情。但世事并非都是注定的，本朝皇储地位不稳颇有先例可鉴，叔文知道明天尚未到来，必须小心谨慎。有一件事终于使太子与他彻底地走到了一起。

一次，太子李诵与王叔文等人聊到宫市弊害。他说：“此事弊端太大，我想进言，要求罢免宫市。”大家都赞成，独王叔文一言不发。李诵等众人走后，问王叔文：“先生刚才一言不发，是为什么？”王叔文说：“本朝规定，太子要好好学习，侍膳问安，不要多过问朝政。评头品足多了，会引起疑心。皇上在位已久，如果有人乘机挑拨离间，说殿下收买人心，那怎么解释？”太子大惊，吓出一身冷汗。他望着这位忠心耿耿的师傅，又不禁涕泗俱下：“如果不是先生，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啊！”

太子从此明白，这位王叔文是真正和他站在一起的同志，正忠诚地为自己走进明天的辉煌殿堂而殚精竭虑。太子不能不大为感动。

德宗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正月二十日，德宗皇帝已病重了整整二十天。皇帝老子病重，皇帝儿子也好不到哪里去。真是父子同病相怜。

严重的中风使太子李诵的身体也彻底垮了，缠绵病榻将近一年有半。这场病生得凶猛，一下子就使他丧失了语言功能，成了一个哑巴太子。

这天早朝，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贺后退入偏殿，诸王及皇室宗亲都来问候，独独少了太子。德宗心中非常郁闷，当着大家的面涕泣感叹不已。从那以后，龙体即告不适，病情也一天比一天严重。

二十天来，朝野上下陷入瘫痪状态。本来皇帝病重已经让人忧心忡忡，如今太子也拖着病体，生死未卜，这让整个长安城蒙上了一层阴影。

太子李诵虽然成了哑巴，但大脑还始终保持清醒。他清楚，现在迫切需要他站起来赶到父亲的床前去，让皇上和宰臣们知道他有能力继承大统，立即发布太子监国的诏书，使天下臣民打消疑虑。但是，宫中却没有任何消息，似乎早已忘记了太子的存在。危机时刻，他把目光投向了王叔文。

关键时刻，王叔文和他的战友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最忠实的战友，也是永贞革新的领军人物“二王八司马”中的另一个“王”。王伾是浙江杭州人，唐德宗李适末年任翰林待诏(尚未安排正式官职称待诏)，因为写得一手好书法，被委派为太子李诵的书法老师。王伾，《旧唐书》说他“貌寝陋”。人虽然长得丑，但脑子够使，幽默诙谐，喜好杂耍，很讨李诵喜欢。

王伾奉召人宫，成功地联系了同情太子的宦官李正言称诏行事，同时广泛地在皇帝内侍中为王叔文宣传造势，使得众多大权在握的近臣开始注意到在太子身边还有一位叫王叔文的辅弼之臣。也就在这时候，诸王亲戚都到皇帝身边探望病情并入侍汤药，皇帝唯独不传召太子李诵，形势正朝着不利于太子李诵的方向发展。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三日，德宗去世。二十六日，四十五岁的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

新帝登基了，但在王叔文眼中这只是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第一步，没有谁能阻挡他前进的脚步。直到新皇登基，朝廷百官们里很多人还不能将王叔文对号入座，更不知道他的身边早已集聚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战友。知道的人也仅仅限于知道他不过是太子身边许多侍臣之一而已。

但政治敏感性强的朝臣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到，御史台有两位年轻人很不寻常。

这一年监察御史刘禹锡三十四岁，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三十三岁。

在王叔文集团里的人看来，柳、刘二人虽然暂时不能入居高位，但两人所能起的作用是很可观的。二王在朝廷内先后物色的一批年富力强的知名人士，最著名的当推刘禹锡、柳宗元二人。后人又称改革集团为“二王刘柳”。韩愈著《顺宗实录》说，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新唐书》说，王叔文称刘禹锡有“宰相器”。

年轻人气盛，初露头角而显得意气昂扬、锋芒毕露是很自然的事，不过，刘、柳这两位年轻朝官确实大不一般。

两个人是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的同榜进士。在古代文学史上两人均占有一席之地，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间，柳宗元赴京参加吏部考试，出于王叔文的老友，同时也是柳宗元的中表亲吕温的介绍，结交了王叔文。虽然那时二人尚未及深谈，但王叔文坚明直亮的性格和文武经略之才一下子就征服了柳宗元。

两年后，柳宗元再试吏部试被录取，授为“集贤殿书院正字”一职，开始正式踏人仕途。此时，王叔文的另一位老友李景俭也结交了这位才大志高的同辈，彼此惺惺相惜，走到了一起。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柳宗元任满，调为京兆府蓝田县尉，刘禹锡也从淮南节度幕府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得以重回长安，由柳、吕、李的介绍秘密地结识了尚在东宫的王叔文。

刘禹锡对王叔文极为推崇，几人经常悄悄相聚，畅谈国事，针砭时政。柳、刘二人此际虽任职京畿郊县的簿尉，但有很多时间都是在长安度过，两人初涉足官场，对官场之上的一些潜规则懵懵懂懂，加之才学过人，年青人有热情，更显得卓尔不群。两人很快声誉鹊起，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尤其得到朝中一位同样富有才名的年轻朝官、两朝老臣太常卿杜黄裳的女婿、前翰林学士、时任吏部郎中韦执谊的一力拔奖。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闰十月，柳、刘二人同时擢升御史台。

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结成同盟。在这一名单上，还有刘禹锡的中表兄韩泰、当年淮南重臣故相韩湟之侄韩晔、刘晏的老部下陈谏、同是监察御史的程异，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柳、凌、李、韩都曾执弟子礼的《春秋》学者陆质。数年间，他们的一切活动显然带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

顺宗李诵即位的当天，单独召见了王叔文，非正式地命他入直翰林学士院，这也是计划中的事。同时王伾按照顺宗的意思入住柿林院，那是离皇帝寝殿十分靠近的地方，二人进入了实际上的中枢要地。下一步就是要开始安排人事了。

首先是宰相人选。王叔文本人当然是绝对不行的，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以自己这种侍臣身份去充任宰辅。按照他的意思是想用刘禹锡，前年在东宫与太子商议时就曾经夸过刘禹锡有“宰相才”。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王叔文就把韦执谊推到了前台。

韦执谊是关陇人，不过其父做的官并不大，他的出身至多算是没落贵族。韦执谊自幼聪慧，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吏部试也轻松过关，官拜翰林时也就二十出头。德宗还活着的时候就对这位才子很是宠爱，经常与他唱和诗歌，并时时召他和裴延龄等人入宫备问。执谊少年得意，混迹官场多年，按说他不会去主动与王叔文集团走到一起。

两人最后走到一起，携手革新，不为其它，就因为太子李诵的一句话。

有一次德宗生日，当时还做太子的李诵就献了一幅佛像，德宗就命韦执谊当场作了一篇佛像赞，文章写完之后，太子李诵就送了他一些礼品作为酬劳。接过太子的礼品后，韦执谊专程到东宫谒见。在两人的谈话中，就说到了王叔文。

太子当着韦执谊面将王叔文大大夸赞了一番，一句话概括就是，王叔文是一个大大的伟才，不认识他，你就算白活了。

韦执谊一琢磨，太子夸谁，谁就有可能是将来朝中的大红人啊。

在官场混迹多年的韦执谊根本不用人教，就知道怎么做。从那以后，韦执谊有事没事就往王叔文那里跑。不久，他因母丧去职了一段时间，更有了与王叔文往来谈论的机会，也就在这时候结识了王党其他成员。

天子已入居禁宫，叔文的身份已经不再是东宫侍读，自然也就不能像早先一样自由地谒见顺宗。但王伾却仍然有着这样的便利，这多多少少让王叔文感到欣慰。在内廷方面，宦官李忠言是拥立太子继位的坚定派，顺宗的宠妃牛昭容也可以利用，王叔文是很放心的。只要宰臣是自己人，事情就不难办，王叔文已经在考虑下一步的策略。

这时候王叔文最关心的是另外两方面，一是财政，二是军事。这是他立志兴国的着眼点所在，为了将来顺利起事，在这两方面的人事安排上就必须格外的周密谨慎。

财政方面起用杜佑，这是王叔文与刘禹锡的共同想法，没有异议。再辅之以这方面的干才韩晔、陈谏，是最佳组合，王叔文本人也极欲从此处入手，建立基础。惟一无法措手的是军队方面，因为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麻烦的。目前，中央禁军的领导权全由宦官垄断，地方藩镇暂时也找不到恰当的支持者，在这个环节上只能见机行事。

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有一点王叔文和其他人还是没有想到，他们中的不少人特别是柳宗元和刘禹锡锋芒太露，正如财物上的暴发一样，新进得势必然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怨望，在讲究资历与出身的时代，这一问题的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

登基典礼结束的第二天晚上，王叔文照例又在宅第中叙晤了王伾、凌准、刘、柳和其他骨干，进行他们以往一年来经常举行的磋商。事情都已按部就班，剩下的就是行动了。

2、二王八司马

新帝即位的第三天，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二十八日，顺宗皇帝并没临朝听政。

百官们私下猜测纷起，假如皇上再居丧过哀，事情就更不好办。他们需要顺宗皇帝去除丧服，擦干眼泪，尽快步入正常轨道处理政务。

二月初一，宰相高郢、郑珣瑜和检校司空杜佑具署奏章递上。郑珣瑜看着宫侍们接过奏疏，传进帘帷后的顺宗。不久，宫中传旨说皇上仍不同意。

第二天，三位宰臣再次上表力请。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内心隐隐的担忧早已就是事实：顺宗皇帝实际上是不能处理国家事务了，他的风疾越来越厉害，已经让他的身体接近于崩溃。

奏章传到禁中最终是传到宦官李忠言的手上。事情已无可回避，李忠言立即召来王叔文和王伾。叔文匆匆览毕，对二人道：“朝臣们都盯着皇上，这么拖也不是办法。那就告诉大臣们，皇上明天在紫辰门朝见群臣！”

二月三日，有资格参加两日一朝“正御朝参”的文武官员在紫辰殿门下按部就班，齐齐向阶上的天子行礼。顺宗戴着的“通天冠”压得极低，足足遮盖了大半个脸。

礼毕，只见杜佑出列，跪行数步，叩首而言：“听说皇上伤心过度，作为臣子没有不担忧的，请陛下让臣子们一睹圣颜！”说罢，再拜而起。

宦官李忠言朝皇上左右的小太监们使了个眼色，便有两位把顺宗的冠冕略略举高了一些。皇上的面孔浑无血色，干涩憔悴，只有茫然的双眼微微透出一点光泽。众人远远望见，心中不免酸楚。

风波总算挨过去了，新帝也应该颁布新政了。此时，王叔文已从容地开始一步步的工作，并由王传意于李忠言，再由忠言传谕翰林学士们草定制诰，发布天下。这一过程没有其他人知道，当然也不能让他人知道。

六天后的九日，叔文完成了第一步：诏令韦执谊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入相。当韦执谊来到禁中履行形式上的谢恩时，王叔文心里清楚，他的政治集团从此走入了前台。

十一日，开始发布新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政治措施：贬京兆尹李实为通州长史。

李实本是皇族出身，乃道王李元庆的玄孙，前年始任首都最高长官京兆尹。这个人早年就很刻薄，做山南节度使曹王李皋判官时，曾因克扣粮饷差点被军士杀掉，幸亏他逃得快才得以幸免。自任京兆尹后，为政猛暴，不顾法令，恃宠强愎，陷害贤臣，长安城中人人侧目，无不切齿痛恨。

十二日，有诏授王叔文为起居舍人并翰林学士，叔文开始独揽制诰大权。另外的几位前东宫师傅包括王伾、冯伉、归登亦皆升迁不等。

二月二十四日，皇上再次朝见群臣，并发布了大赦令，再一次引起轰动。原因是大赦之外，又停征诸般杂税；同时，尤其明文禁止“宫市”，罢除乱政扰民的“雕、鹘、鹞、鹰、狗”五坊。这无疑是叔文和当年的太子如今的顺宗计划已久的事，现在终于有能力完成它了，叔文真是痛快至极。诏令一出，长安城中是一片欢腾，人们一想到市坊中从此再也没有强夺豪取的宦官和借供奉鸟雀之名肆行暴横的“五坊小儿”时，也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政令是一项接着一项。第二天，有诏罢停盐铁诸使的每月进献；三月初一，出后宫三百人。初三，又追诏前几年遭贬的陆贽、郑余庆、韩皋、尹杭、阳城赴京。十几年了，先帝德宗对忤旨谴逐者，从来都是不复赦免的。这下子轮到朝廷百官们也忍不住为之欢欣鼓舞了。可惜的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位陆贽和阳城都未及闻诏就死在了贬所。

初四，长安百姓再一次的在九仙门外山呼万岁：这一天又诏出后宫并教坊官妓六百人。他们的亲戚们在宫门接着，许多人激动地大叫。

几乎是一昼夜之间，朝廷衮衮诸公忽然觉察到朝中多了一位翰林学士王叔文，这看起来多少有点蹊跷，于是都在悄悄打听他的来历。没过几日就清楚了：这个王叔文来自江南越州，本以善棋待诏，后来入值东宫，不知怎么竟十分得太子的宠爱。尽管有人说他是苻秦时名臣王猛之后，但大多数人不相信这话，他们一致认为，王叔文仍不过是小人侥幸得进而已。至少朝中许多有名望、有资历的高官达臣们是这么看，其中包括宰相郑珣瑜、高郢。但这两位宰相此时已差不多接近于徒有虚位，一是因为贞元以来，宰相之权早被翰林学士削弱，二是因为新相韦执谊往往能直接从翰林院受诏，单独执行，根本不和他二位商量。

从三月开始，事态越来越明显，人们觉得朝廷每出一项政令，似乎都是由王叔文在翰林院决定可否，然后宣达中书，再由韦执谊承行的。朝中士庶也看到王伾、王叔文的宅第前经常是车马不断，而且也总是那几个人：韦执谊、凌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陆质……。尤其是王伾，本月初亦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他力主破格任用低级官吏，打破了不少论资排辈的成例，弄得不少大臣心中十分不快。

此举无疑会得罪一大批人，朝野上下那些原本抱有极大希望的人显然彻底绝望，在他们看来，叔文和他周围的人已经完全是一个专权跋扈的私党了。这是个非常可怕的结果。

终于有一个人忍不住了。此人名窦群，其父在代宗朝官至左拾遗，兄、弟皆登进士，独有他仍为布衣。无奈之余，只有另觅他法。本朝特重山林奇人，在这种风气下，很多聪明人仕进中或有波折，便隐居修行以退为进，以才学处士之名博取赏识。因为大多数人经常选择长安附近的终南山，故时人戏称之为“终南捷径”。

窦群隐居在毗陵近二十年，其间跟人学习《春秋》之学并著书、献书，德宗贞元时终于被荐为左拾遗，不久又升为侍御史。有一次德宗欲让他充任人蕃使张荐的判官出使吐蕃，但窦群之志其实不在这个实惠有限的外任之职，便对德宗发了一番怪论：“陛下即位二十年，方擢臣为拾遗，臣可谓难进者矣。今陛下用臣为和蕃判官，怎么就如此轻易呢？！”奇怪的是德宗对他这几句显然是有点怨气的话竟没有怪罪，反而把他留在朝中。

有二十年辛酸经历的窦群仍然不过是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眼见着许多品阶比他还要低得多的人被破格提升，心中哪能平衡。再加上早先同在御史台的柳宗元、刘禹锡都十分看不起他，更是愈发有气。这天，他专门去谒见王叔文。

窦群毫不遮掩，说道：“去年李实伐恩恃贵，倾动一时，那时王公您在哪里？不过是逡巡路旁的江南一小吏而已！今番您已处在与当时李实相同的形势上了，王公怎么能不想一想：今天的路旁是否会有像当年您一样的人？！”

很多朝廷重臣也开始怒形于色，当御史中丞武元衡听窦群说，不少与柳宗元、刘禹锡有旧的人就凭两人的一句话如何如何调升时，冷冷地说：“二王、刘柳是什么人？小人得志遂就以为天下无人了？可笑！”元衡作为御史台的长官，早就对刘、柳二人的冒进不满。

然而到目前为止，王叔文却坚信自己的这盘棋十分的顺当，感觉上每一步都恰到好处，整个阵形舒张有力，正以磅礴的气势向战场开进。他的优势感太重了。

其实王叔文只要再仔细观察一下就会发现，他们只局限在小圈子内而没有团结更多的人，从而在两方面给自己树立的强大的敌人。他们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弱者，绝对不能锋芒太过。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错误，短短的一个月后，王叔文就不得不吞下这个自己酿就的苦果。

正月底顺宗即位，二月至三月上旬王叔文集团开始主持政务。颁布一系列新政；到了三月十七日这天，又有一道诏书公布。这道诏诰无疑是叔文全面出击的标志。这天的诏书其实只有两个主要内容：一是委任杜佑出任“度支并盐铁使”，二是任命王叔文为副。杜佑是理财名臣，再度出任财政重职自无须置言，关键是后一项副使的任命。

王叔文对此预谋已久。德宗以来的政治问题归根结蒂只有两大块：财政和地方割据。先帝德宗虽然努力试图解决这两大症结，但终究没有成功。叔文冷眼旁观了十八年，他的超群智慧告诉他，财赋的好坏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是振兴帝国政治的关键所在。从新帝登基到王叔文出任度支盐铁副使，满打满算不过五十一天，王叔文操之过急了。诏书一发布，举朝哗然。本来天子的朝会就已经形同虚设，因为没有人能亲自与皇上奏对，天子总是在厚厚的帘帷后面端坐不动，由宦官递进奏章，传达旨意。人们所能看到的只是王叔文每日往来于翰林院、中书门下、御史台等官署，与他的那些私党们在屏风后交头接耳的情景。

朝野内外猜测纷起，有人甚至说出皇上已经病重而不能理事之类的话。在这种情况下，王叔文又出任度支副使，对不少人来说确实是十分严重。宰相郑珣瑜不像高郢那么胆小，也不像另一位年已七十五岁的老宰相贾耽那样只是屡乞骸骨以示不合作态度。他已经是形忧于色，说话也已很不顾忌。

御史中丞武元衡更是对刘禹锡、柳宗元公开表示不满。杜佑倒是很看重刘禹锡，也多少有点同情王叔文之辈，但却不希望他们做出什么过激的举动，然而势难两全，只有沉默。

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等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伦理纲常的强烈信念，纷纷要求早早册立太子。王叔文在翰林院一听到他们提起这事，就愤然拂袖离去。在他心里，此举是反对派的惟一法宝，并非是真正为国家社稷着想。王叔文也同样有一个执著的信念，那就是柳宗元在《六逆论》中提出的“立贤不立嫡”的大胆之论。今天的顺宗就是一位贤君，只是因为疾病而不能获志，所以，王叔文要做这位贤君所不能完成的大业，容不得他人破坏。

但是，王叔文的意气与人心中根深蒂固的天道圣统观念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三月以来，原本多旱的京城连日阴雨，长安城中传言说：这是群小用事之相。

3、革新派覆灭记

宫中终于有人开始行动。这些人是先帝身边的旧人俱文珍、薛文珍、刘光琦。五十多天前的改嗣之议未能成功后，他们已经身处局外了一段时间。作为先朝的禁中老人，他们还是比较倾向于舒王李谊的，可目前的种种情形表明，朝廷的政局显然对他们很不利。

这种不利至少表现在两处，一是李忠言与牛昭容得以侍从新帝后，竟与王叔文站到了一起。宫中内侍之间产生龃龉本就是俱文珍等不愿意看到的事，更毋庸说是严重对立了。其他内官们敢怒不敢言，俱文珍却每次都与李忠言吵得很凶，但李忠言要比他更有机会接近皇上，一时倒也无计可施；二是王叔文悄悄采取的不少措施让他们反感，俱氏是十几天前才听说宫中有些宦官们被减少薪俸的，开始他还未在意，当有人告诉说这是王叔文的主意时，俱文珍才一下反应过来。

二十二日，俱文珍以先朝所带“翰林院使”的身份来到翰林学士院，与郑絪、卫次公等秘密地见了面。回宫后立即召来薛、刘及几位神策军首领再次商讨了半天。

二十三日上午，俱文珍、薛盈珍、刘光琦、薛尚衍、解玉五人和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来到皇上的养病的寝殿，位于东内大明宫之西的金銮殿。几个人一起跪在顺宗的榻前。顺宗皇帝睁着茫然的眼睛望着他们。郑絪从袖中掏出一张早已准备好的纸条，递到顺宗的面前。

纸条上只有四个字：“立嫡以长。”顺宗盯着这张纸条，忽然点了点头。

俱文珍等人盼望的就是这个，齐齐叩首，口呼“万岁”！李忠言望着这一切，默默地闭上了眼睛。

王叔文还不知道这件事，就连王伾也蒙在鼓里，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宦官李忠言根本来不及向他们通报消息。这一行动从计划到实施实在迅雷不及掩耳，第二天郑絪草制的册太子诏就予以宣达，王叔文和王伾都十分茫然，搞不懂是怎么回事。过了一天，王伾终于有了消息，但也十分模糊，因为侍疾皇上的已经不仅仅是李忠言和牛昭容，有时俱文珍等仗着是先朝旧人．也来指手画脚，所以在联络上变得很不方便。

王叔文气得顿脚，连连说：“天命一出，如何再改？！误大事矣！误大事矣！”王叔文作为跟随皇上近二十年的老臣，太了解皇上的长子广陵王了。这位皇子精力充沛，意志顽强，对自己的决定常常执著得近于偏激，将来绝不是一个能轻易相处的天子。

王伾不作声，他也觉得如果宫里情况发生变化，不是一件好玩的事。

二十八日，叔文已连续两天没见到韦执谊，从柳宗元、刘禹锡处传来的消息说，目前朝中情形很不正常，不少人暗怀着一股气，都有早册太子之意。叔文听了更是着急，立即动身去寻韦执谊，心想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他，赶紧拿出对策。

中午，王叔文直奔中书门下的政事堂。他知道此时正是宰相会食的时间，韦执谊肯定在那里。走到门口，一位省中的值事正在值勤。王叔文命他速去通报，有要事与韦相商议。

王叔文一见韦执谊，就把他拉进侧阁中。

三位宰相只好放下筷子等着韦执谊。时间过了许久，还不见韦执谊出来，三人都觉得过分了。这时，有人来报：“王学士索饭，韦相已与之在阁中同食。”

杜、高两人不语，操箸续食。郑珣瑜想区区一个待诏出身的人如此猖狂，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一拍几案，大声道：“我郑珣瑜岂可再居此位，作此伴食副相！”说完站起身来大步而出，对家人叫到：“备马回府！”

回到家中，更是越想越气，干脆称病不起。郑珣瑜归卧不出的消息一下子传遍了朝中，也传到了俱文珍的耳里。文珍与薛、刘等人一合计，都认为事不可缓，太子须尽早正式册立，天子之侧不正常的局面也应该立即结束。未来的太子广陵王本人也很着急，接连派小黄门吐突承璀来见俱文珍，意思很明确：无论如何也要赶快行动。

俱文珍想，你说的倒容易！皇上虽沉疴不愈，但终究是一朝天子，轻易如何动得？再说如果单是朝中百官倡议，也不见得有效果。此事最好有外镇节将配合。于是他们最终锁定了三个人：一是同他俩都有点交情的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一是曾为窦文场养子的河东节度使严绶，另外一位也是同他们往来甚密的裴均。

四月初六，革新派不愿意看见的一幕还是如期上演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正式册立广陵王李淳为太子。王叔文和他的同党们那一刻都沮丧地闭上了眼睛，世界陷入黑暗。在这两个集团的较量中，顺宗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但他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皇太子一边。这种情况说明，顺宗与皇太子的关系，也是志同道合、融洽无间的。而王叔文和王伾这两位顺宗新提拔的翰林学士，由于他们的反对态度，就完全被排除在立储一事之外，表明顺宗已开始对他们不信任和疏远，败端也就由此出现了。

二王刘柳决定实施最后的绝地反击，准备一举谋夺宦官兵权。先是德宗时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任中央左右神策军(中央警卫部队)中尉(最高指挥官)，宦官掌握军权制度从此确立，终唐没有改变。此后，各地驻军也请求隶属神策军，称为神策行营，都归宦官统帅，这是宦官左右朝政的根本。王叔文力主改变这一制度。为了夺取宦官兵权，通过顺宗任命老将范希朝担任左右神策军及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最高军政长官)，又派韩泰到军中协助范希朝统帅神策军，为行军司马(军政长官助理)。

但王叔文不放心。这是最后的孤注一掷，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单靠范希朝的同情和支持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要的是完完全全地成就一番大事业，说白了，就是解决宦官和藩镇，恢复帝国和天子的荣耀。当今天子顺宗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他的抱负和理想眼看着就要一步步走向成功，但是，顺宗的病却是日甚一日，已经不足以依恃。假如没有兵权，那么他们永远就只是刀俎之上任人宰割的鱼肉，一切努力都将化作泡影。

第二天，王叔文找到了王伾：“夺兵一事，尚有遗漏。”

王伾大惊：“王公，此事经众人商量，莫非还有什么不妥？再说诏旨已宣，范仆射刻日即将赴任--”

王叔文说，“单以范氏为靠，绝非良策，可想法以韩安平（韩泰）为行军司马，随之入镇，并伺机代之。”

韩泰是很有干才的一个人，他的谋略经常让王伾感到其并不在王叔文和刘、柳之下；另一方面，他的官资也较高，在此非常时期，也只有他才能当此夺军重任。不过，王伾还是想到了一点，谁都知道韩泰是新进者中的一员，是己方的死党，在这种情形下，是否会弄巧成拙？但王伾没有把他的顾虑说出来。于是二人立即分头进行，王叔文该做的便是悄悄地会见了韩泰。两天后的五月初六，便有诏书命度支郎中韩泰为范希朝行军司马。王叔文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着妙棋，其实布下的是烂局。

五月十一日，王党分子、饱学多识的《春秋》学者陆质被任命为太子侍读，这是韦执谊的意思，本来是一件好事，既可以入宫窥伺新册太子的动向，又能从某种方面争取这位未来天子的同情和支持，王叔文当然很赞同。不过，韦执谊也还有点私心，在他的感觉里，王叔文或许已经不能作为永久的依靠了，因为大多数人都开始表示明确的反对。在政治上，打击敌人的一个有效武器就是攻击对方朋党比周，韦执谊也不能把自己划进那种结党营私的印象中去，那更是为时代的正统观念所不容的事。韦执谊是个从“正道”上来的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反对早立太子，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他就没有为王叔文所动反对册立，韦执谊早已经渐渐地认识到，自己与王叔文之辈也许根本就不是一条道上的人。因此，他更需要太子的理解。

就这样陆质来到东宫报到。陆质是王叔文坚定的支持者，但却不是一个精于世故的政治家，他不懂得如何巧妙地运用手段。所以当他刚刚开口说了两句，就被太子义正辞严地顶回。

太子道：“陛下是令先生为寡人讲解经义的，谈其他事干什么？！请先生不要再说了。”

陆质被一闷棍打得噤默而退，回来告诉王叔文。王叔文内心深处陷入巨大地惶恐，他还没来得及抚平内心的不安，结果又等来了一纸诏书。这是一封调令，调王叔文为户部侍郎，度支盐铁副使依旧，但削去翰林学士一职。

事到这步二王心里都已清楚，皇帝已不再是他们的皇帝，而成了俱文珍的皇帝了。政敌们并且还拥有太子，无论是今天还是明天，敌方已牢牢地占据了主动。王叔文意识到，如果不能夺取宦官手中的兵权，那么刚刚燃起的改革之火便随时有可能被扑灭。

王叔文决定使出最后的王牌，韩泰！

这时候韩泰已随范希朝赶到了设在奉天的“左右神策京西诸镇行营节度使府”。

韩泰很清楚自己身上担负着一种什么样的使命，他也知道这是维持新政的决定性之战和挽救失败的最后一招，绝对容不得有半点的差池。韩泰信奉实干，讲究谋略，他的好友柳宗元对他的评价是“厉庄端毅，高朗振迈”，确实颇能反映出他的为人。韩泰也是个是非分明的人，年轻的热情决定了他有着一种对挚友同志的强烈感情和建功立业的豪迈决心，他坚信自己不会辜负凝聚在他背后的殷切希望。

刚至奉天，韩泰立即就开始了行动，首先是四传命令，召集诸镇军将听宣圣旨，接受新使范希朝指挥。接下来韩泰所要进行的便是从架空范希朝入手，一步步地掌握兵权，最终彻底接管这一重要的军事力量。

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使用他本人去完成这一任务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而这个错误决定了他们的最后一击必然以失败告终。这个重大失误就是：韩泰的身份！

虽然京西诸镇在性质上讲是地方驻防系统，但实际是都直接归神策军最高首领--左右中尉--的节度，他们与禁中宦官们的关系不待而言。本朝军事力量的情况与以往自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军队的掌握常常是以一种非正统的政治手段维系，或以家族，或以师生，或以上下属等等，这种传统渊源关系一旦建立，其力量甚至强于天下公义和道统信念。这种现象在本朝有两种反映，一是地方世袭强镇，二是先帝德宗时酿下的苦果：宦官典掌中央神策禁军系统。京西将领们与禁中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数年之久，已经近乎于牢固不破。他们一见到范希朝的行军司马是韩泰，都不约而同地恍然大悟，这是王叔文的人！从这个事实推开去，结论就昭然若揭了：范希朝两人来者不善。

这是重要的情况！一封封书信从京西各镇飞驰京师。

俱文珍等人开始还蒙在鼓里，当他们看到京西将领们的来信时，如梦方醒：“如让其谋得成，吾辈必死无葬身之地矣！”

俱文珍对京西来使说道：“速速归告诸将，切勿交出部队！”

韩泰是有耐心的，他一直在等待着行营将领们前来报到，他乐观地认为，一切应该都需要时间。对此，怀着异心的将领们也抱着同样的心情，他们也在耐心等待着京中的指示。于是，奉天很平静，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

战机就这样一天天地失去。要是韩泰能够料到后果是多么严重的话，他是绝不会这样守株待兔的。

可京中的王叔文已感到不能再等了，朝中的情形已经一天坏似一天，尤其让他恼怒和辛酸的是，韦执谊，他们所依赖的宰相、新政的支柱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代表，已正式倒戈易帜。尽管他还没有立即反戈一击，但这已足使王叔文震撼不已。

王叔文早先的预感是正确的，韦执谊从根本上就不是同道者。王叔文反思过去，越发清楚地觉得当初的选择本就是一种无奈。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南方的寒族，如果不去寻求一种依托，将终究无所施计。成功需要妥协，但这一代价太大了。

王、韦交恶的深层原因是“势”的变化，绝非是由一两个偶然因素所引起，不过，“羊士谔事件”是使其最终表面化的导火索。

宣歙节度府巡官羊士谔是进士出身，严格说来，他与王叔文的老友吕温还是同门，关系一向不错。不过此人性情浮躁，好出风头，在这一点上也有点像他的另外一位同学窦群，喜欢见风使舵，博取时誉。他五月份出差来京，听说王叔文等人正招致了大多数人，当然是和他同类的那些正统朝官的不满，眼见有利可图，再加上一时冲动，竟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批评王叔文，指出王叔文的种种不是，轰动了京城。

王叔文对此是不能忍受的，假如允许这么个一介小官如此猖狂，威严何在？王叔文决心杀一儆百，遂请韦执谊出诏命将之斩首，但是韦执谊不同意；王叔文又要求在大理寺就地杖杀，韦执谊还是不同意，王叔文心中积聚多日的怒火一下子爆发，当着不少人的面，大骂韦执谊忘恩负义，弄得朝廷中人人皆知。刘禹锡、柳宗元都是出自韦执谊的提拔，也不好对此妄加评说，一时间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郁。六月二日，韦执谊将羊士谔贬为汀州宁化县尉，算是作了一点妥协，但是人们都已清楚，两个最主要的人物实际上已经分道扬镳了。这对反对派来说，是莫大的喜讯。

考验接踵而来，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想趁朝廷换皇帝的当口扩大地盘，派副使刘辟向朝廷要求兼领三川，并威胁王叔文说，如果不准，必将报复。口气为何如此之大？原来，唐朝中后期，不少藩镇拥兵自重，子袭父职，坐地为王，甚至向中央政府开战，自立为皇帝。韦皋就是强势藩镇的代表。

王叔文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断然拒绝了韦皋这一要求，并准备杀死刘辟，刘辟腿快逃走。

韦皋果然来报复了。他与宦官通气之后，竟然上书要求身体不好的顺宗靠边站，让太子亲政。接着，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跟进，也上书朝廷请求太子执政。一时间，朝内外反改革势力互相呼应，造成了极大压力。

俱文珍当然不能让剑南一道独撑局面，那样的话，声势就太小了，也有点弄虚作假的味道。让他欣慰的是，太原严绶处的监军李辅光已有消息表明，河东节度使严绶亦将出面。另外，荊南节度使裴均是自己的旧识，当年都在窦文场门下出入，自也不会不给面子。看来一切都已就绪，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倒是出了个主意，让韦执宜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被韦执谊拒绝。其实韦执谊失算了，如果这样做，还有机会在李纯那里多少争取一点空间，日后清算也不会过甚。

就在韦皋奏请顺宗让位的同时，王叔文因母亲去世被迫离职尽孝，决策指挥中心事实上瓦解。王伾慌了，走马灯似的到宦官那里说情，谋求让王叔文回来复职，当然吃了闭门羹。王伾大恐，火急攻心，竟中风躺倒，失去了活动能力。

时间到了七月，在俱文珍等人看来，时机已经成熟了。太子的意思也很明确，目前已到了解决宫中不正常局面的时间。俱文珍等人一合计，现在是外有藩镇声援，内有朝官支持，既有神策军在手，王党又失势无靠；太子英明睿智，足为依持，可以下决心了。

七月中旬，首先是宫中的人发觉，往常侍疾皇上的内侍李忠言突然消失了，再也没有露过面。有人说他已重病在身，命在旦夕。后来，皇上的宠妃牛昭容也消失了踪迹，人们再也没有看到她，只是发现宫中的一个旁殿被禁闭起来，任何人都不得入内。但所有这些，并没有引起什么更多的注意。

七月下旬的一天，翰林学士郑絪、卫次公、王涯等人奉诏入宫。在太极殿侧阁，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薛尚衍正等着他们，在座的还有一位东宫的内侍西门珍。俱文珍对翰林学士们宣布：“皇上有旨，令太子权勾当军国政事。请诸位学士即刻草拟诏诰。”

七月二十八日，诏书发下。百官在东朝堂朝见太子，太子哭着宣布：因圣上未康，寡人权监国是而已，就不答百宫的拜贺了。群臣无不感泣。

七月二十九日，在麟德殿西亭，太子朝见来使，会晤宰相昭告天地社稷，开始“权勾当军国政事”的工作。但太子的重点显然不尽在此，他整个一天的其他时间里都与他的可靠支持者们，也就是先帝德宗身边的旧人、掌握中央神策禁军的宦官们秘密会商，策划着下一步，也是决定性一步的具体措施。让太子感到欣慰的是，所有皇上身边的内侍都一致认为：皇上的身体己不能支持，皇上本人也早已“厌倦万机”；他们还说，朝中百官从国家社稷出发，也已经纷纷表示，假如皇上引退，似乎更有利于帝国结束目前不正常的现状。

八月初二，太子监国两天后的这天夜里，太子和他的亲信东宫内侍西门珍、吐突承璀几乎是一夜不寐。第二天，二位东宫内侍又与俱文珍在内侍省会晤了半日，当天中午，翰林学士们再一次被召入宫，在皇上的寝殿太极殿接受了俱文珍宣布的皇帝诏命。八月初四，发下了皇上的禅位诏。第二天，已是太上皇的顺宗正式告别了只坐了七个月的皇帝宝座．坐在步辇上，在宫侍们的簇拥下迁居兴庆宫。兴庆宫位于长安东郭，是本朝的玄宗皇帝所置，因在大明宫及皇城中的太极宫之南，又称南内。还未等到新君登基，初六这天即有制命贬王伾为开州司马，王叔文为渝州司户，驰驿发遣。开州和渝州两地分别距京城一千四百六十里和二千七百四十八里，正应了那句歌词，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

八月九日，27岁的李纯正式即位，是为唐宪宗。新帝诏贬神策行军司马韩泰为抚州刺史，司封郎中韩晔为池州刺史，礼部员外郎柳宗元为邵州刺史，屯田员外郎刘禹锡为连州刺史。当天，因为朝议认为对王党成员处罚太轻，新帝再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又贬河中少尹陈谏为台州司马，和州刺史凌准为连州司马，岳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到此，加上韦执谊，王党的八位成员皆被贬为远州司马，史称“八司马”。“司马”在本朝是州府的属官，二万户以上的州，司马的官阶也只有从六品上。

新帝宪宗皇帝在新一年改元“元和”（公元806年），正月十八日突然下诏宣布“太上皇旧疾衍和”。公布太上皇病情，这是本朝历史上罕见的事，颇让一些敏感的人困惑不已，更让人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太上皇就驾崩了，年四十六岁。

太上皇升仙不久，王叔文被赐死。王伾亦病死任所。一般来说，本朝贬官在三五年之后可以“量移”，即予以调升或改善境遇。但这一年发布了诏令：此后即使有国家大赦，王叔文之党也不在量移之限。

时间能冲淡世上的一切，但无法抹去人心中的信念。柳宗元初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在永州呆了十年。在此期间，他一直在忧郁悲凉和不甘的煎熬中度过，写有“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的诗句，表明自己的高洁情操。在给亲朋好友的信中，柳宗元反复申剖事件的真相，为自己的无辜获罪而辩白，希望得到他们的援引。感伤激愤，溢于言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有诏征“八司马”中仍在贬谪的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入京，但不久又相继被排挤出京，柳宗元于该年三月份外出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病殁。

刘禹锡行至江陵，再贬为朗州司马，也在贬所度过了近十年的谪贬生活。刘禹锡在此十年中，写下了不少寓意深刻的政治讽喻诗，抒发心中的愤懑。元和十年刘禹锡与柳宗元等人一齐奉召回京，旋又以诗歌讥讽执政而外放连州刺史。宝历二年（公元826年），从和州奉诏回洛阳，方才结束了二十二年的贬谪生涯。此后的十五年中，他先后在洛阳、长安、苏州、汝州、同州任职。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改任闲职，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荣衔。刘禹锡幸得高寿，是王党中最后一个去世的人，他的革新之志从未停歇，然而因困顿于现实终使其无所作为。禹锡晚年精华不衰，写有“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豪迈诗句。直至临终，刘禹锡丝毫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毅然写下了《子刘子自传》，为早年的行为辩护，为王叔文恢复名誉。

公元842年，“王叔文革新”的三七年后，刘禹锡病故于洛阳。

为顺宗即位立下大功的凌准不幸最先去世，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寂寞地死于任所连州的一个佛寺中。他的好友柳宗元写了首《哭连州凌员外司马》诗哀悼他的亡故，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

贬得最迟但最远的是韦执谊，为崖州司马，这是他平生最恨最讨厌的地方。因为他是王党的首脑人物之一，没有得到任何的赦免，最后死于任上。

陈谏此前已出京任河南少尹，后被贬为台州司马，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同柳、刘等一同人京，又一同被逐，先后为封州、通州刺史，死于通州。

贬为饶州司马的韩晔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被外放为汀州刺史，又转为永州刺史。因为韩氏一族累世卿相，韩晔又与曾受叔文排挤的韩皋为表兄弟，因而朝中为之斡旋的人颇多，后来的境遇有所改善。卒年不详。

韩泰受谤较刘、柳为轻，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与王党政见不合的韩愈还曾经举韩泰自代袁州刺史。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量移中从漳州刺史改任郴州刺史，后又任吴兴郡守，大和元年（公元827年）又拜睦州刺史，不久迁湖州、常州刺史，和他最为要好且有亲戚关系的刘禹锡对他的境况颇有叹羡之意。卒年不详，大约在禹锡之前。

程异是“八司马”中惟一又被重用的人，元和初年就因盐铁使李巽的推荐被录用，擢升侍御史，后来一直从事财赋工作。程异以他对财政事务的精明才能得到宪宗皇帝的认可，于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被破格起用为宰相，一年后去世。

王叔文最早认识的两个人吕温和李景俭因为这八个月期间不在长安，受牵连较少。吕温出使吐蕃将近一年，于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使还，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死于衡州。他和柳宗元、凌准及二韩都是陆质的学生，传其《春秋》之学，为人极富智勇孝仁。他的朋友们都为他未能参与其事而感到莫大的遗憾，在他们看来，如果吕温在场，结果就有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在他死后，刘禹锡在《哭吕衡州诗》中还为此怅然不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柳宗元更对他的早死悲痛欲绝，他在祭文中写道：“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

李景俭也因服母丧不克与事。他与那位因向叔文投靠不成而心怀怨望的窦群是同门，后来受窦群提拔出任监察御史，结果又因窦群获罪连累被贬。李景俭参加了后来讨伐淮西的战斗：于元和末年入朝，因追怀往事，心情忧郁，终日醉酒自遣，得罪了不少人，不得志而卒。

4、顺宗隐秘之死

插一句不是题外的题外话，中唐李复言所著《续玄怪录》中的“辛公平上仙”一篇，当是整个唐朝最为隐秘而恐怖的故事。而大型类书《太平广记》博收唐朝志怪与传奇，而唯独将此篇排斥在外。这就给后人造成了无数遐想的空间。在这篇志怪故事中，记录了人间的一个个令人惊恐的画面：画面中，一位大唐皇帝浴血倒下……而此次弑君事件不见于任何正史，只见于本故事。

这再次印证了志怪笔记的史料价值。故事叙述得波澜不惊，但那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压抑感令人毛骨悚然……

元和元年（806）正月初一，宪宗率群臣为太上皇上尊号。

正月十八日，宪宗下诏宣称太上皇“旧恙愆和”，说是旧病没有治愈，这就等于是向天下宣布了太上皇的病情，如果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这种做法有悖常理。宪宗又说“亲侍药膳”，从当月十六日以后，暂时不听政。然而，在十九日，也就是宣布太上皇病情的第二天，顺宗就死于兴庆宫，同时迁殡于太极殿发丧。这也就等于说，前一天，宪宗向天下发布的是顺宗的病危通知。于是有人猜测其实顺宗早就死了，宪宗李纯不过是通过将病情广而告之的手段，来掩盖顺宗被害死的真相。殊不知，这样做是欲盖弥彰，公布太上皇的病情，恰恰暴露出宪宗和宦官的做贼心虚，暴露出太上皇之死的可疑。

人们自然可以看出这只是凶手玩的一个把戏。太上皇顺宗死于兴庆宫，此宫在长安城东门春明门内侧，与皇宫大明宫相通。奇怪的是，太上皇顺宗的发丧仪式是在太极殿举行的。太极殿位于太极宫，与皇宫大明宫隔着一条街。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易地发丧的。而太上皇顺宗被易地发丧，有可能暴露了一个问题：即他不是正月十九死的，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安排易地发丧，只是为了不叫人们看到太上皇顺宗的尸体。而且，这样的推断，与故事中所说的辛公平目击“升仙”场面几个月后，才听到朝廷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是切合的。

那么，杀害太上皇顺宗的是谁？

以俱文珍、刘光锜、薛盈珍为首的扶植宪宗皇帝即位的宦官权力集团。当年宪宗成为太子，也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战胜其他有力的竞争者而获得的。如果宪宗的帝位不稳定，那么他们也是危险的；同时也将丧失权力。而作为太上皇的唐顺宗如果继续存在，即使他身体羸弱，那么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罗令则事件就是一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宦官们决定处死他们的太上皇。按“辛公平上仙”里的暗示，太上皇顺宗是被匕首刺死的。谁是手刃顺宗的凶手？故事中进献匕首的身着奇异服装的人以及大将军和王臻的具体原型是谁？已经无法判断了。但当时专权的宦官俱文珍、刘光锜、薛盈珍是脱不了干系的。将太上皇顺宗直接杀死，正是拥立宪宗的那些人为了消除一切可能的隐患，打消那些有着和罗令则等一样想法的人的幻想，目的最终自然不外乎是稳固自己的地位。而宪宗个人在当时早已是成熟的年龄，整个过程他自然不会茫然不知，权力的诱惑自然不会使他拒绝对太上皇用粗，利欲熏心，更何况九五之尊！

顺宗之死，首开宦官杀害皇帝后在当时不被追究的先例。

而至于“辛公平上仙”这个题目，按故事内容来看，是不确切的。应为“辛公平目击上仙”。当是在历代传抄中漏掉了一个或几个字。无论如何，辛公平目睹了被历史的迷雾隐藏的场面，而那一场面，在千年后依旧令人胆颤心惊。

元和十四年（819）七月，群臣讨论给宪宗上尊号时，一个宰相主张加“孝德”二字，另一位宰相崔群认为“睿圣”的尊号已经可以包括其含义，不必再加“孝德”，宪宗听了怒不可遏，竟然把崔群贬到湖南任了一个观察团练使。宪宗对“孝德”二字如此在乎，正说明他“内有惭德”，心中有所顾及，这从侧面反映出他很有可能参与了逼顺宗内禅的事件。总之，在永贞内禅、宪宗即位的过程中，一定有隐秘而又不能明言的内容。韩愈与宦官俱文珍关系尚好，在他所作的《顺宗实录》中也隐约透露出了宦官对顺宗相逼的痕迹，以致宪宗即位以后，俱文珍等屡屡说其记载内容不实，要求下诏进行修改。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掩盖事实真相。

根据一则笔记来给一个帝王之死定性，是不靠谱的事。就算《辛公平上仙》像一些唐史研究的大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映射顺宗遇弑之事。那么我好奇的是顺宗是否遇弑，宫闱秘事，作者又如何知道？即如史学家所考，作者为二王集团之李谅（王汝涛先生反对），恐怕这样的事情也不是他可以了解的。我怀疑是当时因为顺宗不明不白的内禅而退位，很快又死去，因此社会上流传有顺宗遇弑的传言，而作者也是据此传言而做了《辛公平上仙》。但是这个传言终属虚妄，因而作者写的非常隐讳。同时，也没有其他作品可以佐证顺宗遇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