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没有胜出者的博弈



四十年不长，历史长河也不过是回眸一瞬。

四十年不短，王朝更迭，骊歌翻新阕。

不管是关河万里，还是咫尺朝堂，一样的晚来风疾，一样的西风瘦马失意人，一样的三尺青锋八千铁骑，重复了又重复，日光之下了无新意。

长安是文人官僚的江湖，是江湖就有是非。它不是一个说来就来，说去就去，来去都由着自己性子的地方。黯然去国的离人换了又换：元稹、裴度、李绅、李德裕、李宗闵，还有牛僧儒……抛开他们，那段风惊云动的年代将会被抽离得只剩下一根时间的线；而有了他们，那一段历史却又如此的丑态百出、支离破碎。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明确的说：“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本神鸟，凤飞而群鸟从，故用为朋党字。”所以说“朋党”绝非单纯的朋友之党，在其字面之下有着更为深邃的意境。自隋开科举，削弱士族势力，加强皇权后，到唐朝建立，士族的地位仍很高，唐以关中立国，其统治集团多是宇文氏关陇士族，但东汉以来沿袭四百年的关东、江南士族仍然保持很高的声望，对李唐王朝及关陇士族很不利。他们甚至不屑与李氏皇族通婚，害得皇帝女儿也愁嫁。李世民下诏修《氏族志》禁止七姓十家互婚，见效甚微。到武则天时期，由于其出身寒微，不合正统礼教，士族集团群起而攻。在这种大历史背景下，她大力提拔科举庶族，贯穿有唐一代的士庶朋党之争应该说由此拉开序幕。

从兹时节换，谁为惜年华。中晚唐文职官僚和他们所从属的阶层——士的灵魂沦陷成为“牛李党争”最直接的导火索。这与他们陷入当时畸形的人事格局之中有着很大的关系，裹足缠身的官场泥沼让他们丧失了力挽狂澜的强势姿态，也丧失了执着于道的精神。在他们身上徒留的只是一种无奈的搅局心态，以及在挤压中热辣辣地流泻而出的个人欲望。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这样叙述道：“大致可以这样说，如果雄才大略而猜忌成性的宣宗能直接继其父宪宗即位，九世纪朋党之争或可和缓得多，或者甚至会使中国人不知朋党为何物。”可这话说的完全是跳出历史看历史，跳出中国看中国。其实，朋党总是会有的，结党已经成为九世纪大唐帝国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存在假设，也无法割裂。它就像一颗肿瘤，也许刚开始是良性的，随着时间不断恶化，直至让貌似廓大的王朝拖着病体走向死亡。

1、考试惹的祸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年)四月，朝廷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举人，也就是招考一些敢说真话，敢提意见的国家公务员。有三名考生在这次考试中脱颖而出，对策时毫不留情痛诋时政。这三人分别是伊阙尉牛僧孺、陆浑尉皇甫湜、前进士李宗闵。他们这种敢说真话，勇当炮手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当时的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于是三人被评为上第，优先录用。

制举举选合一，和进士科可不同，登科就即可授官。对于朝廷来说，这是打破常规选拔非常之才的考试制度，在士人则被看成平步青云的捷径。

本来这是一桩皆大欢喜的好事，帝国添良佐，个人得升迁。可这个世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大团圆结局，同样一件事，有人欢喜就有人忧。

三人的表现引起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吉甫的极大不满，李吉甫作为削藩策略的制定者，宪宗皇帝最为倚重的宰相，很多国策都是出自他的手。牛僧孺等人在考试中将文字化为匕首直刺帝国要害，触痛了李吉甫这位官场大鳄的神经。要了解李吉甫的痛点所在，我们还要大致了解下唐代科举。唐代科举世族虽与寒门同试，但一直以来世族中试较易，中唐以后风气渐变，主司渐有压抑豪族奖掖寒微的情形，有时公卿子弟虽有实学，但主司反避嫌不敢录取，因此寒门中试的渐多。

李吉甫的家族是名门望族。其父李栖筠，历唐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御史大夫，在当时名望显重。27岁担任太常博士起，三入朝廷，两次拜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特别是一部《元和郡县图志》，流传至今，奠定了他在历史上地理学界的地位，被后世称为著名的地理学家，他的学者声望，在某种程度上压倒了他的政治名头。

李吉甫跑到宪宗面前声泪俱下地控诉牛僧儒等人在文章中大肆对自己进行人身攻击，同时泣陈朝臣徇私、考试舞弊。除了打压冒尖的新人，他还不忘把矛头直指那些官场对头。在他的意识世界里，这些冒进轻躁的年轻人背后的主谋是复核卷子的翰林学士裴垍、王涯等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事人之一的举子皇甫湜是王涯的亲外甥，明知应当回避的王涯竟然事先没有明言，而身为同僚的裴垍也没有任何异议。

宰相既然开口说话了，而且有理有据，宪宗皇帝还是要给面子的。尽管我们从《全唐文》留存的皇甫湜策文内容看，也看不出策论文章是针对李吉甫本人的。可李吉甫非要自己找骂，一口咬定自己就是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抨击的对象。宪宗为了维护宰相的权威，先是下令免去复核卷子的裴垍、王涯的翰林学士，裴垍改任户部侍郎，而王涯贬虢州司马。就连识人有误的韦贯之也被贬为巴州刺史，到老少边穷地区当下派干部去了。

牛僧儒等“考试三人组”更是被扫地出长安，打发到藩镇凶险之地。

宪宗皇帝这么做使整个朝野一片哗然，其实这完全是一场没有胜出者的博弈。宪宗皇帝输掉了这场考试的政治目，李吉甫输掉了舆论，牛僧儒等三人暂时输掉了前途。

元和三年(808年)的这场考试注定不平常，在唐朝中晚期的历史进程中还是举足轻重的。也就是在这样一场考试中，日后产生了四位宰相。一场考试出了四位宰相，中奖率高得还是很离谱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这场突如其来的策论案，虽然它引发了延绵不绝的恩怨纠葛，成为数年后牛李党争的源头所在。但就事论事，这样一场考试风波只能算是偶然事件，还算不上有准备有预谋的党争，充其量顶多算是置大局于不顾的意气之争。这种仅仅以对进士科举的态度来作为划分两种不同政治集团的标志，在理论上是难以说通的，在实际上也不符合客观材料的。进士科在唐初就开始实行，到这时已经经历了二百年，为什么到这时偏偏发生了牛李两党的争论呢？更何况以牛僧孺、皇甫湜和李宗闵为代表的“考试三人组”还只是徘徊在政治边缘的小人物，与叱咤政治拳坛多年的李吉甫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虽然支持他们的裴垍倒是和李吉甫有得一拼，可在政治上他们还没到翻脸的地步，更算不上是政敌。翻阅史料，我们还会发现两人在朝廷人事安排上还有互相捧场的先例。策论案也许伤害了他们的交情，但在案件发生时，两人并没有结怨，更谈不上结党。

李吉甫先生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在不经意间烧起来的这一把火，竟然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争论不休了千年。而他和牛僧孺的恩怨，使儿子李德裕一生都纠缠往复于其中，不能自拔，同时加速了帝国流星的陨落。

李吉甫压制对策之举引发了朝中很多人的不满，一时之间“上下杜口，众心汹汹”。为了平衡事态，宪宗皇帝只好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同时召回了裴垍。

元和六年（公元811年），李吉甫回归长安，再一次当上了宰相。为了避免他借助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宪宗这一年又任命另一位大臣李绛出任宰相，来牵制能力卓绝但心胸略显狭隘的李吉甫。很快李绛和李吉甫各自结党的传言在长安流传开来。宪宗找来李绛询问朋党之事，李绛的回答没有改变他一贯的直率。他说，自古以来皇帝最厌恶大臣结党，所以小人谮言诋毁君子时一定会借口朋党。为什么呢？因为朋党说起来可恶，可又没有痕迹可寻。

宪宗从长安城的上空已经感觉到党争山雨欲来，作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能嗅出空气中流动着一种暧昧的气息。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李吉甫病死，牛僧儒擢升为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武元衡遇刺，裴度成为新一轮削藩之策的坚决执行者。此时的宰相班子中，又涌现出一位本事不大，政绩了了，却心胸险恶之人——李逢吉。《新唐书》中这样刻画李逢吉先生“逢吉性忌刻，险谲多端。及得位，务偿好恶。”也就是说他是个典型的阴人。

李逢吉的工作注定了他是一个玩长线投资的人，他当时就任太子诸王侍读，也就是皇家御用教师。在他的这些学生中有一支潜力股，也就是李宥，后来的唐穆宗李恒。

面对着强藩的暗杀威胁和朝廷内主和派的诸多牵制，裴度毅然肩负起平藩的重任。李逢吉清楚地知道要想崛起于朝堂，只有打压裴度。而打压裴度，就必须反对武力削藩之策。一旦削藩成功，自己想翻盘就难上加难。《新唐书》载“裴度讨淮西，逢吉虑其成功，密图沮之，趣和议者请罢诸道兵”。

李逢吉选错的对手，没有等到他出手，裴度已经起势做好了伺机反攻的准备。

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讨伐淮西的战争进入第四个年头，前方战争屡屡失利，兵饷运输又发生了严重困难，大臣包括李逢吉等宰相在内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反战势力。在延英会上，宪宗向宰相们征求意见。这时是裴度出来支撑局面，才使得已经进行的武力计划不至于中途流产。“若贼灭，则朝天有期；贼在，则归阙无日”，裴度立下生死状，自请去前方督战。

裴度的主动请缨使唐宪宗深为感动，立刻任命裴度为淮西招抚使。裴度用自己的勇气挫败了李逢吉之辈的图谋。为了扫清裴度的后顾之忧，宪宗免去李逢吉的宰相之职，南谪东川。他的政治盟友令狐楚也被逐出翰林学士院。

李逢吉和裴度的第一次过招，以李逢吉先生的完败终结。

2、三枪拍案惊奇

元和十五年（820年）年初，宪宗的离奇死亡使长安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变化，毕竟一朝天子一朝臣。元稹、李绅、李德裕等翰林三俊得到唐穆宗李宥的赏识，成为朝堂之上最为耀眼的政治新星。

很长一段时间，社会普遍认为所谓理想的仕宦生涯就是由进士而翰林，由翰林而宰辅。出闱后为新进士安排的一系列近乎做作的铺张更使这种文官选拔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赢得了空前的关注。然而，科举给寒素创造的机会远不象表面上反映的那么公平：

科举形式上遵循书面考试的规则，但行卷、举荐又公然地干预了书面考试的结果。这种地球人都知道的暗箱操作手法为一直朝野所默许，并未合法化。我们姑且称之为“潜规则”。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的进士科考试中，即将出赴西川节度使的前宰相段文昌，在离开长安前，向主考官钱徽推荐了杨浑之。段文昌之所以推荐举子杨浑之，是因为杨将父亲已故刑部侍郎杨凭收藏的几轴书画献给了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段文昌收礼之后，还是很守职业道德的。他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入闱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

与此同时，翰林三俊中的李绅也推荐了周汉宾。

从唐开始的科举考试，因处于初期，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导致有时考试题目不能体现一个人的才学。故，唐代的皇帝特许由在文坛上成名或者在儒学上有造诣的官员事先推荐能人，然后给他们预先定好考试的名次。因此，许多人就在考试之前寻找那些官员，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献给他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名次。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称为“行卷”、“请托”。

另外，考试时的主考官也拥有很大的权力，可以在考试成绩和考生日常表现的两方面之间权衡，然后定下名次。考生的名次由主考官决定，所以考生的日后发展就和主考官联系在一起。在考试后，中举的考生就要去拜访考官，结成师生关系，考官称为座主，考生即是门生。

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

推荐归推荐，买不买账还要看主考官的脸色。主考官钱徽显然没把前宰相段文昌和翰林学士李绅放在心上，因为他压根就没准备买他们的账。他有自己要安排的两个人，指标已满，恕不买账。

在钱徽手里通过的两个人，一个是与自己关系不错的李宗闵的女婿苏巢及杨汝士季弟殷士。

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段文昌、李绅决定撕破脸，两个人就跑到穆宗面前指责主考官钱徽徇私舞弊，评卷不公。作为同党，元稹、李德裕站在李绅一边。

穆宗派中书舍人王起和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主持复试，哪里知道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昨天都是人才，今天全变废柴。结果原榜十四人中，只有孔温业、赵存业、窦洵直三个人勉勉强强算通过考试。可见初试是一场注水严重的考试，拿国家公务员考试当儿戏。

复试结果出来，心惊肉跳的何止一个钱徽。这个结果在证实钱徽舞弊的同时，也将那些原本高中、继而落第的人拉下了不名誉的泥沼。这些考生都不是寻常百姓家的子弟，让我们看看这十一人的名单中都有哪些大神，李宗闵之婿苏巢、裴度之子裴撰、杨汝士的季弟杨殷士、以及郑覃之弟郑朗。如此之多的高官和望族涉案，让长庆贡举案传递出一种危险的信号，那就是牛李党争呼之欲出。

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一不做二不休将段文昌、李绅请托的私人信件进呈唐穆宗，把原告也拉下水。钱徽无意缠斗就没有听从，将这几封很重要的函件掷入焦杯，被谪为江州刺史。李宗闵、杨汝士也被贬官。后来成为牛党实际领导人的李宗闵从此同李德裕也结下仇怨。

我们知道，翰林三俊的迅速蹿红并不是得益于什么幕后推手，而是完全得益于唐穆宗李恒的赏识。在官场上混，有惜才爱才的领导固然是件好事。但有一种资源超越了赏识，那就是私人关系。比如说李逢吉就拥有这种资源，他曾经是唐穆宗的老师。这种关系让李逢吉的内心始终处于躁动状态，他正等待一个机会，一个足以把自己屁股后面绑上火箭往上窜的机会。他很清楚，自己现在在朝堂之上处于一个什么位置。至少有两拨人以自己目前的力量，暂时还很难撼动。一拨是他的宿敌裴度；另外一拨就是风头正劲的翰林三俊。

他也不急于一时，对他来说，当务之急不是冲入战局，鱼死网破。那样做也就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他现在还不是充当男一号的时候，他为自己的角色定位是男三号，也就是男一号和男二号斗个两败俱伤，自己再闪亮登场。

长庆贡举案中，裴度之子裴撰因为翰林三俊的指控，丢了功名，更丢了面子，这使裴度和翰林三俊的关系处于崩盘状态。虽然唐穆宗李恒看在老裴的面子上仍然赐给裴撰进士及第，但对于裴度来说，等于对方给了你一耳光，又送你一个吻，丢了的面子是不找不回来的。此时裴度正在河北征讨王廷凑、朱克融。他上表穆宗，极力指责元稹和知枢密魏弘简在长安朋比为奸，对裴度上奏的用兵方略百般挑剔。裴度在外用兵，他提出意见，唐穆宗怎敢不作出回应。很快魏弘简被贬为弓箭库使，元稹为工部侍郎。

这一轮的较量，裴度似乎以胜利告终。但是，明眼人都清楚，包括裴度本人。裴度多次上奏指斥元稹等人的罪行使唐穆宗如鲠在喉，老裴这是在拿他当枪使。忌于裴度在朝廷中显赫地位，何况这时候他正手握兵权。

在这一回较量中，元稹失去的是重要的职位，而裴度失去的却是李宥的信任，信任比黄金更重要。

元稹虽然被解除翰林学士，但仍然得到皇帝的宠信。不久就升任为宰相。

而这一切都看在一个人的眼中，这个人就是李逢吉。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而李逢吉在等待这个机会的过程中已经武装到牙齿了。很快他就使出了自己的独门绝技——三枪拍案惊奇。

第一枪：元稹是靠天子的恩宠骤居高位的，在世人的眼中，他是一个典型的弄臣。他急于用一件不世奇功来洗刷自己的负面形象。于是司空于頔的儿子于方就向元稹推荐了江湖豪客王昭、王友明，希望可以用反间计救出被叛军王廷凑、朱克融连兵围困在深州的牛元翼。这个大胆的计划打动了元稹。他立刻同意贿赂兵、吏部令史得到告身二十通，以便王昭、王友明在实施反间计的时候给赐有关人等。在获悉于方进献一名武士给元稹后，李逢吉深知机会来了，他立即指挥同党向神策军左军中尉马进潭告发元稹结交刺客，图谋不轨。紧接着，其同党又坐实元稹欲图行刺者即为裴度。

接到神策军中尉转来的控告后，穆宗李恒让尚书左仆射韩皋、给事中郑覃与李逢吉参与侦破于方一案。结果证实，元稹结交江湖人物固然违法，但所谓行刺裴度也是捏造出来的。

当元稹告诉李宥，自己的府邸已经被京兆尹刘遵古暗地里派人监控起来的时候，李宥愤怒了。他一面派身边的宦官去安抚元稹，一边严厉地处罚了刘遵古。

这表明，穆宗深切地同情元稹。元稹私自策划离间叛军固然不妥当，可说到底，是希望为国建功、为君解忧。没有什么不可以原谅的。可借着这个题目打击元稹，就是明目张胆地党同伐异。

看到裴度在于方案件中一副乐观其成的姿态，在弹劾魏弘简、元稹一事中对裴度已有成见的李宥错误地认为：裴度就是幕后那双翻云覆雨的手。

结果于方坐诛，元稹和裴度双双罢相。

元稹被贬离长安，到同州任刺史；而裴度守仆射，失去了实权。接替他们掌握大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导演了这一出大戏的李逢吉。

元稹和裴度双双被黜落后，空出了两个宰相位置。李逢吉占据了一席，另一席位却一直虚悬。谁能入相，对急于扩张自己权力的李逢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并着手网罗了所谓的“八关十六子”等一批小人作为羽翼。看来，李逢吉掌握了一种不为我们所熟悉的政治倾轧手段。

这时候，公认最有可能拜相的人选，是翰林学士李德裕，这是李逢吉最不希望看到的局面。

第二枪：李德裕是元稹的密友，此时的元稹虽然处境艰难，但天子对他恩宠如故。如果有李德裕作援手，卷土重来未可知。

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对李逢吉来说就是噩梦的开始。

党派之争，自古就是一个难以挣脱的怪圈。不论你是否愿意，在你步入仕途，就意味着你要“站队”，要么靠左，要么靠右，站中间的人很少也很难。这就无形给每个人划定了范围。在现如今，不论是多党制国家还是一党制国家，利益的牵扯让很多人因利益的一致性而相互靠近或相互抵制。这样的博弈现在玩得比以前可能会更复杂和高明。

唐朝的这些官员们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毫无顾忌地闹着党争，干着拉帮结派的活计，唐朝的安稳已被置诸脑后，有这样的群臣，亡天下还会远吗？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似乎不相干的事情。前宣武节度使韩弘和他的儿子右骁卫将军韩公武相继下世，留下了年幼的韩绍宗。

李宥担心韩家的奴仆会借着韩绍宗年幼无知的机会窃盗家财，就特地命宦官到韩府查阅宅簿，清点财产，好托付给韩氏宗亲中的长者。宦官却意外地在韩家找到了一本账。当年，韩公武为了能保住父亲韩弘的宣武节度使之位，向朝廷内外的许多当权的官员行贿。每一笔都在账本里有清楚的记载。

在上千条的记录中，“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的后面，用朱色注明“不受，却付讫”的字样，显得非常的醒目。

这让唐穆宗很高兴。他很欣慰地对左右侍从说：“果然，吾不缪知人！”

李逢吉敏锐地从这个看起来和他没有什么关系的事情中看到自己的机会。很快他就心怀叵测地援引牛僧儒入相，他以为这样牛同志就真成了自己人。

牛僧儒也有自己的弱点：权力欲不强，“难其进而勇于退”；比起李德裕，才能也显得平庸；他的原则是有弹性的，对关系疏远的人或自己的政敌严厉，对自己身边的人却很宽松。

李逢吉相信，自己援引牛僧儒，就把牛僧儒拉到了自己的阵营里。即使牛僧儒不赞同自己的某些作法，也不会公然表示反对。

这样，李逢吉不仅褫夺了对他已形成极大威胁的李德裕拜相的机会，还一举将其从翰林学士的近密职位上挤走。

李德裕在牛僧儒登上宰相高位的时候，黯然离开长安，到浙西任观察使。李德裕和元稹、李绅在长庆贡举案中打击了策论案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李宗闵；现在，李宗闵的朋友牛僧儒联手李逢吉开始对他实施报复了，牛、李之间的嫌隙终于闹到了不可弥合的地步。

元稹罢相，李德裕也走了，翰林三俊只剩下李绅茕茕孑立。但是，李绅从没有放弃反击。

这使李逢吉暗地里下决心，一定要打垮李绅。

第三枪：这时候李绅的本官是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只是他所兼的差使。李逢吉请旨将李绅调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大夫的副职，与中书舍人同为正五品上。因御史大夫在安史之乱后经常空缺，中丞号称“宪台之长”，属于次对官，赴阙听对时的序列只在宰相之后，也很有权势。

按说李绅这算平级调动，又是调任较好的位置，所以唐穆宗李恒并没有怀疑他，很快同意了李逢吉的建议。但是，细心的人却注意到，经常空缺的御史大夫突然也有了人选，那就是赫赫有名的韩愈。他是从吏部侍郎改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这是一个居心叵测的人事调动，奥妙就在于京兆尹虽然坐镇京师，在长安城威风八面，但规格上同于省官，按旧例上任时应赴御史台谒见执掌风宪、地位超然的御史中丞，这就是所谓的“台参”。但是，韩愈改任京兆尹时兼任“御史大夫”，是御史中丞的上官。

从这个角度看，情形应该反过来，由御史中丞李绅以副贰的身份参见韩愈。

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混乱。

褊直暴躁的李绅遇上了同样褊直暴躁的韩愈，两人谁都不愿意让步，指责对方不遵循旧例。此事很快就弄得沸沸扬扬，朝野皆知。

这时候，李逢吉用有失大臣之体的名目将争执双方都数落了一通，并请旨将韩愈罢为兵部侍郎，而把李绅贬为江西观察使。貌似公允的处置掩盖了一箭双雕的阴险。

这样，长庆贡举案中的翰林三俊全军尽墨。

面对如此阴险的手段，李绅用自己的泪水唤回了天子的同情。不过，李逢吉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不把李绅逐出京城就迟早有被反攻的危险。

李绅唯一可以依靠的唐穆宗李恒终于坐视不管。李逢吉一党知道他们解决李绅的时机到了，开始日夜策划。在楚州刺史苏遇的建议下，他们为了避免李绅给新皇帝留下好印象，决定在第一次开延英殿听政之前就对李绅下手。李逢吉让知枢密王守澄对新皇帝说：“陛下所以能被立为皇太子，我全都知道，主要是李逢吉的功劳。像杜元颖、李绅这些人，都是要立深王李察的。”度支员外郎李续之等人接着上奏，也同样说。

这时，李逢吉也上奏说：“李绅不忠于陛下，请予以贬谪。”

二月，癸未（初三），贬李绅为端州司马。翰林三俊的势力被扫荡一空。李逢吉一党坐大的局面形成。

李逢吉一党的倒行逆施激怒了多数文官士大夫，他们开始寻求途径，打破李逢吉奸党独揽朝纲的局面。客观地分析，唐穆宗李恒对贡举案的处置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失误：接受朝臣控诉、咨询翰林学士、举行还算公正的复试并根据复试结果确定责任、最后罢黜渎职的考官……一切都按部就班。然而同样是一场有争议的考试，以宪宗的操作手法衡量他儿子的表现，高下立现。唐穆宗采取的措施是对路的，差距在哪里呢？在技术层面上。十三年前，宪宗应对那场考试所体现出来的是积极而强势的，而穆宗在整体应对中所体现出的消极，表面的中规中矩掩盖不了对事态发展的无能为力。这就是《唐鉴》所谓“凡群臣有党，由主听不明，君子小人杂进于朝，不分邪正忠谗以黜陟，而听其自相倾轧，以养成之也”。

李逢吉在取得绝对优势以后的表现，正如《旧唐书》所说的那样，“欺蔽幼君，依凭内竖，蛇虺其腹，毒害正人”，而他身边的“八关十六子”攫取高位以后，一边充当李逢吉的爪牙，在朝廷中肆无忌惮地欺压还有些正义感的士大夫，一边贪污纳赂，“有求于逢吉者，必先经此八人，无不如意者”。

长庆四年（824）正月二十二日，唐穆宗李恒驾崩于他的寝殿，时年30岁。伴随着穆宗的离世，李逢吉也进入了事业发展的巅峰期。

那么，谁有资格对抗位高权重的李逢吉呢？翰林三俊刚刚铩羽而归，短时间内很难恢复元气；拨拉拨拉朝堂之上，只有一个人，论资望、论才干、论人品，可以与李逢吉放手一搏——那就是山南西道节度使裴度。

敬宗看到裴度的奏折上没有同平章事的官衔，问韦处厚是什么原因？韦处厚就把李逢吉怎样排挤裴度的情况作了详细的汇报。

这时，李程也劝敬宗对裴度表示敬重，于是，敬宗加封裴度同平章事。

此后，裴度请求入朝面圣。裴度刚到京城时，百官纷纷前往看望，以至门满为患。谁都能看出，李逢吉一党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冰山将倒，八关十六子们人心涣散。他们有的还想垂死挣扎，李逢吉和他的党羽千方百计地诋毁裴度。敬宗虽然还年轻，但也洞察张权舆的诬陷和诽谤，对裴度更加亲近信任。

随着李逢吉一党的瓦解，中唐的党争也即将呈现出新的局面：

第一，该党的核心圈一分为二。一支以李仲言，也就是李训为代表，包括了张又新等人，潜伏多年后卷土重来，在长安兴风作浪。更多的人随着李逢吉罢相离开了长安，淡出了决策层。程昔范"会朋党事起，坐李公累，堙厄累年，卒于家"；刘栖楚被韦处厚赶到岭南烟瘴之地，任桂管观察使，并死在任上。

第二，李逢吉一党的边缘势力，和李逢吉保持着良好关系并分享他的权力，但又没深度介入他们的种种恶劣活动中的人物，如牛僧儒、李宗闵等，则在新的形势下重新整合，逐渐孕育出一个盘根错节的朋党---牛党。

第三，与李逢吉奸党抗衡的翰林三俊中，元稹暴疾卒于武昌军节度使任上。另外两位则和郑覃、陈夷行等逐渐结合。在翰林三俊的蛹里，李党破茧而出。

中唐党争的高潮牛李党争终于拉开大幕。

3、捉对斗法

两派围绕当时朝政中的许多问题在朝堂之上互相攻讦，尤其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更是你说东边日出我偏扯西边雨，存在严重的政治分歧，搞得皇帝很头痛。

如在平藩镇势力的战争中，牛僧孺一党主张息事宁人，不同意挑起战端；李德裕一党则主张坚决讨伐，削平藩镇势力。在边防安全问题上，李德裕一党主张用武力平靖边患；李宗闵则主张怀柔让步，以求边防安定。后来发生的“维州事件”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改革朝政上，李德裕一党重视革除旧弊，弘扬新法，采取了不少实际措施；而牛僧孺一党则主张稳妥为上，维持现状。

随着两派歧见加深，阵线分明，每当一方执掌朝政时，就想方设法贬逐另一方。今天李党逐牛党，明朝牛党逐李党。好似小孩压跷跷板，一会你上来，一会他下去。

李宗闵被贬剑州后，心中岂能自甘，便千方百计用金银珍宝打通权阉王守澄的关节，又入朝当上吏部侍郎。后听说由于裴度举荐，李德裕即将入朝任兵部侍郎，不日即要为相，这对自己无疑很是不利，忙去找王守澄求助，举荐自己为相。

王守澄要怎么样说李德裕的坏话才能让文宗信服呢？对李宗闵会说些什么呢？

王守澄果然不负所托，攻讦李德裕虽才华横溢却嫉贤妒能，营私结党，是朋党之争的罪魁祸首，不能重用。极力举荐李宗闵为相，说他熟读经史，处事有方，自任吏部侍郎以来，清正廉明，奉公守法，能体恤百姓，效忠朝廷，是难得的清官；且为人老实持重，如在平藩一事上，李宗闵十分慎重，赞同文宗以恩德感化，平息争战。这样一可使百姓远离战争，安居乐业；也可使国库不再因平藩之战而耗费钱粮。这些话倒合了文宗的思路，觉得李宗闵还是长于李德裕。

文宗理了理思绪，同时慑于王守澄的淫威，无可奈何地决定任李宗闵为相。

李宗闵达到目的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将当下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李德裕排挤出去。此时李听恰好回朝任太子太师，义成军缺了一个主官，李宗闵便以义成重镇需一文武全才的儒将掌理军政大事为由向文宗推荐李德裕。此时的文宗心里也十分清楚，二李在朝，自己也会不得安宁，只能将在兵部侍郎位上尚未坐热的李德裕派出去任义成军节度使了。当然，有李德裕出任，他也十分放心。

排挤走李德裕，李宗闵开始培植亲信，将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孺推荐为兵部尚书。此时，恰巧也有一个职位空缺出来，同平章事王播病亡，牛僧孺就在李宗闵力荐、王守澄帮腔之下，未费吹灰之力的继任了王播的相位。李德裕未坐稳被逐走，牛僧儒一样未坐稳却又一次高升，牛李党争的嚣张，已经是不避人耳目了。

李宗闵、牛僧孺在拉帮结伙培植亲信的同时，不断地借故生非排除李党官员，即使对贬到义成的李德裕也仍在寻找时机再贬到更边远的地方去。

这时兵部得到西南边地发来的告急文书，说西川节度使郭钊身染重病，难理军务，请求朝廷派员替代。牛僧孺、李宗闵闻报大喜，立即面奏文宗，请求派李德裕前去西川接替郭钊镇守边关，防御南诏。文宗深知李德裕之才，西川乃西南屏障，也需这样的人才去守边，便欣然应允。并召德裕进京，面授旨意，设宴饯行。

李德裕当然知道这是牛党在打击自己，但也只能奉旨前往。到成都后，他先拜访郭钊，探病问候。接着整治军纪，训练士兵，修葺城墙，囤积粮饷，使边防壁垒森严，固若金汤。南诏闻之胆寒，一时不敢轻举妄动。郭钊把这些详尽奏报朝廷，文宗十分欣慰，称赞裴度慧眼识人。

在西川任上，李德裕曾暗中联络一个吐蕃将领，收复了边陲重镇维州（今四川理县）。这本来是大功一件，却被宰相牛僧孺说成："收复一个维州，算不了什么，要是跟吐蕃搞坏关系，才不划算呢！"就因为他这么"随意"的一句话，文宗命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和晚清时候的中法战争差不多，得胜的中国人还不得不向法国赔款，作为主帅的李德裕当然愤恨交加。后来，又有人替李德裕打抱不平，说牛僧儒借着这件事在排挤李德裕，才使文宗开始疏远牛党。

但因为有宦官的从中作梗，把持朝政，加上文宗本人又没有主见，所以李德裕和牛僧孺还是在轮流地当宰相：李党当政了，就要排挤牛党；牛党在位，李党也没有好日子过。于是，这两派势力就像"走马灯"似的转悠着，到最后，连文宗这位"万岁爷"也搞不清谁是谁非了，说了一句无限感慨的话："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文宗驾崩。第二年武宗继位，建元会昌。牛党失势，李德裕自淮南节度使入朝为相，开始了李党独掌朝政的时期。

李德裕深得武宗信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李德裕从政以来从未有过这种风虎云龙的际会时刻。是时回鹘在北方受挫，整个部落向南迁徙，过着艰难的徙荡生活。武宗采纳李德裕对该部落的怀柔之策，一方面给他们发粮赈济，拯救艰危；另方面又明察暗访，防范有加。在处理唐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关系方面，这是一种正确的决策，当时受到好评。对于那些寇边抢掠扰乱内地社会安定的部族，则采取极强硬的手段，予以坚决地回击。会昌三年（公元843年），回鹘另一部族首领乌介克汗，率众大肆抢掠云边之北（今山西北部及内蒙古境内）地区，李德裕立即命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节度使刘沔与幽州（今北京地区）节度使张仲武联合讨伐。刘沔部将石雄夜袭乌介克汗大本营，重创敌军，乌介夜遁，唐军取得重大胜利。

武宗笃信道教，于会昌五年诏令废佛。李德裕从避免减损州县户口出发，积极支持武宗的废佛决定。当时毁庙驱僧，勒令返俗，从事农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国家赋税的增长确有助益。

李德裕这次入朝为相，虽然一派掌权，政由己出，毫无掣肘之虞，并且在平叛、破回鹘、废佛等方面做出巨大成绩，赞誉之声盛传朝野。但他在行使职权的时候，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会昌六年（公元846年）武宗死，宣宗即位，他的厄运立即降临。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飞扬跋扈的作风，即位之后即贬他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各级岗位上纷纷逐出，又将牛党令狐、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

在党争中曾经风光无限的李德裕终于走下神坛，带着满心的落魄踏上了人生的末路。在崖州地界有一古寺，断了香火已经多年，人迹罕至，甚至寺名是什么也无从记载。那时一个冷寂的下午，李德裕闲游来到寺中。李德裕见禅院屋里的墙上挂着十多个葫芦。李德裕向僧人问道：“这葫芦里装的是药吗?弟子的脚有病伤，愿得药以救治。”僧人知道他是前朝宰相李德裕，就叹了一口气道：“这葫芦不是装药的，装的全是官场失意人的骨灰。这些骨灰都是在您掌权时被贬到此的官员的，贫僧非常可怜他们，在他们死后，把尸体火化，骨灰保存在此，将来他们的子孙或许会来这里找他们。”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应是有意。官场进退纷扰多年，到头来不过是一捧骨灰寄天涯。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十日，李德裕在愁病交加中死去，终年六十四岁。

正如《剑桥中国隋唐史》所言，“宣宗之治是一个清算和评估过去的时代”。经过会昌六年四月和大中二年正月两次大的清算，李党总算被肃清；随着李党的消失，失去参照的牛党也成了过眼云烟。

直到懿宗即位，才开始重新起用李党人士。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才告结束。但是大唐王朝已经在这场党争中元气大伤，正在一步步地走向灭亡。其实，牛党和李党在政坛上斗得你死我活，也主要是围绕“宰相”这个位子在争夺。谁当上宰相，执掌朝纲，这一派就得势，另一派就要失势！

经历了剧烈的内耗的文职官僚就此失去了他们的独立地位——他们或委身藩镇幕府，或者屈从于那些没有什么文化，更谈不上政治抱负的宦官，而他们背后的官僚政治体制也就日甚一日地没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