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风云——开元：布满虱子的华美锦袍



菊花、古剑和酒被咖啡泡入喧嚣的亭院，

异族在日坛膜拜古人的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

风吹不散长恨，

花染不透乡愁，

雪映不出山河，

月圆不了古梦。

……

唐之为盛，在玄宗统治的前期，有“开元盛世”的美誉；而唐之由盛转衰，则在玄宗统治的后期，以“安史之乱”为标志。这种集于一身的盛衰巨变，强烈地震撼时人的心灵，而对于关注这段历史的我们也一样产生着强烈的心灵激荡。

千百年来，它就像谜一样，令世人在叹惋之余，总想犁庭扫穴，直追谜底。

如果我们把二十九年的“开元”历程看作一个人的一生，那么开元初年无疑是最具有豪迈旷放性格的少年时期，它所展现出的精神气质则完全是“少年人”的亢进面貌，卷着雷声和电闪，由远而近，滚滚而来。

此时的李隆基意气风发，青春少年样样红。当严重的家庭纠纷偃旗息鼓，韦后、武氏、太平公主这些武则天的铁杆粉丝们也都风流散尽，他的父亲李旦也从皇位上意兴阑珊退了下来，去做他逍遥的太上皇去了。

大唐帝国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隆基正式走上历史的前台，少年强则国强。盛世大唐又将开启新一轮的辉煌与纷争，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光芒万丈。

1、“少年精神”的亢进面貌

公元692年秋天的某一天，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七岁的李隆基上路了。

今天他要见的人不是别人，是他的祖母。在他心目中，祖母是天下最伟大的女性，他对她又敬又畏。他的祖母从盛唐的喧嚣中走来，拥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日月凌空谓之“曌”。他还知道，那个日月当空照的名字，是祖母自己造的字，可见祖母不是一般的有才。

一介弱质女流，却稳坐龙庭，打破了几千年来男人为帝的垄断局面，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封建士大夫跪拜在她的裙下，山呼万岁。

李隆基对她的感情说不上来，她是自己的亲祖母。很多时候他从她的眼睛里能读出长辈对晚辈的欣赏和喜爱，也能读出她眼神里流露出的不安和警惕。

作为唐睿宗李旦的第三个儿子，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的嫡孙。李隆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爷爷唐高宗李治已经与这个世界说再见了，大唐王室正处于皇位争夺最白热化的阶段，废了又立，立了又废。帝位成了烫手的山芋，谁也接不住，谁也接不稳。

李隆基出生的前一年（684），父亲李旦被祖母武则天立为皇帝，是为唐睿宗。六年之后，李旦在皇帝的岗位上有名无实地干了六年，可工作始终无法让自己的母亲武则天满意。武则天只好一脚把李旦从龙椅上踹了下去，老太太要亲自出马，不就是当皇帝吗？谁说女子不如男。武则天由此走上帝国最高领导人的岗位，同时宣布将睿宗李旦降为皇嗣，改唐为周。

从此，李隆基一家虽然还泡在皇宫里，可由于父亲李旦背着一个废帝的名号。身份这东西，有的时候是护身符，有的时候却是夺命刀。

李隆基一家人被李旦这个担名不担利的身份弄得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因为他们不知道哪一天灾难就会降临到头上。可以想象的到李隆基幼年和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并不是我们想象的与生俱来、恩宠皆重的快乐王子的生活，相反却时时要为父亲一族的生死存亡和自身的命运担忧。在这种忧患意识中，李隆基自幼似乎比其他的同龄孩子显得更为成熟，自我保护的意识也更为强烈。

李隆基今天要去朝堂拜见自己的祖母武则天，虽然是小孩子，却是帝国的小王子，出门的排场还是要的。皇家车队在前面呜哇呜哇地开道，后面保镖跟了好几个，可谓八面威风。巧合的是当时担任宫中禁卫的金吾将军武懿宗，也就是武则天的伯父武士逸的孙子，也在街面上摆阵势。武懿宗老远看见迎面豪华车队轰隆隆开过来了，试问今夕谁家之天下，我老武家的天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破落小贵族，敢在我这个新贵面前讲排场，纯属没事找抽。

过来，过来，靠边，靠边。驾照有吗？酒后驾驶啊！罚款。武懿宗找茬刁难李隆基的骑士护卫，以此来羞辱李隆基。小小屁孩，不知天高地厚，老子今天非羞辱羞辱你。

穿着开裆裤的李隆基并没有吓得大小便失禁，而是马上还以颜色，指着武懿宗鼻子喝道：“呸！这是我李家朝堂，关你什么事？竟敢如此训斥我的骑士护卫！是不是活腻歪了？”这让武懿宗始料不及，本来是自己想法刁难李隆基，结果自己却被眼前这个小屁孩训得没鼻子没脸，颜面大扫。这就好比一个成人出门寻事，结果被一个几岁的小孩打了一耳光，这人真是丢到姥姥家了。

这事情很快就传到武则天耳朵里，武老太太笑得前仰后合假牙掉了一地，不但没有责怪李隆基的意思。反而对这个年小志高的小孙子备加喜爱。行啊！这孩子将来是个人物。第二年，李隆基就捞了个临淄郡王的职位干。

人们常说，三岁看大，李隆基小朋友就是那种少有大志的主，龙种就是龙种。在宫里，和他的那些皇兄族妹们过家家，他动不动就自比为曹操，自称为“阿瞒”。“阿瞒”二字多少也可以反映出他小小年纪忍辱负重、力避是非的心态。李隆基17岁时，被武则天带到长安，耳闻目睹西京的风物，更加培植了他对李唐祖宗功业的感情。初涉政坛，耳濡目染宫廷政治斗争的残酷与复杂，使他增长了政治斗争的见识，丰富了对国家政务的阅历。

李隆基从武则天身上，无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都学到了许多东西，使得他后来调整统治政策时，吸取了祖母武则天的统治经验和教训，这也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一个重要基础。武则天对自己的政敌斩尽杀绝的做法，坚定了李隆基对自己的政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的指导思想，这些都在以后他铲除韦后集团，消灭太平公主奸党的斗争中表现出来。如果说，在少年时期，李隆基介入政治主要是由于受父亲地位的影响，那么，到青年时期，政治的影响就不再限于父亲地位的变化了，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应当是“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迫退位的神龙政变，因政变发起者张柬之、桓彦范、敬晖、崔玄喡、袁恕己五人后被封为王，所以史家称为“五王政变”。

长安三年（703），李隆基跟随祖母武则天又回到了东都洛阳。就在次年，李隆基21岁，“五王政变”爆发。在“五王政变”时，史料里并没有留下李隆基跑前跑后忙碌的身影，但相王府是肯定介入其中的。而李隆基作为相王李旦的最有出息的一个儿子，相王府的重要成员，即使没有确凿的史料证明李隆基也跟着相王拎着刀剑发动政变，但他也肯定目睹了政变的整个过程。应当说，“五王政变”形成了他以后处理类似问题的基本准则。早在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时，李隆基就被升为卫尉少卿之职，主要掌管武库兵器及守卫宫门的官属，这也是个有权支配禁军的重要职位。李隆基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与禁军“万骑”中的一些人有了频繁的往来。李隆基也从唐朝宫廷的三次政变中得到一个宝贵的经验，那就是谁能得到禁军的支持，谁就能在宫廷斗争中笑到最后，得禁军者，得长安。

在中宗景龙四年（710）以前，唐朝宫廷共发生三次政变，两次成功，一次失败。

第一次是武德九年（626），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的那场玄而又玄的“玄武门之变”。在那场兄弟相残的斗争中，李世民早做准备，提前谋篇布局，收买了北门军中郎将常何，先发制人，得到北门军的全力支持才取得最后的胜利。

第二次是神龙元年（705）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五人发动的诛灭武则天的“二张”面首，逼迫武则天退位的政变，这次政变因为有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亲自参与行动，从而取得胜利。

第三次政变就是神龙三年（707），太子李重俊的政变，虽然得到羽林将领的合作，但对羽林军内部工作做得少，而且准备仓促，给了中宗煽动的机会，致使羽林军下层人士在阵前倒戈一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李隆基，要尽可能地团结好羽林军“万骑”，关键时刻为我所用。

“万骑”是唐代皇帝的侍卫亲军，初创于太宗初年，是当年从李世民率领的直系军队中选出的一批打死都不装孬的亡命之徒，开始只有百人左右，谓之“百骑”，“百骑”的兵士都穿着画有兽纹的衣衫，使用绘有豹形斑纹的马鞍，外形与国际时尚接轨，内心向本拉登的恐怖组织靠拢。到武则天时，人数增加，“百骑”就升级为“千骑”，分别隶属于左右羽林营；中宗时，再度升级到第三版“万骑”，人数更加众多。设置了果毅，由葛福顺、陈玄礼等人担任，以统率这支亲军。李隆基虽为郡王，却懂得礼贤纳士，他从不以王爷身份压人，经常与这帮人兄弟相称，呼朋唤友，万骑果毅都尉葛福顺、陈玄礼觉得这皇家少爷没什么架子，人也豪爽。这些人就经常接受李隆基的邀请到王府参加各种PARTY，也得到许多赠送的财物。

李隆基在做了三年的卫尉少卿之后，于景龙二年（708）四月，受太子李重俊叛乱的牵连，被降职任命为潞州别驾。别驾即是州的副长官，主管一州的兵马事。景龙三年（709）中宗李显冬至祭天，这是中宗复位之后三年来的第一次，因此十分隆重。朝廷中的文武百官、皇室成员以及分封在外地的诸王都要回京参加，李隆基兄弟也被召回京师。大典之后，李隆基就留在了长安，住在隆庆坊。这一年他25岁。李隆基住在长安之后，对朝廷的形势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看出一场政治变乱将是不可避免的。李隆基却并不甘心做一只菜鸟，他渴望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

只有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他才能让别人见识到自己并非一只凡鸟，而是一只神鸟。

留在长安城闲居的李隆基并没有一时一刻的闲着。他结交并搜罗一些有用的人才，增强自己的力量。李隆基首先找到了前朝邑县尉刘幽求，这个人非常有头脑，在张柬之等人发动神龙兵变时，他就建议找机会干掉武三思，但桓彦范不听，结果都被武党害死。李隆基结识刘幽求之后，便积极与他商讨大计。另外，李隆基还争取到了尚衣奉御王崇晔、西京苑总监钟绍京等人，这些人虽然都是皇宫中下层人物但都是有实权的人物。

王崇晔掌管皇室的服装和车马，清楚皇宫内的动静；钟绍京是皇宫内苑的总监，对宫内门庭道路了如指掌，具有出人禁宫的方便条件，而其手下的亲信丁匠百余人，这些都成为临淄王私自招募的武装。李隆基在做卫尉少卿时，就已开始与“万骑”中的中下层官员结识相交。此次回住长安，李隆基与他们走得更勤，玩得更嗨了。

这时候，韦后的失误给李隆基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作为一个有野心，意图步武则天后尘的女性，韦后还是有独到眼光的，也早已意识到禁军的地位的重要性。她在中宗时就已经在悄悄地做工作，也逐步掌握了对禁军“万骑”的控制权，将羽林军的领导权交给了亲信韦播等人，并且还把持了长安城的警卫防务。但韦后忘了一点，当初李世民控制禁军靠的是情感和利益拉拢，而她却是强行夺权。她的强行夺权引起了“万骑”中那些猛人们的极大不满，尤其用人上的失误，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韦播根本不是成事之人，他得到禁军的领导权后为了树立个人淫威，将冷酷进行到底，常常对手下士兵施以严厉的刑罚，从而激化了矛盾。李隆基乘机劝诱万骑果毅葛福顺、陈玄礼等人参加谋划，以图消灭韦党。这些嗜血的猛人们有的是杀人的手段，但性格深处爱憎分明，李隆基没费多少周折就将他们拉进了自己的阵营。

当中宗突然去世、韦后临朝称制的消息传来之时，李隆基笑了，他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等待的机会终于出现了。随后，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联手发动兵变诛杀了韦后，这是他第一次以男主角的身份参与演出，干得相当漂亮，也因此一炮走红。

2、盛世面影下的妖冶

从社会层面上讲，和谐意味着人际关系的和谐。社会和谐问题，说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而人际关系问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着力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亲情夺权】

李隆基走上政治前台后，把巩固皇位，稳定政局放在首位。他亲历了太多皇权易手的政变，从神龙元年（705）正月到先天二年七月，八年多的时间里就连续发生了七次政变，换皇帝像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如果不迅速扭转这种君权不稳、政局混乱的局面，大唐帝国的一切都是扯淡，满城尽带黄金甲也是早晚的事。李隆基看到问题本质，他比谁都清楚，对皇位的威胁和政局的干扰，主要是来自于宗室和功臣。

唐代的皇位授受相较于历朝很不正常，它不是由嫡长子继承而是由众皇子争夺，争夺时甚至危害到老皇帝的安全。李隆基自己本来就只是睿宗的第三子，凭实力才越过两位哥哥做上皇太子，并让睿宗退位做上皇帝。他自己不是以嫡长子身份继位的，这在重视宗法关系的封建王朝，就具有先天不足的缺陷，这个缺陷也促使他在政治生活中注意处理好和宗室诸王的关系。

一方面，唐玄宗努力加深兄弟之间的手足之情，以至他和兄弟的友爱达到“近世帝王莫能及”的程度。农村苦哈哈的兄弟有时候还会为一犁子田地争得头破血流，何况是离皇帝宝座近在咫尺的皇子们？因此很多皇室成员为了自身利益争得不可开交，自相残杀也不算稀奇事，玄武门之变不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吗？而李隆基的兄弟们之间却异常地和谐。

这一方面是由于李成器的明智和大度，使得李隆基不需要象李世民一样要在手足之情和皇帝宝座之间二选一。当了太子之后，李隆基就表现出了一副对兄弟非常友爱的姿态。他曾经让人缝制了一张特别大的被子，说是为自己弟兄五个一起睡觉用的。大被同眠通常被认为是有伤风化的事情，不过就象很多被认为不好的东西一样，关键是你怎么用。刀可以用来杀人，也可以用来切菜、砍柴；大被同眠这种事情可以拿来伤风败俗，也可以拿来增进兄弟情义。当时的皇帝李旦对李隆基的这个创意也表示非常满意。

李隆基即位后，在禁宫周围为四王建宅，以便就近往来。他在禁宫的西面、南面建楼，西面的叫“花萼相辉之楼”，南面的叫“勤政务本之楼”，他经常登楼，听到诸王府中有乐曲声，便急忙召诸王进宫，或者干脆驾幸其第，与兄弟同乐。饮酒、听乐、击球、斗鸡、放鹰犬为乐。至于金帛赏赐，更是日日不绝。史书上夸耀“天子友悌，近古无比”，其实无非是控制兄弟的手段，兄弟们“奏乐纵饮，击球斗鸡”，干什么都可以，只不许过问时政，结交朝官。

另一方面，不过李隆基自己是以亲王的身份通过政变取得天下，对诸王友爱出自天性，但也倍加防范，以防有人向自己学习。对于那些参加过诛灭武韦和诛灭太平两役的功臣，唐玄宗是有所戒备的，密切地注视他们的言行，稍有不规，便加以惩处，但方式较为宽和，一般不下狱，不杀头，只是降职贬逐，令其离开京城。唐玄宗用恩威并施、宽严结合的手法，有效地调整、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唐朝初年，亲王成年后都分封到各地，以亲王的爵位兼任各州的都督，掌握一方的军政大权，这些亲王也都有一定的实力。李隆基即位后，在宫苑附近设“十王宅”，把分封在外任刺史、都督的亲王们召回，削夺了这些人的军政实权。

开元十五年（727年），李隆基大封自己的儿子们为各州牧、刺史、都督、节度大使、大都护、经略使等官职，只是虚名，这些皇子们并不到封地任职。并盖了所大宅叫“十王宅”，让儿子们分院居住，派宦官管束，以后还盖了孙儿辈居住的“百孙院”。皇太子也不按惯例住东宫而跟随皇帝住别院，以免私下有所举动。古时皇子成年后就封（到自己的封地），称之为“出阁”，和女儿出嫁一样，意思是说他要离开父母身边，独立生活了。李隆基结束了大唐的皇子“出阁”制，皇子皇孙们都聚居京城，而且每宅都派自己亲信的宦官监管，彻底防止了有实力、有野心的亲王造反的可能。这对皇子皇孙们讲自然少了点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政治上的安定，玄宗在位四十五年中没有哪位王爷敢在长安城里闹动乱。然而这一举措的副作用也不小，后来安禄山起兵造反，李隆基仓皇出逃，大部分皇子皇孙公主们都没来得及逃走，被攻入长安的安禄山屠戮净尽。

【宦寺如刺】

唐朝初年对宦官的控制很严，基本上没有宦官参与国家政事的事例出现。女主临朝，是东汉宦官兴盛的原因，但武则天不像东汉那些女主们要凭借宦官成为自己和男性大臣沟通的桥梁，这一阶段宦官没形成什么势力、品级也都很低。到了李隆基时，却因为高力士一人而发生了大的转变。当高力士还是在武则天手下时，《新唐书?高力士传》记载：“（高力士）长六尺五寸，谨密，善传诏令，为宫闱丞。“

李隆基为临淄王时，高力士就慧眼识英雄，“倾心结纳”。后来李隆基发动兵变，讨平韦后逆乱，高力士立下首功，被提升为内给事。后来又在讨太平公主一役中立下功劳，被提升为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成为宦官中的第一人。李隆基对高力士极为信任，“四方奏请皆先省后进，小事即专决”，开了宦官处理国家政务的先例。高力士对李隆基也是忠心耿耿，公平地说他没利用李隆基对自己的信任胡作非为，他很善于窥伺李隆基的心事，可以说是所有人当中最了解李隆基心事的人，他又小心谨慎，知道适可而止，所以李隆基极度宠信他，外人对他也没有很坏的评价。

高力士精力充沛，不愧“力士”二字，他忠心侍奉主子，大事小事无不办得稳惬，深得李隆基欢心。休假时也不出外，睡在大殿的帷幔里，他已成为李隆基生活里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李隆基也说：“力士值班时，我才能睡好觉。”高力士权势可谓极一时之盛，当时的许多将相如宇文融、李林甫、韦坚、杨国忠、安禄山等人都是因为巴结高力士而当上大将、宰相的。其余巴结他和想巴结却找不到门路的人不可胜数，“侥幸者愿一见如天人然”。当时太子李亨管高力士叫“兄”，其他的亲王、公主叫“翁”，其他人可想而知，李隆基经常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将军”以示尊宠。

与高力士同时，还有一个叫杨思勋的宦官，经常出外带兵打仗，升官至三品将军，受宠与高力士差不多。而其他宦官如黎敬仁、牛仙童、王承恩、边令诚等等，或在内供奉，或出外监军，做修功德使，市鸟兽使写，宦官开始得到重用，这些人也都倚势捞钱，京师的府邸园林、良田，获利丰厚的产业，十分之六都落到这些宦官手中，而宦官以前大部分都在七品以下，现在却有不少升为三品将军，数目也增至数千人。重用宦官是李隆基的一大秕政，它为后来宦官掌握军权、操纵朝政开启了方便之门，唐朝虽说是亡于藩镇之手，直接原因却是宦官专政。

【换人如刀】

李隆基接手的大唐帝国基础还是相当不错的，太宗开创了贞观盛世，为大唐的政治、经济、文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则天虽然发动周武革命，另立新朝，大行屠戮，触动的只是朝廷中的上层权贵，国家经济依然得以稳步发展。中宗时代，韦后、武三思乱政，斜封官遍天下，对国家经济造成破坏，所幸时间短暂，破坏程度不大。李隆基稳定政权后，以少年天子的锐气，开始了初期的励精图治。

国家动乱依赖于大将平定，国家安定依赖于贤相治理，这是封建社会治理国家最经典的理论。李隆基深明此理，相继任用姚崇、宋璟为相，步入了开元盛世。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李隆基用人的一大特点，姚崇初为宰相时，一次向李隆基奏请依序为郎吏升职，李隆基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几遍，李隆基始终不予理会，姚崇以为自己说错什么了，又找不出原因，只好心中忐忑地退了出去。宦官高力士劝谏李隆基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李隆基说：“朕任元之（姚崇当时的名）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不久高力士到中书省传达李隆基的旨意，对姚崇说了李隆基的话，姚崇转忧为喜，感激之余放手施为，国家政治蒸蒸日上。

唐朝实行多宰相制度，侍中和尚书、中书、门下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也称真相，后来以他官如兵部、礼部尚书、侍郎的官职加上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便也是宰相，或者加上“参知政事”的也列入宰相之列，共同参议国政，只是后者权柄要轻一些，这也是为了防范西汉初年相权太重，君权反而被驾空的前辙。唐朝宰相数目很多，但被称为贤相的只有太宗时的房玄龄、杜如晦，玄宗时的姚崇、宋璟，谓之“前有房杜，后有姚宋”。

姚崇相业辉煌，却不善于治家，他的两个弟弟光禄少卿宋彝，宗正少卿宋异却倚仗哥哥的权势，招权揽贿，给姚崇造成很坏的影响，姚崇的亲信主书赵海接受胡人的贿赂，被查出后，李隆基亲自审问，判了死刑，姚崇却千方百计营救，李隆基因此对姚崇大为不满。姚崇只得多次申请辞职，但他毕竟是贤相，向李隆基力荐广州都督宋璟接替自己。看来古人所说修身平家治天下，还是有些道理，个人修养的不够完善，家人的胡作非为使得姚崇过早地离开相位，既是他个人，也是大唐的一大损失。好在接替他的是宋璟，《资治通鉴》记载：璟为相，务在择人，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正谏。上甚敬惮之，虽不合意，亦曲从之。

古时宰相的职能最为重要，国家政治的好坏，经济发展的快慢，往往取决于宰相是否得人。李隆基任用姚、宋而天下大治，开创开元盛世，用一李林甫而天下大乱，几乎丢了江山，就是最好的证明。

【盛世极光】

人们习惯将一个美好的时代称为“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玄宗所开创的“开元盛世”是最为人们称道的盛世典范之一。这的确是一个闪耀着黄金般光辉的时代，一个政绩彪炳、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时代，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光芒万丈的时代，无论是内政、外交、军事，还是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开源节流，国家财政日益丰裕，全国的粮仓充实，致使物价十分廉宜。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有杜甫诗为佐证：“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尤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洲四道无豺虎，远行不劳求吉日。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中国的丝绸沿着丝绸之路到了西方，马上就成为罗马贵族们手里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奢侈品。

当时大唐的百姓，不仅在家安居乐业，出外旅行也很舒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通典》记载：开元时东至洛阳、汴梁，西至关中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肆丰溢，每个驿站都出赁驴马供客人骑乘。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淳府，皆有驿站和店铺。杜甫也曾经在诗中描写：从秦州（今甘肃天水）通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的驿舍有池、有沼；有林、有竹。当时甘肃到新疆的驿舍有池、有竹，可见气候和水源远比现在好得多。还有一个数据，很能说明社会的安定和太平，即：官民犯罪的人很少。开元十八年（730），全国犯罪的仅24人。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的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即位后，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对外战争也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开元五年（717年），唐朝从契丹收复了辽西21州，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拔也古、同罗、回纥等都重新归顺唐朝。在西北，唐朝收复了碎叶城，并打败了强悍的吐蕃、小勃律，通往中亚的道路由此重新被打开，唐朝对西域的主权恢复，唐朝的声威远播西亚。日本、朝鲜半岛同唐朝的联系频繁，南亚各国同唐朝交往不断。各国的使者和商人来往不绝。关于打败吐蕃和玄宗的边防体系，后面在《哥舒夜带刀》一节中再详细讲述。

许多来华的胡人（唐人对各国人士一律统称为“胡人”，外国商贩称之为“胡商”、“胡贾”，外国僧人统称为“胡僧”，外国女子统称为“胡姬”）见识了唐朝举世无双的繁荣，乐不思蜀，以至不想回国，干脆就留在了中国。当时西域少数民族普遍向往东方乐土，都城长安更是众望所归的圣地，所以这里云集着数量惊人的西域胡人，有时可达20万之众。长安献艺的歌、舞、百戏、幻术（杂技）等高手，以及与他们相伴而来的是在长安开设饭铺酒肆、歌楼舞谢的胡商胡姬，他们很快就成为唐朝文化大视野中的一道新奇风景。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的发展。盛唐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硕果累累，气象非凡，成就巨大。唐诗最为后世称道。唐诗大潮在开元时期达到了顶峰，一泻千里，蔚为壮观。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均为空前绝后的超一流诗人，将整个盛唐诗坛装点得空前壮美，气象万千。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大书法家张旭、颜真卿，大画家吴道子，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艺术成果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它舞蹈、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取得辉煌而显著的成就。

在一个封建朝代，集中出现了如此多足以照耀千古的杰才俊士，是玄宗统治前期文治武功的最好写照。他的成就，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但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皇帝，后来的帝王也再也没人能够超越他。开元，确实开出了一个崭新的新纪元，开出了中国封建史上最鼎盛、最辉煌的丰碑。

开元盛世，是一个充满着梦想，同时也能使梦想变为现实的时代，人生的种种理想都能被这个气势恢宏的时代所激荡。一个封建泱泱大国所有迷人的光彩，都在这半个世纪的岁月中闪耀：疆域辽阔，物产丰富，经济繁荣，文艺昌盛。整个开元年间，唐朝的君臣和百姓就在歌舞升平中度过。还有什么比生活这样的盛世更令人心满意足呢？唐朝，成为东方的传奇。长安，成为传奇的乐土。

然而，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说过：“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又提出要“见盛观衰”。遗憾的是，玄宗没有借鉴前人的经验教训，他看到了繁荣强盛的表面，却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政治危机。

3、安史之乱：一场帝国的血色浪漫

“渔阳颦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755年十一月十日，当了42年太平皇帝，已经年过古稀的唐玄宗李隆基，在和贵妃杨玉环同游华清宫时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起兵造反！号称20万的叛军势如破竹，河北道诸州县望风而降，空前的世界大帝国正面临着它建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要谈这次著名的叛乱，首先要谈它的起因。究意是谁导致了“安史之乱”？历史的结论是：杨贵妃绝对逃脱不了干系。其实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在时真的无耻，一遇到说不清的事就全往女人身上推，或做事后的评论家，或做事前的预言家。如果真的是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安史之乱”呢？那么我要说，这次祸端的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是李隆基本人。我要说，是因为唐玄宗不懂政治而惹下祸端。有人肯定会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张狂小子，懂历史不，唐玄宗是谁，开元盛世的缔造者，说他不懂政治，脑子坏了吧？

有人做了这样一个调查，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皇帝设一个“明君”榜的话，唐玄宗榜上有名；相反，铸一个“昏君”柱，唐玄宗亦位列其中。究竟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一个帝王的两面性？

公元756年5月，安禄山叛变，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姊妹，身边的皇子、妃、公主、皇孙，杨国忠等，及亲近宦官、宫人出延秋门，仓皇西逃。到了扶风郡，士兵们都不愿继续跟着唐玄宗逃难，甚至散布了一些不利于玄宗的流言。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对皇帝的这支卫队已经失去控制。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恰好此时成都进贡的春彩十余万匹运到扶风。玄宗见到这批春彩，立即有了主意。他命人将春彩全部陈列于大厅，然后召将士们进来，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话：

“朕近来年老糊涂，‘托任失人’，导致安禄山叛乱，不得已要远避其锋。知道你们都是仓促跟随朕上路，来不及跟父母、妻儿告别，一路跋涉，极其劳苦，朕惭愧之至。西去四川的路险阻、漫长，所经郡县房屋狭小，而人马众多，供给不免会发生问题。现在你们可以各自还家。朕独与儿孙、宦官前行入川，也完全可以走到。今天与你们诀别，你们可共分这些春彩，以作为路费。若是回到家中，见到父母及长安父老，请代朕致意。望各自珍重。”

说完，唐玄宗不禁“泣下沾襟”。他讲到了“托任失人”，至于信用了哪些不该信用的人，他没有讲。他虽然没有讲，我们也应当知道他最不该用的三个人：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

【李林甫：口蜜腹剑】

李林甫能登上宰相的高位，并在这个位置上一呆就是19年，固然是靠了他的政治手腕，但也不尽然；他这样的人符合晚年唐玄宗的口味，这是他长期受到宠幸的重要原因。李林甫是中国历史上“口蜜腹剑”的典型人物，可唐玄宗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李林甫善解人意，听话，不跟他唱反调，用起来顺手。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唐玄宗在东都洛阳住长了，想回长安。宰相裴耀卿向玄宗进言：现在农民收割还没有完，须等到冬天农闲方可返回。大臣们离开玄宗时，李林甫故意瘸着走路，掉在后面。玄宗问他哪里不舒服，他回答说：我不是有病，而是有事要上奏皇上。洛阳、长安本来是皇上东宫、西宫，皇上要到哪里去，何必要等待时机。如果说妨害农事，只要免除所经地区的租赋就行了。玄宗大悦，立即下令驾车回长安。这事虽然发生在李林甫任宰相两年后，但从中可以看出他工于心计，善于奉迎；他所以能登上相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靠这种手腕。《新唐书》说：“林甫特以便佞，故得大任”。“便佞”者，巧言善辩、阿谀奉迎也。

为了应对党派斗争，稳固自己的地位，李林甫对朝廷内的高层人士进行组织机构改革，他大胆提拔了一大批性格粗鲁的少数民族将领，对那些见识不凡、能力超卓的知识分子，李林甫的基本政策是让他们从事理论研究。此时的唐朝内部的组织机构中真正的基层负责人几乎都是清一色的武将，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粗人，仅仅认识几个字，根本没有什么权谋，也不会勾心，更不是进士出身或有什么高级贵族的血源，根据大唐朝法律，不识汉字的人功勋再大也难以入朝拜相。为了表明自己廉洁奉公，李林甫主动让出自己兼任的朔方节度使职务给安禄山的弟弟安思顺，引得唐玄宗李隆基大为感动。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李林甫同志就是这样的人。

李林甫改革的结果，是大唐各地方领导人都是番将安禄山这样的人，从而遗患于天宝末年。历史学家之所以认为“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正是这个原因。在这些人中，安禄山要算异类。

安禄山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性情残忍，狡诈多智，非常善于揣度人意。这也是他发动“安史之乱”并因此名垂青史的最基本的原因。就这么一个混世魔王，在整个大唐王朝他就怕一个人，李林甫。怕到什么程度呢？只要提起李林甫，他就闻风丧胆、卧床不起，从内心深处充满敬畏。天宝六年，安禄山进位御史大夫。由于深受皇上、贵妃的特别宠爱，上朝时，见到宰相李林甫也只是哈哈腰，不是十分恭敬。李林甫不动声色，暗中吩咐王鉷。王鉷当时位居大夫，安禄山对他有些畏惧。一次，王鉷和安禄山两人因公事进见李林甫，王鉷一看见李林甫赶紧上前“趋拜，谨甚，不敢仰视”。安禄山这才知道面前这位“整天笑眯眯”的瘦小子不好对付，连忙“悚息，腰渐曲”。而且，李林甫每次与安禄山谈话前，都预先侦知其内心隐情，早早把安禄山的“心腹事”点出来，“禄山以为神明”，从此以后，安禄山亲切地称李林甫为“十郎”。

每次他的心腹刘骆谷回范阳的时候，安禄山都问：“十郎（李林甫的排行）说了些什么吗？”如果李林甫说的是好话，就洋洋得意，如果李林甫说：“告诉安禄山要多加检点。”他就大叫：“糟了！我活不成了！”数九隆冬也会吓得满身大汗。《资治通鉴?旧唐书》明确记载：“（禄山）每见林甫，虽盛冬亦汗洽。此时传到京城，著名演员李龟年马上在皇家宴会上加以模仿，逗得李隆基大笑。安禄山虽然狡猾，但是比起老谋深算的李林甫还是甘拜下风。李隆基对安禄山一味滥加恩赏，李林甫则对他恩威并施，使他心悦诚服，不敢起异心。

对于安禄山这种缺乏教养、没有正规大学文凭的“少数民族”，李林甫把他们的矛盾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他的基本政策是“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总政策”，一般情况下不会过分难为他们，在政治上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是李林甫最基本的斗争策略，他因此而取得巨大的突破。

李适之既倒，张九龄被黜，看见朝廷如此多的栋梁之才被李林甫折腾得树倒猢狲散、七零八落。太子李亨急得浑身通汗，但束手无策。这时候，立了大功的边关大将皇甫惟明回朝受赏，他忧心国事，深恶李林甫的阴险狡诈，于是和太子李亨以及李亨的妹夫韦坚组成“三人团”，密谋除掉李林甫。但是谁也想不到韦坚有一个心腹叫杨慎矜，此公“沉毅有材干”，乃隋炀帝杨广的玄孙，有双重间谍身份，既是李林甫的亲信，也是打入太子集团的“内鬼”。他对韦坚的位置垂涎三尺，为了尽快把韦坚赶下台，杨慎矜把“三人团”聚会的时间、地点向李林甫秘密告发。李林甫早就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就添油加醋地把“三人团”的密谋说成“谋反”。唐玄宗大为震怒，罢黜韦坚，将皇甫惟明逮捕下狱，给太子李亨以“严重警告”处分。

李林甫心还不甘，准备连太子李亨一起解决，就严刑逼供韦坚，希望把太子李亨也拉下水。可太子李亨绝非等闲之辈，他沉毅勇为，不慌不忙地来个壮士断腕，他以“情义不睦”为由，请父皇准许他与韦氏离婚，表明自己决“不以亲废法”，废弃韦氏，洗清自己。李林甫一看，呀，这李亨还挺狡猾，就一不做二不休，瞄上了李亨另外一个爱妃——杜氏的父亲，以贪污罪将杜氏的父亲逮捕下狱，但李亨韬光养晦的功夫实在一绝，他又来了个大义灭亲，主动废掉了杜妃，这下李林甫没有办法了，他总不能把唐玄宗的儿媳妇全部休掉，只好长叹一声，暂时罢手。

这时候，朝廷的局势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19年来，李林甫尽管殚精竭虑、一丝不苟地编织自己的天罗地网，但百密难免一疏，“杂胡”安禄山就是李林甫的漏网之鱼，另外，唐玄宗的小舅子杨国忠也算一条。他们都没有文化，符合李林甫重用的条件，但是，他们都凭借自己机敏的头脑和非凡的胆识，破土而出，据说两人已经开始自学《四书五经》和《论语》，安禄山还特别花重金聘请了家庭教师，杨国忠也不断笼络一些有想法的学者为自己策划，他们的积极进取引起唐玄宗的关注。在李林甫的19年宦海生涯中，出于陷害打击异己的需要，李林甫曾蓄意豢养了一批酷吏，其中的精英人物有两个，一个是被唐玄宗评价为“一不良人，朕不用也”的吉温，另一个就是“为吏深刻”的罗希。吉、罗两人审案，完全按照李林甫的意思行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凡是落入吉、罗两人之手的李林甫政敌，没有一个能逃脱厄运，所以时人称之为“罗钳吉网”。这两个人中，吉温是个“识时务”的俊杰，看见安禄山深受宠信，就准备反戈一击，他不嫌弃安禄山“杂胡”的民族身份，拐弯抹角、低三下四地叫安禄山为三哥。有一天，吉温直言不讳地对他三哥安禄山说：“李林甫是不会提拔三哥您做丞相的，我整天为他忙前跑后，也得不到提拔。三哥，如果您把我推选给皇上，我和您联手，把李林甫这老浑蛋挤出朝廷，那您不就是丞相吗？《吕氏春秋》云‘世易时移，变法宜矣’，嘿嘿嘿，多好啊！”

安禄山听完后，笑了笑，什么也没说。吉温不知道，其实，这时候李林甫已经病入膏肓了，他“时已有疾，忧懑不知所为”。就是说，李林甫已经不能正常上班了，安禄山完全没必要做最后一击。几天后，杨国忠忽然递上奏折，状告李林甫与番将阿布思有异谋，李林甫的旧人陈希烈等人也红着脸、赌咒抹脖子从旁作证。

几天后，李林甫一命呜呼了。李林甫时代真正结束了

【杨、安争宠：贵妃是妹亦是娘】

安禄山长长地舒了口气，李林甫含笑九泉，他终于可以翻身农奴把歌唱了。太子李亨也长长地出了口气，他也很高兴，自己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而他们都高兴的太早了，这时候，又一场斗争扑面而来。

《旧唐书》对李林甫如此评价：“生既唯务陷人，死亦为人所陷。”李林甫死后，唐玄宗依然不相信杨国忠的举报。杨国忠一不做二不休，宜将剩勇追穷寇。他找到李林甫的女婿——谏议大夫杨齐宣作证。杨齐宣是个“妻管严”，本来是不敢大义灭亲的，但看见杨国忠阴冷的表情，觉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怎么都不适合自己，就大胆地“越雷池一步”，按照杨国忠的意图，出庭指证李林甫，成为本案唯一的污点证人。唐玄宗听到李林甫是叛徒的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自己的耳朵。他百思不得其解，李林甫也太狡猾了吧，竟然笑眯眯在自己身边卧底了19年，还安插了这么多耳目奸细，如此可恨的人，其家属也不会是什么好玩意儿。于是，一道圣旨“制削林甫官爵；子孙有官者除名，流岭南及黔中”。末了，唐玄宗还不解气，心想：你生前骗了我，享受了荣华富贵，死了我不能便宜你，便命令杨国忠“剖林甫棺，抉取含珠，褫金紫，更以小棺如庶人礼葬之。”我们不能让一代阴谋家享受大唐帝国政治家的礼遇。你生前骗了我，享受了荣华富贵，死了我不能便宜你，

解决了笑里藏刀的李林甫，唐玄宗脆弱的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变得神经兮兮的，整天“借酒浇愁愁更愁”，心灰意冷得有些无所事事，对待皇帝这个本职工作也没有那么热心了革命意志变得越来越消沉。整天和玉环妹妹待在一起，吟风弄月、卿卿我我。大事全权委托国忠哥哥经营，杨国忠以侍御史的身份上升到正宰相，身兼各种职务40余种，权杖易主，正式进入杨国忠执政期。

杨国忠，原名叫钊，山西永乐人，是武则天最亲密的男友张易之的外甥，凭借这层关系，杨国忠挖到了官场的“第一桶金”。其个性“本性疏躁，强力有口辩，既以便佞得宰相，剖决机务，居之不疑”。杨国忠掌权以后，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和李林甫大同小异，有不少政策继续沿用下来。他更加专横、更加腐朽。自我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志大才疏。在朝廷上，恃宠无所顾忌，公卿以下，他都随便指使，大臣们都很怕地。就连左相老臣陈希烈也畏其权宠，凡事都看杨国忠脸色行事，不敢稍有异议。天宝十三载（754），杨国忠干脆把他排挤出相位；同时看准文部待郎韦见亲软弱可欺，易于控制，建议唐玄宗任命韦见素为宰相。韦见素任宰相以后，基本上不敢议论朝政，只是明哲保身。这跟八年前李林甫建议任用陈希烈为宰相如出一辙。杨国忠还在地方上到处安插亲信党羽，如派司勋员外郎崔圆任剑南留后，实际行使节度使职权，以协助他管理西南各地；又任投靠他的魏郡太守吉温为御史大夫，担任京畿、关内采访等差使，帮助他控制京畿地区，形成了进退可据的势力网。

按照老规矩，宰相上朝堂处理军国大事。李林甫籍口天下太平无事不用按旧例办事，上午已时（上午十一点）即回家。杨国忠完全继承了这一做法，甚至回去得更早。处理政务，个人说了算，对国事极端轻率。

在选拔人才方面，杨国忠任人唯亲，完全以自己的好恶为标准。他提出：“文部选官时，要以资历而不是才能为标准，凡有空缺，按资历高低授官。这样做，是为了笼络人心。一批因各种原因不能晋升而久久担任原职者，按照杨国忠的建议都挂选上了，他们喜出望外，对杨国忠感恩在心。从此，选官大权全由杨国忠一人独揽。第二年春天正式注册时，杨国忠又在私第把待选之人都召集来，让杨氏诸姐妹垂带偷看，笑语之声，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吏部侍郎韦见素和张倚穿着官服，也被随意使唤，跑前跑后，被弄得狼狈不堪。事后，杨国忠门妹妹们：“这两个紫袍‘主事’像什么人？”杨家姐妹们七嘴八舌挖苦一番，相对大笑。视国家大事如儿戏。更为荒唐可笑的是，在京兆尹鲜于仲通等授意下，入选土子们奏请玄宗为杨国忠在省门立碑，颂扬他选官有“功”。唐玄宗竟然答应，写好后，玄宗还亲自定稿，御笔改了几个字。鲜于仲通为了献媚取宠，特意将那几个字用金粉填上。

总之，杨国忠攫取相位以后，颐指气使，不可一世，朝中几乎无人可与他分庭抗礼，只有安禄山一人扶摇直上，对他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杨安二人的争宠与较量，激化了整个唐廷的政治矛盾。

安禄山早就觉得杨国忠不是什么玩意儿，他惧怕李林甫不假，但根本瞧不起粗鲁的杨国忠，他看不起杨国忠的无礼、无知。这一点，并不冤枉杨国忠，《旧唐书?列传第五十六》说杨国忠：“无学术拘检，能饮酒，蒱博无行，为宗党所鄙。”对于安禄山的感觉，杨国忠心里特别清楚，他经常背后笑骂安禄山：你自己没文化还看不起我这文盲，咱们俩是一路人。尽管如此，安禄山还是看不起杨国忠，觉得一个封疆大吏不应该开如此粗俗的玩笑。从资历上讲，李林甫死的时候，安禄山已经是很有影响的地方大员，他的职务是平卢节度使、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然后又被封为东平郡王。那时候，杨国忠还是个基层领导，杨国忠执政后，安禄山内心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心想：杨国忠是什么玩意儿，你和杨贵妃八竿子打不着，竟然也成了皇亲。

但安禄山是个决不气馁的人，他心说：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坚决不能输给杨国忠，你敢认妹妹，我就敢认干妈。于是，这个大腹便便、满脸虬髯的七尺“杂胡”，卑膝屈尊，跪在年仅20岁的杨贵妃面前，口称母亲大人在上，且受孩儿一拜。杨贵妃从来没有生过比自己大二十几岁的儿子，仓促之间，竟然不知应答，稀里糊涂，五秒钟内成了安禄山的母亲，唐玄宗自然是安禄山的干爹了。杨国忠看见安禄山成了妹妹的儿子，怎么都不愿意接受这种外甥，但又没有办法改变现实，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雄心勃勃的外甥。

杨国忠采用的办法是最传统的打小报告的方式，他经常向妹夫玄宗神神秘秘地嘀咕：“我说妹夫，安禄山没安好心，你看他那雄赳赳的样子，还有那大肚子，一看就不是普通人，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哪。”有时候，也和妹妹杨贵妃拉家常：“我这么辛苦为什么？还不是为了让你这个贵妃做得更稳当一些，你说是不是？安禄山就不一样了，他是‘杂胡’，生有异心，早晚会反！”

安禄山在没有认干妈以前，和朝廷的关系不咸不淡，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一门心思观察李林甫对自己的印象，挖空心思地讨好李林甫，逢年过节的时候，把一些土特产、颜料什么的送给宫廷，维持关系。杨国忠执政后，安禄山觉得自己的措施明显不得力，这“糖衣裹着的炮弹”尽管有用，但朝廷根本不缺这些东西，安禄山毅然作出决策，认杨贵妃为干妈，用母子真情离间杨国忠的兄妹之情。安禄山很聪明，他很少在唐玄宗面前谈国家大事，但一天八次地往宫廷跑，不是为了加班加点讨论国家大事，而是为了孝敬母亲，陪她聊天、游戏什么的，凡是杨贵妃喜欢的安禄山都喜欢，他希望通过“枕头风”影响唐玄宗。

为了孝敬父母，安禄山经常参加宫廷举办各种Party，跳胡旋舞，让母亲杨贵妃开心，杨贵妃哈哈一笑，这枕边风就吹到唐玄宗的耳边，所谓“百善孝为先”，唐玄宗最喜欢孝顺的孩子，安禄山在唐玄宗面前逐渐成长为一名好同志。每当说到这里，唐玄宗总是笑而不语，但心里却泛起了涟漪。心想：你以为我傻啊，你们这是将相不合闹矛盾。

杨国忠一看，兄妹之情败给安禄山的母子亲情，小报告被枕头风吹得烟消云散，杨国忠失败了，失败得只想哭，流着眼泪，思考了三天，决定创新，从另一个角度和这个外甥斗法。于是，杨国忠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奏请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哥舒翰是突厥哥舒部落的人，对晚唐集团忠心耿耿，哥舒翰很有战斗力。事实也正是这样，哥舒翰使用的刀，不是普通武将佩在腰间的圆月弯刀，而是扛在肩上的月牙大刀，他勇猛过人，打仗时挥舞大刀“横扫千军如卷席”，治军严厉，但不恤士卒，这是他遭到杨国忠陷害后，众叛亲离的主要原因。天宝十三载（754）春，玄宗按照杨国忠的意见召安禄山入朝，试其有无谋反之心。安禄山是那种“一脸猪相，心里亮堂之人”，整天睡眼惺忪，稀里糊涂，但心里比谁都明白。

他手下的人告诉他，这是杨国忠摆的“鸿门宴”，如果赴宴，很可能被“双规”，所以，还是不去为好。安禄山没读过书啊！哪里知道什么鸿门宴。就算知道，我安禄山乃一代豪杰也，想到自己几十万虎视眈眈的雄兵和曾经孝敬给干爹、干妈的奇珍异宝，他杨国忠也不敢拿我怎样。

这小子大智若愚，进了京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着金银财宝、珍奇古玩以及几大车土特产进皇宫探亲，一见杨贵妃，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一口一声娘。第二就是诉说委屈，说舅舅杨国忠如何欺人太甚，自己如何忠心耿耿，最后舅舅仍然跟自己过意不去云云。唐玄宗看见安禄山硕大的将军肚，觉得很好玩，就指着肚皮问：“这里面是什么玩意儿？这么大！”安禄山随口吟道：“问我肚内有什么，一颗忠心在中间。”唐玄宗看见安大胖子憨态可掬，忍不住笑了。皇帝笑了，那好事就近了。唐玄宗想给安禄山加官同平章事（即宰相），叫太常卿张（土自）起草好了制书。杨国忠大力反对，说：“安禄山虽然有军功，但是一字不识，哪能担当宰相，如果发下制书，恐怕四夷会轻视朝廷。”唐玄宗觉得在理，只好作罢，任命安禄山为左仆射，赐他一个儿子三品官、一个儿子四品官。安禄山请求兼领闲厩、郡牧两职，唐玄宗准奏；安禄山又请求让吉温兼武部侍郎，充闲厩副使，唐玄宗也没拒绝。从此吉温投入安禄山的怀抱，杨国忠对他恨之入骨。

同年二月，安禄山对唐玄宗说。“我部下将士讨伐奚、契丹、九姓、同罗等，建立了汗马功劳，请求陛下不拘常格，破例加赏，叫人写好告身（委任状）让我回去发给他们。”唐玄宗仍然对安禄山深信不疑，就任命他的部下五百多人当将军，两千多人当中郎将！安禄山以此来收买人心，为判乱作准备。同年三月，安禄山向唐玄宗提出要回范阳。唐玄宗亲自脱御衣赐给他，意在用特殊恩宠的办法拢络住他。安禄山深怕杨国忠让唐玄宗把他留下，也怕遭杨国忠暗算，匆匆忙忙出了潼关，然后乘船沿河东下，日夜兼程，直奔老巢范阳。

安禄山离开京城时，唐玄宗派老奴高力士在长安城东边的长乐坡给他设宴送行。高力士回来复命，玄宗问他：“安禄山高兴吗？”高力士摇头说：“看他闷闷不乐的样子，一定是知道原来想让他当宰相，后来又改变了。”天宝十三载（754）八月，左相陈希烈因与杨国忠不和，怕遭他陷害，上表辞职。唐玄宗开始想让武部待郎吉温接任。吉温作为安禄山的得力助手，唐玄宗是了解的。杨国忠自从安禄山荐他为闲厩、群牧副使之后，看清了吉温随风倒的真面目，故极力反对。结果、换了文部传郎韦见素，任其为武部尚书、同平幸事。因为韦见素性情温和，易于控制，所以杨国忠乐意支持他为相。天宝十五载年末，杨国忠先指使人告发河东太守兼本道采访使韦涉贪污，让御史查问此事。韦陟贿赂吉温，让吉温再求安禄山救自己。杨国忠平料到韦陟会走这一步，预先派人监视了韦陟的一举一动，很快抓住了吉温的把柄，将他贬为澧阳长史，清除了安禄山安插在在朝廷中的重要党羽。安禄山得知这一情况后，直接上书唐玄宗，为吉温喊冤。唐玄宗也搞不清谁对准错，姑且置之—旁，此事不了了之。

天宝十四载（755）正月初九日，杨国忠告吉温贪赃七千匹及强夺士女子为妾等罪状，将他杖死于狱中。吉温之死，大大激怒了远在范阳的安禄山。让我们想象愤怒状态的安禄山，站起来，一声长啸，扭着身子疯狂地跳起了“胡旋舞”。安禄山从长安回到范阳以后，已经决定发动叛乱，也进入紧急部署状态。而远在长安的唐玄宗，估计这时候正在客厅和杨贵妃姐妹一边吃着安禄山供奉的特产，一边兴高采烈地打麻将、猜谜语，唧唧喳喳，热闹得好像一窝鸡。

【花舞霓裳惑君王】

华清池里的出水芙蓉，沉香亭前的凝露牡丹，长生殿上的舞动魅影……芳魂消弭的一瞬，她是在痛惜过往的荣华，还是遗憾自己没来得及去真正的爱呢？

杨贵妃不是武则天的粉丝，也不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大唐红颜里的任何一种类型。她无意江山社稷，无意争权夺利。我一直在想，在这个叫做杨玉环的女人心中，什么才是她最看重的东西。是爱情吗？千百年来，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世人所极尽渲染，而且这其中还有大诗人李白与唐、杨二人的话题，更为这段历史增添了不少色彩。白居易还专门为唐玄宗、杨贵妃的爱情生活写了长诗《长恨歌》。

可是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一面千方百计猎取美色，肆意摧残，以饱私欲。一面又假惺惺地打出一种卫道者的招牌，把受其摧残遭受不幸的女子归为“红颜薄命”之类;又把自己因贪色而误政、误国的罪过归咎于“美人祸水”之系列。久而久之，就在社会上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唐玄宗作为唐朝很有作为的一个皇帝，同时也是一个很风流的皇帝。也许是应了“自古帝王皆好色”之说吧，唐玄宗妻妾成群，在所有的女人当中，玄宗独宠武惠妃，怎奈红颜薄命，武惠妃中途病逝，使得唐玄宗伤感不已。后经高力士和太真公主的撮合，唐玄宗又瞄准了儿媳杨玉环。杨玉环初嫁寿王李瑁，李惠是唐玄宗与武惠妃所生的儿子，子随母贵，因此寿王也深得玄宗的喜爱。

杨玉环嫁入寿王府一年，夫妻便随唐玄宗与武惠妃一行回到了长安，居住在寿王宅邸。最初的婚姻是甜蜜的。寿王非常宠爱这个年轻美丽的妻子，二人常常相拥在花园漫步，或并肩携手外出游玩。玉环喜爱乐舞，寿王便专门请王府中的著名乐工教习。这对年轻人朝则同出，夕则同寝，沉浸在浪漫的爱情世界中。杨玉环的风姿与温婉不但赢得了寿王的百般欢宠，也得到了婆母武惠妃的格外关照。她常常被召入内苑与婆母做伴，时而受赠许多珍宝玉玩。武惠妃当时有中宫皇后之实，有她的庇护，虽然宫中皇储斗争十分尖锐，玉环与寿王却依然能沐浴在安适悠闲的小家庭生活中，既不愿去参与储君权位的争夺，也不愿过多的干涉宫廷政治，或许两人也曾密誓白头偕老、生死相携吧！

不幸的是，武惠王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十二月暴病身亡。这使得唐玄宗伤感不已，他感到极度空虚，经高力主的提醒，他想起了儿媳杨玉环。

高力士最初留意杨玉环的许多地方都与逝去的武惠妃颇为相似。待说与唐玄宗后，玄宗也渐渐想起几次相见的情景，杨玉环这个姿色冠绝当代的儿媳，曾经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印像。当初，杨玉环被册立为王妃时，玄宗以父皇的身份接受过小两口的叩拜，玄宗曾在婚诏中称赞她“含章秀出”。开元二十五年十月，玄宗与武惠妃率皇族驾幸骊山温泉，杨玉环恰好独自骑马出游，玄宗在高台看见，便如她入暖阁共同进餐。这次小范围的觐见，似乎隐隐在玄宗心底留下点什么。是惆帐？是遗憾？或者是其他？那就难以描述了！总之，玉环在玄宗心中印象不菲，只是当时武惠妃恃宠在侧，使他无心他顾。至于在另外社交场合的见面则不可枚举，杨玉环的姿容仪态、风度举止都深深地烙在李隆基的心上，因此，一经高力士提出要杨玉环入宫，李隆基那枯槁的心一下子就复活了。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十月，唐玄宗照例到骊山温泉宫行幸。第二天上午，玄宗便派御妹玉真公主前往寿王府邸，诏令寿王妃杨玉环前往骊山侍驾。毫无疑问，这道诏令意味着寿王夫妇爱情生涯的结束。自古君命难违，李瑁与杨玉环都十分清楚。自从武惠妃死后，寿王就被父皇逐渐冷落，这次诏令自己妻子前去侍驾，显然是要公开将玉环夺走。夫妻五年恩爱一场，眼见妻离子散，自己却丝毫不敢违逆，如果抗旨不从，只能招惹杀身之祸。想到这些，寿王忍不住抱住玉环放声大哭。在至高无上的皇权面前，寿王一筹莫展，或许这就是夫妻两人最后一次相拥相握，从此，虽近在咫尺，却无法相亲相爱。杨玉环辞别寿王，随玉真公主来到华清宫。这一次，她陪侍李隆基度过了18个夜晚。李隆基内心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满足，兴高彩烈地对高力士说：“朕得玉环，如获至宝，实是平生第一快事。”此次骊山相会，对于22岁的杨玉环和56岁的李隆基来说，各自的生活都揭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大唐王朝开始上演一暮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那凄惨的悲剧结局，更为李杨之恋画上了令人难以忘怀的句号。

在唐朝，也许李氏是胡人血统的缘故，父子兄弟争妃的事情不乏其例。威名显赫的唐太宗李世民夺取江山后，曾纳弟弟齐王元吉的妃子杨氏为侍妾。到了唐玄宗李隆基一代，则又要出现父夺子媳的闹剧。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曾有子纳父妻、弟纳兄妇的习俗，唐朝虽然民风开化，但传统的封建礼教还是束缚人们的头脑，就算是皇帝也不敢公然违背事关重大的伦理纲常，唐玄宗的举动颇有“乱伦”之嫌，他既要达到目地，又要遮人耳目，便不敢堂而皇之地将杨玉环迎入宫中，公开册立为妃。于是，他采取了一个迂回的办法。

当初，玄宗近九岁时，其母窦氏被武则天秘密地杀死于神都（洛阳_）内宫。玄宗即位后，将生母奉为皇太后，并把每年正月初二定为太后忌日辰，例行悼念。如今，玄宗为使杨玉环尽早脱离寿王府，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便让她自度为女道士，去为察太后荐福。同时，赐其道号为“太真”，移入“太真殿”内居住。太真殿位于大明宫中，通过一条往来十分方便。杨玉环名为“太真道士”实际上已经是李隆基朝夕不离的妃子了。杨玉环入宫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赢得异乎常人的宠幸，史称“礼遇如惠妃”，“礼数实同皇后”。她不必整日一身“女宫”打扮，而是像普通嫔妃一样穿红披绿，尽兴梳妆，宫中人都称她为“娘子”，凡事无不毕恭毕敬。玄宗更是日夜围着她转，其地位上升之快，就连以往的武惠妃也无法相比。

李隆基对杨玉环的宠爱，最初是受其容貌的吸引。杨玉环正值青春年华，更兼天生丽质，体态丰韵，举止娴雅，雍容华贵。确如白居易《长恨歌》所描摹：“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李隆基一生也喜女色，尤其到了老年以后，精神更加空虚，一直渴望有一个像武惠妃一样才色俱佳的女子陪伴左右。杨玉环既有年轻的姣美，又有少妇的妖娆。她没有后宫嫔妃那种死气沉沉、故作妖媚的脂粉味道，其柔媚中透着纯真、直率、泼辣甚至放纵。她言行举止不甚循规蹈矩，时而表现出平民女子的野性，这恰恰足以给李隆基濒于死寂的心以强烈刺激。他像一个被重新点燃青春之火的年轻人一样，开始陷入一种近乎疯狂与痴迷的恋爱之中。据说，他在骊山温泉初次召幸杨玉环后，当夜便赠予金钗钿盒，以为定情信物，以着磨金步摇，亲自为杨玉环戴上，其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杨玉环除了有出众的容貌，还有高超的音乐舞蹈艺术修养，史载她是一位“善歌舞，通音律”的女子。这适可与多才多艺的玄宗相匹，结为艺术知音。唐玄宗的音乐才能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他的父亲唐睿宗以喜音律而著名。玄宗自小在深宫中与乐工为伴，长大后“万知音律”。在作曲方面，他可以即事谱曲，达到随心所欲的境地，比一般的乐工还要技高一筹。他会弹奏多种乐器，尤其精通羯鼓。羯鼓本是从西域传入中原，鼓声雄健，能给许多乐种伴奏。玄宗曾多次在宫廷宴会或小范围的欢娱场合亲自击鼓尽欢，成为当时宫廷音乐界的一大盛景。唐玄宗曾经研习印度佛曲《婆罗门曲》，加上自己的想像和感受，创作了《霓裳羽衣曲》，用以咏唱众仙女翩翩起舞的意境，唐玄宗将此曲交给杨玉环，命她依韵而舞。

杨贵妃在杨国忠的升迁之路上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谁也不清楚。史料显示，杨贵妃本人没有什么政治野心，从不过问政事，但她客观上还是助长了杨国忠为首的腐朽官僚集团势力的兴起。为了巩固自己在内宜的专宠地位，她需要借助外成势力的大力支持，杨国忠的发迹恰恰具备了这一条件，成为她政治上的靠山。他们是互为靠山的。杨国忠的权势越大，这种关系就越显重要。唐玄宗前半生对外戚的宠遇是很有分寸的，通常只授予闲职、散官，开元初对王皇后家属，开元中对武惠妃家属，都不委以重任。因为他深知外成专权的危害，这股势力膨胀到一定程度，连君王都难以控制他们，最终祸国殃民。但对杨氏外戚一族，唐玄宗却是过于纵容，可见其晚年是何等的昏庸、糊涂。就算唐玄宗是出手牵制李林甫专权和控制朝臣的目的，也应该把握好尺度和火候。但实际上他却没有。

杨国忠能发迹，还有一个人起了很大作用，这人就是宦官高力土。他为了讨好杨贵妃，处处帮杨氏一族的忙。因为朝廷内有李林甫，外有安禄山，杨氏一门要在朝中站稳脚跟，非得有人撑起门户不可。杨铦、杨錡皆庸碌之辈，难当重任，只有杨国忠胸有成府，心狠手辣，善于玩弄权术。高力士看准这一点，就极力扶植杨国忠，使杨国忠不断得到升官掌权的机会。从开元到天宝，选择宰相一级的高官，唐玄宗大多听取高力士的意见，李林甫、韦坚、安禄山、高仙芝等，全都得到过高力士的帮助。有了高力土的鼎力相助，杨国忠如虎添翼。杨国忠固然是靠杨贵妃的关系而发迹的，在某些时候，杨贵妃也可能会替这位族兄讲几句好话，在客观上起重要作用，但她本人并没有什么野心。杨国忠在政治舞台上的所做所为，基本上与杨贵妃关系不大。

杨国忠与杨贵妃之间，相处得颇为平淡。他们小时候并不相识，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后，俩人才有机会相见。杨贵妃住在深宫，与宰相、大臣们接触的机会很少，即使杨国忠也不例外。根据史料记载，十余年间，杨贵妃在政治上支持过标国忠的次数，仅有二次。杨贵妃虽然聪明机智，但在政治上却不会玩弄权术，正如酷吏吉温所说：“见识谋虑部不深。”天宝弊政，没有一条是出自她的主张，她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影响杨国忠施政。反倒是虢国夫人在政治舞台上起了很大作用。她扮演了勾通内宫与外朝的角色。对杨国忠平步青云和备受宠信产生了重要影响。杨国忠从虢国夫人那里获悉深宫秘密，揣摩玄宗好恶，然后采取相应对策，按照玄宗的心思办事，始终能立于不败之地。而唐玄宗一直被蒙蔽，还认为杨国忠真的有才。在《杨国忠右相制》中，夸奖他“纯粹精明，悬解虚受”，希望他能“弥纶经济，同致雍熙”。在追赠其父杨珣为郑国公，其母为郑国夫人时，玄宗又称：“你们生了个很有才能的儿子，成了朕的好帮手。”作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重用杨国忠，希望利用杨国忠在经济方面的才能来维护大庸太平盛世的局面。善于钻营的杨国忠。青云直上，所向披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