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科学的再觉醒

读者不要以为对天主教会和天主教派的基督教的破坏性的批评和圣经的印刷及研究是14、15世纪知识活动上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事件。那只是这个时代知识复兴的人所欢迎的和最为显著的方面。在明显的和大众性的对思想和讨论的觉醒的后面，另外那些一时不那么突出但最终是更为重要的精神发展正在进行。关于这些发展的趋势现在我们必须给予简短的陈述。这些发展在书籍印成以前很久就已开始了，但把它们从朦胧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却是印刷术。

关于人类事务中的自由知识、探讨和坦白陈述的精神的初次出现，我们已经叙述过一些。在追求系统知识的最初尝试的记载中，有一个名字居于中心地位，那就是亚里士多德。我们也提到了在亚历山大城的短暂的科学工作。从那时以后，欧洲和西亚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和宗教冲突阻碍了知识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地区，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长期处于东方式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东方宗教传统的支配之下。罗马尝试过一种工业的奴隶制，随后又放弃了。这种最初的、巨大的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了起来，但由于它自身固有的弱点而陷于混乱。欧洲重新陷入普遍的不安定。闪米特人起来反抗雅利安人，阿拉伯文化在整个西亚和埃及代替了希腊文明。西亚全部和欧洲的一半沦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只是在12、13世纪我们才发现雅利安人的智力经过奋斗重又得到明朗的表现。

此后我们看到在成长中的巴黎、牛津和波伦亚大学里进行着大量的日益盛行的哲学讨论。在形式上它主要是逻辑问题的讨论。作为这场讨论的基础我们见到了亚里士多德教导的一部分，不是他遗留下来的全部著作，而只见到了他的逻辑学。后来通过由阿韦劳埃斯注解的阿拉伯文版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著作才更为人所熟悉。除了这些极其拙劣的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本之外，直到15世纪，希腊的哲学著作在西欧很少有人阅读。

富于创造力的柏拉图——不同于崇尚科学的亚里士多德——则几乎无人知晓。欧洲具有希腊的批评精神而没有希腊的创造冲动。有一些新柏拉图派的作者是闻名的，但新柏拉图派和柏拉图的关系跟基督教科学和正统基督教的关系是很相似的。

晚近的作家们习惯于把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哲学讨论贬为乏味和无用。但这绝不是那么一回事。当时不得不保持一种严肃的表面形式，因为无知而不宽容的教会高僧们正在提防异端。因此，它缺乏大胆思想的那种可喜的开朗。它所不敢说出的常用暗示来表达。它所讨论的都是些根本上极为重要的事，这是一场澄清和改正某些人类思想固有缺陷的长期而必要的斗争，今天有很多人由于忽视了经院哲学家们所讨论的问题而危险地犯了错误。

在人的思想中有一种属于民族性的倾向，把分类所根据的异与同加以夸大，假定不同名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相同名称的东西事实上是相同的。这种夸大分类的倾向产生了上千的邪恶和不公平。例如，在种族或民族性的范围内，一个“欧洲人”常常会把“亚洲人”当作几乎是另一种的动物，同时却会倾向于把另一个“欧洲人”看成必然是和他自己一样善良和漂亮。他这样就会自然而然地偏袒欧洲人来反对亚洲人了。但是这部史书的读者必须理解，这些对立的名词所包含的这种差异是并不存在的。它是由两个名称造下的一种错觉上的差异……

中世纪的争论主要发生于“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之间，我们必须警告读者的是在中世纪的讨论中“唯实论者”一词和近代评论术语中所用这个词的意义几乎完全相反。近代“唯实论者”是个坚持唯物主义细节的人；中世纪的“唯实论者”更接近于我们今天应称作的唯心论者，他对偶然性细节十分轻视。唯实论者在夸大分类的含义上超过了一般人的倾向。他们认为一个名称，即一个普通名词，具有某种本质上真实的东西。例如，他们认为存在一个典型的“欧洲人”，一个理想的欧洲人，他比任何个别的欧洲人都更为真实。每一个欧洲人，似乎可以说，都是这个更深刻的实体的一个失败了的、走了样的、有缺陷的标本。而另一方面，唯名论者却认为，以这个例子说，个别的欧洲人才是唯一的实体。“欧洲人”只是一个应用于所有这些实例的名称，名称之外并无其他。

哲学争论按其性质来说就是很广泛的、众说纷纭的并被各种各样人的心理色彩所渲染，要言简意赅地说出来是最困难不过的了。像我们在这里这样露骨地陈述出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区别，不习惯于哲学讨论的现代读者可能会立刻跳到唯名论者的一边。但事情并不是如此简单地可以用一个例证来说清楚的，并且这里我们有意选择了一个极端的例子。不同性质的名称和分类在它们的价值和实体上是不同的。人们如果认为那些叫托马斯的人和那些叫威廉的人能存在着类别上的深刻差异，或者认为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精纯的托马斯或威廉，这是荒谬的；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白种人和一个霍屯督人之间却可能存在着比较深刻的差异，在智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些。再如供玩赏的动物和有用的动物这两类间的区别在于习惯和使用上的极其微小的差异，而一只猫和一条狗的差异却是那样深刻，可以在显微镜下的一滴血或一根毛上查出其不同之处。有些分类是琐细的，而有些似乎是根本的和实质的。当考虑到问题的这一方面时，就可以了解唯名论为什么最后不得不放弃名称是和标签同样无意义的想法，以及为什么从修正了和改善了的唯名论成长起一种系统的努力来对事物和实体找出真确的——最有意义和最有成果的——分类，这就叫作科学研究。

几乎同样明显的是唯实论倾向于独断的主张、粗糙的区分、生硬的判断和不妥协的态度，这些是每个未受教导的人的自然倾向；而早期和晚期的唯名论则倾向于经过斟酌的陈述、个别实例的考查，倾向于探讨、实验以及持怀疑态度。

所以，当在市场上和日常生活方式中人们对教士的道德和正直、独身生活是否真诚和恰当，以及教皇的税收是否公正等等提出疑问时；当神学界人士全神贯注于化体的问题，即弥撒里的面包和酒是否神圣的问题时，在书斋里和讲堂上对普通天主教的教导方法正在进行一场范围更广的批评。

我们这里不能试图估计像彼得·阿贝拉尔（1079～1142年）、艾伯塔斯·马格纳斯（1193～128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这些人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人力求在更健全的推理系统上重新建立天主教的信条，他们转向唯名论。他们的批评者和继承者之中主要有邓斯·司各脱（？～1308年）和奥卡姆（？～1347年），前者是牛津的一个方济各会修士，按他的思想周密和审慎明敏来判断，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后者是一个英国人。

上述的两人，都像阿韦劳埃斯那样，把神学的真理和哲学的真理作出了明确的区别；他们把神学放在塔尖上，但他们把它安放得使它不能再去阻碍研究；邓斯·司各脱宣称依靠推理不能证明上帝或三位一体的存在，或证明上帝创造世界的事是可信的；奥卡姆更进一步坚持把神学和事实上的真理分离开来——这种分离显然把科学探讨从教条的控制下解放了出来。下一代人受到了这些先驱者努力争得自由的好处，而不知道这自由的来源，却忘恩负义地把司各脱的名字作为一个表示愚蠢的字眼，因此在我们的英文中有“dunce”（笨蛋）这个词。普林格尔·帕蒂森教授说：“奥卡姆依然是个经院学派，他却给罗吉尔·培根已经持有的那种精神以经院哲学上的辩护，这种精神挥15、16世纪时开始得势了。”

以特有的天才傲然独立的就是这个罗吉尔·培根（约1210～约1293年），他也是个英国人。他是牛津的一个方济各会修士，并且的确是一个很典型的英国人，易怒、性急、正直而机敏。他比他的世界超先了两个世纪。亨·奥·泰勒谈到他时说：

“培根的一生是一出思想的悲剧，它和悲剧艺术的古老原则是一致的：主角的性格会是宽大高尚，但并不是无疵的，因此悲惨的结局必然是由于性格所引起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死时已是一个老人，像他年轻时那样，就是老了还是个热衷于具体知识的人。他对知识的追求完全不是学究式的，却受到了他所属的修道会的阻挠，在这修道会里他是一名不快乐的和有造反精神的成员；同样不幸的是他的成就被他从他的时代所接受的一些原则从内部毁伤了。但是他接受了当时对他的意见，那是他应当负责的；当他的观点引起了他同辈托钵僧们的不信任时，他倔强的脾气把他们的敌视引到了他的头上。一个人要把像他这样的新奇观点去打动他的同伴，或是在13世纪时泄露了天机而要避免迫害，就必须有善于说服人和机智圆通的本领。培根攻击古今的名人时一点不机智而且愚蠢和不公允。关于他的生平，人们除了从他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暗示略有所窥外，一无所知，而这些暗示也不足以构成即使是稍稍连贯的叙述。出生；在牛津读书；去到巴黎，学习，实验；又回到牛津；成了方济各会修士；学习，教书，引起了他的修道会的猜疑；送回巴黎，被监视，接到教皇的一封信；写作，写作，写作——写成他的三部最著名的作品；又出了麻烦，被监禁了许多年，被释放，死去，死得那么彻底，身名俱没，五个世纪后才有部分被发掘出来。”

这“三部最著名的作品”的大部分是用激烈的词句，有时很刻薄但完全公正地攻击当时的无知，还结合了大量为增长知识而提出的建议。在他热情地坚持实验和搜集知识的必要性上，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在他身上复活了。“实验，实验”，这就是罗吉尔·培根的重任。

但对亚里士多德本人，罗吉尔·培根也顶撞了他。他顶撞亚里士多德是由于人们不去勇敢地面对事实，而坐在屋子里盯住那些当时可以得到的这位大师的著作的拙劣的拉丁文译本。他用他激烈的笔调写道：“要是我能放手去干，我就要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统统烧毁，因为读这些书只能浪费时间、产生谬误和增加无知。”如果亚里士多德能回到人间，看到人们不是阅读而是崇拜他的作品——并且正像罗吉尔·培根所指出的，是通过这些最不可靠的译文——他大概会对这种感情引起共鸣。

虽然为了怕被监禁或更坏的遭遇，他有必要在表面上和正统观念取得一致，多少得把真意隐藏起来，但在他的书里自始至终，罗吉尔·培根向人类大声疾呼：“不要再受教条和权威的统治了，看看这个世界吧！”

他公然抨击无知的四大来源：对权威的尊崇、习惯势力、无知的群众的感觉、我们性格中骄傲自负而不肯受教。只要克服了这些，一个有力量的世界就会向人们敞开。“没有划手的航行机器是可能的，由一个人驾驶的，适合在江河海洋航行的大船，可以比挤满了划手的航行更快。同样的，也可以制造出无须畜力拖拉的车，而由不可估量的动力来开动，有点像我们想到的古人在上面作战的装有镰刀的战车那样。飞翔的机器也是可能的，一个人坐在里面运转某个机关，人工翅膀就会像飞鸟那样腾空而起。”

奥卡姆、罗吉尔·培根，这些人是欧洲脱离“唯实论”走向真实存在的事物的伟大运动的早期先驱者。有一个时期，旧势力对新唯名论者的自然主义进行了斗争。1339年，奥卡姆的书被禁止了，并郑重地宣告唯名论有罪。时至1473年还作了一次迫使巴黎的教师们宣誓讲授唯实论的尝试，但为时已晚没有成功。只是到了16世纪，随着书籍的印刷和知识的增长，从绝对论转到实验的运动才壮大起来，调查研究人员也开始彼此合作了。

整个13、14世纪，用物质的东西进行的实验日益增多了，人们胜利地取得了一项项的知识，但是还没有相互间的推进。实验工作是在分离孤立、偷偷摸摸、不体面的方式下进行的。孤立研究的传统是从阿拉伯传入欧洲的，炼丹术士作了相当大量的私下的和秘密的研究，现代作家有点太容易轻视他们了。这些炼丹术士同当时的玻璃匠、五金匠、草药商、制药师密切联系；他们刺探得许多自然的秘密，但他们被“实用的”想法缠住了；他们寻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力量；他们要找出怎样从较便宜的物质里炼出黄金，怎样靠仙丹使人长生不老，以及诸如此类的庸俗梦想。在他们的研究中意外地学到了许多关于毒药、染料、冶金等的知识；他们发现了种种耐火的物质，并排除困难得到了透明的玻璃，也是这样制出了透镜和光学仪器；但正像有科学头脑的人不断地告诉我们的那样，并也像“只讲实用”的人依然拒不学习的那样，只有在为知识而求知识的时候，知识才会把大量丰富和意外的礼物赐给它的仆人。

今天的世界依然大多倾向于把钱用在技术研究上而不用在纯科学上。在我们的科学实验室里有一半的人依然在梦想着专利和秘方。虽然我们想起炼丹术士时会讥笑他们，而我们大部分还是生活在炼丹术士的时代里。今天的“实业家”依然把研究看成是一种炼丹术。

与炼丹术士紧密相连的是占星家，他们天生是“只讲实用的”这一类人。他们研究星宿——来算命。他们缺乏那引人去单纯地研究星球的较为广阔的信念和领悟。

罗吉尔·培根所表达的思想直到15世纪才在新知识和眼界的扩大上结出第一批果实。此后随着16世纪的开始，随着世界从14世纪大瘟疫后社会动乱的风暴中恢复过来，西欧突然迸发出一群光辉灿烂的名字，使希腊极盛时代最大的科学荣誉为之黯然失色。读者将会注意到，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所贡献，科学是不问国籍的。

在这灿烂的星群中最早和最明亮的一颗是佛罗伦萨人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1519年），他是个对实体具有几乎奇迹般的真知灼见的人。他既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艺术家，也是一个博物学家、解剖学家和工程师。他是近代第一个理解到化石的真实性质的人，他写下了至今仍使我们惊叹的观察笔记，他确信机械飞翔是切实可行的。另一个伟大的名字是波兰人哥白尼（1473～1543年），他是第一个对天体的运行作出了清楚的分析，并指出地球是绕太阳转动的人。一个在布拉格大学工作的丹麦人蒂科·布拉赫（1546～1601年）不相信此说，但他对天体运行的观测对他的后继者，特别是对德国人开普勒（1571～1630年），有很大的价值。伽利略（1564～1642年）是力学这门科学的奠基人。在他以前人们相信若是一件东西的重量比另一件东西大一百倍，那么前者落下的速度也会比后者快一百倍。伽利略否认这说法。他不是像一个学究和绅士那样用口争论，而是做了一个粗糙的实验，从比萨斜塔的高层露台上投下了两个重量不等的物体——使一切博学之士大吃一惊。

伽利略制造了几乎是第一架望远镜，他又发展了哥白尼的天文方面的观点；但是教会极力反对这种见解，认为相信地球比太阳微小而卑下就会使人和基督教都算不得什么了；因此他们诱使伽利略放弃这个观点，把地球放回它作为宇宙的不动的中心的位置上。七个红衣主教判决监禁他一段时期，命令他一周背诵一次七首悔罪的诗篇，为期三年。

牛顿（1642～1727年）诞生于伽利略逝世的那一年。由于他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完成了我们今天对星辰密布的宇宙的清晰的见地。但牛顿把我们带进了18世纪。从本章来说，他把我们带得太远了。

在早期的人名中科耳切斯特的吉尔伯特博士（1540～1603年）是杰出的。罗吉尔·培根宣讲要实验，吉尔伯特是最早去实践的人之一。他的著作主要是关于磁力学，这对弗兰西斯·培根，即维鲁拉姆勋爵（1561～1626年），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大法官的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所帮助的。这个弗兰西斯·培根被称为“实验哲学之父”，但是他在科学工作的发展中的一份贡献人们谈得过多了。理·阿·格列高利爵士说，他在科学方法上“并不是创立者而是传道的使徒”。他对科学最大的贡献是一部古怪有趣的书《新大西洋岛》。“在他的《新大西洋岛》中，弗兰西斯·培根用多少是幻想的语言来计划建立起一座发明之宫，一座科学的大庙，在那里把从事追求知识的一切部门按照最高效率的原则组织了起来。”

伦敦皇家学会就是从这乌托邦式的梦想中兴起的，它在1662年从英王查理二世那里取得了皇家特许状。这个学会过去和现在最重要的用处和价值是出版书刊。它的成立标志着从孤立的探讨向通力合作，从炼丹术士的独自秘密研究向坦白的报告和公开的讨论，也就是向近代科学进程的生命迈出了明确的一步。因为真正的科学方法是这样的：不做不必需的假设，不信赖没有核实的论述，对一切事物进行尽可能严格的试验，不保密，不企图垄断，谦虚而清晰地发表一个人的最好的成就，除了知识以外不为其他任何目的服务。

长期沉睡着的解剖学这门科学被哈维（1578～1657年）恢复了起来，他论证了血液的循环。不久荷兰人列文虎克（1632～1723年）把第一架粗糙的显微镜瞄向生命中隐藏着的微细事物。

从15世纪到我们这个时代，科学家与日俱增，上述这些只不过是满天星斗中最明亮的几颗。他们以日益增长的集体能力和活力点燃了我们对宇宙的想象，增加了我们支配生活条件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