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纲——王侯的新教和人民的新教

我们将在这里专用一节来对15和16世纪期间人们宗教观念的动向做一些基本的陈述。它们是下面的17和18世纪政治史的必要入门。

我们必须辨别清楚反对天主教教会的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它们极其混乱地掺杂在一起了。那时教会对王侯、富人和能干的人的良心的支配力正在消失，它也在丧失平民对它的信仰和信赖。它对前一个阶级精神力量影响的衰落表现在，他们怨恨它的干涉、它的道德上的束缚、它的君临其上的要求、它的征税的要求和解除平民对王侯效忠的义务。他们不再尊重教会的权力和财产。整个中世纪王侯和统治者对教会的反抗一直在进行着，但是要到16世纪当教会开始公开站在它的宿敌皇帝的一边，向皇帝提供援助，并在它反对异端的运动中接受皇帝的帮助时，王侯们才开始认真考虑脱离罗马教会而各自分立教会。如果他们没有体会到教会对广大群众的控制已经松弛，他们是绝不会那样干的。

王侯的反抗本质上是一次反对教会统治世界的非宗教性的运动。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以及他给同辈王侯的书信，是这个反抗运动的先驱者。另一方面，人民对教会的反抗本质上是宗教性的。他们反对的不是教会的权力而是它的种种弱点。他们要求一个非常正义和无畏的教会来帮助他们和组织他们去反对有权势的人的邪恶。他们在教会内部或外部所进行的反对教会的运动，不是要求从宗教控制下得到解放，而是要求获得更充分更深远的宗教控制的运动；他们不是要减少宗教控制，而是要更多的宗教控制——但是他们要得到保证这些控制确是宗教的。他们反对教皇不是因为他是世界的宗教领袖，而是因为他不是这样的领袖；因为他本应该是他们的精神领袖，而他却是一个富有的世俗君主。

因此，14世纪及其后欧洲的斗争是一场三角的斗争。王侯们要利用民众的力量来反对教皇，但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和荣誉又不让那些力量成长得过于强大。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教会奔走于王侯之间寻求同盟，而没有理会到它需要重新得到的失去了的同盟，是民众的尊敬。

由于14至16世纪时进行着的精神和道德上的冲突的三重性，一系列跟着发生的变革——那些变革在历史上统称为宗教改革——也有三个方面。有按照王侯们意愿的宗教改革，他们要停止金钱流入罗马，要夺取精神上的权威、教育权力和在他们领地内的教会的物质财富。有按照民众意愿的宗教改革，他们企图使基督教成为一种对抗非正义的力量，特别是对抗有钱有势的人的非正义的行径。最后有以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为前驱的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它力求恢复教会的善性，并且通过它的善性来恢复它的权势。

按照王侯们意愿的宗教改革所采取的形式是以王侯取代教皇，作为宗教首脑和他的臣民的良心的支配者。王侯们并无意让他们的臣民自由判断并且也没有这样的观念，尤其是在他们眼前有着胡斯派和再浸礼派可资借鉴的实例；他们企求建立依赖于国王的国家教会。所以当英格兰、苏格兰、瑞典、挪威、丹麦、北德意志和波希米亚脱离了罗马教会时，王侯和大臣们表示了极大的担心，务必要把这运动很好地控制住。他们只允许以切断同罗马的联系为限的宗教改革；任何超过那个范围，任何走向耶稣的原有教导或对圣经作粗糙径直解释的危险的分裂，他们都予以抵制。英国国教会是最典型和最成功的妥协的结果之一。它仍然是注重圣礼和祭司制的，但是它的组织集中在宫廷和大法官；虽然在下级和不太走运的教士中也许，而且确有破坏倾向的见解爆发出来，他们却很少能争得任何有权威的地位。

按照平民意愿的宗教改革在精神上与王侯们的宗教改革很不相同。关于波希米亚和德意志的民间宗教改革的尝试，我们已经讲过一些。那时广泛的精神上的动乱比起王侯们的改革既更诚挚、更混乱、更持久，又不那么立即见效。笃信宗教的人很少敢于脱离或强颜承认他们已离弃了一切的权威教导，而这时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心灵和良心。这需要一种高度的思想上的勇气。欧洲平民在这一时期的一般倾向就是要竖起新得到的圣经来作为对抗教会的根据。德国新教的伟大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6年）的情况尤其是这样。整个德国，的确，整个西欧这时人们有的是正在按照新译和印成的圣经黑字本一页页、一字字地拼音阅读，钻研《利未记》、所罗门的《雅歌》、圣约翰的《启示录》——这些古怪和难解的书——也同样钻研四福音书中有关耶稣的平易而感人的记载。很自然地，他们产生了新奇的见解和可笑的解释。令人惊异的是他们并不是门外汉和稀奇古怪的人。人的理性是个顽固的东西，尽管是它自己的决定，也还要进行批评和选择。这些圣经的新读者大多数是从圣经里吸取他们的良心所同意的东西，而对难解和矛盾的地方则置之不问。

在整个欧洲，凡是王侯们的新教教会建立起来的地方，都有一小撮生气勃勃的新教徒的残余，他们拒绝把他们的宗教改造成这个样子。这些就是非国教教徒，他们是从各个派别杂凑起来的，除了共同抵制不管是教皇的或国家的官方宗教之外，毫无共同之处。在德国，新教徒大部分都被王侯们扑灭了，在大不列颠不信奉国教者还是强大和多种多样的。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行为上的许多差别似乎可以追溯到在德国自由判断较受压制的原因上。

这些非国教教徒中的大多数，并非全部，坚持圣经是受神灵感和有权威性的指导。这与其说是一个不变的立场，不如说是一种策略。现在非国教的倾向已经离开了最初的圣经崇拜，而走向仅仅是对拿撒勒人耶稣的教导的一种缓和的情感上的承认。至少在非国教教派和自称信奉基督教的范围之外，现代文明中今天还有广大的和在增长中的群众怀有平等主义的信念和利他主义的激情，正像我们已经断言的，这种精神肯定是从基督教得来的。

现在让我们对宗教改革过程的第三方面，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说几句话。这项改革在12、13世纪随着黑衣托钵僧和灰衣托钵僧（第三十一章第十四节）的出现已经开始。16世纪，正当最为需要时，出现了同一性质的新的推动力。这就是由伊尼戈·洛佩斯·德·雷卡尔德创立的耶稣会，今天世人都称他为洛约拉的圣伊格纳修斯。

伊格纳修斯作为一个很坚强勇敢的年轻西班牙人开始了他的事业。他聪明机警，又被大胆刚毅自炫的激情所鼓舞。他的恋爱事迹是豪放而生动的。1521年，法国人从皇帝查理五世手上夺取了西班牙的帕姆佩卢纳，伊格纳修斯就是该城的保卫者之一。他的两腿被炮弹打伤，而且他被俘了。他的一条腿没有接合好，需要重新拉断，这些痛苦复杂的手术几乎送了他的命。他接受了最后的圣餐礼。入夜他开始忏悔，不久他痊愈了，面对着可能终身残疾的前景，他的思想转向宗教上的奇想。有时他会想到有一个崇高的女人，尽管他残疾了，他如何还能做出一番惊人的事业来博得她的钦佩；有时他会想以某种特殊和个人的方式成为基督的骑士。他告诉我们说，在神魂颠倒之际，一个不眠之夜，一个新的崇高的女人的形象引起他的注意；在幻觉中出现了怀抱着圣婴的圣母玛利亚。“他立刻感到以往生活中的种种事迹实属可厌。”他决心从此放弃对尘世的妇女的一切眷念，过一辈子绝对贞洁和献身于圣母的生活。他设想要做几次重大的朝圣和修道终生。

他所采取宣誓修行的最终方法表明了他确是个堂吉诃德的同胞。他恢复了体力，单骑外出，无目的地漫游四方；孑然一身，除了随身武器和胯下的骡子之外，是个一无所有的冒险的战士。这时他偶然和一个摩尔人搭了伙，他们一起边谈边向前行进，不久就在宗教问题上争论开了。这个摩尔人受过较好的教育，能说善辩，说了许多难于回答的侮辱圣母玛利亚的话，他得意扬扬地和伊格纳修斯分手了。这个年轻的圣母的骑士羞愤交加，心潮沸腾。他犹豫不决，是应当追上这摩尔人，把他杀死呢，还是继续按他心里所想的去朝圣呢？在一个岔路口，他索性任凭骑骡去选择他的道路，就这样放过了那个摩尔人。

他到了曼瑞萨附近蒙特塞拉特的本笃会修道院，在这里他模仿中世纪传奇中无比的英雄高卢的阿马提斯，在圣母的祭坛前通宵守夜。他把他的骡子送给了修道院，把他的世俗衣服送给了一个乞丐，把他的刀剑放在祭坛上，穿上粗麻布长袍和大麻鞋子。然后他住到邻近修道院办的香客招待所里去接受折磨和朴素的生活。完全绝食了整整一星期，然后继续去朝拜圣地。

他游荡了几年，为打算建立一个新的宗教骑士团而弄得心力交瘁，但是并不明白怎样开始这项事业。他越来越感到自己没有学识。异端裁判所开始注意他的行动，禁止他试图教诲别人，除非他至少花四年时间去进修。尽管异端裁判所之门被认为是如此之残酷无情和毫不宽容的，但根据记载可以愉快地说，在对待这个鲁莽的、富于想象力的青年狂热者时，它却是同情而清醒的。它承认他生气勃勃和可能有的用处，它看到他无知的危险。他到各地去学习，包括萨拉曼卡和巴黎。1538年，他被任命为教士，一年后他梦想已久的骑士团终于成立了，命名为“耶稣会”。有如近代英国的救世军，它为把军事组织和纪律的丰富传统服务于宗教作出了最直接的尝试。

这个创立耶稣会的洛约拉的伊格纳修斯是个47岁的人，他和过去那个效法高卢的阿马提斯、在曼瑞萨修道院守夜的荒唐无稽的青年人相比，已是一个很不同的人了，聪明得多，稳健得多了；他现在创立的和提供教皇使用的那个传教的和教育的组织是一个教会从未运用过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这些人把自己提供给教会来任意和充分地使用。就是这个耶稣会在明朝灭亡后重新把基督教传到了中国，在印度和北美主要的基督教传教士也就是耶稣会士。关于他们在南美印第安人中进行的开化工作，我们即将提到。但是他们主要的成就是在提高天主教的教育标准。他们的学校成为而且长期保持为基督教世界里最好的学校。维鲁拉姆勋爵（弗兰西斯·培根爵士）说：“关于教育学方面……要去请教耶稣会的学校，因为已经付诸实践的，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它们提高了智力水平，它们鼓舞了整个天主教欧洲的良心，它们刺激了新教欧洲去作出教育竞赛的努力。

也许有一天我们会看见有一个新的耶稣会，不是誓为教皇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的。

和这努力于教育事业的巨大浪潮同时，教会的调子和品质也大大地有所改进，教义有了澄清，组织和纪律有了改革，这些是由特兰托会议作出的。这个会议在1545到1563年之间间歇地在特兰托或波伦亚召开，它的工作至少和耶稣会在制止引起一国又一国地脱离罗马教会的罪恶和错误上所作的努力一样重要，罗马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所进行的变革和脱离母体的新教教会所进行的变革一样重大。从此再没有公开的丑事和分裂记载下来了。但是如果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是教义的狭隘性加深了，也不再有像格列高利大教皇，或同格列高利七世、乌尔班二世有联系的那批教皇，或由英诺森三世开始的那批教皇所代表的那种富于想象力的蓬勃阶段，足以使冷静而平凡的叙述虎虎有生气了。教会已安定了下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成为和国家政治分开的宗教组织，成为许多宗教团体中的一个宗教团体。王权已同罗马分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