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墨西哥手绘地图

绘制在树皮上的地图，制作于墨西哥特拉斯卡拉

公元一五五○年至公元一六○○年

什叶派的阿拉姆、莫卧儿细密画和爪哇皮影都是不同宗教通过合理而积极的方式和谐并存的文化的写照。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印度、伊朗和印度尼西亚，宗教宽容标志着治国有方。但在同时期的墨西哥，以征服工具身份到来的基督教，被当地土著接纳的过程极为缓慢。五百年后的今天，墨西哥有80%的人口信仰基督教，而其间墨西哥的地表景观也发生了变化：入侵者推倒了阿兹特克帝国各地的神庙，建起教堂取而代之。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最为野蛮和彻底的更替。 

在墨西哥宪法广场，西班牙总督的官邸直接修建在被摧毁的蒙提祖马宫殿的遗址上。附近还有阿兹特克神庙的废墟，它的神圣区域多被庞大的敬献给圣母马利亚的西班牙巴洛克式教堂占据。从宪法广场的变迁来看，一五二一年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入侵似乎对当地传统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这与人们的所闻相符。不过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突兀，也较为有趣：当地人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在大部分地区也保留了自己的土地，尽管西班牙人无意中携入的致命病菌让很多土地空了出来并被西班牙移民占据。本节中的文物将向我们表明这种复杂的信仰融合是如何实现的，其中西班牙人采取的方式和当地传统的弹性同时起了作用。 

这是一幅带注解的地图，宽约七十五厘米，高五十厘米，用一张十分粗糙的纸（实际上为被打薄的墨西哥树皮）绘制。地图上的几何线条也许代表了田地的划分，上面标记的名字则表示土地所有者。一条蓝色的小河以波浪线表示，画着脚印的分岔路代表交通大道。地图上还绘有图案——中间是一棵树，树下有三个穿着欧洲服饰的人，还有两座用鲜艳的蓝、粉、黄三色绘制的带钟楼的大型教堂，它们是地图上主要的图案，分别为圣芭芭拉教堂和圣安娜教堂。 

这份地图所绘制的是一片位于墨西哥城东部特拉斯卡拉省的地区。当地居民曾经饱受阿兹特克统治者的压迫，因此积极地配合了西班牙人击垮阿兹特克的战争（第78节）。这足以解释为什么地图上许多土地所有人的名字有西班牙定居者与当地印第安贵族通婚的痕迹。这是两个民族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融合，并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混血统治阶层的证明。更令人吃惊的是，类似的融合也出现在教会中。例如，之前特拉斯卡拉的大部分地区由本地神多西守护，她是墨西哥诸神的祖母。但在战争之后，守护神的角色被基督教传统中基督的祖母圣安娜所取代。祖母也许是改了名字，然而在本地信徒眼中，她在很多重要方面的特征都不大可能被颠覆。 

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墨西哥社会，宗教是民众生活中除疾病外意义重大的新方面。在十六世纪二十年代与入侵者一同到来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改变了当地的宗教面貌。军事征服在很多地区是充满暴力的，但信仰的转变通常并非是强制性的：传教士是真诚地想把真正的信仰灌输给他们，因而认为强迫人去改变信仰是没有意义的。但就算很多印第安人自愿改信基督教，我们也很难相信他们会欢迎他人捣毁本地原先的宗教场所，然而这一行为是西班牙宗教政策的关键。西班牙征服美洲十年后，圣方济各会的一名传道士如此吹嘘教会在墨西哥取得的新的胜利成果：

超过二十五万人接受了洗礼，五百座神庙被摧毁，两万六千多座印第安人曾崇拜过的神灵雕像被推倒和焚毁。

地图上所耸立的圣芭芭拉和圣安娜教堂，其中一座明显是建立在被捣毁的当地庙宇的旧址之上。艺术史学家塞缪尔·艾杰顿对这一行为有如下说明：

墨西哥有许多教堂都修建在原有的异教庙宇的地基上。这是个极为巧妙的策略，因为修建在旧有庙宇上的新教堂更容易让印第安人接受。教堂的中心建筑之前常有一片大院落，如今通常被称为前庭或天井。这是传教士在墨西哥修建教堂时采取的一项革新。因为起初当地教堂总是很小，无法容纳所有被带来皈依基督教的印第安人，只好让全部人都站在大院子里，由神父在户外礼拜堂布道。这样一来，将教堂作为“皈依的会场”使用就简单多了。

地图上的这两座教堂——两个皈依的会场——是在具备了道路、水道和房屋的环境之中建造的。人名和地名都是混合了西班牙语和当地的纳瓦语写就的：比如，圣芭芭拉教堂位于名为圣芭芭拉达玛索尔克的村庄里。“达玛索尔克”意为蟾蜍之地，蟾蜍明显在基督教传入之前便拥有宗教地位，不过如今已经消失。作者在地图上画了一只蟾蜍，于是两种宗教传统在这个拥有古怪名称“蟾蜍之地的圣芭芭拉”的地方共同延续下去。 

它们同样也在改变了宗教信仰的人们心里延续。地图上有这样一段话——胡安·伯纳比对妻子说：“我的姐妹，让我们赋予我们的后代以灵魂，种下会成为我们回忆的柳树。”这让我们对其私人的信仰有所体会。胡安·伯纳比虽然以两位基督教圣徒的名字冠名，但明显仍然相信对其后代的救赎需要通过当地传统中与自然世界的交流来完成，而并非借助去附近的天主教堂做礼拜。二者至少是同样重要的。 

在被入侵者称为“新西班牙”的这片土地上，新出生的婴儿像胡安·伯纳比一样，在接受洗礼后拥有了基督教教名。但也像胡安·伯纳比一样，他们并不会因此而成为纯粹的基督徒。之后的改革者继续破坏本地古老的宗教仪式和社会习俗，将咒语、占卜和佩戴面具划为巫术或邪教而加以惩罚。但仍有很多仪式靠着当地人的坚忍顽强得以保存。最令人惊奇的例子也许要数现代的墨西哥亡灵节，它将基督教到来之前敬拜祖先的仪式和基督教的万灵节相结合。这是全然墨西哥式的庆典，至今仍被热烈庆祝，在每年的十一月二日，世人追思逝者，用艳丽的服饰装饰骷髅和头骨，演奏节日音乐，献上特别的供品和食物——一种同时承袭了印第安本土宗教仪式和天主教信仰的节日，而前者的影响更大。 

地图上出现的纳瓦语也勉强保留了下来。据二○○○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墨西哥如今仅有约1.49%的人能说这门语言。但最近，墨西哥城的市长表示希望所有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去学习纳瓦语，以复兴这门古老的语言。其实很多纳瓦语词汇一直为大家所用，比方tomato（西红柿）、chocolate（巧克力）和avocado（牛油果）等，只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们源自纳瓦语。还有一点必须提及，纳瓦语中没有任何与宗教有关的词汇流传下来，想来也许不足为奇，因为它们早在当初传教过程中便被消除了。 

五百年过去了，如今的墨西哥人越发渴望重振自己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历史传承，将其作为塑造自己民族身份的一部分。但在宗教方面，基督教的影响仍然是无可匹敌的。尽管二十世纪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反教会革命，但就如生于墨西哥的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塞万提斯博士所言，墨西哥和天主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无法一刀两断的：

墨西哥社会有着非常强烈的反宗教、反教会的民族主义意识。但十分矛盾的是，就算是最坚定的无神论者也无法否认自己在供奉，比如说，瓜达卢佩圣母。基督教根深蒂固的基础在这里得到了强烈体现。如果你身为墨西哥人，便不能不与基督教产生关联。你从这里就能看出早期的基督教化有多么强大的威力，能让影响力发挥至今。

塞万提斯博士所说的一切，实际上包括地图上所展现的基督教影响下的墨西哥的一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墨西哥城城郊的瓜达卢佩圣母教堂里看到。它是世界上拜访人数第二的基督教圣地，仅次于梵蒂冈。一五三一年十二月，在西班牙人到来后不过十年，圣母马利亚便在一座阿兹特克神庙的遗址上向一名被西班牙人称为胡安·迪亚戈的年轻人显灵。她要他相信自己，并展示神迹，将自己的形象印在他的斗篷上。其后在胡安目睹圣母显灵之处便修建起一座教堂，斗篷上的图案也创造了奇迹，使众多世人皈依了天主教，教徒也蜂拥前来瓜达卢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基督教的神职人员都担忧这是一种在阿兹特克神庙遗址上对阿兹特克女神崇拜的延续。但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这两种宗教的融合已被证明是势不可当的；如今，瓜达卢佩因游客数量过多，只好安装传送带将人送达圣像面前。一七三七年，瓜达卢佩圣母被奉为墨西哥的保护神。二○○二年，教皇若望·保禄二世宣布胡安·迪亚戈这位出生于蒙提祖马时代的年轻人为全世界天主教会的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