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什叶派宗教游行仪仗

镀金黄铜游行仪仗，来自伊朗

公元一六五○年至公元一七○○年

伊斯法罕是十七世纪什叶派伊朗的首都，如今到访此地的多数游客都会惊讶地发现，在这座纯正的伊斯兰教城市里矗立着一座举世瞩目的基督教教堂，其内部到处陈列着银十字架，满墙壁画讲述着《圣经》中的救赎故事。这座教堂是十七世纪上半叶由阿拔斯一世下令修建的。阿拔斯一世是早期现代伊朗的伟大君主，他的故事可以作为案例，让我们很好地了解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世界各大宗教是如何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这种重新划分最核心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是否能同时包容多种宗教的并存。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的伊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但各个一神论的信仰总是很难长期和平共处，其间的宗教宽容通常会受到质疑且不堪一击。在本节中，我将通过“阿拉姆”——一柄华丽的镀金黄铜仪仗来探索十七世纪伊朗的情况。阿拉姆原本用于战争，会像战旗一样被带上沙场，但它在十七世纪被用于重要的宗教游行之中，召集来的不是士兵，而是信徒。 

阿拔斯一世是萨菲王朝的一位君主，他于一五○○年前后登基，将伊斯兰教什叶派立为国教，这一状态一直延续至今。此事件与同时期英国的都铎王朝巧妙地形成了呼应。当时的都铎王朝在几乎同一时间将新教立为国教。在这两个国家，宗教都成了国民同一性的关键因素，将本国与敌对的邻国加以区分——信仰新教的英格兰与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什叶派的伊朗和所有逊尼派的邻国，尤其是土耳其。 

阿拔斯一世与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身处同一时代，他怀抱罕见的政治才能以及更为罕见的宗教实用主义。和伊丽莎白一样，他热衷于发展国际贸易与交流。他邀请世界各地的宾客访问首都伊斯法罕，热忱地欢迎来自中国的使节，同时聘请英国人做顾问。他不断扩展自己的疆土，在征战中俘虏了亚美尼亚基督教徒并带回伊斯法罕。这些亚美尼亚人在当地建立起了与中东及欧洲的丝绸和纺织品贸易，获利丰厚。作为回报，阿拔斯一世为他们修建了一座基督教堂。来访的欧洲人会为这里积极宽容的宗教气氛所震惊，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各自拥有礼拜场所，在一个穆斯林的国度和谐共存。如此高程度的宗教多样性在当时信仰基督教的欧洲是无法想象的。伊斯法罕当然是伊斯兰教学术的聚集地，在这里，建筑、绘画、丝绸、陶瓷和金属等方面的精湛工艺都是为宗教服务的。 

萨菲王朝时期的什叶派伊朗社会高度发达，具有全球意识，经济繁荣，信仰虔诚，这一持续两百年的帝国的荣光从这柄制作于一七○○年左右的仪仗上仍能窥得一斑。它大致呈一柄剑的形状，在剑刃与把手之间有一个圆盘。整体高约一米，用镀金黄铜制成，这是伊朗传统的金属加工工艺，在伊斯法罕尤为发达。来自印度、中东和欧洲的工匠、商人曾汇聚于此，从事交易。 

不管采用的风格和工艺有多么国际化，仪仗本身是为什叶派穆斯林庆典准备的，游行时被装在竿子上，高耸于队伍之中。仪仗剑刃的部分被转化成了金银丝装饰的文字和图案。文字是信仰的有效宣言，类似这样的文字也是什叶派伊斯法罕的实体结构的组成部分。 

在为基督教徒修建教堂的同时，阿拔斯一世也兴建了沙赫·鲁特法拉清真寺。这是一座文字的纪念堂，建筑的一切结构元素都由铭文凸显与装饰，内容包括真主的话语、先知的预言以及其他神圣的经文。事实上，仿佛正是这些文字撑起了这座建筑。在那为信徒指明朝拜圣地麦加的方向的中央壁龛米哈拉布上方，写着先知的家人的名字，包括穆罕默德本人，他的女儿法蒂玛，女婿阿里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哈桑与侯赛因。 

大英博物馆展厅中的这柄阿拉姆上也有这些名字，其中阿里出现了三次。他被什叶派穆斯林视作第一任伊玛目，是信徒的精神领袖。这种阿拉姆被称为“阿里之剑”。这柄阿拉姆上还刻着另外十位什叶派伊玛目的名字，他们都是阿里的后代，也同他一样为教捐躯。当这把阿拉姆被高举在街上时，信徒们能看到先知、法蒂玛以及阿里和其他伊玛目的名字。 

什叶派信徒认为伊玛目是绝对可靠的宗教指引者，只能由穆罕默德的家人担任，亦即先知的女婿阿里的后代。而大部分逊尼派穆斯林则相反，他们信奉最初由选举产生的哈里发的权威。先知去世后的几十年里，这种歧异引发了流血冲突，导致阿里与其子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开启了什叶派伊玛目殉教的传统。 

萨菲王朝信奉“Ithna ‘Ashari”，即“十二伊玛目”。他们认为伊玛目共有十二位，其中殉教的十一位的名字被刻在了阿拉姆上。第十二位伊玛目据称在八七三年隐遁，被众信徒等待着在真主满意之时复临，在世间建立正义与太平盛世。在此之前，自诩为先知后代的萨菲王朝的君主是隐遁伊玛目的临时代理人。宗教事务的管理权并非掌握在君主手中，而是在乌理玛，即伊斯兰学者和法学家团体手中。他们负责解释伊斯兰教的律法，至今仍是如此。 

出生于伊朗的学者哈勒·阿夫沙回顾了数百年来什叶派在伊朗的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它在一九○七年宪政革命和一九七九年伊斯兰革命中起到的作用：

有数百年的时间，什叶派一直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少数教派，从未当权。它一直饱受争议，游离于边缘地带。萨菲王朝成立后宣布什叶派伊斯兰教为伊朗国教，这才开始建立起一个有层次且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宗教组织。这在伊朗历史上是划时代的举措。这一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其间宗教机构总是处在社会改革的最前沿。例如，在一九○七年的宪政革命中，宗教领袖要求成立司法机构，制定宪法；一九七九年的革命也是以“正义”这一在什叶派教义中不变的主题为名的。

这种对正义感的强化也许是着眼于牺牲与殉难的什叶派教义的根本所在。在这柄阿拉姆制作完工的十七世纪末，为纪念殉道者之死而精心策划的仪式上有挥舞铁链的苦修者、随节奏律动的人群和音乐唱颂。这表现出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柄阿拉姆的矛盾本质。尽管它的形式与名称都类似宝剑，乍看之下充满了必胜信念与攻击性，但它实际上却被用于纪念战败、苦难与殉教的什叶派仪式之中。 

如今有一些阿拉姆规格极大。它们不再是金属剑的形状，而成为一种覆盖着装饰布的巨型装置，宽度有时能横跨整条街，但仍然常常只由一个人举着。 

我们曾与伦敦西北部伊朗人社区的一位名为侯赛因·波尔塔玛瑟比的长者聊天。他向我们描述了执杖传统在如今的沿袭情况：

首先你得是个大力士，因为仪仗很沉，有的重达一百公斤。而且不只是重量的问题——大而宽的阿拉姆具有不对称的形状，需要强健的体格才能使之保持平衡。执杖人通常不是摔跤手就是举重选手，身强力壮，赫赫有名。光强壮还不够，你还得是社区里有声望的人物，因为正是社区的传统赋予了你这份认可，并让记忆长久，让你强大。你不停地唱颂，继承传统并将它不断延续下去！

到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即制作这柄阿拉姆的时期，这种对肌肉的狂热已演化为什叶派仪式的关键因素。但阿拔斯一世在任时期不同宗教的和谐并存却没有在他的继任者手中延续。萨菲末代国王侯赛因对待非什叶派教徒极为严苛，并赋予宗教领袖极大的管理公共活动的权力。也许正是这种宗教压迫促成了他的倒台。一七二二年，侯赛因的统治被推翻，漫长的萨菲王朝覆灭，伊朗陷入了数十年的政治混乱。但在如今的伊朗，阿拔斯一世留下的影响仍处处可见。虽然伊朗国教仍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宪法明文规定，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以及祆教徒都能自由地在公共场所进行各自的宗教活动。现代伊朗和十七世纪时一样，仍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国家，它对宗教差异的宽容让许多访客惊叹和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