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思史——莫卧儿王子细密画

纸画，来自印度

约公元一六一○年

在今天的全球政治界，形象几乎意味着一切。我们对领导人精心策划曝光的照片都很熟悉，他们十分清楚和某位王室成员、政治家或名流合影会带来什么影响。而在宗教政治中，在某些情况下，和适当的宗教领袖一起出现的画面甚至更为重要——虽然这也有风险。譬如，与教皇握手的照片也许会为选举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但也可能引发危险的政治后果。鲜有政治家甘愿冒险让人看到他们接受宗教教诲的场面，更不用说宗教谴责了。 

在十七世纪的印度，权力与宗教的对话和如今一样复杂，也一样拥有高曝光度。但一六一○年留下影像的方式与如今不同，那时没有媒体照片，没有二十四小时滚动播出的电视新闻，只有绘画，而且是以特定受众为目标的绘画。来自印度莫卧儿帝国的细密画表现了君主治下的世界与宗教领袖的领域之间的一种罕见的，也许是独一无二的关系。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欧亚大陆上三大伊斯兰帝国鼎立：中东与东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伊朗的萨菲王朝和南亚的莫卧儿帝国，其中数莫卧儿帝国最为富有。一六○○年左右，在与伊丽莎白一世和阿拔斯一世同时代的阿克巴大帝的统治下，莫卧儿帝国达到了鼎盛期，此后在其子贾汉吉尔手中继续发扬光大。本节中的细密画正是绘制于贾汉吉尔统治时期，当时的莫卧儿帝国幅员辽阔，西起阿富汗的喀布尔，东至今孟加拉的达卡，绵延一千四百英里。但与伊朗萨菲王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同的是，莫卧儿的穆斯林统治者治下的臣民大部分都不是穆斯林。除了耆那教与佛教教徒，印度教徒约占总人口数的75%。 

与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同，印度教徒并没有被《古兰经》列为“圣书的子民”，因此理论上说，伊斯兰统治者甚至没必要对他们宽容，这一点是莫卧儿帝国的历代统治者一直需要留意的。他们通过采取广泛的宗教包容政策解决了这一潜在的难题。阿克巴和贾汉吉尔得心应手地使多种宗教和平共处。他们的军队中有印度教将领，而与穆斯林或印度教圣人的紧密联系是莫卧儿贵族生活和观念中的一个基础，此外，国家还采取与宗教人物定期会面的政治策略，宣传手段包括登门拜访并利用当时的媒体——类似这幅细密画的绘画作品。 

不论在伦敦、巴黎还是伊斯法罕和拉合尔，细密画在各国宫廷中都是很流行的艺术形式。莫卧儿的细密画表明，印度画家对波斯与欧洲绘画的发展十分熟悉。本节中的这幅约有一本精装书大小，绘制于一六一○年前后，呈现了一位年轻的贵族，也许是莫卧儿王朝的某位王子，拜见一位明显无钱也无权的圣人的情景。圣人位于画面左侧，灰发长须，穿着相对简陋的长袍，戴着头巾，披着斗篷。他面前摆放着一根分叉的棍子，这显然是托钵僧或伊斯兰圣人的手杖或拐棍。他面前的年轻人穿着有黄金装饰的紫色衣服，腰间别着镶嵌珠宝的匕首（贵族必备饰物），戴着的绿头巾则是地位的象征。这两个人物——清贫的苦修僧与衣着华贵的王子，跪坐在一个略高于地面的平台上，后面是座小圆顶亭，明显是个修建于某位备受尊敬的宗教人物坟墓附近的伊斯兰圣坛。一棵精心描绘的树为他们投下阴影，树根处有一株蓝色鸢尾，背景是一片绵延向远方的绿地。 

在莫卧儿绘画中，风景通常与人物同样重要。莫卧儿王朝的观赏植物园闻名于世。花园不仅是休闲娱乐的场所，也是对伊斯兰教天堂的隐喻。因此，这样的环境极适合一位富有的年轻人和一位伊斯兰讲道者讨论信仰问题。在这一理想化的场景中，权力与虔诚相遇，二者展开了一番辩驳。 我向莫卧儿绘画专家阿索·库马尔·达斯请教这幅画的意图，以及穆斯林和印度教的人物形象出现在同一张画作里的合理性：

这些画起初是专门为国王绘制的，也可能用来描绘国王想接见的王室成员。渐渐地，这种细密画变得十分普遍，在相册和书籍里常能看到相同或类似的作品。它确实传达了一种特殊的含义：在阿克巴创建其伟大帝国的过程中战事频仍，然而他同时也传达出一个信息，即他所寻求的并非战争，而是友谊。王子与信仰不同的印度教徒联姻，这对十六世纪的穆斯林统治者来说非比寻常。他最亲近的贵族和最重要的朝臣之中有一部分是印度教徒，他们一直没有改变信仰。国王，或者说统治者的信仰与他们的信仰之间没有仇恨。因此它所传达的信息是，国王不仅能够包容异教，并且十分友好，允许它们在和平与和谐中共存。

大权在握的统治者在圣人的智慧前表现谦卑的画面，在印度有悠久的历史。这种会面传统，与莫卧儿王朝从其伟大先祖成吉思汗和帖木儿处继承下来的宗教宽容政策相得益彰。这是他们在四处征战中表现出的特点，也是他们有别于其他伊斯兰国家之处。贾汉吉尔在其自传开篇便赞美了父亲阿克巴的宽容，与同时代土耳其和伊朗统治者的态度形成了对比。他对阿克巴治下的印度有如下描绘：

为对立宗教的学者提供了空间，各种信仰都能存续，通往争端的道路被堵上了。逊尼派与什叶派相遇在同一座清真寺，基督徒与犹太教徒也能走进同一座教堂，分别执行各自的宗教仪式。

英国首位驻印度大使托马斯·罗伊爵士于一六一七年到达印度。他通过贾汉吉尔在一个常见的醉酒之夜所说的话，明确记录了国王本人施行宗教宽容政策的决心：

这位仁慈的君王陷入了对摩西、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戒律的争论之中。畅饮间，他十分和善地转向我说：“我是国王吧？因此我应该欢迎你。”基督徒、摩尔人和犹太人，谁的信仰他都不加干涉。他关爱他们，保护他们，避免他们犯错。人们生活在他所保障的安全之中，不会受到任何人的压迫。他反复说着这番话。在烂醉之中，他开始哭泣，讲着宗教受难故事，我们直到午夜才得以离开。

不管清醒与否，贾汉吉尔的宽容都令人惊讶。在他巡视自己江山的途中，成千上万的居民曾目睹他拜访圣人，走进庙宇，见证这一多重信仰的社会运作方式的公开展现。但贾汉吉尔对异教奥秘的积极探索似乎也受到个人欲望的驱策。他曾和一位著名的印度教隐士、托钵僧贾祖普进行多次私下会面，并在自传中记录了某一次的情形：

他选择居住在一个由人工挖掘并装上门的山洞里，……在这个狭小阴暗的洞穴中，他孤独度日。在寒冷的冬日，他虽然除了在身前与身后包裹的一块破布之外近乎全裸，却从不生火……与我会面后他侃侃而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贾汉吉尔的行文来看，这样的会面在莫卧儿统治阶层的政治生活与精神生活中都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这种权贵向贫穷的圣人求教的场面很难在别的国家看到。不管在当时抑或其他任何时候，你都无法想象一位欧洲统治者会被描绘成对宗教教诲恭敬接纳的形象。印度史学家阿曼·纳斯回溯了几个世纪以来印度政治家与宗教圣人的会面：

我出生在印度，从小接受当地的文化、文明和历史的熏陶，因此这种场景在我眼里再自然不过，甚至到了今天也没多大改变。政治家和当权者仍旧前去拜访圣人，尽管出发点可能不那么正当。但在我们谈论的这幅画中，信仰远远高于政治和权力。作为另有要事在身的年轻人，王子所习惯的思考方式是，如果得到圣人的祝福，便会国泰民安。没有人强迫他这么做，他去拜访一位苏菲派圣人，面对他自然地俯首，我认为画作的关键正是在于：一位拥有巨大权力、财富及野心的人坐在地上，跪在一位奉献出了一切的圣人面前。印度人有“少即是多”的观念。由于贫困现象普遍，这种“贫乏”反而与神圣相联系。圣洁的人一无所求，只有愚蠢和贪婪的人才觊觎一切，这一说法成了一种补偿的形式。

尽管继贾汉吉尔的时代之后，印度发生了多次政治剧变，但国家兼容并包、平等对待各宗教的传统一直被沿袭下来，成为现代印度的基本治国理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