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王朝——勇往直前：乔治六世



毫无预期的王位降临并没有给乔治六世这个幸运儿带来多少好运，威廉的“复辟威胁”和二战让这位毫无建树的君王更加焦头烂额、苦不堪言。但世事无常，战争和丘吉尔使他告别了过去，成了一个真正的王者，成了全英国人的代表，一个民族的英雄。

1936年12月11日，11点52分，阿尔伯特王子、前约克公爵，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成了英国国王和英联邦国家的皇帝。首次以国王身份出现在圣詹姆斯宫枢密院会议上的阿尔伯特看上去脸色苍白，身形瘦小；在过去几个星期里，几乎每个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搞得焦头烂额。阿尔伯特在继位演说时，语气略显迟缓：

今天，我是在一个特定的情况下与在座的诸位会面，这是在我们这个国家史无前例的。不过，事已至此，既然王者的重任落在了我的肩上，我就义不容辞向大家保证，我将严格遵守君主立宪政府的各项规定。为了国家民族的富强，我决心倾尽全力。我的妻子将与我一道渡过这个难关。我希望所有的国民也能支持我。

在名号上，他不想被人称作是“阿尔伯特国王”，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德国化了。他宁愿继承父亲的名号，被称作乔治六世。这个名字更加合适。乔治五世和乔治六世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让人们很快就能联想在一起：两个乔治都是家里的二公子，长年生活在大哥的阴影之下，结果却都是被选中，坐上了国王的宝座；他们都曾在海军服役，也都是被迫中断在军队的仕途生涯，回到宫里履行家庭责任；他们在求学过程中受到优待；他们对待国际政治的态度上都略显幼稚；他们的思想都非常保守，这不仅体现在政治生活中，也体现在对待社会潮流的看法上；他们都不习惯快节奏的都市生活，都向往乡村绅士的悠闲生活；他们都努力工作，责任心强，性格倔强，甚至有些暴躁；他们都对妻子忠诚不贰，也都与子女有些疏远；他们的性格都略显腼腆，不喜欢站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都生性乏味，缺乏情调；他们的脾气都非常火暴，而且无缘无故地发怒，或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发雷霆，再不就是对手下人吹毛求疵，也不管对方是普通的宫廷服务生，还是大英帝国的首相。

人们可以从专业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一下两位乔治的性格特点：两个人在身为王子的成长阶段，都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父亲对他们都过分严厉，总是提出过高的要求，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表扬。不过，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都培养了相当强的责任感。他们都属于这样一种男人，在为人处世中小心翼翼，避免和外界发生冲突；做人做事力求完美，因为他们总是担心，辜负了别人的期望。

不过，他们两人也有许多不同的地方。1910年，乔治五世被推上国王宝座时，王权政体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危机。当时，党派争端此起彼伏，上下两院之间也是矛盾重重。

1936年12月，当时的形势已经大不一样了。如今的人们恐怕都忘了这场国王退位的事件。回顾历史，随后不到22个月，德国人入侵波兰，掀开了欧洲大陆一场空前浩劫的序幕；与之相比，1936年发生的这场英国王室危机在今天的人们眼里，不过是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而已。人们甚至也许会认为，爱德华八世儿女情长的故事不过是供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罢了，根本不算是什么严肃的话题。然而，对于当时的英国社会来说，这场儿女私情关乎国家的未来。温莎公爵爱德华的内心世界、沃利斯的二度婚姻，或是这两个有情人留给乔治六世的沉重负担，这些都成了当时街头小报关注的焦点问题（主要是美国媒体，以讽刺的口吻进行报道）。而在英国上层社会的晚宴和派对上，在贵族上议院的会议上，在王公贵族的家庭聚会上，人们谈论这些话题的态度都非常严肃，特别是在爱德华八世刚刚退位的这段时间里。国王一下子被换掉了，人民能否很快接受这一事实？倒皇派的共和党人会不会趁此机会来兴风作浪？英国人是否会仿效俄国人那样掀起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爱德华八世会不会卷土重来，自立门派，发起成立一个新党，甚至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政党？爱德华会不会暂时逃往奥地利避难，然后在那里建立伪政权，与他的弟弟分庭抗礼，矛头直指英国民族阵线联盟执掌的内阁政府？英国社会是否会就此分化瓦解？在那几个月里，有很多人都支持已经下台的爱德华。比如退伍军人协会就随时准备听从他的召唤。军队里也有了骚动的倾向。整个国家面临一场危机。

人们也担心，让性格朴实的阿尔伯特管理如此泱泱大国的确是有些强人所难。就连他本人也是心里发虚，新国王在写给表哥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的信中袒露了自己的心声：“我从没想过这事会发生在我头上。我对此毫无准备。大卫一直都有人教他，而我呢，连一份国务文书都没见过。我就是个海军军官，只了解军队里那么点事。”客观地讲，阿尔伯特天生脑子有点慢，身体也不是太好。虽然他也不过41岁，但是长期酗酒和抽烟已经彻底将他摧毁。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也不算是个好的演说家。好在他口吃的毛病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严重，因为他多年以来一直接受着语言障碍症的治疗；妻子伊丽莎白认为，这种唇语辅助治疗法“对未来国王的一生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克斯蒂·麦克劳德（Kirsty McLeod）在他讲述这段退位危机的《王室战争》（Battle Royal）一书中记录了上述这段话。尽管如此，阿尔伯特在说话时，仍经常出现明显的停顿；特别是当他的妻子不在他的身旁，没有给他鼓励的眼神，那么他就有可能出现更加严重的口吃。

总而言之，阿尔伯特不适合参加公开活动，也不善于发表演说。人们也曾经考虑过，万一爱德华八世放弃王位，是否可以跳过阿尔伯特来推选另外一个王子继位。以前从没有过国王主动放弃王位的先例，而次子在出现王位空缺时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最有可能的顶替者”（“最佳替补”）。几百年来，议会只管向王室成员颁发王位，都是按照代际的规矩，从不干涉王室家族内部的继承顺序。

除了阿尔伯特之外，另外几个王子是否能担此重任呢？亨利王子，即格洛斯特公爵？傲慢、愚蠢、缺乏灵性。乔治王子，即肯特公爵？他娶了美丽的希腊公主玛丽娜（Marina）为妻，这或许能使他更受民众的喜爱。但是，他以前的生活可是一塌糊涂，各种丑闻不断，让人很不放心。比来比去，宁可让阿尔伯特坐上王位，也总比其他几个兄弟强些，虽然他也可能越变越糟。

在爱德华国王的退位风波平息之后，乔治六世登基之初显得平平淡淡。《泰晤士报》的主编杰弗里·道森（Geoffrey Dawson）派出手下的记者，在第二天一大早就采访街上的群众，听听他们对新国王的看法。然而，几乎所有的记者都空手而归，结果听上去颇有些奇怪：没有人谈论乔治六世，也没有人举着国旗上街；没有人拥护，也没有人反对，更没有人欢呼雀跃。整个国家像是进入了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这倒是个不错的开始，这恰恰是王室内部所希望的。平稳过渡，波澜不惊。此时，国家需要这样一种状态，同时也有利于新国王的上台。

乔治六世还没有真正地当政，就有了末日将至的感觉。12月9日晚，也就是爱德华正式发表退位公告的前一天，阿尔伯特驱车来到了母亲玛丽的官邸，探望母后。从夏季开始，69岁的老王后搬到了马尔伯勒宫。马尔伯勒宫是一处庄园式行宫，从花园的围墙望去，可以看到临近的圣詹姆斯公园。阿尔伯特在这里待了一整天，就即将继位的问题听取母亲的建议。此前，他也曾拜访过首相和几个位高权重的宫廷长官。他还特意向哥哥的私人律师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请教，蒙克顿是整个危机中少数几个中立派，获得了前后两任国王的信任。阿尔伯特想向母亲汇报所有的情况，而在此之前，母子俩的关系一直都很冷淡。在母亲面前，他讲述了一些当前事态的进展以及自己对这件事的感受；很快，他就控制不住，泣不成声。后来，玛丽王后告诉哈罗德·尼克尔森，当时阿尔伯特依偎在她的肩膀上整整哭了一个小时。在玛丽看来，这是儿子自童年以来表现出的最孱弱的时刻，让她永远难以释怀。

阿尔伯特担心的事情很多：王室的未来和国王的职责。此外，他特别忧虑的是，王室目前的确已经处在危难的时刻，而他必须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和那些精英政客们一样，他担心的是，如果不收拾好现在这个烂摊子，那么整个国家系统的走势将会在英国，乃至整个英联邦国家引发难以预料的后果。结果呢，他彻底失望了。他的一生中没有几个真正的朋友，他的哥哥就是其中之一。正是哥哥的所作所为，令他倍感失望。

阿尔伯特一直生活在哥哥大卫的阴影之中。最初是在奥斯伯尼的寄宿学校，后来就是达特茅斯的军校，一直延续到剑桥的大学生活。青少年时代的阿尔伯特总是望着哥哥高大的背影，有一种望尘莫及的感觉。在和女孩子的交往中，大卫显得比他更加温文尔雅，更有幽默感，更机智灵活，更有活力，当然也更受女孩子们的青睐。阿尔伯特总是扮演配角，而且通常是慢慢吞吞的。不过，有些东西还是把兄弟俩绑在了一起。王室家庭的束缚和无聊的宫廷生活让兄弟俩人都备受煎熬。他们的生活就像困在黄金鸟笼里的金丝雀一样：每天都要履行公事一样陪父母吃饭，身着燕尾服，傻呆呆地熬过这一个小时；然后就是和宫廷教官谈话，每次的话题都是千篇一律，然后记录下要点；每天晚上都是如此，直到10点半，准时上床睡觉；然后便是死一般的沉静。兄弟俩经常彼此大吐苦水，互相安慰，互相帮助。

对于爱德华的风流韵事，阿尔伯特起初并没有对他进行道义上的谴责。当时，赛尔玛·弗内斯曾经一度成为大卫家的女主人；阿尔伯特经常和妻子一起来到哥哥家做客。他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尤其是两个女人，相处得非常融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兄弟俩似乎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单纯的阿尔伯特以为，这才是人生的真谛。然而，大卫开始与阿尔伯特分道扬镳，起初还只是偶尔为之，发展到后来就是故意地疏远兄弟之间的关系。随着沃利斯·辛普森的出现，她对大卫的影响越来越大，阿尔伯特在哥哥心中的地位也就越来越低。父亲的去世使得兄弟俩关系进一步恶化，进而彻底断绝来往，彼此之间不闻不问。在放弃王位前的两个月里，大卫没有就沃利斯以及其他相关问题和弟弟谈过一次话。“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妻子伊丽莎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言语间难以掩饰内心的愤怒。阿尔伯特和妻子都不知道，那位国王哥哥究竟是怎么了。如此的冷遇显然让他们感到不满。

由此可见，伊丽莎白是在为阿尔伯特打抱不平。她第一次在福特·贝韦德公馆结识沃利斯·辛普森的时候，就感到很难和对方相处。那时，大卫家的女主人还是赛尔玛·弗内斯。伊丽莎白觉得这个美国女人太过张扬，打扮得妖里妖气，举止十分粗俗。而在沃利斯的眼里，伊丽莎白则显得土里土气，古板乏味，身材也太胖。1935年中的某一天，两个女人之间爆发了一次正面冲突：在福特·贝韦德公馆的餐厅里，沃利斯做了个鬼脸，用表情讽刺还在客厅里的伊丽莎白。伊丽莎白发现了她的这一举动，立刻打开餐厅的门，冲了进去。几秒钟之后，俩人就此成为宿敌。克斯蒂·麦克劳德在他的书中记录下了这一细节。

伊丽莎白是乔治六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女人。新国王在登基演说时，对妻子大加赞誉，这绝不是表面的客套话，而是发自内心的感谢。所有人都说，这个懦弱男人的背后需要一个坚强的女人，才能渡过难关。这句话在国王继位之后，有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国王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在登基仪式之后的第三天，国王就给妻子颁发了一枚嘉德勋章——代表最高荣誉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骑士勋章。而且，他还修改了一项宫廷礼仪：除了出席一些重大的活动之外，作为一国之君的配偶不必站在夫君的身后；也就是说，伊丽莎白王后可以像普通人家的妻子一样，站在国王的身前半步。此外，他还定了一个新规矩，授权委托妻子，以他的名义处理日常公务。

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她的陪伴。在王位危机的那段日子里，他一度失去了妻子的关爱。伊丽莎白宁愿躺在床上不问世事。这是女人典型的做法：她要是感觉不爽，那就索性彻底回避。人们不愿相信，但是这的确发生在她的身上了。她给人的感觉是那么高雅，举止彬彬有礼，是社交界的灵魂人物。这一次，她表现得非常敏感，巧妙地化解了当前的危机。

她开始和一些重要人物达成联盟，尽快填补爱德华八世退位后留下的空白，在新国王登基几周之后，将国家事务重新纳入正轨。这些人包括玛丽太后、前国王的私人秘书阿里克·哈丁格和首相鲍德温。阿尔伯特虽说对哥哥的所作所为倍感失望，但是他始终无法狠心把哥哥从宫中赶走；他做不到这么绝情。相反，他仍旧试图与哥哥进行沟通，取得彼此的谅解。然而，大卫那边早已把什么手足之情抛在了脑后，根本没有丝毫退让的意思，并且报复心很强。

12月10日，下议院已经开始筹划一场清洗行动。就在鲍德温宣布国王的退位公告之后，所有议员都争先恐后地涌向议会大楼的前厅，就像是炸了窝一样。南希·阿斯特（Nancy Astor）正好开车经过，遇上了保守派的议员齐普斯·钱农，气呼呼地对他说：“所有那些站错队的人都该被拉出去枪毙。”就因为这句话，阿斯特一连几个月都被排挤在外，根本不允许晋见国王。大卫的其他追随者的命运就更糟糕了。

比如，库纳德夫人（Lady Cunard）虽说跟沃利斯的私交每况愈下，但是人们还是揪住她们之间以前的亲密关系不放。在王室活动的宾客邀请名单上，她被彻底地剔除掉了。对于库纳德女士本人来说，如此的落差是很难接受的。另外一个倒霉的是佩雷吉内·喀斯特（Peregrine Cust），也就是布朗洛勋爵（Lord Brownlow）。他曾经是爱德华八世身边的红人；据媒体透露，他曾于12月初私下里陪护沃利斯从英国“出逃”。等他重返英国之后，“主动递交了辞呈”，他的位子也就被别人顶替了。实际上，他并没有主动提出辞职。但是他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他后来主动前往奥地利去探望正在那里流亡的旧主——温莎公爵。这无疑令伊丽莎白王后大为不满。

也不是所有老国王的余党都遭到了新国王的迫害。达夫·库珀（Duff Cooper），多年以来一直与大卫私交甚好，在大卫当国王的日子里，始终是他的铁杆支持者。新国王继位之后，他仍旧在鲍德温的内阁中担任部长一职。库珀夫妇一如既往地受到国王的邀请；他本人也尽弃前嫌，表现得非常大度。另外一个没有遭受牵连的是温斯顿·丘吉尔。在局势发展最为关键的几个星期里，丘吉尔力挺爱德华八世，甚至还为他出谋划策，逢迎之心，尽人皆知。伊丽莎白王后非常讨厌丘吉尔，但是她心里明白，如果把这些保守党人都打入冷宫，那么事态的发展会更加可怕。目前的首要工作是疏远温莎公爵和这些旧臣之间的关系，让他们之间彻底断绝来往。为此，暂时的微笑才是最好的武器。

以这种方式来清洗旧臣余党，在英国王室历史上并不鲜见。随着王位的更迭，王室的社交圈子也会发生变化；白金汉宫里的宾客，走的走，留的留，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不过这一次与以往有所不同。上一任国王毕竟还活着。接下来的决定看起来的确有些不近人情。1937年5月的即位庆典活动，温莎公爵将不再被列为受邀嘉宾；理由很简单，按照以前的老规矩，还从没有一个离任的国王出席新国王登基庆典周年活动。这一理由倒也是冠冕堂皇，因为在此之前，所有离任的国王都是仙逝而去，而温莎公爵这样的情况是绝无仅有的。个中真正的原因，大卫自己也非常清楚。伊丽莎白王后是担心，人们看到温莎公爵，自然会怜惜这位曾经风靡一时的“帅哥王子”，而她的那位登不上台面的结巴老公肯定又会被挤对成配角。只要新国王还没在公众中树立起威信，那么前任国王就不得在这个国家里公开露面。至于那个沃利斯，英国人是一辈子也不想再见到她。

在这种情势之下，大卫和阿尔伯特两兄弟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后来，由于沃利斯的离婚案审理过程进展迟缓，大卫也在英国待不下去了，他逃亡到奥地利的恩茨菲尔德（Enzesfeld）城堡；在那里，兄弟俩还经常电话联络。更确切地说，是大卫主动给弟弟打电话。他总是喋喋不休地给阿尔伯特出主意，无非还是一堆改革宫廷制度的想法；他总是问阿尔伯特，伦敦方面对他有什么看法。在这些电话过程中，阿尔伯特通常是一言不发。而王后伊丽莎白则敏感地发觉，这些电话使阿尔伯特感到情绪低落。终于，王后在1月底采取了措施：她明确告诉大卫，不要再给阿尔伯特打电话了。此举令大卫感到莫大的羞辱，而阿尔伯特则如释重负。

兄弟俩的矛盾不光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他们在金钱上也是争执不下：2月，阿尔伯特得知，他的哥哥欺骗了他；当时，大卫向弟弟哭穷，说他已经身无分文。而此时，乔治六世重新核定《王室费用法案》（Civil List）。《王室费用法案》是1760年乔治三世时期制定的一项财务法案，规定了议会向王室支付款项的额度，用以承担王室家庭的日常开销，并作为国王履行作为国家元首义务所应得的报酬。虽然，这并不是王室家庭唯一的收入来源，但是议会对于这笔款项的用途审查得非常严格。恰好是在1937年初，议会方面对王室成员的各方面开支查得特别紧，大卫此前的行为令王室蒙羞。此时的英国已经是国库空虚，而社会福利费用激增；此外，虽说争议很大，但是有关增加军费，以便抗衡日益强大的第三帝国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2月初，英国著名的《每日镜报》（Daily Mirror）详细报道了乔治六世与温莎公爵在后者退位时就其今后的年金问题达成的协议。按照兄弟俩当天的约定，温莎公爵每年从王室领取的报酬为2.5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0万欧元。英国议会方面很快查实了大卫的资产状况，结果显示，即便没有这份高额的俸禄，温莎公爵仍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上舒服的日子。有几个议员甚至要求，从《王室费用法案》中减掉这部分支出，以便安抚国民。乔治六世显然对哥哥的行径失望不已。尽管如此，他仍按照此前的约定，全额支付给大卫索要的资金。在他看来，恪守承诺是一个关乎自己名誉的问题。不过，在他同意签署协议之前，无论如何也要就《王室费用法案》的额度与议会方面达成共识。1938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温斯顿·丘吉尔和鲍德温的继任者内维尔·张伯伦都在和国王讨价还价，争取最终确定《王室费用法案》的额度。双方在这一阶段针锋相对，没有达成一致。

到了1937年底，大卫和阿尔伯特的关系彻底决裂。两个人的世界观差异太大，所以分道扬镳也是在所难免。从表面上来看的确是这样。然而，在过去的一年里，兄弟俩人看起来感情并没有过分疏远，而且也都彼此互相关注对方。显然，事态发展到如此地步，他们背后的女人是脱不开干系的。

至少，大卫是深受其害。刚刚从国王宝座上退下来的他，只能闷在奥地利的城堡里，等待度过漫长的六个月，才能与沃利斯相会。可以想见，这样的状况令人倍感煎熬。起初，两个人还有种小别胜新婚的感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也都习惯了两地分居的生活。每次打电话，沃利斯都是先劈头盖脸地冲着大卫发一通牢骚，然后又甜言蜜语地哄他开心，最后再把他骂一个狗血喷头。沃利斯的反复无常让大卫感觉像是回到了以前的宫廷生活。“他不由得回忆起父亲暴跳如雷的样子。”克斯蒂·麦克劳德这样写道。大卫的生活完全控制在了沃利斯这个女人的手中，这恐怕不仅仅是威慑这么简单。从他的内心来分析，目前这种状况也是符合逻辑的：他已经冒天下之大不韪，选择了这个女人；要是他们俩再散伙告吹，或是他自己承认失败，那么在这之前所做的一切也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严格意义上讲，他的一生也就彻底完蛋了。从他的角度出发，这样的考虑完全站得住脚。他担心，他会让心目中最重要的这个女人感到失望。“这是一种完全可以写入心理学教科书的复杂情结。”麦克劳德这样写道：

从大卫的角度来讲，他以一种的错误的方式追求未来的妻子，并且得到了她。他原本希望自己有能力，让这个女人获得财富和地位，并且作为一国之君的妻子，也就是世界上拥有最显赫荣耀的王后，得以名垂青史。然而，他目前的处境则非常难堪，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女人陪着自己流亡海外。而且，她还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他们以前结交的好友也都落井下石，没有人敢站出来帮他们说话。这将是对沃利斯一生的伤害，对此，他根本没有任何指望。

为了弥补对沃利斯的亏欠，他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完全是为了她，而不是他自己。婚礼最好是在法国举行，邀请他的几个兄弟参加，当然母亲要是能来就更好了，然后再加上英国圣公会的一位主教。大卫整天都在做白日梦。英国圣公会是不允许夫妻离婚的；谁要是想再婚，则得不到教会方面的承认。直到2002年，英国圣公会才在这一规定上有所放宽。大卫的母亲已经明确表示，永远不想见到那个未来的儿媳。而乔治六世呢？伊丽莎白王后和玛丽太后都时刻提防，绝不会让他伸手相助。整个王室家族都对大卫的婚礼漠不关心，而且绝不会去给他捧场。虽然，没有人明确地这么说，但是礼貌性地拒绝就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大卫听说，家族里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参加他的婚礼，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大卫可以想象，绝大多数受邀的宾客会碍于王室家族的威慑，随便找个理由，不来参加婚礼。大卫感到异常恐惧，无地自容。

1937年5月6日，大卫的新婚前夜，他遭受到了最后一次，也是最沉重的打击：英国王室明确颁诏，沃利斯·辛普森在与大卫结婚后，名义上享有温莎公爵夫人的称号，但是不能享有王室成员的特权。（在沃利斯的逼迫下，）大卫曾经多次给家里写信，恳请他们承认沃利斯的王室成员身份。也许，大卫的做法反而是弄巧成拙。或许，乔治六世曾经想过，默许未来的嫂子享有王室成员的身份。然而，负责此事的内务部长约翰·西蒙（John Simon）明确告知国王，这根本行不通。在此之前，只有两个特例：乔治五世本人与平民出身的伊丽莎白结合；亨利王子娶的艾莉丝·蒙塔谷·道格拉斯·斯科特（Lady Alice Montagu Douglas Scott）。其他的王室成员配偶在结婚之前就已经具有贵族身份了。按照西蒙的说法，伊丽莎白和艾莉丝是根据嫁夫随夫的规定，也就是说，她们在结婚后与丈夫享有相同的地位，他们的子女也将自动享有同等的权利。而大卫的情况也属于典型的贵族男娶平民女，但是对方曾经结婚生子，所以不能改变配偶及其子女的平民身份。这根本行不通。

况且，在妻子的一再逼迫下，乔治六世心意已决。伊丽莎白在嫁给阿尔伯特时就已经享有公爵夫人的王室特权；如今，贵为王后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女人”和自己平起平坐。从表面上来看，沃利斯的离婚与她的王室身份并没有直接的关联。这是一场关乎名誉的争斗，同时也会因捍卫王室的尊严而毫不留情。一直以来，伊丽莎白就下定决心，要与丈夫和孩子们一道，把一生都奉献给王室家族，竭尽全力来捍卫神圣的王权，将个人利益置之度外。在伊丽莎白看来，沃利斯完全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就像以前的汉诺威家族一样，她只是追求奢华的生活和至尊无上的地位，却从来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乔治六世完全认同了妻子的想法。在和首相的一次争论时，他只言片语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她（沃利斯）是否适合获得王室特权？想想她对这个国家都做过些什么；如果仅仅凭借一场婚姻就跻身成为王室成员，那么我们的国民将怎么看待这件事？”

为此，王室方面又增补了一条新的规定。只有嫁给王位继承人，才能获得王室特权。已经拥有王室身份的大卫，也就是如今的温莎公爵，却放弃了自己的王位继承权——这样一来，他本人和他的妻子，以及他们未来的子女也就不再享有王室特权。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理由，恐怕任何一个法官都无法判定它的合理性。为了避免对这一规定进行法律上的审核，首相鲍德温自愿牺牲自己，不顾一切，帮助国王搞定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命人起草了一份文件，文件中表明不是国王本人，而是英国政府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一致做出的决议。5月26日，鲍德温以健康原因提出辞职，获得了内阁的批准，并由内维尔·张伯伦接替他，出任新一任的英国首相。两天之后，大卫的律师沃尔特·蒙克顿向远在国外的温莎公爵转达了决议的内容。大卫看到这封信后，绝望地流下了眼泪。

6月3日，也就是沃利斯·辛普森正式离婚一个月之后，温莎公爵终于在法国图尔区（Touraine）的坎戴宫（Chateau de Candé）与一生中的最爱步入了结婚的殿堂。这座带有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宫殿是法国工业巨头查理·贝杜（Charles Bedaux）的私宅。贝杜曾经在美国售卖洗碗机，赚了钱，成为百万富翁。贝杜安排温莎公爵的婚礼，也想借此宣传一下自己。然而，当天出席婚礼的宾客少得可怜；除了两位新人之外，只有几个必要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英国王室的御用摄影师塞瑟尔·贝通（Cecil Beaton），他负责给新婚夫妇拍照。此外，还有温斯顿·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丘吉尔，但他是以报社记者的身份前去报道这场婚礼的。

一代风流王子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了。温莎公爵夫妇为此将郁闷终生，心中燃起了复仇的火焰，却又只能品尝这自酿的苦酒。在这场人生大戏中，新国王和他的妻子表现得令人失望。在面对哥嫂的这桩婚事上，他们总是徘徊在愤怒与忧虑之间。一方面，他们对大卫的一意孤行感到愤慨；另一方面，他们总是怕大卫抢了自己的风头。1937年10月，英国驻美国大使罗纳德·林赛（Ronald Lindsay）被国王召回。在巴尔莫拉城堡，林赛和国王、王后以及国王的私人秘书就温莎公爵的问题长谈了好几个小时。在后来的笔记中，林赛记录下自己的真实感受。他感觉，国王夫妇和他们的私人秘书在对待前国王的态度上，就像是“对待一个令人憎恶的、流亡海外的、想要卷土重来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眼里，乔治六世仿佛是一个中世纪的国王，整天提心吊胆地担心自己的王位会被别人抢走。

10月3日，大卫通过媒体发表了一份简短的声明：他即将出访德国，然后再去美国。“这家伙是一个定时炸弹！”乔治六世当着手下人说道。当然，他指的并不是大卫出访德国这件事。然而，这件事还是让人感到比较难堪，因为英国人都明白（显然与大卫的想法有所不同），希特勒会趁着这个机会进行大肆炒作，也可能会公开支持这位流亡在外的温莎公爵。不过，1937年秋，那时的德国还不是英国人心中的宿敌。就连丘吉尔都认为，在必要的时候还是可以和希特勒达成国与国之间的交易；毕竟，英德双方都不想爆发战争。倒是温莎公爵即将访美的消息让英国政府和王室家族感到不安。大家都担心，温莎公爵将会赢得美国民众的追捧。他还在当王子的时候，美国人民就对他青睐有加。在整个退位风波的过程中，绝大多数的美国报纸都明确支持大卫的做法。美国政府也力挺沃利斯，把她誉为“巴尔迪摩的王后”（Queen of Baltimore），希望她代表美国进入英国王室。

事态发展让人感到非常棘手。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也有出访计划。他们也将出访美国，促进两国之间的关系，并希望趁此机会，号召美国民众，一旦欧洲爆发战争，不要再保持中立。为此，英国驻美大使按照政府的指令，在温莎公爵访美期间，尽可能地保持低调；尽量减少对他的支持，不要让他与在美生活的英国人接触，最好是阻止他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会面。

不管怎样，温莎公爵夫妇还是如期开始了德国之行。1937年10月11日，温莎公爵夫妇乘火车抵达了柏林的弗雷德里希街（Friedrichstrasse）火车站。前来迎接他们的是一队身着工人阵线党和纳粹冲锋队军装的士兵以及工人阵线党的主席罗伯特·莱伊（Robert Ley）。英国大使馆只是派了一个三等秘书和一个军衔不高的武官，这一做法显然很不明智。好在，作为东道主的德国给足了客人的面子。在火车站外，成百上千的支持者高喊着温莎公爵的名字；而更多的群众则聚集在他们下榻的凯泽霍夫饭店（Hotel Kaiserhof）附近的威廉广场，欢迎温莎公爵夫妇的到来。

从对外发布的信息来看，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是一次“私人性质的访问”。在接下来的12天里，温莎公爵夫妇走遍了德国各地：他们参观了位于格林瓦尔德（Grunewald）的兵工厂；拜访了位于波莫瑞（Pommern）地区的奥尔登堡（Ordensburg）工人阵线党党部；在杜塞尔多夫（Duesseldorf）参加了一个欢乐的赶集活动；领略了迈森（Meissen）著名的瓷器生产过程；走进了德累斯顿（Dresden）的一家劳改所；参观了斯图加特（Stuttgart）的奔驰汽车生产线。希特勒还专门邀请温莎公爵本人，来到他位于萨尔茨堡的住宅中，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私人会谈。整个行程中，公爵夫人只是偶尔陪着丈夫参加活动，其他时候因为没有受到邀请，只能一个人闷在旅馆的客房或是大堂里。夫妇二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有组织的热情欢迎，当然也有很多是即兴而来的群众——比如在杜塞尔多夫，蜂拥而至的热情群众欢呼着围拢住温莎公爵夫妇，警察们甚至都无法控制局面。在整整一周的访问期间，纳粹党的头目都轮流作陪，包括赫斯（Hess）、戈培尔（Gobbel）和里宾特洛甫等。只有在来到埃森（Essen）市的克虏伯（Krupp）居民区时，公爵夫妇没有事先宣布日程计划，而是乔装改扮成普通的退休工人，来到当地的普通民宅，体察民情。此次德国之行，温莎公爵的用意并不十分明确。他既没有政治企图，也没有肩负什么使命，但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私人访问。或许，公爵是想通过这次访问东山再起，在民众中树立无产阶级带头人的形象，但似乎人们也并不买账。在美国和英国的各大媒体上，人们都对公爵的这次出访目的进行各种猜测。《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观点也许最贴近问题的实质：“温莎公爵……已经过了好几个月无所事事的日子，渐渐淡出了万人瞩目的焦点。他非常怀念肩负重任和受人瞩目的那段岁月。因此，他特别高兴能够就此回归。不过，前提是这一工作不能太累。”

温莎公爵在德国停留的每一站，纳粹党人都给他造足了声势。所到之处，狂热的群众都为他摇旗呐喊。（与希特勒的会晤那次除外，因为元首的权威是不容撼动的。）在各项仪式活动中，唱诗班都高唱英国国歌《天佑国王》（God Save the King），而且是全文咏唱，规格标准和正式的国王访问一样。沃利斯也跟着沾光。人们都把她看作是正式的王室成员，全程都获得特殊的待遇：国家元首级的豪华专车，纳粹冲锋队担任护卫队，所到之处都是鼓乐齐鸣，下榻入住的都是当地最豪华酒店的总统套房。

纳粹宣传部更是利用这一机会大做文章，全程跟踪拍摄公爵夫妇的所有活动，并做了深入细致的报道；为的就是让德国以外的媒体了解整个的活动情况，并号召德国国民走上街头，欢迎公爵夫妇的来访。面对东道主如此热情和精心的款待，大卫也是投桃报李。他在每个活动中都客随主便，表现得非常随和，以此来答谢德国人的美意。甚至在很多场合下，他也入乡随俗，伸出手臂，高喊：“希特勒万岁！”

他不知不觉已经中了纳粹党人布下的圈套。早在温莎公爵访德之前，德国媒体就大肆鼓噪，说爱德华八世是被布尔什维克党和犹太人赶下台的。而大卫本人在到达德国之前，脑子里就已经被纳粹思想所蛊惑。作为这次活动的主宾，德国工人阵线党的主席罗伯特·莱伊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温莎公爵一行（包括记者团）所到之处，都是特意挑选好或是事先准备好的，为的是展示第三帝国人民生活和工作的良好风貌。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也认识到这次名义上“私人访问”的政治价值。在纳粹党内部，他把这次英国前国王的访问定性为最高级别的外事活动，并盛赞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大大提升了纳粹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形象。通过这次活动的报道，其他国家的人们也见识了德国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温莎公爵的此次访德也为欧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开了个好头，那就是不能只是怀疑和敌视德国的崛起，而应该在政治立场上支持德国。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提拔担任纳粹外交部部长。他也许仍在梦想通过拉拢温莎公爵，进而促成英德两国的结盟。当然，这也是一着险棋。因为，支持流亡的前国王就意味着很难与英国的当权派握手言和。也或许，德国人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唤起温莎公爵的那些追随者与英国国内的反德势力做斗争。

而大卫本人呢？他是否知道自己已经被德国人所利用？我们在这里很难揣摩大卫的内心世界：他的回忆录只记录到了退位后的一周，对于此后的德国之行只字未提。而对沃利斯来说，这是她生活中的一段甜美的回忆。仅从表象上来看，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似乎更像是一次愉快的还乡探亲之旅。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不太和谐的插曲，例如，当着记者们的面，温莎公爵也提了几个尖锐的问题，令东道主有些难堪；同样地，陪同访问的纳粹党人总是不遗余力地大搞宣传活动，令大卫感到有些厌烦。然而，大卫是否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如果总是千篇一律地谈论同一主题，那么他很快就会感到不耐烦；长这么大，他还从未长时间地被某一思想所左右。在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的时候，俩人在半山腰的官邸台阶前合影留念：前任国王和现任元首的一次历史性会晤。据沃利斯回忆说，当时俩人的私人会谈只持续了20分钟；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宾主和其他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尽管已经是中午时分）。在话别时，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温莎公爵的右手，待了好一会儿；然后，希特勒才绷紧身体，摆了一个“德国式的欢迎礼”。温莎公爵也配合着做了一个造型，让摄影师记录下这个历史的瞬间。

在英国国内，白金汉宫方面密切关注着“温莎公爵之旅”的每一步进展；随着事态的发展，眼睁睁地看着昔日的国王沦为德国人导演的这场宣传秀的男主角，英国王室的愤怒与日俱增。然而，国王乔治六世和王后伊丽莎白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们也曾不知不觉地为这场闹剧推波助澜。当初，是他俩建议大卫把婚礼的举办地设在法国的坎戴宫。而坎戴宫的主人查理·贝杜就是纳粹德国的好朋友。1933年以前，他一直与德国保持生意上的往来，从中大发横财，并早就有意回报德国人。在各地主办的音乐会上，他经常与来自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工业巨头一起谋划，试图从中斡旋，改善他们与纳粹德国的关系。此外，他也通过一些私下关系，暗地里帮助德国人。这次温莎公爵的德国之行就是他牵头主办的，并慷慨地支付了一部分费用。贝杜也利用温莎公爵的政治影响力，为自己打通了德国上层的人脉网络。

在美国，随着温莎公爵到访的日期临近，人们得知这次美国之行也是由贝杜一手操办和出钱赞助，许多工会和反法西斯组织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贝杜家族企业中的很多工人也都站了出来，反对他推行的新生产方法，坚决维护工人的自身权益。工会的领导人借题发挥，以反法西斯的名义举行抗议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纽约市的码头工人发表宣言说，如果温莎公爵夫妇乘坐的德国游船“不来梅”号抵达纽约港，那么他们将不允许对方停泊靠岸。在沃利斯的家乡巴尔迪摩，当地的市长迫于舆论压力，取消了原定与温莎公爵夫妇的会面。美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贝杜只好低头认输，温莎公爵夫妇也因此放弃了美国之行。

11月6日，公爵夫妇的一大堆行李都已经运抵瑟堡（Cherbourg）港准备装船；然而，就在登船前一刻，温莎公爵夫妇对外宣布，他们的美国之行已经取消。这对大卫来说是非常沉重的打击。此前，他一直在憧憬着这次美国之旅。如此的结果令他痛下决心，要借助公众舆论来迫使英国政府放弃一直以来对他们夫妇俩实行的孤立政策。他甚至还想重返英国，而他此前的各种出格的行为恐怕也都是源于这一想法。结果呢？英美两国都不欢迎他。他只得回到了巴黎。而从沃利斯的言语中可以听出，她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对于可怜的大卫来说，这无疑又是精神上的巨大折磨。

对于英国白金汉宫的王室家族来说，这却是天大的好消息。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1938年中期，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的日子仍不太好过。1937年5月的登基庆典周年纪念活动之后，人们对于王室家族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如此的结果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世界各国一直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许多重大问题根本无须王室的参与就可以得到解决；近20多年来发展起来的新闻媒体也逐渐转移了报道重心，不再整天关注王室家族，而是更加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人们开始崇拜电影明星，或是为那些驾驶飞机挑战人类极限的勇士们欢呼雀跃。而那些死心塌地的保皇派则被当成了巫师术士，所谓上帝赐给国王的那顶王冠在普通百姓眼里也不过是一顶帽子而已。

乔治六世本人并不是那种努力去改变现状的有识之士。他只是不情愿地出席社交活动，看看歌剧，参加一些俱乐部和电影院主办的活动；他的工作就是露露脸，在欢庆活动中被众人簇拥着。仅此而已。从脾气秉性上来看，他更像他的父亲。他宁愿整天待在家里，陪着妻子，每晚早早地上床睡觉。他没有什么口才，对艺术也是一窍不通，对政治也颇感头疼，而且害怕处理国家大事。他倒是意志坚强，勤奋努力，但是缺乏勇气。

1938年6月23日，王后伊丽莎白的母亲斯特拉斯莫尔公爵（Duke of Strathmore）夫人——尼娜·瑟西丽·鲍尔斯·莱昂（Nina Cecilie Bowes Lyon）因病去世，享年75岁。整个王室家族陷入一片悲痛之中。宫廷内举行了盛大的吊唁活动，但这些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6月28日，乔治六世夫妇原本计划出访巴黎，继承先辈的遗愿，续签同盟协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乔治五世就与法国签署了协议，结成同盟。由于突发变故，乔治六世夫妇的法国之行只好推迟。刚刚在这一年里荣升成了英国王室御用服装设计师的诺曼·哈特内尔（Norman Hartnell）临时接受了指令，把王后前往巴黎所穿的服饰全部都改成白色；这也是自维多利亚女王病逝以来，王后首次允许身穿丧服出席公开活动。这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最终，全部修改好的服装服饰装满了50个大箱子运抵法国。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伊丽莎白母亲的病故却意想不到地帮助了王后本人在接下来的出访活动中大获成功。一身素裹的王后使得整个巴黎为之倾倒。此前，人们印象中的王后是个穿着土气的老妇；沃利斯·辛普森也总是嘲笑她为“乡下的地主婆”；很多漫画作家也经常歪曲她的形象，来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然而，仿佛一夜之间，伊丽莎白王后成了时尚偶像；法国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赞誉来自英国的国王夫妇。据说，阿道夫·希特勒在观看了纪录片《新闻周报》中有关英国国王访问法国的片断之后，也对他们产生了敬畏之感。对于王后，希特勒下的评语是“欧洲最危险的女人”。

此时，欧洲大陆弥漫着一种大战将至的味道。3月，德国与奥地利宣布结成同盟。5月，希特勒开始向捷克斯洛伐克施压，要求对方割让苏台德（Sudetenland）地区。6月，西班牙共和党人和国际纵队在抗击当地法西斯军队的战役中被前去增援的德国“秃鹰军团”（Legion Condor）打得落花流水。9月，苏台德地区争端不断升级，战争一触即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接连三次访德，先是去萨尔茨堡拜访希特勒，然后又去了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和慕尼黑，不惜一切代价来平息这场战争。他之所以这么做，苦衷不言自明。如今的英国在军事装备上已经无法和德国抗衡；英国军方早就警告当局，如果德国发动空袭，英国的空军将毫无还手之力。况且，对于英国民众来说，没有比战争更让他们担心的了。从西班牙发来的照片也让他们对于德军的实力有了更深的了解。张伯伦也希望，希特勒能够三思而后行。而德国国内出现的路德维希·贝克（Ludwig Beck）反对希特勒的暴动失败也促使英国政府在对付希特勒的态度上，采用软硬兼施的策略。张伯伦认为，采取绥靖政策，确保“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才是上上策。而且，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英国人一直以来都崇尚温和妥协的绥靖政策。

最终，英国、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在慕尼黑签署协议，将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首相张伯伦载誉归来，在伦敦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张伯伦在下议院发表演讲，解释了绥靖政策的好处；反对党和他所在的党内一部分人表示反对，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希特勒是完全错误的。在此之前，乔治六世在白金汉宫接见了张伯伦。显然，《慕尼黑协定》也令国王夫妇欢欣鼓舞，他俩表现得和街上欢庆的群众没什么两样。国王甚至与张伯伦携手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接受成千上万市民的欢呼。

国王此举在严格意义上来讲是违反宪法的，英国宪法规定，国王不得参与政党事务。显然，乔治六世这次是旗帜鲜明地支持张伯伦的。后来的英国人回顾这段历史，恐怕会感到无地自容。二战结束后，几乎没有哪个人敢站出来承认，自己当初是张伯伦的铁杆支持者。“绥靖政策”也从此成了一个贬义词。这让英国人丢尽了颜面，直到今天仍抬不起头来。与张伯伦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温斯顿·丘吉尔，他一直大声疾呼要扩军备战；然而，在当时的英国，丘吉尔就像是个光杆司令，根本没有人支持他。但是，二战之后，所有英国人都宣称，他们都一直追随丘吉尔，是丘吉尔的忠实“粉丝”。

在当时，不仅是张伯伦，就连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都认为，不该过多考虑什么战争。此前，乔治五世也就战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战争不仅是对一个国家的考验，也会威胁到王权统治。人们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王室贵族和各地诸侯都土崩瓦解，走向衰落。原本稳如泰山的英国王室如今也是风雨飘摇。已经沦为温莎公爵的大卫也认同类似的观点。他坚决反对战争。一方面，当年奔赴法国前线所经历的惨景仍历历在目；另一方面，他如今的身份更像是一位和平亲善大使。还是在9月，张伯伦捷足先登，抢了大卫的风头；因为温莎公爵原本想前往德国，直接找希特勒商谈要事。不过，大卫并没有灰心丧气。他给希特勒和德国其他高官政客们写了很多信，然而得到的都是不冷不热的礼节性回复。大卫依旧锲而不舍地想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一些作用。1939年5月10日，大卫终于争取到了一个机会，应邀参加了美国广播公司NBC的节目，在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凡尔登（Verdun）通过电波向全世界人民转达“和平之声”。这个节目是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场惨烈的战役，而大卫在节目中“以曾经参加过这场战争的老兵身份，郑重地宣告，但愿类似惨绝人寰的景象不要再一次降临到人类社会”。

不是冤家不聚头。就在大卫参加录制节目的四天前，乔治六世和妻子伊丽莎白刚刚搭乘“澳大利亚女皇”（Empress of Australia）号游轮前往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开始了他们的北美之旅。国王夫妇为此次北美之旅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准备，然而温莎公爵的突然出现显然让他们感到些许不安。还好，就在大卫的演讲传遍全球的时候，国王夫妇乘坐的游轮仍然行驶在海上：他们还有几天时间来准备，就大卫的言论进行批驳。

有备而来的他们显然获得了成功。从伦敦远道而来的国王夫妇在魁北克受到了童话般的礼遇。特别是在加拿大境内的英语区，人们的热情像潮水一般涌来。伊丽莎白面对广大群众，总是露出甜美的微笑；而站在一旁的乔治六世也不太自然地满脸堆笑，显得还是有些呆板。他们从北向南穿越北纬49度，通过美加边境到达了美国，那里的气氛显得更加热情。美国人似乎一夜之间，倾巢出动，走上街头欢迎英国国王夫妇的到来。在华盛顿，人们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在纽约，群众自发组织了盛装游行，据《纽约时报》报道，这次活动创造了很多项新的纪录。在一家报纸专栏的评选活动中，伊丽莎白被读者评为“年度女性”。乔治六世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进行了高层会晤，并达成了英美两国之间的“特殊伙伴关系”。

在过去几周内，美国国内的舆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国王夫妇动身启程访问北美的七个星期，完全改变了美国人对于英国王室的看法。美国各大报纸对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英国首脑的此次国事访问的战略意义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国王夫妇呼吁，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要尽可能组建国家同盟，来积极备战。乔治六世和伊丽莎白王后在美国大受欢迎的消息传遍了世界，也令英国国内的人们群情振奋。当国王夫妇乘坐“英国女皇”（Empress of Britain）号返回英国南安普顿（Souhthampton）港的时候，港口外等候的群众已经是人山人海。还有很多热情的人们站在通往伦敦的铁路两旁，目送王室一行人凯旋。在伦敦，人们的热情更是一浪高过一浪，把大大小小的街道都围了个水泄不通。哈罗德·尼克尔森和他在下议院的同事们走出议会大楼，加入到了议会大楼外面的广场上聚集的人群中，来感受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我们一直在忘情地呐喊，”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国王的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腼腆得像是个小学生一样。而王后呢？她真是太棒了……她简直就是继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之后世界上最炫目的王后。我们回到议会大楼之后，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直到午夜时分，欢呼的人群才慢慢散去。

希特勒最担心的莫过于此：埃及艳后式的全民崇拜。伊丽莎白做到了。这是英国王室，也是大英帝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幕。整个民族，万众一心；保家卫国，捍卫王权。战争带来的恐惧总是要演变成为一种民族运动，如此的高潮是迟早都会到来的。对于这样的结果，温莎公爵也感到非常宽慰；毕竟，在反对战争这件事上，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人们可以看出，伊丽莎白王后面对公众的微笑是发自内心的；无论是在法国、加拿大、美国，还是在英国，她的微笑征服了各地的民众。

如果说伊丽莎白王后有什么高人之处的话，那恐怕就是她那迷人的微笑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展现给世人的微笑是难以磨灭的；她的这一招牌式的微笑近乎完美，完全体现了一国之母的慈祥友善；再配上她自己发明的一个王室专用的手势，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这一微笑也成为一世传奇，永远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其实，真正的秘密来自于伊丽莎白的那双眼睛，她可以用美目传情，发出迷人的光彩。当她的目光扫向人群时，给人的感觉似乎是王后在端详每一张热情的面孔；每个人内心都感到一股暖流，仿佛就是在和王后面对面地交流；每个人都觉得，王后是在冲自己微笑。

可惜，微笑并不能平息战争。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两国向德国正式宣战。一场噩梦再次降临到了欧洲。

乔治五世当政，一战爆发；乔治六世上台，二战来临。这恐怕也是王室的宿命。可以想见，普通英国人在观念上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感受不到什么历史的变迁。然而，对于世代传承的王室成员来说，战争对于后世的影响就越发地明显。温莎公爵和乔治六世在青少年时代都“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是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而此后的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公主，在二战期间还是小女孩，根本无法自主地参与其中。对于她们来说，战争并没有帮助她们迅速成长，反而是延缓了她们的成长历程。

二战爆发时，伊丽莎白公主13岁，玛格丽特公主才9岁（人们昵称小公主为玫瑰公主）。每到夏天，姐妹俩就来到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避暑度假。国王夫妇陪女儿们待一阵子，就返回伦敦。8月22日，苏德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使得英国陷入被动，国王必须留守在首都，稳定军心。9月3日，为了防止德国人的突袭，两位小公主被转移到了伯克夏宫；那里虽说也是隶属于巴尔莫拉地区，但是比较偏僻，不易被人发现。公主们的随行人员除了原有的家庭教师和侍女之外，还添加了一名警官、一名皇家马术师、几名保镖和一名司机。英国情报机关担心，德国人会派遣特工潜入英国将两位公主绑架，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姐妹俩的圣诞节是在离海滨不远的桑德林汉姆宫度过的。英国政府为此紧张了好一阵子。想当年，身为约克公爵的阿尔伯特一家就有在温莎城堡共度圣诞节的传统。这一次，英国情报部门也冒着极大的风险，先将两位小公主秘密送往温莎城堡内皇家园林中的皇家寓所之内，让国王一家人团聚。1940年5月10日，德国人占领了荷兰。随后，两位公主又被转移到了温莎城堡的王宫里。为什么英国情报部门把这座修建于中世纪的皇家城堡看作是最安全的藏身之所？其中的奥秘是：这座古堡位于希思罗（Heathrow）机场附近的小山上，德国轰炸机飞行员只有在超低空飞行穿越浓雾之后，才能发现目标。并且，王室成员都睡在拱形地堡里；此外，英国人在布隆维克塔（Brunswick Tower）的底下还修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地堡，供王室家族避难。两位公主在温莎城堡里秘密生活了差不多有四年之久，外界对此一无所知。从对外公布的照片上，人们根本看不出来两位公主所处的位置。德国人肯定不会知道，英国下一代的王位继承人就待在温莎城堡里。

其实，两位公主对于颠沛流离的生活并不陌生。伊丽莎白公主出生九个月后就被送到了斯特拉斯莫尔公爵夫人家，也就是她的外婆家。因为当时，国王夫妇必须出访澳大利亚，出席首都堪培拉的议会大楼的落成剪彩仪式。刚刚当上母亲的伊丽莎白王后是否应该带上襁褓中的女儿一同前往？国王夫妇是否就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如今已经无从查考。但是，很显然，王后对刚刚出世的女儿并没有太多的感情，至少从母亲的责任感上，王后做得有些欠妥。六个月后，小公主见到亲生父母，感觉非常陌生。公主的保姆克拉拉·耐特（Clara Knight），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阿拉”（Alla）教给小公主学会了第一个词：妈咪（Mummy）。由于真正的妈咪总是不在身边，小公主长到一岁多了，见到每个人都叫“妈咪”，就连走廊上的家庭画像中的人也是一样。尽管如此，王后在白金汉宫的大厅里，当着众人的面，再次见到小公主的时候，仍然表现出非常高兴的样子。

小公主并不知道，她未来将承担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当时，除了大卫之外，人们把英国王室复兴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小姑娘身上。在乔治五世身上，折射出的是一代帝王的所有品格：君威至上、严谨务实、崇尚责任和克己复礼。然而，他身上的一切并不能真正打动人心；在这一点上，他的妻子玛丽王后更是不值一提。而小公主伊丽莎白的身上则承载着人们的希望，就像童话故事中所说的那样，身着绫罗绸缎的小公主长得特别迷人，而且生活得非常快乐。她自己都不知道，人们已经把她当成了明星。三岁的时候，伊丽莎白公主就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四岁的时候，她的第一本传记就问世了。国王夫妇在外国出访时，也都会买一些礼物带给他们心爱的“小贝蒂”（Betty），其中包括八音盒、幸运符、毛绒玩具和成套的布娃娃等。不过，很多玩具根本没有送给小公主，而是直接捐赠给了儿童院。

1930年，玛格丽特公主出世了，公众对于王室夫妇以及伊丽莎白公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人们普遍关心的王位继承权的问题。不过，王室后宫内已经在酝酿着“伊丽莎白二世”的想法，因为当时的国王乔治五世对于这个孙女是宠爱有加。英国人甚至都翘首企盼这一大胆猜想成为现实。此外，人们也格外关心小公主们的起居生活。在皮卡迪利，英国王室专门建造了一座面积不大的儿童寓所，这里也成了小公主们生活的世外桃源：25间卧房，16个工作人员，有电梯。多么美满的家庭！每个英国人都希望自己也能拥有这样的生活。

这样一个世外桃源需要小心的呵护。与此同时，无论是不是在作秀，还是真实生活的确如此，王室世家的每个成员都要慢慢进入角色，形成鲜明的个性。父亲：不苟言笑、责任心强，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母亲：贤妻良母、秀外慧中、落落大方、仪表端庄。就连伊丽莎白公主也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备受瞩目。温斯顿·丘吉尔，一个不太懂得儿童心理学的政治家，就曾经向妻子讲起他在巴尔莫拉城堡见到两岁的伊丽莎白公主时的情景：“她很有个性。她的身上天生带有一种威严，让人们肃然起敬；这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实在是有些不同寻常。”或许，天生注定了伊丽莎白的帝王之相。祖父和家里人一直亲昵地称她为“丽丽贝特”，小公主身上的性格也的确招人喜欢：勇敢、执着、稳重、有责任感、随和、可爱。相比之下，妹妹玛格丽特就成了陪衬，而姐姐伊丽莎白总是喜欢用大人的眼光来看待她。每当玛格丽特的行为举止稍有不当，姐姐伊丽莎白很快就能发现，用略带嗔昵的口吻责怪她：“哦，玛格丽特！”

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她还是公爵夫人的那段日子里，就竭尽全力来确保家庭生活不受外界的干扰。她采取的方法是“闭门谢客”。当时，所有媒体都必须征得许可，才能对其进行采访报道。尽管媒体拍了很多照片，并公开刊登出来，但是其中几乎没有任何日常生活的痕迹。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童年时代的照片都是经过后期处理，重新上色，才公开发表出来。王室家族显然非常明白舆论宣传的重要性：在一战结束之后的那些年里，国王一家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他们代表了祖国的形象。而小小的伊丽莎白公主也成了国家形象的代言人。

一切并非想象中的那么完美：有传言说，未来英国女王的教育，并没有受到王室宫廷的监督，这在英国历史上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不过，随着这一传言越说越玄，其可信度也就越来越低。

1932年初，玛莉安·克劳福德（Marion Crawford）受聘来到约克公爵家，担任家庭教师。23岁的玛莉安来自苏格兰，孩子们都亲昵地叫她“克劳菲”（Crawfie），她在公爵家颇受欢迎。她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传授给了两位小公主。而她本人也对儿童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伊丽莎白女王的传记作家莎拉·布拉德福特（Sarah Bradford）认为，玛莉安的素养很高，而且她在幼教方面的天分更值得人们称道：她是一个实干家。在小公主们的心目中，她取代了原先的保姆“阿拉”的位置；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她彻底改变了孩子们一到了晚上就死气沉沉的生活状况。身为家庭教师，玛莉安把自己所学的知识一点一滴地教给孩子们，并且帮助她们学会了读书、写字、唱歌、跳舞、弹奏乐器和绘画。她原本想工作一段时间后，就重回爱丁堡。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她已经与这个家庭融为一体。她陪伴两位小公主长达14年之久，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玛莉安是她们姐妹俩第一个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也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在她们需要帮助时，首先想到的也是她——对于孩子们来说，她甚至比亲生母亲还要亲近。

玛莉安·克劳福德在英国历史上（包括语言学方面）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却还是要归功于她在离开王室家庭之后的工作。在卸任后的第三年，已经嫁人随夫姓的玛莉安·巴特利（Marion Buthlay）用以前这段家庭教师的经历为史料，出版了一本书《小公主》（Die kleinen Prinzessinnen）。在书中，她记述了自己方方面面的经历；然而，在出版面世之前，她并没有告知王室方面。此书出版之后，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当然更多是来自对王室家私生活的好奇。此举令王室内部大为震惊。一夜之间，那个曾经招人喜欢的克劳菲变成了出卖他人隐私的无耻小人。

实际上，克劳菲的回忆录中没有丝毫令王室感到难堪的内容。整本书只有部分是取材于真实情况，而更多的是作者本人的感悟。在书中，玛莉安热情洋溢地赞誉了王室家庭生活，为此也招致很多恶评。但是，从王后和小公主们的角度来看，玛莉安的书显然是对英国王室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因为按照以往的惯例，书中的许多情节还是有些张扬过度了：也就是沃尔特·巴基霍特所说的王室家庭生活的“神秘面纱”被她掀起了一角。伊丽莎白王后对此最为光火，她甚至信誓旦旦地宣称，王室家族内决不能再冒出“像克劳菲一样”的败类。很快，玛莉安就被英国王室彻底清洗出去，被迫搬离了肯辛顿宫的寓所，因为那里的邻居们都不想跟这个女人扯上干系，毕竟王室的势力还是相当强大的。

然而，克劳菲却从中看到了希望。在这段时间里，以及随后的二战期间，她继续奋笔疾书，将温莎家族的秘史再次曝光，其中就涉及了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培养教育。人们纷纷谈论，是否应该让英国公主们接受普通的学校教育。伊丽莎白二世的传记作家中表现最出色的本·皮姆洛特（Ben Pimlott）认为，这一想法缺乏实际意义；因为让公主们上普通学校完全没有必要，而且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这要冒很大的风险，最终结果可能是建立一个贵族子弟学校。即便是这样，人们也要为谁有资格成为王子公主们的同学而大伤脑筋；毕竟，谁也无法保证，王室子女在学校里会不会被别的同学影响而变坏。为了让小公主们不要和外界完全隔绝，人们也费尽心思地从一些家教良好的人家选出孩子，召进宫里，组成一群童子军；伊丽莎白公主就非常喜欢与童子军们一起玩耍。不过，这与普通人家的孩子的成长之路还是相差甚远。

克劳菲是伊丽莎白和玛格丽特两位公主获取知识的唯一来源；虽然她教给孩子们的各学科知识涉及面很广，但是深度不够，因为克劳菲手头没有学前教育的教学资料。祖母玛丽太后想出一个主意，她命人把欧洲王室家谱、英国历史和英属殖民地地理这三门课纳入了“教学计划”。另外，离温莎城堡不远的贵族学校伊顿公学委派他们的副校长亨利·马顿爵士（Sir Henry Marten）专门给小伊丽莎白讲授英国宪章史的课程。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后来的女王陛下一辈子都在抱怨说，她接受的正规学校教育少得可怜。如此，我们不禁要问，那些负责王室子女教育的宫廷长官们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难道说，让小公主们获得正规的教育真的就不那么重要吗？结论是不言自明的。直到1936年，人们才明白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虽说当时，在王位继承顺序上，伊丽莎白排在第三位，但是民众心中更愿意把她当成未来国王的唯一人选。而在此前，人们普遍担心的是，那个“风流王子”大卫，也就是后来的爱德华八世也会结婚生子；这样的话，伊丽莎白公主就没有什么机会了。直到11岁之前，伊丽莎白公主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将成为未来的英国女王，她的前途也不过就是找到一位贵族丈夫，了此一生罢了。

大卫第一次见到这个侄女还是在他流亡海外之前去温莎城堡拜访弟弟一家人的时候。而沃利斯·辛普森与伊丽莎白公主始终未能谋面。大卫看到伊丽莎白时，被她仙女般的相貌惊呆了。然而，没过多久，克劳菲老师很快就带着孩子们去森林里玩耍，故意躲避这个不太受欢迎的伯父。1936年，王位危机的那段日子里，人们在小公主们面前对此事只字未提，直到10月份，事态发展已经非常明朗之后，孩子们才得知，爸爸就要当国王了。对于孩子们来说，新生活的开始就是搬到了一个有100多间房子的白金汉宫，完全没有家庭生活的感觉。孩子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温莎城堡的儿童乐园。新房子里面的空间很大，完全可以摆下那些玩具木马（伊丽莎白公主喜欢收集玩具木马，经常擦洗它们，而且每天都坐在上面玩耍）。另外，白金汉宫养了几只柯基犬，虽然非常累人，但是带给伊丽莎白很多快乐；1933年以来，她就亲自照顾这些柯基犬，而且乐此不疲。宫里的童子军也让伊丽莎白接触到了很多小伙伴。此外，她还拥有了一套自己的带客厅的房子。当然，宫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等待她的发掘：比如，那些穿着彩色制服的卫兵，整天像个雕塑似的站在宫墙外，外人走过他们身前的时候，他们就持枪敬礼，却是连眼皮都不会眨动一下。更有意思的是，小公主偶尔会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引得他们不断地敬礼。只有小公主才能有此特权，但是不能被家庭女教师逮到。

这次入宫，意味着玛格丽特彻底变成姐姐伊丽莎白的陪衬。“你现在就想当女王吗？”6岁的妹妹问10岁的姐姐。“我想是的。”姐姐回答说。这句话令玛格丽特终生难忘。

伊丽莎白一夜之间变成了王储。（虽然人们没有这么称呼她，而且从理论上讲，如果再有一个弟弟出世，那么就会取代她的位置。）孩子们从此就要接受正规的宫廷礼仪教育。比如说，有第三者在场时，她们不得叫“爸爸”和“妈妈”，而是要称呼父母为“国王陛下”和“王后陛下”，同时要屈膝行礼。每天的午饭都是由穿制服的仆人送到儿童房里，虽然总是那么几道典型的英式菜，却都要用法语事先打印出菜单来让公主们过目。在童子军活动时，其他小朋友见到两位公主时，也必须按照宫里的规矩行礼致敬。

宫外是战火连天，宫内是世外桃源。克劳菲一直在尽力争取，让公主们的生活回归“正常”，哪怕还有一丝希望，也要让她们尝尝人间烟火的滋味。在她的努力下，宫里重新组建了一个童子军，成员都是宫内服务人员的子女，使得两位公主终于有机会接触到普通人家的小孩。她们甚至一下子见到了许多小男孩，大多是温莎城堡卫兵军官们的子弟。为了让公主们承担今后的责任，人们采取相应的教学方法，其中包括一部分的函授教学。因为担心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强制性心理疾病，所以人们放弃了填鸭式的教学法。有时候，克劳菲也给孩子们读读报纸，告诉她们一些无关痛痒的国际大事。不过，总的来说，宫墙内外仍是两重天，许多消息都被封锁掉了。

随着战事的推进，英国人感到越来越不妙。前线的将士到了圣诞节前仍没有撤回，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1940年，事态发展得就更加严峻了。英国人在挪威海峡布下的鱼雷阵看来为时已晚，因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早已经落入了德国人的手里。西线的战况也不容乐观。5月底，英国的远征军几乎被德国人逼入绝境。好在，赫尔曼·格林将军在最后时刻走出一步昏着，在封锁敦刻尔克时，用空军取代了坦克部队，使得盟军最终死里逃生。30万盟军将士在最后关头成功穿越英吉利海峡，逃回了英国。6月中，巴黎沦陷。7月中，希特勒下令准备实施“海狮行动”：进攻英伦三岛。一直以来，张伯伦胆战心惊地关注着希特勒的一举一动，奢望着能够通过此前签订的和约来缓解愈演愈烈的战事；显然，他的希望落空了。5月，张伯伦被迫辞职。乔治六世推举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出任新首相，希望他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向希特勒献媚，做最后的努力。然而，哈利法克斯拒绝了国王的请求，人们对此难以理解——也许他在政坛受到的压力太大，令他不堪承受。万般无奈之下，国王只好召见温斯顿·丘吉尔，请他出山。尽管国王并不喜欢这个脾气火暴、性格耿直的家伙；尽管国王从不肯原谅这个“英国疯狗”的疯言妄语；尽管在王位危机时，丘吉尔一直效忠爱德华八世，而且死不悔改；但是，形势所迫之下，乔治六世已经别无选择。

或许，整个事态的发展对于乔治六世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这听上去有些好笑。“战争和丘吉尔使他告别了过去，成了真正的一国之君。”哈罗德·尼克尔森的儿子尼戈尔·尼克尔森（Nigel Nicolson）在2003年发表的文章《女王和我们》（The Queen and Us）中这样写道，身为下院议员的他也是英国一位著名的出版家。在战争刚刚开始阶段，乔治六世仅仅是王室家族的象征；而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已经成为全体英国人的代表，代表了一个民族，一个令人自豪的、在战争中采取坚决抵抗态度的民族。1945年，英国国王在民众中的威信仅次于温斯顿·丘吉尔，而后者的确是一个划时代的英雄，达到了一个令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受到世人的景仰。

乔治六世与丘吉尔可以说是一对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组合。乔治六世在抗击纳粹德国的战争中，根本不可能发挥什么作用：身为国家元首的他虽然可以穿着三军统帅的制服耀武扬威，也有权获知所有的军情动向；但是，没有人指望他（或是没有人想要）让他来起草作战方案，或是发号施令，统率三军。而丘吉尔，他在国王的早期印象里不过是个身材瘦小的小伙子，他骨子里全心效忠王室，表面上却尽可能地避免与国王直接来往。每次公众活动中，他都姗姗来迟，在表奏国事时总是“丢三落四”，喜欢自己出风头，把国王晾在一边。在军队开赴前线之前，乔治六世都要在宫里为将士们饯行；在战士们回到祖国之后，他再给他们颁发勋章；在战争后期，随着战事的缓和，国王甚至亲赴前线，给将士们打气。但是，在这些场合上，乔治六世的表现都非常差劲。他根本就不是那种善于攀谈的人，在公众面前他总是显得特别紧张；与他的哥哥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他总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缺乏光彩照人的魅力。他的演讲对他自己和他的听众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煎熬。每次出访，乔治六世都要忍受脚趾的疼痛、胃病的折磨和烈日的暴晒。他甚至看起来都不像个国王，人们宁愿把他称作是“国王的学徒”。已经步入晚年的他却长着一张娃娃脸，在那些出生入死的将士们那里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人缘。每当人们看到国王那张长期躲在地堡中不见天日的苍白面孔，就更加崇敬丘吉尔的男子汉气概；在他们心里，丘吉尔才配得上“统帅”之名。

如何从丘吉尔的阴影中走出来，并尽快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乔治六世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1940年9月10日，一架德国轰炸机飞抵伦敦上空，往白金汉宫投下一枚炸弹。德国人犯了一个战略性的，而且非常愚蠢的错误。爆炸没有造成任何伤亡，而英国宣传部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使得国王夫妇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民族英雄。王室一家虽亲历空袭，却泰然自若，在40多家媒体记者面前，乔治六世和王后表现出了坚决与法西斯德国战斗到底的决心。他们是不会被吓倒的，所有的工作仍将继续展开。“他们连我们也一起轰炸，这倒让我感到高兴，”几天之后王后曾这样说道，“这让我亲眼见到了民众们所遭受的战争之苦。”实际上，伦敦工人阶级的聚居区才是德国人轰炸的主要目标。国王夫妇分头前往舒地茨（Shoreditch）、贝茨纳格林（Bethnal Green）和伯伊（Bow）等几个重灾区慰问灾情，当然也是为了配合政府的宣传攻势。不过，皮尔斯·布雷顿和菲利普·怀特黑德指出，他们所到之处听到的大多是民众的怨声载道和对当前局势的漠不关心。倒是在伦敦之外的地区，国王夫妇探访了遭受重创的考文垂（Coventry）、贝尔法斯特（Belfast）和格拉斯哥等城市，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不畏强暴，抵抗空袭！

国王夫妇也慢慢认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并不遗余力地四处奔走。他们心里明白，扩大“对外”影响力，才能巩固内部的王权。亲临战争的最前沿才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和成功所在。“国王还在伦敦呢！”这是一首当时广为流传的民谣，意在赞颂国王的非凡勇气和与民同在的崇高境界。好在，王室的威名还没有完全扫地，仍有亡羊补牢的机会。作为一国之君的乔治六世要拿出勇气，与民众患难与共，要像他们一样艰苦奋斗，共同忍受战争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创伤。他的确做到了以身作则，没有像其他王公贵族那样，花大把的银子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加拿大，去躲避战乱；小公主们就这样没有离开英国半步。当时，王后说的一番豪言壮语，后来被人奉为经典名言：“小公主们会始终和我待在一起；我会一直陪伴在国王的身边；国王永远不会离开这个国家！”

战争耗尽了人们的精力，悲天悯人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国王一家最终还是被迫撤离了白金汉宫，转移到温莎城堡的地堡里。王室家族的食物供给也非常紧缺。据说，当时美国驻英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也就是后来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受邀参加王室举办的晚宴时，只有可怜的两道肉菜供他选择：兔子和山鸡。此外，战时实行的供给制也令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每年，每个公民只能领到66张布票，后来减少到了48张，用来购买衣物；相比之下，王后还是拥有一定的特权，她每年能获得1277张布票。还有一件事可以反映当时的日用品供应短缺的情况。哈利法克斯勋爵被丘吉尔任命为英国驻美大使。乔治六世特意请他在美国帮助购买“Bronco soft”牌的手纸，因为在英国已经买不到了。这一情况是否属实，历史学家们也是见仁见智。被大家公认的，完全遵从王室历史的历史学家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在1998年出版的《勇敢的精神》（A Spirit Undaunted）中指出：先提出问题，再证明其真实性。历史事件中的真伪，恐怕也只能这么去解释了。

在当今的社会，王室家族的作用就如同幻灯机上的投影屏，所有的一切都暴露在公众面前，任由人们品评。王权本身的意义已经不重要，而且完全脱离了它的本质。它成了一种工具，代表了大众的需求。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对于臣民来说，女王就代表了大英帝国，一个称霸全球的日不落帝国。到了爱德华七世，他代表了大英帝国进入了一个辉煌盛世，他象征着一个崇尚宏大和奢华的民族傲然挺立在世界之巅。接下来的乔治五世则向广大臣民展示了，在战争中乃至战后经济危机过程中，一个民族所应具有的传统、稳定和不屈不挠的坚毅品质。而真正坐在王位宝座上的那个人，其个人行为倒显得并不太重要了。想当初，维多利亚女王也根本没有经历大英帝国创建时的艰辛，却能享尽一国之君的荣耀；到如今，爱德华和乔治他们却要为代表一国形象而大伤脑筋，似乎也有些宿命的味道。不管怎样，国王坐在大殿之上，自然也就显得位高而权重了。

所以说，民众需要乔治六世当他们的代言人，他就必须义不容辞地接受这一任务。他本人、他的妻子和他的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在兵临城下的紧要关头，他必须表现出英国人的气概，在野蛮的德国人发动进攻时，誓死捍卫祖国的荣誉，决不低头。虽然，回到宫里，国王一家人仍狼吞虎咽地啃着兔肉；但是只要外人不知晓，这些小小的腐败行为是不值一提的。他的工作就是在公众面前作秀。他完成了任务，而且干得很漂亮。乔治六世每周都盛装出席在白金汉宫举行的授勋仪式，亲自给荣立军功的将士颁发荣誉勋章，让每个授勋者都感到无比的荣耀。此时的白金汉宫已经是弹痕累累，满目疮痍；宫里的供暖系统早已不能用了；宫里各个房间都十分昏暗。（在二战期间，白金汉宫一共遭受了九次空袭，其中最后一枚V1型导弹就落在宫墙之外的不远处，100多名宫廷侍卫被当场炸死。）而乔治六世坚持在白金汉宫里的一间狭小的临时指挥部中办公：安排出访活动，接见外交使团，发表个人演说，接受电台采访。此外，他还发起创建了一个养猪者俱乐部（为了改善食品供给状况）。当然，最主要的工作还是经常与温斯顿·丘吉尔商讨国家大事。在这一阶段，丘吉尔对待战争的态度似乎都没有乔治六世那么坚定，而国王不断地给他鼓劲，两个人彼此非常信赖对方。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英国人真的看到了胜利的曙光。1940年，德国人对英国发动了“闪电战”；1942年11月3日，蒙哥马利（Montgomery）率领盟军在非洲阿拉曼（El Alamein）战役中打败了隆美尔（Rommel）的精锐部队，战争局势开始出现逆转，完全出乎了英国人的预料。此前，丘吉尔曾经在每周二的公开会上多次向国王表示，担心英国人无法阻止德国人的入侵。英国国防部队的士兵人数、武器装备和抵抗能力都比对外宣称的要少很多。乔治六世心里非常清楚目前的局面。按照罗德斯·詹姆斯的说法，与他的父亲在一战时期相比，乔治六世获得的军情更为翔实和准确。

而在尼戈尔·尼克尔森看来，乔治六世的威信在1943年才达到顶峰。在那一年，经过几个月艰苦卓绝的战争，英国人攻占了欧洲战略要塞——马耳他（Malta）岛。乔治六世不顾军方的反对，毅然决然前往马耳他岛慰问。多年以来，德国人和意大利人都对马耳他岛实行战略封锁，使得那里民不聊生。早在一年前，国王就给当地军人颁发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乔治十字”（George Cross）勋章，表彰他们英勇抗击法西斯的行动。6月20日，清早5点30分，当人们听说英国国王来此访问，都喜出望外；岛上几乎一半的人都自发涌向瓦莱塔（Valetta）港欢迎国王的到来。尼克尔森生动地记录下这一场景：“破晓时分，人们就看到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子，身着白色制服，伫立在装甲车升起的平台上。他显然被人们热烈的欢呼声深深打动；同样，人们也为他突如其来的到访而激动不已。双方都是真情流露，没有丝毫的做作。”实际上，乔治六世到达马耳他岛就已经是最大的成功。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英国国王能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不远千里驾临小岛，已经使他们感到荣幸之至了。为了表达感激之情，人们四处采摘了紫红色的天竺葵，编织成花环献给了国王。乔治六世每天都面带微笑，脖子上戴着花环，根本没有在乎身上雪白的制服被花环染得一塌糊涂。

其他的传记作家更倾向于将乔治六世一生最辉煌的时刻确定在1945年5月8日，在英国，人们把这一天称为“欧洲胜利日”（Victory Europe Day）。当然，从场面上来看，这一天显得更为壮观。几乎整个伦敦都人声鼎沸，大家纷纷涌向街头，穿过格林公园，向着白金汉宫方向进发。终于，在装饰一新的阳台上，国王和王后隆重登场；他们很有风度地让民族英雄温斯顿·丘吉尔站在中央，接受群众的礼赞。伊丽莎白公主站在最左侧，玛格丽特公主则站在最右侧。整个下午，国王一家和丘吉尔先后出场了八次，国歌反复奏响，人群中发出此起彼伏的欢呼，台上的人们一次又一次挥手致意，场面非常动人。

这是一次事先没怎么准备的庆典仪式。5月6日，人们才决定举办这场活动，并紧急布置好了灯光设备。白金汉宫的典礼阳台自从1938年以来，一直没有用过；为了准备这次活动，人们临时将它装饰一新。乔治六世在电台广播中宣布战争胜利的演讲早在几天前就已经录制好了。德国人负隅顽抗了几天，最终宣布投降。

群众上街欢庆胜利，也是事先计划好的。并且，这一次他们不是在为国王欢呼，而是为了一个民族的胜利。当天所发生的一切，表明了一个民族在赢得一场战争之后的喜悦心情。与此同时，其他国家首都的广场上也在上演着同样的一幕，比如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和华盛顿的市政厅广场。在伦敦，人们选择的集会地点是白金汉宫。每当国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高声齐唱《天佑国王》。人们把阳台上这个人看作是一个象征，他代表了在这里欢庆胜利的每一个人。对此，尼克尔森有他自己的看法：“与其说人们是在为国王欢呼，不如说是他们在自我陶醉。”

乔治六世本人也算是打了一场漂亮仗。而他的哥哥大卫则彻底陷入了深渊。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错。人们似乎把他当作可怜巴巴的皇兄，只要是外人来访，就要把他关进花园小屋里。大卫从没想过会落得如此下场。他一直以为，这不过是人们对他产生的误解，不会持续很久。他仍像以前一样，喜欢抛头露面，自我感觉良好，总把自己当作一个重要人物；然而，他身边的朋友却越来越少，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东山再起。

在战争爆发初期，大卫就穿过法国，跨越海峡，回到了英国。此前，乔治六世恩准了他重返英国，不过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不得居住在国王名下的五座行宫里。大卫的好友弗瑞特·麦卡菲（Fruity Metcalfe）和妻子亚历山德拉（Alexandra）给大卫和沃利斯提供了一处寓所，条件相对比较简陋。大卫倒是很不客气地接受了一切，而且还有些得寸进尺的感觉。好友的妻子亚历山德拉成了大卫和沃利斯的司机，每天开车送他们俩到伦敦城里购物，或是拜访几个朋友；因为他们不想在伦敦的旅馆里过夜，亚历山德拉只好又不辞辛苦地开车送他俩回萨塞克斯（Sussex）的寓所。更令人遗憾的是，在一次与国王和王后的会面时，大卫表现得非常不识趣，自吹自擂地说自己在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令乔治六世夫妇感到大为不快。很快，国王就把这个不受欢迎的哥哥打发回了法国，给他封了个虚衔，出任英国驻巴黎军事基地的总司令。大卫在那里本来没有什么事可做，但是他还真做了一些事：他勘察并绘制出了法国–比利时边境上的军事防线，即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为此，他向英军总部提交了一份报告，但是伦敦方面没人理会他。后来的事实证明，英国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大卫在这份报告中指出了马其诺防线中很多关键性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在《温莎家族的战争》一书中披露了一份德国盖世太保的秘密档案，其中明确显示，大卫那份报告最后落到了德军总指挥部的手里。查理·贝杜，这个曾经帮助过大卫的纳粹走狗，一定在中间做过手脚。不过，大卫本人很可能对此并不知晓。

当德军向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选择的攻击点与大卫此前在报告中提到的如出一辙。大卫感到事态的严重性，忙不迭地收拾行李，启程逃往马德里。（此前，他的老朋友弗瑞特·麦卡菲已经同意再次收留他，看来大卫以前经常给这位老兄的零花钱在关键时刻派上了用场。）大卫本想从马德里再赶赴里斯本。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政府在接收大卫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他们都想把温莎公爵扣押在自己的国家里。此时，英国和德国也都对大卫产生了兴趣。按照里宾特洛甫的计划，德国人想把大卫扣押在西班牙，直到德军占领英国，或是今后作为谈判桌上的筹码。德国人希望扶持大卫重返英国，当上国王，而沃利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王后。

英国方面，丘吉尔按照王室的授意，也向温莎公爵抛出了橄榄枝：在遵守宪法规定的前提下，让温莎公爵出任英属巴哈马群岛（Bahamas）总督一职；这样既可以满足温莎公爵的自尊心，也把他发配到偏远地区，远离各种纷争。温莎公爵对于德国人的计划是否知晓，我们无法考证。（在温莎公爵夫妇做出最后决定之前，德国方面只是派了一名密使与对方商谈；而这位密使自己也不太清楚，究竟要达成怎样的结果。）目前，只能通过德国人的秘密档案了解一些当时会谈的情况，而这些信息是否属实，很难判断——或许，其中有些细节已经被人为地删掉了。最终，温莎公爵还是接受了丘吉尔的建议，远渡重洋，去巴哈马群岛赴任。但是，人们始终怀疑，温莎公爵一直与德国人搞在一起，图谋不轨。实际上，在这一时期，温莎公爵也用他的方式来寻求和平：在英国，丘吉尔是公开反对纳粹德国的代表；而与温莎公爵想法相同的另外一小部分人，他们希望与希特勒协商，达成和平共识，他们的初衷也是好的——前首相大卫·劳合·乔治就是这一派的代表。1940年6月，温莎公爵从马德里写信给他的国王弟弟，希望他尽快罢免丘吉尔，重新任用劳合·乔治当英国首相。假使他亲自去英国下议院看看的话，他肯定不会提出这个荒谬的想法。然而，温莎公爵就是这样一个刚愎自用的人：他总是过分高估自己的才智，而且不厌其烦地向英国王室灌输他的想法。

与英国相比，巴拿马群岛可谓是荒无人烟。巴拿马群岛总共有700多个岛屿，其中仅仅30个岛上有人居住。位于首都拿骚（Nassau）市内的总督府如今也是破烂不堪。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也是非常糟糕，国家外交政治上的地位更是不值一提。“我越来越讨厌这个地方，”沃利斯在写给贝西姨妈的信中抱怨不已，“我们俩都烦这里；这里的人都是井底之蛙，那些来访的宾客也都稀松平常，无聊透顶。”或许，人们不应过多地指责大卫，因为在他流亡的这些年里，他从未试图争取获得一个最佳的出路。他总是充满热情，不懈努力；他也希望，别人能重视他的一言一行，赞美他，并认可他的成绩。结果却是，没有人再对他感兴趣，他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此后，大卫曾经有一次机会，缓和与王室家庭的关系。1942年8月25日，在苏格兰北部的凯特内斯（Caithness）附近的一座小山上，一架飞艇发生了坠机事故。艇上的14名乘客中的13名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乔治王子，即肯特公爵。王子此行的目的地是冰岛，去视察那里的英国驻军。从官方公布的消息，整个事件大致如此。但是，这次飞行计划以及坠机的原因却始终是个谜团。所有相关的证据、报告和函件等都被人从档案袋中拿出并销毁了。根据《温莎家族的战争》一书的作者推断，肯特公爵是奉命前往凯特内斯附近的某个小镇，并与等候在那里的“元首特使”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举行秘密会晤；随后，肯特公爵一行人乘机逃往中立的瑞典途中发生了不幸。这是英国人私下里与希特勒媾和的最后一次尝试。

温莎公爵对此一无所知。对于他来说，失去这个好弟弟完全是个人感情上的一次打击，这里面没有夹杂丝毫政治因素。他先是给母亲写了信，母亲也给他回了信。母子二人在信中的语气都有所缓和，甚至饱含感情。可惜，母子俩的关系刚刚出现转机，却很快再次破裂，而且是毁在大卫自己的手上。直到1945年，他才重返英国，见到了弟弟和母亲；他的此次伦敦之行日程安排得很紧，而且也没有带沃利斯一同前往。不过，他在母亲和弟弟面前仍是老调重弹，希望他们接受沃利斯，承认她的王室成员地位，并且要求大英帝国为他本人平反，表彰他的各项丰功伟绩。显然，这一次和以往一样，大卫还是自讨没趣，碰了一鼻子灰。

二战结束之后，乔治六世巩固了王权统治，提升了自身形象，征服了民心。与此同时，他从来不担心哥哥大卫与他渐行渐远；他也从来不会原谅一个女人，那就是沃利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