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王朝——王室危机：维多利亚女王



一个完全处在非政府体制下的王权体系，却是位于高度发展和成绩斐然的欧洲社会之巅；其命运的走势不由得令人慨叹。温莎家族的发展历史上写满了辉煌荣耀，却也记录着令人扼腕的不幸和跌宕起伏的情节。

人们不难发现，报纸中有关英国女王的消息大多是带有批评色彩的；而一旦涉及她的长子查尔斯王子，则媒体都采取了沉默的态度。女王陛下总是成为媒体口诛笔伐的对象，甚至连著名的《泰晤士报》（Times）都不肯放过她。女王闭门思过，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明确表示再也不想在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的负面消息。然而，女王此举却招致了更大的麻烦。不久，女王就获悉，媒体对于她的表示给予了更加猛烈的抨击。后来，一位颇有身份的勋爵在英国上议院对女王的做派大发微词。这位曾经多年跟随女王在国内外出访的忠实仆人却在一夜之间背叛了主人，彻底惹恼了女王陛下。另外一位身份显赫和颇具影响力的皇室贵族给女王的私人秘书写信，信中说道，目前形势危急，民众对于英国王室的兴趣越来越少；英国王室的存在价值也值得怀疑。

英国上层社会圈子和议会中，甚至在王室成员中，人们都对王室的未来忧心忡忡。许多政客要员都希望英国变成共和制政体。这可是新鲜的想法。以前，只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和心怀叵测的人们才经常把这类革命性的观点挂在嘴上。然而，民众对于王室成员的种种行为颇为不满，从而导致一种全民性的倒皇派热潮，似乎让人难以理解。更糟糕的是，王室家族简直对此无所适从，任凭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扭转大局。

民众的想法比较简单：为什么不能让一位民选的总统作为国家的代表呢？英国下议院的会议上有关废黜王室的言论早就铺天盖地了。然而，即便是最先提出倒皇建议的人们，也碍于女王的君威，不敢对女王本人妄加指责。可是，人们也在想，如果把女王也当作一个普通人来看待，那么事情也许就非常简单了……

有关是否废黜王权的争论并不是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而且与当初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和卡米拉的三角恋也没有直接联系。早在140多年前，人们就对此争论不休，最终都是不了了之。1864年，还是《泰晤士报》最先挑起事端，刊登了爱德华·劳（Edward Law），即埃伦巴勒伯爵（Earl of Ellenborough）在英国上院的一番言辞。这位曾经担任英属印度殖民地总督的伯爵竟然对英国的王权统治破口大骂，摆出一副功高盖主的气势。1866年，另外一位原英属殖民地锡兰（Ceylon）总督乔治·托灵顿子爵（George Viscount Torrington）在写给女王维多利亚私人秘书查尔斯·格雷（Charles Grey）的信中，也表露出对王权统治的不满。5年之后，这些抨击女王的文字得以曝光；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出，人们对于女王的抱怨在过去的100多年间，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即便是头戴皇冠的女王陛下，也应该像庶民一样，做一些改变；虽然，在以往看来，这些改变完全没有必要，但是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应该改变一些陈规陋习。广大民众都盼望着，国王和王后能够名至实归，代表公众的意愿。民众希望见到他们推崇的君主是真正闪闪发光的金子。

查尔斯·伍德（Charles Wood），即后来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是这篇文书的起草者。伍德当时担任英国的掌玺大臣，负责掌管国玺，政坛地位相当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的第五号人物。这封信写于1871年，当时正是普法战争之后，法国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被赶下王位，逃亡国外；法国建立了共和制的政权。虽然共和国后来又在巴黎和会的一片喧嚣声中宣布解体，但是这场欧洲倒皇运动却令海峡对岸的英国人惶恐不安。显然，人们在酝酿另外一种有别于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形式，直接威胁到传统的王权统治。

今天的人们可能忘记了这样一段历史：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虽然被英国人乃至整个世界所景仰，也曾有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殖民地统治时期的辉煌盛世，但她在早年登基不久差一点被赶下王位。要不是当年依靠先后两位精明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和威廉·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的全力辅佐，英国王室的统治早已寿终正寝。这两位首相的执政风格完全不同，却都很好地维持了英国社会的稳定，并对君主制政体进行了彻底的改革，一直沿用至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执掌英国大权的这两位首相如果当初赞成共和制政体（迪斯雷利是忠实的保皇派；格莱斯顿曾有过这一大胆的设想），那么今天的英伦三岛上就不会再有联合王国的存在了。

当年，格莱斯顿认为，仅从普通人的角度上来看，维多利亚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甚至难以忍受（与之相反，迪斯雷利对于女王则是发自内心地崇敬）。早在那个年代，王室危机就埋下了种子：女王本人早已退隐后宫；威尔士亲王也得不到公众的认同。长期以来，人们似乎都不知道女王整天在做什么，因为她素来深居简出，刻意回避公众和媒体。与此同时，威尔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不时有些花边新闻，无非就是些性丑闻之类的无聊丑事。在如此形势下，格莱斯顿感觉有些不妙；在他看来，女王自身的弱点足以威胁到大英帝国的稳定，甚至有可能祸国殃民。然而，事实却完全相反。也许是历史跟人们开了个玩笑，恰恰是这个为人处世优柔寡断的女王慢慢恢复了大英帝国的元气，而且她本人的身体也出奇地健康，历经风风雨雨，王权非但没有失去，反而越来越稳固。英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共和制的一丝希望，却在女王强大的君威下彻底破灭；共和派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能力与女王抗衡了。

不过，在维多利亚女王眼里，1860年的英国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她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把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王室的家族事务中；她的所作所为恰恰是为了更好地保住江山社稷。然而，好景不长。她心中“最好的和最亲爱的”丈夫阿尔伯特（Albert）不幸病故。在他生前，女王对他崇敬无比，死后也是奉若神灵。1861年12月14日，那是女王一生最悲痛的时刻：年仅42岁的阿尔伯特，她最亲爱的丈夫终因伤寒不治，与世长辞。

从那一天起，维多利亚整日郁郁寡欢，那种悲痛的心情使她无法自拔。女王从此总是身着黑色的衣服，独自承受丧夫之痛，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阶段。尔后，女王尽量谢绝了一切宫廷活动；除礼节性的抛头露面之外，女王从不参加任何欢庆活动。在她的生活中似乎只剩下了对亡夫的哀思：屋子里摆满了阿尔伯特生前的照片、剪影和雕像。女王的这番举动很快就影响了整个英国，使得举国上下都陷入一片哀悼的气氛中。阿尔伯特亲王的石雕像随处可见，还有就是各种纪念章上也都是亲王的形象。一时间，阿尔伯特亲王成了大英帝国的民族偶像，受到世人的追思和崇敬。

歌颂亲王的诗词歌赋风靡一时；亲王的传记被人们争相阅读；亲王的油画像也成了收藏家们追逐的对象。直至今日，阿尔伯特在温莎城堡住过的卧室仍保持原样；他在英格兰南部海滨的行宫奥斯本宫（Osborne House）也是原封未动，保留他生前的原状。温莎城堡的故居卧室，40年如一日，每天晚上都摆放着换洗一新的睡袍和内衣，床边摆着一杯热水，屋内各处都摆放着鲜花。在奥斯本宫书房里的书桌上还摆着1900年时期的自来水笔；沙发上搭着他常戴的围巾，好像主人随意扔在那里一样。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那天，她的床头一直摆放着仿照她丈夫手形制作的石制手模。可以想见，女王在每天晚上都要抱着丈夫生前穿过的衬衫入睡，就像每个孩子抱着泰迪熊睡觉一样。

在维多利亚女王写的每封书信里（她生前写了很多信），都提到了阿尔伯特。私人家信中，她把丈夫昵称为“亲爱的老爸”；而在正式的公文书信中，她则这样写道：“我的丈夫，他的存在就如同一种坚实的力量，陪伴在我的身边，使我感到无比安全，从而获得强大的依靠。”在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之后，女王使用的所有信纸都带有粗大的黑色边框，以示对亡者的哀思。女王的随从侍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对此都感到有些困扰，因为黑色字体写下每行字的最后都被黑边所吞噬，让人无法辨认。

女王当时就是刻意让自己陷入这种状态。哀悼亡夫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在她生命的最后阶段，民众对于她的期望的确有些强人所难；而心如死灰的女王也根本不再理会她的臣民对她的看法。无论是乘坐皇家马车出入温莎城堡和伊顿公学，还是在伦敦出席盛大的仪式；无论是在议会，还是在罗马教堂：所有这些活动，她其实都根本无心参加。她在给反对派的公开信中明确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再处理国事了。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了1871年，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生活在自我逃避的精神世界中，却也正是亡夫的在天之灵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精神支柱。整整10年，女王就依靠每晚抚摸着那个手模，感受丈夫的关爱，使得她还能强颜欢笑地站在公众面前。在大多数的日子里，女王都居住在奥斯本宫或是位于苏格兰的巴尔莫拉城堡（Balmoral Castle），偶尔也会在温莎城堡待上几天，却几乎从未在白金汉宫下榻过。1864年，由于长期闲置，人们甚至在白金汉宫墙外发现一个很搞笑的告示：“由于本店店主无力在此继续开展业务，此处房产对外招租或转卖。”这大致反映了民众对女王怀着一种嘲讽的心态，非常耐人寻味。

写下这一告示的人是否意识到，这将引发怎样一个深远的话题？英国王室的所谓业务究竟是什么？也许，除了内阁的高层政客之外，与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内情；其实，作为一代君王，维多利亚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工作，只不过是处于一种“垂帘听政”的状态之下罢了。她每天花费大量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而且头脑非常冷静。白天，她总是坐在写字台前处理各种文件，然后把这些机要文件放在所谓“公文箱”里，即一只红色皮箱中，再分发给所有的内阁大臣和王室成员。作为国家元首，她必须阅读所有重要的文件（这一规矩沿用至今，只不过对女王设置了一些阅读权限），然后亲自批阅：外交文书、政务信函、立法动议、内阁会议记录和政界军界要员的备忘奏折等。1837年，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之后，墨尔本勋爵（Lord Melbourne）是首任内阁首相，教她如何妥善处理国家大事。那时，女王每周都与首相会晤一次，共同商谈国家大事，同时也处理红色公文箱里的各类文件。19世纪上半叶，女王出席各种公开活动并不像现在这么重要；除了每年一次的议会开幕式之外，女王基本上都是在后宫处理国家大事。此外，媒体和公众对于女王的私人生活也没有什么兴趣；当然，那时的媒体也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对于王室成员来说，似乎用不着谨小慎微地与媒体和公众周旋，来赢得民众的支持。

然而，权力之争却是在那个年代愈演愈烈。1839年，墨尔本的继任者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一上台，就感到了来自女王的压力。尽管皮尔所代表的托利党（即保守党，Tory）于1939年5月赢得了大选，然而维多利亚女王却强烈阻挠他的组阁。事情的起因是，皮尔在获得大选胜利之后，按照程序接管了唐宁街首相官邸，并要求女王清洗掉一批身边的贵族成员，以便削弱上一个执政党辉格党（Whig Party）的势力，并在王室内安插一批托利党的党羽。没想到，女王对此坚决反对。女王这样的做法非常罕见。不过，皮尔最终也无计可施。如果缺乏国家的信任（仅仅是女王本人的，而不是代表全体人民的），他根本无法治理这个国家。结果，辉格党领袖墨尔本爵士在女王支持下，不顾选民的反对，硬是继续当了两年的首相。

这场“垂帘听政”式的变故还是以皮尔的失败告终，被作为封建王权干预国家宪法的经典案例载入史册，至今仍经常被人提及。然而在当时，人们对此不置可否。固然也有反对的呼声，但是没有人真的想跟女王唱对台戏，也不敢质疑女王的权威。说到底，那时的英国也没有相关法律，黑纸白字地限制王权参与政治；即使是在今天，情况也仍是如此。究竟王室成员在国家政务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享有多大的权力，也都是在与时俱进；或者说是就事论事，每次的危机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然而，每一次危机过后的结果都是让王室地位加以巩固或是重新确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已经成为一种国家政体形式，并且充分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体制可谓是老而弥坚，腐而不朽：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代发展完全背离。然而，它却具有超强的生命力。

严格来讲，君主政体的核心内容就在于王位的单一继承权。至今，有些人仍认为，维多利亚女王（以及现在的伊丽莎白女王）从骨子里就感到天降大任，因为她们与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埃塞尔伯特（Ethelbert）王有着亲属关系；而那位埃塞尔伯特王于公元600年成了英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也有传言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亚瑟（Arthur）王的后代；这不过是人们的想象而已。唯一有历史记载的是，1066年威廉率领诺曼人入侵英格兰，在黑斯廷斯（Hastings）附近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哈罗德（Harold），成为后来的威廉一世（William I）。不过，这位威廉一世与伊丽莎白二世（Elizabeth II）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关系，其间经过复杂的家谱，才能寻觅到亲属关系。不过，从这样一张家谱中，倒是能发现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名字，也反映了英国王朝更迭的历史：安吉文（Angevine）王朝、金雀花（Plantagenet）王朝、兰开斯特（Lancaster）王朝、约克（York）王朝和都铎（Tudor）王朝。

除了家谱支系上尚有关联之外，如今的英国王室与几百年前的王朝统治已经完全不同了。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剧作家们笔下的英国国王，特别是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塑造的那些国王，例如理查（Richard）、亨利（Henry）和爱德华（Edward）都是征战疆场的将军。他们都喜欢身披盔甲，攻城略地，也大多战死疆场。他们的权力至高无上：统辖百万大军；手中掌控着所有臣民的生杀大权，包括他的随从、各地领主、主教大人和贵族爵士。不过，那都是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君主政体并不稳固。在政治上也对王权加以限制，制定出了很多法律法规；外交上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派别；内政上，各个党派和联盟此起彼伏，明争暗斗，纷乱不已。王室家族也随时面临旦夕祸福的选择；也许一夜之间，政权就会出现更迭；昨日高高在上的贵族，今日就会沦为普通民众。而国王的主要工作就是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威，扩大影响，并保住相应的特权。他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与外界做斗争，每个人似乎都是敌人：反对派、教会组织、王室派系，甚至自己的亲生儿女。国王的生活也是五花八门：有些国王的日子过得很清苦，却还要整日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有些喜欢独揽大权；有些则是钻进伦敦塔里独享清闲；有些则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力，用以安抚臣民。

英国王室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位能君。一位就是亨利八世（Henry VIII，1491—1547）：他是英国历史上最玩世不恭，也是最残暴的国王。亨利臭名昭著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他的六次婚姻和疯狂残杀几千名无辜民众的劣迹。此外，他还创建了英国圣公会（罗马教皇没有授予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的权力），巩固了英国王室的统治地位（虽然维持时间并不很长），创办了英国皇家海军，使得英国赢得了全球海上霸主的地位。亨利的女儿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更是将父亲的治国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并将王室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不过，也正是在她的统治下，英格兰成了一个真正的大国。德国保守派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高兰德（Alexander Gauland）这样评价这段历史：“这就是伊丽莎白时代，也是英国历史上最辉煌和最有成就的时代。在很短的几年间，英国出现了全民性的文学热潮和文艺复兴；军事上，打造出了震撼世界的无敌舰队；特别令我们德国人相形见绌的是，那时的英国人已经树立起一个民族的形象。”伊丽莎白一世的继任者重新回归平庸，这位女王开创的辉煌盛世很快就付诸东流；然而，回想当初，正是这位待嫁闺中的少女登基当上女王之后，才开始将英国打造成为世界强国，并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

维多利亚女王及其温莎家族与亨利八世及其女儿伊丽莎白一世的血缘关系并不紧密。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驾崩，膝下无子女，都铎王朝也就此结束。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像15世纪争夺王位继承权引起的血腥内战，英国的上层贵族一致决定，用投票方式推选新的国王。结果，苏格兰的斯图尔特（Stuarts）家族继承了王位（此前的斯图尔特家族通过与都铎家族联姻成为王室成员），并实现了英伦岛的南北统一，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名字也就此诞生。然而，斯图尔特家族的治国才能非常糟糕。詹姆斯一世（James I）始终陷入与地方贵族的纷争之中；1649年，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率领议会发起倒皇运动，将查理一世（Charles I）送上了断头台。虽然，查理一世的儿子查理二世（Charles II）在10年之后重新赢得了王位，然而他的复辟也不过是充当傀儡罢了。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James II）继位后，再次将国家引入一场宗教之争；这场纷争的导火索是：詹姆斯二世想要恢复天主教，取代亨利八世创办的圣公会。

宗教之争直接影响到了国家政权的稳固，好在这一次没有出现血腥的战争屠戮，而是以一场成功的革命完成了政权的转换，史称“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1688年，在王室贵族和上议院的斡旋下，英国革命者请来了荷兰国王威廉·冯·奥拉尼恩（William von Oranien），也就是英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婿，逼迫他的岳父让出了王位。威廉三世（William III）篡权后，迫于民众的压力，将自己的妻子玛丽二世（Mary II）也封为女王，地位与他自己平起平坐——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时期，即国王与王后共同执掌王位，享有平等的摄政大权。然而，这样的执政方式却导致了权力的流失。1689年，威廉三世签署了《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当时，恐怕连他自己也搞不太懂法案里具体都有哪些条款。不过，正是这一纸法案宣告了英国君主立宪制的诞生。回顾这部法案，内容无非是规定了国王拥有哪些权力，同时受到哪些限制；还有就是议会获得了更广泛的权力，以及议会成员享有的豁免权。就此，英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得以确认。与此同时，王位继承的条件也在经过多年的谈判后，于1701年颁布了《王位继承法》（Act of Settlement），以法律形式得以确认。《王位继承法》中的主要内容是，英国国王只能由新教教徒担任；王位的继承人必须经过议会的表决通过；王位继承人不得与天主教徒结婚。

1714年，随着最后一个国王安妮女王（Anne of Great Britain）去世，斯图尔特家族在英国的统治也宣告终结。排名第1到第51位的王位继承人遗憾地发现，按照《王位继承法》的规定，他们都没有资格继承王位。后来，王位只好传给了汉诺威大公乔治·古尔夫（George Guelph），一个小国的统治者。而乔治本人并不十分情愿地当上了英国国王，因为这位乔治一世（George I）根本不懂英语，而且也没有什么兴趣来掌管这个全新的国家。后来的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曾经这样评价这位乔治一世：一个令人乏味的德国农民；做事慢条斯理，行为鲁莽粗俗。乔治一世后代的表现也都不怎样：乔治二世是个倒霉蛋外加大草包；乔治三世脑子也不灵光，而且道貌岸然；乔治四世倒是家族中罕见的才子，在文学艺术上颇有些造诣，但是放荡不羁的行为举止引起民众的反感。乔治五世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倒是有效地下放了国家权力：通过分封贵族，组成了上议院；再通过势力越来越大的工业巨头，组成了下议院。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英国逐渐走上了繁荣昌盛的发展之路。亚历山大·高兰德对此评价说：“来自汉诺威的英国国王是历史上地方主义原则发挥功效的最好例证。几乎没有哪位王位继承人能够像他们那样，表面上看来既没有实权，而且又固执，令人感到无聊乏味；其实他们本人都品味高雅、气质不凡，而且大智若愚。”

难道说，维多利亚女王是乔治家族的嫡系宗亲？实际情况比这还要糟糕：维多利亚女王的确是这一家族的后代，而且身份还不是那么正大光明。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位女王是“人为制造”的产物，不过有谁胆敢如此侮蔑女王的身世呢？1817年，肯特郡的公爵爱德华，也就是乔治三世的第三个儿子，与一个平民女子同居。这位女子名叫朱丽·德·圣劳伦特（Julie de St. Laurent），25年来一直是爱德华的秘密女友；她与爱德华生活得非常幸福，可惜没能给他生下一男半女。两个人住在布鲁塞尔，整日深居简出，为的是躲避英国好事者的纠缠。此时，伦敦方面传来噩耗，爱德华的大哥，也就是未来的乔治四世，他的独生女，那个受人爱戴的夏洛特（Charlotte）公主死于一次意外流产。夏洛特的丈夫利奥波德（Leopold），也就是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 and Gotha）公爵殿下痛失爱妻，英国民众也为失去一位贤德的公主而感到惋惜。

对于爱德华来说，未来的王位继承人夏洛特的死不仅仅是噩耗，却也意味着机会的出现。除了夏洛特之外，他的三个哥哥都没有婚生子女。不过，对于他而言，想要尽快搞出一个子嗣来，也不太现实。不过，此时的爱德华也才50岁而已，在这件事情上应该不成问题。倒是孩子他妈这方面需要仔细筹划。身为平民的劳伦特显然不能当上未来的王太后。于是乎，爱德华公爵开始四处走访，在贵族家庭中寻觅合适的对象。长相、爱好、性格等等都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具备生育能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爱德华的手下终于在德国选帝侯领地的雷宁根（Leiningen）发现了目标：生于1786年的维多利亚（Victoire）公主已经守寡四年，正在以女摄政王的身份辅佐儿子执政。这位出身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寡妇究竟看上了这位老公爵什么，人们就不得而知了。见过爱德华公爵的人都说，他的长相极其普通，甚至有些丑陋猥琐。也许，在维多利亚看来，能够借此跻身英国王室，这件事情本身极具诱惑力。总之，两个人心怀鬼胎地走在了一起，而且一切如愿，结婚不久，就怀上了孩子。不过，为了掩人耳目，防止人们发现他的计划，爱德华在孩子出生前两个月就拉家带口地辗转欧洲各地，为重返英格兰做好准备。此时的爱德华公爵手头没有什么钱，只能租用几辆大马车来转运一家人和随行侍从：两个厨子、一个男仆、一个女佣、两个秘书、一个侍女、一个内医、一个外医和两个车夫，外加车马行李，俨然一个还乡团。爱德华一行终于在4月底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多佛（Dover）港，踏上了祖国的土地。1819年5月24日，在伦敦肯辛顿宫（Kensington Palace）附带的一幢公寓楼里，小公主顺利降生了。接生大夫是一位德国助产士（这在当时算是革命性的做法）；小家伙生下来后，母亲亲自给她哺乳（这也被看作是当时英国王室的一大丑闻）；孩子出生后，立即就打了预防天花的疫苗（天花疫苗在当时的医学界仍是新的产物，其疗效作用受到广泛的质疑）。老公爵终于当上了父亲，迫不及待地把这一喜讯告诉给了远在德国的岳母，他在信中这样描述小公主的样子：“她健康茁壮得就像一只小山鸪。”如此的比喻实在让人难以恭维，却是成了贻笑大方的经典名言。经过反复考虑和选择，小山鸪的名字终于确定了下来：亚利山德里娜·维多利亚（Alexandrina Victoria）。

初得千金的幸福在爱德华的身上并没有延续多久。他原本希望，他按照英国《王位继承法》的规定，为英国贡献了一位王位继承人；为此，议会应该有所表示，能够帮他负担并不算很多的债务，并且从此给他颁发养老金，使他能够安度晚年。然而，议会并不买他的账。而且，就连他的亲哥哥都不愿伸手帮助这陷入经济困境的一家人。他的哥哥此时已经坐到了摄政王的位置（由于在位的乔治三世已经处在精神错乱的状态中，只好由长子代管处理朝政）。在他大哥看来，爱德华一家的出现无疑是一种政治上的威胁（作为肯特郡的公爵，爱德华受自由党，也就是辉格党的影响很大；而现任国王则支持相对保守的托利党）；在皇兄眼里，爱德华就是来抢夺王位的不速之客。在爱德华的全盘计划中，经济上陷入窘境是他始料未及的。为了重新装修归属自己名下的圣詹姆斯宫（St. James Palace），他把自己在布鲁塞尔时积攒的钱很快就花完了，还欠下一屁股债。渐渐地，伦敦的日常消费对于他来说实在太贵了（不过他对外宣称是出于健康原因），爱德华一家人被迫迁往英格兰南部沿海的一个小镇，即德文郡（Devonshire）的希德茅斯（Sidmouth），位于埃克塞特（Exeter）东面几英里。里顿·斯特拉切（Lytton Strachey），维多利亚女王同时代的著名传记作家，曾经用略带调侃的笔触描写了爱德华此时的状态：他甚至问卜一位占星师；占星师预言，英国王室成员会在近期死掉两个。斯特拉切引用了爱德华的原话：“我的哥哥们身体都不如我健康；我的日常生活很有规律。我的命很硬，能把他们都克死。这样一来，王位就自然落到我的头上，或是传给我的孩子。”

圣诞节期间，爱德华一家人观看露天表演时偶染风寒。先是女儿得了感冒，然后又传染给了老爸。接下来，爱德华的病情越来越严重。1820年1月22日，肯特郡公爵爱德华不幸病故，死于肺炎。年仅八个月大的维多利亚公主就此失去了疼爱她的爸爸。后来，那位占星师的预言终于应验。爱德华病故六天之后，维多利亚的祖父乔治三世也与世长辞；他被后人称为“疯子国王乔治”，他的死也预示着乔治王朝就此走向灭亡。

也不知道当初那位占星师是否也为小公主维多利亚算了一卦。此时，摆在她面前的出路几乎都被堵死了，然而也许吉人自有天相，维多利亚的传奇经历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萨克森–科堡–哥达的公爵利奥波德在关键时刻伸出了援助之手（他本人后来一直引以为荣），因为刚刚登基继位的乔治四世早就想把爱德华家的孤儿寡母赶出英国，遣送回德国娘家去。而母亲维多利亚也巴不得赶快离开英国，回娘家享福。然而，王位争夺的斗争又出现了新的情况。爱德华另外一个皇兄，克拉伦斯（Clarence）公爵威廉（William）终于熬到了原配妻子过世，并很快续弦娶了萨克森–梅宁根（Sachsen-Meiningen）的公主阿德海德（Adelheid）。早在妻子在世时，威廉就在外边拈花惹草，养了10个私生子；由于妻子的不育，使得他始终没有合法的子嗣；明媒正娶了阿德海德公主之后不久，公主就怀上了孩子。这样一来，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就要拱手相让了。然而，伦敦方面的情况却令人难以琢磨。

维多利亚的哥哥利奥波德，也就是维多利亚的亲舅舅，他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刚刚丧妻不久的他，不能指望新登基的乔治四世能继续庇护他。而且，在他看来，自己的外甥女必须成为真正的英国公主；至于王位继承权的顺序如何，他并不十分在意。利奥波德立刻行动起来。他将维多利亚母女重新接回伦敦，安顿她们在肯辛顿宫的一个公寓中住下。他从自己的王室退休金中每年拿出2000英镑，后来又加到了3000英镑，接济她们母女二人；这笔钱在当时的王室俸禄来说，并不算很多；不过按照今天换算一下，相当于9.5万欧元和14万欧元！肯辛顿宫位于海德公园（Hyde Park）的最西面，总面积不大，相当于英国王室接待贵族亲属或是政府职员的招待所。维多利亚一家人占据了其中很多间房，不过内部装修非常简单。屋内都是老家具；地毯也很陈旧；维多利亚与保姆同住一室。据说，一家人总是吃羊肉，因为在当时，羊肉比较便宜。后来成为女王的维多利亚曾经在日记中表露出，她那时吃厌了羊肉，从此再也不吃羊肉了。

维多利亚的母亲整日怨天尤人，慨叹命运不公。这位曾经骄横跋扈的女伯爵一时间难以接受如此窘迫的现实，开始反省自己当初的选择是否正确；她过分自傲的性格使得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产生怀疑。1820年3月，克拉伦斯公爵家刚刚出生三个月的小家伙不幸夭折，这样一来，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又重现曙光。然而，老寡妇维多利亚此时心理极度不平衡，总是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她觉得英国王室对她待遇不公，而且有意疏远她们母女俩。她的朋友中有一些辉格党人不断提醒她要防备她的小叔子，也就是他死去丈夫爱德华的最小的弟弟厄恩斯特·奥古斯特（Ernst August）。奥古斯特被封为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后来当上了汉诺威国王。据说，奥古斯特本人相貌极其丑陋，而且阴险狡诈，忌妒心极强，对英国王位早就垂涎欲滴。但是，维多利亚的王位继承权总是一波三折，所以他暂时也不敢轻举妄动。不过，有人对维多利亚的母亲说，坎伯兰公爵的党羽曾经试图毒死小公主，没有得逞。

维多利亚母女躲避“恶毒叔叔”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管家约翰·康罗伊（John Conroy）实行了一套严格的家政管理办法，使得母女俩几乎与外部世界隔绝。小公主后来把这套家规称为：肯辛顿家规。

成年后的维多利亚回忆童年往事，用“孤独寂寞”和“多愁善感”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那时的心境。她还抱怨说，自己很少参加宫廷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且还被禁止和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在她的童年记忆中，有三个人是她真正的朋友：她的保姆路易斯·莱岑女爵（Baroness Luise Lehzen），比她大12岁的表姐费奥多拉（Feodora）和她的舅舅利奥波德。不过，维多利亚从小就表现出一种叛逆的性格；她是整个家中唯一一个敢于挑战约翰·康罗伊制定的肯辛顿家规的人，而且根本不把这位老管家的专横独裁和严格管教放在眼里。她的青少年时代可谓一片灰暗，后人对此都坚信不已。

然而，根据史料的记载，事情并不像维多利亚所说的那么糟糕。她的母亲维多利亚和管家约翰·康罗伊为了小公主的健康成长，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们制定的家规也是为了家族的后代今后能出人头地：良好的教育可以让女儿今后承担大任。与此同时，维多利亚还故意让女儿产生这样叛逆的心理，她的作法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民众希望英国王室能够尽快变革的要求。这样一来，维多利亚反而有机会就此开创一个全新的大英帝国。维多利亚童年时代都是在成年人的管束下度过的，这种情况在当时贵族家庭中，也非常普遍。

小维多利亚的成长还是受到了相当认真的呵护。路易斯·莱岑对她的管教是柔中带刚。另外一位男仆瑞文德·乔治·大卫斯（Reverend George Davys）则非常耐心地教她写字和阅读，还成了她的启蒙教师，给她全面讲授宗教、历史、地理、拉丁文、英语、德语和法语的基础课程，甚至还教她一些意大利语。维多利亚的钢琴课和声乐课是由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大教堂的圣玛格丽特（St. Margaret）教堂管乐师教授的；她还跟随历史题材绘画大师和图书插图画大师理查德·维斯塔（Richard Westall）学习素描和水彩画。此外，她还学习舞蹈和马术。据当时的史料记载，维多利亚在各项功课的学习中都充满自信，可是缺乏耐心；小姑娘经常会大发雷霆，而且固执己见，非常任性。当维多利亚出落成一个花季少女之后，母亲每年都在夏天带她去英国各地旅游，为的是让她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并更好地体察民情。维多利亚喜欢开诚布公地和别人讨论问题，崇尚真理，为人诚实，甚至宁可吃亏也始终保持自我，从不轻易屈服。偶尔，她也会表现得有些眼高手低，但是这并不妨碍她渐渐培养自己高雅的气质。此外，她也爱慕虚荣，追求享乐。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最著名的史学家和极具天赋的日记作家查尔斯·格列维尔（Charles Greville）曾经担任英国王室的顾问委员会书记，他这样描述了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时的情景，那是在1829年5月，维多利亚年仅10岁：“我们的小公主个头不高，是个举止有些粗俗的小丫头。然而，尽管天资欠佳，但是她显然会受到好运的垂青。”8年之后，伦敦的公众和上层社会并没有把这位资深学者的话当真，事态发展波澜不惊；然而，事实证明他的看法即将获得印证。1830年，刚刚从哥哥乔治四世那里继承王位不久的威廉四世也很快病入膏肓。格列维尔和宫廷职员们开始忙着准备料理后事，并着手挑选新的王位继承人。在他看来，新的王位继承人存在着很大的变数：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疑惑和整个事件所带来的不安，完全来自于对这位小公主的性格、天资和能力一无所知。她的母亲长期以来一直将她与世人隔绝，以至于没有任何一个亲戚，或是肯辛顿宫里的人，甚至她的家庭女教师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的伯爵夫人都不知道，这个小姑娘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到底有多大的本领。

从10岁那年起，维多利亚就知道自己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女王。保姆莱岑也用许多卡片教给她历代英国国王的世袭情况。后来，维多利亚自己都能把王位继承的先后顺序算出来，而且毫不忌讳地说：“我最有可能是下一个！”还是小姑娘的她显然不会在意这些，不过在莱岑面前，她也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我会做个好国王的！”至于维多利亚内心究竟怎么想的，我们在此不好妄加猜测。不过，在真正加冕成为英国女王的当天，她在日记本中这样写道：

好运终于降临，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我会力争做到最好，对我的国家负责；我还很年轻，对于许多事情都不太了解，不过我坚信，只要有良好的意志和强烈的事业心，我一定能有所作为；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1837年，年仅18岁的维多利亚正式登基，成为英国女王。整个英国朝野都替这位新上台的女王捏了把汗，担心她会把事情搞砸。这位新女王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治国方面毫无经验可言，而且身边还围着一群颇受争议的参谋顾问。她是哪儿冒出来的？整个英国社会都陷入疑惑。她会给国家带来怎样的影响？贵族群臣和枢密院的元老顾问齐聚一堂，在肯辛顿宫的红色会客厅召开紧急会议。虽然会议通知发布得极为仓促，可是还是来了很多人，其中包括王公贵族、文武群臣、诸侯大公、教会主教、党派首脑和宫廷内部的各级主管。他们都表示希望新女王能够尽快接见他们，并确定国家今后的发展方向。

他们这些人经历了英国历史上最不同凡响的时刻，这次进宫谒见女王的事件也被后人传为一段佳话。正当这些高官权贵们喋喋不休地争论之时，会议室的门打开了。一个个子矮小、体型纤瘦的小姑娘走了进来，她穿着一身简朴的丧服，一个人走了进来，没有任何陪同！她看上去并不很美，但是她的脸上洋溢着必胜的信念。湛蓝的双眼略微有些前凸；金黄的头发自然下垂；一看就是典型的汉诺威血统。她的嘴巴大小适中；鼻子略小，而且有些弯钩状，鼻孔微微张开；下巴长得非常迷人；皮肤柔嫩洁白。据传记作家斯特拉切的描述，维多利亚走进会客厅的一刹那，整个屋子都安静了下来；年轻人的初出茅庐和新女王的不怒自威，让人们感到一种无邪的魅力和动人的矜持。面对众人，维多利亚大声镇定地朗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是几个小时前，墨尔本首相亲自起草的。接下来，在座的每个人都走到年轻女王面前，单膝跪地，轮流亲吻女王的手背，就像佃农见到地主一样，毕恭毕敬。在老迈的萨塞克斯公爵（Duke of Sussex）走到女王面前时，女王欠了一下身子，迎合着老公爵的行礼，也表示对这个远方叔父的尊敬。当漫长的效忠仪式结束之后，维多利亚重新站起身，向众人点头示意，依然是那样面带威严和从容不迫，就那样独来独往，就那样缓缓地离去。维多利亚此举让整个英国高层人士感到震惊。查尔斯·格列维尔，这个略有些玩世不恭的史学家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法在他的日记本中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幕：“她的第一次出场亮相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唱诗班接受观众的热烈鼓掌和大声喝彩一样。她的举止做派，她的独特气质，这一切都没有任何刻意的造作。她的表现完全超乎了人们的想象。”

一切都是那么出乎意料。英国王室和整个国家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维多利亚登基继位彻底改变了英国社会。不过，她在当上女王后的第一个重要决定却是处理一件私事。刚刚登基几个小时之后，女王就下令把她自己的床从母亲住的卧室中搬了出去。当晚，女王平生第一次单独睡在一间卧室里，没有任何人可以再监视她，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人来管束她了。这不过刚刚是个开始。随后，维多利亚就把权力欲望很强的母亲及其同党康罗伊打发到了另外一座行宫；她也就此对多年以来受到的压制进行了报复。维多利亚的母亲这次彻底精神崩溃了，她的生活中唯一的希望也破灭了，就此悲观厌世，失去了生活的目标。母女俩的关系就此破裂，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恢复正常。

真正的变革来自英国社会。公众感到群情激昂。如同枯木逢春一样，女王的多愁善感和浪漫情怀成了社会时尚；年轻女王成了亿万臣民的精神偶像。宫廷生活再次焕发了青春，曾经一度被乏味守旧的汉诺威人搞得死气沉沉的宫廷生活终于有了新的生机。维多利亚经常在白金汉宫里举办各种晚会（真正以主人身份来举办活动），就连大大小小的晚餐都安排得极其奢华。不过，女王在享乐人生的同时，并没有荒废政务。恰恰相反，政治家们对于女王的执政能力都赞赏有加：理解力很强；乐于倾听谋士的意见；总能做出最佳的决策。首相墨尔本几乎整天都如影随形地跟着女王陛下，全心全力地辅佐她治理天下；由于老首相也是丧偶多年，所以甚至有人造谣说，他俩之间有着“王相恋”的丑闻。不过，没有人真的相信年轻的女王会与老首相有什么瓜葛。

花无百日红。维多利亚女王并不是美玉无瑕，她也会犯错误。她与老首相以及随从之间的暧昧关系就足以让她陷入尴尬境地。她的出现完全搅乱了原本严谨和谐的宫廷生活。她平时说话口无遮拦，经常得罪人；她做出的决定也往往出人意料，引起周围人的不快。随着宫廷生活的逐渐复苏，随之而来的各种明争暗斗也慢慢萌生。女王的桀骜不驯和独来独往的做派令手下人感到压力很大，而且这种状况似乎愈演愈烈。在她之前，没有哪位国王敢如此大肆铺张，毫无顾忌。1838年6月28日，为了庆祝自己加冕一周年，女王将整个伦敦城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并且还组织了仿效中世纪那样的盛大阅兵仪式。为了庆祝加冕一周年，就连一向高高在上的议员们都走上大街，与民同乐；从此，英国官场上奢华之风盛行，整整延续了好几代。

形势一片大好，却也有反对之声不绝于耳。19世纪的大众媒体与现在的情形完全不同。既没有人性化的报道，也不敢针砭时弊；缺乏独立的观点，对王室也并不效忠。在所谓的“前媒体时代”中，大众传媒起的作用微乎其微。比如，报纸就只针对极少数人，而且还都是显赫人物或者品位很高的上层人士。不过这样一来（由于读者群的限制），报纸记者们很少报道那些无聊的花边新闻或是名人绯闻。由于当时的偷拍技术还不高明，也不会有狗仔队整天围着女王住所，获得什么女王洗澡之类的照片。不过，倒是有一些漫画家发表作品，来取悦大众；也有不少专栏作家，在报纸上撰文评论时政。可以说，那时的媒体触觉比现在更为敏锐，并且笔法也更为辛辣。

有关19世纪宫廷里的生活、王室贵族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后人可以借鉴当时的报刊文章来管中窥豹，不过更多的却是依靠大量的真实笔录。在那个时代，所有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而且还依靠鸿雁传书来表达情感；王公贵族也不例外，而且他们也都知道，这些文字很有可能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宝贵资料。维多利亚女王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在她的日记和书信中，显然有些刻意表达自己的愿望。比如，在写给表姐费奥多拉的信中，女王得以畅所欲言：“这样的日子真是舒服。自从我坐上王位之后，感觉像是变了一个人。……这正是我想要的生活！”维多利亚从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到她去世前几天，几乎没有间断过。即便是在她身染重病的时候，她也口述笔录，坚持不懈。只有在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去世的那段日子里，女王的日记本才彻底一片空白。从女王的日记来看，她并不是每天都记录下令人激动的事件。有些日记就是平淡无奇的流水账。也有很多日记写得颇有文采，描写人物和风景的语句充分反映出女王观察周围事物的仔细和视角的独特。从字里行间，可以隐约读出维多利亚的精神世界。有时候，她的写法甚至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用很长篇幅的对话来回忆过去。并且，维多利亚的文字都是热情洋溢，充满感情；即便是到了垂暮之年，仍有着青春少女般的浪漫情愫和对生活的渴望。比如，她经常使用这样的语句：“特别特别棒”“简直太美了”和“出乎意料的成功”等；同时，也毫不掩饰地写一些略微夸张的东西，比如“太可怕了”和“倒霉透顶”等。此外，在她的日记中还会经常出现感叹号和下划线；有些关键的词语索性用大写字母来宣泄自己的情绪。

维多利亚所有的文件都采用手写[19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打字机在维多利亚看来有如洪水猛兽一般，难以接受；她要求宫廷里的书信往来必须采用手写，特别是颁布谕旨等重要文件；直到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发现了打字机的好处之后，才废除了手写文书]。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评价的话，维多利亚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笔耕不辍的写手。英国史学家吉利·圣奥本（Giles St. Aubyn）曾经计算过，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4年间，一共写了大约6000万字，平均每天要写2500字；这相当于每天要写一个报纸版面那么多。如果把女王写过的所有文字都结集成书的话，可以达到700部之多！

通过维多利亚的日记，后人知道了女王当时是如何与阿尔伯特公爵邂逅的：第一次的会面非但没有一见倾心，甚至有些令人扫兴。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后与娘家亲戚的首次接见非常失败；因为受邀前来拜见女王的阿尔伯特见到女王时已经困倦不堪，他平时晚上9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可是，维多利亚女王生来就是个夜猫子，因此所有的宫廷活动都安排在晚上。

为了不让女王扫兴，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阿尔伯特（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一个支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陪女王尽兴。维多利亚的舅舅利奥波德于1830年当上了新成立的比利时王国的国王，进而产生了欧洲联盟的念头；他早就想把阿尔伯特这个侄子介绍给维多利亚，成为欧洲最尊贵的第一先生，以便巩固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的势力。早在他认识维多利亚之前，就开始专门请人给阿尔伯特上课，为当上未来的第一先生做好准备：艺术、科学、政治、历史、宫廷礼仪和英语。

第一次见到维多利亚的阿尔伯特显得非常紧张，原本相信舅舅利奥波德眼光应该不错的女王，在伦敦首次见面的结果却大失所望。阿尔伯特在出发前，曾经呆头呆脑地问利奥波德，见到女王究竟该怎么做才不失礼，弄得这位热心的月老哭笑不得。的确，阿尔伯特的脑子里可谓是空空如也，出了王宫就找不到北了。

不过，阿尔伯特首次的失败倒也无伤大雅，因为年轻的女王并不急于结束快乐的单身生活。1839年10月，俩人第二次见面终于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当女王远远地望见阿尔伯特走上温莎城堡的石阶，立刻心情澎湃，一见钟情的感觉难以言表。阿尔伯特本人还是像上一次那样拘谨，只不过这次是女王芳心顿开。“他的相貌特别英俊，格外引人注目……真是帅呆了！美丽湛蓝的眼睛，精巧别致的鼻子；可爱的嘴巴，外加一撇小胡子；身材迷人，肩膀宽大，就连臀部都那么有型。”女王在日记中如此夸赞这位远道而来的公爵。女王并不完全以貌取人；因为阿尔伯特还弹得一手漂亮的钢琴，舞跳得也不错，举止温文尔雅，颇有大家风范。阿尔伯特只在英格兰住了五天，女王陛下就向他发出了求爱的信号；因为这个来自科堡的年轻小伙子仍然那么腼腆，不会主动向她求婚，所以女王索性主动出击，询问他的意思。不出所料，阿尔伯特接受了女王的示爱。两人立即坠入爱河，彼此海誓山盟；两人的书信往来都用玫瑰色的信纸，语言也格外奔放；阿尔伯特向心上人承认，自己在第一次拜会她时就被她迷人的风姿所吸引——当然，这也要归功于宫廷里的美食佳肴让女王出落得体态丰满。老首相墨尔本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女王吃饭时要细嚼慢咽，并且要少吃油腻。不过女王可不管这一套，向来我行我素的她在吃饭上也是经常大快朵颐，不加节制。女王出嫁那天，体重已经高达82公斤，而身高不过1.5米。“按我目前的个头来说，体重的确是太惊人了。”她自己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不过，女王从没想过要变得苗条起来。

对于整个温莎家族来说，阿尔伯特的出现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具有多重意义。首先，就像女王同时代的那些政客们所抱怨的，女王的老公居然是个德国人。其实，英国王室迎娶德国公主的例子早在18世纪就屡见不鲜；不过，阿尔伯特不受欢迎主要还是在于：他是个倒插门的女婿！19世纪中叶，英国王室开始有了排外的思想。因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籍公主和公爵与英国王室结亲，人们担心这位阿尔伯特会把德国的那一套行事风格带到英国来，对本土文化造成不良影响。

实际上，阿尔伯特带来的都是先进的理念和理想的治国方针：国家的基本秩序和政策方针；从政治制度上对于英国王室的行为准则要求；自然科学和技术创新；卫生保健和医药。当时的英国的确算不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可是保守的英国人总是摆出一副老大的样子，从来都不肯接受外来事物，也不屑于向欧洲大陆学习。对于英国民众来说，阿尔伯特始终是个“德国公爵”，表面上尊重敬畏，实际上心存忌惮。阿尔伯特的一生都在争取英国民众的认可，却总是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这或许也是他不断争取在英国政府中谋个一官半职的主要原因。除了第一先生之外，他更想当第一爱国者，甘为“女王手下的第一部长”，就像他自己写的那样：希望带领英国，乃至整个世界不断进步，追求自由；缔造一个海纳百川，却又严于律己的大同社会。不过，阿尔伯特首先要慢慢地给维多利亚灌输这些思想；而且要适可而止，必须保证她的理念满足民众的要求。

除此之外，阿尔伯特还要接受更大的考验。为了英国王室的传宗接代（当然每对年轻夫妇都将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女王夫妇必须生养子嗣，而且是越快越好。为了确保今后王位不会空缺，英国王室向来都采取“双保险”的措施：至少生两个孩子；保证一个继承人，另外一个当替补。这样一来，即便是长子/长女不幸夭折，也会有候补的王位继承人。当然，首先考虑的还是男性继承人。维多利亚的第一个小孩是位公主：薇奇（Vicky）。1840年11月23日，小公主呱呱坠地。为了安慰略显失望的丈夫，维多利亚颇有信心地说：“没关系，咱们下一个孩子肯定是个小王子！”虽然按照王位继承的传统，公主继位也未尝不可，就如维多利亚本人那样；不过，英国王室还是有男尊女卑的思想，所以还是有个王子比较保险。而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次小王子顶替姐姐成为继承人的先例；一般说来，除非没有任何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才能考虑由公主继位。

维多利亚本人其实并不愿意怀孕生小孩；从她的日记和书信中甚至可以看出，女王对于生育子女有着深深的抵触情绪。“当女人真可怜，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道义上都成为丈夫的奴隶。”她这样看待自己的处境，“每当陷入痛苦不堪的状态下，就感到这一切都是对一个年轻女子的惩罚。”对于出生后的宝贝，女王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的：一个丑陋不堪的婴儿就如同“一个特别讨厌的小东西，特别是当她光着小屁股的时候，简直让人看着有些恐怖”。虽然维多利亚很不愿意生养子女，但是上帝还是让她成了整个欧洲最伟大的母亲：1840年到1857年间，她一共生育了九个子女！他们分别是：薇奇（Vicky，1840年）公主、阿尔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1841年，昵称“伯蒂”Bertie）王子、艾莉丝（Alice，1843年）公主、阿尔弗雷德（Alfred，1844年，昵称“埃菲”Affie）王子、海伦娜（Helena，1846年）公主、路易丝（Louise，1848年）公主、阿瑟（Arthur，1850年）王子、利奥波德（Leopold，1853年）王子和贝翠斯（Beatrice，1857年）公主。几乎所有的公主和王子后来都与欧洲大陆的王室联姻，包括后来的斯堪的纳维亚王国、西班牙王国、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俄罗斯。其中，长女薇奇公主于1858年嫁给了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弗雷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liam）王子，并生下了一个男孩，就是后来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liam II）。

在当时的英国上层社会中，母亲基本上没有机会来照顾孩子，父亲就更不可能了。出生后的婴儿都是保姆帮助照管，并由家庭教师负责在宫内指定的区域里给孩子们讲课，陪他们玩耍嬉戏，只有到了晚上，才把孩子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带到父母面前看看。人们对于英国王室养育孩子的这种方法早已习以为常，所以任何改变都会招致批评。尽管如此，白金汉宫里还是有了些新的改变。维多利亚女王本人觉得孩子们太吵，而且她公务缠身，也没有时间去照顾孩子。不过，做了爸爸的爱德华公爵倒是非常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他经常在晚上给孩子们讲故事，白天在一旁看着孩子们学习做风筝，还亲自教他们翻跟头。他的这些举动显然与英国王室的传统格格不入。不过，公爵还是希望把自己从德国老家学过的游戏都教给孩子们，因为他自己就是在严格枯燥的宫廷内长大的，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重蹈覆辙。

除了这些，孩子们都得规规矩矩地按照英国王室的传统要求来培养和教育。不过，要教育好萨克森–科堡–哥达家族（女王婚后也按照惯例随了夫姓）的这一大群王子和公主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孩提时代，就要对未来的王室继承人们进行各项启蒙教育，聘请私人教师，制订严格的学习计划；除了一些必要的游戏和体育活动时间之外，孩子们的文化课被安排得满满的。维多利亚和丈夫对待孩子们可是从不娇惯；如果有不听话的或是不努力学习的，不仅要打屁股，甚至还用上了鞭子。如果哪个孩子天分欠佳或是能力不足，就给他/她施加压力，迫使他/她进步。长女薇奇倒没令父母操心：她性格开朗活泼，学东西也很快；三岁时就会说法语、德语和英语，并成为父亲的掌上明珠。她的弟弟伯蒂，也就是后来的王位继承人，各方面都与姐姐判若两人；小王子过分早熟，而且一直是个“问题孩子”，让父母担心不已。按照现在医学的诊断，伯蒂患有明显的学习障碍症，很可能就是阅读障碍。他青少年时期虽然也是活泼好动，而且气质不凡，但是总显得有些精神不集中。他对于周围世界似乎没有一点兴趣，而且也懒得动脑筋。他学东西很慢，而且特别费劲，必须要不断给他施加压力才行，经常被他的姐姐嘲笑。后来，伯蒂长大了一些，他的老师给他的评语是：贪玩好动、没有礼貌、举止粗鲁、非常傲慢。他自己也从来不肯集中精力做事情，也从不听从别人的教诲。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大发雷霆。

对于这位长子的负面评语，做父母的也非常着急；因为，这将影响到英国未来的发展。在那个年代，要对付这样的孩子，只有一个办法：严加管束。伯蒂的老师一个比一个严厉，还必须随时向女王夫妇汇报孩子的学习情况；小王子的自由时间也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玩耍嬉戏的机会越来越少。传记作家斯特拉切这样描述了小王子的成长过程：“小王子整天都在做着没完没了的例句练习和语法填空；要不就是死记硬背一些数据、图标和地理名词。”他每天的学习进展，其中包括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都被详细地记录下来，汇报给女王夫妇。在父母眼里，伯蒂不喜欢读书的原因是他在玩耍嬉戏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只要限制他的自由时间，就可以帮他集中精力，学习有用的东西。人们把所有可能分心的玩具都藏了起来。后来，他甚至都不能和姐姐妹妹们在一起玩耍，因为人们担心，和女孩子待在一起的时间太长，容易让他变得娘娘腔。伯蒂偶尔也能邀请一些同龄的男孩子进宫和他一起玩耍，不过这些小孩也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都必须是贵族血统，出身高贵。即便如此，孩子们的玩耍还要在父亲的眼皮底下才行。孩子们就像笼子中的金丝雀一样，没有任何的自由。父母这样做的结果甚至可以说有些不人道：所谓的完美男人查尔斯王子就是这一教育体系下的产物。

许多同时代的有识之士都认为，如此高压管制之下，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好的结果。这样做，只不过是将父子之间的代沟思想代代相传：早在维多利亚女王小时候，汉诺威家族就经常出现长辈和晚辈之间的冲突。现在看来，维多利亚女王夫妇对于儿子伯蒂的教育方法显然是在拔苗助长，而伯蒂也在父母过分的压力下产生了叛逆的行为：每多一次管束和调教，就引发更大的反抗。原本希望他学到更多的东西，结果反而越学越笨。越是望子成龙，就越是适得其反。人们越是限制他接触外部世界的种种诱惑和乐趣，他就越是着了魔似的想方设法去纵欲享乐。

起初，维多利亚还抱有一线希望：等孩子长大就好了。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女王就有些绝望了。1859年，对于已经年满17岁的伯蒂，女王表示出无比的担忧；在写给大女儿薇奇的信中，她的语气依然是非常焦急：

哦！我的上帝啊，如果我明年冬天死掉的话，真不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简直太糟糕了。他（伯蒂）的成绩要比埃菲（阿尔弗雷德王子）差多了。这都是他懒惰造成的。我们希望他能改进……不过我担心，以他的地位来说，他已经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了。对于他，也就是整个国家来说，唯一让人欣慰的就是还有你们的爸爸做他的后盾；他可是一个完美的人啊。

完美的人：维多利亚和儿子伯蒂心中的偶像。可惜，老公爵只有两年寿命了。此时，他好不容易快熬出头，即将执掌英国的大权。算起来，这位第一先生的仕途之路太艰辛了。1837年，在与女王结婚之后，阿尔伯特就明白了，自己根本不可能在王室里混上一官半职，而且对于国家政务没有丝毫的发言权。所谓第一先生，其实徒有虚名。虽然贵为女王老公，但是就连随从们做晚餐之前，都不会询问这位男主人的意见。女王陛下每天都会见内阁部长，商讨国家大事；而他呢，只配站在一旁像个书童一样，帮妻子收拾草稿纸，或是灌灌墨水什么的。就连女王私人秘书的工作都比他要高级。可以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阿尔伯特[曾在波恩读书的他上过德国浪漫主义大师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liam von Schlegel）和著名哲学家格特里卜·费希特（Gottlieb Fichte）的公开课]，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郁郁不得志；尽管爱情的力量也许会缓解他内心的郁闷（实际上，人们也怀疑，阿尔伯特是否爱过维多利亚），但是他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因此，在维多利亚怀孕并感到烦闷之时，阿尔伯特却觉得挺开心。后来还有一次，维多利亚女王身患重病，议会决定临时委任他代理女王处理国事——议会担心女王有可能突然病故。此后，阿尔伯特的执政能力得到了肯定，时常辅佐女王参与朝政，并结识了很多英国的政界要人；人们也开始慢慢注意到女王身边的这位第一先生。首相墨尔本对公爵的能力大加赞赏。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同时也是英国托利党的幕后党魁，后来继任成为英国首相；他也非常看好这位“德国公爵”的从政素养：两位首相都竭力敦促女王，让阿尔伯特亲王参与朝政。后来，阿尔伯特终于获准阅读政府机密文件，帮助女王批改往来信件，进而直接在原件上圈阅批注和填写备忘。

渐渐地，阿尔伯特产生了天降大任的感觉，而且对于宫廷生活也愈发厌倦。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对宫廷内的管理模式进行改革，实施了一系列的新政。首先，他重新清点了王室多年来的账目（宫内账务将近50多年没有进行过盘点，其中累积了大量的资金），并把盈余的资金重新盘活，为维多利亚、他自己和子女购买了两块土地，用于兴建行宫。1845年，怀特岛（Isle of Wight）上的奥斯本宫建成，阿尔伯特参与了整个行宫的设计，甚至亲自设计了宫内台球桌的草图。1848年，另外一座巴尔莫拉城堡也修建完工，这座行宫位于苏格兰高原地区，阿伯丁市（Aberdeen）的西面；阿尔伯特也参与了整个宫殿的内外装修设计，不过这次的内部装潢显得有些不尽人意。阿尔伯特不仅关注宫廷生活的改善，而且也体察民情，特别是工业革命后的社会阴暗面和底层人们的生活。与他同时代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此时正在大英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奋笔疾书，撰写《资本论》，随后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而阿尔伯特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力求为人民谋福利，主张兴师办学，发展科技来推动社会的进步。几乎没有哪个王公贵族像他那样关心码头工人的生活状况；此外，他还下令兴建了许多疗养院，并在农村推广机械化大生产，解决农民的疾苦。

他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的世界博览会大获成功。在这次博览会上，阿尔伯特力排众议，坚持将最新科技成果纳入博览会的展台；结果证明，公爵的决策是非常正确的。这次世博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可谓是名利双收。展会期间共有600万游客到场参观；一共展出了10万多件展品；举办展会的净利润高达16.8万英镑，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个天文数字了。阿尔伯特也就此一鸣惊人，成为英国民众心中的偶像。

然而，好景不长。1854年，阿尔伯特又被牵扯到一场间谍案中；由于他的德国血统，人们怀疑他与俄国秘密勾结，甚至将他视为人民公敌。好在，维多利亚女王始终站在丈夫一边，而且态度非常强硬。女王在写给当时的首相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 Gordon），即阿伯丁伯爵（Earl of Aberdeen）的信中明确表示，阿尔伯特“就代表女王本人”；谁要是对他不敬，就是对女王不敬。

后来的历史学家对于阿尔伯特的评价也都是褒奖有加。历史学家雷吉纳德·J.怀特（Reginald J. White）甚至曾经把这段时期称为“阿尔伯特时代”，而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应该是从阿尔伯特病故后开始算起，也就是说维多利亚女王在没有丈夫辅佐的情况下处理国事，才真正进入女王时代。女王所说的“他就代表我本人”，并不十分确切。实际上，夫妇俩人相辅相成，彼此互补。阿尔伯特善于逆向思维，并且是个出色的分析家；维多利亚的优势在于她能够在王室宫廷和英国社会中玩弄权术，掌控国家大事。阿尔伯特喜欢长篇大论地撰写枯燥的分析报告；而维多利亚则是依靠女性直觉来处理问题。他喜欢早睡早起；她则是典型的夜猫子，喜欢夜生活，然后早上睡懒觉。按照一般的夫妻标准来评判，他俩在很多方面都不太般配。然而，这却并不妨碍他们成为历史上并不多见的几对梦幻组合之一，永远地留在人们记忆中。

维多利亚起初并不愿意让丈夫也参与政事，不过后来也慢慢接受了夫妇二人共同执政的现实。1843年，她在对外书信中开始使用“我们”的字眼；虽然这并不代表有两个陛下，却是明确地表示了她和丈夫共同的意愿。1857年，女王给丈夫加封了亲王的爵位（Prince Consort）；这是一个虚拟的头衔，完全是用来提升丈夫的爵位，表示与一般公爵有所不同，并突出了他与女王的特殊关系。女王经常接受丈夫提出的好建议，并按照丈夫的想法来付诸实施。她非常欣赏他勤奋工作的态度；因为在当时，内阁大臣们都不会像阿尔伯特那样花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处理国家大事。

就在逝世前的那天晚上，阿尔伯特仍在埋头于公事。据后来一些历史学家讲，阿尔伯特甚至凭借自己的努力，开创了英国历史上一段辉煌的时代。186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新当选的联邦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率领军队，讨伐南方。远在大洋彼岸的英国人隔岸观火，心情却是非常复杂。虽然，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脱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许多英国人仍对此心有不甘。

1861年10月，英美两国爆发了一场外交危机，几乎要引发战争。起因是美国一艘巡洋舰“圣亚辛托”（San Jacinto）号在古巴附近的公海上截获了一艘英国商船“特伦特”（Trent）号，并武装劫持了船上的两位英国外交官。这两位外交官接受了美国南方各州的共和党主席杰弗逊·大卫斯（Jefferson Davis）委派，前往伦敦和巴黎寻求增援。虽然，美军最终还是放行了“特伦特”号，但是英国政府显然大为光火。军舰在公海上扣留商船是公然践踏国际海事法的行为，并且一向自傲的英国人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时任英国首相的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亨利·约翰·坦普尔（Henry John Temple）得悉此事，暴跳如雷。在整个事件还没弄清楚之前，他就迫不及待地召开紧急内阁会议：“我不知道他们能否接受；不过，无论如何，我也要搞定他们。”他怒气冲冲地说，而且很快写了一封公函，要求美国做出公开的道歉，并立即释放两名英国外交官。

第二天，这份公函就落到了女王丈夫阿尔伯特手里；按照惯例，所有的外交函电在递送前，都要送交宫廷签署生效。按照曾经为阿尔伯特著书立传的传记作家汉斯–尤汉姆·内策尔（Hans-Joachim Netzer）的说法，阿尔伯特每年都要帮助女王签署2.8万封公函。不过，这一次阿尔伯特没有签字。他感到此事非同寻常；如果贸然对林肯政府下达最后通牒，就有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战争。聪明的公爵采用了折中的方式，重新措辞，用比较缓和委婉的语气，希望美国人改正错误，并为对方留足了面子。不过，首相坦普尔得知后，感到自己受到了羞辱；他与阿尔伯特曾经就英国外交政策上有过多次争吵；这一次，他再次指责阿尔伯特干预朝政。好在，英国外交部最终还是按照阿尔伯特的修改稿向美国递交了国书。两国最后以和解告终，没有爆发战争。

外交危机过去整整两个星期，阿尔伯特不幸病故。后来的历史学家认定，公爵是死于伤寒引起的高烧，这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维多利亚始终坚信，她的丈夫对大英帝国矢志不渝，鞠躬尽瘁；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操劳国事，不肯休息。此外，维多利亚把丈夫的死归结为长子伯蒂的不孝；因为，伯蒂在宫外拈花惹草，花边新闻不断，弄得满城风雨，使得阿尔伯特心力交瘁，雪上加霜。

说起伯蒂，这位让父母头疼不已的王位继承人也慢慢长大，变得有些懂事了。在父亲临终前的几个月，他的表现似乎让女王看到了一些希望。女王特意派人把他送到柏林和罗马游历一番，希望能借此唤起他对欧洲文化的兴趣。很快，人们就发现，伯蒂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特别勤奋好学，有些浪子回头的意思。回到英国后，伯蒂又神经兮兮地一人跑到爱丁堡（Edinburgh），待了三个多月，恶补文化课，准备上大学。后来，仗着自己的王子身份，他还真去了牛津大学。更令人吃惊的是，1860年他参加了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的考试，成绩似乎还不错；系主任亲自给女王写信，汇报了这个让人高兴的消息。后来，他又去了德国，让人看到他优秀的一面。不久，他又远赴大洋彼岸的加拿大和美国，不但开阔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女王夫妇看到儿子变得越来越有出息，对他大加赞赏。当他远游归来，回到温莎城堡的时候，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礼遇。

回国后，伯蒂又被送到了都柏林的一座军营，接受军事化训练，并了解部队生活。人们希望能够锤炼王子的性格，使他更有出息。不过，看起来这次军训对于伯蒂来说，没有起到什么效果；他显然对部队生活丧失了兴趣。然而，他在军队里倒也没闲着。一个名叫内丽·克里夫登（Nellie Clifden）的“女演员”经常出入营地里的军官寓所，与伯蒂王子打得火热。这个风趣俏佳人把伯蒂迷得团团转，初尝云雨之欢的伯蒂发狂地爱上了这个出身低微的女子。

老公爵阿尔伯特听说此事，整个人都气疯了。阿尔伯特为人耿直，作风正派，恪守道义，从来没有做出任何越轨的事情。他与维多利亚女王夫妻俩感情很好，彼此都忠贞不贰，这也是他们受公众欢迎的主要原因。不仅如此，阿尔伯特本人并不像汉诺威家族其他皇亲国戚那样奢华无度和纵欲享乐；相反，他的生活就像普通民众一样，简单朴素，堪称楷模。多年以来，他始终如一地维持着这来之不易的公众形象，生活得非常率性洒脱：表里如一、忠贞不渝和热爱生活。在他身上从未发生过任何丑闻，更不要说是性丑闻了。

维多利亚女王和长子伯蒂的关系始终不太融洽。丈夫的去世更加深了女王对儿子的反感。1865年，女王信誓旦旦地对赫特福德勋爵（Lord Hertford）说，她可以肯定，阿尔伯特就是“死在了儿子的这个丑闻上”。在她写给远在柏林的女儿薇奇的信中，她甚至表露出，根本无法忍受与伯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生活。

不过，伯蒂对于母亲维多利亚女王倒是非常依赖，特别是在父亲去世后，他似乎更需要与母亲的亲近感。在他看来，他们之间的母子关系有着双重含义：首先，这是女王和未来王位继承人的关系；再有，伯蒂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母亲的支持，辅佐母亲管理国家大事。

为了缓解母子关系，伯蒂试图通过其他事情来分散女王的注意力。他先是表示自己并不反对尽早结婚，而且很快就与丹麦公主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宣布订婚。丹麦公主被人们昵称为“阿丽克斯”（Alix），虽然出身王室，但是家境并不殷实；与伯蒂相比，她有着更加快乐和纯真的童年。伯蒂并不爱阿丽克斯，阿丽克斯对伯蒂的感觉也十分平淡。伯蒂觉得与阿丽克斯订婚也未尝不可，因为他对这位丹麦公主并不反感。的确，阿丽克斯长得漂亮，也非常聪明；虽然学历不算太高，但是为人乐观开朗，外向活泼；唯一遗憾的是她听力有些障碍，可谓是天妒红颜。当阿丽克斯第一次造访白金汉宫时，人们都被这位公主的气质和美丽的容貌惊呆了。一方面，他们为伯蒂感到庆幸；另一方面，人们也担心，这位美丽的公主容易成为政治舞台的牺牲品。因为，当时的德国与丹麦两国正在就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地区的归属争执不休，而且两国后来因此爆发了战争。英国陷入两难境地：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是德国人，而未来的儿媳却是丹麦公主。

不管怎样，伯蒂王子必须尽快完婚，免得夜长梦多，否则又会闹出什么绯闻。维多利亚女王也非常重视这个未来的儿媳；丹麦公主的首次亮相就赢得了女王的首肯和信任。维多利亚女王甚至含蓄地将儿子在都柏林军营里闹出的丑事告诉给了阿丽克斯，当然也避重就轻地帮助儿子说了一些好话。女王说伯蒂只不过是受到那个女人的引诱，一时糊涂而已；伯蒂已经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愧疚，并再也不会跟那个女子有任何瓜葛了。

如同每一对新婚夫妇一样，伯蒂和阿丽克斯在宫中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863年3月，王子与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从此步入了公众的视野。俩人出双入对，形影不离，备受人们欢迎。结婚一年半期间，夫妻俩完全依照英国宫廷内的各项清规戒律行事，让外人无可指摘。伯蒂和阿丽克斯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日渐提升，风光无限，这也让女王感到有些不快。女王和儿子儿媳终于出现了一些矛盾。1864年1月8日，阿丽克斯生下了一个小王子，维多利亚女王立即给他赐名，用以纪念自己的亡夫：阿尔伯特·维克托（Albert Victor）。刚当上爸爸的伯蒂对此非常不满，不过也没有办法顶撞女王，只好屈从。

小家伙的出世却给宫廷带来了麻烦。伯蒂对小孩子没有什么兴趣，不愿意整天待在宫里照顾孩子。当了妈妈的阿丽克斯也不愿照顾孩子，成天就想出去玩，把孩子扔给保姆。女王对此颇为不满，直接插手过问这件事，婆媳二人发生了争吵。后来，阿丽克斯又怀孕了，只好卧床在家；不过，这一次伯蒂耐不住寂寞，借口参加婚礼，跑到俄国去花天酒地。随后，就接二连三地闹出绯闻。1870年，伯蒂被卷入了一场离婚案的丑闻中。这次的女主角是一个莫丹夫人（Lady Mordaunt），她对外宣布与伯蒂有染，为此提出与丈夫离婚。按照法律程序，伯蒂必须出庭作证，说出实情；好在，当庭法官临危救难，宣布莫丹夫人精神不正常，帮助伯蒂摆脱了这场官司。俗话说，救得了一时，却救不了一世。伯蒂一直以来都声名狼藉，也一再给英国王室制造麻烦。从此，维多利亚盛世也就慢慢在自己儿子手上败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