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

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阿拉伯文明是由农业和游牧经济构成的复合文明，或者说从农业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的文明。

第一，军事和政治上从争夺中亚演变为和平共处和合作。

7世纪以后的丝绸之路共有四条干线：①绿洲丝路，为最重要的商道，途经西突厥主导下的西域；②北方草原丝路，为东突厥控制，后称“参天可汗道”；③西南夷道，途经吐谷浑之地，又名“青海路”；④海上丝路，唯一不受制于四夷的商道。可见，处理与上述民族的关系对唐朝是一个重大课题。

在西域和河中地区，有许多绿洲国家和地区大国（西突厥、吐蕃和吐谷浑）。在唐以前，中国已经对西域有较大的影响，但唐朝期望确立直接控制，主要目的为：①保护绿洲国家，构建丝路秩序；②阻止西突厥向这些国家征税，防止大食夺取中亚（本文指河中和吐火罗）；③隔绝吐蕃和西突厥。

阿拉伯人从波斯出发，从两个方向进军东方：中亚和印度。在印度，他们经过多年的战争才占领了印度河流域的若干地方。在中亚，唐朝已经是当地的主人。

突厥是唐朝的北方大患。629-630年，唐军大败东突厥，太宗在其地设羁縻州，随后从四方君长那里接受了“天可汗”称号。634年，西突厥一分为二，唐军乘机降伏天山南路诸国，设安西都护府，统有四镇。657年，唐亡西突厥。659年和661年，河中的昭武九姓和波斯以东的16国分别内附，河中、吐火罗和西域因而成为唐朝的羁縻州。702年，唐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天山北路之地。635年，唐灭吐谷浑，从而与吐蕃陷入了直接的对抗。

阿拉伯人很快占领了波斯，河中和吐火罗成为唐朝与大食的战场。然而，唐朝在西域的大敌是吐蕃，加上对西域的补给线太长，前者因而制定了下述战略：利用原附属西突厥的突骑施和康国作为对付大食的主力；如上所述，在中亚设立羁縻州。至于吐蕃，它时而成为大食的盟友，时而又成为后者的敌人。

654年，阿拉伯人征服河中的康国和米国，但真正的战事发生于673-741年；阿拉伯人经过与突骑施和康国军队的血战终于胜出，夺取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712年，玄宗登基，唐朝中兴，之后唐应中亚诸国的要求派兵直接与大食作战，于715年和717年分别赢得了对大食、吐蕃和突骑施联军的胜利。744年，唐灭突骑施，由此最终陷入了与大食的孤军对决。751年，唐军在决定性的怛罗斯之战中失败。

怛罗斯之战后，唐朝受困于近邻吐蕃的侵扰、755-763的安史之乱和随后的国内动荡，不得不放弃了中亚。而且，吐蕃乘机占领了唐朝的西域、陇右和河西之地。同时，阿拉伯人也受到内部矛盾的制约，如奴隶、什叶派和中亚民众的起义，波斯的一些起义甚至得到突骑施和康国军队的支援。820年以后，波斯和中亚出现了独立王朝。

然而，7世纪唐朝与大食之间也存在着和平关系。752-798年，阿拔斯朝使节19次入唐，同时也接受了唐朝使节。令人惊奇的是，734年唐朝甚至一度计划与大食共同发兵讨伐突骑施；李泌宰相也曾于787年向唐德宗建议：北和回纥，南通云南[指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但未实施。757年，大食军队数千人应唐朝之邀，入华帮助平定安史之乱。至此，两国间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

第二，畅通的丝路有助于两国间密切的经贸联系。

8世纪以后，阿拉伯人开始听说有关中国富裕和灿烂文化的传闻，因而大力经营东方商道。他们建设了从波斯通往印度的哥拉森（位于锡斯坦）大道、从德兰索西阿那通往吐蕃的南方大山路、里海和高加索的北方丝路、以西拉夫和巴士拉为主要港口的海上通道。还在倭马亚时期，帝国的驿站已达1000个。唐朝在东方也在大力建设，青海路和草原路即在这一时期正式形成。中唐以后，由于吐蕃控制了西域，海上丝路和草原丝路日益重要。唐朝凭借与大食的联系，发展起与东非和北非的贸易。许多探险家的著作也为商道和贸易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杜环的《经行记》和马苏迪的《黄金草原》等。

阿拉伯从唐朝输入大宗的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纸和珠宝，同时向唐朝输出药材、化妆品、香料和宝石。大批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居住在长安、广州和其他城市。879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广州时，据说有12万穆斯林、祆教徒、景教徒和犹太人，其中多数是阿拉伯、波斯商人。

外贸对两大帝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例如，阿拉伯人开始饮茶，一些伊斯兰城市出现了新的产业，如撒马尔罕、大马士革的造纸业，大马士革、巴格达和亚历山大的丝绸业。这些新兴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的技术、工匠和原料。同时，阿拉伯药材也大大丰富了中医药。人们通常认为，奢侈品是中古贸易的主要构成，但茶叶和纸似乎不属于奢侈品之列，它们改变了普通穆斯林的生活。

国际贸易也改变了社会经济的其他方面。出现了新的商业城市，原有的商业城市更加繁荣，如洛阳、广州、泉州、大马士革、巴格达、巴士拉、伊斯法罕等。贸易在中国西北、沿海地区和阿拔斯帝国的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两大帝国更趋开放。换言之，国际贸易的发展是帝国实力的展现。

第三，文化交流在两大帝国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两大帝国均从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受益。唐朝中阿文化交往与过去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更具有平衡性，即中国文化对阿拉伯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阿拉伯帝国在下列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瓷器制造，火药和火器，造纸术，炼丹术，丝织、装饰图案和绘画。中国则在下列方面受到了阿拉伯帝国的影响：阿拉伯马，医药，天文学，景教与伊斯兰教，文学。

显然，阿拔斯帝国与唐朝的关系是复杂的。从文明交往的观点看，阿拉伯文明是由农业和游牧经济构成的复合文明，或者说从农业经济向游牧经济过渡的文明。由于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之间、早期发展的落后、社会经济的游牧性和由此而来的军事上的强大机动性，以及普世主义的宗教，这一文明在交往上具有突出的主动性，即渴望吸取先进文明的成果，其表现之一是军事上强烈的进取心。在征服的广袤领土上，一个伊斯兰—阿拉伯文明圈形成了。

但中国在对外交往上较为稳健，即使是在以开放而著称的唐朝，这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地理位置的封闭，经济以农为本，社会经济长期保持先进，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世俗文化的主导性。因此，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和平方式和传播华夏文化。在唐朝所在的东亚，同样形成了儒家文明圈。

两大文明最终在中亚相撞。怛罗斯之战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后果之一并非阿拉伯人控制中亚，而是原先为多元宗教区的中亚最终成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的一部分。

其实，在战后的几年中，当地的统治者继续向唐朝求援，当地民众也对阿拉伯总督的政策十分不满。因此，在中亚（和波斯）出现了反对阿拉伯人的频繁起义（如708-710，727-737，747-748，751，759，776-883，777，806-810年），怛罗斯之战结束仅仅70年，当地总督即宣布独立。

同时，阿拉伯人在中亚的行动也牵制了吐蕃，后者不能再随意侵扰唐朝。安史之乱后阿拉伯军队援唐一事，证明两大帝国之间已经形成了合作关系。至于双方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就无须赘言了。

两大帝国间的和平共处还有其他原因。例如，双方政治中心相互距离的遥远，以及伊斯兰文明的宗教性和中国文明总体的世俗性（宗教因此不可能成为东亚冲突的背景）。相反，在西亚和欧洲则存在阿拉伯帝国、拜占庭、波斯等大国和相互竞争的宗教，因而容易引发战争。

此外，两大帝国虽然强大，但在周边关系和国内民族事务上仍有种种问题。阿拔斯帝国面临着来自基督教国家的挑战，而唐朝则饱受突厥、吐蕃、吐谷浑和南诏的困扰。在阿拔斯国内，阿拉伯人与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关系日趋复杂，后两个集团中的高级官员或者宣布独立，或者大权独揽，使哈里发沦为仅仅是巴格达的主人。

唐朝同样遭受了安史之乱的动荡，最终陷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和战乱，而这些统治者中不少人来自少数民族。五代十国的分裂标志着中国在东亚政治中心地位的终结。此后，东亚形成了宋、辽、夏、金并立的列国体制，并且宋处于弱势地位，高丽、日本、大理（原南诏）不再奉宋为天朝上国。

丝绸之路在中阿关系史和世界经济文化史上作用很大，其沿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欧亚贸易体系。如学者所言，在伊斯兰教形成后，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迅速扩大，更多的地区和国家卷入其中，如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俄罗斯、欧洲和非洲。

如上所述，不论其经济基础为农业抑或游牧业，阿拉伯帝国、唐朝、吐蕃和西突厥均有意控制丝路。总之，这场斗争证明了南方的农业文明（阿拉伯帝国、唐朝）与北方的游牧文明（西突厥等）围绕着丝路的冲突：农业文明力图保护丝路，而游牧文明极力骚扰之。

但事实上，游牧民也希望从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受益，而且他们还直接建立了草原丝路（如图20-1所示）。处于巅峰时期的两大帝国确保了丝路的畅通，而在两大帝国衰落后，丝路贸易退化为地区贸易，直到蒙古人崛起为止，其间海上丝路成为主要的东西方商道。

丝路南方的印度同样从国际贸易中受益，但它经常遭受分裂和外来入侵的压力，难以对丝路的安全作出重大贡献。不过，印度是海上贸易的重要中转站。

图20-1　丝绸之路陆地商道的主要路线

阿拔斯与唐朝关系的历史，使人们看到了不同文明相互协调和加强和平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