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莎王朝——爱国年代：乔治五世



在结束了爱德华七世浮华喧嚣的10年统治之后，英王乔治五世开始整肃宫廷生活，恢复了英国王室维多利亚时期的正统做派。这位严肃的，甚至有些乏味而死心眼的国王见证了一系列的社会变革：从党派争斗到世界大战再到经济危机，麻烦不断。也正是这些危机使国内民众空前团结，形成了一段特殊的爱国年代，而王室也在危难中奇迹般地存活下来。

很难说这是怎样一种奇特的家庭关系。父亲刚刚去世，儿子已喜上眉梢。在普通人家，长者故去本应是极大的悲伤，悲痛使得家里人根本无暇考虑其他事情。然而，对于一个即将继位的王子来说，父亲的去世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随着老国王的逝世，新任者恰好可以借此机会来表现自己，为今后政权的巩固打下基础。于是，人们看到王室成员虽然还都围在逝者的身边，然而他们的心中却早已迫不及待。对于儿子来说，仿佛大权在握；一夜之间，自己已经成了至尊无上的王者。

在其他家庭，遗产的继承肯定是另外一种样子。比如说，企业家在故去之后，子女们会在埋葬故人之后，顺理成章地担任公司中的某个职位，这一职位在死者生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虽然也是子承父业，但是公司继任者在这之前也大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而且从事过具体的工作。这样一来，继任者就能够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想法来重新规划未来。与之相比，英国王位的继承则完全是从一无所有到至尊无上。在英国宪法中也没有具体的规定，即国王究竟应该履行怎样的职责。虽然民众都对新任国王充满期盼，至少他的存在应该对国家产生有意义的影响，然而，实际上，国王对于国家和人民来说，从不需要从事任何工作或是履行任何义务，同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也就是说，在威尔士亲王之前的历代君主之中，没有任何一位国王堪称这方面的楷模；在成为国王之前，他们无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的确，王位继承人所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国王的逝去。然后，他们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新的国王，而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他们从王位上赶下来，除非他们自己不幸病故；如此周而复始，代代相传。

人们很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在于，英国王室的家庭关系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把本属于家庭隐私的信息通过公众媒体传播开来；从家庭生活的本质上来说，英国王室家庭中的父子、父女和母子关系本该得到更好的改善，却由于其特殊的地位而异化了亲人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讲，国王和王后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父母。而且，他们也不可能像普通人家的父母那样教育子女。肯尼斯·罗斯在乔治五世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威尔士亲王殿下从没有表现出对于父亲的忠诚，而且从不尊重他领地内的臣民。以国王的标准来衡量，他还差得很多（比如说从不触犯法律），哪怕是宪法中一些基本规定对于他来说，恐怕也只有在理智状态下才能够遵守……他父亲活着的时候，有关他生活中的不检点和胡作非为就让人伤透了脑筋；而当乔治王子一旦登基，成为一国之君，他和妻子以及孩子们的糟糕关系也就成了众多媒体口诛笔伐的靶子。

对于乔治来说，父亲在他眼里首先是威严的君主：他每次见到父亲都毕恭毕敬地鞠躬，而且在长达九年的时间里，他从未叫过一声“爸爸”，他总是叫他“陛下”。20世纪初开始，英国王室家庭中的父子亲情逐渐丧失；比这更为糟糕的是，在爱德华七世和他的儿子乔治身上，似乎只存在一种国家公务的关系，而缺乏亲人之间的感情因素。父子俩从没有亲近过，关系可谓是平淡如水。尽管如此，父亲的去世还是令他非常震惊：“我失去了最好的朋友，他也是我最亲爱的父亲大人。”1910年5月7日，乔治在日记本中这样写道。

但他对父亲的哀悼也仅此而已。乔治没时间过度悲伤，他还有很多要务亟待解决，才能进而巩固自己的政权。第二天一早，乔治的长子大卫就提醒他，要把白金汉宫门口的国旗降半旗以示国丧。乔治对此的反应以及采取的措施令人惊愕不已。他命令属下，在离白金汉宫不远的马尔伯勒宫，也就是他本人的宫邸门外的旗杆上的国旗一直升到顶部！他如此狂妄的举动在父亲生前就有过一次：他曾经开着一艘小船从维多利亚女王逝世的奥斯本宫外招摇过市。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王位交接上都留下了这一传统：“老国王逝世，新国王即位。”另外，这种做法还意味着，一个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即将来临；以国旗为代表的王权将由此继续下去。或者可以这样说，改朝换代，统治依旧。

登基过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首先，即将即位的国王，这一次是乔治，要在父亲的病榻前正式宣布继任王位。第二天早上，再将这一消息昭告天下。与此同时，在英国旧宫圣詹姆斯宫成立一个王位继承委员会，为此召开一个特别会议，主要是履行仪式上的王位交接活动，即枢密院（Privy Council）大会，最初是由全国的宫廷官员和商贾巨头聚集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发展到后来，枢密院会议演变成了一种仪式，参与者也换成了伦敦城推选的代表、各地推选的主教、上议院的勋爵、温莎城堡教堂的首席长老和一些名门望族的成员。

新任国王要在枢密院与会人员面前宣誓，正式宣布继任王位，其中特别是要提到维护苏格兰教会的利益。这一点要追溯到1707年，当时英国境内的两个帝国合并，原有的国教却保持各自独立。新任的乔治五世在宣誓时恐怕也不太了解这些历史背景，只不过是照本宣科，完成仪式的要求而已。对此，也不会有人过多追究。登基典礼就是一个仪式，没有人关心其是否行之有效或者能否真的履行誓言。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就像许多庆典仪式那样，英国王室的登基仪式也是自古以来定下的规矩，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没有人太当真。它的意义也就在于此。

两天之后，新国王在圣詹姆斯宫外的草坪上宣布就职，这一消息也随即公告天下。传达这一消息是通过各个媒体以及英国王室的最高宣谕官对外发布的。按照传统礼仪，国王本人在发布登基谕旨时，并不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只能隐藏在窗帘后面，观察窗外的宣旨仪式。

英国王室的改朝换代就是以这样一种形式来完成的。20世纪，这一仪式有了新的发展。老国王的棺木要放在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祭奉三天，此教堂也是英国议会楼中最古老的一部分。在此，皇家卫队守候着国王的灵柩，民众可以进入西敏厅悼念仙逝的国王，英国人把这项仪式称为“躺在国家的怀抱中”（Lying-in-State）。前往悼念爱德华七世的普通民众多达25万人！

在父亲的丧礼过程中，乔治遇到了不少麻烦，这也是他未来作为国王所必须应对的问题。这其中还不是政治上的问题，而是所谓的等级排位，即英国王室最为看重的优先顺序。比如说，在列兵仪式上，英国国王的爱犬是否能跑到德国皇帝的前面？在教堂仪式上，新王后玛丽究竟应该站在皇太后亚历山德拉的前面还是后面？法国没落贵族奥尔良公爵（Duke of Orlean）是否有资格乘坐马车参加宗教列队游行仪式？还是应该让法兰西共和国的外交部部长享受贵族的待遇？乔治整天要处理信件，解决申诉，平息争执，都是这类鸡毛蒜皮的事情。然而，所有这些都要靠国王亲自处理才行。甚至好多年过去之后，那些被安排在靠后位置的权贵们仍耿耿于怀，感觉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那些有幸被安排在前列的则对国王感激不已。归根究底，这一切对于政治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而且都事关国家的未来走向。

或许，乔治这样做的真正原因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处理国事。显然，对于国王这个职位来说，乔治是有备而来的。与父亲爱德华七世有所不同，乔治已经学习料理国事有很多年了。在对外交往活动中，他与父亲的想法是一致的，完全摒弃了以前维多利亚女王韬光养晦的做法。在他看来，对外展现大英帝国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从父亲身上，乔治看到了举办各类庆典活动的良好效果，以及制定各种规范的必要性；对于英国王权政体来说，以宫廷王室为中心的社交活动可以产生示范效应，进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父亲还让乔治懂得，如果想要这一体系成功运作起来，必须事先做好充分准备；为了以防万一，必须要像排练话剧那样反复演习，而绝不可以“走走过场”，敷衍了事。乔治五世继承了父亲的理念，对名牌服饰非常热衷；他对于礼服的风格搭配也特别在行，而且一丝不苟。他通晓各种礼仪，比如，在不同场合佩戴不同的勋章；什么场合下才可以戴手套；与不同爵位的贵族交往礼仪有哪些不同，分为公爵、侯爵、大公或是伯爵。总而言之，乔治五世本人是个礼仪大师，并能够把这些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

当然，他还有别的才能。没成为国王之前，他就接触过国家级的文件；红色公文箱对于他来说早已不再神秘。此外，他还经常出访各地；先是巡视皇家海军，后来就出席各类国事访问。他曾经认真研读过巴基霍特的《英国宪章》，而且他还撰写读书笔记；在他的哥哥阿尔伯特·爱德华去世之后，他把这些当作是“课外辅导”，准备随时接任王位。从1892年开始，身为约克公爵的乔治就进入了上议院；在父亲的鼓励下，他还经常潜入下议院的会场，偷听台上议员的辩论。在这些方面，乔治本人颇有一些政治家的天赋。

然而，就在继任国王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乔治感到有些不顺利，其他内阁政要们也都有同感。对于乔治来说，君主制反而成了一种羁绊，束缚了他才能的施展。现在回过头来看，其中的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肯尼斯·罗斯——为乔治五世树碑立传的传记作家，在乔治五世去世20年后，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客观翔实地记录了这位国王的生平，其中对他本人的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而不是王权本身。早在担任威尔士亲王期间，乔治就暴露出作为王室成员身上的各种缺点，尤其他在海军服役受训时更是表露无遗。对此，罗斯这样写道：“他头脑空空如也，没有耐性，是非不清，性情乖张，难以琢磨；他不缺乏想象力，也不拒绝任何直觉性的判断。”乔治五世从本质上说还是性情中人，并不会耍政治手腕，也看不透官僚政客两面派的伎俩；他也不想去趟这些浑水，因为他本人就不是什么“堂堂正正”的人物。和其他传记作家一样，罗斯也摘录了与国王同时代的内阁大臣，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大卫·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的日记，他记录1910年从巴尔莫拉城堡回家路上的心情，这也是他第一次前往新国王和王后宫邸做客之后的感受：“国王是个非常快活的家伙；但是，上帝保佑，他脑子里没什么东西。他俩看起来非常简单，和普通人一样，甚至太过平凡。或许，一切也就该是这样的吧。”

在劳合·乔治首相看来，国王不需要有多聪明。国王也不应该插手政府的事务。因此，国王在与政客要员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也不应该高人一等，这或许才是最合适的。作为国王，他们只需具备“正常人的理智”和处理工作时的随机应变能力就足够了。此外，他们还可以从局外人的角度推荐首相和国务大臣的人选，从这些候选人中确定内阁的组成，而无须重新选举内阁成员。

如果仅从王室成员的角度上来看，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祖母辈的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似乎对一切事物都感兴趣，虽然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幼稚，而且有些敏感；即便如此，她的大局观念很强，也因此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丈夫阿尔伯特则是另外一番模样：接受过高等教育，事业心很强，外交和语言能力上极具天赋；喜欢写文章、读书和处理大量公文；在英国这个“客居地”，他倾注了满腔热情，并把这个国家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恰恰是这样一对夫妇生下的儿子在智力上根本比不上自己的父母。然而，继承王位后的爱德华七世表现也并不逊色：除了英语之外，他也会说德语，而且法语说得也很地道；他在政治上也会耍些小聪明；兴趣爱好方面，他热衷歌剧和话剧，却对造型艺术和文学没有丝毫兴趣。

与父亲相比，接下来的乔治五世就更逊色了。他品味单一，头脑简单，对文学更是厌烦透顶。（“那些写书的人都该拉出去枪毙。”这样的句子似乎不像是出自一代国王之口，不过恐怕也不是凭空捏造的。）除了讨厌文学之外，乔治对歌剧、话剧和绘画也是一窍不通。他似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除了偶尔弄懂些政治把戏之外，他脑子里基本上就是空空如也。他不会外语，整天就喜欢和王后待在家里；王后织毛衣，他就在一旁摆弄邮票，俩人的生活乏味至极。如果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发生，人们一定会说：要是让他俩接管一家企业，那么接下来发生的故事肯定是公司倒闭；或许，俩人走运，埋头苦干，也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恰恰是资质一般的乔治五世，非但没有把英国王室搞垮，反而进一步巩固了王权的统治，甚至对今天的英国政局仍有着深远的影响。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与他的祖父阿尔伯特相提并论。在外人看来，这或许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乔治本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

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乔治为人处世的风格。在接过“最好的朋友和最亲爱的父亲”的遗产之后，他就终结了由先父开创的“爱德华朝代”，而且为此他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气力。“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随着爱德华七世的逝去也自然而然地寿终正寝。所有追随爱德华七世的宫廷侍卫、友人，以及由拥戴他的一干人等发起组建的马尔伯勒俱乐部都曾经是议会党团的权力核心，在爱德华七世在位期间，整个英国上流社会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如今，也是树倒猢狲散，繁华逝去，往事如烟，不堪回首。

乔治夫妇在当威尔士王储的时候，并没有理解“爱德华时代的英格兰”其中真正的含义。他们居住在约克庄园，那是一片不大的领地，属于他们自己。在那里，他们的生活非常简朴，如同地位不高的普通庄园主一样：仆人不多；日子过得平淡如水；经济上没有什么压力；也无须操心其他生意上的琐事。当然，对于王妃玛丽来说，约克庄园的生存空间的确有些狭小；但是，她从不敢违背乔治的意愿，只能默默忍耐。而乔治本人特别喜欢这种简朴的生活和乏味的居所，因为这里实在太小了，所以根本不可能举办大型社交活动。乔治也不喜欢各种喧闹的庆祝活动，他讨厌那些人在聚会中凑在一起说三道四，或是彼此开玩笑。

在此类社交活动中，人们总会开一些略微过火的玩笑，涉及他人的隐私，而乔治对此大为不齿。在他看来，他的父亲以及身边的那批“爱德华迷”几乎都成了专业级的猎户，因为他们整天都泡在围场上以打猎为乐。而且，爱德华时期的社会世风日下，离婚成了一种时髦。甚至在许多乡间周末派对的活动中，出现了“换妻”游戏（道义上很难约束，而且都是秘密组织活动）。乔治和玛丽夫妇从未参加过这类活动。乔治在娶玛丽为妻的时候，就把婚姻当作一项责任；同样，玛丽对乔治也是忠贞不贰。从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或许，其他方面更能说明这一点：乔治从本性上来说是个死心眼的家伙。在爱情问题上，他根本就不会耍什么诡计来欺骗妻子。

可以说，乔治在这些方面堪称表率。整整35年，他眼睁睁地看着风流倜傥的父亲与各式各样的情妇鬼混，从中他完全可以学到许多拈花惹草而又不被妻子发现的花招。但他从母亲阿丽克斯身上体会到了婚姻不忠带来的痛苦。他懂得，在纷乱复杂的男女关系中很难超脱世俗，并独善其身。尤其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他们理应明白这些道理。在爱德华时代，乔治本人对此也只能是听之任之了。

不过，乔治自己当上国王之后，立即整肃宫廷生活，恢复了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尚。首先，他“清理”掉了一批经常出入宫廷社交活动的贵宾名单；在他看来，这些人不是道德败坏，就是政治上图谋不轨。此外，他把过去一些老规矩重新搬了出来（当然也不是完全的复古作风，比如打字机仍然得以保留；戴眼镜也没有被再次禁止）。另外，他还特别加强了进入白金汉宫的安全检查，将爱德华时期许多敞开的宫门重新关闭。甚至，在乔治眼里，白金汉宫显得过于奢华，长长的走廊、宽大的玻璃和金光灿灿的立柱似乎都有些多余。乔治恨不得把这所大宅拱手出让。他本人更愿意住在相对简朴的肯辛顿宫；然而按照规定，那里是英国内阁政府的办公所在地，不允许王室居住。

然而，乔治五世的努力并不能立即奏效，他的一己之力无法让喧嚣已久的社交生活平息下来；上流社会的人们依旧热衷无休止的欢庆活动。乔治五世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他知道人们希望他做什么，因此也就顺应民意，举办一些社交活动。他也会出席这些场合，因为这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不过，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组织舞会，用社交生活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在此类活动中，乔治最喜欢打猎，他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全英国最出色的猎手之一。通常，在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郊区，他一天可以打下上千只野鸡。这些野鸡都是专为皇家狩猎而饲养的；有些反对派人士曾经强烈谴责国王的狩猎活动，特别为那些受伤的动物鸣不平。除了在自家庄园附近狩猎之外，乔治还喜欢去邻居家或是风景优美却属于其他贵族庄园主的领地打猎。除了打猎，乔治从不参加伦敦城里举办的贵族派对，也没有像父亲一样组建什么亲友团之类的“粉丝俱乐部”。

乔治五世的御用文人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19世纪50年代的书稿中记载了国王在白金汉宫的生活，把他的日常起居比作是舰艇船长一样的单调：每天早上起床后看一下温度计，然后阅读几个小时的文件；接下来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早餐；早餐后，国王与宫廷内的重要官员座谈商讨国家大事；然后是散步，穿过御花园（步子很快，完全是例行公事，没有任何闲情逸致）；午餐（与玛丽王后共进）；午餐后小憩15分钟。下午的活动会有些新花样：出宫参加政务活动或是在办公室处理公文。如果有时间，下午会安排一小时陪孩子们玩耍。晚上通常是安排一次接见。然后就是和玛丽王后共进晚餐。每晚23点10分，值勤的侍卫官会为寝宫内外熄灯；在国王上床之前，他照例还是要看一眼温度计。

传记作家皮尔斯·布雷顿（Piers Brendon）和菲利普·怀特黑德（Phillip Whitehead）把这位新国王的生活作风称作“巴尔莫拉风尚”。这让人不由回想起维多利亚女王和阿尔伯特公爵的时代。那时，女王夫妇把普通人家和王公贵族的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在巴尔莫拉城堡里自娱自乐；他们还经常去乡间游玩，享受大自然的乐趣。乔治显然是延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意志，并以自己的方式续写了这段传奇，与此同时，他还以自己的言行打造了近代英国王权体制得以延续的两大支柱之一：作风正派。

另外一大支柱就是英国王室特有的排场，以及在外事活动中代表国家的荣耀。在这一点上，乔治完全秉承了爱德华时代的作风。在仪式庆典活动中，乔治从来都不会推脱，而且竭尽全力地履行作为国王所应尽的义务。随后，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主持议会开幕，这也是爱德华时期英国扩充军事实力之后最盛大的一次政治活动，无疑是乔治执政元年伊始的大事件。他后来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折磨。”然而，在公众面前，乔治头戴王冠的形象完全代表了大英帝国的威严（这顶“帝国王冠”重量超过了一公斤！），而且体现了他作为国王的责任感。与之相比，他的父亲爱德华就嫌王冠太沉重，总是戴一顶元首帽来出席盛典。

英国的加冕典礼仪式有着1100年的历史，在乔治的父亲爱德华时期已经进行了一些创新。1911年6月，乔治亲身体会了这样一次庆典。“他表现得沉着冷静，略带威严，以一个完美的英国绅士形象在公众面前亮相。”自由党国务大臣亚历山大·默里（Alexander Murray）对新国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对于整个仪式中始终处在焦点位置的乔治五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因为在整个庆典过程中，他必须头戴重达2.2公斤的王冠，这也是为了这次典礼而特意打造的“圣爱德华王冠”。典礼过后第二天，国王和王后都感到头疼不已，可想而知他俩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如此，乔治对于典礼仪式的重视程度丝毫未减。他非常明白当时的处境，在民主思潮日趋高涨的形势下，想要巩固王室的影响力，维护王室的尊严，并让君主制政权延续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展示大英帝国的荣耀和光环。他甚至渴望经常抛头露面。早在1910年底，乔治就自发提议，出访印度；名义上是想亲自慰问当地的臣民，实际上他希望借此来确立自己印度国王的地位。对此，英国国内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政府内阁不希望国王长时间外出访问；坎特伯雷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也坚决反对在印度教为主的地区举行基督教的加冕仪式（包括所谓“天佑我王”的宗教理念）。后来，乔治只好采取权宜之计，在出访印度时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典礼；在典礼上，乔治当着众人的面，亲自给自己戴上象征王权的桂冠（他特意派人定做打造），以示大英帝国的皇恩浩荡。乔治以这样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王者地位，从形式上避免了加冕仪式引发的不快。

乔治的印度之旅也是英国王室历史上最盛大的一次跨越两大洲的国事访问。1911年11月，国王乔治和王后玛丽乘船离开了英国，随行人员包括宫廷侍女、私人秘书、政界和军界的要员，以及一些必要的随从。733人组成的出访团搭乘英国皇家远洋邮轮“梅迪纳”（Medina）号，从英国始发，途经埃及，穿过英法联合开凿的苏伊士运河，最终抵达印度孟买。随后，一行人到达最终目的地——德里。为了欢迎乔治的到来，印度特意将德里定为新的首都。12月12日，乔治夫妇出席了在当地为这次访问而专门搭建的露天剧场举办的“德里都巴尔”（Delhi Durbar）庆典，受到印度民众的热烈欢迎。根据英国宫廷书记员约翰·福特斯库（John Fortescue）记录这次都巴尔盛会的资料，不仅可以看出其中的巨额花费，而且整个活动的安排也是千篇一律的献媚造势。所有的活动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王室一行抵达临时搭建的行宫，出席几十个印度当地贵族举办的欢迎会。然后的安排依次是：代表团步行来到中央大厅，正式发表两份公告，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行礼致敬，奏国歌，仪式结束。在场的几千民众围拢在中央大厅周围，聚精会神地观看这场盛典；然而，据当事人反映说，由于场地太大，人们根本听不清具体的公告内容，只看见身着国王服饰的乔治站在台上说了些什么，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仪式结束后，人们蜂拥到中央大厅的讲台前，甚至许多印度统治阶层的官员都扑倒在刚才国王和王后站立过的地方，疯狂地亲吻地面，以示崇敬。此时，国王和王后一行早已回到了驻地。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时间。

英王此行的目的何在？巩固殖民地王权。“印度人后来表示，对庆典仪式非常感兴趣。这种奢华的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工具，消除了东方封建统治下民众与英国现在国家体制之间的隔阂。”历史学家斯蒂芬·巴特摩尔（Stephen Bottomore）在为电影《德里都巴尔》写的评论里写道。英国人统治印度次大陆的方式不是直接插手，而是通过印度当地的贵族得以实现。英国人成功地解决了印度当地各省之间的纷争，并敕封了一位公爵，凌驾于所有贵族之上。在德里的欢迎庆典上，英国人帮助这位印度公爵巩固了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国王也确立了自己作为印度皇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力。

英王印度之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欧洲，人们怀着惊喜和羡慕的心情，通过影像和照片资料看到了这场“都巴尔大会”的盛况。所有这一切都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看啊！英国国力是多么强大，世界各地的臣民是多么拥戴至高无上的英国国王！特别是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一消息令他们钦羡不已。为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德国人从1908年就开始扩军备战，组建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对英国人施加压力。然而，英国人似乎不为所动，并用这种方式告诫对手，两国国力根本不在同一档次上；这恐怕才是英国内阁首相希望达到的效果。此外，英国人还盘算着，通过这次活动的宣传来显示英国海内外政权的稳固，打消竞争对手妄图通过瓦解殖民地附属国的手段，来动摇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不过，这次印度之行的消息也在全球各地引起了一阵骚动。因为在当时，贫民阶层的生活（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改善，而上流社会却充分享受着工业革命的成果，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此时，正值革命前的动荡时期；六年之后，俄国圣彼得堡爆发了十月革命；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纷纷走上前台，开始了革命征程。对于英国王室来说，民主始终是有些危险的。这直接威胁着王权的统治。

在如此的社会形势下，“德里都巴尔”大会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唤醒民众的爱国热情，进而加深人们对于王权体系的忠诚度。手持权杖、头戴王冠的国王在各地巡访，也是在为保守主义思潮摇旗呐喊。

在礼仪的规程和着装方面，乔治可以说是“严格遵守规矩的楷模”。对面100米开外走过来的宾客，他能识别出对方的领带系法是否有误；他甚至请求身旁的侍女时刻提醒他，在没有佩戴王冠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帽子来遮挡住头发。对于这些细节问题，乔治总是吹毛求疵，还为此大发雷霆。当然，在各项国事活动中乔治也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他明白了，自己不光是在外面充充样子。在很多政治问题上，他也被牵扯了进去。

其中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英国宪法。众所周知，英国议会由上议院和下议院两部分组成。上议院的成员都是世袭的贵族和一些主教，直到19世纪初，上议院在议会中拥有更大的权力；而下议院的议员都是平民出身，只有在财政政策的制定上才拥有最终的发言权。1832年，上议院的贵族议员们由于傲慢无度，为此付出了代价：他们试图阻挠下议院通过的选举改革动议，但最终没能得逞。当时担任首相的是下议院推选的查尔斯·格雷伯爵（Charles Earl Grey），他说服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叔叔和后来的国王威廉四世，打击了上议院的嚣张气焰。如果上议院议员们继续与“民选”的政府作对，那么国王将敕封一大批支持改革的平民议员，进而改变议院的席位比例。

当然，这不过是敲山震虎罢了。上议院的贵族们很快就改变了立场，同意下议院提出的改革措施，因为他们不希望更多的平民获得贵族封号，进而分享他们的特权。他们宁愿失去部分政府决策的权力，也要避免贵族头衔泛滥成灾。

1909年，也就是爱德华七世去世前的一年，英国议会再次出现动荡。上议院贵族们显然把1832年出现过的危机抛在脑后，忘记了历史的教训。1905年，以自由党为主的下议院再次获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并把持了政府大权。这无疑又激怒了上议院的议员们，特别是那些保守派的大地主。当时的财政部长是自由党领导人大卫·劳合·乔治，也就是后来的首相。他提出了一个《国民财政拨款预案》（People’s Budget），引起了上议院的不满。根据这一预案，国家将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的支出，并对私人财产和遗产征收一系列的税费，其中矛头直指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阶层。显然，这一系列的新政引起了贵族们的反感。他们联合抵制，力图阻止这项财政预案的实施。

当时的英国首相，同为自由党人的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Herbert Henry Asquith）任期已满，接下来就是新内阁的选举。大家争论的焦点问题是：贵族究竟应该享有什么样的特权？保守派对外宣称，他们才是代表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因为他们一向赞同两院制的议会体系，避免“民主派独裁统治”的局面。与之相对的是自由派人士，他们四处拉选票，倡导更多的民选权力，并坚决反对由于出身的贵贱而导致的权力不公。双方的争夺非常激烈，难分胜负。最终，自由党与刚刚建立不久的工党，以及爱尔兰民族党共同组建了新政府，使得阿斯奎斯得以继续执政。不过，自由党为此也做出了很多妥协。其中，自由党人付出的代价就是重新制定议会法。在这部新的议会法中，就今后上下议院中的各个党派席位比例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可以想象，上议院的贵族齐声反对这部新的议会法。一场宪法危机就此拉开了序幕。爱德华七世没能看到危机的平息，就一命呜呼了。

乔治五世上台后就陷入上下两院的纷争中，令他挠头不已。他本人缺乏经验，也不太理解政治分歧产生的原因，一时间手足无措。作为国王，乔治五世只能听取（代表某一党派利益的）首相的建议，他身边的另外一位重要谋士是弗朗西斯·诺利斯爵士（Sir Francis Knollys），他是王室的私人秘书，也是一位无党派的政坛高手。早在爱德华七世时期，他就成了国王的贴身参谋。然而，乔治本人并不欣赏这两位参谋提出的建议，也就是照搬1832年的做法，靠国王加封贵族来迫使上议院就范。乔治觉得自己的权力被如此滥用，感到非常不快。而且，他心里知道，如此这般的做法无疑是让自己成为实权派操纵的傀儡，进而削弱王权的统治。不过，很快他就意识到，跟首相作对是没有丝毫胜算的。在没有内阁政府的允许下，作为一国之君的他甚至都无法和反对党领导人进行会晤。按照以往的惯例，国王只能在首相的“建议”下，适当参与一些政务性的会谈——显然，阿斯奎斯是不会建议他这样做的。乔治对于首相制定出的一系列政策的干预度非常有限。相反，阿斯奎斯对于国王的控制力却非常大，他可以在与国王的会谈中对其提出警告，或是劝谏国王改正错误；如果愿意的话，他甚至可以越俎代庖，不去理会国王的意见；更有甚者，他可以肆无忌惮地训斥、辱骂或是大发雷霆，就像暴君一样。

不过，首相唯一不可以做的就是：按自己的意思去指挥国王。如果他胆敢犯上作乱，就会直接威胁王权的统治。一旦国王对首相失去了信任，那么首相的乌纱帽就保不住了。然而，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怪圈。被赶下台的政党在随后的选举中依旧会把王室权力的问题搬出来叫阵（1910年的选举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说，民主选举究竟是为了什么？难道是全民反对王室？万一要是下台的政党再次当选呢？那岂不意味着王权的垮台：民众是不可能让一个跟国王作对的政党上台的！

1910年11月19日，乔治五世在白金汉宫接见了阿斯奎斯和克鲁威（Crewe），后者是上议院议会党团的主席。如同以往商讨重要国事一样，这一次仍是三人的秘密会议。在会谈过程中，对峙双方都彻底摊牌。阿斯奎斯和克鲁威力劝国王同意他们的政治主张，而乔治五世显然不太情愿。两位大臣以辞职相要挟，并威胁国王说，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则会举行全民大选，推翻王权统治。乔治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更没有机会和在野党的领导人交流意见；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乔治被他俩说得心烦意乱，心里非常生气，似乎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样。“我非常不情愿地答应了他们，”乔治在当天晚上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如此违背自己的意愿，我感到非常羞愧。”不过，乔治心里非常清楚，在当时的情势下，他别无选择。对此，肯尼斯·罗斯认为，这次会谈是乔治五世一生中最感耻辱的时刻。此事过去21年之后，乔治仍耿耿于怀地告诫老勋爵克鲁威，他在当年是如何像训斥一个小学生一样，把国王本人逼得走投无路。在乔治看来，这是一场最肮脏的交易。

被逼无奈之下，乔治只好履行承诺，增补贵族封号，来平衡上下两院的实力对比，而且这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贵族们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特权被慢慢剥夺。历史学家亚历山大·高兰德把这称作是“20世纪最重要的宪法修正案”，今天的人们仍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力。“王权的地位也就此有了改变。”高兰德这样写道：

此前，上议院总是通过维护王权来保障自己的利益，而如今这种长期以来的继承权力的做法显然早已不合时宜。人们之所以一直忍受这种体制，是因为它仍有其功用；头戴王冠的国王在生活态度上反映了普通英国人的理念，民众由此产生了认同感。如果国王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或是持续性地无法满足民众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建立共和制的国家政体将是最佳的选择。国王的权力也被局限在一定范围内，即代表国家的一种象征；

国王的实权则就此瓦解……（君主立宪制国家政体）能否持续运转，则要取决于变幻莫测的政治气候。

人们肯定是希望剥夺王室的特权。不过，废黜王权也不能一蹴而就。乔治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来安抚自己心灵的创伤。两年半之后，他就不得不彻底退居幕后，不被允许插手国内政务。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王储弗朗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和王妃苏菲（Sophie）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一个月后，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正式宣战。1914年8月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两天之后又向法国递交了战书。战争刚刚爆发，英国还有些犹疑不定；不久，英国也卷入了战火。欧洲几大盟国维持了40多年的友好关系就此终结，并将整个欧洲拖入了战火之中。1914年8月4日，乔治签署了国书，正式向德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国一直被称作是“伟大的战争”（The Great War）。然而这场战争并没有让英国人大动干戈，而且也没有给国民的心理造成重创。倒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列颠保卫战”，也就是英国民众抗击纳粹德国的空袭战役中，彻底地改变了英国人的想法，并造成了如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和谐关系以及英国人对于德国的偏见。在自身社会发展和形成的层面上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英国的影响更为深远。它给英国带来了民主意识，宣告了殖民地帝国的终结，并使得贵族特权统治逐渐走向衰落。它彻底改变了王权统治的国家政体。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以往的战争参与者都是雇佣军和职业军人，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持续时间都相对有限，卷入战争的国家也不是很多。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国家联盟之间的战争，所有参与方都穷兵黩武，投入各种武器装备；而且从冬天打到春天，战火连绵不绝；战争的杀伤力和军备消耗都非常大。战士们都希望战死在疆场，成为英雄；而那些缩在家里的懦夫则成了公众的笑柄。战争的结果就是那些浴血奋战的勇士们大多横尸疆场：他们纷纷倒在了凡尔登（Verdun）的战壕中；在索姆河（Somme）和马恩河（Marne）的两岸，在毒气弹的肆虐之下，在连续几天的空袭之后最终不堪忍受而命丧黄泉。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周，从比利时运河区到瑞士边境地区，绵延数千里的战场上，尸横遍野；成百上千的士兵尸体堆积如山；战争双方势均力敌，各地防线的争夺都是漫长的拉锯战。这场战争的惨烈程度前所未闻，在许多老战士眼中，除了拼出个你死我活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谁要是想撤退，结果更是一败涂地，下场只会更加悲惨。于是，战场上的士兵都疯狂杀戮，而且愈演愈烈。

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民战争”的参与者不仅是那些士兵，而是全体人民。战争的恐怖通过战场上发回的书信，蔓延到本土的民众心中；一批批伤兵回到祖国；而国内的经济补给也是每况愈下。德国人先是驾驶飞艇，后来又改用飞机，对英国本土进行长时间的轰炸。这也是自当年威廉皇帝入侵并占领英国以来，战争首次引入英国本土。坚守本国防线成了那些军政要员的工作重点，他们竭尽全力保家卫国，这不仅是选民们的要求，更是形势的需要。大规模的战争也是对民众心理意志的一大考验。人们必须克制自己的情绪，以便应付一轮又一轮的战斗；与此同时，还要不断发动群众，征兵入伍，向前线输送士兵。一些工党议员信誓旦旦地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绝对不能引发社会骚乱。人们需要点燃爱国激情，来抵抗强敌。为了保卫“国王和祖国”而应征入伍成了普通人心中最高的荣耀。整个民族陷入一种迷幻的疯狂状态中。

然而，乔治五世真的适合在战争状态下履行国王的职责吗？他身边的一些人对此产生了怀疑。例如，他的私人秘书阿瑟·比格爵士（Sir Arthur Bigge）。他于1913年接替退休的弗朗西斯·诺利斯成为国王的私人参谋。他曾屡次劝谏乔治，不要只在小范围的活动中表现自己，而是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展示君王的友善；比如说，对公众露出善意的微笑。然而，乔治对此不屑一顾。“我们贵为王室，”乔治这样辩驳道，“决不会为了取悦民众而强颜欢笑。”

这是乔治身上最大的问题。他的父亲爱德华七世一向风度翩翩，善于赢得民众的好感。虽然他从不直说，但是他心里明白，这是一种宣传手段。他创立了一种“照相会谈”方式，定时约见媒体和宫廷摄影师为他拍照，使自己成为万人瞩目的中心。他还特别注意照顾记者们的情绪，以便他们采集真实的信息，进而向公众展示王室生活中积极的一面，从而达到大众宣传的目的。在这一点上，乔治的做法与他的父亲截然相反。在他看来，记者这个职业地位低贱，跟戏子和娼妓相差无几。“大众宣传”这个字眼可以算是脏话粗口，根本没有丝毫艺术性可言。乔治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不应该成为一种手段，而是一种结果。国王的职责（在悲观状态下）就是，带领人民走上战场，并获得胜利——这一切在他看来跟大庭广众之下的逢场作戏毫不相干。

那些真正参与战争的人们，包括官僚政客和军界要员，显然不太支持乔治的做法。他们认为，乔治的行为反而妨碍了他们的工作。乔治要求这些属下必须经常向他汇报战况，并聆听他的高谈阔论；乔治还不断地出谋划策，因为他把这些都看成是自己作为国王的重要职责。然而，谁也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在整个战争期间，乔治提出的建议几乎没有一条得以贯彻落实。大多数情况下，他的警告和建议都被当成耳旁风。有些时候，人们索性对他隐瞒军情。尽管如此，乔治仍是乐此不疲地对外面的战事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普通民众对于这些上层的争议根本一无所知。当时的社会，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大多数人对于国王的私生活并不感兴趣；人们更愿意把他看作是国家的象征。作为全民爱国的精神领袖和严谨正直的大众偶像，乔治的对外形象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在这些年里，他亲自为从前线归来的将士颁发勋章和奖状；这样的颁奖活动足有上千次。为了祖国赢得战争，他主动放弃了以往奢华的生活方式，向世人展示了他节俭朴素的一面。整整四年多，乔治没有在宫内举办任何大型的宴会活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上层社会的贵族官僚，即使是在战争期间，仍在大吃大喝）。乔治甚至连王宫的酒窖都下令封闭。在英国，战争期间禁止饮酒；这至少是个不成文的规定。

乔治五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大；普通民众早已厌倦了那些官僚政客和军事将领的表演，更何况从西线战场上总是传来英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人们对此大为不满。此时的乔治全身心投入，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忙着视察军队、慰问伤员或是安抚老兵；走访兵工厂，还要关注新型导弹的研制情况。他甚至亲临前线（这可谓自1743年以来首位御驾亲征的英国国王），而且在战场上受了伤；不过，乔治不是被敌军所伤，而是他骑的马经受不住士兵们的呐喊，受了惊吓，把国王摔落在地上。

乔治出色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完全满足了他的臣民对他的要求。这为他赢得了无上的荣耀，同时也获得了民众的好感。与乔治潜移默化地获得人民的尊敬有所不同，乔治的表兄威廉二世在德国人的心中是个彻头彻尾的大独裁者。作为皇帝的他也是战场上的总指挥；他的影响力之大，完全超过了所有的官僚政客和军事将领；他甚至对教会指手画脚，一副无所不能的样子。与之相比，乔治显得更为谦逊内敛。当然，乔治不仅在生活作风上平易近人，而且从不张扬自己的君威王权；在这一点上，他不太像是一个君主。

战争阴云笼罩下的白金汉宫，再也不见以往的奢华。在宫里，乔治的行为也是表里如一，以身作则地保持肃穆简朴的生活作风。王后玛丽也只好整天挺直腰杆，一脸严肃，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夫唱妇随，玛丽完全遵照丈夫的指令行事。在乔治看来，女子无为便是德；玛丽在宫中无所作为，一切社交活动都要遵从这一准则。玛丽也从不要求补偿，特别是积攒一些私房钱什么的（上层社会的贵妇们大多有此癖好）。玛丽秉承了特克家族的气质，她不是那种从家庭妇女向女强人过渡的类型，她甚至都没有属于自己的和独立的生活空间。她听任命运的安排，从不怨天尤人。

然而，不能就此断定，玛丽没有丝毫的自我意识；只不过她的兴趣体现在其他方面。比如，她喜欢收集各种器物：珠宝、家具、工艺品和小摆设等。所有这些收藏都价格不菲，而且都是依靠一些特殊的渠道和手段来获得的。比如说，玛丽陪国王出访或是受邀来到贵族家做客，谁要是在王后面前显摆自家的古董，那就可要倒霉了。“哦，您不必这么客气的。”王后的意思就是，她乐意笑纳主人的馈赠，接下来就会命人打包带走。有谁敢违背王后的意愿呢？也没有谁敢提醒王后本人，使她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欠妥。总会有那么几个，鼓足勇气表示出一些反对；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后依旧不管不顾，我行我素。偶尔有些幸运的，能够从王后手中要回自己的传家宝。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什么宝贝，一旦落入玛丽的口袋，就会永远地收藏在温莎城堡里了。

不过，玛丽也履行自己作为王后的各项职责；不仅是顾全王室的面子，也是为了说服民众。在今天看来，王后去慰问前线将士、探访野战医院和考察孤儿院等活动都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完全是应付差事：没有拥抱，没有肢体接触，也没有表示丝毫的同情；王后所要做的就是亲自到那里看上一眼，以示君威。玛丽为人比较冷漠，也不太关心别人的命运，她和民众始终有种距离感。在她看来，王后的平易近人反而是错误的。王后应该保持威严，要“与众不同”；这才是那些受访者希望得到的效果。王后要表现出上层社会特有的“坚定不移”（stiff upper lip）的气质，这才是最实用的；而这也就足够了。玛丽更关心的是她的更衣室是否收拾整齐；然后告诉随从们还缺什么东西。从照片上来看，玛丽王后与民众在一起，就像外星人一样格格不入。表情僵硬，难以接近，脸上的微笑总是一成不变地呆板。相反，出现在照片中的民众都是一副感激涕零、受宠若惊的样子，如此高规格的接见让他们感到命运中仍有一线生机。王后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保持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感是王室家族的重要工作。通过与外界人们的隔阂而产生距离感，体现在王室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在日常生活中，王室成员也要做到“恃才傲物”，包括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进而满足所有人的期望要求，其行为举止也要与众不同。

为此，他们的居家生活也要与众不同。他们总是要绷紧腰杆，保持与他人的距离；他们不能有任何恶习；他们不允许手下人在工作中出现任何纰漏，即便最低等的侍者也不例外；他们不允许政府高官有任何迟到的行为，哪怕是放弃儿女私情，也要以国事为重。总之，乔治和玛丽根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得随意洒脱，完全成了国家的傀儡。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国王在社交活动中，原本可以表现得亲切、幽默、风趣和健谈。然而，至少在玛丽身上，人们很少看到嬉笑玩闹的惬意。

乔治夫妇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老大是大卫（David），生于 1894年；老二是阿尔伯特（Albert），昵称“伯蒂”（Bertie），生于1895年；玛丽（Mary）公主生于1897年；1900年，王子亨利（Henry）降生，后来被封为格洛斯特公爵（Duke of Gloucester）；1902年，乔治（George）降生，后来被封为肯特公爵（Duke of Kent）；1905年，小儿子约翰（John）来到人世，他成为这个家庭最为不幸的一员。约翰患有先天性的智障，还患有羊痫风。在当时的上层社会，男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送到外面寄养（据说是为了更好地锻炼和保护他们）。可怜的约翰被送到桑德林汉姆宫附近的一家小农庄，才活了十几岁，就于1919年夭亡。王室家庭中，只有老王后亚历山德拉关照过约翰的生活，她就住在桑德林汉姆宫，经常去看望这个可怜的孩子。

后来的人们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这些王子和公主们的成长历程和教育情况，多亏了一本王子回忆录，也是历史上第一部记录英国王室生活的自传。这本书的作者是长子大卫，写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这本名为《国王的故事》（King’s Story）的书中，大卫记述了王室子女的童年生活，包括那些平淡无奇和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他在约克庄园中的日常生活；他与保姆、家庭女教师和课外辅导员的交往；他去巴尔莫拉城堡的爷爷奶奶家做客的情景，以及他是如何认识了令人生畏的奶奶维多利亚女王等等。在他的记述中，父母对于他来说，显然非常陌生。因为只有在晚饭前的一个小时，乔治夫妇才偶尔出现在孩子们面前。

后来被封为温莎公爵的大卫在回忆录中的语调非常低沉：那是一段不幸福的童年和青少年时光。“我经常想，爸爸毫无疑问是喜欢我们的，但是他似乎把孩子当成抽象的东西；按照他的想法，男孩子应该在成人世界中拥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用他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要看着小孩子们长大，而不是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大卫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笔下的童年时光都是在尽量躲避威严的父亲，而当他寻求母亲的爱抚之时，作为母亲的玛丽也特别害怕丈夫，根本不敢给予孩子们更多的母爱。大卫的感受显然是由来已久的。在他的笔下，父母对于子女的冷漠无情或是漠不关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他切身的感受。大卫批评父母的言论是否恰当，姑且另当别论。不过，这本《国王的故事》并不是客观描述历史的传记，恰恰相反，这是一本带有强烈主观意愿的回忆录。书中出现了很多严重的漏洞。许多历史事件并不像大卫描述的那样。比如说，对于乔治五世倡导的子女教育体制，后人也是众说纷纭。持反对意见的有布雷顿和怀特黑德，他们认为：“王室的子女从小就被严加管束，结果就是造成日后的心理畸形。”另外一些学者却不认同这一观点，比如肯尼斯·罗斯就认为，其他贵族家庭的子女也是采取这样的教育方法，长大成人之后也并不逊色。

乔治五世对子女的要求异常严格，完全是按照成人的标准，而且标准非常高。他总是劝诫和教训两个年长的儿子，为的是唤起他们的责任感和服从感；如同传记作家哈罗德·尼克尔森写的那样，乔治管教孩子的态度“非常务实，有时粗暴”。人们可以想象，这是怎样一种严格的家教管理体制。

其实，乔治的这种做法并不高明。他本人总是抱怨说，对于当国王，他没有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他在海军服役时接受的培训与实际要求相差甚远。乔治教育子女也是一成不变地沿袭了祖辈的方法。尽管宫廷教师一再劝谏，但是乔治仍一意孤行，断绝了小王子们与其他贵族家庭的同龄孩子的交往。1907年，年仅12岁的大卫就被送到了奥斯本宫；一年之后，他的弟弟伯蒂也被送到了这里。后来，奥斯本宫发展成为皇家海军学院（Royal Naval College），专门为英国海军培养后备人才。把王子们送入海军军校参加培训，理智上讲，这一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王室家族的成员来说，除此之外，恐怕也没有什么工作适合他们了。然而，乔治在送儿子们上军校的同时，没有让他们携带任何随从，而且要求校方对两位王子“不能搞特殊化”。两个孩子感到非常震惊：以前他们在宫里过惯了奢华无度的生活；在军校里，他们却要睡在30床一间的营房里，因为他俩的王子身份，还要忍受同学们的嘲笑和讽刺。

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大卫熬过了在奥斯本的两年地狱般的日子，高兴地离开了这里，去往达特茅斯（Dartmouth）接受下一个培训。他的弟弟伯蒂就没这么走运了。他性格上比大卫还要腼腆，说话结结巴巴，招致同学们更多的嘲笑，而且做功课也越来越吃力。不过，他在军营里也学到了很多东西：一方面，他培养了自己坚韧不拔的性格；另一方面，他懂得了要对自己的信念矢志不渝。1912年，乔治把长子大卫送到了牛津大学。可惜的是，大卫的学习成绩实在太差，连一个学分都拿不到。他甚至写每个句子都会出现拼写错误。其他科目更是一团糟，无论历史、艺术，还是文学、音乐。海军军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似乎对其他文化知识都一窍不通。

16岁以后，按照王室宫廷的要求，大卫必须更多地履行王子的义务。1911年，在威尔士的加纳封堡（Caernarvon Burg）遗址举办的赐封仪式上他被正式封为威尔士亲王；这一仪式最初起源于中世纪，后来成为一种传统仪式；据他本人回忆，那是一场“滑稽可笑”的庆典游行。从此，只要是他在宫里，就必须参加一些会见活动。后来他还去过法国学习外语（无功而返），也去过德国学习（略有小成）；在当地，他不是出入总统官邸，就是和那里的王子打得火热，身份已是今非昔比。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获准在护卫队（Grenadier Guards）的保护下前往法国，但是不得“亲临前线”。王子来到了当地的英军总指挥部，在侍卫和司机的保护下，作为前线的督军；他的工作乏味至极，整天站在大本营里无所事事；他总是牢骚满腹，想要和其他战友们一道冲入战壕，奋勇杀敌（其实他心里非常害怕真的让他上战场打仗）。为此，凯特奇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总是不厌其烦地向他解释，身为威尔士亲王的他决不能接近敌军的阵营；倒不是担心他在战场上英勇就义，而是防止德国人将其俘虏，然后以此来要挟英国。大卫虽然心里有些不太情愿，也只好待在营地里，继续无聊地打发日子。整个战争期间，大卫始终缩在英军后方大本营里，其间有几次回国休假，还视察过一趟中东地区，算是散散心。

与哥哥相比，老二阿尔伯特的日子过得比较平静。1912年，他完成了在达特茅斯的进修（他是同期学员中成绩最差的），来到“坎伯兰”（Cumberland）号巡洋舰继续服役；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被安排在“科林伍德”（Collingwood）号战列舰上，军衔是海军少尉；为了避免其他人认出他的身份，他在军队中使用“约翰逊”（Johnson）这个普通的姓氏。然而，舰上的官兵很快就知道了他的来历。阿尔伯特性格内向腼腆，反应有些迟钝，这倒是让他的父亲大为安心，至少他不会在别人面前张狂傲慢。不过，阿尔伯特也有他自己的苦衷：他一向沉默寡言，而且自我封闭。他曾去牛津看望哥哥大卫，在信中曾表露出，他觉得海上的生活更舒服一些。他的身体状况一向不好，患有严重的胃病（后来发展成了胃溃疡）。他抽烟很凶，而且经常晕船。

作为王子的他参加了著名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战，而此时的阿尔伯特已经被父皇封为约克公爵。在写给哥哥的信中，阿尔伯特讲述了这场战役的惨烈以及他死里逃生的经历；不过，他不无炫耀地表示，他根本不害怕密密麻麻落在身边的炮弹。事实上，1917年的那场海战中，“科林伍德”号战列舰的姊妹舰“先锋”（Vanguard）号由于机械故障，引发爆炸后沉没，全船804名将士都丧生海底。

长子和次子的命运（他俩的弟弟妹妹们仍在上学）是父亲乔治和母亲玛丽最为牵挂的；除此之外，国王夫妇的烦恼还来自于战争所引发的家庭纠纷。在王室贵族中，乔治也是面临四面楚歌的窘境。他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的表兄，即德国皇帝威廉二世。还有一些远方的侄子外甥和叔叔舅舅们，也站在了他的对立面。血缘亲情并不能化解国家之间的冲突，相反，更加深了彼此的矛盾。此前，英王爱德华七世和德皇威廉二世就彼此竞争，针锋相对。威廉二世总是觉得他这位英国叔叔对他很不友善，甚至整天疑神疑鬼地觉得这位叔叔派人暗地里跟踪自己。爱德华并没把这个德国侄子放在眼里；然而乔治却不这样认为。早在1911年，乔治特意邀请这位德国表兄参加在白金汉宫举行的维多利亚女王纪念碑揭幕庆典。威廉二世欣然接受了邀请，在整个活动中表现得落落大方，而且还特别表示希望缓解两国之间的关系。然而，友情并不能代替政治。两国政府都不允许王室成员之间谈论政治。尽管如此，德皇还是谈起了政治，但是措辞并不高明，反而加深了人们的反感。

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德国亲戚给英国带来的麻烦越来越多。起初，两国之间并没想到真的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前线官兵，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认为，这场战争在年底圣诞节前就会结束，英国人一定班师回朝。然而，英国派驻军队跨过英吉利海峡，增援法国盟友；英法联军在德国人的疯狂进攻下节节败退。9月初，德国军队已经逼近巴黎，英国社会一片骚动。仿佛在一夜之间，英国人心中点燃了仇恨所有德国人的怒火。那位友善的德国表兄，尽管以前就让人觉得不太可靠，但至少还是颇受英国人尊敬的，此时变成了人们唾骂的对象。当时的英国，一旦见到德国姓氏的人，大家开始都流露出鄙夷的表情，而后就是拳脚相加，甚至还有的被当场扣押，立即送往拘留所。英国对德国商品实施禁运，就连英国人喜欢养的德国小猎犬也被列入了黑名单。乔治五世对于民众产生的排外情绪感到非常震惊；而他自己对此也无能为力，甚至眼睁睁地看着宫廷内唯一来自德国的侍女艾尔萨（Elsa）被遣送回国。英国人的仇德情绪甚至都蔓延到了上层社会，就连国王的侄子路易斯（Louis）也未能幸免。路易斯，即德国巴登堡（Battenberg）地区的路德维希公爵（Duke of Ludwig），娶了德国黑森（Hessen）地区的维多利亚（Victoria）公主为妻。路易斯的青年时代是在英国度过的，而且一直在军队工作，是个事业有成的模范军官。1912年，他被授予了一等海军勋爵（First Sea Lord）的称号，这也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最高军衔；此事在英国媒体掀起了轩然大波，原因当然是来自他的德国出身。尽管乔治五世为他说情，但是迫于舆论压力，路易斯还是被免职了。路易斯本人感到非常恼火，不过他心里明白，与愈演愈烈的民族仇恨相比，他的一官半职根本算不上什么。1921年，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第三年，英国人给他恢复了名誉，重新授予他海军上将（Admiral of the Fleet）的称号。然而，心灵的创伤是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路易斯并不是第一个因为自己的德国身份而在英国丢掉官职的人。理查德·霍尔丹勋爵（Lord Richard Haldane）是这场反德风潮中的最大牺牲品，他本人曾于1906年至1912年担任英国的作战部部长，亲自发起组建了“英国远征军”（British Expeditionary Force）。1914年，霍尔丹勋爵成为英国上议院的主席，也就是所谓的“贵族总理”。此时，有一位密友揭发说，霍尔丹勋爵曾在两年前的一次晚餐聚会中谈起，德国是他的精神家园。实际上，霍尔丹只不过是在回忆自己40年前曾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学习，顺便提及的。然而，英国媒体却添油加醋，连续几周把这一事件炒得沸沸扬扬。结果引发了一场全民运动。霍尔丹办公室每天收到的恐吓信多达2600封。在如此形势的逼迫下，霍尔丹只好辞职，以慰国人。

1916年，一战已经进行过半。在英国国家政体里残留的唯一带有德国色彩的家庭恐怕就要算是国王夫妇本人了。按照专业历史学家的说法，英国王室的祖籍可以溯源到“萨克森–科堡–哥达”（Sachsen Coburg Gotha）这个姓氏，后来被“维丁”（Wettin）所替代，与德国的“汉诺威”（Hannover）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实，名字叫什么并不重要，恰恰是顶着德国名字的这个王室家庭在很长时期以来，就已经被民众当作土生土长的英国人了。乔治五世并不像他的祖辈那样会讲德语，但他的妻子玛丽说话略微带有口音，被英国民众误认为是“德国”口音。早在1854年至1856年英德两国爆发间谍战期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公爵就遭到怀疑；尔后，1870年至1871年的法德战争中，维多利亚女王本人也被牵连了进去；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众的反德声浪更加强烈，许多人在报纸杂志的读者来信栏中甚至明确斥责那些在白金汉宫里隐藏着的“外国间谍”。H. G. 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当时英国著名的作家和社会主义者，也是旗帜鲜明的反德斗士；他在《泰晤士报》上发表文章，直言不讳地把英国说成是“从外国进口的皇朝帝国”。1917年5月，威尔斯在《便士画报》（Penny Pictorial）中发表了题为《王室的未来》的文章，矛头直指英国王室。《便士画报》是一本严肃的期刊，对威尔斯的文章非常重视。在文中，威尔斯也为王室出谋划策，为的是让王室人员更受民众的欢迎：英国王室必须做出决断，要么维护欧洲亲戚的利益，要么就与其划清界限，完全代表本国人民。

乔治五世可不想听任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摆布。不过，1917年是英国王室倒霉的一年。先是远在俄国圣彼得堡，由于饥荒引发的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沙皇的统治；接下来，身为乔治表兄的前沙皇尼古拉斯二世（Nikolaus II）申请逃往英格兰避难，英国人对此异常敏感。最初，乔治答应了沙皇的请求，不过很快他又拒绝了，因为他得知俄国发生的工人革命声势浩大，就连原先为宫廷服务的庶民都加入了倒皇的队伍，他非常担心引火烧身。此外，一战期间，英国国内的罢工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人们都厌倦了长期的战乱，社会缺乏前进的动力，经济发展也乏善可陈。宫廷内外都笼罩着一团恐怖的气氛；人们担心，英国也会爆发一场革命运动。尼古拉斯二世来到英国之后不久就又被偷偷地遣送出境，一年之后，沙皇及其家人被一伙布尔什维克党人暗杀。

1917年夏，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又抬出了威尔斯批评王室的言论，对乔治五世进行逼宫。王室成员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只好做出相应的让步。为王室改换门庭的建议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乔治让手下人征集一个更合适的王室名称。很快，各种建议就汇总过来，名称意见稿堆满了国王的办公桌。英国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那些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清的反对派简直就是可笑至极”。最终，还是由不久前被封为斯坦福德哈姆勋爵（Lord Stamfordham），并担任国王私人秘书的阿瑟·比格在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之后，拿出了一个最佳方案。以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曾经被人称作“温莎的爱德华”，这可能是他于1312年出生在温莎城堡的缘故。从历史来看，爱德华三世是英国国王中的代表人物；这一命名对于英国王室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并且，“温莎”这个名字极具想象力——它是非常英国化的称谓，就如同“迈克尔”在德语名字中的普遍使用一样。再说到温莎城堡，它的历史意义也非同凡响。早在中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的国王埃格伯特（Egbert）就曾在温莎城堡生活过一段时间；后来的威廉国王征服英国之后，在此修建城堡；此后，国王约翰（John）在温莎城堡签署并颁布了《英国宪章》；爱德华三世（“温莎爱德华”）在此创立了嘉德勋章，成为英国最高级的荣誉勋章；后来的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查理二世和乔治四世（George IV）都曾经将温莎城堡作为行宫，对其进行过清理和扩建。被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称作“温莎寡妇”的维多利亚女王就葬在温莎城堡的花园里。总之，“温莎”这个名字是完美无瑕的。

1917年7月17日，英国王室正式发布对外公告，将家族名称改为“温莎家族”（House of Windsor），所有与温莎家族有亲戚关系的德国家族也都相继改名。原来的特克公爵被改封为剑桥侯爵（Marquess of Cambridge），他的弟弟被封为阿瑟龙伯爵（Earl of Athlone）。前文提到的路德维希公爵，前海军勋爵，则彻底将姓氏改成了英国化的蒙巴顿（Mountbatten），后来他被封为米尔福德黑文侯爵（Marquess of Milford Haven）。在最新颁布的议会法中（尽管在法律上引发了很大争议），所有追随德皇威廉二世的德国贵族，其英国贵族封号被彻底取消。例如，德国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公爵失去了坎伯兰公爵的头衔，而萨克森–科堡–哥达公爵也不再是奥尔巴尼公爵（Duke of Albany）了。

改换门庭究竟能有多大的用处？威尔斯预言的爱国主义思潮，以及英国王室的复兴，并没有很快到来。相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被迫应征入伍，在保家卫国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手中武器的力量：在浴血奋战之后，他们也想获得一部分的权力，来当家做主人。在这一背景下，英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风起云涌，英国工党的势力也如日中天。1918年春，德国陆军上将鲁登道夫（Ludendorff）在欧洲战场上发动了“米歇尔攻势”（Operation Michael），彻底改变了持续很久的拉锯战格局。英军为此损失惨重，乔治五世对战争前景感到绝望。在他看来，即便是美国的增援部队抵达伦敦，盟军也很难取得胜利；在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不知道“这一切究竟应该怎样结束”。在英国国内，政权统治岌岌可危，恐慌气氛非常浓厚；人们普遍担心可能爆发的革命、王权的倒台和德国人的入侵。夏天，新一股排外势力重新抬头，媒体也大肆煽风点火，一发而不可收。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最终还是战争挽救了英国王室。1918年7月，德国人的进攻陷入停滞。鲁登道夫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使得德国军队处境尴尬。在年初开辟的进攻战场由于战线太长，导致德军无法集中兵力，投入局部战争。相反，盟军的作战策略更为灵活有效，而且美军的支援也缓解了前线的压力。每月大约有30万美军来到欧洲，增援盟军。8月8日，在法国亚眠（Amiens）的战役中，德军遭到重创。鲁登道夫请求德皇与盟军进行停战谈判。盟军对此断然拒绝。随后，德军在各个地区战场都相继失守，宣布投降。与德国结盟的土耳其于10月30日宣布战败投降；11月4日，奥地利放弃抵抗，宣布投降。1918年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菲利普·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站在柏林帝国大厦上，向窗外的群众宣布成立共和国，废黜皇权。威廉二世被赶下了台，并流亡荷兰。对于这位德国表兄的下场，乔治感到非常痛快。乔治始终鄙视威廉二世的行径，到死也没有改变对他的看法。乔治一直关心的是，这个下台的德皇是否应该作为战犯被起诉。从乔治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想法：“因为他把整个世界都拖入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妄图称霸世界。”尽管对威廉二世恨之入骨，但是乔治还是反对将他送上军事法庭。他必须为自己留有余地，万一今后英国也出现类似情况，他可不想让王室承担发动战争的罪责。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整，乔治五世在伦敦的蒙蒙细雨中向全世界宣布：战争结束了。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是民众都自发聚集在白金汉宫前的广场上，观看国王的演说。“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乔治五世身着指挥官的军服，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陪同他的王室成员还有王后玛丽和长子大卫。王室一家检阅了欢呼的人群。随后，国王夫妇坐上皇家敞篷马车，在伦敦城里穿行，为的是让更多的民众一睹圣驾。胜利的狂欢持续了一整天，当天夜里国王夫妇又一次出现在白金汉宫的阳台上，因为民众显然还没有看够，并希望与国王王后更多地分享胜利的喜悦。

一夜之间，英国王室再次受到民众的追捧；人们似乎再也不去考虑什么推翻王权的事情。而在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一个个封建王朝彻底告别了历史舞台。德皇在两天前被赶下了台；奥地利的皇帝卡尔（Karl）也于11月11日正式宣布退位；保加利亚沙皇斐迪南也被本国人民推翻，流亡国外。在德国各地，包括普鲁士（Preussen）、萨克森（Sachsen）、巴伐利亚（Bayern）、符腾堡（Wurttemberg）、梅克伦堡（Mecklenburg）、布劳施维格（Braunschweig）和黑森，王室贵族也都被剥夺了特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五世的王位获得了空前的稳固，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拥戴。

宣布获胜的当天晚上，乔治五世下令开启尘封已久的白金汉宫酒窖，让大家开怀畅饮。艰苦奋斗的日子宣告结束。据史料记载，为了庆祝打败德国人，乔治打开了先王乔治四世的一瓶佳酿白兰地；这是当年为了纪念滑铁卢战役的获胜而特别封存的。不过，据说这瓶酒因为放置时间太长，喝起来有股土腥味。

欢庆过后，整个英国沉浸在胜利后的喜悦中。然而，这种状态仅仅持续了几周。对此，肯尼斯·罗斯写道：“在战争胜利的一瞬间，国王和王后被捧到了天上；这种略显疲软的亢奋恰恰是一个苦难民族的真实写照：一个悲天悯人、贫困交加和动荡不安的民族。”当时的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向民众保证，政府有决心重建一个全新的帝国，“以骄傲地迎接战场英雄们的凯旋”。然而，事实与此恰恰相反。英国成了战胜国中的最大输家——在《凡尔赛协定》中，英国的待遇和战败的德国没什么两样。作为德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英国也由于德国要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饱受牵连。根据协定，德国人必须把大批的煤炭无偿赔付给法国，这样一来直接影响了国际煤炭市场，对英国的采矿业来说，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尽管德国也要赔付给英国一大笔战争赔款，然而这也无法弥补英国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

好不容易盼到战争的胜利，接下来却是国家经济的摇摇欲坠；似乎突然之间，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人们不断呼吁，要重新调整英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英国本土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逐步发生了改变。全民战争唤醒了民众的自主意识；在民众看来，原先属于贵族们的特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广大妇女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她们在兵工厂和医院承担了大量的工作，也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了自身的价值。英国各个政党也盛赞这一转变。1918年2月，当时战争已经接近尾声，英国议会颁布了一项《国民代表法》（Representation of the People Act），将选民人数提高到三倍，并且首次赋予妇女选举权（附加了条件，即30岁以上，并且拥有房地产的妇女方可享有选举权）。虽然人们对前景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英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步入正轨，大踏步向前迈进。

与此同时，乔治五世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古老的宫廷生活中：他又开始热衷收集邮票，恢复以前的王室生活。在写给哥哥的一封信中，公主玛丽抱怨说，在父母严格的监控下，宫里的日子非常无聊，而且似乎没有尽头。最糟糕的就是在晚餐时，大家都一言不发，“爸爸就知道在那里看报纸”。在写给哥哥大卫的信中，王子阿尔伯特把白金汉宫比作“监狱”。一成不变的宫廷生活让所有人都感到很压抑。

国家在发生巨变，王室也不能例外。克里夫·维格拉姆（Clive Wigram），时任英国王室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哈姆勋爵的副手（也是他后来的继任者），早在1917年就曾经绞尽脑汁，思考如何“让陛下在媒体上获得好评”。对于维格拉姆，肯尼斯·罗斯的评价为“他绝不是一个激进主义者”。然而，维格拉姆认为，社会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国王和王后必须韬光养晦，改变以前的生活习惯”。他建议，设立一名王室新闻发言人，这位新闻官应该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而且领取丰厚的俸禄。在一份企划书中，他把王室的职责定义为“大英帝国的公关部”，其中国王作为国家元首，无论是在内政还是外交工作中，都应该宣传推广国家形象。

这一点与乔治五世的想法不谋而合。乔治本人早在战前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却从未被采纳，官僚政客对此都不屑一顾。这一次，乔治决定要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如同以前的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七世一样，乔治始终担心，自己将成为英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

在国王的支持下，维格拉姆的计划得以进一步实施。从那时开始（直至今日），英国王室的所有公开活动都吸引了大批的媒体记者和摄影师。也正是那时开始，王宫里专门组织一系列公关活动。例如，宫廷花园聚会和安排各类王室接见活动，并扩大了宾客的范围：礼宾名单上不仅包括达官显贵，而且还有“普通公民”，其中就有教师、军官、记者，甚至工会领袖。就连带有共和思想的社会党人也乐意接受国王的邀请，一睹王室的风采。其中有些人领略了王室宫廷的奢华气派和传统礼仪，甚至为此着迷。

维格拉姆在宫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社会党人也在宫外遥相呼应，竭力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左派人士的做法让国王感到有些不安；乔治把社会党人看作是潜在的革命党、杀人犯和叛国者。私下里，乔治直言不讳地斥责社会党人的行径，并且认为，一旦工人阶级成为大英帝国的代表，那将是非常危险的。当然，深谙君主立宪政权体系的乔治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1923年12月，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已经不可避免。工党在议会选举中一跃成为下议院中的第二大党。自由党人对此也做出让步，允许工党参与组阁政府。1924年1月22日，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受到国王邀请，来到白金汉宫，并“在国王面前行吻手礼”：这也就意味着，工党主席正式参与政府组阁。还是在1917年，麦克唐纳曾经公开表示，他的梦想就是让工党的旗帜在白金汉宫上空飘扬；如今，这一梦想实现了，而且他本人受到了国王的亲自召见。“他看上去非常热情好客，举止彬彬有礼，平易近人，为人友善。”麦克唐纳追述了对乔治五世的第一印象。“国王没有把我当作内阁大臣，也没有给我这种感觉，而是把我当成朋友一样款待。”新首相因此对乔治五世言听计从。尽管人们对于组阁人员的名单意见颇多，但是麦克唐纳还是力排众议（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组阁）；王室方面也全力支持，并热烈欢迎这位唐宁街新主人的到来。

这一次的政府大换班彻底动摇了英国的政权体制。执政党工党的政府成员中，上议院的贵族不再拥有绝对优势，这也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不过，在英国王室看来，这些新上台的内阁大臣们普遍缺乏执政管理经验，而且对社交礼仪也一窍不通。但是，这一次，恰恰是特别讲究宫廷礼仪的乔治五世竟然变得非常通融。以前，他曾经因为王子们在打猎时着装不当，大发雷霆，并诅咒自己的儿子下地狱。如今，乔治放宽了内阁成员们的着装要求，这在他与别人长达一个月的书信往来中可以窥见一斑。内阁大臣在进宫谒见国王的时候，不必穿着王室顾问团成员特有的金黄相间的制服，而是可以穿着“简单”的燕尾服套装和束膝裤。国王对大臣们衣着简朴也不过分追究了。宫廷内的事务官也给大臣们提出建议，让他们去租借相应的服装，并在重要场合中，也会尽可能地悄悄提醒他们注意宫廷礼仪。此外，在王室内部，工党的权力交接也引发了一系列变革：王室与内阁达成共识，废除了以前制定的规矩，即新政府必须（在名义上）委派新的宫廷事务官来处理王室家族的事务。因为，在工党内部没有具备相关背景的官员可以担此重任；于是，只有保留以前（不领俸禄）的张伯伦勋爵（Lord Chamberlain）或是“准勋爵”（Lord-in-Waiting）作为宫廷事务官，协助国王管理宫廷事务。这样一来，国王就有权自己决定安排宫内随从和侍女的岗位，并可以采取终身租赁的雇佣方式，来保持工作人员的稳定。

宫廷内外的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没有人相信，乔治五世会批准所有的改革动议。在某些情况下，他可能是被迫接受了一些改变；从内心上讲，他的目的并不是要让英国王室跟上时代。他一手打造的宫廷秩序，为的是倡导保守主义。早在爱德华七世时期，玛丽王后就曾经告诫大家，要保持传统，生活方式不能被时尚新潮所左右；她每天都穿着20世纪样式的服装来表明传统复古的信念。乔治身边的宫廷侍者，其中以斯坦福德哈姆勋爵为首，心中始终信守王室的一条金科玉律：“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后人决不能贸然为之。”

与父亲截然相反的是，作为王位继承人的大卫认为，这一切改变都来得太慢了。以前，这位威尔士亲王也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的变化；然而，通过战争，他了解了很多东西。战争可以帮助人们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理想。他也想就此把一些时尚的理念带到英国王室内部，打破陈腐的规矩，削弱等级观念。1930年，大卫要下了位于温莎城堡皇家花园偏僻一角的略微有些凹陷的寓所，即贝尔维德尔公馆。大卫亲自参与房屋的整修，大多数工作都是自己动手完成的。在这里，他经常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所有人都可以穿着短裤，把衬衫的袖口挽起来，坐在阳台上沐浴阳光，行为举止都随心所欲。对于这样的做法，乔治五世完全不能接受。他认为，“身为王室”，就要保持自己的身份，穿衣打扮要遵循礼数（即便是在桑德林汉姆宫和巴尔莫拉城堡的“非正式场合”下，也要遵守每天更换四五次衣服的金科玉律），并且行为举止也有个底线，不能越雷池半步。

王子大卫对于英国王室的改造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给了他不少鼓励。在战争结束一年之后，大卫以威尔士亲王的身份出访英国的附属国。他访问了加拿大（顺道去了美国），还横穿巴巴多斯（Barbados）海峡和巴拿马（Panama）运河，到达了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此后，他还访问了南非、南美、印度和日本。整整两年时间，他都在世界各地访问，只是偶尔回到英国短暂休整一下；环球之旅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然而，王子的出访获得了民众的一致好评。在多伦多，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市中心，为的是一睹英国王子的风采；在纽约，人们也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活动；在墨尔本，大街小巷都挤满了人，以至于原本五分钟的车程却耗费了整整一个小时。王子所到之处，人们都欣喜若狂；司机不停地按着汽车喇叭，王子乘坐的汽车踏板都被狂欢的人们踩坏了。到了晚上，王子的双手都被狂热的群众握得肿胀起来，甚至都有些青紫的瘀血。陪伴王子出访的侍卫队长官莱昂内尔·霍尔西爵士（Sir Lionel Halsey）在给王后的信中这样汇报说：“我听到的都是些美妙的事情；许多人在王子到来之前，还是漠不关心的样子；但当王子驾临之后，他们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表现得更加疯狂。”在各国东道主眼里，王子是个严谨认真的年轻人，却并不呆板，心地善良，并且活泼风趣。

乔治对于大卫的表现也非常满意，在写给儿子的信中却故意没有丝毫的表露。相反，国王经常责怪儿子行为大大咧咧，不是因为大卫一次在游泳池边被记者偷拍（“你还不如脱光了呢”），就是嫌他的服装搭配太难看，比如白色制服与黑色领结和翻领衬衫不搭配，“这是我见到最不雅观的服装了”。

肯尼斯·罗斯认为，乔治五世“在儿子的穿着上纠缠不休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病态：对于自己未来所要充当角色的一种反抗。一战结束之后，君主政体得以延续的理论基础是‘君权神授’的思想，然而此时的人们已经不太相信这种说法了；这样一来，王室家族必须依靠自我约束和为人处世的态度来赢得民众的认可，才能得以继续存在。”不过，大卫王子也在试图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拯救王权，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与民众亲近，并更多关注社会福利问题。父子两人的想法各有千秋，但是俩人的分歧也越来越大，都很难接受对方的观点。

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国王与王储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而且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尖锐。1922年至1932年这10年间，乔治五世曾经三次向儿子摊牌，明确表示了对他的不满，因为大卫所做的一切，都与王位继承人的要求相差太远，其中特别指出了两件事：结婚和生子。乔治五世不仅以国家利益为由，而且也发自内心地劝说儿子。在写给儿子的信中，他明确表示，他很难想象，一个国王的身边缺少王后的辅佐会是个什么样子。作为一国之君实际上是很孤独的。

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大卫对父亲的劝说采取一言不发的对策。接下来，父子俩人彼此反感，最后发展到谁也瞧不起谁的地步。

1922年2月28日，乔治夫妇的三女儿玛丽公主出嫁，新婚丈夫是比她大14岁的亨利·拉塞尔斯子爵（Henry Viscount Lascelles）。这场婚姻引起小小的骚动：虽说拉塞尔斯即将继承伯爵头衔（他的父亲一旦去世，他就可以被封为哈伍德伯爵），但是他的血统与王室还是隔得很远。这次婚姻之所以成行，还要追溯到战争期间，乔治五世宣布改变王室名号的同时，批准了女儿对于未婚夫的选择。当时，为了让儿女们在婚姻上获得更多的选择，乔治五世颇有远见地废除了原先的规定，即王室成员的配偶也必须来自其他的王室家族。甚至来自于“良好的英国家庭”的普通人也可以成为王室子女配偶的考虑对象。拉塞尔斯子爵就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继承了一大笔财产，在约克郡（Yorkshire）和爱尔兰（Ireland）都拥有土地，本人常年居住在伦敦。拉塞尔斯（与另外一个同名的宫廷高级官员没有丝毫的亲属关系）平时喜欢打猎，爱好收集贵重的家具和工艺品。总之，他是个地主兼贵族，完全符合国王夫妇的要求。至于公主本人究竟看上了他什么，就不得而知了；相反，拉塞尔斯并不真心喜欢公主，有传言说，他之所以追求公主，是因为他曾经在俱乐部里跟别人打赌吹牛，说他会迎娶英国公主。据约翰·凡·德·克斯特（John van der Kiste）描述，这位子爵“风度平平，相貌一般”。不过，从大卫王子的笔下，人们似乎可以揣摩出公主急于出嫁的缘由：“那个可怜的小姑娘终于获得自由了，逃出了布克宫（Buckhouse）监狱。”在大卫看来，公主在那里的待遇比普通侍女好不到哪儿去。

乔治夫妇的二儿子，生性腼腆的阿尔伯特早就厌倦了在父亲严格监督下的生活，根本无法忍受一成不变的宫廷礼教。苏珊·威廉斯（Susan Williams）在一本传记中认为，阿尔伯特在军队服役时就曾经与一位名叫谢拉·拉夫堡（Sheila Loughborough）的有夫之妇在一起鬼混。对于阿尔伯特来说，名花有主的拉夫堡夫人与他的交往可谓是喜忧参半。好的一方面是，这位夫人显然没有嫁入王室的企图，避免了不少麻烦；不好的一方面当然首先来自对方的老公拉夫堡勋爵，而父王乔治对此事肯定也会插手制止。在一封信函中，大卫王子透露出其中的一场交易，那就是乔治五世利诱儿子阿尔伯特，许诺只要他放弃那个女人，就可以封他为约克公爵。结果，阿尔伯特并没有当上约克公爵；因为他旧习不改，还是继续跟其他女人鬼混。

与此同时，他的口吃越来越严重，逐渐成了他在公开场合露面和参与社交活动的一大障碍。不仅如此，他的语言表达能力非常欠缺，词汇贫乏，没有什么口才可言。1920年夏，在一次英国皇家空军举办的舞会上，阿尔伯特结识了年轻女子伊丽莎白·鲍尔斯–莱昂（Elizabeth Bowes-Lyon），对她一见钟情，以为自己找到了一生中的最爱。然而，伊丽莎白心里自有她的打算。当然，跟眼前这位可爱英俊，但是有些腼腆和拘谨的王子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的；人们心里都清楚，伊丽莎白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身为斯特拉斯莫尔伯爵（Earl of Strathmore），她刚刚进入伦敦的上流社会，就吸引了很多年轻贵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在伦敦上流社会的交际花中，她不是长相最漂亮的，然而却气质非凡，脸上总是挂着与众不同的甜美微笑，一副天生丽质惹人怜的样子。她的身世并不显赫，但是她的家族却与王室有着很深的渊源；人们私下里议论说，她不过想借此机会嫁入温莎城堡里罢了。伊丽莎白和她的父母处心积虑，终于找到了这个天赐良机。然而，阿尔伯特并不是他们最初的考虑对象：直接嫁给王子，显然会引起王室内部的怀疑，难免有些不妥。

阿尔伯特本人胸无城府，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玄机。对此，父王乔治费尽心机地说服他，让他懂得了作为王子，不要轻易惹祸上身，被外人抓到把柄。他暗地里派人充当说客，去打探对方的口风，却没有成功。王子的一位朋友告诉他，女方明确表示，要让王子本人前来试试——世道多变，就连英国淑女们也都变得如此直截了当。阿尔伯特只好鼓足勇气，向鲍尔斯小姐正式求婚，结果可怜的结巴王子遭到了拒绝。

阿尔伯特绝不放弃，一定要娶到老婆。很快，他就选定了新的目标。1921年，他又看上了海伦·波比·巴林（Helen Poppy Baring）小姐，巴林银行的财产继承人。与鲍尔斯小姐截然不同，巴林小姐于当年8月欣然接受了王子的求婚。但是，王后玛丽却反对这门婚事。王后的否决票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自从乔治二世以来，所有王室子女的婚姻大事必须遵循父母之命。在玛丽看来，波比“还不够好”，这恐怕是因为她不是王室贵族。

王后玛丽把儿女的婚姻当作自己的大事来管。虽然，她曾公开表示，不干涉儿女的爱情生活；但是，一切总要有个限度。此前，王后就离开巴尔莫拉城堡，前往鲍尔斯小姐的住地——苏格兰的格拉姆斯城堡（Glamis Castle），拜访这位与儿子有过一丝情缘的女孩儿。格拉姆斯是个由巨大的青石建造的城堡，因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Macbeth）而闻名遐迩。王后到访的当天，恰巧鲍尔斯的母亲身体不适，鲍尔斯小姐扮演了女主人的角色，热情接待了远道而来的王后。王后眼前一亮，喜出望外：鲍尔斯要是能嫁给长子大卫该多好啊？现在最迫切需要结婚的是这位威尔士亲王，以便尽快确保王室能够传宗接代。王后的密友阿尔丽夫人（Lady Airlie）非常了解大卫的想法，劝王后打消这个荒唐的念头，因为并无任何苗头出现。

不过，这一消息很快就传得沸沸扬扬。1923年1月的第一周，伦敦媒体就爆出猛料：威尔士王子订婚的消息即将在几天之内正式公布，下一任英国王后来自苏格兰的贵族家庭，而且是玛丽公主的闺中密友。回过头来再看这则消息，几乎可以说是确有其事。然而，还是与事实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阿尔伯特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决定采取行动，争取最后的机会。一周之后，也就是1923年1月13日，他与鲍尔斯小姐在英格兰南部斯特摩尔的森林中漫步，使尽浑身解数制造浪漫情调，终于打动了鲍尔斯的芳心；鲍尔斯小姐终于接受了王子的第二次求婚（或许已经是第三次了？）。鲍尔斯小姐之所以答应婚事，恐怕是为了尽快平息媒体的猜测，也或许是她认识到，自己早晚要和王室家族发生关系，也便就此认命了。4月26日，两位新人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全体王室成员都盛装出席。这次婚礼成为英国14世纪以来最为隆重的庆典活动，群众的参与规模也是盛况空前。人们差一点想把这场宗教仪式通过电台向全国各地转播。教堂方面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因为他们担心，会有听众在仪式期间不能做到虔诚地脱帽致敬。

迎娶伊丽莎白入门是英国王室的一大胜利。这位新王妃完全符合王后的要求。王后虽然非常疼爱儿子阿尔伯特，但是在她眼里，阿尔伯特是一个“妻管严”的男人，早晚会“被他的妻子改造或者毁灭”。阿尔伯特整天想入非非，让人琢磨不透；因此，在他的生活中必须有一种力量来约束他的行为。伊丽莎白的气质很快征服了公公婆婆的心。乔治发现这个儿媳的许多想法都与他本人不谋而合。《泰晤士报》对这位年轻王妃的评价是“不太时尚”，身材“并不丰腴，但散发着窈窕淑女的魅力，让人倍感羡慕”。乔治显然对这位儿媳非常满意。只不过，新王妃有些不适应宫里的规矩，就餐时经常迟到。“我们的开饭时间太早了。”每次，乔治五世总是脸上挂满微笑，并且宽宏大量。然而，对待已经成年的儿子们，乔治通常毫不留情地当众批评他们。

嫁给阿尔伯特之后，伊丽莎白的头衔自然成了约克公爵夫人，并且在婚礼之后，乔治五世向她颁发了一张“专署权力证书”（Letter Patent），也就是发表一封公开信，授予王妃最高的王室权力，英语中称为HRH（Her Royal Highness）。这也就为今后王室子女的婚姻开了个好头。这也就意味着，如果一个出身平民的女孩嫁给了王室成员，那么她也会改变身份，获得与王室成员相同的最高权力。乔治五世开了先河，使得普通女子在嫁给王子之后也能享有王室特权。

在婚后的几年里，阿尔伯特和伊丽莎白在白金汉宫扮演着一对独特的角色。一方面，夫妇俩成为王室生活的又一大关注焦点。他们经常代表国王出席一些公开的活动。另一方面，阿尔伯特更为关心的是普通工人的疾苦；他还热衷于组织年轻人的聚会活动，让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年轻人就像在童子军一样，在一起通过军训交流。夫妇俩居住在王后玛丽为他们安排的位于伦敦西郊里士满公园（Richmond Park）的白色公馆（White Lodge），这是一所面积很大的家庭寓所；然而，夫妇俩的经济状况并不太好，平时的日子过得很简朴。过了一段时间，他俩又搬到了伦敦城里的皮卡迪利（Piccadilly）车站旁边的一所大房子里。但是，夫妻俩很少像真正的城里人那样生活。他们这种简朴和随意的生活作风立刻受到了人们的好评，媒体也对此大加褒扬。特别是在两个小公主伊丽莎白（Elizabeth，1926年）和玛格丽特（Margaret，1930年）相继诞生之后，人们通过媒体照片和电视报道看到了阿尔伯特一家其乐融融地在温莎城堡花园里的温馨画面。然而，人们看到的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如同其他王室成员一样，阿尔伯特一家的生活也非常乏味，彼此之间缺乏那种普通家庭的亲情。但是，王妃伊丽莎白心里明白，作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家庭形象非常重要。从媒体打探到她和阿尔伯特订婚并很快公之于众之后，伊丽莎白慢慢掌握了该如何与媒体打交道，把家庭生活展现给关心他们的民众。她已经很善于与媒体周旋，并能够有效地控制他们的报道。和乔治五世有所不同的是，她坚信在媒体上露面的重要性；而在对待记者和专栏作家的态度上，她和乔治五世的想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这些人都是喜欢打探名人隐私的龌龊写手。

富家子弟多是非。虽然阿尔伯特的婚姻还算令人满意，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乔治的另外两个小儿子也让人操碎了心。三王子亨利本来并不引人注目。1928年，父王乔治封三子亨利成了格洛斯特公爵；这一称号是很古老的头衔，自从1834年以来，这个头衔就一直“空着”。和其他王子的成长经历一样，亨利也参军服役，后来成为英国皇家骑兵团的军官；在父王的一次生日庆典上，他送给乔治一顶熊皮做的帽子，在众多礼物中“一枝独秀”，他也因此出了一次风头。然而，亨利并不是公众心目中的明星偶像。他是个慢性子，性格乏味；和两个哥哥一样，他酗酒成性；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他整天无所事事，完全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

为了让他有所改变，国王夫妇把他派往各国出访，让他长长见识。他曾经去过比利时参加了利奥波德王子和阿斯特丽德（Astrid）公主的婚礼，还去日本东京出席了裕仁天皇的登基仪式。他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了埃塞俄比亚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的加冕庆典。亨利曾经一度有机会在政坛上有所作为：当时的波兰首相毕苏斯基（Marshal Pilsudski）试图篡位称王，为了找一个稳固的靠山，他想把女儿嫁给亨利，与英国王室联姻。乔治五世没有答应这件婚事，认为这一想法有些过分：毕苏斯基的女儿才刚刚八岁！亨利绝不可能去当这桩联姻的牺牲品。

乔治五世几个儿子中最有出息的要算是小儿子乔治了。与几个哥哥相比，乔治长得英俊潇洒，而且很有主见。国王夫妇还是遵从老规矩，把小儿子送到海军，服了几年兵役。和阿尔伯特有些类似，乔治也患有严重的晕船症，根本无法在海上为国效力。不过，乔治始终努力证明自己，直到1929年，他才让父亲相信，他已经成了一名出色的海军军官。

国王夫妇一直让小儿子待在海上是有原因的。他们知道，要是到了岸上，乔治王子也会步哥哥们的后尘，整天沉迷于夜总会、宾馆、酒馆和舞厅里，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不过，乔治王子是个非常不错的舞者，甚至曾经隐瞒姓名参加了在里维埃拉（Riviera）举行的舞蹈大赛，并赢得了探戈舞的大奖。此外，乔治王子的花边新闻也不少，据史料记载，他不仅和女人乱搞，而且也有同性恋的倾向。有一次，他先是和一个美国女演员上床，随后就与一个阿根廷外交官的儿子乱搞。据说，他的男性伴侣中还有一位来自意大利的王室成员和一个来自法国巴黎的建筑设计师。此外，他还与著名的男演员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有过很多年的“同志”关系。还有一次，乔治王子在一家同性恋舞厅里被警察逮捕，惹得国王勃然大怒——在那个时代，同性恋是违法的。被捕后的第二天，一个涂脂抹粉的英俊小伙被放了出来，人们这才知道，他原来就是乔治王子！

乔治王子的丑事接二连三，似乎没完没了。1928年，他结识了一个美国女子奇蒂·惠特尼·普雷斯顿（Kiti Whitney Preston），并疯狂地爱上了她。一连几个月，这个美国女子不仅让王子神魂颠倒，还教他吸食可卡因和吗啡，使他染上了毒瘾。出人意料的是，乔治的大哥大卫得知此事之后，并没有袖手旁观，而是伸手相救这个已经陷入深渊的小弟弟。他劝诫奇蒂，让她最好永远离开英国；并且，他还把乔治王子软禁在一个庄园里，让他整日与“医生、狱卒和警察”打交道，以便尽早戒除毒瘾。乔治五世对于这种无私的做法大加称赞，因为大卫为此甚至放弃了已经计划好的夏日旅行，来帮助弟弟戒毒：“我认为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过去的几年间，大卫很少得到父亲的称赞。俩人之间仍是争吵不断。大卫的思想非常前卫，与时俱进。而乔治五世则总是裹足不前，因循守旧。还好，在当时那个年代，白金汉宫之所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也就在于国王僵硬不化的保守主义思想。

在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方面，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大卫在这一点上比他的父亲要更有眼光。旧的社会体制已经慢慢瓦解；铁路和汽车运输的发展逐渐消除了以前边远的农村与国家首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差距。英国王室也就因此需要肩负起全新的使命。与此同时，英国的中产阶级却忧心忡忡，因为他们在经济生活中的劣势逐渐显现，他们对于国家产生的巨变并不感到欣喜。他们仍旧希望保持以前的安定和秩序，甚至渴望回到一战前那种四平八稳的生活中。从19世纪中期开始，英国的农业已经开始复苏。一战之后，德国的经济发展也让英国人从中受益。1925年，法国人和比利时人在德国鲁尔区大肆开采，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也威胁到了英国本土的采矿业，进而引发国际争端，政治关系日趋紧张。

1928年，乔治五世身染重病。就像以往一样，王室成员一旦生病，整个国家就变得特别团结。人们纷纷为国王祈祷，报纸上也开辟专栏，及时报道国王的病情发展。许多人聚集在白金汉宫门口，焦急地等待宫廷御医的最新消息。大卫王子得知父亲患病后，立即中止了在非洲野生丛林的旅游，赶回国内，在桑德林汉姆宫的病榻旁陪伴父王。乔治五世不久就脱离危险，身体有所康复。不过，这场病让乔治元气大伤。此后，他很少参加公开的活动，经常让儿子们代表自己出席。

即便是推掉了所有的公开活动，国王在宫里也是日理万机，为国家的发展而操劳不息。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股市暴跌崩盘，标志着20世纪20年代金融风暴的开始，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一场空前的危机当中。在此次经济危机中，英国遭受的损失非常大。虽然经历了战后的经济复苏，但是整个国家的外债水平很高，失业率也高达10%以上。内阁政府中，自半年前以来，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社会党人重新占据了主动。对于突如其来的经济危机，或许没有哪个首相能从容应对，而麦克唐纳本人则显得更加焦头烂额。他本人也许天资聪颖，而且很会耍政治手腕，但是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常识。国内的失业率迅速增长；1932年初，英国的失业率攀升到了25%，比当时战败后的德国还要高。德国人中的激进主义者早就开始振臂疾呼，而在英国，人们的反应更为平和麻木。这其中的原因在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代表广大普通百姓的各个党派只能在下议院中发发牢骚，而在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各阶层之间有关意识形态的争论不绝于耳，统治者的地位岌岌可危。此外，英国政权的稳固也得益于国王的努力。乔治本人直接参与处理这场空前绝后的经济危机，其所作所为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国王职责范畴。

1931年8月22日，星期六，乔治五世正式登上英国政治舞台。周五，乔治刚刚结束了在巴尔莫拉城堡的休假，回到了伦敦城里，接见那位已经惊恐万状的首相大人。麦克唐纳请求辞去首相一职，因为他的政党已经不再听从他的指挥。乔治五世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他鼓励眼前这位陷入困境的社会党领袖，不要轻言放弃。乔治认为，麦克唐纳是带领英国民众度过这场危机的唯一人选。他应该考虑组建政党联盟，与其他党派共同组阁。

乔治五世的话听上去似乎就是礼节性的鼓励。实际上，这番话意义非常深远。这打破了英国王室在国家政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传统：国王不得直接插手国家事务。以前，国王可以向首相提供建议（后者有权不予采纳）或是进行劝诫。然而，直接拒绝首相的辞职，甚至向首相解释，人们需要他组建一个大的政党联盟，国王是不被允许这样做的。乔治五世突破了这一底线，从原先纯粹名义象征的王室权力，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议会政权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一切就是这样发生了。经过反复的协调和磋商，英国三大政党的领导人终于在无党派国王的牵头下坐到了一起，于接下来的周一上午12点前达成共识，组建国家大联盟政府：共同执政的三巨头仅仅代表自己本人，而不再代表各自政党的利益。这一届国民政府执掌英国政权，直到1940年才宣布解散。然而，回顾这段历史，这届政府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如同其他大联盟政府一样，这届政府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很难达成共识，而且方针政策左右摇摆，缺乏明确的导向。麦克唐纳鼓吹个人崇拜，热衷结党营私。原本坚不可摧的工党内部也发生了动摇。先前追随麦克唐纳的社会党人纷纷倒戈，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1935年，下议院的工党联盟出现内讧，在大选中四分五裂，彻底宣告瓦解。

这是不是当初乔治五世处心积虑所要达到的结果？社会党人的自我瓦解？乔治本人是个彻头彻尾的保守派分子。他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出人意料地力挺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会有很多种版本。乔治五世的行为遭到了人们的指责，其中就包括这次对付社会党人的阴谋。还有人说，乔治五世在这场风波中，曾经联合金融界人士一起，控制国际资本市场，眼睁睁地看着国家陷入危机而见死不救。

认同上述言论的那些人显然不太了解乔治五世的为人。作为一国之君，他时常把责任义务挂在嘴边，而且勇于承担责任。他不认同社会党人的政治主张或是具体的福利措施，但是他始终关心英国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乔治曾经严厉批评他的国务大臣们在问题成堆的紧要关头仍然悠闲地在度假避暑。他还经常特别派遣长子大卫去那些阶级矛盾紧张的地区体察民情。此外，他还把次子阿尔伯特“发配”到工业生产一线的“艰苦地区”，让他了解，如何协调好资本与生产之间的关系。

对于他的国家，乔治五世内心深处总有一种责无旁贷的责任感。在他的人民面前，他是一国之君，有着父亲一样的威严。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彼此互助，不要争斗，在他和谐的管理之下，实现国富民强的梦想。因此，在工党面临经济危机的关键时刻，乔治五世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时机：他当时的想法恐怕就是，全力支持麦克唐纳，来帮助英国度过危机，从而避免人民闹革命，使得王室政权得以保全。

然而，事与愿违。左派势力趁机作乱，结果却以失败告终。让麦克唐纳当首相无疑是个错误的选择。在1935年之前，保守派的领袖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一直在幕后主持大局；1935年之后，他便走上前台，正式执掌了政权。说到底，乔治五世成了这场运动的大赢家：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中的极端主义分子都没能在政府内阁中捞取一官半职。这对国王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结果也是恰到好处。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政坛危机中，乔治五世的所作所为是否会影响他的公众形象？答案是否定的。民众很快就忘记了这场风波。人们似乎也没有意识到国王态度的转变，这突出表现在1931年，乔治五世同意英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爱尔兰和纽芬兰共同签署了《威斯敏斯特法案》。通过这一法案，国王自动放弃了对于这些附属国的统治权，专心致力于本国的发展（时至今日，上述这些英联邦国家在脱离了英国统治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事实上，日益老迈的乔治五世越来越受欢迎，源自他的一次圣诞演说。

乔治五世并不是天生的演说家。1932年，圣诞节第一天的中午，他首次坐在桑德林汉姆宫的一个小房间里，对着BBC电台的麦克风，向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臣民们发表了圣诞致辞。“我现在坐在家里，向大家发表我内心由衷的祝福。”这一番话在今天听来，具有一种传奇的色彩。这是国家首脑首次向自己的国民发表圣诞致辞，这一仪式从此风行开来。最初的创意来自BBC，并且经过长期的努力劝说才使得国王接受了他们的想法，结果大获成功。全球各地的人们都听到了国王高亢有力的嗓音，所有人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亲耳听到一国之君的讲话。一项伟大的传统就此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

1935年，这一年是乔治即位25周年。英国政府希望组织一场盛大的庆祝活动。在当时，世界各国的国事庆典活动都在大张旗鼓地进行；柏林、东京，乃至美国都纷纷举办此类活动。英国也应该为此来设立一个民族节日，最好就是大英帝国的国庆节。人们在节日里喜欢在家里营造喜庆的气氛。然而，庆典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都走上街头。这是一个向民众展示国家实力的最好时机。

1935年5月，国王上任的“25周年白银庆典”在伦敦盛大开幕，并且在其他英属国家的首都也举办了同一主题的庆祝活动，整个庆典活动持续了一周。活动的最高潮还是像以往那样，乔治五世和王后玛丽坐着敞篷马车，从白金汉宫来到圣保罗大教堂，沿路受到成千上万群众的围观。两天之后，英联邦国家的首脑们受邀来到圣詹姆斯宫，参加那里举行的庆祝活动；随后，上下两院议员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也召开了集会，共同祝贺国王的登基25周年大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也就是后来的英国首相，看到来自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的各国大使们的出席，他心里非常明白这次庆典活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要做给他们看！”结果的确出奇地好。就连国王本人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民众如此的欢迎。虽然很长时间以来，乔治一直深居简出，但是一夜之间他忽然发现，他在民众心中的受尊敬程度甚至毫不逊色于他的父亲和祖母。而对于（极端保守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斯莫·高顿·朗（Cosmo Gordon Lang）来说，国王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受到民众的爱戴二者之间并不矛盾，他在圣保罗大教堂集会上的发言稿中这样写道：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25年的历史），就会明白，这些年伴随我们的是接连不断的麻烦和负担。最初是党派争斗的阴云挥之不去。随后，我们的民族又经历了一场最艰难的考验（第一次世界大战）。此后，我们又度过了几年艰苦奋斗的日子……我们的商贸活动和工业生产得到了复苏，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并为和平稳定奠定了真正意义上的基石。然而，抛开这些表象，我们还能发现更深层的暗流涌动：人们精神上的统一、信赖和牢不可破。王权意识是这种精神的中心体现。

哈罗德·尼克尔森，时任国王的御用传记作家，也是下议院的保守派议员。他从更广泛的角度对乔治做出了评价，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乔治五世是英国中产阶级在道德操守上的行为楷模。

在过去的25年间，民众逐渐了解到，国王（乔治五世）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生活方面，都崇尚道德，克己复礼。他的这些行为本身就可以看作是英国人主张的道义德行。从一个行为个体上来审视，他的一举一动都反映了这些道德准则，并进一步发扬光大：信仰、责任、诚实、勇气、平和、宽容、正直和率真。

尼克尔森没有明确地表露，但这其中蕴涵了一种怀旧复古的思想意识。乔治五世喜欢以史为鉴，按照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打造他的宫廷架构。对此，亚历山大·高兰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国王“对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变化总是摇头，表示难以理解”。并且，“他不想真正搞明白那些新鲜事物，所以也很少给内阁大臣们提供指导性的意见或是告诫”。他抱有绝对中立的态度，在国家生活中充当权力制衡的协调器；从这一角度来说，他既没有推动王权体系的变革，也没有促进社会的发展。

这次庆典活动是乔治五世最后一次出席大型的公开活动。从仪式现场拍摄的照片上看，他的苍老暴露无遗：老态龙钟、体虚多病、心力交瘁、两鬓斑白。1936年1月20日，星期一，乔治五世闭上了他那双深邃湛蓝的双眼，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他走得很舒缓，很安详。后来，人们才知道，当时的宫廷御医给他打了一针吗啡，为了让他在毫无疼痛的状态下离去。这是发生在王宫内的安乐死：所有人都已经做到仁至义尽，并且确保国王的死讯在合适的时间发布给严肃的媒体，同时不能让小道消息的传播者有机可乘。几乎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到齐了，一起目送乔治五世的离去，并一致同意选择了安乐死的方式，其中包括玛丽王后和她的四个儿子。当御医用手抚闭了乔治的双眼，长子大卫放声痛哭；这一瞬间，他的身份已经从威尔士亲王升格为爱德华八世（Edward VIII）。他的母亲静静地亲吻了一下儿子的手背：现在的他已经不再仅仅是她的儿子，而是国王陛下了。在一片痛哭声中，爱德华八世开始了他的王朝时代。随后，齐普斯·钱农（Chips Channon）这位编年史作家坐在伦敦的某个公寓里在日记本中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时刻：“在这个夜晚，我的心随着威尔士亲王而跳动，因为他必须忍受巨大的悲痛，成为一国之君。他天性拘谨，缺乏想象力；这将使他陷入更大的孤独，他将感到高处不胜寒，而且会面对孤立无援的窘境。还从未有过一个男人会这么惹人怜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