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蒂·帕克（Monty Parker）是一个二十九岁的贵族，上嘴唇上面长着漂亮的浓密小胡子，下巴上则是尖尖的爱德华七世式的胡须。他品位很高，收入却很少，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个轻信他人的无赖。他总想找条捷径发财致富，或至少找其他人为其奢侈的生活埋单。蒙蒂·帕克毕业于伊顿公学，是格莱斯顿政府最后一届内阁部长的儿子、莫利伯爵的弟弟、前近卫步兵团军官，也是参加过布尔战争的老兵。1908年，他遇到一个芬兰圣职人员，这个人劝他说，只要一起努力，就能在耶路撒冷找到世界历史上最具价值的财富。
这个芬兰人就是瓦尔特·尤韦利乌斯（Valter Juvelius）博士，他是教师、诗人、唯心论者，喜欢穿着圣经时代的长袍，解读《圣经》里的密码。在对《以西结书》进行了多年研究，并受到一个瑞典巫师搞的降神会的鼓舞后，尤韦利乌斯相信他已经发现了所谓的“以西结密码”。该密码揭示，公元前586年，当尼布甲尼撒二世准备毁掉耶路撒冷时，犹太人将尤韦利乌斯所称的“圣殿档案”，即约柜，藏匿到圣殿山南部的一个地下通道里。尤韦利乌斯需要一个既能办事，又可以帮他筹集到寻找约柜所需资金的人。有谁比一个没落但充满活力、在爱德华时代的伦敦拥有诸多关系的英国贵族更合适呢？
尤韦利乌斯将他的秘密行动章程拿给帕克看，帕克兴奋地读着这个启示：
帕克被尤韦利乌斯这个怪人极具争议的论点说服了，即便该论点一点也不比《达·芬奇密码》的情节更具合理性。在一个甚至连德国皇帝都去参加降神会、许多人对犹太阴谋深信不疑的时代，尤韦利乌斯在寻找皈依者方面毫无困难。正如一个专家所写的那样，“犹太人是一个有些神秘的种族”，所以，他们肯定把约柜藏匿得相当好。
帕克将尤韦利乌斯的文件从芬兰语翻译过来，并将其装订成一个花里胡哨的小册子。然后，他向他的朋友们——一群名誉尽失、负债累累的贵族和军事骗子[1]——透露了这个惊人的发大财的机会：这个隐藏的珍宝必定值两亿美元！帕克是一个油嘴滑舌的推销员，很快便招引了更多的投资者，而这超出了他的驾驭能力。英国、俄国、瑞典的贵族们都像马尔博罗公爵夫人康斯萝·范德比尔特那般富裕的美国人一样，纷纷投钱给他。帕克的团队需要自由进入圣殿山和大卫城，他确信此事可以“借助慷慨的酬金”得到合理的安排。1909年春，帕克、尤韦利乌斯和他们的瑞典保镖兼中介霍芬施塔尔上尉一同参观了耶路撒冷的遗址，然后乘船到达伊斯坦布尔。在那里，蒙蒂·帕克向土耳其的部长们许诺将给予他们百分之五十的财富并会预付部分现金，他还试图从上到下买通新的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蒙蒂最后与财政部长贝伊签订了一纸契约，契约上他自己的称谓是“伦敦跑马俱乐部的高贵的蒙蒂·帕克”。
奥斯曼政府建议帕克雇佣亚美尼亚人马卡萨德先生充当中介人，并派出两个特派员去监督这次挖掘。1909年8月，霍芬施塔尔上尉从尤韦利乌斯那里得到了“密码”，之后便前往耶路撒冷会见帕克及其朋友。他们将大本营安在橄榄山上德国皇帝的奥古斯塔·维多利亚城堡，并入住法斯特酒店，镇上最好的酒店。帕克与朋友就像兴高采烈的公学男孩参加男子聚会一样，享用“同性恋晚餐”，用橘子进行打靶比赛。美国侨民柏莎·斯帕福德回忆说：“一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不同寻常的声音……我们看到那些受到尊敬的考古学家扮作驴仔，和驴一起奔跑，并模仿驴叫，而这种事情通常只有那些爬到英国人的地方玩闹的阿拉伯男孩才做得出来。”帕克这帮人贿赂了耶路撒冷的一些当权者，买通了地方长官阿兹米帕夏，并雇用了一大群工人、向导、女佣以及保镖，开始在俄斐勒山上挖掘。这里曾经是而且仍旧是探索古老耶路撒冷的考古学上的中心点：1867年，查尔斯·沃伦就曾在这里挖掘；不久，美国考古学家弗雷德利克·布利斯和阿奇博尔德·迪基又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的地下通道。所有这些使得帕克等人认为，这就是大卫王的耶路撒冷的遗址。帕克在精神上受到远在他处的尤韦利乌斯及这次考察行动中另一个成员——“姓李的会读心术的爱尔兰人”——的引导。即便在耶路撒冷什么也没找到，帕克也没有失去对尤韦利乌斯的信任。
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在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男爵的支持下（男爵自己也出钱赞助犹太人挖掘约柜），声称帕克的行为侵犯了犹太人的圣地。穆斯林也很焦虑，不过奥斯曼人对此事相当淡漠。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帕克雇用考古学家、圣经学院的樊尚神父（Père Vincent）监管他的挖掘行动。这次挖掘确实找到了更多证据，证明这是一个非常早的定居点——樊尚对这次挖掘的真正目的并不在意。
1909年底，滂沱大雨迫使帕克停止了工作。1910年，他又乘坐克拉伦斯·威尔逊的“睡莲”号游艇返回雅法，继续他的发掘。阿拉伯工人持续罢工了好几次。当法院以支持阿拉伯人进行威胁时，帕克与其搭档认定，只有摆出英国军队的阵仗才能震慑住当地人，他们决定穿着“制服”与市长对抗（市长是乌得琴演奏者瓦希夫的资助人）。达夫上尉穿着铁甲，戴着头盔和英国近卫骑兵团的白手套，蒙蒂·帕克则身穿鲜红色的束腰上衣和熊皮外衣。弗利少校回忆说：“明星出场了。我们引起了一阵轰动！”
罢工者散去后，这支滑稽的游行队伍耀武扬威地穿过耶路撒冷老城，用弗利少校的话来说，该队伍“由一队土耳其枪骑兵领头，然后是市长、指挥官及一些圣职人员，接着是达夫、帕克、我、威尔逊、马卡萨德，土耳其警官走在最后面”。突然，达夫的骡子冲到集市上，上尉紧紧抓住它，直到被摔进一家商店，埋在了店里的花生下面，这一场景令他的朋友们开怀大笑。弗利说：“一个年长的犹太人还以为世界末日到了，立刻用意第绪语哭诉。”
这种炫耀行为更可能是因为“慷慨的酬金”，直到现在也屡试不爽。帕克曾很谨慎地向他的团队发布了一些秘密报告，报告隐秘地用团队成员的名字命名为“FJMPW”，主要是对他的行贿情况做的说明。报告显示，他第一次逗留耶路撒冷时就花了一千九百英镑。第一年他一共花了三千四百英镑。1910年返回时，他的账户显示“向耶路撒冷官员们支付了五千六百六十七英镑”。市长侯赛因·侯赛尼每月会收到一百英镑。这些大方的贿赂对于耶路撒冷当权者来说应该是一件好事，不过帕克意识到，青年土耳其党政府还处在飘摇之中，耶路撒冷还是一个敏感的地方。他在报告中这样说道：“最应当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最小的错误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困难。”然而，他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是在玩火。1911年，当他重新开始挖掘工作后，他付给那些人的钱比以前还要多，不过这时他已经绝望了，于是决定在圣殿山上进行挖掘，并向世袭的圣地看守人、谢赫哈利勒·安萨里（Khalil al-Ansari）及其兄长行贿。
帕克和他那帮人乔装打扮，穿着童话剧中阿拉伯人的装束，悄悄潜入圣殿山，在岩石圆顶清真寺所在的区域挖开人行道，挖掘下面的秘密通道。然而，4月17日晚，一个穆斯林夜间看门人由于在拥挤不堪的家中难以入睡，来到圣地露营，惊讶地看到了这些英国人，然后跑到街道上大声喊叫，说化了装的基督徒正在岩石圆顶清真寺那里挖东西。
穆夫提叫停了整个先知穆萨节的游行活动，谴责这个奥斯曼人和英国人的邪恶阴谋行动。一伙暴徒在先知穆萨节香客的增援下，马上跑去保卫他们崇高的圣所。帕克和他的朋友飞奔到雅法避难。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异常愤怒，他们试图处死哈利勒谢赫及马卡萨德，不过后来奥斯曼驻军介入并逮捕了他们，他俩的性命得以保全。他们和帕克的保安人员都被逮捕，关在贝鲁特监狱里。在雅法，蒙蒂·帕克及时登上了“睡莲”号游艇，不过那里的警察接到通知——帕克可能有约柜在身。警察于是搜查帕克的行李，但是并没有找到什么约柜。帕克意识到自己必须逃走。为了迷惑奥斯曼警察，他伪装成英国绅士的样子，将“睡莲”号装饰一番，并宣称要“为雅法的官员在船上举办一场招待会”。后来，当那些人正准备登船时，帕克却乘船逃走了。
在耶路撒冷，群众威胁要杀死总督和每一个英国人，因为四处散布的谣言都在说，帕克已经偷走所罗门王冠、约柜以及穆罕默德之剑。为保住性命，总督躲了起来。4月19日早晨，《泰晤士报》报道说：“整个城市一片喧嚣。商店关门，农民逃离，流言四起。”基督徒因“先知穆萨节中穆罕默德的朝圣者们”将来这里“杀掉所有的基督徒”的流言惊恐不已。同时，穆斯林被“八千名俄国朝圣者将全副武装，对穆罕默德信徒展开杀戮”的流言惊呆了。各方都认为，“所罗门宝物”已经被“转移到帕克上尉的游艇上”。
欧洲人躲在屋里，锁上大门。柏莎·斯帕福德回忆道：“耶路撒冷人如此愤怒，每条街道上都设有巡警。”先知穆萨节的最后一天，有一万名耶路撒冷人聚集在圣殿山上，暴民们“自乱阵脚。随之而来的是可怕的恐慌，农妇和朝圣者涌出老城，跑向城门，哭喊着‘有人在屠杀’。每个家庭都进行了武装，并在家里设置路障”。“‘帕克丑闻’，”斯帕福德写道，“比我们长久以来居住在耶路撒冷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都更可能引起反基督徒大屠杀。”《纽约时报》这样通告世界：“所罗门宝藏已飘然而逝。在欧麦尔清真寺下进行挖掘后，英国旅行队在游艇上突然消失：据说他们已经找到所罗门的王冠。土耳其政府已派出高官到耶路撒冷展开调查！”
蒙蒂·帕克从未意识到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他在那年秋天返回雅法，不过得到不要登陆的建议，“不然可能会有更多的麻烦”。他告诉他的团队，他可能会“前往贝鲁特”看望那些被捕者。他接下来的计划是“到耶路撒冷平息新闻媒体，找到那里的要人，让他们恢复理智。一旦所有这些都平息下来，再让总督给大维齐尔写信，说我们可以安全返回了”。此事的影响在耶路撒冷从未有停歇的迹象，不过帕克直到1914年都一直在为此努力。[2]
伦敦和伊斯坦布尔方面为此出现了外交上的争执，耶路撒冷总督被撤职，帕克也因其阴谋行动遭到审判，但最后被无罪释放（因为并没有什么东西被偷）。钱打水漂了，财宝也不过是空想而已，“帕克丑闻”终于为欧洲在耶路撒冷长达五十年的考古挖掘和帝国主义统治拉下帷幕。
[1]帕克的朋友有：克拉伦斯·威尔逊上尉和弗利少校，他们曾参与发生在德兰士瓦的“詹姆森突袭”；达德利伯爵的第三个儿子——受人尊敬的西里尔·沃德；法伊夫公爵的表亲——罗宾·达夫上尉；泽西伯爵的表亲——海德·维利尔斯上尉；还有斯堪的纳维亚人赫尔曼·弗兰格尔伯爵，以及名叫范伯格的神秘主义者，他曾推断说财宝可能藏在亚拉拉特山，而绝不会在耶路撒冷，这个说法激怒了众人。
[2]有关帕克的故事在这里是第一次讲述，他的故事不仅仅是基于他的信件和他的一些说明，还基于尤韦利乌斯的预言。甚至到了1921年，帕克在耶路撒冷的一些雇员还在因拖欠款项的事起诉他。而帕克自己则躲在大本营里，避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壕沟里摸爬滚打。他从未结婚，但有多个情妇。1951年，他继承了莫利伯爵的爵位及富丽堂皇的房子，并自豪地告诉家人，他想把得到的遗产花得一文不剩。即便上了年纪，帕克仍然保持着以前的作风，用他一个家族成员的话说，他是“一个自负的、唯利是图的、不可信赖的无用之人，一个名誉丧尽的、爱说大话的人”。他于1962年与世长辞。帕克从未提起过耶路撒冷这回事，也没留下一纸一墨。直到1975年，他的律师们找到一份文档，并将它交给第六代莫利伯爵。多年以来，那份文档已被大家遗忘，不过伯爵及其兄弟奈杰尔·帕克很友好地将其展示给笔者。尤韦利乌斯后来成了维堡的图书管理员，他以耶路撒冷的故事为蓝本写了一部小说。1922年，尤韦利乌斯死于癌症。这段插曲在耶路撒冷的历史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在俄斐勒山的隧道里（现在这里是罗尼·赖克发掘的迦南人巨大的塔楼的遗址），有一个很小的洞穴直通到一个废弃的水桶边，这个水桶就属于蒙蒂·帕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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