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土耳其共和国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转换



文官政治的重建

1983年4月，土耳其新政党法颁布。新政党法规定，新建政党必须完全脱离原有的旧政党，政党组织必须遵循民主程序，政党纲领不得违背凯末尔主义的原则。根据1983年政党法，政党的中央机构由全体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包括党主席、执行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政党地方组织包括省级分支，政党执行委员会必须在司法机构的监督下提名议员人选。随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废除政党禁令，解除党禁，重新启动政党政治。

1983年春夏之交，新建政党15个，包括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的正确道路党、前总统伊斯梅特之子埃尔达勒·伊诺努创建的社会民主党、图尔古特·厄扎尔创建的祖国党、退役将领图尔古特·苏纳尔普创建的民族民主党和内切德特·卡勒普创建的民粹党。祖国党持中右翼立场，强调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主张扩大私有化和外向经济，以增加投资实现经济的发展。民族民主党持右翼立场，强调保护自由竞争，吸纳国外投资。

1983年6月，新选举法颁布。新选举法规定，只有在大选中获得超过10%选票的政党方可进入大国民议会，亦称“10%的门槛”，旨在避免大国民议会席位分散和小党林立的混乱局面。

1983年11月，土耳其举行议会选举，标志着文官政治在1980年第三次军事政变和军人接管政府之后得以重新恢复。92.3%的选民参与投票，达到1946年多党制议会选举以来的最高投票率，获准参加竞选的政党包括持中右立场的民族民主党、持中左立场的民粹党和持中间立场的祖国党，其中民族民主党和民粹党得到军方的支持，而祖国党系非军方支持的平民政党。1983年议会选举的结果是，祖国党获得45.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11个席位，民粹党获得30.8%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7个席位，民族民主党获得23.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1个席位。祖国党作为议会第一大党组成新一届内阁，祖国党主席图尔古特·厄扎尔出任内阁总理。祖国党在议会中的获胜，出乎军方的意料，标志着土耳其的民主化进程真正步入文官政治的道路，军人政治从此逐渐淡出政坛。

自1983年大选开始，建立在选举政治和多党政治基础上的文官政治重新取代军人政治，成为土耳其政治生活的常态形式。祖国党执政期间，政治形势趋于稳定，政治环境日渐宽松，多元化的政党政治进一步活跃。1983年6月，前正义党领导人苏莱曼·德米雷尔创建正确道路党。该党自称是50年代的民主党和60—70年代的正义党的延续，强调捍卫民族利益、保障公民权利和实现社会公正，同时坚持世俗主义的政治原则，进而区别于伊斯兰主义政党。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均为80年代主导土耳其政坛的右翼政党。相比之下，民粹党继承共和人民党的政治传统，系左翼政党，强调推动工业化进程和政府必要的经济干预，反对垄断，主张通过税收政策缓解贫富差距，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者主要来自城市中下层和知识界。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系救国党的延续，强调推动民主化进程、繁荣经济和实现社会公正，主张摒弃国家主义，倡导伊斯兰主义的发展模式。

1984年初，祖国党主导的大国民议会通过修改政党法的议案，解除1983年军方颁布的政党禁令，允许遭到军方取缔的政党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和参与选举。由于总统科南·埃夫伦的否决，修改政党法的议案未能获准正式颁布。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祖国党赢得41.5%的选票，伊斯梅特·伊诺努之子厄尔达勒领导的社会民主党赢得23.5%的选票，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3.5%的选票。相比之下，1983年大选期间军方支持的民粹党和民族民主党仅仅赢得9%和7%的选票，在救国党的基础上组建的繁荣党仅仅赢得4.5%的选票。

1985年11月，民粹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改称社会民主民粹党，厄尔达勒·伊诺努出任党主席。1986年初，民族民主党解散，其主要成员分别加入祖国党和正确道路党。与此同时，前共和人民党领导人布伦特·埃杰维特创建民主左翼党。

1986年9月举行大国民议会补充选举，涉及七个选区和11个议会席位，祖国党赢得32.3%的选票和6个议会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23.5%的选票和4个议会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3.4%的选票和1个议会席位。

1987年9月，土耳其就修改政党法举行全民公决，以50.3%对49.7%的微弱多数获得通过，解除军方执政期间颁布的政党禁令，恢复原有政党领导人的从政权利。随后，厄扎尔宣布提前举行大选。

1987年11月，土耳其举行新一届的议会选举。与军人干预下的1984年大选相比，1987年的议会选举在明显宽松和公平的环境下进行，民主政治在军方政变后得以回归。7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包括共和人民党分裂后组建的民主左翼党和社会民主民粹党。图尔古特·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赢得36.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292个席位，厄尔达勒·伊诺努领导的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4.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99个席位，苏莱曼·德米雷尔领导的正确道路党赢得19.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59个议会席位。此外，布伦特·埃杰维特领导的民主左翼党获得8.5%的选票，埃伊库特·埃迪巴里领导的改革民主党获得0.8%的选票，内切梅廷·埃尔巴坎领导的繁荣党获得7.1%的选票，阿尔帕斯兰·图尔克斯领导的民族行动党获得2.8%的选票，独立候选人获得0.8%的选票，均未达到进入大国民议会所需的10%的选票，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7年大选后，祖国党作为大国民议会下院的第一大党继续执政。

称雄政坛的祖国党

图尔古特·厄扎尔出身于土耳其东南部城市马拉提亚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家庭，毕业于伊斯坦布尔技术大学，70年代加入救国党，1977年曾经作为救国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议员落败。1983年5月，厄扎尔创建祖国党，该党核心成员大都具有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背景。1980年军方政变后诸多旧政党的解散和由此出现的政治真空，提供了厄扎尔和祖国党崛起于土耳其政坛的绝佳条件。

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兼有原正义党、救国党和民族行动党的多重政治元素，代表土耳其政坛的中右翼势力，政治理念相对温和，强调法律秩序和法治国家，兼顾世俗原则和宗教诉求。祖国党亦具有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坚持土耳其—伊斯兰一体化的思想，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倡导民主的政治原则和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主张扩大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力。

厄扎尔执政期间，具有一定的伊斯兰倾向，主张放宽原有的宗教限制。1988年，厄扎尔已故的母亲下葬于纳格什班迪教团精神导师穆罕默德·扎西特·库特库陵墓所在的苏莱曼尼亚清真寺墓地。厄扎尔经常率内阁成员出席清真寺的宗教活动，斋月的晚餐通过媒体的报道而被赋予官方的色彩，宗教出版物明显增多，国营电视台播放宗教节目。1988年7月，厄扎尔成为首位赴麦加朝觐的土耳其内阁总理，土耳其国营电视台在国内转播厄扎尔朝觐的视频。1989年11月，厄扎尔以新任总统的身份出席在安卡拉最大的清真寺举行的星期五聚礼。厄扎尔执政六年，平均每年新建清真寺约2000座。至1990年，全国清真寺总数达到63675座。在宗教教育方面，1983—1989年，新建6所伊玛目—哈提卜学校，伊玛目—哈提卜学校达到383所，在校学生人数增长29%，从20万人增至近27万人。

1983年12月，厄扎尔组阁不久，宣布允许建立无息的伊斯兰银行，名为特别财政机构，旨在吸引阿拉伯世界的海外投资。1985年1月和4月，两家伊斯兰银行相继建立，系沙特阿拉伯与土耳其合资银行。1989年3月，成立第三家伊斯兰银行，系科威特与土耳其合资经营。1990年10月，祖国党内阁颁布法令，解除大学校园内对于女性服饰的限制。随后，反对党共和人民党向宪法法院起诉。1991年4月，宪法法院裁定祖国党内阁颁布的法令违宪。

在经济方面，祖国党支持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强调市场化和出口外向型的经济原则，主张扩大投资渠道，鼓励私人投资，吸引国外投资，淡化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承诺增加就业和改善社会福利，关注民众生活。与此同时，厄扎尔政府致力于推行新经济政策，积极扩大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合作，贬值土耳其货币里拉，上调金融利率，冻结工资，提高物价，补贴出口产品，简化出口程序，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爱琴海沿岸港口城市伊兹密尔和南部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阿达纳建立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自由化的外向出口型市场经济。此外，厄扎尔政府致力于基础设施的完善，新建第二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开通伊斯坦布尔的环城公路，铺设从苏联到土耳其的天然气管道。厄扎尔政府还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筹划建造巨大的水电工程，预计扩大耕地面积160万公顷。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成果显著。80年代前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4.5%，1986—1987年达到8%。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是祖国党执政期间经济增长的最大亮点。外商投资亦呈上升趋势，进口商品充斥于市场。据相关资料统计，1980—1987年，出口额年均增长22%。出口商品构成亦发生改变；1979—1988年，农产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例从60%下降为20%，工业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45%上升为72%。纺织品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80年代初，土耳其商品主要出口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伊朗是土耳其最大的出口市场。80年代后期，欧洲取代中东成为土耳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据统计，土耳其出口商品总额，1979年仅为23亿美元，1988年达到117亿美元，相比之下，土耳其进口商品总额，1979年为50亿美元，1989年达到144亿美元，始终高于出口商品总额，外贸逆差的现象十分突出。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外债的大幅增长。土耳其政府的外债，1980年约为135亿美元，1989年增至400亿美元。此间，每年出口创汇的约70%用于偿还政府的外债。

新内阁并未扭转经济形势和改善民众生活，亦未能遏制政府腐败的蔓延，厄扎尔执政期间推行的新政策所导致的社会变化和政治影响开始显现。第二届祖国党内阁执政后，经济形势恶化，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1988年下降为1.5%，1989年下降为0.9%，低于此间2.2%的人口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呈上升趋势，80年代前期约为30%—40%，1988年达到70%。祖国党内阁于1989年制订的第六个五年发展计划，无视客观经济形势，继续追求高增长率。进入90年代，经济发展陷入低谷。厄扎尔政府多次宣布向私人出售国有企业，然而私有化进程缓慢，民间资本对于收购国有企业缺乏必要的信心。厄扎尔政府忽视农业发展，农业投资不足。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60%，农业产值却不足国内生产总值的20%。80年代末，自然灾害造成农业的大面积歉收，水利建设的停滞和落后所带来的后果由此显现。

厄扎尔领导的祖国党尽管在1987年大选中再度胜出并继续执政，然而其执政地位开始出现被削弱的趋势。与1983年大选中45.6%的支持率相比，祖国党在1987年大选中的支持率下降9.4个百分点。80年代后期，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逐年加剧，引发民众对于祖国党内阁的不满。1989年3月举行地方选举，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8.2%的选票，正确道路党赢得25.6%的选票，相比之下，祖国党的支持率大幅下降，仅仅赢得21.9%的选票。

1989年10月，科南·埃夫伦的总统任期届满，祖国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大国民议会选举图尔古特·厄扎尔接替科南·埃夫伦，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八届总统。土耳其共和国的历届总统大都具有军方背景抑或从军经历，图尔古特·厄扎尔则是继凯拉勒·拜亚尔之后大国民议会选举产生的第二位文职总统。1989年图尔古特·厄扎尔当选总统，“可谓土耳其共和国民主化进程的分水岭”。按照土耳其宪法的相关规定，图尔古特·厄扎尔退出祖国党，议长伊尔迪里姆·阿克布鲁特继任祖国党主席和内阁总理。

1989—1990年，土耳其政府开始实施自由化和保障人权的政策。1991年，大国民议会宣布增加议员席位，实行总统的直接选举，允许在非官方的范围内使用库尔德语，删除1982年宪法第141款、第142款和第163款关于限制政治活动的内容。1991年7月，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邀请新当选的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内阁总理。

1991年10月举行议会选举，6个政党参加竞选，正确道路党赢得27.3%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78个席位，祖国党赢得23.9%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15个席位，社会民主民粹党赢得20.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88个席位，民族行动党和繁荣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赢得16.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62个席位，民主左翼党赢得11%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个席位。同年11月，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正确道路党与第三大党社会民主民粹党组成联合政府，正确道路党主席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理，祖国党内阁就此终结。

1992年，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取缔对于政党的诸多限制，共和人民党得以重建，丹尼泽·拜克尔当选共和人民党主席。1993年4月，图尔古特·厄扎尔病逝。同年6月，苏莱曼·德米雷尔出任总统，同时退出正确道路党，塔恩苏·齐莱尔作为正确道路党的新主席，出任联合政府总理，是为土耳其历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理。

伊斯兰政党的闪亮登场与“军方的温柔介入”

厄扎尔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直接受益者主要是经济实力雄厚的富豪家族，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和建筑业的繁荣促成了新富人阶层。相比之下，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并未提高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多数土耳其人的生活状况呈下降的趋势，工资增长落后于通货膨胀的上升幅度。1987年，工人平均工资与1980年的实际收入相比下降19.8%。经济的繁荣亦未带来就业形势的改善。据官方公布的数据，1987年的失业率达到8.4%，高于1980年的7.9%。1984—1987年消费品价格指数年均上升41.7%，包括工人和政府职员在内的工薪阶层的实际收入明显下降。物价上涨、工资冻结和利率上调，导致工薪阶层的社会购买力在祖国党执政期间下降40%—60%。新经济政策导致的直接后果是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1980—1988年，失业率从16.4%上升为22.9%，失业人口总数从280万上升为480万。1987—1994年，占总人口80%的中下层群体的收入呈下降的趋势，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呈上升的趋势。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与此同时，中东部内陆地区与西部沿海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亦进一步扩大。

80年代后期，由于出口外向型经济政策的实施和出口贸易的扩大，被誉为“安纳托利亚”之虎的内陆中小私营企业开始挑战大公司的垄断地位。1990年5月，内陆中小私营企业成立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的行业组织，名为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旨在抗衡代表大公司利益的土耳其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至90年代中期，独立企业家和商人联合会拥有约2000家企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1994年4月，伊斯坦布尔市议会举行首次会议，会议召开伊始，全体议员举行祷告，随后通过的第一批法规包括了禁止在议会大厦服务区出售酒精类饮品的法令，体现出伊斯兰的宗教色彩。

土耳其伊斯兰政治的兴起，根源于厄扎尔执政期间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历史环境。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政治生活的相应变化，进而加剧伊斯兰政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角逐，伊斯兰模式开始成为下层民众寻求改善生活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新出路。

繁荣党始建于1984年大选前夕，与70年代的民族秩序党和救国党具有明显的政治渊源，均为埃尔巴坎一手创建，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倾向。埃尔巴坎先后作为三个伊斯兰政党即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的核心人物，被誉为“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之父”，可谓土耳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灵魂，长期活跃于土耳其的政治舞台，70年代作为救国党主席加入三届联合政府，出任内阁副总理，致力于现行国家体制内与世俗政党的政治合作。1987年，埃尔巴坎出任繁荣党主席。

繁荣党强调土耳其人的民族独立、民族意识和民族利益，强调自由民主的政治原则。“解放、民主意识和民族跃进”，是繁荣党倡导的基本纲领。繁荣党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色彩，强调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反对教俗分离，抨击贫富分化，主张恢复伊斯兰教法，完善民族经济，建立福利性的经济制度、公正的社会秩序和自由的政治环境，保护劳动者的福利和权益，缩小贫富差距，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实现地区发展的平衡，捍卫土耳其的民族利益，谋求民众的最大利益。繁荣党反对国家控制宗教的政治原则，主张修改1982年宪法的第24款，即任何人不得以宗教规范作为国家之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法律的基础，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实现政治目的。在1995年的竞选纲领中，繁荣党抨击土耳其的现行制度存在瑕疵，是“欺骗民众的、假民主的和黑暗的统治”，宣称繁荣党致力于建设“多元的和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繁荣党强调，选举是通向政治权力的唯一道路。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相比于救国党的支持者主要来自相对落后地区的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繁荣党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支持者包括农民、蓝领工人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其他中低收入者，分支遍布土耳其各地，触角延伸至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从某种意义上讲，繁荣党扮演着‘第二精英’的角色，在城市移民、中低收入群体和库尔德人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繁荣党的外围组织包括分布在全国的诸多基金会、文化协会和青年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全国青年基金会。该组织系1975年由救国党创建，是土耳其最大的青年组织，90年代初有1500余个分支，为成千上万的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繁荣党的组织建立在投票站的基础上，每个投票站范围内的每条街甚至每栋楼都会派出专人监督，旨在保证选举期间所有的选民踊跃参加投票。”

在1984年举行的地方选举中，繁荣党首次亮相于土耳其政坛，获得78万张选票，支持率为4.4%，夺取凡城和乌尔法市的两个市长职位。在1987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7万张选票，支持率为7.5%，低于选举法规定的“10%的门槛”，未能赢得议会席位。1989年，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繁荣党获得9.8%的选票。在1991年的议会选举中，繁荣党获得13%的选票和议会下院61个席位。

在1994年3月举行的地方选举中，正确道路党赢得21.4%的选票，祖国党赢得21.0%的选票，相比之下，繁荣党位居第三，赢得19.1%的选票，高于1991年大选时的16.9%的支持率。在全国72个城市中，繁荣党在26个城市中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其中包括伊斯坦布尔、安卡拉、迪亚巴克尔、科尼亚和开塞利等重要城市。埃尔巴坎随后在伊斯坦布尔的阿尤布清真寺向其支持者宣布：这是来自安拉的恩赐，繁荣党将会取得更大的胜利，公正的秩序是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危机的唯一出路，繁荣党的胜利不会止步于此，繁荣党的下一个目标是建立世界伊斯兰联盟，伊斯坦布尔将会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政治首都。

1995年12月，繁荣党在大选中胜出，赢得21.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58个席位，伊斯兰政党首次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的第一大党。持中右翼立场的正确道路党和祖国党分别获得19.7%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32个席位以及19.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135个席位，持中左翼立场的民主左翼党和共和人民党分别获得14.6%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下院76个席位以及10.7%的选票及大国民议会下院49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的少数党。

繁荣党尽管在大选中胜出，然而缺乏单独组阁所必需的议会席位。包括军方、司法机构在内的土耳其政坛的世俗阵营极力阻止繁荣党进入内阁，于1996年3月推动占据大国民议会135个席位的正确道路党和占据大国民议会132个席位的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成为议会主要反对党。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通过谈判协商，双方约定，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首先出任内阁总理，至1997年1月由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接任总理职务。1996年6月，由于祖国党与正确道路党分歧不断，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与正确道路党主席塔恩苏·齐莱尔之间相互攻击，联合政府解体，繁荣党与正确道路党组成联合政府，繁荣党主席埃尔巴坎出任总理。

繁荣党作为执政党，在经济方面延续厄扎尔时代的基本框架，坚持市场经济体制，继续推进私有化的改革进程，致力于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在外交方面，繁荣党奉行疏远西方和亲伊斯兰世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阿拉伯、利比亚、伊朗交好。埃尔巴坎打破土耳其历届总理以美国作为首次外访对象的惯例，出任总理后首先访问伊朗、巴基斯坦、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继而访问埃及、利比亚和尼日利亚。1996年8月，埃尔巴坎在出任总理6周后，首次外访选择伊朗，签署为期22年和从伊朗进口230亿美元天然气的协议，倡议召开土耳其、伊朗、叙利亚、伊拉克四国首脑峰会讨论地区合作。埃尔巴坎还委派司法部长和教育部长访问伊拉克，重修土伊关系，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重新开通两国之间的石油管道。埃尔巴坎邀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拯救阵线代表出席繁荣党会议；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在访问土耳其期间，就埃尔巴坎邀请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的举动，对于埃尔巴坎干涉埃及内政表示关切。

1996年12月，埃尔巴坎领导的内阁试图与伊朗签署军事合作协议，遭到土耳其军方的抵制，未果。在内政方面，埃尔巴坎内阁试图取消禁止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的女性披戴头巾的法令，建议在伊斯坦布尔象征凯末尔主义的塔克西姆广场建造清真寺，呼吁重建司法体制和实行包括伊斯兰教法在内的多元法律体系，引起世俗势力和军方的强烈不满。

1997年1月，埃尔巴坎邀请多名苏菲教团领袖在总理府共进斋月晚餐。随后，内阁通过法令，调整斋月期间的工作时间，以便于穆斯林履行斋戒的宗教义务。同月，时任安卡拉市辛坎区长的繁荣党成员贝吉尔·伊尔迪兹组织集会，要求实施伊斯兰教法，张贴巴勒斯坦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画像。随后，土耳其军方出面干涉，拘捕贝吉尔·伊尔迪兹。

1996年10月，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伊斯兰国家会议上，埃尔巴坎提出组建“穆斯林八国集团”的设想，呼吁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尼日利亚八国之间进一步密切经济协作，强化穆斯林世界的团结，抗衡西方七国集团。同年11月，“八国集团”宣布成立，秘书处设在伊斯坦布尔。1997年6月，尽管面对世俗主义的巨大压力，八国集团峰会在伊斯坦布尔如期召开。埃尔巴坎表示，西方国家在苏联解体后延续冷战思维，将伊斯兰教视作新的对立面，而不是致力于实现世界和平，八国集团的宗旨则是消除冷战思维和推动和平进程。八国集团的目标是：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对话，不要冲突；要公平正义，不要双重标准；要平等，不要特权；要合作，不要剥削；要人权、自由和民主，不要压迫和颠覆。

长期以来，军方扮演着左右土耳其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恪守凯末尔主义的基本原则。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三次军事政变，体现出军方干预政治生活的巨大影响力。军方操纵下制定的1982年宪法，规定了军方享有的特权地位，提供了军方干预政府和发挥政治影响的法理依据。退役将领出任总统成为惯例，总统主持的国家安全会议和总统任命的宪法法院，是维护军方特权地位、制约多党制议会和民选政府、监督社会的重要国家权力机构。此外，在正式国务活动的礼宾排序中，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通常排在总统、议长、总理之后，位居第四，军方地位由此可见。国家安全会议是1980年军方政变的产物，根据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设立，成员包括五名文职人员即总统、总理、国防部长、内务部长、外交部长和五名军方将领即总参谋长、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海军司令、宪兵司令。1982年宪法规定，内阁会议应优先考虑国家安全会议的事关国家安全、领土主权和社会稳定的相关决议。

在繁荣党于1996年10月召开的执政后第一次党务大会上，埃尔巴坎表示，繁荣党作为土耳其政坛主流的组成部分，强调继承凯末尔主义的传统，关注与世俗势力的妥协，努力保持与军方的良好合作关系，体现出繁荣党之温和、务实和理性的政治倾向。繁荣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表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政党，我们将从民众的支持中获得执政的合法性。我们不能强迫民众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实践，民众享有自行选择的自由。尽管如此，埃尔巴坎内阁推行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施政举措，引发世俗主义阵营和军方的不满。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指责繁荣党是土耳其的纳粹党，试图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握政权，进而在土耳其建立独裁统治。民主左翼党主席布伦特·埃切维特告诫民众，繁荣党在军官中传播伊斯兰主义思想，埃尔巴坎则与许多穆斯林国家的非法武装保持密切联系。军方宣布，19家报纸、110家杂志、51家电台、20家电视台从事非法的伊斯兰主义宣传，伊斯兰主义者成立了2500个协会、500个基金会、1000家公司和超过800所学校。海军司令古芬·埃尔卡亚认为，伊斯兰化已经成为土耳其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斯梅尔·卡达拉耶声称，繁荣党正在将土耳其带回到中世纪。总统德米雷尔亦加入反对繁荣党的阵营，呼吁保卫土耳其的世俗民主体制。然而，德米雷尔认为，军事政变并非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变不能解决土耳其的任何问题……正是1980年的军事政变造成了土耳其当前的复杂局面。应当通过政党从事政治活动”。

1997年2月28日，军方主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政治伊斯兰是土耳其共和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进而通过决议，要求埃尔巴坎内阁采取有效的行动，阻止正在各地蔓延的伊斯兰主义活动，遏制伊斯兰主义势力向国家机构的渗透，强化国家对于宗教活动的控制。不同于1960年、1971年和1980年的军方政变，此次的政治干预，军方并未接管政府、解散政党和实行军事管制，军人亦未走出军营，所有的一切均未超出法律的基本框架，时人称之为“军方的温柔介入”。军方领导人深知，军事政变的时代已经远去。

1997年5月，总检察长乌拉尔·萨瓦什以“繁荣党已经成为反对世俗主义的核心”为由，向宪法法院提起公诉，要求取缔繁荣党。乌拉尔·萨瓦什指责繁荣党倡导允许女性在大学校园和政府机构披戴头巾、试图在土耳其建立伊斯兰政体、繁荣党领导人埃尔巴坎在斋月期间宴请苏菲教团首领，声称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实践正在将国家带入内战的边缘，誓言将竭尽所能地致力于取缔伊斯兰主义、分离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政党。面对世俗势力的指控，埃尔巴坎强调繁荣党致力于捍卫世俗主义原则，否认繁荣党利用宗教从事政治活动，要求重新界定世俗主义原则，认为世俗主义与伊斯兰教并非存在根本的对立，声称繁荣党是土耳其最大的民主政党，如果繁荣党遭到取缔，新的政党将会马上继承繁荣党的事业。

1997年6月，繁荣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埃尔巴坎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宪法法院裁定，禁止埃尔巴坎以及另外六名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从事政治活动。埃尔巴坎内阁垮台后，祖国党与民主左翼党组成新的联合政府，祖国党主席马苏德·耶尔马兹出任总理。同年11月，马苏德·耶尔马兹领导的联合政府垮台，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布伦特·埃杰维特出任总理，组成看守内阁。1997年12月，在埃尔巴坎的授意下，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创建贤德党，成为继繁荣党之后土耳其政坛最重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贤德党继承了繁荣党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其成员中近半数来自被取缔的繁荣党，加之部分祖国党议员由于对党主席耶尔马兹心存不满亦转向加入贤德党，贤德党因此在大国民议会下院拥有144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8年5月，雷杰·库坦取代伊斯梅尔·阿尔帕特金出任贤德党主席。雷杰·库坦在随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宣称，尊重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是贤德党的政治准则，强调完善民主是保障人权的首要条件。在外交方面，贤德党不同于繁荣党的立场，突破狭隘的宗教界限，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强调加入欧盟符合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将加入欧盟视为提升土耳其民主政治的重要外部力量。

在1999年大选前夕，贤德党的竞选口号是：土耳其伟大、建设发达的民主国家、实现独立公正的司法，强调民主国家、廉洁政府和自由社会作为三项基本原则。贤德党在竞选纲领中呼吁修改1982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关闭国家安全法庭、按照民主政治的原则重组国家安全会议、削减国家安全会议的权力、压缩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大地方自治、促进公民社会组织、加速私有化进程、推动欧洲式的民主化政治改革、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强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联系、降低国民的税收负担、提高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贤德党的竞选纲领表现出明显的世俗色彩。

1999年2月，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捕。奥贾兰1949年出生于土耳其东南部尚勒乌尔法省的库尔德农民家庭，曾经就读于伊斯坦布尔大学和安卡拉大学，1978年创立库尔德工人党，此后长期致力于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在境外成立武装组织，派遣武装分子潜入土耳其从事恐怖袭击，威胁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在土耳其民众看来，奥贾兰及其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在过去的15年中从事恐怖活动，导致3.5万人死于政治暴力。奥贾兰事件对随后举行的大选产生影响，助长了土耳其的民族主义。

1999年大选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和伊斯兰主义倾向。民主左翼党领导人埃杰维特在塞浦路斯和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一贯持强硬立场，而民族行动党强调泛突厥主义思想，其领导人巴赫切利甚至将“绞死奥贾兰”作为该党的竞选口号。

在1999年4月的议会选举中，21个政党参与角逐，5个政党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其中，民主左翼党赢得22.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36个席位，民族行动党赢得18.0%的选票，首次进入大国民议会并赢得129个议会席位，贤德党赢得15.4%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111个席位，祖国党赢得13.2%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6个席位，正确道路党赢得12.0%的选票和大国民议会85个席位，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剩余的席位。任期即将届满的总统苏莱曼·德米雷尔授权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组成联合政府，民主左翼党主席布伦特·埃杰维特出任内阁总理。随后，联合组阁的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共同提名宪法法院院长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大国民议会中的反对党贤德党和正确道路党亦对提名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为下届总统候选人表示欢迎。同年5月，阿赫迈特·内吉代特·塞泽尔出任土耳其共和国第十任总统。

在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提名的议员候选人中包括17名女性，其中3人进入大国民议会。在随后举行的地方选举中，贤德党在包括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在内的多数省份胜出。

2000年5月，贤德党举行大会，选举党内领导人，埃尔巴坎支持的雷杰·库坦以633票对521票的微弱优势，击败阿卜杜拉·居尔，连任贤德党主席。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宣布取缔，成为自1971年以来继民族行动党、救国党、繁荣党之后第四个被宪法法院取缔的伊斯兰主义政党。

政坛新星埃尔多安与异军突起的正义与发展党

雷赛普·埃尔多安1954年出身于黑海东部里泽省的一个贫困村庄，家境贫寒，13岁时移居伊斯坦布尔的工人区卡斯姆帕萨，属于乡村移民的后代，曾经就读于伊玛目—哈提卜学校，70年代成为救国党青年组织领导人，深受埃尔巴坎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的影响，1973年毕业于伊斯坦布尔的马尔马拉大学，1984年加入繁荣党，1994年由繁荣党提名当选伊斯坦布尔市长。

埃尔多安具有浓厚的伊斯兰教情结，深受苏菲主义的影响，与纳格纳格什班迪教团以及努尔库教团交往甚密。埃尔多安将伊斯兰教视作土耳其文化之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伊斯兰教信仰视作土耳其民众的选择，坚持土耳其民族的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伊斯兰教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兼容性。埃尔多安在1994年当选伊斯坦布尔市市长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99%的土耳其人信仰伊斯兰教，他们是尊奉沙里亚的穆斯林，沙里亚意味着伊斯兰教和安拉的法则，我们所实行的体制不能背离安拉的旨意，不能背离沙里亚的原则。

埃尔多安担任伊斯坦布尔市市长期间，曾经于1997年12月在安纳托利亚东南部城市希尔特公开朗诵著名诗人齐亚·格卡尔普的诗句“清真寺，你是我们的营房；你的圆顶，是我们的头盔；你林立的尖塔，是我们的刺刀；穆斯林，就是我们的战士”，因此于1998年4月被指控反对世俗主义原则而遭遇牢狱之灾，被判处10个月监禁。埃尔多安于2003年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无论如何，我首先是一个穆斯林……我必须向安拉负责，我受造于安拉，我会竭力履行我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是我必须把这一切同我的政治生活区分开来，宗教活动是我的私人事务……一个政党不能有宗教信仰，但是个人可以有。宗教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不能被政治利用。”

根据2000年7月的民意调查，31%的受访者支持埃尔多安创建政党。另据2001年6月的民意调查，41%的受访者认为，如果具有伊斯兰主义色彩的贤德党被官方取缔，埃尔多安将会创建新的政党。埃尔多安在土耳其社会的政治威望，由此可见一斑。

2001年6月贤德党被宪法法院取缔后，土耳其国内的主流伊斯兰主义派别发生分裂。2001年7月，贤德党保守派成员创建幸福党，雷杰·库坦出任党主席。同年8月，贤德党改革派成员创建正义与发展党，埃尔多安出任党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当选副主席。幸福党以埃尔巴坎的追随者自居，强调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持相对激进的政治立场。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在延续繁荣党和贤德党传统的基础上，极力淡化意识形态的宗教色彩，主张在现代民主的政治框架下谋求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承认世俗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持明显的中右政治立场。正义与发展党兼有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双重倾向，一方面赞同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坚持与西方世界的广泛交往，另一方面将伊斯兰教视作土耳其文化传统的根基，强调民众享有合法的宗教自由，反对以世俗主义限制和排斥穆斯林的宗教行为。

正义与发展党成立后，拥有数以百计的基础组织，涵盖土耳其广大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不可小觑的社会动员力。以往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民族秩序党、救国党和繁荣党，支持者主要来自徘徊于社会边缘的弱势群体。相比之下，正义与发展党的社会基础更为广泛，不仅反映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且得到包括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在内的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具有明显的多元色彩。尽管埃尔多安宣称，正义与发展党并非任何其他政党的延续，然而该党无疑吸纳了诸多其他政党的精英分子。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纲领是发展与民主，竞选口号是“一切为了土耳其”。据2002年大选前的民意调查，1999年大选期间贤德党支持者的69%、民主行动党支持者的42%、祖国党支持者的29%、正确道路党支持者的23%、民主左翼党支持者的18%以及未投票选民的25%倾向于支持正义与发展党。

然而，正义与发展党成立伊始，曾极力避免由于其伊斯兰主义色彩而遭到世俗主义者的指责。在该党成立的新闻发布会上，会场悬挂凯末尔的大幅照片，全体出席会议者向凯末尔静默一分钟，会议结束前，埃尔多安和所有人在凯末尔照片前起立以示尊重，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埃尔多安和其他与会者集体拜谒了凯末尔的陵墓。

2001年12月，正义与发展党发表长达65页的发展与民主化纲领，重申坚持凯末尔主义，声称“本党将阿塔图尔克的原则和改革视作提升土耳其民众之现代文明水准和实现社会公正的首要方式”，同时强调重新诠释世俗主义，反对歪曲凯末尔倡导的世俗主义和将世俗主义与宗教截然对立的错误观点。

2002年大选与“安纳托利亚的革命”

进入新世纪，土耳其陷入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影响波及几乎社会各个阶层。据统计，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6.8%，2001年跌至-5.7%，通货膨胀率从2000年到2001年上升69.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998年的3255美元下降为2001年的2143美元，外债达到1200亿美元，消费品价格上涨68.5%，失业人数超过600万，失业率高达42%，破产的私人企业达到60万家，230万人因此失去工作，贫富差距明显扩大。

2002年5月，民族行动党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巴赫切利呼吁解散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和提前举行大选。与此同时，民主左翼党副主席和内阁副总理厄兹坎力劝埃杰维特辞去总理职务，邀请主要反对党正确道路党加入联合政府，遭到埃杰维特的拒绝。7月，民主左翼党53名议员宣布退党，包括外交部长杰姆在内的多名内阁成员相继辞职，民主左翼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陷入危机。

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联合政府的无为，引发民众对长期以来占据政坛主流地位的世俗政党的强烈不满，正义与发展党以其崭新的政治形象寄托了广大选民企盼走出经济低谷和摆脱经济危机的迫切希望，特别是正义与发展党的竞选口号“让失业者有工作，让贫困远离百姓”在下层民众中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号召力和政治动员力。

2002年11月，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进行表决，以449票赞成和62票反对的表决结果，决定提前举行大选。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18个政党参与角逐议会席位。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参选的18个政党中脱颖而出，赢得1088万张选票，支持率达到34.3%，获得大国民议会全部550个席位中的363个席位，一举成为大国民议会压倒性多数的执政党。相比之下，德尼泽·巴伊卡尔领导的共和人民党赢得610万张选票，支持率仅为19.4%，获得大国民议会的178个席位，成为大国民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独立候选人赢得大国民议会的剩余9个席位。包括1999年联合组阁的民主左翼党、民族行动党和祖国党以及贤德党保守派创立的幸福党在内的其余16个政党由于未能获得选举法规定的获得大国民议会席位所必须的10%的选票，均被排斥于大国民议会之外。其中，民主左翼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22.2%下跌为1.2%，民族行动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8.0%下跌为8.3%，祖国党的得票率从1999年大选时的13.2%下跌为5.1%，幸福党的得票率仅为2.5%。

2002年大选结束了土耳其政坛十余年来多党组阁的局面，正义与发展党在选举中的大获全胜甚至被诸多媒体称作是“安纳托利亚的革命”。正义与发展党在2002年大选中的胜出，掀开了土耳其政党政治史的崭新一页。自1987年大选以来，正义与发展党首次成为占据大国民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另一方面，正义与发展党成为继90年代中期繁荣党之后再次赢得大选的伊斯兰主义政党。与此前的繁荣党相比，正义与发展党的立场更为温和。土耳其一改90年代多党联合政府的施政模式，由正义与发展党单独组阁。加入内阁的正义与发展党成员大都具有繁荣党的从政经历，少数具有祖国党的从政经历，反映出正义与发展党与繁荣党以及祖国党之间的历史延续。

由于1998年宪法法院关于繁荣党领导人5年内不得从政的禁令尚未解除，正义与发展党主席埃尔多安的从政权利遭到封杀，正义与发展党副主席阿卜杜拉·居尔受命组阁，出任内阁总理。正义与发展党内阁执政后，首先推动议会解除雷赛普·埃尔多安从政的禁令。2003年3月，埃尔多安在锡尔特省举行的大国民议会补缺选举中当选议员。随后，阿卜杜拉·居尔向总统塞泽尔递交辞呈，宣布辞职，埃尔多安出任内阁总理。

2004年3月，土耳其举行地方选举。在全部48个合法政党中，20个政党参与竞选地方议会的席位，其中只有正义与发展党、共和人民党和民族行动党赢得超过10%的选票，正义与发展党赢得41.7%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71%，共和人民党赢得18.3%的选票，占据81个省议会全部席位的12%。正义与发展党的执政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