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伊斯兰的选举政治



常态化的选举政治

伊朗选举政治肇始于20世纪初的宪政革命。宪政革命首开伊朗民主化进程的先河：1906年宪法及1907年宪法补充条款作为宪政革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在伊朗历史上首次引入世俗主义和民众参与的现代理念，阐释诸多具有现代内涵的政治原则，进而奠定选举政治的法理基础。1906年10月伊朗举行史上首次议会选举，由此拉开选举政治的帷幕。1941—1953年可谓伊朗议会制框架下选举政治的活跃期，是为民主化政治实践的短暂尝试。1953年起，巴列维国王强化威权政治和君主独裁，选举政治逐渐淡出。

伊斯兰革命后，选举政治重新登上伊朗的历史舞台，提供了民众表达政治诉求和实现政治参与之不可或缺的重要路径。根据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国家的权力合法性来自民众的选举，年满16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2009年大选前，改为年满18岁的公民享有选举权），公民选举总统和议会以及地方权力机构和专家会议成员，而专家会议至少在法理上负责选举最高领袖。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民众的意志是国家行使权力的基础。

常态化的选举政治，可谓伊斯兰共和制区别于巴列维时代之传统君主制的核心标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选举是现行体制的重要基石，参与选举不仅是公民的世俗义务，更是穆斯林的宗教责任。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伊朗经历4次全民公决、4次专家会议选举、8次议会选举、10次总统选举以及3次地方选举，表明民众选举业已成为政治常态。“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并非徒有虚表的化装舞会”；自下而上的选举而不是上层集团的政治角逐，提供了国家权力移交的合法途径。常态化的选举政治作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纽带，既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后政治生活中最具影响力的民众参与实践，亦是伊斯兰共和国民主化长足进步的核心标志。

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起点，是关于确定国家政体和颁布新宪法的全民公决。1979年3月，伊朗就革命后的政体之选择君主制抑或共和制举行全民公决，约2000万选民投票表决，超过98%的投票者支持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同年8月，伊朗再次举行全民公决，投票率为51.7%，从428名参选人中选举产生73人组成的制宪会议，负责制定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同年12月，伊朗举行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全民公决，约1600万人参加投票，投票率为70.4%，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支持率达到99.5%。1989年4月，霍梅尼针对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环境，在弥留之际授意组建包括25人在内的宪法修改委员会，负责修订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同年7月，伊朗举行第四次全民公决，投票率为54.5%，宪法修订案以97%的支持率获得通过。

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设立专家会议，负责选举最高宗教领袖、监督最高宗教领袖的行为和罢免最高宗教领袖，并且有权修改宪法。专家会议设83个席位，由选民按照各省人口数量比例选举产生，全国设30个选区。专家会议成员无职业限制，任期8年，可以同时担任议员或在政府任职。专家会议主席由专家会议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任期2年。1982年12月，举行首次专家会议选举，投票率77.3%，168人申请参选。1985年，专家会议召开特别会议，选举蒙塔泽里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继任者。1989年6月，专家委员会根据修订后的宪法第108款，以60票赞成、14票反对和9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选举哈梅内伊继任最高宗教领袖。1990年10月，举行第二届专家会议选举，投票率37.1%，183人申请参选。1998年10月，举行第三届专家会议选举，投票率为46.3%，396人申请参选。2006年10月，举行第四届专家会议选举，投票率为60%，495人申请参选。

议会选举无疑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根据1980年2月颁布的选举法，议会实行一院制，设270个席位，议员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每15万选民设1个议会席位，每10年进行人口统计，以根据选民人数的变化调整议会席位；2000年，议会席位增至290个（实际议员人数包括死亡者、辞职者和随后增补者，故历届议会议员人数不尽相同）。议会选举按照选区分配席位，议员选票来自其所在的选区，不得跨选区竞选和投票。全国设196个选区，每个选区根据选民人数不同而分别选举议员1名或多名；德黑兰选区是最大的选区，设30个议员席位，大不里士选区设6个议员席位，伊斯法罕选区和马什哈德选区分别设5个议员席位，阿瓦士选区、拉施特选区、设拉子选区和乌尔米耶选区分别设3个议员席位。非穆斯林宗教少数族群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议会设5个非穆斯林宗教少数族群席位，包括拜火教徒和犹太人各一个席位，亚述和迦勒底人基督徒共同占据一个席位，北方亚美尼亚派基督徒和南方亚美尼亚派基督徒各一个席位。议会选举采取直接选举和两轮投票的方式，竞选者须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选区内超过50%的选票方可当选，1989年改为获得选区33%的选票者当选，2000年改为获得选区25%的选票者当选，第二轮投票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参选人之间举行，赢得简单多数票者胜出。参选人必须具有伊朗公民权，具备大学学历，年龄在30—75岁之间，没有不良记录，拥护伊斯兰革命，身体健康，具有读写能力。参选人的竞选期限为20天，竞选方式包括广告、媒体宣传、清真寺聚礼和大学的演讲，不允许竞选者举行竞选集会，禁止最高宗教领袖和聚礼伊玛目介入竞选。参选人有权委托代理人在投票日参与投票和计票的监督，不允许外国观察家监督选举。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新一届议会选举须在前一届议会届满之前举行，以便避免出现无议会的状态，除最高领袖外，任何人无权解散议会。议会是制约总统权力和政府职能的重要机构。“除以色列议会外，伊朗议会是中东诸国最具独立地位的议会。议员在议会公开地和激烈地批评政府的政策。”

伊斯兰共和国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始于1980年。1980年3月，举行首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52.1%，3694人参选，263人当选议员。1984年4月，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64.6%，1592人参选，270人当选议员。1988年4月，举行第三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59.7%，1999人参选，269人当选议员。1992年3月，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57.8%，2050人参选，267人当选议员。1996年3月，举行第五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71.1%，3228人参选，270人当选议员。2000年3月，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投票率达到69%，约5000人参选，议会席位由270席增至290席，277人当选议员，另有13个议会席位选举无效，待2001年5月补选。2004年3月，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投票率为51%。2008年3月，举行第八届议会选举，4476人参选，竞争290个议会席位，投票率为60%。

伊斯兰共和国常态化的总统选举亦始于1980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之初，霍梅尼禁止宗教界人士竞选总统。1980年1月，举行首次总统选举，投票率为67.4%，124人参选，巴尼萨德尔当选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1981年7月，巴尼萨德尔由于与霍梅尼出现严重政见分歧而被迫辞职，随后举行第二次总统选举，45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投票率为64.2%，雷扎伊以88%的得票率当选为第二任总统。1981年8月，雷扎伊死于反对派的恐怖袭击。同年10月，伊朗举行第三次总统选举，投票率为74.2%，71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哈梅内伊以近90%的得票率当选第三任总统，亦成为首位来自宗教界的伊斯兰共和国总统。1985年5月，举行第四次总统选举，投票率下降为54.7%，45人申请参选总统，3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哈梅内伊以86%的得票率再度当选总统。1989年7月，伊朗举行第五次总统选举，投票率并未出现上升的趋势，仅为54.5%，80人申请参选总统，2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拉夫桑贾尼以96%的得票率当选为第五任总统。1993年，举行第六次总统选举，投票率再度下跌，仅为51%，128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拉夫桑贾尼以96%的得票率连任总统。1997年，举行第七次总统选举，238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获准成为正式参选人，投票率达到91%，超过此前六次总统选举的投票率，哈塔米以6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01年，举行第八次总统选举，814人申请参选总统，其中10人获准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投票率为67%，哈塔米以76%的得票率成功连任总统，其主要竞选对手塔瓦克里得票率为15.6%，另外8名参选人得票率均不足3%。2005年举行的第九次总统选举，1014人申请参选总统，其中7人获准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6月17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投票率为62%，所有参选人均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第二轮投票在拉夫桑贾尼与艾哈迈迪内贾德之间进行，投票率为60%，艾哈迈迪内贾德击败拉夫桑贾尼，以61.69%的得票率当选总统。2009年举行第十次总统选举，475人申请参选，4人获准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投票率达到80%，艾哈迈迪内贾德以63%的得票率再度胜出。

地方选举作为选举政治的重要元素，被视作打破精英垄断国家权力和把持政治舞台之局面的重要手段，可谓草根民主化的社会根基。伊朗地方选举的法律原则始于1906年宪法的相关条款，巴列维时代被束之高阁。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第7款明确规定，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属于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以及地方议会选举产生的地方长官。然而，此项条款长期流于形式，直至90年代末付诸实施。根据1997年议会通过的地方选举法，地方议会议员任期4年，议会席位从5个到11个不等，德黑兰市议会设15个席位，地方行政长官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1999年2月，伊朗举行伊斯兰革命后的首次地方议会选举，时人称之为“伊朗历史上最民主的选举”：近33万男性候选人和7000余女性候选人竞争乡村地区约35000个议会席位和城市地区815个议会席位，236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达到64.5%。2003年举行第二次地方议会选举，投票率为39%，城市的选民投票率大幅下跌，主要城市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的投票率均低于20%，德黑兰的投票率仅为13%。2006年举行第三次地方议会选举，投票率再度攀升为60%。常态化的地方选举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新渠道，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从国家的层面延伸到最边远的村庄。

选举政治框架下的派系竞争与民众参与

就中东而言，选举政治包括威权体制下的选举和民主化进程中的选举两种模式，前者旨在强化威权体制的合法性，后者则是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方式。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并非处于静止的状态，两种选举模式经历逐渐转换的过程。伊斯兰共和国最初10年的所谓霍梅尼时代，由于缺乏民主制的法理框架和公平的竞选机制，选举尚不足以真正实现民众参与和真正体现民众意志，政治生活表现出明显的宗教色彩和威权倾向，选举政治徒具虚名。在第一次总统选举中，霍梅尼否定了伊斯兰共和党主席贝赫什提的竞选申请，理由是贝赫什提来自欧莱玛阶层。然而，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竞选总统的条件包括伊朗出生、伊朗国籍、从政经历、无犯罪记录、承认伊斯兰共和国政体、承认伊斯兰教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官方信仰，关于总统人选并无职业的限制。除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得票率为76%外，1981年雷扎伊当选总统、1981年和1985年哈梅内伊当选总统以及1989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得票率均超过85%，选举结果几无悬念。“霍梅尼的选择，预先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霍梅尼时期，最高宗教领袖制度的建立和宗教政治的膨胀无疑具有威权主义的明显倾向。霍梅尼作为克里斯玛式的宗教领袖，俨然是伊斯兰革命的象征和伊斯兰共和国的化身，凌驾于国家和社会之上，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而民选产生的议会和总统处在从属于宗教领袖的弱势地位。但是，最高宗教领袖制度并非“严厉的中世纪式的神权制度”，其本质亦非“传统主义的神权政治”。霍梅尼时期最高宗教领袖制度的威权政治倾向，根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与伊斯兰革命期间尖锐的政治对抗、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和由此形成的狂热氛围以及霍梅尼作为民主斗士的社会形象密切相关，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则是伊斯兰革命期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在经济领域的逻辑延伸。伊斯兰革命的特定环境即宗教性和民众性，决定了霍梅尼时期伊朗社会的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然而，神权统治和激进倾向并非霍梅尼时期伊朗社会的实质内容。巴列维王朝覆灭后出现的权力真空导致诸多政治势力的激烈较量，现代化进程的延伸则是霍梅尼时期伊朗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逐渐改变，宗教色彩和威权倾向随之逐渐淡化。常态化的选举开始影响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活和政治改革进程，成为伊朗政坛不同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基本政治框架。自1993年起，当选总统者的得票率大幅下降，拉夫桑贾尼竞选第二任总统的得票率仅为63.2%，反映出总统竞选的激烈程度。另一方面，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坛出现诸多政治势力分庭抗礼的局面，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对抗与消长，最高宗教领袖的绝对权力逐渐削弱，议会地位提高，选举政治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民选总统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核心人物，最高宗教领袖、议会与总统之间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的趋势。

后霍梅尼时代，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为不同政治派别角逐权力的风向标，争夺选票提供了不同政治派别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走向，选举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之历史走向日渐凸显。自下而上的民众选举提供了世俗国家权力移交的合法途径，同时提供了民众实现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和在现行体制内表达诉求的基本方式。民选总统成为民众意志的代表和变革的倡导者，最高宗教领袖则成为维护现行体制的核心和象征。

政党政治与选举政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多元化的政党政治是成熟选举政治的重要基础，选举政治通常表现为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角逐。然而，伊斯兰共和国的诸多政党通常以参与大选为首要目的，大都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明确的政治纲领和广泛的社会基础，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和不成熟性，竞选的结果决定着政党的命运。另一方面，伊斯兰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并非采取政党竞选的方式，而是采取独立参选人的竞选方式，议会席位亦不区分政党归属。此外，诸多政党尽管热衷于参与选举，提名参选人，然而政党提名的参选人未必是该党成员，不同政党或者竞选联盟往往提名相同的参选人，参选人往往具有跨党派性，是为伊斯兰共和国政党政治的不成熟性。相比之下，诸多政治派系长期活跃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舞台，极具政治影响力，却无意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派系政治尽管并非政党政治，毕竟包含政党政治的若干元素，代表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政治原则，加之言论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下媒体的推波助澜，在选举政治的框架内成为反映选民诉求和参选人争夺选票进而实现民众参与的政治平台，体现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舞台之多元化的政治发展趋势。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以及地方选举，提供了不同政治派系角逐国家权力的基本路径。诸多政治派系提名大选的候选人并建立竞选平台，组成各自的议员团，相互之间通过达成共识而组成竞选联盟，借助媒体阐述竞选纲领和争夺选票。不同政治派系的转换和浮沉，是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进程的历史走向。

霍梅尼生前允许官方内部在承认现行体制合法性的框架内形成不同的政治派系。然而，霍梅尼致力于维持不同派别之间的平衡，避免官方内部政治天平的倾斜，霍梅尼的绝对权威制约着官方内部的派系角逐，不同派系之间的分歧尚未凸显。后霍梅尼时代，官方内部的派系角逐明显加剧，政治天平在不同派系之间呈摇摆不定的状态。与此同时，选举政治表现出史无前例的多元性、广泛参与性和不确定性，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成为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权力的风向标，争夺选票则是不同政治派系角逐政坛的首要方式，而民众参与决定着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力量对比和政治天平的走向。

霍梅尼时代，激进派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1992年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是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务实派与保守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激进派败选；在德黑兰选区，激进派参选人仅有1人胜出。1996年举行第五届议会选举，激进派宣布抵制选举，保守派候选人赢得140个席位，务实派候选人赢得80个席位。1999年举行首次地方选举，改革派大获全胜，在全国范围内赢得71%的选票；在德黑兰议会的15个席位中，改革派赢得13个席位。2000年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改革派再次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胜出，赢得215个席位；在德黑兰选区，改革派赢得全部30个席位中的26个席位。2003年举行第二次地方选举，改革派仅在边远省区获胜；新左派于2003年地方选举中首次浮出政坛，初露锋芒，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主要城市击败改革派，赢得多数席位。2003年地方选举的结果，预示着新左派作为政坛黑马的异军突起和选举政治的新走向。2004年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新左派再度胜出，占据议会多数席位，其中德黑兰选区全部30个议会席位尽属新左派参选人。2004年议会选举，标志着改革派在伊朗政坛的衰退；民众对于改革派施政举措的不满，导致改革派逐渐失去选民的支持。2006年举行第三次地方选举，保守派胜出，改革派亦有所获，新左派败选；在德黑兰议会，新左派参选人仅仅赢得15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2008年议会选举期间，新左派赢得77个席位，保守派赢得48个席位，改革派赢得38个席位；新左派尽管未能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依然构成议会最大的政治派系。

伊斯兰共和国前期，除首次总统选举外，其余历次总统选举仅为程序性仪式的例行换届，不似议会选举充斥着竞争和不确定性。后霍梅尼时代，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分歧明显加剧。历届总统候选人尽管均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参选，却皆具有政治派系的鲜明背景，代表不同政治派系的治国理念。相比于议会选举及地方选举，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在总统选举期间展开角逐，竞争尤为激烈。

1993年，拉夫桑贾尼尽管在总统选举中胜出，成功连任，然而支持率大幅下降，仅仅赢得62%的选票，预示着即将到来的总统竞选风暴。1997年总统选举前夕，伊朗政坛暗流涌动。早在1996年6月，激进派宣布支持前总理穆萨维竞选总统。然而，同年10月，穆萨维宣布退出总统竞选。1997年1月，哈塔米宣布参与总统竞选，穆萨维为首的激进派和拉夫桑贾尼为首的务实派以及德黑兰市长卡尔巴什奇、前工业部长贝赫扎德·纳巴维、人质危机时期的学生领袖阿巴斯·阿布迪、资深媒体人阿赫巴尔·甘吉、赛义德·哈贾里安、穆赫森·萨泽加拉表态支持哈塔米竞选总统，“他们所代表的是现行体制内的改革诉求而不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反对者”。与此同时，保守派宣布支持时任议长努里竞选总统。随后，哈塔米的支持者与努里的支持者形成泾渭分明的两大竞选阵营。

哈塔米的竞选纲领，承诺关注中产阶级的政治诉求，关注和满足青年人需求，增加就业，改善住房环境，呼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消除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强调男人并非女性的主人，强调伊朗的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和平外交，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取代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哈塔米在其竞选纲领中反复提及公民社会和法治原则，倡导文化自由，反对宗教义务的强迫，强调开放和宽容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哈塔米由此开辟了改革诉求的新方向和新动力，试图在体制内通过公民社会的完善寻求支持改革派的社会基础。

相比之下，哈塔米的竞选对手努里来自乡村家庭，思想僵化，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持保守立场，在外交领域持反对西方的立场。努里强调西方文化的侵略性，西方思想的渗透损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和伊斯兰革命的价值观，坚持伊斯兰革命和反美外交政策，坚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神圣使命。在努里看来，卫星和媒体是西方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努里支持欧莱玛在国家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表示“是欧莱玛策划了伊斯兰革命，罢免了国王，从巴尼萨德尔之辈的手中拯救了伊斯兰革命”，“在伊玛目隐遁期间，最高领袖享有与伊玛目和先知同样的权力，最高领袖的意愿就是所有人应当服从的命令和承担的义务”。

努里强调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必要性，得到包括哈梅内伊、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革命基金会和“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在内的保守派阵营的支持，被视作官方提名的候选人。相比之下，哈塔米强调自由、人权、包容、开放的原则和变革的必要性，代表体制内的改革诉求，得到民众的支持，俨然是民间诉求的代言人。哈塔米在竞选期间公开表达了社会公正和民族凝聚的理念，被保守派指责为试图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使国家走向世俗化。随后，保守派报纸《伊斯兰共和国》质疑哈塔米对于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忠诚。努里指责哈塔米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纵容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危险思想，攻击哈塔米支持自由主义和持不同政见者。哈塔米的支持者则举行集会，抗议保守派控制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组织干预选举程序。

竞选之初，在保守派的强力支持下，努里占据上风，俨然是总统的不二人选。然而，哈塔米很快赢得了更多选民的支持，迫使保守派逐渐低调。在妇女的问题上，努里表达了相对温和的态度，承认现行对妇女的政策存在瑕疵，承诺放宽对于女性服饰的限制，谴责有人将伊朗现行政权比作塔利班。然而，保守派控制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全部9名女性总统候选人的竞选资格，无疑成为促使女性选民支持哈塔米的重要原因。

根据1997年4月的民意测验，哈塔米的支持率为62.3%，努里的支持率为17.9%，反映出哈塔米与努里之间在总统大选中的竞争态势。1997年5月23日举行投票，投票率相比于1993年大幅上升，反映出民众参与积极性的空前提高。当计票三分之二时，哈塔米已经以1600万对500万击败努里，宣布胜出。最终计票结果是，哈塔米赢得69%的选票，努里赢得29%的选票。随后，哈梅内伊宣布，哈塔米当选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七任总统。

1997年总统选举前夕，改革派与务实派结成同盟，成为导致选举天平倾斜和哈塔米胜出的重要原因。哈塔米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家乡亚兹德省（85%）以及布什尔省（84%）、伊拉姆省（81%）和法尔斯省（80%），最低得票率来自努里的家乡马赞德兰省（44%）以及卢里斯坦省（45%）。在包括德黑兰在内的中央省，哈塔米和努里的得票率分别为68%和22%。努里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卢里斯坦省（53%）和马赞德兰省（52%），最低得票率来自亚兹德省、布什尔省和科尔曼沙赫省，均不足13%。另外两名候选人穆罕默德·雷沙里和里萨·扎瓦雷分别得票2.6%和2.7%。

哈塔米的支持者并非特定的社会群体和政治集团，而是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分享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共同诉求。不同于拉夫桑贾尼作为霍梅尼的重要革命伴侣，哈塔米只是在80年代曾经有限介入革命事业。哈塔米于90年代后期作为文化部长庇护世俗知识分子，主张文化开放，倡导人性和宗教宽容，呼吁放松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清规戒律，赢得女性、青年和世俗选民的好感。哈塔米与务实派关系密切，表示将坚持拉夫桑贾尼的道路，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同步性。哈塔米亦得到激进派的支持，后者活跃于80年代，是保守派的政治对手。伊斯兰革命后，人口迅速增长。1996年，60%的人口在24岁以下，选民的年龄结构呈年轻化趋势，进而对选举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青年、妇女、中产阶级无疑提供了哈塔米竞选总统的主要票源，其他诸多社会群体亦不乏哈塔米竞选总统的支持者。甚至在欧莱玛和保守派大本营库姆，哈塔米也赢得70%的选票。此外，哈塔米赢得了伊朗武装力量70%的选票。《伊朗时报》评价道：哈塔米“赢得了德黑兰和各省的选票，赢得了乡村和城市的选票，赢得了穷人和富人的选票”。

哈塔米尽管具有欧莱玛的宗教背景，却被保守派视作妥协性的总统候选人，允许一个戴着头巾的温和派竞选总统，可以平息改革的要求。保守派原本将1997年大选仅仅视作例行的总统换届，保守派领导人试图通过允许温和派在大选中发出声音来平息拉夫桑贾尼任职末期日益高涨的民众不满和避免政治危机，却低估了大选对于保守派的挑战。哈塔米在总统大选中胜出以及作为改革的倡导者浮出政坛，则出乎保守派的预料之外。操纵国家机器的保守派失去了对于选举结果的有效控制，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民主化的长足进步，反映出选举政治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

1997年总统大选，官方支持的候选人落败而民众支持的候选人胜出的选举结果并非“令人不可思议”，哈塔米亦非来自现行政治体制之外和试图否定现行政治体制。1997年总统选举，表达了民众对于官方保守派的不满和对于变革的强烈诉求。官方候选人落败的选举结果，反映出总统大选提供了民众政治参与和表达自身诉求的常态化合法渠道，而通过选举的方式推动政治变革无疑成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历史发展方向。1997年总统选举，是伊斯兰革命后首次民众通过投票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最高宗教领袖颁布的宗教法令表达自身意愿诉求的政治实践，在伊朗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预示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出现重大转折。伊斯兰共和国的改革进程由此开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民主化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1997年大选，开辟了民众广泛参与进而挑战保守派特权地位的先河，提供了各派势力角逐国家权力的新模式。

1997年的总统选举，竞争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堪称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重要转折点，在伊朗政治发展进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可谓伊朗历史上的首次选举革命。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激烈竞争，保证了总统选举的公正性，操纵国家机器的保守派失去了对于选举结果的有效控制，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打破了官方的权力垄断。与此同时，投票率大幅攀升，表明民众通过选举表达自身诉求和渴望变革的强烈愿望。民众的选择决定了总统选举的最终结果，哈塔米之当选总统则是伊朗民主化进程的重要里程碑，被视作继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的第二次革命和“德黑兰之春”，标志着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大转折。

2000年议会选举延续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形成的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峙局面。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国内的政治改革进程，分歧的焦点则是宗教与国家的关系、伊斯兰教与民主制的关系、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哈塔米和改革派阵营强调1997年第二次革命的精神，呼吁推进政治改革以及自由、公民社会和保障人权的优先性，保守派则坚持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原则和霍梅尼的思想，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性进而抨击哈塔米和改革派政府忽视民生。在外交政策方面，改革派与保守派亦存在分歧，主要表现为对美国的政策，改革派主张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保守派则强调打倒美国的伊斯兰革命原则。

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重申，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霍梅尼告诫众人不要提及民主二字……民主制和自由主义都来自西方文化，不能镶嵌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保守派指责改革派威胁国家和信仰，诋毁改革派候选人反对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告诫民众不要被改革派的口号所迷惑，指责改革派候选人是美国的代理人，而希望改革派赢得大选的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阿亚图拉叶兹迪甚至宣称，美国中情局官员携带美元潜入伊朗，贿赂改革派记者和其他“美国的文化使者”。在叶兹迪看来，改革派重新解读伊斯兰教进而歪曲信仰原则，其罪过大于杀害伊玛目阿里的凶手，“他们比撒旦更加邪恶”，呼吁采取强硬的措施，如果必要不惜诉诸暴力手段，回应那些背离正确道路的人。叶兹迪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对伊斯兰教有新的解读，应当打他耳光。”哈梅内伊亲自认同以“合法的暴力”惩罚亵渎信仰的人，同时谴责“非法的暴力”。拉夫桑贾尼表示，挑战神权体制的人是国外势力的代理人，他们假借自由的名义反对伊斯兰教信仰，质疑伊斯兰革命的成就，进而试图掌管国家权力，而改革派质疑两伊战争进程是不公正的，“打击民众的信心，其危害性超过艾滋病”。阿亚图拉哈兹阿里则站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立场，强调民众无权挑战和质疑宪法监护委员会，如同无权挑战和质疑先知穆罕默德一样。

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包括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务实派政党建设公仆党和激进派政党“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在内的18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形成竞选联盟，共同抗衡包括15个政党在内的保守派竞选联盟。改革派竞选联盟内部并非浑然一体，在候选人提名上存在分歧，意见相左。多数政党和政治组织希望限制欧莱玛作为候选人的提名数量，而“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主张增加欧莱玛作为候选人的提名数量，进而单独提出候选人名单。“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与建设公仆党在各省候选人的提名上达成共识，却在德黑兰选区的提名上形成对立；建设公仆党提名拉夫桑贾尼作为德黑兰选区的议员候选人，遭到“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的拒绝。阿克巴尔·甘吉呼吁改革派阵营抵制拉夫桑贾尼竞选议员，指控拉夫桑贾尼需要对其总统任期内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暗杀以及延长两伊战争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伤亡和损失负责，需要对流血和杀戮负责，称拉夫桑贾尼是残酷无情的“红色阁下”，而建设公仆党拒绝提名穆罕默德·里萨·哈塔米竞选议员作为报复。

改革派与保守派两大阵营提名的候选人表现出泾渭分明的差异。据媒体描述，改革派候选人通常面带微笑，保守派则通常表情严肃；改革派候选人通常发型精致，保守派候选人通常胡须茂密；改革派候选人习惯于波斯语的演讲，保守派候选人的演讲中经常伴有阿拉伯语；改革派候选人普遍有较高的学历背景，出生于大城市，其中许多人是商人、记者、教授和作家，保守派候选人大都来自小城市和乡村，来自巴扎、欧莱玛、农户和城市下层；改革派强调政治自由、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保守派则强调捍卫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信仰，强调经济发展优于政治变革。

保守派的首要竞选方式是剥夺改革派候选人的竞选资格，呼吁宪法监护委员会不仅阻止“第三种趋势”即反对伊斯兰革命的趋势，而且阻止“第二种趋势”即形形色色的自由主义者参与竞选。在他们看来，后者甚于入侵伊朗的伊拉克军队，甚至比前者更具危害性，因为这些人善于伪装真实面目。进入世纪之交，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竞选申请人的资格审查权面临挑战，在剥夺改革派候选人竞选资格方面顾虑甚多，不似以往历届选举前夕的肆无忌惮。尽管如此，在2000年2月议会选举期间，在全部6851名竞选申请人中，668人被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然而，被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的候选人不足全部竞选申请人的10%，是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的最低值，被剥夺竞选资格的候选人数量远远少于1992年和1996年两届议会选举。监护委员会的退却导致改革派在2000年议会选举中的前进，伊朗政坛出现自由化和政治改革的强烈呼声，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前所未有。

2000年2月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选民投票率达到69%。224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当选议员，改革派竞选联盟以压倒性多数的选票胜出，其中改革派政党伊斯兰伊朗参与阵线单独赢得98个议会席位。在德黑兰选区的30个席位中，改革派竞选联盟获得29个席位。同年5月举行第二轮投票，选举由于得票率不足25%的门槛而剩余的66个议会席位。在第二轮投票中，改革派竞选联盟再次胜出，40个议会席位。两轮投票的最终结果是，保守派竞选联盟赢得不足60个议会席位，改革派竞选联盟赢得189个议会席位。连任的议员只有70人，其余议员为首次当选。具有宗教背景的议员37人，其所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下降为12%。

2000年议会选举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犹如伊朗政坛继1997年总统选举之后的又一次强烈地震，显示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和选举政治的趋于成熟，国际媒体则评价2000年议会选举是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可谓伊斯兰民主制政治实践的典范。

2005年举行第八届总统选举，1014人申请参与竞选总统，其中6人即来自务实派竞选阵营的拉夫桑贾尼、来自改革派竞选阵营的卡鲁比、来自保守派阵营的雷扎伊、卡里巴夫、拉里贾尼和来自新左派竞选阵营的艾哈迈迪内贾德获得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批准，成为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另外两位改革派候选人即莫因和梅赫尔阿里扎德，最初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随后在哈梅内伊的介入下，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竞选资格审查，正式的总统候选人增至8人。至投票前夕，雷扎伊宣布退出竞选，7人正式参与总统竞选。

莫因1951年出生于伊斯法罕，曾任哈塔米政府的教育部长，于2004年12月第一个作为改革派候选人宣布竞选总统。他宣布，如果当选总统，将任命哈塔米总统的弟弟和第六届议会议长穆罕默德·里萨·哈塔米作为第一副总统，任命第六届议会女议员艾拉赫·克拉伊作为总统发言人。改革派政党“伊斯兰参与阵线”最初支持穆萨维竞选总统，穆萨维退出竞选后，转而支持莫因竞选总统。梅赫尔阿里扎德是第二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1956年出生于东阿塞拜疆，曾任哈塔米政府的副总统。作为阿扎里血统的候选人，梅赫尔阿里扎德得到议会中吉兰、阿塞拜疆和呼罗珊议员的支持。然而，他并未得到自己所在的政党“伊斯兰参与阵线”的认同。第三位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卡鲁比，1937年出生于洛雷斯坦，1989—1992年和2000—2004年曾任议会议长，是“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创建者之一，亦是专家会议成员，由“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于2005年1月提名参选。务实派总统候选人拉夫桑贾尼时任专家会议主席，持相对温和的施政理念，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立场介于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主张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主张完善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反对强化政府干预的民粹主义经济政策，在伊朗政坛久负盛誉，可谓保守派眼中的改革派和改革派眼中的保守派。2004年11月，14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宣布支持拉夫桑贾尼竞选总统。2005年5月，拉夫桑贾尼正式宣布竞选总统。卡里巴夫1961年出生于马什哈德，曾任警察总监，拉里贾尼1957年出生于伊拉克，时任最高国家安全会议秘书，均系保守派竞选联盟革命力量协调会议提名的总统候选人。其中，拉里贾尼得到哈梅内伊和官方欧莱玛的支持，是总统选举的有力竞争者。保守派竞选联盟革命力量协调会议最初提名曾任外交部长的维拉亚提作为总统候选人，而维拉亚提拒绝革命力量协调会议的提名，选择作为独立候选人竞选总统，继而放弃参选，转而支持拉夫桑贾尼竞选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1956年出生于德黑兰省的贫困农民家庭，时任德黑兰市长，得到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的支持，可谓2005年总统竞选的黑马。

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是保障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常态化的选举政治提供了少数族群维护自身权益的合法路径。2000年议会选举期间，改革派的竞选口号是：“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2005年7个总统候选人中，3个具有少数族群的背景：卡鲁比来自卢里斯坦，梅赫尔阿里扎德来自阿塞拜疆，卡里巴夫来自呼罗珊。相比之下，莫因虽然没有少数族群的背景，却更加强调保障少数族群的合法权益。2005年大选前夕，莫因作为总统候选人访问少数族群居多的西斯坦和俾路支斯坦两省，向逊尼派穆斯林示好，出席逊尼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卡鲁比访问胡泽斯坦省会阿瓦士，称赞胡泽斯坦省的阿拉伯人和卢里人，前往德黑兰的少数族群之家倾听少数族群的要求，承诺当选总统后改善少数族群的地位，拉里贾尼访问阿塞拜疆省，表示赞同复兴少数族群的语言、文化和艺术，拉里贾尼访问东北部古利斯坦省的土库曼人，表示反对在少数族群地区任用非土著官员，雷扎伊在阿巴丹会见当地部族首领，表示反对区分不同的省区和不同的部族，反对区分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平等对待所有的族群是新政府的职责。

改革派的竞选纲领延续哈塔米的竞选思路，主张政治改革、文化自由、公民社会、实现法治和改善妇女地位，呼吁强化总统权力和削弱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强调拯救伊朗的唯一出路是民主制。

相比之下，务实派淡化意识形态的分歧，表现出浓厚的世俗色彩，既不反对改革，亦不倡导回归神权体制、伊斯兰革命价值观和强硬外交，自称“激进组织改革派”抑或“保守的改革派”。拉夫桑贾尼作为务实派总统候选人，承诺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降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提高生活水准、缩小贫富差距和建立廉洁政府，改善国际环境、吸引国外投资和扩大国际影响。拉夫桑贾尼倡导政府改革而不是政治改革，主张民选世俗政府与最高宗教领袖保持良好的合作，避免政府与议会之间的对立进而导致国家权力机构的内讧，缓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实现社会稳定，其竞选主张与改革派颇多相似之处。务实派竞选阵营极力争取伊斯兰革命后出生的青年选民的支持；该群体2005年约占总人口的30%。务实派竞选阵营引入新的世俗和时尚的竞选方式，包括流行音乐、时装展示和彩色广告，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文化的新潮流。

新左派总统候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亦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表示“通常认为回归革命仅仅是披戴头巾。实际上，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和住房，并非是否披戴头巾”。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则是以面包和黄油作为目标，以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作为核心，强调民粹主义和社会公正，主张强调维护城市下层和贫困地区的利益，致力于“战斗的伊斯兰社会主义”和面向第三世界的外交政策，旨在争取低收入选民的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强调，伊朗国家资源从不匮乏，每个城市的繁荣都足以超过迪拜和科威特，民众贫困源于精英操纵和控制国家资源，巨大的财富落入少数人的手中。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口号是：把石油财富摆上百姓的餐桌，反对经济腐败，俨然是平民和弱势群体即革命时代的所谓“被剥夺者”的代言人，得到被哈塔米政府和改革派所忽略的城市贫民的支持，后者主要来自城市下层和边远落后省份，未能分享拉夫桑贾尼政府和哈塔米政府私有化经济政策的红利，留恋80年代政府干预的国家主义经济模式。保守派阵营的分裂和新左派的兴起，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和更有竞争性的政治选择。

2005年3月的民意测验显示，拉夫桑贾尼的支持率为28.2%，卡鲁比的支持率为8.8%，拉里贾尼的支持率为4.4%，莫因的支持率为4.1%，卡里巴夫的支持率为1.9%，梅赫尔阿里扎德支持率为1.8%，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率为1.7%。6月17日举行第一轮投票，拉夫桑贾尼获得21.01%的选票，艾哈迈迪内贾德和卡鲁比紧随其后，分别获得19.48%和17.28%的选票，卡里巴夫、莫因、拉里贾尼和梅赫尔阿里扎德的得票率分别为13.90%、13.83%、5.94%和4.40%。

许多观察家预测，2005年大选将会遭到民众的抵制，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同大选前的预测。根据官方统计，投票率为62.66%。根据选举法，由于第一轮无候选人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支持率最高的前两位候选人需进入第二轮投票，即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与拉夫桑贾尼两人之间产生新一届总统，卡鲁比由于得票率位居第三而被淘汰出局。6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投票日前一天的民意调查显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拉夫桑贾尼的支持率分别为45%和39%。投票结果是，艾哈迈迪内贾德赢得172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61.69%，拉夫桑贾尼赢得1005万张选票，得票率为35.93%。根据官方统计，投票率为59.76%。

2005年总统选举的结果并非偶然。经济问题无疑是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重大调整，亦是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的重要原因。早在2000年，哈梅内伊敦促政府改善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确保解决民生问题，伊斯兰共和国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沙赫鲁迪、叶兹迪和拉夫桑贾尼随后亦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哈塔米任总统期间，改革派致力于推进文化领域和政治领域的改革，缺乏改善民生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经济方面乏善可陈，尤其是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渐渐失去下层选民的支持。改革派在经济领域的败笔，成为保守派阵营攻击的焦点。相比之下，新左派致力于寻求社会下层的支持，其竞选纲领反映出下层民众对于哈塔米政府的失望和对于改善民生的渴望。早在2003年地方选举和2004年议会选举中，新左派异军突起，赢得多数席位，可谓2005年总统选举结果的先兆。另一方面，改革派阵营在2005年总统大选期间出现政治分歧，哈塔米所倡导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革方式遭到来自改革派阵营内部的质疑，政治分歧逐渐公开化，形成所谓“国家改革派”抑或“宗教改革派”与“非国家改革派”抑或“世俗改革派”，前者依然致力于推动精英主导的和体制内的政治改革，恪守避免与保守派及现行体制直接冲突进而引发社会骚乱的红线，而后者则质疑体制内政治改革的前景，挑战现行政治体制，呼吁抵制总统选举。内部分歧无疑削弱了改革派阵营的竞选实力，进而影响到总统竞选的最终结果。

2005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伊斯兰共和国第九届总统，同时成为自1981年以来第一位世俗背景的总统。2005年总统选举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具争议性的总统选举，也是首次经历两轮投票的总统选举。许多西方权威学者认为，1997年的“德黑兰之春”预示着伊斯兰共和国民主政治的曙光，而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标志着民主化进程的逆流。实则不然。诸多候选人之间的激烈角逐，反映出民主制基础上的选举政治已经成为不同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必要方式和有效途径。与1997年大选中改革派胜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05年大选中改革派候选人全军覆没而新左派大获全胜。如果说哈塔米政府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和诉求，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反映出下层民众对于哈塔米政府的失望和对于改善民生的渴望。务实派竞选阵营致力于寻求中产阶级的支持和与改革派争夺选票，而新左派则致力于寻求社会下层的支持。拉夫桑贾尼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哈塔米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引发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蔓延，投票箱成为民众诉求的风向标。

在2005年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7名候选人莫因、梅赫尔阿里扎德、卡鲁比、拉夫桑贾尼、卡里巴夫、拉里贾尼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具有不同的政治派系背景，分别代表务实派、改革派、保守派和新左派。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大选的干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反对派，却无法从根本上决定大选的结果。第一轮投票结束后，改革派总统候选人卡鲁比抨击安全机构干预选举，指责军方将领发表煽动性演说和阿亚图拉叶兹迪颁布宗教法令要求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斯兰民兵组织投票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导致选举结果不公。与此同时，改革派竞选阵营将艾哈迈迪内贾德视作代表伊斯兰革命传统的回归甚至是“塔利班化”的先兆，恐惧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将会导致1989年以来向私有化和中产阶级倾斜的新经济政策和经济改革的逆转，进而与务实派组成竞选联盟，呼吁选民支持拉夫桑贾尼，试图阻止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胜出。然而，对于更多的选民而言，民生的需求无疑高于民主的需求。

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名不见经传的艾哈迈迪内贾德以其代表社会下层和弱势群体的贫寒身世、谦卑形象、世俗身份和民粹主义竞选纲领，击败象征富有和代表富人利益的拉夫桑贾尼。拉夫桑贾尼政府实施的新经济政策和哈塔米政府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扩大了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引发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民粹主义的蔓延。相比之下，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以面包和黄油作为目标，以平等分配国家资源作为核心，其竞选口号是“把石油财富摆上百姓的餐桌”，俨然是平民和弱势群体即革命时代的所谓“被剥夺者”的代言人。新左派的兴起为选民提供了更多的和更有竞争性的政治选择，投票箱成为表达民众诉求的风向标。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竞选纲领强调改善民计民生作为首要目标，而民众尽管渴望政治改革，却更加关注民计民生的改善。

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总统大选中的胜出，并非哈梅内伊钦定的结果，而是民选的结果，表明不同派系的权力角逐处于选举政治的框架之内，选民意志与选举结果之间具有内在逻辑联系，而选民的意志和大选的结果决定着政治天平的摇摆和政治舞台的走向。新左派候选人赢得高投票率的总统选举，反映出民粹主义在伊朗民众中的广泛共鸣，表明经济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所在。艾哈迈迪内贾德作为民选的总统，其竞选纲领和施政理念无疑受到选民意志的制约。艾哈迈迪内贾德之当选总统并未改变伊朗政治的发展方向，亦非标志着哈塔米总统任期内之改革运动的失败，新的施政方略可谓选举政治的框架下民众的选择。象征宗教政治和宗教权力的最高宗教领袖制处于世俗选举政治的制约之下，哈梅内伊无力钦定总统人选，亦无力左右选举结果。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延续哈塔米时代的政治体制，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为施政纲领的差异。

2006年夏，艾哈迈迪内贾德向议会提交法案，将地方选举候选人资格审查权由宪法监护委员会移交内务部，同时给予内务部对于地方议会通过的决议和选举行政长官的批准行使否决权。2006年12月，伊朗同时举行地方选举和专家会议选举，不同政治派别再度角逐选票。地方选举的投票率达到60%，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败选，保守派胜出，改革派亦有所获。在德黑兰议会，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支持的候选人仅仅赢得15个席位中的3个席位，保守派人士卡里巴夫当选德黑兰市市长。在全国的范围内，新左派政党“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支持的候选人在全部1.1万个地方席位中仅仅赢得20%。在随后举行的专家会议选举中，495人申请参选，其中332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超过280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亦为60%。“战斗的欧莱玛协会”（MRM）提名81名候选人，赢得86个席位中的68个席位，拉夫桑贾尼当选专家会议主席。

2007年12月，改革派宣布与务实派政党组成竞选联盟，参与第八届议会选举。改革派不再强调政治改革，而是强调经济关注和承诺改善经济形势。大选前夕，在全部7600名竞选申请中，4500人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获准参与竞选。2008年3月举行议会选举，选民投票率为60%，高于2004年的51%的投票率。选举结果，新左派和保守派赢得290个席位中的132个席位，改革派与务实派竞选联盟赢得54个席位，其余席位属于独立人士和少数族群。

2009年举行第十届总统选举，艾哈迈迪内贾德、雷扎伊、卡鲁比和穆萨维分别代表新左派、保守派和改革派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成为正式总统候选人，穆萨维则是4位正式总统候选人中的焦点人物。穆萨维于1980—1989年担任内阁总理，是伊斯兰共和国最后一位内阁总理，也是霍梅尼时代和两伊战争期间的政府首脑。穆萨维担任总理期间，哈梅内伊担任总统，穆萨维代表左翼激进派以及世俗共和倾向，哈梅内伊代表右翼保守派和神权倾向，两人意见相左，积怨颇多，霍梅尼则是两种倾向的平衡者。1989年修改宪法，取消内阁总理，穆萨维随之从政坛消失。1997年，改革派试图提名穆萨维竞选总统，遭到穆萨维的拒绝，哈塔米成为改革派提名的总统竞选者。2005年，穆萨维再次拒绝了改革派阵营的竞选总统提名。2009年2月，哈塔米宣布有意竞选新一届总统；此前哈梅内伊曾经建议哈塔米放弃竞选，遭到哈塔米的拒绝。同年3月，穆萨维宣布竞选总统，成为改革派阵营提名的继哈塔米和卡鲁比之后的第三位候选人。随后，哈塔米宣布退出竞选，支持穆萨维竞选总统。

自1997年起，电视辩论成为竞选总统的重要内容。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电视辩论的形式是竞选者同时出现在电视屏幕，分别回答问题。2009总统选举期间，官方给予进一步宽松的选举环境，首次允许参选人通过电视直播的方式展开面对面的辩论，旨在吸引选民的广泛参与和提高选民的投票率。另一方面，宪法监护委员会批准分别来自不同阵营的4位候选人同时参选，以示官方的公正立场。

2009年总统大选期间，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和卡鲁比均将完善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列入竞选纲领，而保守派候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和雷扎伊则均未明确提及人权和公民权问题。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中抨击教界特权阶层及其子女的腐败，抨击拉夫桑贾尼新经济政策塑造出的新贵族，主张提高社会福利，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穆萨维的支持者来自女性选民和青年学生，同时得到哈塔米和拉夫桑贾尼的支持。穆萨维的竞选纲领强调保障女性合法权益和公民自由，呼吁放宽新闻管制，经济方面主张降低通货膨胀率、发展私人经济、改善石油经济、推动市场化进程，指责艾哈迈迪内贾德对选民隐瞒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经济形势，反对依靠补助金缩小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抨击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主义之福利化经济政策助长腐败、阻碍经济增长和导致国家贫困化，主张进一步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创造开放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核计划方面，4位候选人之间没有明显的分歧。

早在2008年10月，改革派评论家塔巴尔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估计，在全部4600万选民中，被保守派操纵的选票不会超过500万张。然而，2009年总统选举期间，改革派阵营分别支持穆萨维和卡鲁比，导致选票分散。2009年6月12日是投票日，4600万选民中的4000万选民参与投票，投票率达到80%。官方于投票日的次日宣布投票结果，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得票率是63%，穆萨维的得票率是34%，雷扎伊的得票率不足2%，卡鲁比的得票率不足1%。官方宣布艾哈迈迪内贾德在总统大选中胜出后，穆萨维、哈塔米、卡鲁比甚至拉夫桑贾尼均公开致信哈梅内伊，质疑官方宣布的选举结果，引发伊斯兰革命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风波，民众采取街头示威的方式，表达对于大选结果的强烈不满。6月15日，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德黑兰举行集会，从革命广场出发，走向自由广场，高呼口号：“安拉伟大”和“再没有主，唯有安拉”，质疑艾哈迈迪内贾德在选举中胜出的合法性。穆萨维的支持者在其他城市亦举行抗议，谴责官方操纵选举，要求重新计票，和平示威演变为暴力，大批反对派领导人遭到拘捕。同日，哈梅内伊迫于压力，要求宪法监护委员会展开调查。6月22日，宪法监护委员会裁定，6月12日投票结果有效，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

在6月19日举行的周五聚礼上，哈梅内伊警告反对派停止反政府的示威活动，要求反对派领导人为“混乱、暴力和流血”负责。然而，反对派的抗议并未因此终止，总统选举引发的危机席卷伊朗各地。7月，德黑兰、大不里士、设拉子、伊斯法罕继续有民众示威。与此同时，欧莱玛内部的分歧和对立再度凸显。阿亚图拉叶兹迪作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政治盟友，支持安全机构镇压示威民众，而阿亚图拉塔布里兹质疑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合法性和总统选举结果的公正性，支持民众的示威和抗议。包括蒙塔泽里、塔赫里和阿尔达比里在内的诸多资深欧莱玛谴责宪法监护委员会在选举过程中营私舞弊、操纵选举程序和镇压示威民众，拉夫桑贾尼亦对选举危及伊斯兰共和国合法性表示严重关切，亦有库姆的资深教界人士公开质疑哈梅内伊的执政能力，呼吁罢免最高宗教领袖，指责最高宗教领袖将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实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人统治。蒙塔泽里发表声明，抨击政府的高压行为，指责现行政府的行为既不符合共和原则，亦不符合伊斯兰教法，是军人监护的政府。阿亚图拉萨内衣质疑现行神权体制的合法性，赞赏街头政治和支持民众示威，敦促神权政府停止对于和平示威所实施的暴力镇压的犯罪行为。阿亚图拉赞赞尼称伊斯兰共和国如同迫害什叶派穆斯林的哈里发政府，却与阿里树立的公正统治的伊玛目政府相去甚远。

2009年秋，民众抗议活动在延续，直至12月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忌日和阿舒拉节期间达到高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抗，由于2009年的总统选举而达到1979年革命以来空前激烈的程度，自发形成的“绿色运动”亦开始浮出水面。所谓的“绿色运动”作为民众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和反对派政治联盟，采取政治示威的方式，表达民众对于现行体制的不满，挑战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框架，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面临严重危机。另一方面，绿色运动超越了德黑兰精英阶层的范围，超越了支持穆萨维和反对艾哈迈迪内贾德的范围，汇集了诸多派别和群体的力量，促进了不同区域和不同族群之间的认同感，推动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同时成为民众表达诉求的方式。网络媒体成为绿色运动的重要工具，反对派利用优土和推特开展政治宣传，通过网络媒体组织民众举行集会和示威抗议，支持民主运动的改革派欧莱玛亦通过网络媒体表明政治立场。

2009年总统选举以及其后发生的绿色运动，标志着伊朗社会的进一步裂变，政治舞台不同阵营之间的矛盾冲突趋于公开化，反对派甚至跨越政治红线而将矛头指向哈梅内伊，而官方则将反对派领导人称作是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第五纵队。不同政治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趋于白热化，选举政治框架下的民众参与在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尽管如此，绿色运动似乎无意挑战现行体制，而是致力于现行体制框架下的选举政治。伊斯兰共和国的现行体制业已包含一定程度的多元性，其诸多决策机构亦非浑然一体。例如，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群体。其次，根据宪法的相关条款而定期举行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迫使官方寻求选民的支持，由此形成不同的政治派别，包括传统右翼、亲拉夫桑贾尼的重建集团、伊斯兰左翼改革派、亲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新保守派。即便在欧莱玛内部，亦存在政见的分歧和宗教思想的分歧；霍梅尼的嫡孙哈桑支持改革派和绿色运动，库姆和马什哈德的神学院支持保守派。

有研究者认为，在伊斯兰共和国政坛，改革派象征民主而保守派和新左派象征独裁，改革派在1997年总统选举、2000年议会选举和2001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出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之自由民主的政治氛围，而改革派在2005年总统选举、2008年议会选举和2009年总统选举中的落败则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生态的逆转和民主化进程的濒临夭折。亦有研究者认为，后巴列维时代的伊朗经历1979年伊斯兰革命、1997年改革派登上政坛、2009年绿色运动的三次重大转折，政治历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更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革命前的伊朗表现为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伊斯兰革命结束了国家与宗教的分离和对立状态，随之而来的是威权国家与民众社会的分离和对立。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政治缺乏民主的基础，伊斯兰共和国直至2009年总统选举依然是威权国家，民主制只是民众的理想。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无论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只是代表不同的政治理念和施政举措，存在于选举政治和民众参与的框架内，选举瑕疵即便是发达的西方国家亦屡见不鲜，改革派抑或保守派和新左派在大选中胜出与否，取决于民众意志和选票投向，归根结底取决于民众的选择，而选举结果并非任何机构和任何个人力量所能左右。

选举政治的世俗性

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具有伊斯兰与共和的二元属性，包含宗教与世俗的双重元素。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安拉主权与民众主权的政治原则，由此形成国家权力合法性的双重来源。宗教色彩的安拉主权表现为教法的实施和教法学家的监护权，以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作为外在形式，而世俗色彩的民众主权表现为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和原则，以常态化的选举政治作为外在形式。换言之，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在法理上源于伊斯兰共和国的伊斯兰属性，表现出自上而下和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相比之下，常态化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在法理上源于伊斯兰共和国的共和制属性，表现出自下而上和世俗政治的明显倾向。

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经历此消彼长的变革和转换。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生态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所代表的宗教权力凌驾于民选产生的世俗权力之上，世俗权力从属于宗教权力。进入世纪之交，伴随着民众选举的历史步伐，民选产生的总统和议会在伊斯兰共和国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常态化的民众选举具有鲜明的世俗色彩，承载着共和制基础上的世俗政治实践。不同政治派系的竞选纲领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内含着诸多的世俗元素，折射出常态化选举政治的世俗倾向。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初，民选产生的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试图强化总统行使的世俗权力，引发世俗阵营与宗教阵营之间的激烈冲突，巴尼萨德尔被迫辞职。继巴尼萨德尔之后，民选产生的第二任总统雷扎伊亦强调世俗政治原则，再度试图强化总统行使的世俗权力，直至成为暴力袭击的牺牲品。

后霍梅尼时代，旨在参与民众选举的诸多世俗政治组织相继崛起，反映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世俗化走向。“伊斯兰革命圣战组织”始建于1979年，原系左翼激进派政治组织，1986年被官方取缔，1991年重建，1996年进入第五届议会，与务实派议员组成议会联盟，是为议会中的“真主党联盟”。“伊斯兰革命圣战组织”的竞选纲领具有明显的世俗色彩，坚持教法学家的集体监护权，强调民主选举和民众参与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基石。“建设公仆党”作为务实派政治组织，始建于1996年议会选举前夕，其竞选纲领亦具有明显的世俗属性，强调淡化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教法学家的治国特权，主张在民众主权的框架下接受最高宗教领袖制，认为最高宗教领袖作为最高领袖源于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安拉的钦定，最高宗教领袖必须根据宪法相关条款行使权力。“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系改革派政治组织，始建于1998年，1999年在首次地方选举中初露锋芒，2000年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于2000年将“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作为竞选口号，抨击右翼保守势力恪守的神权体制背离伊斯兰革命的传统，质疑最高领袖凌驾于宪法之上所行使的绝对权力，反对国家层面和政治领域的宗教特权，反对混淆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主张实现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离，强调改革运动的驱动力来自伊斯兰革命之民主精神的回归。“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系新左派政治组织，于2003年地方选举中首次浮出政坛，继而于2004年议会选举和2005年总统选举中接连胜出。相比于保守派强调强调信仰至上的政治原则，“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在其竞选纲领中明确反对宗教特权，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物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公正，关注诸如就业、收入之类的民众物质生活。“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主导的第七届议会，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出现非教界人士出任议长的局面。

相比于议会选举，总统选举表现出进一步的世俗倾向。纵观后霍梅尼时代历届总统选举中胜出的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艾哈迈迪内贾德，其竞选纲领无论强调经济振兴和政治改革抑或保护低收入的弱势群体，无不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和明确的世俗内涵。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哈塔米以自由派和改革者的形象登上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被选民寄予改革现行体制的厚望。哈塔米在其竞选纲领中反复提及公民社会和法治原则，反对宗教义务的强迫，强调开放和宽容的伊斯兰共和国将会受到民众的广泛支持和拥护。哈塔米在竞选期间呼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消除男权社会的性别歧视，给予女性与男性同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同时强调国家利益至上，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的和平外交，倡导不同文明的对话取代不同宗教之间的对抗。哈塔米认为，选举政治的局限和民选权力的弱势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明显缺陷，导致国家与社会的脱节和对立，而完善选举政治和强化民选机构的权力是伊朗发展的首要任务，促使公民社会走向成熟则是沟通国家与社会进而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哈塔米的竞选理念被保守派指责为试图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使国家走向世俗化，保守派报纸“伊斯兰共和国”则质疑哈塔米对于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忠诚。相比之下，哈塔米的竞选对手努里持保守派政治理念，被称作是塔里班式的激进组织者。努里在竞选期间强调欧莱玛在国家体制中占据核心地位，声称“是欧莱玛策划了伊斯兰革命，罢免了国王，从巴尼萨德尔之辈的手中拯救了伊斯兰革命”，“在伊玛目隐遁期间，最高领袖享有与伊玛目和先知同样的权力，最高领袖的意愿就是所有人应当服从的命令和承担的义务”。保守派的抨击和努里的竞选纲领之宗教色彩，折射出哈塔米的竞选纲领之世俗性。2005年大选期间，改革派的延续哈塔米的竞选理念，呼吁强化民选总统的世俗权力和削弱最高宗教领袖的宗教权力，强调拯救伊朗的唯一出路是民主制。务实派试图弥合意识形态的分歧，自称“激进组织改革派”抑或“保守的改革派”，主张务实的内外政策和推动变革，承诺致力于推动经济增长、提高生活水准和建立廉洁政府，呼吁通过强力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稳定，俨然是改革派中的保守派和保守派中的改革派。务实派引入新的竞选方式，包括时尚的流行音乐、时装展示和彩色广告，旨在吸引选民和争夺选票，表现出浓厚的世俗色彩。新左派支持的总统参选人艾哈迈迪内贾德亦极力淡化意识形态，表示“通常认为回归革命仅仅是披戴头巾。实际上，国家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就业和住房，并非是否披戴头巾”，其世俗倾向显而易见。

伊斯兰共和国选举产生的最初两届议会，处于伊斯兰共和党的主导之下，其人员构成表现出浓厚的宗教色彩。据资料统计，在第一届议会全部327名议员中，具有宗教背景的议员161人，占据49%的议会席位，在第二届议会全部277名议员中，具有宗教背景的议员149人，占据54%的议会席位。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伊斯兰共和党退出政坛，议会构成的宗教色彩逐渐淡化。宗教学者即欧莱玛中当选议员者，第三届议会为80人，占据29%的议会席位，第四届议会为63人，占据25%的议会席位，第五届议会为53人，占据20%的议会席位，第六届议会为37人，占据12%的议会席位，第七届议会为43人，占据15%的议会席位，第八届议会为44人，占据15%的议会席位。与此同时，世俗背景的议员所占据的议会席位数量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议会作为选举产生的国家权力机构，其世俗化程度随之明显提高。

1980年选举产生的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尽管具有阿亚图拉的家庭背景，其本人却非宗教学者，而是来自世俗知识界。1981年选举产生的第二任总统雷扎伊，出身商人家庭，本人亦非宗教学者。相比之下，此后历任选举产生的总统，包括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皆系宗教界人士，尽管并非阿亚图拉，却皆具有霍加特伊斯兰的宗教职衔，而世俗人士尚无竞选总统的政治空间。1997年总统选举前夕，“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回归政坛，欲提名具有世俗背景的前总理穆萨维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总统竞选的惯例，遭到官方的否决，而哈塔米之当选总统则被视作延续宗教学者主导政坛的重要标志。哈梅内伊表示，哈塔米在选举中胜出，证明选民忠于伊斯兰教、忠于教法学家和忠于伊斯兰共和国的现行体制，而司法总监叶兹迪进一步呼吁非宗教背景的世俗人士应当离开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舞台。艾哈迈迪内贾德出身世俗知识界，于2005年在总统选举中胜出，继而于2009年连任，打破宗教学者出任总统的惯例，成为后霍梅尼时代首位世俗背景的总统，可谓伊斯兰共和国世俗化政治进程的里程碑。

选举政治的局限性

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基于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之安拉主权与民众主权的双重法理原则以及宗教与世俗的双重政治原则，国家权力表现为非民选机构与民选机构并存的二元体制。换言之，常态化之选举政治的框架外长期存在着与民选机构平行甚至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的国家权力，由此形成选举政治在体制层面的局限性。

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最高宗教领袖作为隐遁伊玛目的代表行使治理国家的最高权力，而民选产生的总统并非国家元首，总统选举结果须经最高宗教领袖批准方可生效，总统就职必须得到最高宗教领袖的认可，由最高宗教领袖主持总统就职典礼。根据宪法，最高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元首亦系选举产生。然而，最高宗教领袖并非产生于民众直接选举，而是产生于间接选举，即民众选举产生专家会议而专家会议选举产生最高宗教领袖。另一方面，不同于直接选举产生的总统和议会，间接选举产生的最高宗教领袖无任期限制，实为终身任职。1989年修改宪法期间，拉夫桑贾尼曾经建议规定最高宗教领袖任期10年，遭到否决。

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宗教学者行使宪法监护权。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监督议会立法，批准和否决议会通过的法案，确保议会通过的法案符合宪法和伊斯兰教法，同时负责监督选举，审查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以及专家会议选举的参选人资格。霍梅尼曾经表示，宪法监护委员会是伊斯兰共和国举足轻重的权力机构，削弱和侵犯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宗教权威是威胁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共和国的行为。哈梅内伊亦极力维护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权威性，强调宪法监护委员会是保卫伊斯兰共和国宗教属性的最重要的机构。然而，关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选举监督权，曾任制宪会议主席的蒙塔泽里在1999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宪法规定成立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目的，是保证选举公正以及避免出现操纵选举和其他选举瑕疵，并未给予宪法监护委员会以审查参选人之参选资格的权力，现行选举程序即宪法监护委员会首先选择参选人继而交由民众选举，意味着选民只能在宪法监护委员会认可的参选人中投票而别无选择，有悖宪法原则和制定宪法的初衷。哈塔米政府曾经屡屡呼吁议会修改宪法的相关条款，强化总统制，限制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宪法监护权，扩大总统的宪法监护权，尽管在改革派占据多数席位的第六届议会获得通过，均被宪法监护委员会以违宪和违背伊斯兰教法为由予以否决。哈塔米在2000年议会选举前亦表示，应当取消选举程序中不必要的限制，这样的限制既不符合宗教亦不符合法律；即便不存在选举监督，多数选民依然选择宗教、独立和尊严；无论是选举权还是被选举权，都不应遭到践踏和侵犯。

根据1989年宪法修订案，设立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全体成员由最高宗教领袖任命，其主要职责是代表最高宗教领袖仲裁议会与宪法监护委员会之间的分歧，并就国家政策向最高宗教领袖提出建议。进入90年代，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逐渐成为凌驾于议会之上的立法机构。1993年，宪法监护委员会宣布，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制定的法律，任何其他机构无权否决。2000年议会选举后，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立法权遭到议会的攻击，后者认为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立法权违背宪法原则。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最初由总统兼任；1997年，根据专家会议的建议，改变由总统兼任主席的惯例，最高宗教领袖任命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出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旨在削弱时任总统哈塔米的权力。2005年，最高宗教领袖给予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监督所有国家机构的权力，旨在制约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权力。

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局限性，不仅表现为常态化选举政治的框架外长期存在与民选机构平行甚至凌驾于民选机构之上的国家权力，而且表现为宪法监护委员会作为非民选机构对于选举政治的干预和影响。宪法监护委员会在包括议会选举、总统选举和专家会议选举的国家层面的所有选举中审查参选人的参选资格和确定参选人，既是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必要程序，亦是影响选举结果的非选举性元素，具有司法政治化的色彩。监护委员会的选举监护权，导致选举政治的非公平性，“竞选不再是公民的当然权利，而是少数人的政治特权”。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人的参选资格，且无需向选民解释理由，往往引发社会不满，直至导致暴力冲突。

霍梅尼生前的80年代，先后举行三次议会选举，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的参选人在全部申请参选人中所占的比例均未超过20%。其中，1984年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1854人申请参选，271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15%；1988年举行第三届议会选举，1615人申请参选，386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19%。相比之下，霍梅尼去世后的90年代，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的参选人在全部申请参选人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1992年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3150人申请参选，1060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34%，其中包括40名试图竞选连任的议员。1996年举行第五届议会选举，5121人申请参选，1893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44%。2000年举行第六届议会选举，宪法监护委员会迫于压力，一度放松对于参选人的资格审查；6860人申请参选，668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不足全部候选人的10%，是为伊斯兰共和国议会选举历史上的最低值。据媒体报道，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阿亚图拉贾纳提后来对此深感悔恨，希望得到安拉的宽恕。2004年举行第七届议会选举，监护委员会再度加大审查力度，8145人申请参选，3533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44%，其中包括83名试图竞选连任的议员，时人称之为“议会政变”。2008年举行第八届议会选举，7597人申请参选，2250人未能通过监护委员会的审查而被剥夺参选资格，约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30%，另有包括霍梅尼嫡孙阿里·艾什拉基在内的近百人宣布弃选，以示抗议。

1980年第一届总统选举，124人申请参选，8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81年第二次总统选举，45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81年第三次总统选举，71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85年，45人申请参选总统，3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89年，80人申请参选总统，2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93年，128人申请参选总统，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1997年，238人申请参选总统，4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2001年总统选举，814人申请参选，10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2005年总统选举，1014人申请参选，其中7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2009年总统选举，475人申请参选，其中4人通过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而获准参选。宪法监护委员会尽管准许女性参选议会，却禁止女性参选总统。1997年，9名女性申请参选总统，均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2001年，再有25位女性申请参选总统，亦均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

专家会议选举亦处于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监督之下，所有申请参选人必须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方可获准参选。据统计，1982年举行首次专家会议选举，168人申请参选，22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13%；1990年举行第二次专家会议选举，183人申请参选，77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42%；1998年举行第三次专家会议选举，396人申请参选，250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63%；2006年举行第四次专家会议选举，495人申请参选，332人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参选资格，占全部申请参选人的67%。1990年，甚至时任议长卡鲁比和司法总监哈勒哈里亦被剥夺参选资格，进而被排除于专家会议之外。1998年，尽管宪法监护委员会承诺允许女性和世俗界参选专家会议，然而9名女性中8人被剥夺参选资格，另外1人弃选，而世俗人士参选专家会议亦困难重重，当选者无几。

有研究者认为，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参选人的资格审查限制着选民的选择空间，伊斯兰共和国的选举并非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实际情况不然，选举政治的局限性不应夸大。常态性的选举政治并非徒具虚名和流于形式，议会选举、总统选举、专家会议选举和地方选举，均表现为全民参与的直接选举，参选人一旦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竞选程序表现出自由性、公正性和开放性，不同政治派系合法竞争，参选人之间竞争激烈，选举结果具有非操纵性和非确定性。根据选举法，议会选举分为两轮投票。1980年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97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173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1984年举行的第二届议会选举，123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147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1988年举行的第三届议会选举，188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82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1992年举行的第四届议会选举，135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135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1996年举行第五届议会选举，224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胜出，剩余46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2000年举行的第六届议会选举，224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66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2008年举行的第八届议会选举，208人在第一轮中投票胜出，剩余82个席位通过第二轮投票选举产生。另一方面，尽管选举法并未规定议员任期，可以连选连任，然而历届议员的构成变动甚大。据统计，除第一届议会外，自1984年选举产生的第二届议会开始，至2008年选举产生的第八届议会，首次当选的议员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均在50%上下波动，其中1988年选举产生的第三届议会中首次当选的议员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达到58%，而2000年选举产生的第六届议会中首次当选的议员占据的议会席位比例达到59%。另据统计，1984年议会选举，105人连任议员，1988年议会选举，66人连任议员，1992年议会选举，83人连任议员，2000年议会选举，不足60人连任议员。议员连任数量的下降和新议员数量的上升，亦反映出议会选举的竞选激烈程度。1997年大选前夕，改革派人士甘吉表示：“如果我们要求自由、民主、人权和安全，就必须出现在大选的投票站……如果3000万选民走向投票站，将自己的选票投给议会的改革派候选人，就有可能改变违背人权和违背宪法的所有法律。”改革派人士哈贾里安亦曾经表示，1997年以前，民众在大选中保持沉默的态度，而1997年大选中，投票率大幅上升，大多数沉默的选民不再沉默，通过投票的方式表达自身的政治诉求，他们与其说是支持哈塔米竞选总统，不如说是表达对于保守派势力的不满。“保守势力已经难以阻止伊朗政坛的多元化进程，而伊朗政坛的多元化进程正是建立在共和制政治理念的基础之上……1997年的总统选举、1999年的地方选举和2000年的议会选举，标志着伊朗的选举政治进入新的成熟阶段。选举环境相对宽松，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干预程度明显削弱。”2000年议会选举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民主化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尽管大选前夕暴力事件时有发生，然而舆论公认此次选举环境自由公正，显示出伊斯兰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方向和选举政治的趋于成熟，时人称之为“伊朗政坛的强烈地震”，国际媒体则评价2000年议会选举是自由和民主的选举，可谓伊斯兰民主制政治实践的典范。

议会席位的分布作为选举结果表现出明显的多元性，任何政治派系皆无法垄断议会席位。1992年议会选举中激进派的败选和务实派与保守派竞选联盟的胜出，反映出选民在经历两伊战争之后走出经济困境的强烈诉求。2000年议会选举中保守派的败选和改革派的胜出，则反映出选民对于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的迫切渴望。地方选举不在宪法监护委员会的监护范围之内。1999年举行首次地方选举，改革派大获全胜，2003年举行第二次地方选举，改革派尽管并未受到来自官方的限制，却依然落败，而新左派胜出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民对于改革派施政的失望。2004年议会选举，改革派败选，新左派再度胜出。2008年议会选举，诸多派系可谓平分秋色。总统选举同样表现出多元性和开放性的民主倾向。1997年总统选举，4位参选人分别代表改革派和保守派两大竞选阵营，2005年总统选举，7位参选人亦分别来自务实派、改革派、保守派和新左派，反映出宪法监护委员会对于大选期间之不同政治倾向的默许和对于不同政治派系参与竞选的认可。1997年总统选举中胜出的哈塔米和2005年总统选举中胜出的艾哈迈迪内贾德，皆可谓政坛黑马。相比之下，拉夫桑贾尼堪称伊斯兰共和国政坛的重量级元老，长期担任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和专家会议副主席，得到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支持，却在2000年竞选议员中落败，2005年竞选总统时再度落败。

由此可见，宪法监护委员会的干涉和国家权力机构的非民选因素不足以左右选举结果，不同政治派系在政坛的消长取决于民众的选票和选民的意志，而选民的意向无疑是决定选举结果的根本要素。此外，尽管宪法规定国家元首并非民选总统而是最高宗教领袖，然而最高宗教领袖作为国家元首无权指定总统人选，亦无权任命议员。纵观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的选举政治历程，除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被迫辞职和第二任总统雷扎伊死于非命之外，历任总统皆任期届满，未出现罢免民选总统的现象，而历届议会亦未出现在届满前被强行解散的现象，表明民选总统和民选议会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地位。

巴列维王朝覆灭之初，临时政府总理巴扎尔甘反对采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坚持伊朗采用的正式国名应是“伊朗伊斯兰民主共和国”，引发官方教界对于“民主”一词的反感。霍梅尼表示，新的国家需要的是伊斯兰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共和制，伊斯兰共和国不需要冠以西方色彩的民主一词，伊斯兰教亦不需要诸如民主之类的修饰词。此后，官方长期回避民主一词。尽管如此，伊斯兰共和国经历民主化的长足发展，却是不争的事实。实现民众主权无疑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重要目标，伊斯兰革命后30年间选举政治的常态性、派系竞争性和民众参与性以及世俗色彩，充分表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进程之民主化的发展方向。

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伊朗的革命不同于其他诸多革命的鲜明特征在于教界的核心作用。历史上的许多革命亦曾包含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革命之后教界的统治则是伊朗的特有现象。”然而，将伊斯兰革命视作伊朗现代化进程的逆向运动，进而将最高宗教领袖制度取代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君主制度视作历史的倒退，尚显片面。将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的萎缩归因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的伊斯兰化举措，亦不足以令人信服。历史的发展体现为诸多因素相互制约的矛盾运动，尽善尽美的结局只能出现于理想之中。

综观世界历史，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与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两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内在联系。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导致狂热和激进的政治倾向，是迄今为止诸多政治革命中的普遍现象，亦是新秩序诞生之际的历史性阵痛。法国大革命堪称现代化进程中政治运动的典范，同样包含着下层民众的广泛参与、狂热和激进的政治氛围、新旧势力的激烈较量、政局的动荡混乱、经济的濒临崩溃以及社会重新整合的复杂过程，而20世纪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剧烈的政治动荡和政治革命之后亦曾经历或长或短的经济滑坡。经济的滑坡作为社会动荡和政治冲突的逻辑结果，是后革命时代存在于诸多国家的普遍现象。霍梅尼时期，激烈的权力角逐和动荡的政治局面对于伊朗的经济生活无疑具有负面的影响，美国的制裁、石油收入的锐减和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则是严重破坏伊朗经济的首要因素。

霍梅尼时期，伊朗经济经历明显波动的状态，总体上呈递减的趋势，两伊战争则是导致伊朗经济形势恶化的首要因素。据统计，两伊战争期间，伊朗超过50%的城市和多达4000个村庄以及30万个家庭受到程度不同的影响，6万人失踪，5万人被俘，伤残者超过50万人，250万人失去家园。两伊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6000亿美元，包括间接损失在内的全部损失达到1万亿美元。伊朗西部与伊拉克接壤的胡齐斯坦、巴赫塔兰、伊拉姆、库尔德斯坦和西阿塞拜疆5个省人口稠密，是两伊战争期间遭受损失最大的地区。两伊战争期间，52座被战火席卷的城市大都分布在上述5省，上述5省30%的村庄亦遭到战火的蹂躏。

两伊战争期间，伊朗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呈现负增长的状态。据统计，1977—1989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5%，198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仅与1973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持平。另据统计，与1977年相比，伊朗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16%，1984年增长6%，1988年减少17%，1990年减少24%，其中，工业生产总值1980年减少20%，1984年增长1%，1988年减少15%，1990年增长3%。伊朗经济长期依赖石油生产：伊朗的石油收入1983年为210亿美元，1985年下降为140亿美元，1986年下降为60亿美元，1988年只有10亿美元，1990年上升为180亿美元。石油收入的下降导致伊朗政府的严重财政赤字，1986年财政赤字达到50亿美元。按照1982年的官方比价计算，伊朗的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29万里亚尔下降为1989年的15万里亚尔。城市人口的失业率，从1977年的4.4%上升为1984年的13.4%，1988年达到18.9%。

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经济形势逐渐好转。1989—1994年5年间，伊朗经历革命后和战后的经济重建过程。1989—1994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3%，其中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9%，石油工业产值年均增长8.9%，制造业产值年均增长8.7%，电力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2.7%，建筑业产值年均增长5.5%，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7.4%。自1990年起，海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导致国际市场的石油价格急剧上涨，伊朗的石油产量随之逐年上升。1989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为256万桶，日均出口石油165万桶。1997年，伊朗的石油日产量达到360万桶，日均出口石油262万桶。伊朗政府的石油收入，1980年仅为130亿美元，1990年增至170亿美元，2000年达到300亿美元。

霍梅尼时期，强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将自给自足的经济发展战略作为捍卫国家主权的重要保障。霍梅尼在1984年明确告诫国民：“我们只有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才能确保政治上的独立，而只有发展农业生产，才能确保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战略。”1989年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后，伊朗政府逐渐放弃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积极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取消价格控制，扩大自由贸易，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调整产业结构，开放资本市场，鼓励私人投资，出售国有企业。与此同时，伊朗政府将波斯湾的克什姆和基什两处岛屿划为自由贸易区，吸引国外投资。1984年，伊朗政府恢复德黑兰股票市场；至1991年，近400家国有企业的1200亿里亚尔的股份上市出售。1990年，伊朗政府开始允许外汇的自由兑换。1993年，伊朗政府正式宣布贬值里亚尔，进而实行单一汇率的外币兑换。伊朗政府的上述举措，旨在修补两伊战争造成的创伤，扩大国内生产，逐步完善市场化的经济秩序，进而实行从进口替代的内向型经济模式向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的转变。1995年议会通过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国家政策从意识形态至上向经济建设优先的进一步转变、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开放的出口外向模式的进一步转变。

巴列维政府长期奉行优先发展工业的经济政策，农业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相比之下，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将农业视作发展的“轴心”，在制订最初的两个五年计划中强调农业优先的经济政策，争取在10年内实现农产品的自给自足。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实行间接参与的农业发展政策，增加农业信贷和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进而明显加快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与1977年相比，农业产值1980年增长17%，1984年增长43%，1988年增长61%，1990年增长81%，1992年增长104%。1977—1993年，主要农作物小麦的播种面积由546万公顷增至719万公顷，大麦的播种面积由128万公顷增至196万公顷，水稻的播种面积由46万公顷增至59万公顷。1977—1997年，小麦的年产量由550万吨增至1000万吨，大麦的年产量由120万吨增至270万吨，水稻的年产量由140万吨增至270万吨，马铃薯的年产量由70万吨增至310万吨。1976—1987年，伊朗总人口由3370万增至4950万，农业劳动力由360万下降为320万，而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由9%上升为18%。

20世纪初，城市人口约占伊朗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自白色革命开始，伊朗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6年的31%增至1976年的47%。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延续城市化的进程；城市人口在伊朗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76年的47%上升为1986年的54%，1996年达到61%。另一方面，巴列维王朝时期，首都德黑兰的人口增长速度明显超过其他城市。伊斯兰革命后，德黑兰人口的增长速度逐渐下降，而其他城市的人口增长速度逐渐加快。1976年，伊朗城市总人口的29%分布于德黑兰，德黑兰的人口相当于第二大城市伊斯法罕的6.7倍。1986年，德黑兰人口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下降为22%，相当于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的4.1倍。1971—1991年，德黑兰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2.9%，其他城市的年均人口增长率为5.5%。另据资料统计，1980—1990年，德黑兰人口从453万增至648万，马什哈德人口从67万增至176万，伊斯法罕人口从66万增至113万，设拉子人口从43万增至97万，阿瓦士人口从33万增至72万。

城市化进程的突出现象是外来移民人数的增长。70年代中期，城市外来移民的境况日趋恶化，德黑兰尤其明显。外来移民大都分布于城市的棚户区，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处于无助的状态。与此同时，宗教机构和宗教组织的作用逐渐扩大，为无助的移民提供帮助和救济，进而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伊斯兰革命后，移民的浪潮继续。1976—1986年，伊朗人口从3370万增至4990万，增长48%；城市人口从1570万增至2700万，增长72%；乡村人口从1800万增至2260万，增长26%。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全国人口和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城乡差距与人口流向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白色革命期间，伊朗经济社会生活的突出现象是城乡差距的明显扩大。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政府不断增加乡村农业的财政投入。伊斯兰革命后的最初10年，乡村投资超过政府财政投资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城乡差距逐渐缩小。1965年，每户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每户城市家庭平均收入的45%；1985年，乡村家庭的平均收入相当于城市家庭的55%。1976—1986年，7岁以上城市人口识字率从65%上升为73%，年均增长率7.7%，乡村人口识字率从31%上升为48%，年均增长率17.7%。1976—1986年，每10万人拥有的小学数量，城市从367所上升为432所，净增65所，乡村从452所上升为680所，净增228所；每10万人拥有的初中数量，城市从163所上升为189所，净增26所，乡村从44所上升为128所，净增84所；每10万人拥有的高中数量，城市从99所上升为114所，净增15所，乡村从6所上升为20所，净增14所。1976—1986年，城市用电家庭从85%上升为88%，乡村用电家庭从24%上升为53%；城市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84%上升为97%，乡村使用自来水的家庭从14%上升为64%；乡村婴儿死亡率从115‰下降为45‰。1976—1986年，乡村铺面公路从1万公里增至3.4万公里，占公路总里程的比例从16%上升为24%。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城市从140万人增至258万人，乡村从27万人增至88万人。公共建设项目的政府拨款，城市从134亿里亚尔增至252亿里亚尔，乡村从50亿里亚尔增至139亿里亚尔。1977—1982年，农业生产用电量在全部用电量中所占的比例从3.3%增至5.3%；是为乡村电气化程度提高的重要标志。1977—1984年，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8.6%增至12.8%。1999年，乡村铺面公路达到6.7万公里，使用自来水的乡村家庭超过85万户，约2.7万个自然村和超过70%的乡村人口实现电气化。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缩小，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数量出现下降的趋势。1977—198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为360万。相比之下，1987—1996年的十年间，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总数仅为190万。

妇女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在巴列维时代意味着对于世俗君主之独裁统治的消极反抗，而在霍梅尼时期则成为强制性的宗教规定。然而，关于妇女服饰的宗教规定不足以证明最高宗教领袖政府回归传统的复古倾向。1963年政治风波期间，包括霍梅尼在内的什叶派欧莱玛确曾普遍反对巴列维国王给予妇女选举权。在伊斯兰革命胜利的前夕，霍梅尼则明确表示，即将诞生的伊斯兰国家不仅应当保证妇女享有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而且应当给予妇女真正的自由和尊严。与巴列维时代相比，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更多的妇女走出家庭，走进学校，走向社会。“与君主制的时代相比，下层妇女的经济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革命前相比，青年妇女获得更多的受教育的机会，特别是在城市的棚户区和遥远的乡村。”

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6年，女性的入学率为36%；至1996年，女性的入学率达到72%，大体相当于同时期土耳其的女性入学率而超过同时期巴基斯坦的女性入学率达一倍之多。在乡村地区，女性入学率的增长幅度尤为明显。1999年，初等学校的女性入学率超过95%。高等学校的几乎所有课程均向女性学生开放，高等学校女性学生的人数甚至超过男性学生。女性在高等学校的学生总数中所占的比例，1978年为28%，1998年增至40%，1999年达到52%。另据资料统计，在1996年的6.3万名伊斯兰经学院学生中，女性学生约1万人，占学生总数的16%，其中90%来自城市。1986—1996年，乡村男性识字率从60%上升为77%，乡村女性识字率从36%上升为62%；乡村女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明显高于乡村男性识字率的上升幅度。

80年代中期，女性劳动力约占劳动力总数的11%，服务业构成女性首要的从业领域。进入90年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自由化的长足发展，政府逐渐解除对于妇女参与公共活动的诸多限制，女性的就业率明显提高。在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女性分别占从业者总数的46%和42%。1999年，女性约占伊朗政府雇员的三分之一。“就从事的职业而言，越来越多的伊朗妇女成为律师、医生、教授、记者、工程师、经纪人、企业家、体育教练和电视主持人。”

巴列维时代，参与政治的伊朗妇女主要局限于上层社会。自霍梅尼时期开始，日益增多的中下层妇女逐渐成为伊朗政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女性的政治参与范围不断扩大。以追求男女平等和扩大女性公共参与为宗旨的女权运动，是伊斯兰共和国选举政治的重要元素。伴随着选举政治的世俗化和民主化进程，妇女地位成为不同竞选阵营关注的焦点，女性选民则是候选人极力争取的重要选票来源，由此形成选举政治框架下的女权运动。

在伊斯兰革命后召开的第三届议会中，妇女占有3个席位；在第四届议会中，妇女占有的席位增至9个。1996年，约200名妇女竞选第五届议会席位，13名妇女成为议员；女性候选人法耶兹·哈什米所得票数仅次于努里，高居德黑兰选区议员候选人的第二位。1997年5月，238人参与总统竞选，其中包括8名女性，是为伊朗历史上前所未有。女性总统候选人阿扎姆·塔里甘尼声称：“竞选总统是我的合法权利……宪法监护委员会如果尊重伊斯兰教的原则，不应当否认我作为女性竞选总统的资格。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的潮流。例如在孟加拉这样的穆斯林国家，女性可以成为总统和内阁总理。”尽管宪法监护委员会拒绝承认女性竞选总统的合法性，总统竞选的积极参与无疑反映出女性政治地位的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女性选民成为总统候选人哈塔米与努里竞相争夺的对象。哈塔米在竞选总统期间明确表示，支持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主张修改旨在强化性别差异和歧视女性的现行法律，强调女性在科学、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重要作用。相比之下，努里被许多女性选民称作塔里班式的激进组织成员。女性选民的积极参与和广泛支持，则是哈塔米得以当选总统的重要原因。伊朗学者扎里·沙迪塔拉布因此指出：“在伊朗，选举提供了女性决定男性命运的为数不多的机会，而女性选民约占全部选民的半数。”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埃伯特卡尔出任伊朗首位女性副总统，女性政治家沙贾伊和卡迪瓦尔出任总统特别顾问。在同年举行的议会中期选举中，女性议员增至14人。1999年，7000名女性获准参与地方议会竞选，其中约300名女性进入地方议会；在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女性均赢得议会席位。在德黑兰城市议会的15个席位中，女性候选人获得3个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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