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沙特王国的政治



沙特王国的家族政治

血缘联系的衰落无疑是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贝都因人的定居化与工业的长足进步构成导致血缘关系衰落和地域关系扩大的深层经济背景，君主制的确立与官僚机构的完善则是促使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政治杠杆。尽管如此，直至石油时代，传统的血缘组织长期残存，血缘联系构成维系社会成员的重要纽带，进而产生广泛的政治影响。

血缘群体在诸多地区构成行政区划的原型，部族首领的家族世袭依然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国王通常被民众视作“舍赫中的舍赫”。血缘传统的残存与血缘联系的广泛影响，导致沙特王国之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社会成员的家族义务，往往被视作高于公共义务。

1975年费萨尔去世时，沙特家族成员占据内阁一半的职位以及所有的省长职位，亦有许多沙特家族成员在军队和国民卫队中担任要职。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是沙特王国家族政治的集中体现。沙特家族成员主导的政府通过国有的形式垄断石油资源的开发，进而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构成沙特王室之家族政治的物质基础。石油经济的繁荣，为沙特王室的家族政治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

沙特家族规模庞大，人数众多。沙特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曾经与超过30个部族建立姻亲关系，生有男性子嗣40余人，女性子嗣20余人。“伊本·沙特拥有超过300人的妻室，大多数的婚姻出于政治的动机。”第二代国王沙特亦曾与诸多部族广泛联姻，妻妾成群。另据沙特阿拉伯的一位作家估计，伊本·沙特的42个王子娶妻多达1400人。

由于政府长期封锁王室内幕情况，沙特家族的准确人数不得而知。据估计，目前沙特家族的成员约4000到7000人，其中700人为伊本·沙特的直系子嗣，占据政府要职，分享国家权力，位于沙特阿拉伯社会结构的顶端，构成沙特王国统治集团的核心。另据估计，目前沙特家族成员超过2万人。

“沙特王室成员行使绝对的权力。长期以来，非王室成员的政治参与程度十分有限，主要局限于部落精英之申诉和请愿的传统形式，名曰‘沙漠民主制’。”沙特家族作为王室成员，在宗教和司法诸多领域享有特权。沙特家族的所有成员均由政府支付数额不等的年金，年金的数额则不予公开。许多王室成员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贸易，承包政府的建设项目，非官方收入亦相当可观。

沙特家族由于人数众多，内部形成诸多分支和派系，地位各异。沙特与费萨尔均系沙特王国第一代国王伊本·沙特的嫡子，却因同父异母，关系不睦。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伊本·沙特的次子沙特继任国王，伊本·沙特的三子费萨尔出任王储。此后10余年，沙特家族内部形成沙特系与费萨尔系的权力角逐，已故国王伊本·沙特的胞弟阿卜杜拉、艾哈迈德和穆赛义德则是斡旋于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之间的重要政治势力。伊本·沙特的五子哈里德和十子阿卜杜拉为首的吉鲁维系具有来自北方的舍迈尔部落背景，伊本·沙特的八子法赫德和十三子苏勒坦为首的苏戴尔系具有来自纳季德的苏戴尔家族背景。1975年费萨尔国王死后，吉鲁维系与苏戴尔系诸亲王长期把持国家要职，成为沙特王室最具权势的政治派系和寡头势力，在沙特王国的政治舞台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费萨尔系的诸王子大都具有现代西方教育的背景，属于沙特家族内部的新生代政治力量。至于沙特系的诸王子，由于吉鲁维系和苏戴尔系的排斥，长期处于政坛的边缘。

尼布洛克认为沙特王国系“绝对主义的君主制国家”，亨廷顿则将沙特王国的政治制度称作“君主亲政政体”。实际情况不然。沙特王国的所谓绝对主义和独裁政治，其实质并非沙特国王的绝对独裁，而是沙特家族的绝对独裁。沙特王国长期延续家族社会的血缘传统，进而具有了家族政治的浓厚色彩。由王室重要成员组成的王室长老委员会协商确定王位的更替，明显体现沙特王国政治生活的家族色彩。王室的统一是沙特家族政权赖以维持的重要条件，王室内部诸多派系的权力制约与王室成员的权力分享构成王室统一的政治基础。换言之，沙特王国的家族政治根源于血缘传统的家族社会，而家族政治以及沙特家族成员的权力分享无疑构成制约君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在沙特王国，君主独裁尚无从谈起，历代国王皆曾受制于沙特家族，明显区别于伊朗的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后者可谓名副其实的君主独裁。

沙特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

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沙特家族政治与瓦哈卜派官方宗教政治的密切结合构成沙特王国的重要政治基础。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无疑是沙特王国政治制度的实质所在，瓦哈卜派的官方宗教政治学说则是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进而控制社会和驾驭民众的意识形态和舆论工具。官方宗教政治的强化，构成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区别于土耳其、埃及以及巴列维时代伊朗之现代化进程的明显特征。

沙特国家起源于瓦哈卜派运动，瓦哈卜派欧莱玛在沙特王国占据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沙特家族与瓦哈卜派欧莱玛长期保持广泛的合作关系，沙特政府的诸多改革举措亦曾得到瓦哈卜派欧莱玛的认可。然而，沙特王国的瓦哈卜派欧莱玛不同于伊朗的什叶派欧莱玛，处于沙特家族的控制之下，系沙特家族的御用政治势力。另一方面，沙特王国的官方宗教政治与巴列维时代伊朗的世俗政治颇有异曲同工之处，皆为强化君主制度和排斥民众政治参与的政治工具。沙特王国之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宗教色彩，并不意味着瓦哈卜派欧莱玛的神权统治。在国家权力的核心领域，沙特家族长期凌驾于瓦哈卜派欧莱玛之上，后者的权力长期局限于宗教的范围。

自50年代开始，瓦哈卜派欧莱玛逐渐被纳入国家体系，成为领取薪俸的政府官吏，进而从属于沙特家族的最高权力。1962年，费萨尔在著名的“十点纲领”中宣布筹建司法部，作为大臣会议的组成部分。1970年，沙特王国的司法部在利雅得正式成立，国王任命的司法部长取代瓦哈卜派欧莱玛的最高首领大穆夫提，成为掌管司法权力的最高长官。司法部的成立，标志着沙特家族的统治权力在瓦哈卜派欧莱玛控制的传统领域得到广泛的延伸。

1971年，费萨尔宣布组建欧莱玛长老会议，作为官方瓦哈卜派的最高宗教机构，由大穆夫提主持，负责批准王位继承、制定宗教政策、发布宗教法令和监督政府的施政举措。欧莱玛长老会议的设立，“标志着沙特历史上舍赫时代的结束”。扬善惩恶委员会作为官方瓦哈卜派的重要机构，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隶属于大穆夫提，负责监督宗教法律的实施和宗教功修的履行。80年代末期，扬善惩恶委员会拥有宗教警察2万余人，成为瓦哈卜派欧莱玛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

20世纪60年代，具有浓厚世俗色彩与共和制倾向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风行一时，构成挑战沙特王国君主制度的外部政治隐患。埃及的纳赛尔政权强调反对君主制的政治原则，试图输出共和制革命，颠覆阿拉伯世界的君主政权。费萨尔则极力倡导宗教至上的意识形态，奉行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原则，强调非世俗化的现代化道路抑或伊斯兰教框架内的现代化模式，抵制纳赛尔主义的渗透，旨在削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影响。1961年，埃及伊斯兰主义者与沙特政府及瓦哈卜派欧莱玛共同创办麦地那伊斯兰大学，宣传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思想，抗衡纳赛尔政权控制的爱资哈尔大学。1962年，沙特政府资助创办伊斯兰世界联盟，总部设在麦加，抗衡埃及政府控制的阿拉伯国家联盟。

进入70年代以后，伊斯兰复兴运动日趋高涨，挑战现存政治秩序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明显特征，强化官方宗教政治则是沙特家族遏制作为民间宗教政治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和维护传统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1982年，伊本·沙特的第八子法赫德国王即位后，沙特家族进一步扩大与瓦哈卜派欧莱玛之间的政治合作，提高瓦哈卜派欧莱玛的地位和薪俸，支持瓦哈卜派欧莱玛关于捍卫沙特王国之传统信仰和生活方式的宗教宣传，赋予瓦哈卜派欧莱玛控制的扬善惩恶委员会以及宗教警察以广泛的权力，强化实施宗教法律，重申妇女必须戴面纱的宗教戒律，限制妇女就业，关闭违背教法的视听场所。利雅得、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规模空前扩大；至90年代初，利雅得、麦加和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学生人数约占沙特阿拉伯国内大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与此同时，沙特政府授意官方欧莱玛宣传伊斯兰教的温和性、沙特家族的宗教性和反叛政府的非法性，宣称沙特家族是伊斯兰教的捍卫者、沙里亚的执行者、圣城的监护者和国家财富的管理者，进而向民众灌输如下的思想：“狂热分子留长胡须，游手好闲，仅仅热衷于礼拜和斋戒，以虔诚的穆斯林自居。这不是伊斯兰教，而是教士的模仿。（真正的穆斯林）应当通过劳作而享受舒适的生活。应当娶妻生子，努力工作，去国外旅行。应当履行拜功和斋功，诵读《古兰经》，遵循教法的规定。这是先知指引的道路。”1986年，法赫德国王甚至放弃陛下的称谓，以“两座圣城的仆人”自居，俨然成为瓦哈卜派的保护者。

世俗色彩的民众运动

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之区别于土耳其、埃及和伊朗的特征之一在于具有非殖民主义的历史背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沙特阿拉伯明显缺乏殖民主义时代形成的诸多遗产，传统的经济活动与社会结构以及瓦哈卜派的宗教政治思想根深蒂固，外部影响微乎其微。尽管如此，油田的发现无疑开辟了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崭新时代。石油经济的兴起打破了沙特阿拉伯的封闭状态，进而提供了沙特阿拉伯与国际社会广泛交往的重要纽带。自“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外籍移民的不断涌入，现代政治思潮在沙特阿拉伯始露端倪，新兴社会阶层逐渐登上沙特阿拉伯的历史舞台，进而导致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从世俗民众运动的兴起到现代伊斯兰主义的高涨，标志着沙特阿拉伯民众运动的长足发展。民众运动与王室内部权位角逐的错综交织，构成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沙特阿拉伯之现代模式的政治运动，首先表现为世俗色彩的民众运动。50年代可谓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年代，1952年的埃及革命和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皆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作为革命的首要目标，共和制的政治理念风行一时。阿拉伯世界的特定政治环境，尤其是纳赛尔主义影响的扩大和世俗政治势力的成长，构成沙特阿拉伯国内世俗民众运动兴起的外部条件。

1953年夏，宰赫兰油田的石油工人自发成立沙特王国史上首个工会组织“工人委员会”，要求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增加工资、取消种族歧视、改善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同时要求沙特政府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遭到拒绝。同年10月，正值王储沙特在东方省考察期间，东部油田约2万名工人举行罢工，迫使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做出让步，承诺增加工资12%—20%并初步改善石油工人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

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导致诸多阿拉伯国家掀起新的民族主义浪潮，进而波及沙特阿拉伯。1956年6月9日，国王沙特巡视宰赫兰油田，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的工人举行示威。示威者高呼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沙特政府关闭沙特阿拉伯境内的美军基地、承认工会的合法地位、增加工资、缩短劳动时间、保障工人权利、取消种族歧视。6月11日，国王沙特颁布法令，禁止工人举行示威和成立工会，逮捕示威者。6月17日，石油工人举行总罢工，呼吁制定宪法和实行宪政，要求沙特政府承认民众享有组建政党和工会的合法权利、取消禁止罢工和示威运动的王室法令、收回宰赫兰空军基地和释放政治犯，遭到沙特政府的残酷镇压。

1953年和1956年石油工人举行的两次罢工，开辟了沙特阿拉伯现代模式之民众运动的先河。1953年的罢工，主要局限于经济层面和福利性要求。相比之下，1956年罢工期间，石油工人的要求开始从经济层面延伸到政治层面，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浓厚色彩和民众政治参与的初步倾向。从经济层面的福利性要求发展为政治层面的民主诉求，是中东诸国现代化进程中工人运动的普遍现象。然而，由于石油经济的外向性和石油工人的外籍性以及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宗教性，世俗领域的工人运动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影响微乎其微。

伴随着世俗民众运动的兴起，具有民族主义、宪政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的世俗政治组织在沙特阿拉伯逐渐萌生。

“民族改革阵线”始建于1953年罢工期间，反对帝国主义和西方石油公司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控制和束缚，强调沙特阿拉伯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主张制定宪法，实行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基础上的宪政制度，实行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保障民众权利，发展民族经济，废除奴隶制，加强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广泛合作。1956年，沙特政府取缔“民族改革阵线”，逮捕“民族改革阵线”的主要成员，“民族改革阵线”的残余势力被迫逃亡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

“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始建于1956年罢工期间，深受纳赛尔主义的影响，与埃及政府联系密切。1958年，“阿拉伯半岛人民联盟”的领导人纳赛尔·赛义德发表致国王沙特的公开信，主张举行议会选举、制定宪法和实行宪政，呼吁沙特政府承认民众的结社权和罢工权，保障民众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反对歧视什叶派穆斯林，废除奴隶制，关闭宰赫兰的美军基地。

“民族解放阵线”始建于1958年，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倾向，反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要求废除与西方国家缔结的军事条约和关闭外国军事基地，主张实行民主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发展公有制经济、实现石油开采的国有化、扩大与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1975年，“民族解放阵线”更名为“沙特阿拉伯共产党”，强调政治民主、信仰自由和司法公正，构成沙特阿拉伯政坛的左翼派别。

上述世俗政治组织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政治色彩，体现纳赛尔主义的政治影响，与沙特阿拉伯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政治环境不符，长期处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

王室内部的权力角逐

国王沙特当政期间，沙特阿拉伯的石油产量逐年上升。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1953年约1亿美元，1960年增至3亿美元。然而，石油产量的提高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并未导致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巨额财富被沙特家族挥霍一空，仅国王沙特在利雅得和吉达建造的两处王宫便耗资多达5000万美元。50年代末期，沙特政府甚至面临财政赤字和债台高筑的局面。1953年伊本·沙特去世时，沙特政府所欠的外债为2亿美元；至1958年，沙特政府所欠的外债接近5亿美元。与此同时，里亚尔与美元的兑换率大幅下降，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拒绝提供贷款，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

变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与相对滞后的传统秩序之间的矛盾，蕴涵着深刻的政治危机。在家族政治的特定背景下，沙特王国的政治矛盾集中表现为王室内部的权力角逐。大臣会议的地位抑或国王与王储之间的对立，构成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核心内容。国王沙特被视作传统部落政治和保守势力的代表，王储费萨尔则被视作现代化和改革派政治势力的象征。

1956年7月，部分王室成员向国王沙特递交请愿书，批评沙特政府实行的内外政策。1958年2月，沙特政府涉嫌收买叙利亚情报人员暗杀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强烈不满，国王沙特成为众矢之的。同年3月，众多王室成员发动宫廷政变，迫使国王沙特颁布敕令，由王储费萨尔兼任首相并主持大臣会议，赋予大臣会议以不受国王干预的政治权力。4月，王储兼大臣会议首相费萨尔发表施政纲领，实行财政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削减政府的财政支出和建设投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积极合作，调整里亚尔与美元的兑换率，解除新闻审查，发展现代世俗教育。

在沙特王室内部，伊本·沙特的十八子塔拉勒为首的所谓“自由王子”崇尚纳赛尔主义，与埃及政府关系密切，具有激进的政治倾向。在国王沙特与王储费萨尔角逐权力的过程中，塔拉勒为首的所谓“自由王子”一度支持费萨尔出任首相。1960年6月，塔拉勒为首的所谓“自由王子”发表声明，主张实行进一步的政治改革，建立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和制定宪法，遭到费萨尔的拒绝。塔拉勒为首的“自由王子”遂公开指责费萨尔立场保守，进而与费萨尔分道扬镳。

1958—1960年费萨尔主持大臣会议期间，国王沙特多次巡视各地，向贝都因人舍赫赠送礼物，为穷人支付无力偿还的债务，会见欧莱玛并捐资修缮和建设清真寺。与此同时，国王沙特向伊本·沙特的诸多王子明确承诺，凡未担任国家公职者，已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1000万里亚尔，未婚王子的年金数额为200万里亚尔，其他王室成员亦将获得数额可观的年金。国王沙特的上述举措，旨在笼络政治势力，削弱费萨尔的政治影响。

1960年12月，费萨尔迫于压力，辞去大臣会议首相的职位，国王沙特重新兼任首相，吸收“自由王子”塔拉勒、穆赫欣和白德尔加入大臣会议，任命塔拉勒为财政大臣。新的大臣会议设立11个部，其中5个部由沙特王室成员出任大臣，6个部由非王室成员出任大臣，支持费萨尔的王室成员遭到排斥。

1961年夏，塔拉勒为首的“自由王子”作为活跃于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新兴势力，试图依靠国王的支持，推行政治改革，实行宪政。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沿袭沙特王国的宗教政治传统，强调沙特王国是伊斯兰教国家，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基本源泉，保护私人财产所有权，实行社会平等，赋予民众以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限制国王的权力，扩大大臣会议的权限。根据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成立国民议会，由120名议员组成，其中40名议员由王子和内阁大臣共同任命，另外80名议员由选举产生；国民议会拥有广泛的权力，负责制定法律和监督内阁；国王有权解散国民议会，但是必须在3个月内选举新的议会。

然而，国王沙特不愿与民众分享政治权力，拒绝民众的政治参与。沙特政府颁布《国家安全法》，明确禁止改变国家的政治制度和背叛国王，禁止组建政党，禁止宣传非伊斯兰教的意识形态和散布不满言论。同年12月，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被国王否定。1962年2月，瓦哈卜派欧莱玛宣布，沙里亚是沙特王国唯一的宪法，塔拉勒等人拟定的宪法草案与伊斯兰教法不符。塔拉勒为首的“自由王子”被国王免除职务，出走开罗和贝鲁特。塔拉勒为首的“自由王子”无疑是沙特阿拉伯的自由派和宪政派，而塔拉勒等人的命运说明沙特阿拉伯缺乏自由和宪政的社会基础，政治改革的客观条件尚不具备。

1962年，塔拉勒为首的“自由王子”在境外成立“阿拉伯解放阵线”，继续倡导议会君主制框架下的民主政治和社会改革。“阿拉伯解放阵线”具有纳赛尔主义的明显色彩，通过黎巴嫩的报纸和杂志进行政治宣传，主张实行民众选举和宪政制度，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保障民众的罢工权利和示威权利，改组政府机构，创办国有石油公司，发展民族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建立农业合作社，实行男女平等的教育制度，实行中立的外交政策。1964年8月，塔拉勒由于与埃及政府的关系恶化，放弃批评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制度，返回利雅得。

1962年初，国王沙特再度放弃直接控制大臣会议的权力，仅仅保留首相的名分，前往欧洲养病，同时起用王储费萨尔出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主持大臣会议，而大臣会议的组成人员仍由国王确定。同年10月，费萨尔正式出任首相，伊本·沙特的胞弟穆赛义德出任财政大臣，伊本·沙特之子哈立德、法赫德和苏勒坦分别出任副首相、内务大臣和国防大臣，伊本·沙特之子阿卜杜拉掌管国民卫队，教育部和朝觐事务部由瓦哈卜派家族成员掌管。

费萨尔出任首相期间，一方面承诺实施政治改革，另一方面致力于完善政府机构和扩大政府的经济干预，旨在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1962年底，沙特政府宣布废除奴隶制，由政府向释放奴隶者提供补偿，释放一名男奴获得700美元的补偿，释放一名女奴获得1000美元的补偿。至1963年7月，共计1700名奴隶通过政府补偿而被释放，另有近3万名奴隶无偿获得自由。与此同时，沙特政府成立石油矿产总公司，隶属于石油矿产部，负责石油和矿产资源的开发、运输和销售。1963年的财政预算，强调提高社会福利化的程度，增加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改善国内交通设施，兴建现代工业企业。

1963年4月，国王沙特自欧洲返回国内。伊本·沙特的诸多王子作为沙特家族的核心成员，要求沙特在保留国王名分的条件下将治理国家的实际权力移交王储兼首相费萨尔。1964年3月，68位王室成员签署声明，继而由瓦哈卜派欧莱玛颁布宗教法令，宣布由费萨尔以王储兼首相的名义行使最高权力。同年10月，沙特家族成员中以法赫德亲王为首的苏戴尔系和以哈立德亲王以及阿卜杜拉亲王为首的吉鲁维系建议国王沙特退位，拥立费萨尔继任国王。1965年1月，国王沙特出走开罗。同年3月，伊本·沙特的五子哈立德亲王出任王储。

费萨尔当政期间，吉鲁维系和苏戴尔系成为沙特家族内部举足轻重的政治派系。1975年费萨尔死后，吉鲁维系的王储哈立德继承王位，苏戴尔系的法赫德出任王储兼第一副首相并主持大臣会议。包括王储兼第一副首相法赫德、国防大臣苏勒坦、内务大臣纳耶夫、利雅得市长萨勒曼、副国防大臣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图尔吉以及副内务大臣艾哈迈德在内的所谓“苏戴尔系七兄弟”，成为哈立德当政期间与吉鲁维系分庭抗礼的政治人物。

1975年底，苏戴尔系诸亲王要求吉鲁维系的阿卜杜拉亲王放弃掌管国民卫队，遭到拒绝，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1977年2月，国王哈立德前往英国养病，苏戴尔系诸亲王再次要求阿卜杜拉放弃掌管国民卫队，沙特家族内部出现新的权力角逐。王储兼第一副首相法赫德极力推举苏勒坦亲王取代阿卜杜拉亲王作为第二副首相，进而巩固苏戴尔系在沙特家族内部的核心地位。国王哈立德的胞兄穆罕默德亲王以及沙特家族内部的所谓保守派势力支持阿卜杜拉亲王担任第二副首相并继续控制国民卫队，指责法赫德主持的大臣会议出卖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以及实行亲西方的石油政策和外交政策。同年4月，国王哈立德返回国内，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角逐告一段落，苏戴尔系诸亲王承认阿卜杜拉作为第二王储并继续掌管国民卫队。

1982年哈立德死后，苏戴尔系的王储法赫德继承王位，吉鲁维系的阿卜杜拉出任王储兼第一副首相并继续掌管国民卫队，苏戴尔系的苏勒坦出任第二副首相。哈立德当政期间，王储兼第一副首相法赫德主持大臣会议，吉鲁维系与苏戴尔系诸亲王分享国家最高权力。相比之下，法赫德即位以后，直接控制大臣会议，排斥吉鲁维系诸亲王。1983年，国王法赫德为首的苏戴尔系与王储阿卜杜拉为首的吉鲁维系之间的矛盾达到顶点，诸多媒体甚至传闻王储阿卜杜拉密谋发动宫廷政变。1984年以后，沙特家族不断强调王室成员的“集体领导权”，扩大王室协商会议的决策权，沙特家族内部矛盾逐渐缓解。1998年起，沙特家族内部矛盾再起。国王法赫德由于健康原因而被迫将主持大臣会议和治理国家的实际权力让与王储阿卜杜拉，苏戴尔系成员则是反对王储阿卜杜拉的潜在威胁。

沙特家族与社会民众之间的深刻对立，无疑是制约王室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确保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和权力垄断是沙特家族成员的共同利益，也是沙特家族内部诸多派系得以实现广泛联合的政治基础和制约沙特家族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

宗教政治的滥觞——1979年的麦加与哈萨

20世纪50—60年代，沙特阿拉伯的民众运动主要表现为世俗色彩的罢工和世俗政治组织的萌生。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逐渐兴起，进而成为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的崭新内容。1979年朱海曼·欧泰比及其追随者占领麦加的克尔白清真寺和哈萨省的什叶派骚乱，掀开了沙特阿拉伯现代伊斯兰主义民众运动的序幕。

朱海曼·欧泰比系20年代伊赫瓦尼战士的后裔，曾经在沙特国民卫队服役，后就读于麦地那的伊斯兰大学，深受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影响。1974年，朱海曼·欧泰比离开麦地那，前往纳季德诸地，传布新伊赫瓦尼派的宗教政治思想，抨击沙特家族政权，谴责纳季德的官方欧莱玛是沙特家族收买的御用工具，与沙特家族沆瀣一气，预言出自古莱西部落的马赫迪即将复临人间，净化伊斯兰教和拯救民众。1978年，朱海曼·欧泰比及其同伴98人在利雅得被捕入狱，6周后获释。

1979年11月20日，朱海曼·欧泰比及其追随者约1000人强行占领圣城麦加的克尔白清真寺，宣称其同伴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盖哈丹尼是净化伊斯兰教和拯救民众的马赫迪，进而挑战沙特家族的宗教政治权威，抨击沙特家族的腐败和专制以及沙特政府的亲美政策。随后，利雅得的官方瓦哈卜派欧莱玛发布富图瓦即宗教法令，援引《古兰经》的相关启示，指责朱海曼·欧泰比及其追随者占领克尔白清真寺系亵渎信仰的叛教行为，授权沙特政府镇压叛教者。沙特政府在法国反恐部队的帮助下，于12月5日重新控制克尔白清真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盖哈丹尼被杀。随后，朱海曼·欧泰比及其追随者63人被沙特政府处死。

几乎在麦加事件发生的同时，哈萨省的什叶派穆斯林发动骚乱，与朱海曼·欧泰比及其追随者遥相呼应。哈萨省是沙特阿拉伯的主要产油区，亦是沙特王国境内什叶派穆斯林的主要聚集区。70年代末，什叶派穆斯林约占沙特阿拉伯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构成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从业人员的二分之一。沙特政府尊奉瓦哈卜派伊斯兰教作为官方信仰，什叶派穆斯林倍受歧视，处于沙特阿拉伯社会的边缘地带。根据沙特政府的规定和瓦哈卜派欧莱玛发布的宗教法令，什叶派穆斯林不得在政府以及国防军和国民卫队担任公职，不得与瓦哈卜派穆斯林通婚，不得公开举行什叶派的宗教仪式和相关的庆典活动，其社会地位甚至不及基督徒和犹太人。

70年代末期，“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成为哈萨省什叶派穆斯林反对沙特政府的主要政治组织。该组织与伊朗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联系密切，崇尚霍梅尼的思想，代表沙特王国境内什叶派穆斯林的宗教政治利益。1979年11月28日，哈萨省的什叶派穆斯林不顾沙特政府和瓦哈卜派欧莱玛的禁令，公开庆祝什叶派的重要宗教节日阿舒拉日，进而演变为政治示威。什叶派穆斯林高举霍梅尼的画像，高呼反美口号，呼吁沙特政府停止向美国供应石油，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甚至要求在哈萨成立什叶派的伊斯兰共和国。什叶派的示威运动遭到国民卫队的镇压，数十人死伤，数百人被捕。

民众请愿与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石油时代的到来在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石油资源的开发利用构成沙特阿拉伯的经济命脉。沙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石油的出口，而不是来自征纳于民间的赋税，沙特家族与民众社会之间似乎并无明显的经济对立。另一方面，沙特政府长期实行福利化的财政政策，不断扩大福利性的财政支出，旨在笼络民众和稳定社会。

尽管如此，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和支配国家财富的特权地位，与现代化进程中民众力量的崛起和民众广泛政治参与的客观要求无疑存在根本的矛盾对立。费萨尔当政期间，沙特政府开始推行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举措，沙特阿拉伯的经济社会领域随之经历深刻的变革。哈立德国王即位以后，变动的经济社会环境与相对滞后的政治秩序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石油经济的繁荣时代，沙特政府依靠丰厚的石油收入，推行福利性的财政政策，实施免费的医疗和教育，发放住房补贴和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补贴，改善就业环境，作为缓解社会矛盾和争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沙特阿拉伯的诸多社会阶层，成为石油经济繁荣的共同受益者。

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产量和石油价格的剧烈波动，沙特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赤字，被迫压缩投资，停建诸多建设项目，经济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性财政支出亦明显削减，加之沙特家族垄断国家权力和支配国家财富，政治腐败导致经济腐败，贫富分化不断加剧，不满情绪在诸多社会群体逐渐蔓延，政治形势日趋严峻。

1990年伊拉克军队入侵科威特后，官方教界迫于压力，颁布宗教法令，授权沙特政府允许美军进驻。海湾战争期间沙特政府与美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以及西方军队的进驻，引发沙特阿拉伯国内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国家意志与民众意志的差异和对立充分体现。相当数量的沙特阿拉伯人反对沙特政府支持西方军队进攻伊拉克军队，认为沙特政府寻求异教徒保护的行为违背伊斯兰教的原则，进而质疑沙特政府的合法性。麦加乌姆·库拉大学教授萨法尔·哈瓦里公开声称：海湾战争的实质“并非国际社会反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国家反对伊斯兰教……伊拉克占领科威特，随后将是美国占领沙特阿拉伯。真正的敌人不是伊拉克，而是西方”。

1990年10月，科威特流亡贵族在吉达召开会议，商讨科威特战后重建问题，宣布科威特将在战后举行自由大选，恢复议会和宪政，实行民主。在随后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科威特的反对派获得议会50个席位中的36个席位，6名反对派领导人加入新组建的内阁。与此同时，巴林和阿曼亦相继启动政治改革的进程。周边国家的政治形势，深刻影响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生活。

1991年1月，瓦哈卜派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巴兹再次颁布宗教法令，强调对萨达姆进行圣战的合法性。然而，官方瓦哈卜派欧莱玛的宗教法令并未缓解沙特阿拉伯国内的政治危机。沙特政府的亲美政策成为民众攻击的矛头所指，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则是社会矛盾的焦点所在。沙特政府面临严峻的政治形势，挑战沙特家族统治地位的政治风暴逐渐形成。

1990年12月，中产阶级首先发难，作为“忠于国王的臣民”公开递交致国王法赫德的所谓世俗请愿书。该请愿书由43名商人和知识分子签名，援引《古兰经》和《圣训》以及伊斯兰教法的相关内容，呼吁召开协商会议和地方议会，建立代议制政府，改革司法体制，改组扬善惩恶委员会，给予民众以相应的政治权利，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

1991年5月，伊玛目伊本·沙特伊斯兰大学的教授阿卜杜拉·图瓦吉里向沙特政府递交所谓的宗教请愿书。请愿书包括如下内容：1. 成立协商会议作为决定国家政策的最高机构，议会成员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议会应当独立行使权力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干预和控制；2. 成立教法监护委员会，保证所有的法律法规与沙里亚的一致性，废除与沙里亚不符的法律法规；3. 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实现司法公正，保证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地位；4. 实行官员的问责制，罢免所有腐败官员和不称职官员；5. 保证公共财富在各个阶层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公平分配，取消税收，减免民众负担，禁止挥霍国家岁入，禁止非法垄断，所有银行不得实行高利制即超过法定标准的利率；6. 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发展国防工业；7. 新闻媒体的宣传报道应当与国家的宗教政策保持一致；8. 外交政策必须坚持国家利益和伊斯兰教的立场；9. 发展伊斯兰教事业；10. 合并司法机构，保障司法独立；11. 保障人权，在教法允许的范围内保障妇女的权利。该请愿书的签名者约400人，分别来自世俗中产阶级和瓦哈卜派欧莱玛诸多阶层，包括瓦哈卜派宗教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本·巴兹，预示着作为沙特家族立国基础的宗教政治联盟出现裂痕。请愿书的递交掀起民众请愿运动的浪潮，其令法赫德国王和沙特家族震惊的程度甚至超过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消息。

1992年9月，反对派再次递交请愿书，即所谓的“建议备忘录”。与1991年5月递交的宗教请愿书相比，建议备忘录在诸多方面更具激进色彩。建议备忘录长达45页，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宗教领域，着重谴责沙特家族统治下腐败现象的泛滥、经济秩序的混乱、公共财富的挥霍、失业率的上升、贫富分化的加剧、司法公正的缺失、宗教传统的崩坏和道德的堕落。建议备忘录要求遵循沙里亚的原则，回归伊斯兰的道路，改革政治体制，打破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提高欧莱玛的政治地位，惩治腐败，保障人权，实行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创办伊斯兰银行，结束西方异教国家的驻军。建议备忘录的签名者百余人，既有世俗知识界精英，亦有瓦哈卜派的欧莱玛，其中多数具有纳季德的地域背景。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巴兹主持的欧莱玛长老委员会作为官方瓦哈卜派的最高权威机构通过沙特新闻社发表声明，批评反对派受境外势力指使，歪曲事实和妖言惑众。欧莱玛长老委员会由17人组成，其中7人“由于健康的原因”而拒绝在谴责反对派的声明上签名，随后被法赫德国王罢免职位。

90年代前期的宗教政治反对派

石油经济的繁荣时代，沙特阿拉伯的反对派政治势力长期处于政治舞台的边缘地带。自海湾战争开始，反对派政治势力呈明显上升的趋势，成为沙特阿拉伯政治舞台的突出现象。在沙特阿拉伯的特定环境下，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尚无从谈起，世俗政治反对派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现代伊斯兰主义和民间宗教政治运动成为挑战沙特家族政治和官方宗教政治的主要形式。

70年代末期，现代伊斯兰主义主要表现为捍卫信仰的倾向，具有希贾兹的地域色彩。进入90年代，现代伊斯兰主义逐渐从宗教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旨在否定君主制的合法性和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新兴社会阶层产生广泛的宗教政治影响，其支持者大都来自中产阶级和城市下层民众，尤其表现为纳季德的地域背景。另一方面，官方的瓦哈卜派欧莱玛强调伊斯兰教的温和性，沙特政府则将奉行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称作背离经训教诲的宗教激进主义者。沙特政府和官方媒体极力强调伊斯兰教的温和性与激烈抨击所谓宗教激进主义的事实，表明民间宗教政治与官方宗教政治之间的矛盾对立日趋尖锐。

“保卫合法权益委员会”创建于1993年5月，是90年代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该组织的5名创建者是教育家哈米德·苏莱法、退休法官阿卜杜拉·苏莱曼·马萨里、教法学家阿卜杜拉·阿卜杜勒·拉赫曼、大学教授阿卜杜拉·哈米德和阿卜杜拉·图瓦吉里。该组织的创建者声称，其宗旨是依据经训和沙里亚的原则，实现社会公正和保障个人权益，而无意成为反对政府的政党。“沙里亚赋予穆斯林以义不容辞的责任，保护被压迫者，实现社会公正……我们的宗旨是保护被压迫者，实现社会公正，保卫沙里亚赋予的权利。”尽管如此，官方欧莱玛发表声明，谴责该委员会是违背伊斯兰教原则的非法组织。随后数日，该委员会的重要成员穆罕默德·马萨里和萨阿德·法基赫以及约20名该委员会的支持者相继被捕，旋即被沙特政府驱逐出境。

1994年4月，“保卫合法权益委员会”在伦敦重建，通过网络与沙特国内的支持者广泛联系，进而由非官方的人权组织演变为公开反对法赫德国王和沙特政府的政治组织。该组织谴责沙特政府的政治腐败和侵犯人权，主张建立独立于国王和政府的司法体系，强调财富分配的平等原则，实行伊斯兰立场的外交政策，强化国防力量。该组织认为，批评和建议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源于《古兰经》的规定，应当给予公民以言论自由的充分权利。该组织将欧莱玛区分为“觉醒的欧莱玛”与“出卖信仰的欧莱玛”，批评官方欧莱玛已经堕落为沙特家族的卫道士，呼吁官方欧莱玛履行捍卫经训的神圣职责，停止背离宗教原则而迎合政府。

1996年3月，“保卫合法权益委员会”发生分裂。穆罕默德·马萨里继续领导“保卫合法权益委员会”，倡导温和色彩的政治改革。萨阿德·法基赫另立门户，创建“阿拉伯伊斯兰改革运动”，反对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强调伊斯兰框架内的政治改革和非官方欧莱玛在沙特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成为激进倾向的宗教政治反对派组织。萨阿德·法基赫认为，现存的协商会议并不符合伊斯兰教的舒拉原则，协商会议应当成为高于国王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国王和政府应当对协商会议负责，欧莱玛的职责不应当局限于信仰的领域，而应当在政治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

90年代后期宗教政治的暴力化倾向

90年代初期，宗教政治反对派的政治活动主要表现为非暴力的民众请愿和创建温和色彩的政治组织。然而，沙特政府采取高压的政策，一方面强化新闻审查和舆论控制，另一方面实行警察政治，动辄对宗教政治反对派成员实施刑罚。

1992—1994年，沙特政府掀起大肆迫害宗教反对派的政治浪潮。内务部长纳耶夫亲王宣布，110名沙特王国公民由于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政治活动而被政府逮捕；反对派则称，被捕者超过千人。著名瓦哈卜派宗教学者萨勒曼·奥达和萨法尔·哈瓦里遭到囚禁，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反对派的重要成员欧萨玛·拉登被沙特政府取消公民资格。

90年代，沙特王国的死刑案例逐年上升。沙特政府处决的囚犯，1990年仅15例，1995年增至192例，其中不乏作为非刑事犯罪者的政治犯。2000年的国际人权组织白皮书宣称：沙特阿拉伯是世界上死刑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在过去的20年，共有1163人被沙特政府处死，而实际数字可能不止如此。

沙特政府采取的高压政策，导致国内政治气氛的日趋恐怖，激进政治反对派的暴力活动随之增多。1995年11月13日，美国驻利雅得军事机构发生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5名美国人死亡，37名美国人受伤。随后，名为“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改革运动圣战派”的激进组织声称对利雅得爆炸事件负责，要求美军撤出沙特阿拉伯。1996年6月25日，宰赫兰机场附近的胡巴尔美军机构遭到汽车炸弹袭击，19名美国人丧生，373人受伤。1995年11月利雅得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和1996年6月胡巴尔发生的炸弹爆炸事件，标志着宗教政治反对派开始诉诸暴力手段。

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反对派的激进代表人物是欧萨玛·本·拉登。1979年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后，欧萨玛·本·拉登潜入阿富汗，建立称作盖伊达的基地组织，开展抗击苏军的活动。海湾战争期间，欧萨玛·本·拉登反对美军进驻沙特阿拉伯，抨击沙特政府的亲美政策。1993年，沙特政府宣布冻结欧萨玛·本·拉登的银行资产。1994年，沙特政府取消欧萨玛·本·拉登的沙特阿拉伯国籍。此间，欧萨玛·本·拉登辗转巴基斯坦和苏丹，1996年进入阿富汗，继而发表声明，宣布对占领沙特阿拉伯的美国政府宣战，抨击沙特家族实行独裁专制和背离伊斯兰教的信仰，呼吁穆斯林发动针对沙特家族的圣战。“阿拉伯半岛的每个部落都有义务发动圣战，解放被占领的土地。”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

1962年10月，王储费萨尔以大臣会议首相的名义颁布“十点纲领”，阐述基本的施政框架，承诺筹建国家协商会议（majlis al-shura al-watani），依据经训的教诲、沙里亚的原则和正统哈里发的传统制定“基本法”，创办省区协商会议，完善地方政府机构，设立司法部，保障司法独立，完善司法体系，保障伊斯兰框架内的言论自由。同年11月，费萨尔宣布：“沙特阿拉伯的政府适应社会的进步而经历着逐渐完善的过程。国王的政府相信，目前需要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原则以及正统哈里发的实践，制定基本法，以规范国家的管理，规范政府的基本原则，规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规范国家的权力，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诸如在伊斯兰教和公共政策的框架内的言论自由。”所谓的“十点纲领”无疑包含着宪政制度的基本要素，“十点纲领”的颁布标志着沙特王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开端。

然而，费萨尔无意改革沙特王国的政治体制和实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所谓的“十点纲领”只是其与国王沙特角逐权力的政治手段。1964年10月费萨尔即位以后，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角逐告一段落，政治改革的进程随之搁置，“十点纲领”中关于政治改革的诸项承诺未能得到兑现。费萨尔明确宣布，沙特王国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可更改，沙特王国不需要新的宪法，因为《古兰经》是最好的宪法。费萨尔尽管在“十点纲领”中承诺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却在即位后不久实行更加严格的新闻审查制度。与此同时，沙特政府不断强化安全机构，旨在遏制反对派政治势力。国民卫队作为沙特政府控制民众的主要安全力量，由阿卜杜拉亲王直接统领，规模明显扩大。费萨尔当政期间颁布新的反罢工法，将对于煽动和组织罢工者的惩处由此前的监禁3—5年延长为监禁10—15年。60年代，苏联在中东诸国影响的扩大、纳赛尔主义的风行和共和制革命的高潮，严重威胁沙特王国的君主制度，促使沙特政府走上亲美的道路，与美国的广泛合作以及寻求美国的保护成为沙特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

费萨尔当政期间，一方面致力于在经济社会层面推动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不断强化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和独裁统治。沙特政府的诸多举措，与伊朗巴列维时代的白色革命以及埃及的纳赛尔主义颇具异曲同工之处。经济社会秩序的剧烈变化与政治制度的相对滞后之间的逆向运动，构成费萨尔时代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的突出现象。自70年代开始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民众政治运动的高涨，则是剧烈变动的经济社会秩序与相对滞后的政治制度尖锐对立的逻辑结果，集中体现沙特王国深刻的政治危机。

1979年麦加事件发生以后，政治改革再次提上议事日程。1980年1月，王储法赫德宣布，即将筹建国家协商会议和制定基本法，国家协商会议将与大臣会议共同行使国家权力，地方政府亦将重新组建，以保证民众的政治参与。同年3月，国王哈里德宣布成立由欧莱玛和内阁大臣组成的8人委员会，委派内政大臣纳耶夫亲王主持，负责筹建国家协商会议、制定基本法和改组地方政府；国家协商会议包括50—70人，由沙特政府任命产生，分别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参与制定基本法。

1984年底，法赫德国王在会见伦敦《星期天时报》记者时宣布，沙特政府正在筹建国家协商会议，国家协商会议的成员由沙特政府任命产生，国家协商会议的主要职责是通过表达民众意见和监督政府的方式，实现民众的政治参与。1985年4月，法赫德国王再次承诺成立国家协商会议。

1992年3月，法赫德国王主持召开大臣会议，正式颁布基本法、国家协商会议法和地方组织法，实行有限的政治改革。基本法明确规定：沙特阿拉伯是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阿拉伯语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语言，伊斯兰教是沙特阿拉伯的官方信仰，《古兰经》和《圣训》是沙特阿拉伯的永久性宪法，利雅得是沙特阿拉伯的首都，沙特阿拉伯实行君主制的政治制度，国家的统治权力属于沙特王国的创立者伊本·沙特的子孙。根据基本法，国家的根本职责是保护私有财产、捍卫伊斯兰教信仰、执行伊斯兰教法和保障沙里亚赋予的公民权利，国王拥有最高司法权和行政权，兼任大臣会议首相，有权任免副首相和大臣会议成员，有权解散大臣会议。基本法强调，沙特阿拉伯实行有限的司法独立和三权分立，国王决定法官的人选和任期，是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的最高裁决者。国家协商会议法规定：国家协商会议由60人组成（1997年改为90人，2001年增至120人），国家协商会议的成员由国王任命，任期4年，负责讨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解释法律和监督政府财政预算的执行情况，国家协商会议的决议须经国王批准方可生效，国王有权解散国家协商会议和决定国家协商会议的运作程序。地方组织法将沙特阿拉伯划分为13个省区，省区长官称作埃米尔，由内务部推荐而由国王正式任命，隶属内务部大臣，掌管省区内部的行政、财政、司法权力；省区设地方议会，行使资政的权力，省区长官兼任地方议会主席。

法赫德国王于1992年颁布的基本法不同于中东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制定的宪法，它沿袭沙特阿拉伯的传统政治制度，旨在通过法律的形式强化君主制和沙特家族的统治地位，并未涉及诸如保障公民权利、司法独立、议会选举以及组建工会和政党的现代政治准则。基本法规定的国家制度，尚未突破传统政治的基本框架。

1992年9月，法赫德国王任命前司法大臣穆罕默德·伊卜拉欣主持筹建国家协商会议。1993年8月，法赫德国王正式任命协商会议60名成员。协商会议成员主要包括部族首领和官方欧莱玛，其中约40%来自纳季德，约30%来自希贾兹，10%来自阿西尔、7%来自哈萨，1人具有什叶派的教派背景，反对派和妇女则被排除在外。国家协商会议分为8个专门委员会，会议的程序和内容受到严格控制。法赫德明确强调协商会议仅仅具有咨询的功能，沙特阿拉伯将延续君主制的政治制度，不会接受西方的民主政体；协商会议遵循伊斯兰教的协商原则，是民众政治参与的基本形式。1994年，协商会议召开会议29次，讨论议题45项。1995年，法赫德国王首次向协商会议提交政府预算报告。据沙特政府统计，第一届协商会议4年间召开会议103次，通过决议133项。1997年7月召开第二届协商会议，成员由60人增至90人。1999年7月，协商会议的专门委员会由8个增至11个。2001年召开第三届协商会议，成员由90人增至120人。

制定基本法和成立国家协商会议无疑构成90年代沙特王国政治改革的核心内容，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民众运动的日趋高涨以及沙特王室内部的权力角逐则是促使沙特王国推行政治改革的动因所在。然而，所谓的基本法纯系国王授意制定，徒具宪法的形式，却无宪法的实质。不仅如此，基本法强调君主制作为沙特王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强调沙特家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排斥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与基本法同时出炉的国家协商会议，表现为自上而下的过程，缺乏选举程序和必要的独立性，处于沙特王室的操纵之下，无法成为制约王权和实现民众政治参与的政治机构，形同虚设，与法国波旁王朝时期的三级会议颇显雷同。

基本法和国家协商会议的宗旨，在于巩固现存的政治秩序和强化君主制度，并非改变现存的政治秩序，无意限制王权和实现民主。法赫德国王则明确声称：“其他国家采用的民主制度并不适合海湾国家的国情。伊斯兰教是我们的社会和政治法律，是规范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宪法。”内阁作为国家权力的中枢机构，处于沙特家族的控制之下：国王法赫德兼任内阁首相，王储阿卜杜拉任第一副首相兼国民卫队司令，苏勒坦亲王任第二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沙特·费萨尔亲王任外交大臣，纳伊夫亲王任内务大臣，穆提卜亲王任公共工程与住房大臣。

前英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指出，90年代沙特王国的政治制度依旧沿袭伊本·沙特当政期间的传统模式。“在名义上，政策和措施由内阁即大臣会议讨论，并由大臣会议予以批准或否决。而在实际上，政策和措施的批准或否决的权力属于国王，大臣会议唯有遵从国王的意旨，坦诚的争执几乎是不可能的。”另一研究者认为：为数不多的资深王室成员负责制定沙特阿拉伯的国家政策，程序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和不公开的特点。90年代，国际社会亦有许多非官方的人权组织批评沙特王国的司法机构缺乏必要的独立地位，从属于国王和政府特别是内务部和司法部，指责国王随意任免法官和设立特别法庭。“司法机构实际上只是行政机构的一个部门，而行政机构是沙特王国唯一的权力机构。”无论行政机构还是司法机构，皆处于王室成员的操纵和控制之下，而王室成员和显贵家族凌驾于法律之上。

9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反对派政治势力无疑呈明显上升的趋势，反对派政治影响不断扩大，政治风暴的诸多征兆日趋显见，民众力量的崛起与沙特家族的独裁统治之间的激烈抗争则是政治风暴的源头所在。90年代初自上而下的官方政治改革和国家协商会议的建立，显然不足以平息民众广泛的政治不满。然而，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反对派来源各异，成分复杂，政治立场差异甚大。世俗政治反对派与宗教政治反对派错综交织，却因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以及克里斯玛式的政治领袖，难以形成广泛和稳定的政治联盟。是为90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区别于巴列维王朝覆灭前夕之伊朗的不同之处。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滥觞能否转化为政治革命，尚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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