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派系



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派系

伊斯兰革命造就了新兴的政治精英，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则是新兴政治精英的核心成分。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什叶派伊斯兰主义阵营主导伊朗政治舞台。霍梅尼的理论兼有现代与传统的什叶派宗教政治学说，旨在凝聚新旧社会阶层，建立广泛的政治联盟。然而，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并非浑然一体，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分别持不同的政治理念，在诸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伊斯兰革命开始于世俗知识界的发难，却结束于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进而导致下层民众政治力量的急剧膨胀，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政治运动随之经历了由温和向激进的转变。特定的政治环境决定了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社会的激进倾向，贫困的消除和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则是下层民众的迫切愿望。激进派来自欧莱玛的新生代，持左翼立场，具有民粹倾向，代表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诉求，致力于推动伊斯兰化的进程，倡导社会平等和经济自给，主张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通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实现伊斯兰教的公正原则，控制议会、内阁和司法机构，是德黑兰人质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激进派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致力于推动伊斯兰化的进程，强调伊斯兰价值观作为规范个人、社会和国家利益的最高准则，将伊朗视作世界伊斯兰革命的卫士和抵抗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和美国霸权主义的堡垒。激进派倡导社会平等和经济自给，主张强化政府的经济干预，实行国家的经济垄断、主要经济部门的国有化、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和进一步的土地改革，通过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实现伊斯兰教的公正原则，支持实施激进的外交政策、输出伊斯兰革命和通过战争手段推翻萨达姆政权。

相比之下，保守派持右翼立场，代表传统巴扎商人、地主和教界上层的既得利益，强调维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同时倡导自由经济和开放政策，反对政府的经济干预以及国家垄断、国有化和土地改革，在社会和文化领域持保守立场，强调与西方世界的必要联系，主张政治解决与伊拉克的战争，对输出伊斯兰革命持消极态度。

左翼激进派长期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右翼保守派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进而制约激进派主导的议会和内阁，否定议会通过的多项改革法案，霍梅尼则凌驾于左翼激进派与右翼保守派之上，实行折中的政策，调和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冲突。至80年代中期，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两伊战争、对外开放和经济政策成为双方对立的焦点，霍梅尼作为最高领袖兼有宗教政治权威和广泛民意基础，凌驾于激进派与保守派之上，维系着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平衡。然而，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加剧了伊朗经济形势的恶化程度，美国及西方的经济制裁明显压缩了伊朗发展经济的国际空间，石油收入锐减，经济萧条，物资短缺，失业率居高不下，导致伊朗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1988年的GDP仅仅相当于1974年的水平，工业连续6年负增长。国家主义和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并未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

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1989年霍梅尼去世，激进派随之逐渐淡出。1989年哈梅内伊出任最高宗教领袖后，保守派逐渐占据上风。与此同时，保守派与务实派在诸多方面分歧凸显。

哈梅内伊时期，伊朗政坛的保守派以捍卫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为核心政治理念，强调恪守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文化传统，强调现行政治体制的宗教性和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控制宪法监护委员会、专家会议、司法机构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宪法监护委员会主席阿亚图拉贾纳提、专家会议主席阿亚图拉麦什基尼、司法总监阿亚图拉叶兹迪以及具有西方世俗教育背景并长期任职于司法界的拉里贾尼，是哈梅内伊时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专家会议和宪法监护委员会是代表保守派势力的重要国家机构，坚持捍卫现行的最高宗教领袖制、反对实行西方民主制、反对以自由主义和民主改变宗教价值观的政治立场。1992年，保守派在第五届议会选举中胜出，控制议会多数席位。保守派强调捍卫革命原则和革命价值观，反对以自由和发展的借口威胁现行体制，宣称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政策将会毁掉革命事业，民主只是资本、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独裁，民主制是反动的制度，民主制的结果将是回到无知的时代，现行的最高宗教领袖制代表纯正的伊斯兰教，呼吁以暴力手段反对国内敌人和捍卫现行体制。1997年9月，保守派在其刊物上招募民兵，“弟兄们，战斗远未结束，战斗刚刚开始”。

务实派可谓脱胎于右翼阵营的第三种势力，游离于左翼激进派和右翼保守派之间，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反对口号式的革命政治，主张淡化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经济优先的政策，在经济方面倡导市场化、私有化和国际化，支持伊朗回归国际社会和世界经济体系，主张温和的外交政策和相对自由的社会政策和政治环境，改善国际环境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缓和与“反动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旨在克服两伊战争和伊斯兰革命后所谓准社会主义造成的经济困难在延续现行政治体制的前提下恢复伊朗经济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夫桑贾尼作为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宣布，早期伊斯兰时代的日子已经是遥远的往事，“今天我们生活在新的环境”。1991年3月，拉夫桑贾尼重申有必要让意识形态适应现实的需要，狂热的政治口号无法解决伊朗面临的现实问题，捍卫伊斯兰革命需要理性和符合逻辑的政策，伊斯兰革命与理性和符合逻辑的支持并不矛盾。1993年，拉夫桑贾尼再次强调，既要坚持革命的原则，又不能延续激进和狂热，我们不是教条主义者，我们不支持绝对主义。1993年伊斯兰革命14周年纪念日，拉夫桑贾尼发表讲话，强调政府取得的经济成就。拉夫桑贾尼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我们需要建设……物质的进步和经济的进步，以便不再有穷人……被剥夺者不再感到被剥夺……贫富差距每天都将缩小”。务实派无意抛弃伊斯兰革命的目标和全盘否定现行体制，而是在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框架下，重新诠释伊斯兰革命的内涵，进而在经济社会领域推行务实的新政策。

90年代中期，改革派作为新兴政治派系开始浮出水面，倡导法治、人权、公民社会、民主化改革以及温和外交政策，呼吁开放多元的政治改革，进而形成与保守派及务实派三足鼎立的派系格局。

世纪之交的伊朗无疑处于历史进程的十字路口，最高宗教领袖代表的伊斯兰体制与民选总统代表的世俗体制形成伊朗政治的二元结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政治博弈的焦点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性质、欧莱玛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主制、公民社会、多元化、法治、女权。改革派兴起的根源在于后革命时代现行体制存在的瑕疵和暗藏的危机所引发的社会不满，预示着政治目标的移动和偏离。另一方面，伊斯兰革命后建立的国家体制尽管具有威权的色彩，却无疑包含了民主的诸多元素，而改革派尽管倡导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原则，亦无意否定和取代现行国家体制。

如果说霍梅尼时期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的第一阶段抑或第一共和国，经历革命和战争的洗礼，拉夫桑贾尼时期作为伊斯兰共和国第二阶段抑或第二共和国，经历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秩序的重建，那么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斯兰共和国进入第三阶段抑或第三共和国，政治改革和社会进步成为此间的突出现象，而哈塔米成为新兴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1996年，改革派在第五届议会选举中胜出。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改革进程开始从经济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民主化提上改革的议事日程。相比于务实派致力于国民经济的重建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改革派致力于推动现行体制框架内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社会改革，推崇自由民主制、宗教多元化、公民社会、宪法至上诸多政治原则，进而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政治参与的范围随之逐渐扩大。西方观察家因此评价哈塔米“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毛拉，而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总统”，“并非代表官方宗教体制的最佳人选，而是风格完全不同的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主导现行神权体制的世界观”。更多的媒体评价哈塔米是“一个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是哈塔米的最明显的特征。然而，哈塔米无疑来自伊斯兰共和国现行体制之内，无论其从政经历，还是竞选申请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抑或当选后得到哈梅内伊的认可都可体现这一特点。1997年5月总统选举前夕，哈塔米宣布：“伊玛目霍梅尼提出的最高宗教领袖制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支柱，所有的伊朗公民都赞成最高宗教领袖制，所有的伊朗公民遵守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原则并在宪法的框架下规范自己的行为。”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在霍梅尼墓前的集会上表示：“我们向世界宣布，我们将延续伊玛目霍梅尼的道路……我们将坚持伊玛目霍梅尼的道路。”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并未导致伊斯兰共和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改变，哈塔米的改革举措并未突破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哈塔米并非代表反对派立场，无意否定现行政治体制。

伊朗现代史上先后经历两次西化，引进西方模式，由于脱离伊朗国情，均引发社会动荡。现行伊朗的政治结构兼有神权和民主的双重色彩，哈塔米所致力的改革旨在推动公民社会和法治所代表的民主制而淡化伊斯兰的神权体制，完善现行的民主体制和民主程序。哈塔米认为，与西方相比，伊朗的现代化进程起点不同，结局亦不相同。哈塔米强调，现代化模式并不具有单一性，而是表现为多样性。20世纪的伊朗经历三次现代化的实践过程：礼萨汗时代和巴列维时代西化模式的现代化以及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化模式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哈塔米试图实现“回归常态”的现代化模式。哈塔米认为，伊朗的现代化道路经历了巴列维时代的西化和霍梅尼时期的伊斯兰化两个极端模式，目前伊朗处于现代化进程的十字路口。哈塔米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主张开放政治空间、提高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对话。国际关系、贸易和商业、妇女和青年、新闻和艺术及其他文化事业，是哈塔米关注的重点领域。哈塔米在1997年就职演说以及其后发表的言论中，强调宗教不应成为自由的障碍，国家和民众必须遵守法律的准则，公民的尊严和权利应当受到保护，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应当对抗，伊朗政府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改善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真正的伊斯兰教与西方世界倡导的包括自由、民主和人权在内的政治原则并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然而，哈塔米改革的目标并非在伊朗推行西化，而是一方面宣称坚持伊斯兰原则，另一方面试图重新解读伊斯兰原则以适应变动的形势。哈塔米主张延续现行的神权体制，同时给神权体制注入新的活力。哈塔米强调，改革运动的驱动力来自伊斯兰革命之民主精神的回归。哈塔米在2001年竞选连任前夕的记者会上表示，改革运动旨在继承1906年宪政运动、1951年石油国有化运动和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传统，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实现人民的统治。2004年议会选举后，哈塔米公开强调国家体制的共和属性，抨击宪法监护委员会干预议会选举和阻止改革派的政治参与。不同于礼萨汗、巴列维和霍梅尼时代“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模式，哈塔米致力于“自下而上”的现代化模式即所谓的“第三种模式”，而现代化改革的动力来自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和民众参与的强烈诉求。

持左翼立场的激进派在霍梅尼时期活跃于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舞台，长期占据议会多数席位，主导内阁政府和司法机构。1989年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后，在政府机构清理激进派。在司法机构，激进派欧莱玛遭到哈梅内伊的排斥，保守派欧莱玛控制司法机构。1990年10月举行专家会议选举，包括议长卡鲁比和司法总监阿亚图拉哈勒哈里在内的激进派人士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进而排除于专家会议之外。与此同时，激进派议员抨击拉夫桑贾尼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损害被剥夺者利益，扩大贫富差距，背叛伊斯兰革命的初衷，亦质疑哈梅内伊作为最高宗教领袖的合法性。1992年举行第四届议会选举，包括议长卡鲁比在内的141名第三届议会议员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连任的资格，激进派落败，成为政坛的边缘势力。此后，激进派逐渐出现异化倾向，调整政治立场，淡化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倡导法治、公民社会、保护人权、民主化改革、温和外交政策，进而挑战最高宗教领袖制和神权体制，呼吁开放多元的政治改革，政治理念与哈塔米领导的改革派日渐趋同，直至于1997年总统大选期间融入改革派阵营。

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势必导致政治派别的分化和重组。进入新世纪，在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角逐之际，保守派阵营出现裂变，形成元老派与新生代之间的政治博弈，后者主张复兴霍梅尼主义的原则，具有世俗背景，强调捍卫下层民众即所谓被剥夺者的利益，致力于缩小贫富差别和实现社会公正，反对国内精英和政治腐败，旨在争取低收入选民的支持，进而区别于改革派和保守派，其经济社会纲领与霍梅尼时代的左翼激进派颇有异曲同工之处，可谓新左派，伊朗政坛称之为原则主义派。新左派的宗旨是致力于民粹主义，挑战欧莱玛的特权地位，反对国内精英政治和国外干涉，恢复伊斯兰革命的热情，实现霍梅尼的愿望，在马赫迪降临之前建立公正的伊斯兰社会。新左派的支持者主要是参加过两伊战争的退役军人，在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期间就读于大学，在哈塔米任总统期间步入政坛，反对腐败，渴望社会公正，与伊斯兰革命卫队及安全情报机构联系密切，不满于保守势力的特权地位，可谓保守派阵营的新生代力量。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均为霍梅尼的革命伙伴和教界人士，而艾哈迈迪内贾德作为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则是来自世俗阶层的新生代政治家。

艾哈迈迪内贾德1956年出身于德黑兰东南100公里的小城加姆萨尔附近的一个贫困农户。1957年，其父携家人移居德黑兰谋生。1979年革命期间，艾哈迈迪内贾德是追随霍梅尼的青年学生。两伊战争期间，艾哈迈迪内贾德加入伊斯兰民兵组织。1993—1997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出任埃尔比勒省长。此间，内贾德加入由老兵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奉献者协会，该协会旨在维护老兵及其家眷的利益。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艾哈迈迪内贾德退出政坛，从事学术和技术工作。2003年，艾哈迈迪内贾德重返政坛，当选德黑兰市市长。艾哈迈迪内贾德作为新左派的核心人物，强调回归霍梅尼时期的伊斯兰革命传统，倡导社会公正、重新分配财富、缩小贫富差别，外交方面持强硬立场。相比于保守派强调欧莱玛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特权地位，艾哈迈迪内贾德代表的新左派主张淡化欧莱玛的作用，强调什叶派穆斯林与伊玛目之间直至与安拉之间的精神沟通而无需欧莱玛的指引，表现为去欧莱玛化的宗教政治色彩。

伊斯兰共和国的政党政治

1979年颁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允许组建政党。在伊斯兰共和国初创阶段，来自世俗界和宗教界的诸多政治势力组建政党，角逐政坛，数量多达数十个。1979年12月，沙里亚特玛达里领导的穆斯林人民共和党由于抵制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的全民公决遭到取缔。1980年6月，霍梅尼公开谴责桑贾比领导的民族阵线，进而取缔民族阵线的合法地位。1987年5月，霍梅尼宣布取缔政党。

1988年8月两伊战争结束后，议会通过早在1981年制定而长期搁置的政党法。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一个月后，4个政党根据政党法获准成立，其中3个属于伊斯兰左翼派别。然而，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尽管宪法允许组建政党和其他政治组织，政党政治依旧被视作加剧社会对立和导致社会分裂的潜在隐患，鲜有政治组织获得官方批准使用政党的名义。阿亚图拉卡尼认为，欧莱玛作为信众之父，不适合加入政党。努里于1991年宣称，在伊玛目隐遁期间，最高宗教领袖拥有伊玛目和先知的权力，所有人的责任是遵从最高宗教领袖的意愿，最高宗教领袖政府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府，安拉之党抑或真主党是唯一可以接受的政党。

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后，多党制政党政治逐渐活跃，代表不同政治派别的诸多政党于此间浮出水面，其政治影响力逐渐显现。据官方统计，1997年初，只有6个政党和29个政治组织得到政府的承认。相比之下，至2000年初，合法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增至103个。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上升趋势，反映出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自下而上的进步，标志着民众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认同感的提高和社会结构的多元化。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后，伊朗政坛依然延续政党政治的多元化趋势。

伊斯兰共和党始建于1979年初，由阿亚图拉贝赫什提领导，巴赫纳尔、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均系该党的核心成员。伊斯兰共和党系什叶派欧莱玛的政治组织，基本纲领是宣扬伊斯兰价值观、推行伊斯兰教法和实现伊朗社会的伊斯兰化，旨在联合宗教势力对抗世俗自由派和左派，借助于宗教形式倡导激进的社会倾向，实现现代伊斯兰主义与下层民众的政治联盟，创建由什叶派欧莱玛抑或教法学家统治的伊斯兰社会。伊斯兰共和党在传统中产阶级和社会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很快发展为伊朗最大的和最有势力的政治组织，在许多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拥有独立的民兵武装。1979—1987年，伊斯兰共和党主导伊朗政坛。1981年6月，伊斯兰共和党遭受重创，包括贝赫什提在内的72位核心成员死于炸弹袭击，巴赫纳尔继任伊斯兰共和党主席，数周后，总统拉贾伊和总理巴赫纳尔死于炸弹袭击。此后，伊斯兰共和党实施高压政策，1981—1983年将其他反对派政党清除殆尽，形成一党制，自身随之失去政治活力。1987年5月，在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的建议下，霍梅尼宣布取缔政党，进而解散伊斯兰共和党。

“战斗的欧莱玛协会”（JRM）始建于伊斯兰革命前夕的1978年，旨在联合什叶派欧莱玛支持霍梅尼，在革命的进程中迅速发展。伊斯兰革命后，“战斗的欧莱玛协会”成员延伸到教界以外，分别来自左翼群体和右翼群体，包括不同的政治派别，核心人物包括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努里、拉里贾尼、卡尼、叶兹迪、巴赫纳尔。“战斗的欧莱玛协会”的宗旨是捍卫伊斯兰革命事业、宣传伊斯兰主义和强化宗教机构。然而，“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并未以政党自居，既未申请官方的承认，亦无官方的组织机构，缺乏完整的组织体系、明确的思想纲领和必要的共识，政治观点分歧甚大。1981年贝赫什提死后，“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内部左翼派别与右翼派别之间的分歧日渐凸显。1987年伊斯兰共和党被取缔后，“战斗的欧莱玛协会”成为伊斯兰共和国政坛最重要的政治组织。1988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内部的左翼派别另立门户，“战斗的欧莱玛协会”成为右翼保守派组织。“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倡导市场经济，标榜代表被剥夺者的利益，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持保守派立场，与巴扎上层联系密切，支持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1992—1997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在议会和政府机构占据主导地位。1997年、1999年和2000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在总统选举、地方选举和议会选举中落败于左翼势力，此后在政坛逐渐衰落。2002年总统选举中，“战斗的欧莱玛协会”放弃提名总统候选人。2003年地方选举和2004年议会选举中，“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再度沉默于政坛。

1988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的27名左翼人士，包括卡鲁比、塔瓦索里、霍伊尼哈、萨奈伊、哈勒哈里、哈塔米以及霍梅尼之子艾哈迈迪，创建“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MRM）。此后10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与“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之间分歧逐渐扩大，直至在1997年总统选举期间形成对立的态势。“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代表新生代欧莱玛的诉求，在80年代主张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社会下层的补贴金、公正的财富分配，进入90年代，反对拉夫桑贾尼政府推行的新经济政策。哈梅内伊时代，“战斗的欧莱玛协会”与“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均承认最高宗教领袖制的合法性，区别在于前者代表保守派的政治立场，主张最高宗教领袖不受民众选举的限制和监督，哈梅内伊具有凌驾于选民之上的绝对权力，而后者强调国家体制的共和属性和民众主权，试图将国家主权和共和制置于最高宗教领袖制之上，主张最高宗教领袖不应超越宪法和法律，哈梅内伊的绝对权力侵犯宪法的民主原则，进而强调：“国家的所有栋梁，包括最高宗教领袖在内，其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共和的原则”，“没有民众的选票，就没有政府的合法性”，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最高宗教领袖必须尊重民众选举的政府权力。“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认为，所有国家权力都源于共和制；宪法规定治理国家的基本权力属于民众，最高宗教领袖只有在得到民众的接受的情况下，其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国家的所有栋梁，包括最高宗教领袖在内，其权力的合法性必须来自共和的原则”，“没有民众的选票，就没有政府的合法性”。“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在1992年议会大选中落败，继而淡出政坛，直至1997年总统大选期间融入改革派阵营。

拉夫桑贾尼在左翼人士脱离“战斗的欧莱玛协会”和组建“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后，留在“战斗的欧莱玛协会”。然而，“战斗的欧莱玛协会”逐渐转向保守立场，反对拉夫桑贾尼的经济社会政策和自由主义倾向。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前夕，拉夫桑贾尼另立门户，试图打破“战斗的欧莱玛协会”操纵议员提名的局面，建议其支持者以“战斗的欧莱玛协会”的名义参与竞选活动，遭到“战斗的欧莱玛协会”主席和时任议长努里的反对。随后，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包括拉夫桑贾尼政府的2位副总统以及多名内阁部长和德黑兰市市长，创建新的政党，名为建设公仆党（Kargozaran）。建设公仆党持现代右翼立场，强调经济重建，致力于推动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国际化在内的经济改革进程，旨在捍卫拉夫桑贾尼的改革进程即所谓的“调整政策”。1996年，建设公仆党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伊斯兰光荣”“持续重建”“发展伊朗”。保守派抨击建设公仆党提名政府官员竞选议会席位系违法行为，哈梅内伊并未直接谴责建设公仆党，却宣布禁止内阁部长竞选议会席位，拉夫桑贾尼则宣布保持中立而避免介入不同派系的竞选提名之争。建设公仆党呼吁修改宪法以便拉夫桑贾尼继续竞选总统的第三个任期，确保经济改革的延续。该党属于代表社会上层的精英政治集团，成员多为政府官员，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缺乏下层社会基础。该党主要关注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致力于推动城市化和国际化。该党倡导法治，谴责以暴力方式迫害政治反对派，倡导经济重建，强调经济的落后是革命和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而政治自由化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政治自由化包括多元化和多党制以及法制框架下的新闻自由。该党强调理性高效强势的政府以代表民众的利益和诉求，淡化宗教学者的治国特权，倡导介于独裁体制与民主政治之间的专家治国，被保守派视作背离伊斯兰革命的原则。该党认为，宗教学者和神权机构作为政府的盟友，应当从属于政府，而不是保守派主张的政府从属于宗教学者和神权机构。该党主张在民众主权的框架下接受最高宗教领袖制，认为最高宗教领袖作为领导人源于民众的选择而不是安拉的钦定，最高宗教领袖须根据宪法行使权力，最高宗教领袖的权力源于宪法的规定。该党主张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容忍和宽松。德黑兰市市长卡尔巴什奇和内阁新闻部长穆哈杰拉尼推行上述主张，引发保守派的反对。1998年，卡尔巴什奇被判处5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10年。2000年，穆哈杰拉尼被迫辞去内阁职务，2005年被剥夺竞选总统的资格。

“伊斯兰革命圣战组织”（SMEI）始建于1979年4月，系7个小组织合并而成，具有左翼政治倾向。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初期，该组织作为霍梅尼的支持者曾经在军队、情报机构、内阁和议会占据重要位置。1982年以后，该组织逐渐衰落，成员退出军政机构，至1986年被解散。1991年10月，“伊斯兰革命圣战组织”重建，继而成为激进派在第四届议会中的核心势力。1994年，该组织创办期刊，讨论诸如政治体制、权力集团、国家与宗教的关系、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之类的敏感话题，颇具政治影响，引发国内的新政治思潮和民主化思想，直至2002年3月被政府查封。该组织强调最高宗教领袖制是先知的事业的延续，致力于捍卫伊斯兰宪政制的共和性和反对保守派的专制，强调民众的参与是伊斯兰共和国的基石，国家的伊斯兰性源于共和性，因此失去共和性的政府意味着失去了伊斯兰性，任何否定国家共和性的企图都是反动的和反革命的行为，坚持教法学家的集体监护权，坚持民主的选举是伊斯兰政府的基础，强调通过议会选举实现政治参与。1996年6月，“伊斯兰革命圣战组织”与亲拉夫桑贾尼的务实派组成议会联盟，名为议会的真主党联盟。1997年大选以后，该组织成为哈塔米政府的重要合作者。该组织的存在，推动了改革派阵营的形成。该组织具有明显的世俗色彩，没有来自欧莱玛的成员，支持者大都来自政治家和知识界，强调发展工业和遏制传统商业贸易。2002年，库姆神学家协会宣布该组织违背教义和亵渎宗教。2004年，该组织被剥夺参与竞选议会席位的权利。

伊斯兰联盟党（MO' talefeh）成员来自传统保守派，始建于1963年霍梅尼被捕入狱之时，伊斯兰革命期间得到德黑兰和伊斯法罕的巴扎阶层的支持，后并入伊斯兰共和党。1987年伊斯兰共和党解散后，伊斯兰联盟党开始在伊朗政坛独树一帜，核心人物包括卡尼、麦什基尼、努里。1981—1997年，该党成员5人出任内阁职位，数人当选议员，代表富商利益。该党抵制具有左翼色彩的政府干预的经济政策，是伊斯兰革命后国有经济战略的最重要的对立面，1983年该党两名部长因此辞职。与此同时，该党支持改革派的经济主张，后者呼吁修改宪法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相关条款。在政治上，该党支持神权体制和宗教合法性的权威地位，反对宗教多元化的政治体制。90年代后期，该党势力削弱。1996年大选，尽管保守派获胜，但该党3名核心成员落选议员。2000年大选，该党再次落败。2004年大选，保守派联盟拒绝提名该党领导人竞选议会席位。在同年召开的该党大会上，新生代取代元老派成为新的领导层。该党主要依靠教界的支持，而教界素来在经济上依靠巴扎商人，而并非依赖于政府，由此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伊斯兰革命后，教界主体依旧与政府处于若即若离的状态。该党致力于支持教界倡导的文化和慈善事业，赞助宗教学校和清真寺。

“伊斯兰伊朗参与者阵线”（Mosharekat）始建于1998年8月，1999年2月在地方选举中胜出，2000年2月第六届议会大选中再次胜出，赢得67%的选票，占据议会多数席位。2004年第七届议会大选前夕，该党的所有候选人均被宪法监护委员会剥夺竞选资格，导致该党被迫退出议会竞选。该党具有自由民主的倾向，被视作左翼倾向的社会民主党。该党创始人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记者110人，自称宗教改革派知识分子。该党内部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具有宗教色彩的传统左翼，二是倡导世俗民主化的中右翼改革派，三是政治化的知识分子，其中后者持务实和自由的观点，具有温和的宗教色彩，是该党内部最有政治潜力的倾向。该党代表新生代的政治诉求，在游离于政治舞台边缘的诸多群体，特别是在女性和青年中具有影响力。2000年大选前夕，该党的竞选宣言强调遵循霍梅尼的道路和致力于发扬伊斯兰革命的民主精神，呼吁废除特别宗教法庭、修改新闻法和保障言论自由、取缔新闻审查制度。该党在2000年提出的竞选口号是“伊朗属于全体伊朗人”，主张公正和自由，倡导改革、自由、福利、公正和精神价值，强调改革源于伊斯兰革命而不是反对伊斯兰革命。该党抨击右翼保守势力恪守的神权体制背离伊斯兰革命的传统，强调改革运动的驱动力来自伊斯兰革命之民主精神的回归。该党致力于政治改革，呼吁根据社会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重新思考和评判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文化、政治体制和政治标准，强调自由民主制是唯一适应形势变化的政权体制，主张保障公民权、议会代表民众意志、宪法至上和法治社会、建立透明和责任制政府作为改革运动的核心目标。该党认为，改革派的兴起标志着伊斯兰革命运动正在转化为理性、务实的政治运动。该党主导的第六届议会致力于提高公众权力和民众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力，质疑宗教领袖凌驾于宪法之上所行使的绝对权力。该党认为，现行的宪法在权力结构和权力体制的规定方面存在瑕疵，然而改革的进程可以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逐步推进；目前国家的缺陷在于缺乏宪法至上和司法公正的实践。该党认为，民主化进程在于调整权力结构和实现权力制衡。该党于2003年10月召开第五次大会，强调其基本原则是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以和平的方式争取民主，反对以否定现行政治体制为目标的激进的政治运动。该党于2004年7月召开第七次大会，重申政党政治和公民社会作为表达民众诉求和实现民众参与的基本手段，倡导宗教在公共领域和私人生活的广泛作用，同时反对国家政治领域的宗教特权，认为诸如最高宗教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等宗教机构所行使的权力应当建立在法律和政治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反对混淆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主张实现宗教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分离。

“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Abadgaran）缘起于保守派阵营的分化和裂变，代表保守派阵营内部新生代的政治诉求，核心人物是艾哈迈迪内贾德。1999年安全机构对于学生示威的镇压，引发青年一代对于现行秩序的强烈不满，政治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于2003年地方选举中首次浮出政坛，赢得德黑兰议会30个席位，在德黑兰议会中取代改革派的主导地位。2004年议会大选，“伊朗伊斯兰建设者联盟”再次胜出。该党的宗旨是维护革命和两伊战争期间老兵的权益，依托德黑兰南部贫民区，属于保守派阵营具有改革倾向的新生代，抨击政府腐败瑕疵，挑战欧莱玛的特权地位，呼吁在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框架下改革行政体制。什叶派欧莱玛系职业群体，却非浑然一体的政治集团。保守派可谓政治化的欧莱玛的代表，更多的教界人士游离于政治舞台的边缘，两者不可一概而论。该党反对政治化的欧莱玛抑或保守派欧莱玛把持和垄断国家权力，在非政治化的教界人士中不乏支持者。该党主导的议会，自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出现非教界人士出任议长的局面。该党与保守派均主张现行的神权体制即最高宗教领袖制。然而，保守派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神权和宗教，强调信仰至上。相比之下，该党强调国家的合法性来自物质平等基础上的社会公正，更加关注诸如就业、收入之类的民众物质生活，具有务实派和国家主义的倾向。

“阿克巴尔沙”与拉夫桑贾尼政府的新经济政策

两伊战争的结束和霍梅尼的去世，无疑是务实派浮出政坛的历史契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实行战时经济。两伊战争结束后，经济改革势在必行。拉夫桑贾尼的施政举措，缘起于此前10年间的经济萧条。相比于70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80年代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人均收入大幅下降，1989年失业率达到15%，通货膨胀率达到29%，引发社会不满情绪蔓延，形成对于官方的巨大压力，振兴国民经济成为伊朗社会的强烈需求。拉夫桑贾尼政府面对挑战，认识到革命的理论和政策无法解决上述问题，提出在革命的框架下实现发展的建议。拉夫桑贾尼1989—1997年任总统期间，致力于两伊战争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重建，改革霍梅尼时代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实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调整货币汇率，放宽外汇交易，建立自由贸易区，吸引流亡海外的企业家回国投资，逐渐恢复巴列维国王时代制定和实施、革命期间遭到否定和被迫中断的发展计划，其中包括工业化、城市化、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被时人戏称为“阿克巴尔沙”。

拉夫桑贾尼政府实现经济变革的手段是制订所谓的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与巴列维时代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出一辙。然而，拉夫桑贾尼制订的五年计划与巴列维时代的不同之处在于强调私人经济；由于此间的国家财力远不及巴列维时代，需要借助私人财力，拉夫桑贾尼政府积极倡导私有化，主张扩大私人投资和国外投资。1989年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90—1994）规定了私有化的法律框架，计划出售约800家国有企业。同年，拉夫桑贾尼政府重开德黑兰股票市场，作为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途径。1994年制订的第二个国民经济五年发展计划（1995—1999），继续明确经济市场化的政府导向。与此同时，拉夫桑贾尼政府致力于改善国际环境，反对输出伊斯兰革命，修补国际关系，争取国际援助，鼓励伊朗经济融入全球化的世界市场体系。1990年，拉夫桑贾尼表态支持科威特反对伊拉克入侵，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得到改善。1996年，拉夫桑贾尼政府首次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拉夫桑贾尼的总统任期即1989—1997年，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进程的重要转型期，在原有革命体制延续的同时，改革趋势逐渐显现，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均呈剧烈变动的态势，革命和战争的狂热逐渐让位于国家构建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激进组织的意识形态、高压、封闭、输出伊斯兰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让位于经济增长、稳定和繁荣，可谓伊斯兰共和国的“热月”阶段，“第二伊斯兰共和国”由此得名。如果说“伊斯兰威权主义”构成霍梅尼时期的突出特征，那么拉夫桑贾尼出任总统期间可谓从“伊斯兰威权主义”向“伊斯兰实用主义”转变的阶段。

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的最初3年即1989—1992年，官方逐渐放松对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控制。与此同时，拉夫桑贾尼试图调和现代国家的理念与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强化国家机构的权力，解决伊斯兰革命后形成的教俗二元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厘清革命机构与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高效率的技术专家型政府。拉夫桑贾尼主张，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应当致力于改善经济环境，在避免与保守势力冲突的前提下稳步推动政治改革，预示着伊朗政治开始偏离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伊斯兰化的意识形态。在此基础上，拉夫桑贾尼政府重视发展高等教育，投资创办新的高等学校，鼓励私人投资高等教育，同时淡化大学校园的革命色彩和意识形态狂热程度，着力培养国家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1987—1992年，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增长两倍；1992—1997年，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再度增长一倍，超过120万人。1991年，伊朗政府代表团在纽约与450余流亡北美的伊朗学者以及巴列维时代的富商聚会，鼓励他们回到伊朗参与拉夫桑贾尼启动的经济改革，承诺返还革命期间没收的私人财产。巴列维时代的许多政府管理者在80年代初遭到清洗，此时得以重新回归政府机构，曾经遭到清洗的学者重新回归大学和研究机构并参与政府决策。80年代的政府座右铭是“我们需要的是意识形态上的奉献者”，相比之下，90年代的政府座右铭是“我们需要的是作为意识形态奉献者的专家”。

拉夫桑贾尼被其支持者称作“发展的领航者”。然而，由于激进派和保守派相继占据议会多数席位，拉夫桑贾尼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面临巨大的阻力，其对于发展所做的承诺即经济自由化纲领的实施处于摇摆的状态，私有化进程十分缓慢。在拉夫桑贾尼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施政阻力主要来自激进派占据多数席位的第三届议会。拉夫桑贾尼政府强调经济优先的施政理念，激进派抨击务实派假借发展经济的名义投靠西方世界，指责务实派的经济政策将会使伊朗偏离革命的方向直至丧失政治独立和文化独立。另一方面，激进派的经济目标是改善下层民众生活和提高伊朗的经济独立性，要求政府控制外贸和向富人增加税收，反对去国有化，反对吸引私人投资，反对向国外借贷，反对赤字经济，抨击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资金组织是西方霸权和侵略的工具，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与国内外富人沆瀣一气，损害被剥夺者利益，背叛伊斯兰革命的初衷。激进派人士穆赫塔沙米在90年代初表示，拉夫桑贾尼并未兑现当选总统时的承诺，富人享有越来越多的福利而穷人的境况甚至不及从前，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形势甚至不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激进派人士哈勒哈里表示，巴列维国王的胡韦达首相执政期间，至少物价稳定，而现在的物价每个小时都在上涨。激进派与务实派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国内政策的严重分歧，而外交政策的分歧则是两大阵营国内政策分歧的延伸。务实派反对口号式的革命政治，强调经济优先的政策，倡导改善国际环境和与西方世界的关系以及缓和与“反动的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拉夫桑贾尼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随着激进派淡出政坛，保守派占据第四届议会多数席位，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务实派所谓的政策调整尽管局限于经济领域，却成为体现其与保守派政治分歧的重要形式。拉夫桑贾尼的施政理念引发保守派的反对和抵制，后者抨击拉夫桑贾尼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偏离伊斯兰革命的原则和方向。伊斯兰共和国首任总统巴尼萨德尔曾说：“我们考虑的是如何增加生产，而霍梅尼考虑的是如何提升信仰……同样，拉夫桑贾尼当选总统后，强调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主张经济改革优先于政治改革，致力于推动从政治革命向经济发展的转化，而哈梅内伊却强调捍卫宗教原则和伊斯兰革命的优先地位。”哈梅内伊则表示，如果我们只是迷恋于经济增长而忽略道德提升，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与此同时，务实派主导的政府与保守派控制的议会之间形成对立状态。拉夫桑贾尼政府在1994年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由于保守派主导的议会的阻挠，搁置一年无法通过。

霍梅尼去世后初期，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尽管不无分歧和矛盾，却不得不相互支持和彼此妥协，共同应对来自左翼的挑战。1984年，哈梅内伊称赞拉夫桑贾尼是“最勇敢、最有智慧的人”，祈求安拉赐福拉夫桑贾尼。1992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明确表达了对拉夫桑贾尼的支持：“以往的历届总统怎能与拉夫桑贾尼相比？……以往的历届总统中何人像拉夫桑贾尼那样受到霍梅尼的信任，何人具有像拉夫桑贾尼一样的革命经历？”“拉夫桑贾尼是霍梅尼最亲密的伙伴，是伊斯兰革命的中流砥柱。”1993年拉夫桑贾尼连任总统后，哈梅内伊再次称赞拉夫桑贾尼的品格和作为。另一方面，拉夫桑贾尼表示，自己与哈梅内伊是亲密无间的革命战友，具有长达40年的共同的革命经历，“我认为他（哈梅内伊）是最合适的最高领袖人选，谣言蜚语只是别有用心的人的猜忌”，“现在和过去一样，当离开他的时候，我感到势单力孤，我对他的信任始终在增强”。然而，随着务实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逐渐扩大，拉夫桑贾尼与哈梅内伊的关系悄然改变。拉夫桑贾尼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与哈梅内伊保持合作的关系，寻求最高宗教领袖和宪法监护委员会的支持。1993—1997年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哈梅内伊转向支持保守派议长努里一方，拉夫桑贾尼的施政权力受到削弱。1996年第五届议会选举前夕，拉夫桑贾尼结束了与保守派的政治联盟，试图遏制伊朗陷于“最高宗教领袖的独裁”。1996年9月，副总统穆哈杰拉尼呼吁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修改宪法第114款，以便拉夫桑贾尼继续竞选下一任总统，遭到最高宗教领袖的否决。

1988—1992年，伊朗进口额从80亿美元上升为230亿美元，4年间累计进口额达到720亿美元，其中40%来自外债。1989年拉夫桑贾尼大选总统时，伊朗外债仅为60亿美元，至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即1993年，外债增至300亿美元。偿还外债成为伊朗政府的沉重负担，激进派指责拉夫桑贾尼政府经济战略的实施后果导致外债负担过重、物价持续上涨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而其最大受害者是下层民众。据官方的保守数字，1992—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2%。物价指数的上涨，导致骚动指数的上涨……1993年大选，拉夫桑贾尼的支持者提出的竞选口号是：“每一张选票都是射向伊斯兰革命的敌人的子弹”，其对手则反唇相讥：“通货膨胀率的指数是射向愤怒的被剥夺者腹中的子弹”。1994年，拉夫桑贾尼的新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负责遏制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司法部颁布严厉措施打击奸商，然而效果不佳。此外，失业率上升，物资短缺，里亚尔贬值，贫富分化凸显。与此同时，包括官员和议员在内的富人生活优越，享受着伊斯兰革命的成果。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下层民众不满情绪呈上升趋势，批评政府的声音渐大。在被剥夺者看来，伊斯兰革命如果不是背叛了自己，至少是抛弃了自己。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下层民众的不满。保守派阵营的专家会议主席阿亚图拉麦什基尼表示，腐败现象不仅损害国家经济，而且玷污现行体制的尊严。保守派阵营的议长努里表示，腐败行为如不制止，将会直接威胁伊斯兰革命。拉夫桑贾尼在1989年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为94.5%，在1993年总统大选中的得票率下降为63%，预示着民众对于拉夫桑贾尼政府经济政策的不满和务实派选民支持率的大幅下降。

哈塔米政府的改革举措

拉夫桑贾尼的自由化经济改革，势必涉及社会和政治层面。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期间，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回归和私人经济的活跃，社会环境逐渐宽松，官方对于个人行为和社会活动的控制开始削弱，中产阶级呈上升趋势，持不同政见的教界、学生、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白领逐渐形成松散的政治联盟。“如果说1979—1989年的第一次伊斯兰革命以民粹主义为标志性特征，1989年以后的第二次伊斯兰革命以中产阶级的复兴为标志性特征，进而形成伊朗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催生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政治自由和公民权成为中产阶级的诉求。”

经济改革孕育了政治舞台的新生代，催生出政治改革的社会诉求，政治派系随之出现新的组合。1997年总统大选标志着改革派作为代表新生代和新兴社会阶层之政治诉求的新兴政治派别浮出水面，而哈塔米当选总统成为改革派的改革思想付诸实践的转折点，革命后出生的年轻人成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伊朗政坛开始形成改革派阵营与保守派阵营之间的明显分歧和对立，权力斗争趋于白热化。然而，1997年哈塔米当选总统并未导致伊斯兰共和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改变，哈塔米的改革举措并未突破现行政治体制的基本框架。哈塔米并非代表反对派立场，无意否定现行政治体制。

1997年竞选总统期间，哈塔米以自由派和改革者的形象登上伊朗的政治舞台，被选民寄予改革现行体制的厚望。1997年5月哈塔米当选总统，标志着伊朗政治发展历程的新阶段抑或伊斯兰革命传统的偏离。哈塔米致力于推动法治、鼓励政治和文化的讨论、完善公民社会、扩大社会自由、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在1997年总统就职演讲中，哈塔米屡屡强调坚持公正、反对独裁和促进公民自由，其间30余次提到人民，却没有一次提到最高宗教领袖制，只有一次提到哈梅内伊是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共和国领导人。为此，阿亚图拉贾纳提告诫哈塔米，总统的义务是依次忠于安拉、先知、十二伊玛目、最高宗教领袖、人民。阿亚图拉叶兹迪警告，最高宗教领袖是伊斯兰社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力。阿萨杜拉·巴达姆齐安声称，哈塔米赢得2000万张选票，并非其个人的功绩，而是最高宗教领袖授意所为的结果。上述意见的共同之处在于强调伊斯兰共和国的最高权力属于最高宗教领袖，而不是属于2000万选民支持的总统。

1997年8月，哈塔米在议会发表就职演说，重申反对独裁，坚持公正，促进公民自由，强调“政府是民众的仆人，而不是民众的主人”，将在伊斯兰教和宪法的框架内允许不同的言论和思想，捍卫伊朗的尊严，支持穆斯林世界的被压迫者，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哈塔米强调新的内阁成员的观点不会与最高领袖相左，然而他却在保守派控制的专家会议上表示，宪法是国家政体的最高制度，最高宗教领袖制是宪法规定的政治制度，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最高宗教领袖应当在宪法的框架下行使权力。

1998年2月，哈塔米援引宪法第113款关于实施宪法是总统的职责之规定，任命组建宪法实施与监督委员会。2001年10月，哈塔米作为宪法的保护者卷入宪政冲突，指责司法机构践踏宪法赋予的议员豁免权。2002年8月，哈塔米重申自己不仅是政府的首脑，也有捍卫宪法的权力和责任，伊斯兰民主制和民众主权并非政治口号。同年9月，哈塔米表示，尽管总统有履行宪法的职责，然而宪法给予总统的权力却十分有限，呼吁议会修改宪法的相关条款，给予总统更大的权力，以便总统在宪法、宗教和民众意愿的框架下履行职责。随后，负责法律和议会事务的副总统阿卜塔希向第六届议会提交两份议案，要求修改宪法，削减宪法监护委员会监督选举和审查候选人资格的权力，同时要求扩大总统权力，给予总统警告和惩处行政、司法和立法机构官员的权力，成立专门委员会否决法庭裁决，授权总统调查隶属于最高宗教领袖的相关机构的违宪行为。

人权和公民权问题是改革派关注的焦点之一。改革派呼吁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完善人权和公民权基础上的公民社会，特别是打破宗教界限，保障持不同政见者享有合法的人权和公民权，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发出不同于官方的声音。改革派认为，是否保障持不同政见者的合法权利，是区分民主与独裁的标志，而持不同政见者的批评声音得到官方的容忍和接受，则是自由的标志。哈塔米表示，自己的政府致力于推动构建自下而上的非政府组织和完善公民社会，认为政府建立的组织如同花瓶中没有根基的人造花朵，包括政党在内的政治组织应当植根于社会层面和具有深厚的民众基础。

哈塔米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非政府组织出现长足发展，政党政治日趋活跃。哈塔米执政末期的2003年，非政府组织达到2500个，2004年，政党数量上升为114个。哈塔米时代非政府组织和政党政治的上升趋势，反映出公民社会和民主化之自下而上的进步。与此同时，哈塔米政府积极推动完善选举政治和扩大民众政治参与。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地方事务的管理权属于选举产生的地方议会，然而由于国家统治者担心地方选举导致局势失控，此项条款长期流于形式。1999年2月，伊朗举行首次地方议会选举，体现出改革派在推动草根层面民主化的努力，被视作打破精英垄断国家权力和把持政治舞台的重要手段，亦为进一步的全国性大选奠定了基础，同时提供了民族宗教少数派实现政治参与的法律形式。

早在1992年，哈塔米由于推行自由化和放松新闻审查，引发保守派主导的第四届议会的不满，被迫辞去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的职务。哈塔米于1997年当选总统后，解除诸多的新闻限制，鼓励通过媒体发出民众的声音，所有关于政治的讨论统称“对话”，允许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实行的若干政策，自由、民主、法治、妇女权利甚至最高宗教领袖制度成为诸多媒体讨论和争执的焦点话题。哈塔米政府的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掌管新闻审查和文化政策，支持电视台引入国外卫星频道。哈塔米政府放宽对于报刊、艺术和电影的控制，新思想随之不断浮出。媒体开始关注以往所禁止的话题，谴责政府失误、官员腐败、政治压迫，倡导公民权和多元化的政治理念。据统计，1997—2003年，媒体机构从591家上升为2622家。2003年，私人期刊1931家，占全部期刊的80%。报刊种类的增多和媒体的活跃，反映出此间政治环境的变化。

哈塔米当选总统之际，伊朗经济形势并不乐观：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率持续上升，贫富差距明显，私有化进程搁置，经济萧条。2003年一份杂志报道：“伊朗拥有世界上9%的石油储量和15%的天然气储量，人均收入却低于革命前7%，每年有高达30亿美元的资金流失国外。”哈塔米的经济战略重点，是打破国内保守派特权集团对于市场的垄断，鼓励私人投资，改善孤立的国际环境和结束西方的经济制裁进而吸引国外投资和扩大投资规模。1998年，哈塔米政府提出经济振兴计划，包括提高就业率、打破经济垄断、限制基金会、增加外资投入、推动国有化、扩大非石油产品出口。哈塔米政府于1999年制订的第三个五年计划（2000—2004），强调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文化环境、国际环境之间的联系，进而强调健全法治和保障人权，延续伊斯兰革命后的传统原则即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控制通货膨胀、扩大就业、鼓励私人经济。哈塔米政府于2004年制订的第四个五年计划（2005—2010），强调经济私有化，鼓励国外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投资以往处于政府垄断之下的主要经济领域，包括通信、公共交通、矿产开采、重工业、石油、化工和电力项目。哈塔米政府向议会提交《吸引和保护国外投资法》和《外商投资促进和保护法》，降低进出口关税，建立免税区，允许外商投资德黑兰股票交易市场。2004年，改革派主导的第六届议会通过相关法案，强调推动经济私有化、开放化和国际化，向国外资本开放投资领域，鼓励吸引国外投资，允许私人投资金融、保险和大型工业项目。

哈塔米当选总统后，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得到明显的改善，特别是与欧盟以及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哈塔米多次访问欧洲国家，同时也有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访问伊朗。国外企业投资伊朗，与伊朗石油、天然气、通信、家电和汽车领域的诸多企业开展合作。2002年通过的法律，进一步放宽了对于外资的限制。哈塔米在接受国外媒体采访时表达了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愿望，希望同美国展开文化交流。1998年11月27日民众走上街头庆祝伊朗足球队入围世界杯决赛，表达了对于结束伊朗在国际社会孤立状态的诉求和愿望。

改革派的兴起无疑是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最重要的政治进程，标志着伊朗社会的多元化趋势和政治舞台的深刻裂变，不同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由此引发尖锐的政治分歧和激烈的政治博弈。另一方面，所谓的改革派运动并非政治革命，而是表现为后伊斯兰革命时代渐进的社会变革。哈塔米的改革运动无疑开启了后伊斯兰革命时代伊朗历史的新阶段，然而哈塔米的改革思想转化为改革的现实尚不具备成熟的条件，保守派的政治势力尚且根深蒂固，改革派尚不足以在短期内撼动保守派的社会根基。

政治改革的阻力

1997年总统大选的日子被誉为“德黑兰之春”，改革派阵营尽管在选举中节节胜利，却明显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必要的内部凝聚力。相比之下，保守派阵营尽管在选举中陷入全面被动的局面，却具有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内部凝聚力。鉴于伊朗特定的政治体制，哈塔米作为总统犹如一把“无刃的刀子”（巴扎尔甘语），其推行的政治改革面对来自保守派的巨大阻力，举步维艰。哈塔米深知保守派势力在伊斯兰共和国政坛根深蒂固，恪守避免与保守派及现行体制直接冲突的红线，试图争取与保守派主导的议会保持合作。哈塔米于1997年当选总统后，向保守派主导的议会提名22位内阁成员，分别来自改革派、务实派和保守阵营。哈塔米提名的文化与伊斯兰指导部部长穆哈杰拉尼，由于其自由化的观点以及主张改善与美国的关系，一度遭到议会保守派的抨击。尽管如此，哈塔米提名的22位内阁成员全部获得议会批准。哈塔米于2001年连任总统后，新内阁成员的提名兼顾改革派、务实派与保守派，来自保守派阵营的国防部长沙姆哈尼、司法部长沙乌什塔里、外交部长哈拉兹、情报部长尤尼斯和内务部长拉里继续留任。

哈梅内伊曾表现出凌驾于派系之上和不偏不倚的姿态，表示保守派和改革派两大阵营犹如鸟的两只翅膀，应当保持两只翅膀的和谐，甚至称赞哈塔米是现行体制和伊斯兰革命的捍卫者。哈梅内伊亦曾公开表态支持“伊斯兰改革”，声称伊斯兰革命本身即是最伟大的改革运动，同时反对美国和其他敌对势力支持的和旨在毁损伊斯兰价值观的改革，呼吁民众遵从法律，不得从事违背法律的行为。然而，1997年大选后，改革派与保守派由于持不同的政治理念，在诸多方面矛盾凸显。随着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分歧的扩大和矛盾的加剧，哈梅内伊的立场逐渐转向支持保守派。

哈塔米当选总统后，保守派主导的议会以243票中211票赞成的绝对多数，选举哈塔米的总统竞选对手努里出任议长，随后通过议会法案，强化公共场所对于性别的限制。与此同时，哈梅内伊公开指责改革派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告诫其追随者：“当下敌人正在内部攻击伊斯兰教。”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宣布：“当我看到阴谋家兴风作浪，我要竭尽所能地捍卫我的领袖，任何人无法阻止我。”保守派声称，选举政治的泛滥正在改变着伊斯兰共和国的性质。

1998年5月哈塔米当选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哈塔米的支持者与反对者形成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相互谴责。保守派阵营将哈塔米与1981年6月被霍梅尼解除职务的前总统巴尼萨德尔相提并论。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称哈塔米的支持者是患瘟疫的病夫，伊斯兰革命卫队随时准备处死并割断政治反对派的舌头。哈塔米的支持者则举行示威，高呼口号：“给哈塔米自由”“打倒专制”“打倒独裁”。

经济问题无疑是伊斯兰共和国面临的重大调整，亦是引发民众不满和社会骚乱的重要原因。改革派阵营强调政治改革的优先性，关注自由、人权、最高宗教领袖制的权限界定、司法机构的去政治化。相比之下，保守派阵营强调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优先性。哈塔米政府致力于推进政治改革而未能有效解决经济问题和改善民生，成为保守派阵营攻击的焦点。1999年8月，哈梅内伊召见哈塔米和内阁成员，指责哈塔米政府强调政治改革而忽视经济发展是本末倒置。哈梅内伊表示，伊朗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政治改革，而是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警告民众不要轻信总统大选时的空头支票，“国家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保守派抨击哈塔米政府以牺牲经济发展作为代价追求政治改革，误导民众，需要为经济形势的恶化负责。

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哈梅内伊重申，霍梅尼在伊斯兰革命期间曾经告诫众人不要提及民主二字，霍梅尼认为伊斯兰教的统治不能等同于穆斯林的统治，因为如果两者等同，那么就会意味着一个穆斯林被提名担任国家元首，通常可以阻止堕落和邪恶，但是国家和政府并非建立在伊斯兰教的基础之上，民主制和自由主义都来自西方文化，不能镶嵌在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上。

2000年4月，哈梅内伊发表讲话，明确区分伊斯兰式的改革与美国式的改革，警告改革派的诉求代表了伊斯兰共和国敌人的险恶目的。与此同时，保守派指责改革派威胁国家和信仰，告诫民众不要被改革派的口号所迷惑，宣称希望改革派赢得大选的是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叶兹迪呼吁采取强硬的措施，如果必要不惜诉诸暴力手段，回应那些背离正确道路的人。叶兹迪说：“如果有人告诉你，他对伊斯兰教有新的解读，应当打他耳光。”拉夫桑贾尼亦表示，改革派质疑两伊战争进程是不公正的，“打击民众的信心，其危害性超过艾滋病”。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亦谴责改革派试图在伊斯兰共和国推行美国式的改革。

2000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国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对于伊朗的改革运动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保守派成为美伊对抗和美国制裁伊朗的最大赢家；改革派在阿富汗的塔利班问题上与美国合作，被保守派称作威胁国家安全的“第五纵队”，而保守派自居为伊朗和伊斯兰教的捍卫者。2001年3月，叶兹迪宣布，神权体制不可更改，反对神权体制就是反对伊斯兰教的异端。2001年哈塔米第二任总统就职仪式需要宪法监护委员会全体成员出席，然而改革派主导的第六届议会以缺乏公正和法学背景为由，拒绝批准司法总监阿亚图拉沙赫鲁迪提名的2位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直到哈梅内伊直接介入，纠纷得到解决，总统就职仪式被迫推迟三天举行。

尽管改革派在1997—2000年的大选中连续胜出，然而保守派依旧控制着国家权力的诸多核心领域，形成对于民选国家机构的强有力的制约。2001年起，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开始遏制改革派主导的议会。2001年2月，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议会通过的财政预算，得到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支持。改革派主导的议会通过哈塔米政府制订的第四个五年计划（2005—2010），随后被宪法监护委员会以违宪为由予以否决。2002年7月，保守派欧莱玛甚至呼吁最高宗教领袖罢免总统和解散议会。

1998年4月，德黑兰市长和哈塔米竞选总统的核心人物卡尔巴什奇遭到逮捕；同年7月，保守派控制的最高法庭指控卡尔巴什奇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等六项罪名，判处卡尔巴什奇5年监禁，继而改判2年监禁。包括拉夫桑贾尼的女儿哈希米在内的改革派称，卡尔巴什奇事件具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是保守派打击改革派人士和哈塔米支持者的政治报复，是对民主制的践踏。1998年6月，哈塔米政府的内务部长努里遭到弹劾，5名持不同政见者遭到暗杀。哈塔米总统呼吁女性在公共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著名女权运动领导人扎迪却涉嫌以自由主义立场解读《古兰经》遭到逮捕，获刑5年。1999年地方选举后，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和宗教体制的宗教人士卡迪瓦尔涉嫌颠覆罪遭到逮捕，获刑18个月。1999年11月，负责主持地方选举的内务部长努里涉嫌亵渎宗教遭到起诉，特别宗教法庭判处5年监禁。2000年3月，改革派人士哈贾里安遭到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袭击。2000年5月，许多著名媒体记者被捕。据说一些保守派阿亚图拉发布宗教法令，批准对于改革派的暗杀活动，而改革派阿亚图拉阿尔达比里则宣布这样的法令是不合法的和无效的。2002年11月，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表示不惜以革命的暴力反对改革运动，保守派控制的司法机构的态度亦愈加强硬，逮捕多名改革派人士。

新闻媒体作为改革派阐释政治理念和争取民众支持的舆论平台，在哈塔米任总统期间遭到保守派控制的司法机构和安全机构的查封。保守派与改革派在媒体方面的博弈，表现为猫捉老鼠的游戏，许多出版物被法庭裁定查封，而哈塔米政府的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却暗中放行默许。1999年5月，19家亲改革派报纸被查封，许多改革派人士遭到拘捕。1999年夏，最高宗教领袖否决了改革派主导的议会通过的关于修改新闻法的法案。随后，保守派动议通过进一步加大新闻出版审查的法案。2000年4月，保守派控制的司法机构以反对伊斯兰革命和伤害穆斯林感情的罪名在两周内查封20种改革派出版物中的18种，议会就此展开争论，哈梅内伊亲自出面平息，表示“如果伊斯兰革命的敌人渗入我们的媒体，将会威胁到安全、统一和信仰，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置之不理”。2000年6月，151名议员致信司法总监沙赫鲁迪，批评司法机构限制新闻自由，敦促司法机构停止查封媒体和迫害媒体记者。随后，改革派主导的议会通过关于修改新闻法的法案，遭到哈梅内伊的否决。哈梅内伊致信议会，表示新的新闻法威胁现行体制的基本框架，伊斯兰革命的敌人将会利用新的新闻法危害国家安全和伊斯兰教信仰，修改现行的新闻法不符合国家利益。面对哈梅内伊的压力，议长卡鲁比被迫宣布：“服从最高宗教领袖的命令是我们的义务，现行体制的基础是服从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力。”在哈塔米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亲改革派媒体继续遭到保守派的查封。2001年8月，多家亲改革派报纸遭到法庭的查封。2003年，保守派控制的司法机构查封包括所有反对派政党出版物的85家报刊。

1999年7月8日，伊朗爆发大规模的学生骚乱，骚乱的起因是反对政府查封改革派报纸，进而演变为抨击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呼吁推进政治改革和实行民主的示威抗议。示威学生高呼“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自由思想，永远永远”“只有新闻自由才有健康社会”的口号，亦有口号将矛头指向哈塔米甚至指向现行独裁体制和哈梅内伊本人：“哈塔米，哈塔米，反动，反动”“打倒独裁”“真主党在犯罪”“议会让顺从变得无效了”。骚乱从德黑兰大学开始，随后其他8所大学的学生加入示威的行列，持续六天，直至遭到安全机构的镇压。德黑兰革命法庭以试图颠覆现行体制的罪名，宣布判处四名大学生死刑，其中两人的死刑判决得到最高法庭的批准。骚乱初期，许多教授和知识分子以及改革派媒体支持大学生抗议，高等教育部长、德黑兰大学校长纷纷签名，蒙塔泽里亦发表声明支持大学生，称赞大学生是国家的希望，谴责镇压学生的人只是假借捍卫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的名义，实为用暴力践踏伊斯兰教和伊斯兰革命，镇压学生的幕后黑手是背叛伊斯兰教和背叛国家。7月12日，哈梅内伊表达了官方的强硬反应，将抗议的学生说成是国外敌对势力的代言人，示威活动系伊斯兰教的敌人所策划和指使，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同时，哈梅内伊对发生在大学校园的暴力表示遗憾，承诺将予以调查。7月14日，大批亲政府的民众走上街头，表达对于最高领袖的支持。同日，伊斯兰革命卫队24名高级将领致信哈塔米，表示无法继续容忍骚乱，以强烈的言辞警告哈塔米，骚乱的事态将会失控，敦促哈塔米立即采取行动镇压骚乱，保守派欧莱玛则为暴力镇压提供宗教依据，表示伊斯兰教不仅允许暴力，而且要求穆斯林对敌人无需手下留情。阿亚图拉叶兹迪鼓吹暴力镇压反对现行体制的所谓流氓、叛徒、异端和外国雇佣军，呼吁用伊斯兰教的暴力镇压反对伊斯兰教的暴力。保守派议员拉苏里尼扎德认为，是改革派鼓吹和煽动了骚乱和暴力，认为改革派支持反政府骚乱和攻击伊斯兰原则。相比之下，阿亚图拉塔赫里表示，镇压学生示威活动的目的是攻击哈塔米总统。“战斗的欧莱玛联合会”抨击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背叛了自己的神圣使命，成为卷于派系斗争的政党，伊斯兰革命卫队致哈塔米的公开信无异于政变宣言，而某些集团只是假借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教的名义，损害最高宗教领袖制的不是自由和民主制，而是权力垄断和滥用暴力。改革派人士甘吉指出，暴力介入违背伊玛目的初衷，军方不宜介入政治，霍梅尼禁止军方参政，将军方参政视作如同鸦片一般的毒品。拉夫桑贾尼作为保守派和哈梅内伊的支持者，认为学生示威超越了现行体制容忍的底线，损害伊朗国家和伊斯兰革命的利益而符合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利益。面对学生骚乱，哈塔米处境尴尬，在多数情况下哈塔米保持沉默，回避明确的公开表态。7月27日，哈塔米重申推进改革，间接表达了支持学生运动的态度。哈塔米表示，伊斯兰革命是追求自由的革命，符合伊斯兰教的崇高理想，旨在去掉束缚民众手脚的枷锁，伊斯兰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众的政府和对民众负责的政府，攻击大学校园和大学生宿舍是令人痛心的犯罪行为，承诺惩罚犯罪者。

新左派的崛起与政坛黑马艾哈迈迪内贾德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左翼倾向，表现为浓厚的亲民色彩，亲力亲为，体察民情。艾哈迈迪内贾德推崇民粹主义，极力争取城市贫民的支持，后者长期被改革派政府忽略；城市贫民居住的棚户区在德黑兰郊区蔓延，其政治立场影响到遥远的村庄。2005年大选期间，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我为自己是伊朗民族最卑微的仆人和清道夫而感到骄傲”。当选总统后，艾哈迈迪内贾德向民众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箱，探访边远地区，倾听民众诉求。艾哈迈迪内贾德还将内阁会议地点安排在贫困的小城镇，增加边远贫困地区的政府投资。据内务部统计，艾哈迈迪内贾德就任总统的第一年，探访了160个城市；截至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在超过2000个城市发表演说。

艾哈迈迪内贾德作为伊朗政坛新左派的代表人物，其着眼点并非意识形态，而是面包和黄油。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竞选期间表示：“人们以为回归革命的价值观只是披戴头巾，实际上国家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就业和住房，并非身着何种服饰”，“应当将石油收入摆上民众的餐桌”。在世纪之交的10年间，伊朗的绝对贫困率呈下降的趋势，伊朗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降低绝对贫困率，而是解决财富分配的不合理、缩小贫富之间的不平等、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实现经济公平。

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被普遍视作保守派的胜利，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开始重新组合，民众将实现经济公正的希望寄托于保守派阵营。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的经济政策，以保护社会下层作为出发点，具有伊斯兰革命时代的民粹色彩，强调国有制、降低贷款利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控制物价、发放物价补贴和限制国外商人投资伊朗国内市场。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学校修缮项目，利用石油外汇储备，创办伊玛目里萨爱心基金会，在结婚、就业和住房方面向青年男女提供帮助。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民粹政策，突出表现为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分配国有企业的股票，以此体现公正原则。2005年10月，艾哈迈迪内贾德向议会提交私有化法案，在三年内出售80%的国有企业股权，价值折合1200亿美元，其中40%分配给社会民众，35%进入德黑兰股票市场，5%分配给工人，另外20%由政府控制。2006年春，首先在4个最贫困省份分配股票，每股540美元，外加11%—15%的年度分红。艾哈迈迪内贾德最重要的民粹政策，是发起反腐败战役，目标直指拉夫桑贾尼的新经济政策项目，称之为“第三次革命”。艾哈迈迪内贾德认为，经济腐败的根源是缺乏对于伊斯兰文化的认同，是西方文化侵蚀的结果。与此同时，艾哈迈迪内贾德实行窒息性的新闻审查政策，将媒体置于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强化新闻管制，查封改革派报刊，压缩反对派的政治空间，政治自由化呈逆向的趋势。2009年3月，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声称，约500万网址遭到封杀。与此同时，艾哈迈迪内贾德还创建主持文化革命会议，负责从电视节目中清除西方和庸俗的音乐，任命强硬派教界人士为德黑兰大学校长，发起新的清洗运动，恢复在大学校园埋葬无名烈士的政策。

阿亚图拉叶兹迪支持新左派，被视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精神导师。阿亚图拉贾纳提亦是新左派的强有力支持者，其领导的宪法监护委员会在2005年全力支持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总统。努里近年来在保守派阵营内部倡导改革，呼吁提高新生代的政治地位，呼吁新生代摆脱对于元老派的依赖。叶兹迪、贾纳提和努里对于新左派的支持，反映出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保守派之间共同应对改革派政治压力的密切合作关系。然而，艾哈迈迪内贾德与保守派欧莱玛之间分歧颇大，声称自己是在隐遁的伊玛目的指引下治理国家，意在否定欧莱玛颁布的宗教法令所具有的权威性，否定欧莱玛在国家和政治层面的特权地位。艾哈迈迪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将自己在总统选举中的胜出视作隐遁伊玛目的意愿。艾哈迈迪内贾德就任总统后发表演说，“我们的使命是为隐遁的伊玛目复临人间铺平道路。今天我们应当以伊玛目即将复临人间为基础制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政策”。艾哈迈迪内贾德政府拨款1700万美元，在据说是隐遁伊玛目消失处即位于库姆附近的什叶派穆斯林圣地贾姆卡兰（Jamkaran）建造新的清真寺。艾哈迈迪内贾德预言，隐遁伊玛目即将复临人间，计划修建连接贾姆卡兰与德黑兰的高等级公路，期待着用来迎接隐遁伊玛目。

2005年总统大选期间，哈梅内伊和保守派阵营支持新左派，意在抗衡改革派阵营，然而新左派与保守派貌合神离，艾哈迈迪内贾德与哈梅内伊在诸多问题上意见相左。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提升具有学术背景的技术官僚，取代支持哈梅内伊的保守派政府官员。艾哈迈迪内贾德在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首次任命女性担任内阁部长，其关于女性权利的言论，包括放宽女性服饰和允许女性参加体育赛事，遭到保守派阵营的强烈批评。艾哈迈迪内贾德谴责道德警察以风化为由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表示：“政府无权干涉女性的着装。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街上散步，被问到两人之间的关系，是伤害的行为。任何人都没有这样的权力。”

2006年地方选举中，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支持者落败，其在2005年竞选总统时的主要对手卡里巴夫当选德黑兰市长，成为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权威的挑战者。2007年，贾法里接替萨法维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萨法维是艾哈迈迪内贾德的坚定支持者，而哈梅内伊任命贾法里旨在制约艾哈迈迪内贾德对于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控制权。

2009年的总统大选中，艾哈迈迪内贾德抨击拉夫桑贾尼新经济政策塑造出的新贵族，同时抨击教界上层的特权和腐败。2009年成功连任总统后，艾哈迈迪内贾德与哈梅内伊及保守派之间的分歧日渐加深。艾哈迈迪内贾德的施政方略与哈梅内伊在诸多方面存在分歧：哈梅内伊对于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经济政策深感失望，认为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经济政策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阿亚图拉叶兹迪系保守派阵营的代表人物和哈梅内伊的潜在政治对手，却与艾哈迈迪内贾德交往甚密，俨然是新左派的精神领袖。

艾哈迈迪内贾德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共有12位副总统，其中第一副总统负责在总统缺席的情况下主持内阁会议。艾哈迈迪内贾德提名前负责旅游事务的副总统玛沙伊作为第一副总统，引发保守派的不满。玛沙伊持相对温和自由的立场，曾经公开表示：“伊朗人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朋友”，“一个伊斯兰的政府是没有能力管理好伊朗这样的幅员辽阔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管理一个国家如同赛马，而欧莱玛并非骑手”。尽管艾哈迈迪内贾德表示反对，哈梅内伊仍宣布解除玛沙伊的副总统职务。随后，艾哈迈迪内贾德宣布解除两名内阁成员职务，任命玛沙伊为总统办公厅主任。2009年底，艾哈迈迪内贾德拒绝哈梅内伊的邀请，缺席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此前历任总统，包括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在内，均无拒绝最高宗教领袖邀请的先例，表明其与哈梅内伊之间的进一步裂痕。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二届总统期间，玛沙伊公开抨击现行国家体制，呼吁建立世俗国家体制，表示“伊朗需要将毛拉永远逐出政坛，实现没有毛拉统治的新文明，在过去的31年中，这些毛拉败坏和毁损着国家”，“宗教必须与国家分离”。艾哈迈迪内贾德亦抨击神权体制，表示“管理国家的权力不应当留给最高宗教领袖、宗教学者和其他宗教人士”。

艾哈迈迪内贾德与改革派尽管存在意识形态的分歧，然而政治理念并非截然对立，政治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颇有趋同之处，挑战现行的最高宗教领袖制成为两者趋同的政治基础，两者之间的矛盾更多地表现为派系之间的权力角逐。哈塔米2005年卸任总统后，主持“文明对话中心”。艾哈迈迪内贾德指派副总统玛沙伊负责新建的“全球化研究国家中心”，在该中心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来自伊朗国内和世界各地，哈塔米主持的“文明对话中心”亦受邀加盟。2011年2月，改革派代表人物穆萨维和卡鲁比呼吁伊朗民众支持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2月14日，伊朗爆发大规模的民众示威，示威的矛头指向现行最高宗教领袖制，示威的口号是反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示威者焚烧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呼处死哈梅内伊。尽管穆萨维和卡鲁比依然试图在现行框架内推动改革进程，愤怒的示威者开始提出突破现行政治体制和以革命取代改革的诉求。保守派极力将阿拉伯之春和埃及的倒穆运动渲染为伊斯兰势力与西方支持的世俗独裁政权之间的冲突，同时镇压国内反对派的示威和抗议活动。艾哈迈迪内贾德反对安全机构滥用暴力镇压民众，敦促保守派倾听民众的呼声：“一个领导人怎么能用机关枪、坦克和炸弹对付无辜的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