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史——伊斯兰与穆斯林



伊斯兰主义滋生的沃土

后纳赛尔时代的埃及处于从国家资本主义向自由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其突出特征在于旧的秩序趋于崩溃而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政府干预和国家主义的经济模式无疑具有遏制贫富分化的社会功能，而萨达特时代和穆巴拉克时代实施的新经济政策之逻辑结果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逐渐扩大。新经济政策的受益者只是少数人，财富集中于称作“肥猫”的新贵手中，下层民众丧失旧秩序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尚未被纳入新秩序的社会保障体系，普遍处于孤立无助的贫困状态。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贫富差异日趋扩大，社会分化明显加剧。

根据相关资料的统计，从纳赛尔时代的1964年到萨达特时代的1975年，占总人口60%的社会下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29%下降为20%，占总人口30%的社会中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40%下降为22%，占总人口10%的社会上层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31%上升为58%。1975年，5%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21%，20%的富人占有国民收入的49%；20%的最底层贫困人口占有国民收入的5%，40%的社会下层占有国民收入的14%。1974年，埃及的百万富翁不到200人；1981年，百万富翁达到1.7万人。1982—1991年，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7.0%上升为25.1%，其中贫困人口在乡村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6.1%上升为28.6%，贫困人口在城市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8.2%上升为20.3%，基尼指数在乡村从0.27上升为0.36，在城市从0.32上升为0.34。90年代初，拥有财产超过1亿美元的新贵约50人，拥有财产0.8亿—1亿美元的新贵100人，拥有财产0.5亿—0.8亿美元的新贵150人，拥有财产0.3亿—0.5亿美元的新贵220人，拥有财产0.15亿—0.3亿美元的新贵350人，拥有财产0.1亿—0.15亿美元的新贵2800人，拥有财产500万—1000万美元的新贵70000人。1981—1997年，占城市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1%下降为15%，占城市人口20%的富人在城市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41%上升为49%；占乡村人口40%的下层民众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25%下降为18%，占乡村人口20%的富人在乡村消费支出中所占的比例由35%上升为46%。1996年，1370万人生活在每天不足1美元的贫困线之下。1993—1999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经历去国有化的进程，失业率达到10%—22%。2000年，20%的埃及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50%的埃及人接近贫困线。城市人口的贫困率为18.5%，乡村人口的贫困率为21.5%。在上埃及，城市人口的贫困率达到36%，乡村人口的贫困率达到35%；其中艾斯尤特省的贫困率最高，城市贫困率91%，乡村贫困率83%。相比之下，在下埃及的城市，西奈的贫困率为7%，塞得港的贫困率为11%，苏伊士的贫困率为18%。

补助金制度是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亦是维持普通民众生活水准的经济手段。1965—1990年，补助金占政府全部财政支出的18%；其中，1975—1981年，补助金高达政府支出的22%。至1990年，政府发放补助金累计46亿埃镑。1991年，埃及政府开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要求，压缩政府的财政支出，削减生活必需品的物价补贴。1992—1997年，政府公共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11.5%削减为5.4%，而补助金发放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从5.2%削减为1.6%。1980年，18种生活必需品列入政府的补助范围；1997年，列入政府补助范围的生活必需品只有面包、面粉、糖和食用油4种。与此同时，政府削减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政府的教育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16.7%下降为1990年的10%，医疗支出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从1970年的4.8%下降为1990年的1.9%。与60年代初相比，90年代初埃及物价上涨300%，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后纳赛尔时代，埃及的人口增长率逐年上升，人口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的增长速度，剩余劳动力队伍不断扩大，形成十分严峻的就业形势，失业率居高不下。1985年，失业率达到前所未有的15%。1994年，失业率接近20%。进入90年代，埃及人口年均增长率2.2%，劳动力年均增长率2.8%，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2.0%。1988—1998年，劳动力年均增长52万人，就业者年均增长44万人，年均8.8万人进入失业者行列。

乡村人口离开土地而拥入城市，却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处于游离状态，缺乏必要的经济保障和政治权利。青年人就业无门，前途渺茫，亦心存不满。贫富分化的扩大、物价的上涨和失业率的居高不下，加剧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伊斯兰是出路”

后纳赛尔时代，多党制的政治实践呈上升的趋势，是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然而，诸多世俗政党的政治实践往往局限于精英阶层，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和社会孤立性，难以动员下层民众的广泛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教反对贫富不均和倡导社会平等的信仰原则在下层民众中广泛传播，成为下层民众寻求精神安慰的意识形态，清真寺则提供了庇护下层民众的重要社会场所。据统计，埃及清真寺的数量，1962年为1.7万处，1975年增至2.9万处，1979年达到3.4万处。另据资料统计，1970年萨达特出任总统时，埃及全国共有清真寺2万处；1981年萨达特遇害身亡时，埃及的清真寺总数达到4.6万处。1991年，埃及共有清真寺9.1万处，其中民间背景的清真寺4.5万处。1997年，埃及共有清真寺17万处，其中隶属官方的清真寺仅3万处，其余皆为民间背景的清真寺。民间背景的清真寺不同于隶属官方的清真寺，依靠私人募捐，实行自治管理，不仅具有宗教功能，而且具有多重的社会福利功能，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包括教育、医疗、慈善之类的社会服务，弥补政府职能转换后的社会空间，影响遍及千家万户。据统计，2000年，身着伊斯兰传统服饰的妇女占80%。相比之下，在1969年的开罗，头戴面纱的妇女寥寥无几。越来越多的人身着传统伊斯兰教服饰，并非发思古之幽情，意在发泄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进而挑战世俗政权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伊斯兰教书籍、传单、磁带、报纸和杂志的发行量大幅上升。1994年，宗教书籍占全部书籍的四分之一，与1985年相比增长25%。在1995年的开罗图书市场，宗教书籍的出售量占交易图书的85%。1975—1990年，宗教内容的电视节目增长50%。安拉的统治取代法老的统治以及实践《古兰经》的信仰原则和重建先知时代的神权政治，成为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基本纲领。伊斯兰教的政治化，则是挑战现存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器。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反对派政治组织，在下层民众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蕴含着民众招募和社会动员的巨大潜力。在最具自由化和西方色彩的开罗美国大学，礼拜的场所已经是人满为患。

鉴于浓厚的宗教氛围，政府不得不否认埃及是世俗国家，强调沙里亚是全部法律的基础。1992年，内政部长穆罕默德·阿里·马赫祖卜宣称，埃及所有的法律都是建立在沙里亚的基础之上，埃及政府绝不允许世俗国家的建立。代表官方立场的爱资哈尔大穆夫提舍赫塔恩塔维则宣称，埃及虽然没有伊斯兰教的政党，却有伊斯兰的国家，埃及政府拒绝宗教与政治的分离。穆巴拉克总统强调爱资哈尔的宗教权威地位，舍赫塔恩塔维则称赞穆巴拉克在总统任期内遵循伊斯兰教的戒律和所取得的卓越成绩。世俗国家的宗教属性，由此可见一斑。

纳赛尔去世后，埃及的威权政治出现松动的迹象，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逐渐启动，政治环境趋于宽松。1971年颁布的宪法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官方信仰，伊斯兰教法即沙里亚是国家立法的主要源泉，而萨达特本人则以“信士的总统”自居。萨达特曾经将纳赛尔时代称作唯物主义的时代，世俗原则构成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生活的突出特征。相比之下，自萨达特时代开始，埃及社会的宗教氛围日渐浓厚，伊斯兰复兴运动呈上升趋势，穆斯林兄弟会重新崛起，进而形成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的激烈角逐。

萨达特时代的埃及与巴列维国王在位后期的伊朗，皆曾在政治领域面临现代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萨达特时代民主化进程的启动与巴列维王朝世俗威权政治的膨胀，导致宗教政治在埃及和伊朗的不同后果。如果说伊朗的伊斯兰主义表现为以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政治革命，那么埃及的伊斯兰主义则表现为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的成长具有内在的联系。穆斯林兄弟会的广泛社会实践，标志着埃及伊斯兰主义的上升趋势。

自70年代，伊斯兰主义组织首先出现于大学校园的学生自治组织中。80年代末，埃及的非政府组织近1.3万个，其中超过三分之一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90年代中期，埃及的非政府组织数量增至1.4万个，其中约8000个处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控制之下。数量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团体与遍布各地的清真寺保持密切的联系，通常具有慈善机构的功能，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和社会服务。

宗教色彩浓厚的伊斯兰投资公司缘起于萨达特时代实施的私有化经济改革，可谓新经济政策的产物和直接受益者，提供了支撑伊斯兰主义动员民众进而角逐政坛的重要财源。80年代，埃及私人经济领域最有影响力的18个家族中的8个家族具有不同程度的伊斯兰主义倾向，40%的私人经济与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80年代中期，埃及的伊斯兰投资公司近200家，总资产超过200亿埃镑，约100万埃及人持有伊斯兰投资公司的股份。拉伊延投资公司、沙里夫投资公司、赛尔德投资公司、胡达投资公司、巴德尔投资公司和希拉勒投资公司，埃及六家最大的伊斯兰投资公司。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欧默尔·提勒麦萨尼和穆斯塔法·马什胡尔，均来自土地贵族世家，亦是萨达特开放经济政策的受益者。1977年，沙特家族的穆罕默德·费萨尔亲王创办费萨尔伊斯兰银行。该银行在埃及的分行创立者之一欧默尔·马尔伊，具有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背景。非政府组织的和子女是诸多职业协会；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角逐，体现为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对于职业协会控制权的争夺。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通过选举逐渐控制诸多职业协会。90年代，职业协会成为伊斯兰主义最重要的试验田，进而形成区别于官方和威权政府的管理模式。政府致力于排斥穆斯林兄弟会在职业协会的影响。1993年颁布第100号法令，旨在限制穆斯林兄弟会插手职业协会。然而，政府的举措收效甚微。

宪政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是包括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农民在内的下层民众，穆斯林兄弟会的崛起构成下层民众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而社会基础的下层民众性决定了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和政治手段的激进性。相比之下，后纳赛尔时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基础发生明显的变化，民间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逐渐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崭新的社会力量。穆斯林兄弟会的复兴，包含诸多新兴社会阶层广泛参与进而挑战威权政治和官僚资产阶级之特权地位的明显倾向。穆斯林兄弟会的死灰复燃和宗教政治的卷土重来反映出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愿望，而社会基础的变化决定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穆斯林兄弟会思想纲领的相对温和性。在政府主导和自上而下的世俗政党政治之外，民间色彩和自下而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游离于官方和政府的操纵和控制之外，成为民众动员和政治参与的空间和载体。民众对于世俗威权政府的不满，提供了伊斯兰主义蔓延的社会根源。“伊斯兰是出路”（Al-Islam huwa al-hall)，成为伊斯兰主义运动的重要标志。

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复兴滥觞于70年代，而萨达特堪称伊斯兰主义运动得以复兴的始作俑者。萨达特执政以后，推行自由化政策，政治环境较纳赛尔时代相对宽松。爱资哈尔代表的官方伊斯兰教从属于萨达特政权，强调现存秩序的合法性，支持萨达特政权的内外政策，成为国家控制民众和驾驭社会的重要工具。穆斯林兄弟会由于与纳赛尔政权积怨甚深，支持萨达特政权的去纳赛尔化政策。萨达特政权则解除纳赛尔时代的禁令，释放在押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以合法地位，允许穆斯林兄弟会出版报刊和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在大学校园组建伊斯兰协会，试图借助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遏制和削弱世俗色彩的纳赛尔主义残余势力，强化新政权的社会基础，穆斯林兄弟会随之重新浮出埃及政治舞台的水面，逐渐控制诸多职业协会和学生组织，遍布各地的清真寺和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亦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扩大影响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自70年代开始，数百万的埃及人移居沙特阿拉伯从事劳务，深受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得到海湾国家的资助，伊斯兰主义的社会福利呈上升的趋势，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影响随之扩大。

伊斯兰主义运动，在伊朗演变为政治革命，在埃及却长期表现为社会运动。然而，两者差异的根源，并非在于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区别，而是在于政治环境的不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者，从19世纪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者到20世纪的现代伊斯兰主义者，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并非职业的宗教学者即欧莱玛，而是来自世俗领域的从业者，明显区别于伊朗。埃及70年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动，作为民间色彩的宗教政治运动，其核心成员大都来自大学校园，表明现代世俗教育与现代伊斯兰主义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相比之下，爱资哈尔为代表的宗教教育和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长期游离于伊斯兰主义运动之外，与官方保持密切的联系，持相对保守的立场。

7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阵地是大学校园。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全部13所大学的学生组织。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控制了埃及学生全国联合会。穆斯林兄弟会于1977年创办杂志《达瓦》，1979年发行量达到8万份。1981年，穆斯林兄弟会成功地组织25万人在开罗阿比丁广场举行聚礼。然而，萨达特政权沿袭纳赛尔时代的传统，坚持教俗分离的政治原则，强调“宗教中无政治，政治中无宗教”。萨达特曾经公开表示：“那些热衷于伊斯兰教的人应当到清真寺去，那些希望从事政治的人应当通过合法的途径。”重建的穆斯林兄弟会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而萨达特不仅拒绝给予穆斯林兄弟会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甚至禁止穆斯林兄弟会以独立候选人的形式参与议会竞选，只是允许穆斯林兄弟会与脱胎于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的三个世俗政党建立竞选联盟。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元老派恪守哈桑·班纳时代的传统，强调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原则，抵制穆斯林兄弟会与世俗政党之间的政治联盟。

自70年代中期开始，萨达特政权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恶化，进而分道扬镳。1977年，穆斯林兄弟会抨击萨达特出访耶路撒冷，反对与以色列单独媾和。1978年，穆斯林兄弟会谴责埃及政府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是背叛伊斯兰教信仰和出卖阿拉伯民族利益。1979年，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抗议埃及政府向伊朗国王巴列维提供政治避难。与此同时，萨达特政权开始谴责穆斯林兄弟会是埃及的国中之国，进而打击穆斯林兄弟会，逮捕穆斯林兄弟会领袖提勒麦萨尼，接管穆斯林兄弟会控制的清真寺，取缔穆斯林兄弟会主办的报刊，穆斯林兄弟会与萨达特政权的紧张关系骤然加剧。1981年萨达特遭到宗教激进分子暗杀后，包括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在内约500人被捕，24人涉嫌参与暗杀萨达特的行动，其中5人被处死，17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穆巴拉克执政初期的80年代，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穆巴拉克政权尽管继续否认穆斯林兄弟会具有合法政党的地位，却释放包括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在内的在押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允许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从事政治活动和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参加议会竞选。穆斯林兄弟会再度与官方处于合作的状态，政治空间进一步释放，其社会影响力随之明显扩大。此间可谓1952年革命以来穆斯林兄弟会迅猛发展的黄金时代。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社会领域的活动，清真寺和形形色色的慈善机构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扩大影响的基本载体。至8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仿佛是影子政府一般，控制数以千计的清真寺以及几乎所有的职业协会和大学校园的学生组织。另一方面，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旧的社会保障体制的削弱，为穆斯林兄弟会在公益领域的扩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穆斯林兄弟会不仅致力于宗教色彩的政治宣传，而且主张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发展民族经济，创造私人投资的良好环境，改善财富分配体系，抑制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保障公民权利，尤其是致力于救济民众的社会福利活动。70年代以后，穆斯林兄弟会开办和经营银行、公司、企业、学校、医院、农场和媒体，具备金融服务、就业培训、社会福利、教育卫生多项功能，在埃及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广泛的社会影响。穆巴拉克时代，民间色彩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呈明显增多的趋势。90年代初，埃及约有超过1.1万个民间社团，其中超过3000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90年代中期，埃及民间社团增至1.4万个，其中约8000个系伊斯兰志愿者组织。数量众多的伊斯兰志愿者组织与遍布各地的清真寺保持密切的联系，通常具有慈善机构的功能，为民众提供宗教服务和社会服务。穆斯林兄弟会社会影响的迅速扩大，并非由于其倡导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由于其保障民众利益的社会实践。1992年开罗地震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为灾民提供医疗和食品救济，发放帐篷，向每个受灾的家庭提供1000美元。相比之下，政府却未能有所作为。

进入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影响力空前扩大，成为威胁政府和挑战公权的潜在隐患。与此同时，政府改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宽容政策，压缩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空间，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社会活动，穆斯林兄弟会与穆巴拉克政府的关系逐渐恶化。1992年7月，政府颁布反恐法，扩大安全机构的执法权限。随后，安全机构以威胁外国游客的理由拘捕7000人。1994年的最初数月，安全机构以涉嫌恐怖活动的理由拘捕2.9万人。1993年，政府将恐怖活动的嫌犯交由军事法庭审理，军事法庭的审理范围逐渐扩大到非暴力的伊斯兰主义者。著名作家穆罕默德·海卡尔称，1994年，平均每天有50人遭到拘禁，平均每月有3人被政府绞死。与此同时，政府转变对穆斯林兄弟会的宽松政策，不再区分温和立场的穆斯林兄弟会与宗教激进组织。内务部长宣布，政府将与伊斯兰主义者战斗。穆斯林兄弟会的重要阵地是职业协会，1993年，政府颁布第100号法令，排斥穆斯林兄弟会对于职业协会的控制，进一步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空间。1994年，埃及政府颁布法令，废止大学校长由民间选举产生的惯例，规定大学校长由官方任命，强化对于职业协会选举的司法监督，旨在遏制伊斯兰主义对于大学校园和职业协会选举的影响。控制媒体和实行新闻审查，亦是官方压缩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空间的重要手段。官方的高压政策导致伊斯兰主义运动进入低谷，穆斯林兄弟会被官方视作“具有激进倾向的非法组织”。

1995年1月，82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遭到逮捕，并以涉嫌颠覆政府的罪名被送交军事法庭。同年6月，穆巴拉克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遭到伏击，导致政府与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政府开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进而将穆斯林兄弟会与伊斯兰激进派别等同视之，加大排斥穆斯林兄弟会的力度，直至取缔穆斯林兄弟会的合法地位。官方宣称，穆斯林兄弟会与激进组织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穆巴拉克指责穆斯林兄弟会是非法组织和麻烦制造者，声称：“穆斯林兄弟会在1952年革命前曾经暗杀两位首相，后来在亚历山大暗杀纳赛尔未遂，萨达特总统正是死于伊斯兰主义者的暗杀，穆斯林兄弟会、吉哈德与其他激进组织是一路货色。”1995年议会选举前夕，开罗的穆斯林兄弟会总部被政府关闭，8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遭到逮捕，其中54人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政府接管超过60000处清真寺，禁止未经政府允许的欧莱玛在清真寺进行演讲。1997年4月，61名穆斯林兄弟会重要成员被判处超过5年的监禁。与此同时，穆巴拉克试图通过与世俗反对派政党之间的对话，寻求广泛的政治支持，共同对抗伊斯兰主义的挑战。然而，由于政府拒绝与世俗反对派政党讨论诸如宪政和政治改革等敏感问题，政治对话无果而终。2000年议会选举前夕，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被投入监狱，20名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议会候选人被送交军事法庭判处三至五年的监禁。

穆斯林兄弟会的嬗变

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建以来，历经哈桑·班纳（1928—1949年在任）、哈桑·侯戴比（1951—1973年在任）、欧默尔·泰勒迈萨尼（1973—1986年在任）、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1986—1996年在任）、穆斯塔法·马什胡尔（1996—2002年在任）、马蒙·侯戴比（2002—2004年在任）、默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2004—2010年）、穆罕默德·巴迪（2010—2012年）八代总训导师。倡导现代伊斯兰主义的信仰原则、建立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和遵循伊斯兰教法，无疑是穆斯林兄弟会始终坚持的基本纲领。然而，随着所处政治环境的变化，穆斯林兄弟会的斗争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

重建后的穆斯林兄弟会无疑恪守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准则，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认为：伊斯兰教是“信条、崇拜、祖国、公民、文化、法律、权力”，包罗万象，因此规定社会与国家的各个方面，而回归伊斯兰教是解决包括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在内的所有问题的根本出路。然而，特定的政治环境，塑造着相应的政治理念，进而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实践。后纳赛尔时代埃及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纲领的相应变化，官方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自由化政治改革进程是穆斯林兄弟会通过合法方式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条件。自7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再度崛起于埃及政治舞台，可谓自上而下之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

穆斯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反对多党制，认为多党制是分裂和内乱的渊薮。赛义德·库特卜崇尚政治暴力，强调“战斗的伊斯兰”作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后纳赛尔时代，重建的穆斯林兄弟会面临新的政治形势，开始调整政治策略，强调伊斯兰主义与宪政民主的相容性和一致性，主张放弃暴力，寻求合法的斗争方式，力争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致力于在宪政框架下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和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选举，试图在议会选举的框架下寻求新的政治空间，政治立场趋于温和。

早在萨达特执政初期，穆斯林兄弟会的总训导师和著名理论家哈桑·侯戴比声称：“我不坚持立党，但是坚持进行政治活动和民众活动。如若国家实行政党制，又认为适用于我们，那么我们就是政党。”继哈桑·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的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则表示：“穆斯林兄弟会无意发动革命，也无意诉诸革命的手段，不相信革命的功效和结果”，主张通过议会竞选的形式角逐国家权力，进而实现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目的。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支持萨达特政权旨在实现去纳赛尔化的“纠偏运动”，明确表示穆斯林兄弟会奉行议会民主制的政治原则，而纳赛尔政权长期背离议会民主制。“1952年‘七月革命’是穆斯林兄弟会的革命……‘七月革命’的原则源于穆斯林兄弟会的遗产。纳赛尔和自由军官背离革命的原则，导致穆斯林兄弟会与纳赛尔及自由军官分道扬镳。”

8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的主流看法是，尽管穆斯林兄弟会尚未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政治地位，然而相对于纳赛尔时代和萨达特时代，穆巴拉克执政后，埃及的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1982年，欧默尔·泰勒迈萨尼宣布：“我们已经与暴力彻底决裂……我们不接受武装革命，不接受群众动乱。”1987年，穆斯林兄弟会的新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阿布·纳斯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告诉记者：暴力恐怖是误读和曲解伊斯兰教的结果。“在过去的30年，自由军官政权利用报刊和图书诋毁穆斯林兄弟会，将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形容为杀手，进而欺骗民众”，“民众现在目睹我们的行为……证明自由军官政权的诋毁只是欺骗民众的谎言”。在同年举行的议会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甚至删除“圣战是我们的道路，为主道而战是我们最崇高的愿望”作为争取民众支持的政治纲领，“把选票投给安拉，把选票投给穆斯林兄弟会”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的竞选口号。穆斯林兄弟会借助参与常态化的议会选举，宣传其宗教政治主张。换言之，议会选举的政治参与，为穆斯林兄弟会提供得以向埃及民众宣传宗教政治主张进而唤醒民众和争取民众支持的合法渠道。议会选举的积极参与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继自由主义时代之后再次成为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政治力量，选举产生的议会随之成为穆斯林兄弟会主流派别角逐国家权力的重要舞台。

穆斯林兄弟会崛起于埃及政治舞台，可谓自上而下之自由化政治改革的逻辑结果和历史产物，而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嬗变，特别是合法化、温和化、世俗化的政治策略调整，使其在埃及政治舞台日趋活跃。进入90年代，埃及的经济改革与政治发展呈悖论的趋向，世俗反对派政治力量由于政府的高压政策而陷于瘫痪状态，穆斯林兄弟会却因其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灵活的政治策略而一枝独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反对派，议会和诸多民间社会组织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场所。另一方面，尽管面对官方的政治排斥，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坚持非暴力的政治原则，致力于谋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穆斯林兄弟会屡屡谴责宗教激进组织的政治暴力，否认与伊斯兰武装分子之间存在联系，强调暴力恐怖与伊斯兰教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滥杀无辜在伊斯兰教看来是大罪。阿布·纳斯尔声称：暴力恐怖是误读和曲解伊斯兰教的结果，而良好的安全环境不能通过高压的政治手段，而是来自宽松的政治氛围、公正的司法程序、广泛的民众参与和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坚持在宪法和现行法律的框架内从事政治参与的相关活动，致力于在宪政框架下推动政治改革进程。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阿布·福图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我们希望政府解除限制穆斯林兄弟会的禁令，允许我们成为合法的政党。”1995年底，埃及经历最具暴力色彩的议会选举，61人死，1313人伤，2400人被捕。穆斯林兄弟会约有150人参与竞选，只获得1个席位。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坚持参与选举的合法政治原则。

在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处于对立的状态。所谓世俗与宗教的冲突，折射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深刻矛盾。穆斯林兄弟会尽管从未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却无疑是阿拉伯世界的历史上最成功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其思想纲领涉及个人、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诸多方面，而实现政治参与是其思想纲领的核心。穆斯林兄弟会强调公正平等的经济社会秩序是伊斯兰政治体制和政治民主的基础，主张缩小贫富差距，完善公共福利，保护私有财产，减少政府的经济干预，鼓励发展私人经济，抵制来自西方的经济操纵。然而，直到90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依然缺乏清晰的政治目标。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只是强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主张实施伊斯兰教法。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利于穆斯林兄弟会与诸多世俗政治力量之间的广泛合作，进而限制了穆斯林兄弟会自身的发展空间。

自90年代中期开始，穆斯林兄弟会逐渐更新政治理念和调整政治策略，淡化伊斯兰主义的宗教色彩，试图弥合反对派阵营的教俗分歧，进而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

1994年，穆斯林兄弟会发表声明，陈述新的政治倾向，强调传统的舒拉原则与多元政治文明以及民众主权具有同一性，均属沙里亚的范畴，同时强调宪政框架下公正自由的议会选举是保障权力分割和制约进而完善民主政治的必要方式，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原则，赞赏多党制的竞选制度和多元化的政治原则。穆斯林兄弟会在声明中表示，《古兰经》（4:34）关于男子对于妇女的监护权，只是局限于家庭事务，不能延伸到公共生活领域，进而主张保障妇女权益，承认妇女享有与男性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的前任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曾经明确反对男女平等的政治理念，强调男女之间的差异性和非平等性。欧默尔·提勒麦萨尼曾经表示：“我不愿意谈论女人，也不赞成所谓男女平等的理论。我相信，男人是男人而女人是女人，这就是安拉创造女人的原因……一个女人，如果觉得自己应当与男人处于同样的地位，那么她一定是失去了女人的气质、操守和尊严。”

1995年，穆斯林兄弟会再次发表声明，阐述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四项政治原则，承认伊斯兰世界的基督徒与穆斯林是兄弟和伙伴，非穆斯林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政治权利，强调统治者不具有宗教的权威，统治者的权力来自民众的选择，民众选举的国家机构具备世俗的政治权威，民主制与舒拉原则具有一致性，重申放弃暴力和诉诸非暴力方式实现广泛参与的政治原则，呼吁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利和致力于人权运动。穆斯林兄弟会在声明中表示：“我们无意强迫任何人改变自己的信仰，正如启示所云：‘信仰不能强迫’。我们对于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兄弟的立场是明确的，那就是他们与我们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穆斯林兄弟会的声明认为，民众主权与教法实践并无矛盾。“在穆斯林社会，政府的立法应当根据民众的意志……民众有权根据时间、空间和条件的变化制定不同的制度、以便满足具体环境的需要。”“伊斯兰教无论何时都尊重人性，不分语言、肤色和种族。穆斯林兄弟应当向所有人敞开怀抱，不应当轻视或者孤立任何人。”针对宗教激进派别对科普特派基督徒发动攻击和愈演愈烈的教派冲突，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表示：“伊斯兰教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自由、平等和生命安全，不允许随意攻击非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有义务保护非穆斯林的权利。”1997年，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宣称，穆斯林兄弟会并非穆斯林政党，而是由穆斯林组成的政党。穆斯塔法·马什胡尔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以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实现伊斯兰国家的目标，或许需要一个世纪的努力，应当由我们的后代完成这样的任务。”

中间道路党

世纪之交埃及伊斯兰主义主流派别的世俗化倾向，不仅表现为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理念的更新和政治策略的调整，而且表现为中间道路党（瓦萨特党）的政治实践。中间道路党脱胎于穆斯林兄弟会，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新生代与元老派之间分歧的加剧是导致穆斯林兄弟会部分新生代成员脱离穆斯林兄弟会和另立门户的直接原因。

70年代末，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招募伊斯兰学生组织（Jama'at Islamiya）的核心成员加入穆斯林兄弟会。该组织自70年代初出现于大学校园，得到萨达特政府的支持，抗衡纳赛尔主义者和左翼分子。穆斯林兄弟会的新生代缘起于萨达特执政期间活跃于大学校园的伊斯兰学生组织，其政治经历与世俗反对派具有颇多的相似之处。穆巴拉克时代，来自大学校园伊斯兰主义学生组织的阿布·阿拉·马迪、伊萨姆·伊里延、阿卜杜勒·穆尼姆·阿布·福图赫成为穆斯林兄弟会新生代的核心成员。80年代到90年代初，穆斯林兄弟会的核心成员是年长的元老派。新生代尽管得到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1976—1986年）和哈米德·阿布·纳斯尔（1986—1996年）的支持，却长期被排斥于穆斯林兄弟会的决策机构训导委员会之外。自90年代中期起，新生代在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力逐渐扩大，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纲领发生变化。1994年10月，穆斯林兄弟会新生代成员爱萨姆·埃里延和阿布·阿拉·马迪发起召开“自由与公民社会”研讨会，就人权问题达成共识。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新生代谴责宗教激进分子袭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马赫福兹以及政府官员和外国游客的恐怖行为，呼吁宗教激进派别与政府之间实现停火。

穆斯林兄弟会元老派经历自由主义时代和纳赛尔时代的政治环境，延续哈桑·班纳的传统理念，恪守伊斯兰主义的传统宗教原则，强调教派差异和性别差异，排斥世俗反对派，具有相对保守的色彩。相比之下，新生代更具有世俗倾向和包容性，持更加温和务实的立场，主张适应选举政治的环境，淡化穆斯林兄弟会的宗教色彩，强调给予妇女和科普特派基督徒以平等的地位和政治权利，倡导超越教派和性别差异的平等权利和政治参与，致力于通过政治对话弥合伊斯兰主义与世俗反对派之间的裂痕，扩大与世俗反对派的政治合作。另一方面，穆斯林兄弟会的传统是依据资历推举德高望重的年迈者出任总训导师，新生代长期被排斥于元老派主导的决策机构训导委员会之外，游离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权力边缘。进入90年代，新生代与元老派之间矛盾分歧凸显，新生代指责元老派独断专行，思想僵化，故步自封，缺乏应对局势的良策，进而强调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决策程序的民主原则和领导机构的选举原则。

穆斯林兄弟会在组织上包括三个体系。第一，由100人组成的舒拉会议，负责审议基本政策和年度预算，每6个月召开一次，任期4年，成员必须年满30岁。第二，包括13人的训导委员会，由舒拉会议选举产生，负责执行舒拉会议的决定，亦任期4年，成员必须年满30岁。第三，最高执行者是总训导师，必须年满40岁，由训导委员会提名人选，由舒拉会议的绝对多数选举产生。自哈桑·班纳死后，穆斯林兄弟会内部出现分歧。至90年代，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形成包括元老派与新生代在内的不同派系。1992年，穆斯林兄弟会通过新的决议，规定总训导师任期5年，然而选举程序长期缺乏公开性。1996年初，83岁的穆斯林兄弟会第四任总训导师穆罕默德·哈米德·阿布·纳斯尔去世，围绕继承人问题产生争执。穆斯林兄弟会发言人马蒙·侯戴比违背总训导师的选举程序，在纳斯尔的葬礼上匆忙宣布76岁的穆斯塔法·马什胡尔继任新的总训导师，引起新生代成员的强烈不满。穆斯塔法·马什胡尔早年参加始建于1940年的穆斯林兄弟会准军事组织“特别机构”，1954年入狱，自70年代开始成为总训导师欧默尔·提勒麦萨尼和哈米德·阿布·纳斯尔的核心成员，持强硬立场，90年代曾经向媒体表示，在伊斯兰教国家，科普特派基督徒不得出任高级将领，应当缴纳人丁税换取国家的保护。随后，以工程师阿布·阿拉·马迪和萨拉赫·阿卜杜勒·卡里姆、律师伊萨姆·苏勒坦、出版商穆罕默德阿卜杜勒·拉提夫为首的部分新生代成员在未经新任总训导师授权的情况下另立门户，筹划组建新的政党，名为中间道路党，进而脱离穆斯林兄弟会。阿布·阿拉·马迪宣布中间道路党系独立于穆斯林兄弟会的新的政治组织，马蒙·侯戴比则宣布加入中间道路党者必须退出穆斯林兄弟会。

中间道路党的创建，标志着穆斯林兄弟会内部新生代与元老派之间矛盾的加剧和政治理念的严重分歧。尽管穆斯林兄弟会极力否认与中间道路党之间存在联系，然而穆斯林兄弟会的新生代成员无疑构成中间道路党的重要来源。中间道路党最初的74名成员，包括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新生代62人，余者来自世俗反对派阵营，科普特派基督徒拉菲格·哈比卜出任中间道路党发言人。1997年1月，中间道路党创建者74人中的46人重新回归穆斯林兄弟会。1998年，中间道路党的申请签名包括93人，其中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23人，基督徒3人，女性19人。与穆斯林兄弟会相比，中间道路党更加强调公民权的平等原则，包括男女平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平等，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世俗色彩更加明显，成员不仅有穆斯林，亦有科普特派基督徒。此外，穆斯林兄弟会具有跨国界的倾向，中间道路党具有明确的国家性或埃及性。

中间道路党强调伊斯兰教的创制原则，强调伊斯兰教法必须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反对墨守成规，标榜温和、务实和多元的伊斯兰主义，崇尚民众主权和民主原则，倡导社会公正和政治廉洁，强调尊重宪政体制和法治原则，主张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寻求官方与民众以及世俗与宗教之间的广泛对话，具有自由主义的浓厚色彩。中间道路党宣称，该党并非伊斯兰教政党，而是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公民政党，埃及的伊斯兰教不应当仅仅被视作宗教信仰，而应当被视作穆斯林和基督徒共同的文化载体。与此同时，中间道路党呼吁保障公民权利，强调公民权的平等原则，包括男女平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平等，反对宗教歧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强调伊斯兰的文化性，将伊斯兰教视作埃及的文化遗产，世俗色彩更加明显。阿布·阿拉·马迪声称：“公正的世俗统治者优于独裁的伊斯兰统治者。”在中间道路党看来，伊斯兰教对于穆斯林而言是一种信仰，对于基督徒而言则是一种文化。该党主要理论家拉菲克·哈比卜则声称：“在信仰上，我是基督徒。在文化上，我是穆斯林。”相比之下，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拒绝承认非穆斯林享有与穆斯林同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地位。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在1997年4月甚至表示，科普特派基督徒应当缴纳人丁税以取代服兵役。

1996年和1998年，中间道路党曾经两次向议会政党委员会提交申请，要求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均被拒绝。中间道路党面临来自政府和穆斯林兄弟会的双重压力，自成立之始步履维艰。安全机构指控中间道路党系非法政治组织，中间道路党多名成员被军事法庭判处监禁。尽管如此，中间道路党被世俗界视作温和开明的伊斯兰主义组织，在各种场合与世俗反对派领导人讨论包括政治自由、妇女和宗教少数派地位、沙里亚与现代国家的适应性等诸多问题，求同存异，缩小伊斯兰主义与世俗民主制之间的差异和对立，进而为打破教俗反对派之间的隔阂和实现教俗反对派的广泛政治联盟创造条件。有学者据此认为，中间道路党的创建构成埃及伊斯兰政治的转折点，预示着穆斯林兄弟会以及伊斯兰主义的新的发展方向，标志着所谓“后伊斯兰主义”的兴起。2000年，中间道路党获准成立非政治性组织，名为埃及文化与对话协会，致力于促进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交流。2006年初，中间道路党的申请最后一次被驳回，中间道路党的成员大都重新回到穆斯林兄弟会。

“没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

90年代后期政府的高压和迫害，促使穆斯林兄弟会开始寻求与世俗反对派的跨党派政治联盟。进入新世纪，穆斯林兄弟会极力避免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进而招致安全机构的迫害，调整政治策略，淡化宗教色彩，致力于“没有伊斯兰国家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宣布尊重民主选举的政府，承认任何宗教信仰的公民在公平的政治环境下竞选总统的权利，强调宪法关于埃及是伊斯兰教国家和沙里亚是立法基础的规定符合穆斯林兄弟会建立伊斯兰国家的诉求，思想纲领进一步清晰明确。

2000年，经历5年牢狱生涯而刚刚获释的穆斯林兄弟会著名新生代思想家伊萨姆·伊利延承认，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口号已经不合时宜，宪法已经规定埃及是伊斯兰国家，规定沙里亚是立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伊萨姆·伊里延反对将民主制视作西方的舶来品，强调伊斯兰国家与宪政民主的相容性和一致性。2000年的议会选举期间，穆斯林兄弟会放弃“伊斯兰是出路”的口号，代之以“宪法是出路”的口号，强调多元化的世俗政治原则。尤素夫·卡拉达维是50年代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后来移居卡塔尔，2002年曾经被提名为总训导师的候选人。他认为：“尽管哈桑·班纳憎恶政党政治，然而富图瓦应当随着时间、空间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些曾经与哈桑·班纳相识的人一定知道，他不是一个思想僵化的人，而是根据时代环境的变化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思想的人。”2004年，伊萨姆·伊利延发表《伊斯兰运动与民主制的转变》，将哈桑·班纳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置于现代政治的语境之下，赞赏伊朗总统哈塔米倡导的“伊斯兰民主制”，进而系统阐述穆斯林兄弟会自1928年创建以来最具温和色彩的世俗政治纲领，明确赞同现代民主制、民众主权原则、公民权利和自由、男女之间和不同宗教之间享有平等权利，赞同市场经济和保护私人所有权。当选议员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向媒体表示表示，当下的埃及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穆斯林兄弟会的使命是致力于捍卫已有的民主和争取进一步的民主，尊重宪法、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多党政治有助于推动民主化进程。

新世纪的前五年，穆斯林兄弟会极力避免与政府发生直接冲突进而招致安全机构的迫害，主动接近其他反对派力量，吸引新生的社会阶层。2002年穆斯塔法·马什胡尔死后，第二任总训导师哈桑·侯戴比之子马蒙·侯戴比当选第六任总训导师。2004年马蒙·侯戴比死后，穆斯林兄弟会宣布，新任总训导师改由训导委员会取代舒拉会议选举产生，元老派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继马蒙·侯戴比之后出任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新生代的地质学家穆罕默德·哈比卜和计算机工程师海拉特·沙特尔当选为副总训导师。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与新生代保持密切的关系，新生代在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地位逐渐提高，政治影响随之扩大。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奇夫发表演说，阐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关系以及妇女的地位，呼吁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和解与平等，给予妇女出任公职的权利，淡化穆斯林兄弟会之伊斯兰色彩的宗教立场。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将新生代的多项思想和主张纳入新的穆斯林兄弟会政治纲领，重申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立场即致力于推动民主化进程，呼吁推动司法独立和改革选举体制，支持建立伊斯兰框架下的共和政体、公民社会和法治政府，宣称主权属于民众，倡导通过自由公正的选举实现权力交替，表示不会寻求建立伊斯兰神权政体，而是寻求建立伊斯兰教和沙里亚基础上的公民政体和公民国家，实现与伊斯兰原则相吻合的民主制、宪政制和议会制，旨在公开反击官方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的诋毁，争取实现教俗反对派的广泛政治联合，可谓自1928年以来最为温和的思想主张。

2005年，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宣布，穆斯林兄弟会寻求成为在伊斯兰教指导下同时符合宪法第2款的公民政党，成为类似土耳其的正义发展党的埃及政党，穆斯林兄弟会副总训导师海拉特·沙特尔表示，改革是唯一的出路，而改革的目标是结束一党制政府的权力垄断和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同年，曾经两次当选议员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侯赛因·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表示：“我们相信，只有推动议会的改革，才能完成国家体制的改革……我们要让民众看到，议会正在发生着变化。”首次当选议员的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哈兹姆·法鲁克·曼苏尔亦表示：“我们需要在现行的政治框架下，在议会、法律、公民社会和宪法的层面，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实现国家体制的变革。”然而，穆斯林兄弟会的世俗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2005年议会选举期间，穆斯林兄弟会依然将“伊斯兰是出路”作为自己的竞选口号，俨然以伊斯兰教的象征自居，而穆斯林兄弟会内部的新生代尚未取得主导地位。

由于官方严禁组建宗教政党，穆斯林兄弟会无法取得作为政党的合法地位，只能与其他世俗反对派政党组成竞选联盟，或者以独立候选人的名义竞选议会席位。议会选举是穆斯林兄弟会实现政治参与的主要途径，然而几乎在每次议会选举期间政府都要对穆斯林兄弟会发动政治攻势。尽管如此，穆斯林兄弟会无疑具有广泛的社会渗透力和政治影响力，是穆巴拉克时代最重要的反对派组织，在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进程中发挥出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实现民众动员和推动民众政治参与的历史舞台。“伊斯兰是出路”既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标志性竞选口号，亦是反映民众诉求的政治呼声。2005年总统选举前夕，穆斯林兄弟会呼吁民众参与选举，不投票支持暴君，将空白票投入票箱。2005年议会选举，穆斯林兄弟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来自21个省的88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进入议会，反映出穆斯林兄弟会动员民众实现政治参与和竞选议会席位的巨大政治能量，而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则是穆斯林兄弟会议员的首要目标。

2000—2010年，穆斯林兄弟会议员关注的重点，是世俗领域的政治改革和经济社会立法，其宗教色彩逐渐淡化。自2000年起，穆斯林兄弟会议员致力于争取政治自由、公民自由、完善法治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诉求，呼吁结束紧急状态法，遭到主导议会的执政党的否决。2005年大选之后，新一届穆斯林兄弟会议员反对执政党提出的总统选举法即总统选举在一天内完成，反对非司法人员进入总统选举委员会，坚持总统选举必须分阶段进行，以便保证法官对于选举程序的有效监督。2006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议员提出议案，呼吁推进司法独立，反对行政机构干预司法事务，寻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以便确保法官的中立性和独立地位。同年12月，穆斯林兄弟会议员反对总统提出的关于修订宪法第34款即禁止建立宗教政党和宗教组织从事政治活动的建议，提出新的政党法草案，寻求放宽组建政党的限制，保障政党的政治自由。2007年3月，穆斯林兄弟会议员表示，修订后的宪法第34款与宪法第2款即伊斯兰教是埃及的国教和沙里亚是立法的主要源泉的原则不符，修订后的宪法第76款实际上将独立候选人排除于总统竞选之外，修订后的宪法第88款明显削弱了选举程序的司法监督，修订后的宪法第179款以所谓的反恐法取代紧急状态法严重侵犯公民权，进而退出关于宪法修订的讨论，呼吁抵制宪法修订案的全民公决。2008年12月，穆斯林兄弟会议员呼吁制定新的法律，给予公民组建职业协会和工会以及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自由，简化申请程序。同年，政府提交法案，禁止在清真寺内举行民众集会，遭到穆斯林兄弟会议员的反对，后者指责政府旨在压缩民众的有限政治空间。2009年，穆斯林兄弟会议员呼吁修改现行法律，给予进一步的新闻自由。与此同时，穆斯林兄弟会议员通过质询政府官员、评估财政预算和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方式，呼吁在经济社会领域保护下层民众，指责政府的相关政策导致腐败蔓延、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和工资下降，加剧贫富分化和社会动荡。2000—2005年，穆斯林兄弟会议员连续表态反对政府提交的财政预算案，批评政府在改善教育、医疗、低收入者住房以及增加就业方面投入不足，指责政府的税收政策损害下层民众利益，抨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2005—2010年，穆斯林兄弟会议员继续表态反对政府提交的财政预算案，要求削减财政赤字，加大公共投入，增加就业岗位，调整税收政策，改善民生，打击腐败。此外，2000—2010年两届议会期间，穆斯林兄弟会议员不仅致力于推动政治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立法，而且关注宗教、文化和道德规范，指责政府公职岗位解除关于女性服饰的禁令与尊重自由和人权的法律原则不符，呼吁给予爱资哈尔大学以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建议推广伊斯兰银行以应对全球金融危机。

穆斯林兄弟会的以往惯例是总训导师终身任职。2010年，穆斯林兄弟会改变惯例，结束总训导师的终身任职；81岁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宣布辞职，无意谋求新的6年任期，首开总训导师非终身制的先例。鲜为外界熟知的穆罕默德·巴迪取代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其夫，当选穆斯林兄弟会第八任总训导师。66岁的穆罕默德·巴迪亚在任职时表示延续合法参与的政治传统，遵循“要参与，不要统治”的政治原则，避免跨越红线进而与穆巴拉克政府发生直接冲突。面对政府的高压和威胁，穆斯林兄弟会回避敏感的政治话题，偃旗息鼓，蓄势待发。

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与政治暴力

哈桑·班纳创立的穆斯林兄弟会，无疑是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原型。然而，埃及的伊斯兰主义运动并非浑然一体，自70年代开始逐渐出现裂变的趋势，形成从极端倾向到温和色彩的诸多派别。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代，穆斯林兄弟会作为埃及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持相对温和的政治立场，致力于体制内的议会选举和政治参与。相比之下，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否定现存国家体制的合法性，长期致力于体制外的政治暴力，具有秘密武装组织的浓厚色彩。新经济政策导致的贫富分化、上埃及与下埃及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落差以及都市周边棚户区的膨胀，提供了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滋生和蔓延的沃土。经济社会地位的边缘性与政治倾向的激进性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的成员大都来自上埃及乡村，上埃及的贫困人口向首都开罗和下埃及的迁移导致激进势力自南向北的蔓延。南部乡村和北部城市棚户区提供了激进势力的社会基础，经济状况的贫困性和社会地位的边缘性决定了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的激进性。赛义德·库特布阐述的颇具激进倾向的政治理念，亦对伊斯兰主义运动产生深刻的影响。伊斯兰主义的激进派别大都视赛义德·库特卜为精神领袖，崇尚赛义德·库特卜阐述的激进政治思想，强调政治斗争的圣战暴力性。

70年代初，持左翼政治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活跃于大学校园，抨击萨达特政权。萨达特则大力扶持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即贾玛阿特·伊斯兰，抗衡和抵制世俗色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纳赛尔主义者，伊斯兰主义思潮随之在大学校园迅速蔓延。70年代后期，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出现分裂，部分成员加入穆斯林兄弟会，另一部分成员反对穆斯林兄弟会致力于宪政框架下的合法政治参与，倡导圣战的政治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和埃以签署戴维营协议，对于伊斯兰学生运动影响甚大。1979年，萨达特政府停止向伊斯兰学生联合会提供经济资助，取缔伊斯兰学生联合会的公开活动，关闭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的夏令营。与此同时，伊斯兰学生组织的活动由公开转入地下，部分成员则逐渐走向激进和恐怖的道路。

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不同于穆斯林兄弟会，缺乏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政治权威，各自为政。萨达特时代，埃及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激进派别包括伊斯兰解放组织、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团。

伊斯兰解放组织的领导人是萨利赫·斯雷亚，成员主要是来自下埃及的青年学生，得到利比亚政府的暗中支持。1974年，伊斯兰解放组织成员攻占开罗军事技术学院，试图夺取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总部和推翻萨达特政权，失败后遭到镇压，萨利赫·斯雷亚等人被判处死刑。

新圣战组织缘起于萨达特时代活跃于大学校园的激进伊斯兰学生组织。1979年，欧默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和卡拉姆·祖赫迪领导的上埃及艾斯尤特大学激进学生组织与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法拉吉领导的开罗大学生激进组织合并，新圣战组织作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始露端倪。新圣战组织主张渗入政府内部，采取暗杀方式，推翻萨达特政权。1981年，萨达特死于新圣战组织成员的暗杀。基地组织领导人艾曼·扎瓦赫里，即为新圣战组织的重要成员。

舒克里·艾哈迈德·穆斯塔法1942年出生，原为穆斯林兄弟会成员，是赛义德·库特布激进思想的忠实追随者，纳赛尔时代曾因在艾斯尤特大学校园散发穆斯林兄弟会传单而于1965—1971年入狱，1971年获释后创立伊斯兰团（Jama'at al-Muslimin），亦称赎罪与迁徙组织，追随者数千人，主要活动于上埃及的大学校园。伊斯兰团与新圣战组织颇具相似之处，皆崇尚政治暴力，强调安拉主权，反对民主制和多党制，反对宪政框架下的议会政治。在他们看来，多党制意味着允许非穆斯林组建政党和分享权力，与沙里亚不符。他们认为，埃及的统治者是异教徒，埃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异教的秩序，必须予以根除。艾哈迈德·舒克里·穆斯塔法宣称：“我反对埃及现存的所有制度，因为这些制度背离了伊斯兰教法，是异端的制度。”1977年，伊斯兰团成员绑架并杀害萨达特政府前宗教基金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达哈比。随后，该组织数百人被捕，包括穆斯塔法在内的五人被处死，36人被处5年至终身监禁。

穆巴拉克时代，伊斯兰团致力于政治暴力，袭击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直至无辜民众和外国旅游者，进而威胁国家的政治稳定。1984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草拟长达231页的文件，名为“伊斯兰行动公约”，阐述具有激进色彩和暴力倾向的政治目标和政治原则。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认为，世俗法律源于西方，与伊斯兰教不符，必须予以根除，进而呼吁与执行世俗法律的埃及统治者战斗到底。1989年，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授意纳吉·易卜拉欣、阿希姆·阿卜杜勒·马吉德、伊萨姆丁·迪尔巴拉撰写《伊斯兰行动准则》一书，完整阐释伊斯兰团的思想纲领。该书强调严格遵循安拉的启示和先知的教诲，崇尚早期伊斯兰教，主张回归经训，正本清源，扬善惩恶。该书认为，埃及的统治者是异教徒，埃及现存的政治秩序是异教的秩序，必须予以根除，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存政府进而建立伊斯兰政府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是穆斯林责无旁贷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斯兰团反对和抨击穆斯林兄弟会放弃政治暴力、致力于议会选举、在诸多领域与政府合作的温和政治立场，指责穆斯林兄弟会背离伊斯兰主义的宗旨。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活跃于埃及政治舞台，其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高压与恐怖袭击愈演愈烈，政治暴力出现上升的趋势，安全机构、政府官员、外国游客和科普特派基督徒成为伊斯兰主义激进派别发动袭击的主要目标。进入90年代，政治暴力在首都开罗和上埃及蔓延，导致埃及濒临内战的边缘，安全形势急剧恶化，而官方的高压政策与政治暴力的泛滥两者之间无疑具有内在联系。据统计，1991—1995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逐年攀升。1991年，30人死于政治暴力，相当于1981—1990年死于政治暴力的人数总和。1992年，93人死于政治暴力。1993年，266人死于政治暴力。1994年，304人死于政治暴力。1995年，415人死于政治暴力。此后，政治暴力导致的死亡人数呈下降趋势，1996年174人，1997年193人，1998年39人。另一方面，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成分逐渐改变，不足25岁的青年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33%增至90年代的71%，具有大学教育背景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从70年代的79%下降为90年代的20%，来自乡村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在70年代只有8%，而90年代来自乡村和城市棚户区的成员在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中所占比例达到54%。

然而，伊斯兰主义激进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远远不及倡导非暴力原则的温和伊斯兰主义运动。针对政治暴力的蔓延，穆斯林兄弟会作为伊斯兰主义的主流派别，屡屡发表声明，强调伊斯兰教不允许滥杀无辜，强调滥杀无辜与伊斯兰教法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进而谴责新圣战组织和伊斯兰团发动的恐怖袭击，同时抨击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统治无异于恐怖主义。穆斯林兄弟会总训导师穆斯塔法·马什胡尔明确表示，伊斯兰教保护穆斯林和非穆斯林的自由、平等和生命安全，不允许随意攻击非穆斯林，真正的穆斯林有义务保护非穆斯林的合法权利。

1996年，伊斯兰团领导人欧麦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在狱中首次呼吁属下成员单方面放弃政治暴力。1997年7月，埃及军事法庭审理97名伊斯兰武装分子的过程中，一名被告代表狱中的伊斯兰团领导人发表声明，宣布无条件与政府停火。同年11月，伊斯兰团领导人在狱中再次表示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寻求与官方展开政治对话。穆巴拉克政府尽管拒绝接受伊斯兰团领导人的停火要求，却随后释放数千名在押的伊斯兰团成员。

1999年3月，伊斯兰团正式宣布，放弃反政府的政治暴力，致力于现行体制内的政党政治，创立伊斯兰改革党，通过和平与合法的途径实现其政治目标，进而声称：“时间已经证明，暴力和武装斗争对于所有的政党、整个国家和伊斯兰教都是有害的。”伊斯兰团领导人表示，根据《古兰经》《圣训》和沙里亚的相关规定，在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和诉诸圣战是非法的行为，同时承认伊斯兰教禁止与“有经典的人”进行战斗，而杀害妇女、儿童、老人和无辜者在伊斯兰教中属于不道德的行为。

2002年，伊斯兰团成员撰文阐释新的思想纲领和行动策略，要点如下：第一，穆斯林青年的狂热举动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确道路，穆斯林青年与政府之间的暴力冲突无助于伊斯兰世界社会状况的好转和扬善戒恶的目标，导致穆斯林生灵涂炭，让犹太人借机从中渔利，呼吁穆斯林青年纠正错误的行为，顺从权威，避免内战，回归正确的道路；第二，伊斯兰教是务实的宗教，伊斯兰教信仰不能脱离现实的环境，即便是沙里亚亦应根据现实环境的变化而加以必要的调整，赛义德·库特布的思想根源于纳赛尔时代的特定环境，然而时过境迁，已与新的环境不符，议会制与政党政治适应新的环境，与伊斯兰教并无根本对立；第三，只要统治者自称是穆斯林，即使并未执行沙里亚的全部规定，即使被宗教学者指责为异教徒，反叛这样的统治者也是不公正的，劫掠科普特派基督徒和袭击外国旅游者也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伊斯兰圣战绝非滥杀无辜，只适用于反抗外国入侵；第四，扬善戒恶的责任只属于国家和政府，并非个人行为，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应有的保护而不得被其他人随意践踏。

伊斯兰团政治策略的调整，逐渐缓解了其与官方之间的对抗烈度。与此同时，新圣战组织迫于穆巴拉克政府的高压举措，亦开始将攻击矛头转向境外，致力于阿富汗的圣战，进而成为本·拉登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