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回看约一百五十年的王朝研究史

吴哥窟的历史是如何阐明的？

无论谁站在吴哥窟的面前，脑海中都会情不自禁地涌出种种疑问：谁建造的？什么时候？为何而建？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要解答以上这些问题，必须要从记载吴哥窟时代的史料是如何形成开始说起。

第一，当时的柬埔寨没有纸。代替纸充当记载工具的是糖棕叶制成的“贝叶”。这是从印度传来的方式，经典及国王的命令等需要记录的东西都写在贝叶上。现在的上座部佛教的经典也还是记在贝叶上。然而，贝叶属于棕榈的叶，缺点是容易被小虫啃食。因此，当时的记录者们认真地重复书写，传承写本。这些记载由于战火和积年累月的虫害全部消失了。因此，历史记录缺失，我们无法知道那个时代的历史了。

第二，许多人在当时惨烈的战斗中战死，致使这段历史完全被遗忘。东南亚大陆区域的战争是“实力即正义”的激烈消耗战，涉及王朝与民族存亡，以国王为首的高官、官吏和宗教事务官等全部战死。村民也被征召为士兵，加入战斗中，但多战死沙场。幸存的人们被作为俘虏带走。当时的人力资源十分珍贵，俘虏被作为修建寺院、开凿运河等的劳力，成了回不去的人。尤其是大城和吴哥自1353年左右发动战争以来，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交锋。1431年左右，大城的军队包围了吴哥的都城（现在的吴哥城），战斗可谓是肉搏战，在杀与被杀的消耗战后，吴哥的都城成为灰烬。但是，吴哥窟在都城外一千七百米以南的地方，因此并没有被战火破坏。

第三，虽然当时传世的碑刻文字史料并不充分，但它们依然握有解读这段被遗忘的历史的钥匙。碑刻文，如字面意思一样，是雕刻于寺院或小庙的厚石板、石柱、侧壁等表面的一种碑文，是由过去国王和高官们书写的一种供奉记录，都是以梵语和古高棉语书写成的。

那么，碑文记载了什么样的史实呢？大体概括起来，其内容首先是关于皈依、供奉神佛，接着是对国王的赞辞等，文末最后则以咒语结束，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通过解读这些内容，从中抽出当时一般社会的概念，帮助解读历史，但碑文大多都没有言及当时的社会。此外，碑文是片断式的特殊文书，十分难懂，加上雕刻表面剥落，解读更加困难。

第四，不过，中国文献中对吴哥窟的记录，可以对吴哥窟历史做部分补充。汉文史料提到古代和中世柬埔寨，有助于解读历史。中国自古称东南亚为“南蛮”，正史记载了大量的当地见闻和传闻信息。其中，对柬埔寨前吴哥王朝时代的“扶南”和“真腊”的记载尤其多，中国人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描绘了当时的日常生活，作为第三方的史料，可信度颇高。中国人虽然对南蛮有偏见，但也有从外国人视角对其历史的客观评价，以及对认可的内容的叙述。尤其是13世纪末，随元朝使节访问吴哥王朝都城的周达观所写的实地史料《真腊风土记》，是了解当时柬埔寨社会的一手史料，本书也多次引用，用来说明历史。

西欧最早的发现

大城攻陷了吴哥都城之后，仍数度出兵柬埔寨，1470年柬埔寨被迫承认大城王国的宗主权。

16世纪末，葡萄牙人迭戈·德·科托有如下记载：

大约在1550年或1551年的时候，柬埔寨的国王为狩猎大象而进入茂密的森林。（中略）国王（的随从们）在热带低矮的树林中劈开一条路前行，前面突然出现了巨大的建筑物。建筑的内部树木繁密，以致即便想进入也不可能。

［格罗利埃（B. P. Groslier），《西欧眼中的吴哥——水利都城吴哥的繁荣与没落》，联合出版，1997年］

高棉人由此初次发现了自己祖先活动的遗址。

关于此次“发现”的史实，当时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都更是详细地报告：“令人惊讶的是，当地的居民谁都没在这个都城内待过，里面住着的只有野兽和猛兽。”

根据当地中世碑文，1546—1564年，安赞一世下令在尚未完成的吴哥窟的北回廊和东回廊（北侧部分）雕刻浅浮雕。此时的高棉雕塑工明显受到大城王国暹罗美术的影响。

这个时期恰值缅甸东吁王朝国王莽应龙攻占大城都城的（1569—1584）十五年。对于柬埔寨来说，这一时期对暹罗的战争暂时停止，享受了短暂的和平。

安赞一世之孙萨塔王（1579—1595）移居至旧吴哥都城，并时常在吴哥遗迹驻留。中世的碑文中记载国王“将这些‘寺院’按照往日风貌修复”。但是，如今看来，那些修复作业粗糙，不过尔尔。

然而，为恢复吴哥地区昔日的繁荣，萨塔王似乎命令修筑水利网络。科托认为，当时吴哥城内的小运河可以使用。

如何从大城的压力下逃脱是他们的重要课题。后吴哥时代的国王们数次迁都至以金边为首的几个地方，使都城逐渐缩小。可以说他们连思考夺回并重建伟大的吴哥帝国的时间都没有。然而，从16世纪开始，似乎作为灵验、神圣的上座部佛教的圣地和巡礼之地，吴哥窟受到国内外的高度赞誉。不知何时，朱印船贸易时代的日本航海者中开始流传吴哥窟就是传说中的祇园精舍的说法，遥远的日本也知道了它。祇园精舍是印度拘萨罗国（Kosala，公元前6世纪左右在恒河中游兴起的王国）的僧庙，传说佛陀曾在此讲法布道。当时的日本人超越时空，认为它就是祇园精舍的遗址。

亨利·穆奥（左）与吴哥窟（右）

　亨利·穆奥向世界介绍吴哥窟遗迹，被称为“吴哥窟的再发现者”。右图为1863年所作

除此之外，吴哥窟被发现的故事也很令人感动。

事实上，19世纪中叶，当时在马德望的法国神父布意孚在旅行日记中提到了吴哥遗迹的存在。然而，神父虽然知道遗迹真正所处的地方，但并没有向世界公布，也不知道吴哥遗迹的历史价值。

同为法国人的博物学者亨利·穆奥，从泰国的尖竹汶府乘舢板（小舟）到达贡布，经由金边到达吴哥。他于1860年1月22日到达暹粒市并驻留了三周，实地造访了附近的遗迹，特别是由尖形佛塔、回廊、阶梯组合而成的威武的吴哥窟。他从这些遗迹精美的楣石和山墙、秀丽的浮雕和雕刻等推测，直观地意识到当时的文化十分发达。于是，他的卓越见识认清了吴哥遗迹的重要性，并向世界介绍这一壮丽的石造建筑群及其美术。因此，穆奥也被称为“吴哥的再发现者”。对此，布意孚提出抗议，认为自己才是向西欧介绍吴哥的最早发现者。

被吴哥魅力折服的男人们——碑刻学开端

接着，四年后，德国学者阿道夫·巴斯蒂安在穆奥之后造访吴哥。他迅速判断出吴哥遗迹乃是古代柬埔寨帝国的重要王都，并对墙壁上雕刻的碑文特别关心，认为它们传递着当时的史实。他尝试着对碑文进行解读和翻译，但并未成功。然而，巴斯蒂安依然是将碑文作为解读当时历史史料对待的第一人。

当时，法国对柬埔寨抱有的帝国主义野心之一，是为了更彻底地统治法属领地“交趾支那”（现越南南部）而要控制其腹地。法国派遣军舰至湄公河，对柬埔寨施压，并于1863年缔结了保护条约。

同时，法国还想通过湄公河开拓去往云南的通商道路。1866—1868年，法国任命杜达尔·德·拉格雷（Doudart de Lagrée）海军大尉为队长，对湄公河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因为存在瀑布和浅滩等，沿着湄公河上溯而行的通商之路的方案被放弃。然而，此次调查成为日后建立法属“印度支那”的发端，在获取大量资料这一点上也意义重大。该调查团中有涉及之后“加尔尼埃事件”（1873）的弗里西斯·加尔尼埃大尉以及路易·德拉波特大尉。

德·拉格雷调查团描绘的巴戎寺

　德拉波特《柬埔寨调查》（ Voyages au Cambodge

），1880年

这一调查团首次将柬埔寨的碑文制作成黑铅拓本并带回国。德·拉格雷大尉猝死之后，调查报告由加尔尼埃进行整理，其中就包含了五份碑文拓本。这些是第一次向世界介绍的柬埔寨碑文，包括了从吴哥窟、巴戎寺、罗莱寺、圣剑寺等地采拓的碑文。德拉波特在回忆他第一次与吴哥相遇时提到吴哥正是“比最华丽的梦境还美好的地方”，自己被绝妙而高雅的吴哥艺术魅力折服。

碑文中写了什么

碑文几乎都刻在厚重的石板、石柱或建筑入口的侧壁、门柱上。碑刻石板、石柱基本上都放置在寺院的塔门或入口处，同一建筑的门梁石、铺石、壁面、柱子、回廊、再次使用的石材、雕像背面及台座上也有雕刻。这些雕刻的厚石板、石柱大体上有一米到三米高，半米到一米宽。

碑文自左上角起横向书写。被称作柬埔寨碑文的碑刻，是用古高棉语、梵语、巴利语、近世高棉语、孟族语书写。在1970年收录的一千零五十个碑刻中，几乎半数是古高棉语碑文，其次是梵语和梵语高棉语并记的碑文。短碑文只有一行文字，而长碑文超过五十行，最长的碑文是比粒寺碑文（梵语，K806），达到了二百九十八节。碑文涵盖了6—19世纪左右的漫长时代，不过大部分都属于吴哥时代鼎盛的9—12世纪。

吴哥王国碑文及遗迹的分布图

这些柬埔寨碑文，在语言系统上属于孟—高棉语族。下令刻写碑文的人员包括国王、王族、高官、婆罗门、掌权者和地方长官等。碑文大多是对诸神及佛祖的皈依、所做的事迹、捐赠供奉等内容，同时还有对祖先的敬仰以及对国王的赞词。梵语碑文大多是向诸神众佛的祈愿、国王（王族）和贵族的系谱及德行，并以咒文结尾，总之宗教色彩十分强烈。

古高棉语碑文记载了国王的命令、捐赠财物的目录、被称作库纽姆（供奉者）的人士名单、土地边界、田地交换以及共有及专有权利的公证等，主要是日常生活的各种事情。然而，它所记载的内容在多数情况下没有前后文，属于个别的片段记载。除此之外，由于石碑表面剥离和破损，许多地方无法解读，按照碑刻的数量来看，言及当时社会的部分也很少。大多数的碑文都涉及宗教、布施和王权，记录了位处权力顶端的国王等一小拨统治者的活动，关于一般人社会的记录很少。因此，在古代柬埔寨史的系统中，难免有描述国王以及与国王政务直接相关人物的历史的倾向。

柬埔寨碑文研究发展至今有一百六十余年了。在此期间，历史、语言、考古、美术、建筑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提出假说，为把握更真实的历史样貌积累了诸多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从碑文的内容出发，不免会偏向王朝史、美术、宗教等方向。

法国研究者乔治·赛代斯是开辟精确解读柬埔寨碑文先河的泰斗，他于1966年完成了对当时发现的约一千块碑文的解读和整理工作。三十八年后的2002年8月，“柬埔寨碑刻文会议”在暹粒市的法国远东学院举办。会议上他带来了此后发现的拓本原本，法国（法国远东学院）、柬埔寨（文化部和吴哥地区遗迹保护管理机构）、日本（上智大学）和泰国（艺术大学）的约二十位有关人员出席。2002年，会议同意新发现的碑文和以前的碑文一样，都以K打头编号，约有二百五十块新碑文被公开，总之，编号追加到了K1250。最近，法国远东学院大概会出版追加的新碑文名单以及导读。从柬埔寨碑文发现数量的变动来看，1890年有三百八十块，1937年增加到八百七十六块，1970年则达到一千零五十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