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发现——发现吴哥



砍伐密林、除去土砂和马夏尔的献身

1898年，“印度支那考古学调查委员会”在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成立。从名称来看，它并不仅仅以考古学为研究对象，而是有关遗迹遗址以及文物的广泛调查研究。不过，吴哥遗址群通常是重要的研究对象。1900年1月后，该机构改名为“法国远东学院”。创立学院，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创立了专门研究吴哥王朝的组织机构。

吴哥遗迹隐藏在柬埔寨的丛林深处，许多石造寺院崩塌并埋在土中。这些寺院无一例外是在郁郁葱葱的繁密丛林下发现的。而且，根据法国方面的资料，遗迹调查与保存修复活动的预算少，人员也有限，生活工作条件绝非奢侈。

根据1907年3月23日缔结的《法国暹罗条约》，马德望、诗梳风、暹粒三州划归法属柬埔寨。1908年7月14日，简·戈迈耶被任命为第一任吴哥遗迹保存官。戈迈耶是殖民地政府的正式职员，也是地方行政官，自1907年到达吴哥窟以后就开始着手遗迹保护的必要工作（清理遗址中的草木）。

巴戎寺的四面佛尊颜塔

　首任遗址保护官戈迈耶做了去除沙土、防止石材崩落的加强工作。松浦史明摄

戈迈耶最初的工作就是负责吴哥窟。当时，吴哥窟寺院内还有数户农家，并开垦了农田，回廊的旁边也有牛棚。的确，当时的吴哥窟相比其他遗迹来说，保存状况良好。这一壮阔的寺庙八百五十年以前就已建造，来访者和参拜者从未断绝。穿过吴哥窟的第一塔门后，在通向正殿的参道途中刚好建有两座上座部佛教寺院。戈迈耶先搬走了这座寺院，再砍伐掉围绕在寺院周围的椰树林，创造出可以看全景的空间。接着，必须清理堆积在寺院内的大量沙土。现在的参道和“十”字形平台，都被与之等高的沙土淹没。

戈迈耶的办公室兼住所，就是参道旁一座单立的高棉式房屋。戈迈耶夫妇用稻草修葺屋顶，用聂帕棕榈的叶子制成墙壁，就在那里生活。据说到了晚上，他们点上燃烧树浆的灯，夫人弹奏的钢琴声飘向四周。周边的村民感到新奇，听得入神。戈迈耶也试图寻找建造吴哥窟的国王是谁、又是为了什么目的。

戈迈耶之后还参与保护吴哥遗迹的巴戎寺遗址，在那里，最初的工作自然是清除寺院周边大量的沙土。另外，他还修补了多处刚崩落的四面佛塔，以防止石材滑落。

1916年4月29日，戈迈耶在去往暹粒市内的途中被一伙强盗杀害。他如今长眠于巴戎寺的旁边，人们筑起的小型纪念碑，刻着对他的怀念。

亨利·马夏尔接替戈迈耶被任命为保护官。十七年间，他作为保护官，真正地尽心尽责献身遗迹的调查、保存、修复、研究，不懈努力。马夏尔对该地区的所有遗迹进行了调查，他不畏热带特有的酷暑，恰如职位名称所示，是一位毕生致力于吴哥遗址保护的泰斗。即便同夫人离婚，没有得到家庭方面的眷顾，马夏尔积极的贡献也让任何人都给予他“有马夏尔才有吴哥遗址”的赞赏。不过，1923年，年轻作家安德烈·马尔罗（1901—1976）在女王宫盗掘了女神像。从1931年开始，马夏尔花费了六年时间修复女王宫。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才能够参观被称为华丽的吴哥至宝的寺院。1930年，他在爪哇从荷兰的遗迹修复官那里学到了“原物重建法”（Anastylosis，在两石材的断裂面上用铁丝将其连接起来的技术），并运用到女王宫的修复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女王宫

　接替戈迈耶的第二任吴哥遗迹保护官马夏尔竭尽全力复原此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不再有吴哥遗迹负责人了。为再度修复吴哥窟，经过数月的计划，马夏尔接受了吴哥遗迹保护官的任务，此时的马夏尔已经七十二岁。当时暹粒地区治安恶劣，无人接手保护官的工作。之后马夏尔一直留在柬埔寨，在吴哥遗迹附近修建了房屋，并与一位柬埔寨女子再婚。我在1961年造访吴哥遗迹时，八十五岁的马夏尔依然健在，并带领我参观了班蒂色玛寺，谈到许多辛苦的历程。1970年4月，马夏尔去世，时年九十四岁。

碑文解读与保存修复作业

1907年被划归的暹粒等西北部三州，是古代柬埔寨王国的中心区域。这三州的划归对弄清吴哥时代历史的调查和研究带来了飞跃式的进展。另外，19世纪末学界不断累积梵语碑文的解读成果。法国远东学院开始着手对当地遗迹进行调查、发掘和修复，工作人员达到了数百人。

随着遗迹调查、挖掘和修复工作的进展，碑文的发现数量增加，遗迹建立的年代及该王治世时期得以确定，对建立年代不明的遗迹则通过美术样式理论的研究来推定其相对年代。

碑文数量的增加，加之现场的挖掘、调查，使学者在古地理、历史、宗教等各个领域构建起数种假说，谜团众多的历史实像渐渐露出真面目。最终，吴哥王朝的灿烂繁荣被认为是史实。

1901年创刊的《法国远东学院学报》（简称BEFEO）刊载了柬埔寨碑文研究的诸多论考，关于柬埔寨古代史的诸多成果通过这本杂志公开。首先，杂志连载了奥古斯特·巴托尔对梵语碑文的考察，以及法国远东学院院长路易·菲诺的碑文注释研究。而柬埔寨碑刻学集大成者赛代斯，当时还是刚刚结束法国中学毕业会考（Baccalaureat，大学入学资格考试）的少年，年仅十九岁，却已经将首篇论文《拔婆跋摩二世（Bhavavarman Ⅱ）的碑文（佛历561年）》寄稿给学报，初露锋芒。

赛代斯努力翻译当时仅解读出一部分的古高棉语碑文，此后通过将近六十年碑刻研究的成果，成为对重构古柬埔寨历史做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

相关碑文史料被刊载于19世纪末的阿贝尔·贝尔盖涅和巴托尔所撰《占婆、柬埔寨梵语碑文集》，以及其后的《柬埔寨碑文集》（影印版汇编，全六册）。赛代斯著有全八卷的《柬埔寨碑文》（1937—1964），其中的第一、二、三卷是对上述全集六册碑文的介绍，以及罗马字母转写文本和法语译文，第四至七卷收录了之后发现的碑文，第八卷则是索引及碑文列表。

从马尔罗的“盗掘”到“王道”的研究

若问到柬埔寨研究进展到哪一步，答案是它还是相对年轻的学问领域，刚迎来一百五十周年。相比于作为研究史来说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佛学研究和中国学研究，它有着很大的区别。柬埔寨和吴哥研究始于从遗迹现场进行调查、研究的1866年。

自1866年起，德·拉格雷海军大尉耗时三年在湄公河实施调查，如前文所述，该调查团带回了柬埔寨碑文的黑铅拓本。其后，对主要遗迹的保护修复工作逐年切实推进，从现场得到的“新发现”也渐次被发表，一些假说相继被提出。同时，对碑文的解读工作也在进行，遗迹的建立年代被不断修正。除此之外，资料集成、调查报告、学术研究、出版物等被发表出版、讨论和汇总。法国远东学院积累了众多从遗址上得到的新发现，一些严密的研究成果成为定说，从结果来看，它对于百余年来吴哥王朝史的解读和建构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值得高度评价。再加上一些假说，便构成了现在的研究状况。

女神像（左）和马尔罗（右）

　作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而闻名的女王宫的女神像，以及因盗掘而被问罪的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

以前面提到的法国作家、曾担任文化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的事件为例来说明。马尔罗在1923年盗掘了吴哥遗迹中女王宫寺院的女神塑像（笔者1981年将其命名为“东方的蒙娜丽莎”），被判处监禁，上诉后改为缓期执行。1930年他发表了描写自己盗掘经历的小说《王家大道》（La voie royale）。在小说中，马尔罗描述了吴哥王朝时代的主干道“王道”在茂密的丛林里纵横延伸，村民们来来往往。这毕竟是小说中所述的内容。然而，1993年签署《巴黎协定》之后，柬埔寨国内的调查、研究进一步发展，昔日的王道被逐渐发现，并判明它们通向东南亚大陆各地。在王朝最繁盛的12—13世纪这一时间里，东南亚大陆形成了“条条道路通吴哥都城”的局面。虽然马尔罗的小说是虚构作品，但是他的慧眼仍让人佩服不已。

不过，关于连接王道的石桥则在很早就被提到。1880年J. 阿尔曼说，“那里有古代的巨大建筑……那个时代一直保有连接各富强城市之间的交通道路”，谈到了存在王道这一道路。马尔罗帮助出版社做过编辑工作，所以大概从某处得到了关于石桥、主干道的知识。这种石桥到现在已经发现了六十五处。

七种假说的修正与科学的证实

以吴哥窟为首的石造寺院群独树一帜，规模巨大，范围广泛，许多寺院、小庙、蓄水池等密布于吴哥地区。自19世纪中叶吴哥遗迹群再度被发现并广为人知之后，所有人都猜测这一巨大寺庙建筑到底是何物，并开始着手解释。大家开始一起尝试揭开遗迹的谜团。接二连三的新传说、假说、臆测等从一家之言上升到社会舆论。而且，遗迹中的优美雕像、细腻的浮雕和装饰作为美术鉴赏对象，吸引了许多人，似乎也增加了个人的思考。此外，盗窃事件也增加了。

总之，有关吴哥王朝的研究可以说忙于批判以前的异端邪说、修正谬误，以及周旋于寺院建立年代的谬误与修订之间。经过了迂回曲折，到20世纪30年代，碑文史料齐备，终于开始了对吴哥王朝真正的科学性研究。

随着碑文的解读，在此之前的臆断和假说逐个被修正，以下列举几处主要的修正以及新学说。

一、明确扶南的衰亡与高棉真腊兴起（路易·菲诺的发现）

在古高棉语碑文中，最早刻有年代的碑文为611年吴哥博垒村（Angkor Borei）碑文（K600）。该碑在柬埔寨南部茶胶省的吴哥博垒村遗迹被发现，是横长的长方体，碑文刻在第三面。碑文中的7世纪初期，柬埔寨南部的扶南势力和北部的高棉“真腊”势力之间攻防不断。真腊第三代国王伊奢那跋摩一世即位被确认，时间为616年，都城是中南半岛的伊奢那城，即三波坡雷古。此后，伊奢那跋摩一世继续征讨扶南。1911年，菲诺研究磅同省附近的三波坡雷古遗迹发现的碑文，确定该遗迹就是7世纪前半叶伊奢那跋摩一世所居的都城，也就是《隋书·真腊传》（卷八十二）记载的“伊奢那城”。

二、发现吴哥时期以前（前吴哥）的美术（亨利·帕门蒂尔的眼力）

基于菲诺的论文，亨利·帕门蒂尔对三波坡雷古遗迹的美术样式进行了精细的分析，从而注意到它与吴哥遗迹群的不同，发表了创新观点，认为该样式是吴哥时代以前的美术样式，即“前吴哥时期”美术。在尚未确定遗迹建立年代的20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前半期，帕门蒂尔的美术样式论作为确定年代的标记使用，其慧眼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三、碑文的解读纠正塔堂建筑样式考察中的错误（赛代斯的碑文解读）

罗洛遗迹是因陀罗跋摩一世（877—889年在位）的都城诃里诃罗洛耶。帕门蒂尔于1919年考察了这一遗迹群的塔堂建筑样式，将东湄本寺（正确的建立年代为952年）、比粒寺（967）、女王宫（967）等归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所造的建筑，理由是这些遗迹酷似因陀罗跋摩时代在基坛或方形金字塔底座上建造塔堂形式小寺的巴孔寺遗址，而后者是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的建筑。但是，这完全是错误的，这些遗迹的正确建立年代之后通过解读碑文得以明确。

巴肯寺寺院

　被确认为第一次耶输陀罗补罗的中心寺院。松浦史明摄

四、吴哥城这一都城建设年代的变化——9世纪→11世纪→12世纪或13世纪初（赛代斯的碑文解读）

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的菲利普·斯特恩在1927年提出新的美术样式分类。在这之前，以巴戎寺为中心寺院的吴哥城被认为是耶输跋摩一世（889—910年左右在位）修建的王都耶输陀罗补罗。帕门蒂尔也将吴哥城划分为紧接在因陀罗跋摩时代美术样式之后的新形式。斯特恩否定了这一说法，将巴戎寺和吴哥城的建设归于苏利耶跋摩一世（1011—1050年在位）时期，而这比吴哥窟的建立更早。这一新美术样式论在当时是崭新而独特的学说，理论上虽然成立，但仍只是从遗迹的类型学方面类推，缺乏确定年代的绝对证据。然而，赛代斯解读了青戎塔遗迹碑文（K597），确认巴戎寺及其建筑样式是阇耶跋摩七世（1181—1219年左右在位）时代的遗迹。

五、巴肯寺遗迹是第一次耶输陀罗补罗的中心寺院（戈路波的眼力）

戈路波发掘了巴肯寺，证明这是耶输跋摩时代的中心寺院，也是第一次耶输陀罗补罗。斯特恩当年指出，现在吴哥城的中心寺院巴戎寺并非耶输跋摩国王的遗迹，可谓准确。

六、瑰宝女王宫为吴哥王朝末期建立（根据赛代斯的碑文解说，准确时间是967年）

根据帕门蒂尔的研究，女王宫被归为因陀罗跋摩一世的美术样式。但1926年，经过帕门蒂尔、菲诺、戈路波三人的共同研究，将其重新归入吴哥王朝末期。然而，这一说法也存在错误，三年后，赛代斯解读该寺院壁面所刻的碑文，确定寺院的建立年代为967年。

七、巴普昂寺在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时期建立（赛代斯的碑文解读）

与巴戎寺邻接的巴普昂寺遗址先前年代不明，后来被考证出是优陀耶迭多跋摩二世（1050—1066年在位）时代所建造，而这一发现也是赛代斯碑文研究的成果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可谓古代柬埔寨史再发现的时代。就像在关于巴戎寺、女王宫等遗迹建立年代和归属的论争中所见那样，在反复摸索和失败的同时，研究者进行成体系的遗迹整理、碑文解读和美术样式研究，逐步获得对吴哥时代的新认识。其后，基于这些碑文的缜密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

1953年，柬埔寨取得独立，西哈努克国王率先实行政治改革，引起世界注目。不久，柬埔寨被卷入冷战之中，而后进入波尔布特的恐怖政治和内战时代。

另一方面，这一期间的高棉研究在海外取得更快发展，碑文的正确解读、汉籍史料的再探讨、考古挖掘、保护修复等专门研究切实积累。但是，持续约三十年的内战导致研究活动出现了空白期，因红色高棉政权而失去缅甸出身的年轻研究者则是一件令人无比痛惜的事情。

1993年，柬埔寨重新回到和平，从零出发。曾经能够建设巨大石桥的吴哥王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其迸发能量的实体到底是什么？柬埔寨版的印度教和佛教创造出了什么样的新精神价值体系，对村民们又宣扬什么？能够使建造巨大建筑成为可能的根本思想及其行动价值，其基准是什么？现在不知道的问题依旧很多。

我希望在本书中回答上述诸多疑问，同时，举出一些能够加深历史理解的史实，并逐个细致地说明。其中，我也想加上一些对现有诸说的史料批判，以及取而代之的新假说及回答。

再啰唆一点，我希望本书能够激发读者学习吴哥王朝历史的乐趣，即用解谜的方法，将读者卷入令人兴奋的讨论之中。从残存的浮雕、碑文记述以及汉籍简洁的记载中，发现过去人们生活状态的端倪，描述出让人有实感的当时社会。我想，最关键的是要将读者诸贤的兴趣引导到与最新的研究成果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种种问题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