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三国会盟与回鹘西迁

历史大观园帝国时代 2020-07-01 00:11:49 0

唐、吐蕃、回鹘的三国会盟

821—822年，唐朝与吐蕃会盟缔结和约之事，通过保存在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等汉籍史料而为大家熟知。同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匈牙利学者塞尔布（J. Szerb）和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根据敦煌出土的藏文文书以及后世的藏文史料，还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推论，他们认为当时不仅在唐朝和吐蕃之间，而且在回鹘与吐蕃之间也缔结了和约。更由于唐朝与回鹘在安史之乱平定以后已经结成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如果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也就意味着在唐、吐蕃、回鹘之间形成了三国会盟。就能够证明这一状况的史料来说，无论在唐朝方面的史籍中，还是在回鹘方面的史料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记载。可是，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东部，唐、吐蕃、回鹘这三个国家举足轻重，如果三方实现了会盟的话，那么将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因而，唐朝或者回鹘方面都没有发现谈及这一问题的史料这一点，让人感到很不可思议。

于是，我开始追究这一问题，其结果在法藏敦煌文书残卷伯希和3829号文书中发现了“盟誓得使三国和好”的记载，我推测这条记载应该就是正确记述这次三国会盟的唯一汉文文书，并在1987年发表的综述性论文中论述了这一点。到了1997年，中国学者李正宇的论文中提出，即圣彼得堡收藏的敦煌文书残卷（Dx.1462）与伯希和3829号文书完全可以衔接起来，这一结果证明了我当初的推测。也就是说，两件文书乃是同一件文书的上下两半。结合复原后的完整文章来看，我们不仅知道三国会盟是实际存在的，而且了解到当时吐蕃的领土一直扩大到了河西走廊北方的额济纳地区，额济纳附近是当时的国境线。

如果将这一新事实与我有关北庭争夺战结果的学说，以及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唐蕃会盟碑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看的话，那么在此我们几乎可以正确地描绘出9世纪20年代唐、吐蕃、回鹘的国境来。见附图《唐、吐蕃、回鹘三国会盟时的疆域》这一示意图。连接今天的甘肃省清水县（秦州、天水）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原州）的南北线乃是唐朝和吐蕃的边境线，到额济纳是吐蕃领土，今蒙古国戈壁—阿尔泰省东南部以北地区属于回鹘领土。也就是说，东西走向的戈壁沙漠是隔开唐、吐蕃、回鹘的天然分界线。

天然国境不变

与上述问题关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戈壁阿尔泰山脉东南部的塞福莱（Sevrey），与《哈喇巴喇哈逊碑》（九姓回鹘可汗碑）同样，以回鹘语、粟特语、汉文三种语言文字记述的《塞福莱碑》至今仍在。以下是我们在当地进行考察时的记录。

《塞福莱碑》在塞福莱村的东南边约六公里处，位于兹仑山脉和塞福莱山之间宽七八公里的南向斜面状平原的正中间。该平原是一块半沙漠状态、地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略显陡峭的斜面向南方延伸五六公里下去，与半沙漠状的大平原连在一起。在遥远的前方约数十公里之外，矗立着弗伦·哈南山脉以及诺彦山。

大唐帝国——三国会盟与回鹘西迁

唐、吐蕃、回鹘三国会盟时的疆域

倘若骑马的话，很容易就可以翻越这些山地，其南侧则通向中国甘肃省的额济纳河（黑河）下游。北侧平原的远处可以看到一些较低的山脉，在这一方向的前面则是真正的沙漠，据说开车过去比较困难，但如果是骑马过去则没有问题。该沙漠的对面就是翁金河下游地区，所以就这块平原的位置来说，实际上正好处在蒙古本土中央的鄂尔浑河流域前往中国的额济纳河流域的途中。

现在这一带仍然是蒙古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地带，据说为了购买羊毛及羊绒，中国的商人们就是顺着这条道路进入蒙古的。他们先用一天的时间，开着吉普车穿过北边的沙漠，到达翁金河流域的阿尔拜赫雷（蒙古国的城市），然后通过高速公路直奔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在唐代史籍中见到的“花门山”“花门山堡”，即从河西走廊前往回鹘的入口位置，我想就是指这一带吧。

根据现存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来看，唐朝和吐蕃之间的和约，本质就是要划定两国的国境。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以为《塞福莱碑》的性质一方面应该是回鹘为了纪念这次三国会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昭示回鹘的领土范围，即向内外宣告从蒙古高原的中央南下一直到这一地区都是回鹘的领土。此外，这次三国会盟之所以能够实现，当是由于8世纪末北庭争夺战的胜者是回鹘，且其后回鹘一直维持着在天山地区的立足点。

倘若回过头来观察一下，我们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汉朝将匈奴势力从中国北部到河西走廊的农牧接壤地带驱逐出去以后，戈壁沙漠成为汉朝与匈奴的分界线；而在元朝退居蒙古高原以后，明朝与蒙古残余势力，即北元的分界线也是戈壁沙漠。也就是说，天然的国境是一个不变的东西，而戈壁沙漠没有成为国境的时代，则只有蒙古帝国、元朝以及清朝这样一些中央欧亚型国家（征服王朝）统治的时代。

西回鹘王国的诞生

9世纪30年代末，回鹘帝国遭遇了连年的自然灾害和持续的内讧，所以当840年受到黠戛斯的入侵时，回鹘帝国终于分崩离析。回鹘瓦解以后，大量的回鹘人逃离了蒙古高原。向南方逃出的回鹘人到达中国北部内蒙古的阴山地区，但却不被唐朝当地所接受。回鹘与唐朝反复冲突的结果则是，这一部分回鹘人作为一个族群来说，大体归于消灭。

另一方面，逃往西方的回鹘人足足超过十万之众，他们到达了从8世纪末开始已经成为其势力范围的天山东部。在此地安定下来之后，他们在850年之前建立了以焉耆为首都的西回鹘王国。身为游牧民族的回鹘，并非从一开始就要将根据地放在位于绿洲农业圈的吐鲁番盆地。与夏季的首都北庭并列，高昌成为西回鹘的冬季首都则是从9世纪末或进入10世纪以后之事。此外，还有一支回鹘人通过花门山到达河西地区，他们首先是靠着额济纳方面从事游牧生活。到了9世纪40年代，由于吐蕃帝国内部瓦解，吐蕃人从河西走廊撤退，这支回鹘人南进建立了甘州回鹘王国。

如果是回鹘在之前的北庭争夺战中失败，失去了天山东部的话，那么这次被黠戛斯击败以后，残余的回鹘部众自然就不可能大举涌向这一地区。正因为之前回鹘一直控制着这一区域，所以由此开始的西回鹘王国的历史才得以在此地一直持续到蒙古帝国兴起。而且，正是在西回鹘王国的统治之下，狭义的中亚东部才开始了突厥斯坦化的进程。显然，北庭争夺战在中亚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也就是说，正因为胜利者是突厥系统的回鹘，所以其后的中亚才出现了一直持续至今的突厥化进程。倘若不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一区域或许将不是成为“突厥斯坦”，而是成为“吐蕃斯坦”，或许至今还是藏传佛教圈中的一员。

粟特人的行踪

粟特人以及粟特语、粟特文字曾多次在本书中扮演主角。那么，它们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消失的呢？我在第二章里已经略微提到，粟特人的老家索格底亚那于8世纪中叶被纳入阿拔斯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其后，随着中亚的伊斯兰化的展开，粟特人宗教及文化的独特性逐渐开始失去。尤其是到了萨曼王朝时期，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语成为主流，这种近世波斯语与现在的塔吉克语相联。另一方面，喀喇汗王朝以后，在突厥系统的伊斯兰诸王朝的治下，随着突厥化的进展，以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突厥语开始成为支配性的语言。

根据喀喇汗王朝的大学者麻赫默德·喀什噶里编写的百科全书《突厥语大词典》的记述，在西部天山的北麓，截至11世纪还可以见到本土的粟特人，他们操粟特语和突厥语两种语言，穿突厥的服装，行事也是突厥的习惯。尽管他们一直努力地试图将粟特文字传承下去，然而粟特文字在一两个世纪以后还是消失了。不过尽管如此，在从粟特语的Sart，“商队”一词派生出来的“撒尔塔克、撒尔塔兀勒”，即被汉文称作“回回商人”的突厥裔以及波斯裔的穆斯林商人之间，仍然保留着很多混血的前粟特人的痕迹。

当西突厥斯坦的城市以及平原地区的语言都已彻底转换为突厥语和波斯语以后，在附近的山区好像还零星地保留着一些粟特语。20世纪后半期，泽拉夫尚河上游的雅格诺布峡谷有大约三千人操雅格诺布语，则是粟特语唯一的幸存。

另外一方面，在唐代，进入丝绸之路东部的粟特人后裔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他们绝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要么仍然扮演着支撑商业经济的角色，要么作为武人，先后活跃于西回鹘王国以及甘州回鹘王国，甚至五代的沙陀诸王朝。

前者的典型是西回鹘王国的粟特商人，确切地说，是粟特裔的回鹘商人。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里保存有回鹘的佛教壁画，按照我的新说，这些壁画当属10世纪后半期至14世纪前半期的作品，而且这一观点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公认。在这些壁画中，有一幅画可以断定是属于11世纪至12世纪的柏孜克里克第20号窟的《誓愿图》，其中所描绘的商人的外貌完全是具有白人特征的形象——红发碧眼、高鼻、深目、多毛，而这些商人形象正是留存到现代的粟特人最后的形象。

总而言之，粟特人并没有消失，而是融汇进了其他民族之中。粟特人带来的粟特文几乎原封不动地变成了回鹘文，而回鹘文到了13世纪则成为了蒙古文。到了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经过少许加工改良，蒙古文又变成了满洲文。因此可以说，甚至连中央欧亚型国家的清朝也承袭了粟特文化，而内蒙古自治区所使用的蒙古文正是留存至现代的粟特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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