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古老而新兴的亚洲、欧洲、欧亚大陆



历史舞台是多重结构的

首先想说一下历史的舞台。亚洲和欧洲合起来称为欧亚大陆。再加入非洲成为非欧——欧亚大陆。在这块巨大的陆地板块上，从古至今出现的人群及其活动多种多样。还有因此而好歹改变了的这个地球，或是广义上的环境。

实际上，观察历史和考虑环境在现在来说非常接近，即指从过去的种种情况中推测现在，面向未来构想应有的形态。在这一点上，包括社会上所说的文科和理科，所有的壁垒都是不需要的。应当网罗一切智慧和经验，立于人类这一地平面上。

当然还有南北美洲大陆和大洋洲，以及漂浮在拥有惊人广阔水域的太平洋上的大大小小的岛屿，近年来甚至连南极大陆也成了人类历史的舞台。所有这些地区上的进展虽然都属于全球世界史或地球世界史，但毋庸置疑，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基础的很多方面，是由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及其周边海域和岛屿地区所实现的积累和发展构成的。也就是说，观察欧亚大陆乃至非欧——欧亚大陆这一空间及其居民应有的状态和进步，在思考世界史的整体形象方面自然拥有很大的比重。

亚洲和欧洲

接下来，我准备就构成世界和世界史的一些基本组成部分展开探讨。首先，是亚洲和欧洲。

“亚细亚”之名，起源于古代亚述语的asu一词，意即“日出之地”。与同为亚述语的ereb或irib即“日没之地”一词本是一对词语。asu变成Asia，并进一步传到希腊，演变成了变身为牛的宙斯抢夺女神欧罗巴，将她驮在背上渡海西去的神话故事。ereb和Europe的主要成分是基本相通的。因此一般认为希腊语的Asia和Europe又传播到地中海以西地区，终于形成了亚洲和欧洲的名称。

那么，为什么是亚述呢？亚述以今伊拉克、目前正处于争端之中的北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为根据地，自公元前2000年起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公元前8世纪中叶至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它发展为一个强盛的军事国家，鼎盛时期几乎征服和统治了今天中东中央区域的全境。它常常被说成是人类史上最初的“帝国”，其军事体系、多民族统治、官僚机构为周边地区以及后世造成的影响，虽然今天还难以准确估量，但是以楔形文字碑文的出土和解读为支柱的亚述学已经展开，这方面的情况正逐步清晰起来。尤其就“亚述帝国”来说，可以想见经由取而代之的巴比伦王国和伊朗高原的米底王国的中介，为堪称世界史上真正大帝国的哈卡马尼什帝国（一般据希腊语称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等，但在确知其原语的情况下，西式的通称和俗称就显得奇怪了）所继承和发展的东西并不少。

亚述的王侯

　亚述凭借铁和马匹具备了军力，被称为“人类最初的帝国”。图为描绘王族猎狮场面的充满动感的精美浮雕。大英博物馆藏

asu和ereb，确实见于亚述的碑文中。说“日出之地”是东、“日落之地”是西，完全是一种简单朴素的说法。反过来说，亚细亚和欧罗巴也只具有这一词义。这一极其朴素的说法，由希腊语转入拉丁语，变成oriéns或oriéntem、occidéntem等词语，意即“升起的太阳”和“落下的太阳”。至此仍然不过是意指“东”和“西”。

或许这种直截了当、非常直观的说法，作为词语的语素仅仅传达了三点内容：第一点，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是两个词语组成的一个套组的关系；第二点，其各自的名称在“东”和“西”以外，不具有其他印象和价值观；第三点，在亚述这一“古代世界”最初的统一国度那里使用的这一对词语，后来传到周边的多为“穷乡僻壤”的希腊，几乎原封不动地使用后，又传入受到希腊浓厚影响的罗马境内，尽管词语发生了变化，但含义被原样继承了下来，如此而已。

对此或许还是做一点补充为好。当时希腊人普遍认为“欧罗巴”之地是指以现在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为界，向北侧延展的整个地区，而其南侧向东方延展的地区是“亚细亚”，西方被称为“利比亚”（非洲）。

亚细亚和欧罗巴之中自然包含“东”和“西”之意，而实际地形与“三大陆”的认识重合，同时也包含分作南北的细微差异。这使得兼具南方氛围的亚洲因温暖和炎热而被认为是丰饶富裕和世俗的奇异世界。在西方，北部的欧洲因寒冷而被赋予了荒凉淳朴和粗野的印象。习惯的认识是，文化之花盛开之地是亚细亚，粗野且凶恶之地是欧罗巴。这种认识发生逆转，是近代以后的事。

欧洲本位观和日本的误解

问题在于“后世”。原本只表示“西”的词语，因泛称自己为“欧罗巴”的人们而得以在后来长久使用。经历了中世纪和近世，“欧洲”差不多变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同义词，而且，其独特的地域文明体实现了工业化和军事化，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下子崛起于世界，于是“欧洲”一词被赋予了完全不同的印象和价值观，传遍世界——不，是作为绝对优势的文明成了世界的主人。

至此，“亚细亚”从仅具东方之义变成了负面印象的集合体，概括为应由“欧罗巴”使之文明化的落后地区，而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反倒成了“使命”。就是说，近代以后的“亚洲”只不过成了欧洲本位的第三人称。

再强调一遍，“亚细亚”一词原本只具有“东”和“非欧罗巴”两个词义。回顾历史，被视为“亚细亚”的地方从古到今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人和地域的聚合体，进而营造出很多独立的文化圈、生活圈和文明圈，完全是百花齐放，无法以一概全。以“亚细亚”之名来概称是不合理和任性的，只能说它是约定俗成的名称、用法和简便之称。也就是说，使“亚细亚”像“亚细亚”的，也几乎只有“亚细亚”这一个词。其他某些看似合理的理由、目的、行为、意图，是过后扣上去的。

幕府末期和明治年间，日本对“亚洲”一语做出了反应。“脱亚”和“兴亚”的争论、后来的亚细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之路，其根源深处也都隐含着与“欧洲”相对的“亚洲”、不做“欧洲”的“亚洲”这种语言形象或幻术，也可以说是“亚细亚幻想”。战后的日本本应因此接受了教训，然而事实上，只是言辞和说法显示出不同，因“亚细亚”一词而喜悦，合作、团结、共存、一体化、共同体等美好的喝彩声不绝于耳，做法基本上没有改变。日本这个国家及其国民，似乎非常喜欢“亚细亚”一词。

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多个民族的人们，除了政治和体育等广义上的活动，基本上不感到自己是“亚洲”。尤其为自己是中华而感到自豪的人，更会如此。韩国的情况虽有不同，但首先不存在什么感动于“亚洲”之语，或为之动心甚至陶醉其中的事。况且，西伯利亚和中亚五国以及直至中东的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彼此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感觉自己是“亚洲”呢？不，究竟是不是把自己看作“亚洲人”呢？

“欧洲”的许多方面，以欧盟及通用货币欧元等为契机，今天已经走上了实体化的道路。但是仅仅作为“非欧洲”的“亚洲”一词，终究不过是赐予的用语或强送的包裹。仅此而已的这样一个名称，自然也就仅在考虑政治、经济、国际体育活动等方面的便利和名义时使用，或是用作非欧美、反欧美的标语和口号，仅在这种场合被试图蒙混过关的政治家和学者们便利地用作理论上的一种平衡。总之，“亚洲”一词对于借此有所企图的人或许有用，对于不同于他们的人来说，也就是连内容都没有明确标识的商标而已。

作为历史构架的亚洲

那么，作为历史的构架，“亚洲”有多大效用呢？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似乎是二律背反的。

如前所述，“亚细亚”确实具有非常多元的含义。本不应做单线的把握和阐述。假设可以在稍作重复的基础上粗略地点出多元领域中的主要部分，则能够列举出日本史、朝鲜史、中国史、东南亚史、内陆亚洲史、中亚史、南亚史、西亚史、伊斯兰史这样的聚合体。其中的大多数也可以说是大领域，但各自拥有几乎独立的发展脉络，而相关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分别展开的。名称与“亚洲”有关的历史，每一个单独史都可以与欧洲史相对应。而且，不用说中国史，就连日本史和朝鲜史等，仅仅通过历史去观察也并非寻常之事。

这里之所以未提东亚史这一范畴，是因为“东亚”这一用语隐含危险和质疑，对于它所包含的空间之具体所指的认识因人而异，且大多近乎荒唐。如果以现在的日本、韩国、朝鲜和中国的领土之和回溯至过去来谈所谓“东亚”的历史形象，就只能是出于现在的目的而歪曲事实的行为。

对于已经谈到的大领域，很多研究亚洲的学者似乎并不赞同，认为更为细化的领域设定才具有意义。这肯定是那么回事。广义的历史研究，今天甚至可以超越国境表达出细微且内心丰富的小世界。希望在充分了解此种情况的基础上，由过去来观察现在的视角才是全面的。

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了好几位试图全面观察“亚洲史”的巨匠，这里不一定要提及姓名，但他们及其著作将欧洲最为自信的时代的风气和氛围传达给了今天。此处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时势造人的想法，此后经过一段时期，日本也迎来了学术的英雄时代。在众多人所走过的路程中，宫崎市定这位巨匠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提出了“亚洲史”的说法，不能不说是颇具气魄的壮举。而详细内涵的补充，自然落到了下一代的身上。直言不讳地说，从前是不可能出现这一经过大量实证和考察获得的宏观视角的。这种视角下被言说的历史，多能使人振奋。

欧亚大陆说及其发展

除了对亚洲和欧洲的这种理解，对欧亚大陆这一想法和构架的探讨从19世纪末左右开始自然而然地冒了出来。正如已经反复提及的那样，时代已经到了帝国列强竞相瓜分世界，权力政治、军事冲突的状况不断加深的时候了。

“欧亚大陆”一语，不用说是将欧洲和亚洲二词合并简缩而成的说法。之所以把欧洲放在前面，与其说是因为Eurocenteralism（欧洲中心主义），倒不如说是出于处理词语的方便而为之。总之它是在近代欧洲产生的说法，尤其为从事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的人们所使用。

作为纯客观的大陆名称，“欧洲大陆”“亚洲大陆”的说法和概念本身就很奇妙，因此欧亚大陆一词自身对于地理学者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这其中存在着时代的问题。置身于激奋的时代，人们往往超越人的身份界限，而学者们轻而易举地超越学者的领域，将眼光投向世界和机遇，因人而异地描绘出了宏伟的蓝图。他们以人类和地理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以国家、社会和民族为焦点，进而就各种各样的政治现象通盘考虑本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条件，于是自然而然从中产生了以展开最有效的战略和外交为要点的地缘政治学。

关于地缘政治学，从大的方面来看存在两个流派：一个是德国，另一个是俄罗斯。地缘政治学是19世纪末从德意志帝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开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主要由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倡导的观点。德语作Geo-politik，英语作geo-politics，这一主张的提出是为了动态把握因一战激烈冲突导致的帝国列强间的强权政治。

成为议论对象的空间，自然是德国等帝国列强直接并靠接壤之便利用空隙，展开竞争的欧洲和亚洲，即欧亚大陆。在这一点上，甚至可以说欧亚大陆、强权政治和地缘政治学几乎就是同义词。

德国曾占据欧洲中部的大片地区，自古就拥有向东欧和俄罗斯发展的眼光，以及扩展开来的可能性。就是说，德国也很有可能既是西欧又非西欧，在欧洲大地上如神圣罗马帝国般再次像主人一样大摇大摆。就德意志帝国来说，对于“欧亚大陆”的感觉和战略几乎就像是与生俱来的。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欧亚大陆”就只能说早已是一种国家的基本状态了。向西是欧洲、向东是亚洲，在区分这一点的基础上从北面构想“欧亚大陆”大地，既是俄罗斯的优势所在，也是其宿命所定。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俄罗斯人当中都存在着某种感情的暗流。那是一种自己既不是欧洲人也不是亚洲人的感觉和立场，就是说非常接近于“欧亚大陆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俄国的逃亡者们针对俄罗斯独自的历史发展而提出的所谓“欧亚大陆”形式，今天似乎依然在社会的细微之处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马汉和麦金德之考察

除了这样的“大陆派”观点，还有从海上把握陆地的看法。这里暂不做详细论述。众所周知，成为这一领域理论性支柱人物的是美国海军军人阿尔弗雷德·马汉和英国地理学者兼地缘政治学者哈尔福特·麦金德。前者针对以俄罗斯为首的陆地强国（land-power），主张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海洋强国（sea-power）的团结，防范俄罗斯的扩张最终成了重点。马汉往往被批判过于重视海军的力量，但这倒不如说由于他的主张在现实中迅速得到证实而出现了拥护之词。

令人惊异的是麦金德对“欧亚大陆”这一说法的洞察。在日俄战争爆发前不久的1904年1月，他就发表了精彩的见解。他认为控制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区（heart-land）者将握有世界的霸权，并以始于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作为人类史上罕见的成功实例，滔滔不绝地一直讲到其后的历史。他指出蒙古帝国的大部分遗产为俄罗斯这个北方帝国所继承，即使那里发生了社会性的革命，但是其“帝国”的性质没有变。一般认为，麦金德针对海洋之王英国提出陆地之王俄罗斯威胁论的主张，也被之后冷战时代的封闭政策所继承。

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地缘政治学因军人兼学者卡尔·豪斯霍费尔而与纳粹的扩张主义政策结合起来得以发展，并对日本等国也产生了影响。战后，虽然在其负面印象的影响下以及在美苏冷战引发的两大阵营中衰落了，但是又因苏联解体后国际形势的多极化和流动化而正在复苏。波兰裔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任卡特政府总统顾问，他提出“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战略，使人联想到今后的一种可能性。

综观亚洲史和欧亚大陆史全貌的视角

亚洲史也好，欧亚大陆史也好，初看让人以为其框架、观点和内容是过去传下来的，古香古色，然而作为理解历史的提法，实际上特别新，绝非那么古老。虽然背负着漫长历史发展之名，但最多不过经历了一百多年来世界史结构的剧烈变化。

特别是在日本，主张欧亚大陆或欧亚大陆史观点的人本来不多。作为学术研究，它是由研究中亚史、内陆亚洲史和考古学等领域的人提出来的。因为这些都是自然以与现存国界基本无关的形式展开研究的领域，即使在文献记载、遗迹遗物等实物性史料的层面，也不得不时常在连通欧洲和亚洲的视野下考虑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想要忠于实际发生过的历史来进行观察，则须在欧亚大陆这一大的整体中看待问题，这就形成了多个领域。

日本史暂且另当别论，可称为老字号的中国史和欧洲史这两大历史领域的研究者们，大多数人容易固守各自的框框和传统，而故步自封。先不说是否以此为幸，至少对于欧亚大陆这一观点和提法似乎一直觉得没有什么必要。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格局的结束，一种对欧亚大陆的感觉开始油然而生。中国史研究者除了欧美，还频繁前往中亚和亚洲内陆地区乃至东南亚等地，而专门研究欧洲史的学者开始积极奔赴中国等亚洲各地。这或许可以说是近年来的一次小潮流，说来也的确是值得欢迎的事。自我封闭于一成不变的框框内，是违背历史研究之宗旨的。

这里再次想到的是，不管是亚洲史还是欧亚大陆史，都必须是将其全部概括为一个总体来观察的领域。那就是蒙古帝国及其时代。立身于这个观点之上，所谓中国史、中东史、欧洲史等各种框框和壁垒就会消失，各种具体的史事就会呈现出原状。“文明”名义下的虚构以及某些领域独有的奇异价值观和习惯做法等，就会被暴露出来。对于蒙古时代史来说，亚洲史和欧亚大陆史各自发展的大部分脉络，既构成其前史，同时又成为名为“后蒙古时代”的后史。

近代欧洲之所以将蒙古帝国作为“亚洲”的代名词，其卑劣的恶意和傲慢另当别论，是因为作为历史上和空间上的框架来说还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亚洲乃至亚洲史的最大范围和最大框架是蒙古帝国及其时代。而且在此基础上，蒙古世界帝国还广泛涵盖了被视为“欧洲”的地方。除了欧洲，还进一步间接而宽松地控制了北非和东非。

就是说，从亚洲、欧亚大陆、非欧——欧亚大陆的三重构造的任何一方来说，在客观上认为“世界史”的地平面正式始于此时都是理所当然的。那里有着把握世界史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