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国——唐朝、安史势力、回鹘的粟特人

唐帝国之内的兴胡

根据荒川正晴的研究，在中国从北朝到隋再到唐初的粟特人，太宗、高宗时代西域发展期以降的粟特人，他们的地位和待遇有很大变化。具体体现在“萨宝”（萨保）这一官职称号的内容变化，以及进入唐代以后唐朝以“百姓”（在籍贯所在地登录户籍）、“行客”（在籍贯所在地以外的居住地州县登录户籍）等形式在全国推行户籍管理政策时，对粟特人特别设置的除“百姓”及“行客”之外的“兴胡”这一分类。

在此之前，粟特人不管在中国内地人口如何众多，如何形成了众多的殖民聚落（包括城市内的聚居地），他们始终是“外国人”。然而当唐帝国进入西域后，首先征服了麹氏高昌国并将其作为直辖地，接着又设置安西都护府，把整个西域东部纳入羁縻统治体制之中，继而羁縻统治的网络又越过帕米尔高原扩大至西突厥斯坦。公元658年，唐朝设置康居都督府，于是索格底亚那诸国在名义上成为了唐帝国统治下的地区。

同样设置了羁縻都督府的地区还有很多，然而因为索格底亚那是粟特商人的故乡，所以只有这片区域比较特别。也就是说，对于之前粟特商人在整个丝绸之路东部构筑起来的商业信息网络，唐朝并没有加以摧毁，而是积极地吸收进来。为此，唐朝对于从已经成为羁縻州的索格底亚那新来的粟特商人，不再是按照外国人，而是作为“兴胡”来特殊对待。而且，对于以前就进入中国内地的粟特人也采取了新的政策，将其作为内地人（唐人，非汉人），使其分属于“百姓”或“行客”，同时让其保持从事商业活动的余地，让粟特人与“兴胡”对接，促使粟特人继续从事构筑丝绸之路网络的活动。在柔然、突厥、回鹘等游牧国家的大发展过程中，历来都是以吸收商人为前提而展开的，在这一点上唐帝国也是同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分别属于“百姓”“行客”或者“兴胡”之一的粟特商人在唐帝国国内移动时，必须随身携带通行许可证——中央乃至州一级发放的“过所”，或者是州县一级发放的“公验”。与以前比较，粟特人的自由度似乎有些减少，然而反过来看也有有利之处——如果携带“过所”或“公验”的话，那么在旅途上就会享受到各种来自官方的服务。

如此一来，对被允许活跃于唐帝国内部的一部分粟特人来说，就不仅像在之前所见到的那样在唐朝只拥有某种程度的军事力量。而且当这部分粟特人一旦与突厥第一帝国灭亡后南下的粟特裔突厥人建立起联系，尤其是当他们与同罗、突厥等突厥系统的游牧民，以及奚、契丹等蒙古系统的游牧民势力联合起来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驱动其传统的经济信息网络的力量来追求自己的独立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实际上，我们也完全可以从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安史之乱。

牟羽可汗的政策与粟特人

从东回鹘的角度来看，介入安史之乱绝不是单纯的援助和救援。通过本书前面的各个章节，我们已经讨论了中央欧亚史的大潮流和粟特人的动向。根据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磨延啜可汗和牟羽可汗两位可汗基于情报——由治下的粟特人以及粟特裔突厥人所构筑的遍布欧亚大陆东半部的情报网络所搜集到的情报，并且在与身边的粟特政商以及粟特裔武将进行协商的基础上，抱着明确的目标，这两位回鹘可汗积极地参与安史之乱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玄宗从长安出发到蜀地“蒙尘”是756年六月之事。七月，肃宗于灵武即位。同年九月，肃宗向回鹘的磨延啜可汗处派去了请求支援的使节团。求援使团到达漠北鄂尔浑河畔的回鹘大帐，见到磨延啜可汗恐怕是十月之事。而且很快，在下个月到下下个月之间，回鹘部队就与唐朝的郭子仪部队会师，击败了安史势力的阿史那从礼的部队，给当时的鄂尔多斯带来了平安。

那种认为“回鹘臣属于唐朝，所以支援唐朝乃理所当然的义务”是中华中心主义的看法，对此美国学者L.W.莫吉斯以及哈萨克斯坦学者A.K.卡马洛夫等人已进行过反驳。他们认为：正因为站在安史势力一边的前突厥贵族阿史那从礼纠集了突厥第二帝国灭亡时逃亡到唐朝的突厥人以及粟特裔突厥集团，所以回鹘才采取了支援唐朝的对抗措施。倘若仅就磨延啜时代而言，可以说，当时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即回鹘要阻止前突厥势力的复活。但是，正如前文已经反复讨论过的那样，进入牟羽可汗的时代以后，回鹘则明显是为了与史朝义势力联手推翻唐王朝才侵入中国内地。因此，倘若从整个时代来看，前述观点显然就陷入一种简单的结果论了。

不能忘记的是，在安史之乱平息的763年八月，唐朝的仆固怀恩发动的叛乱刚一爆发，牟羽可汗就与中央欧亚迅速崛起的吐蕃王国联手，打算帮助自己的岳父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是突厥武将，出身于仆骨（仆固）部，该部与回鹘同属九姓铁勒。据说，仆固怀恩的叛乱势力包括回鹘、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剌等在内，人数达二十多万。可是，在仆固怀恩病死以后，回鹘遂与吐蕃决裂，再度倒向唐朝。

其后，牟羽可汗并没有放弃侵略中国的想法。778年，牟羽可汗让堂兄顿莫贺达干入侵太原地区，不仅获得了数万头羊及马匹，还在次年策划正式征服中国。779年五月，唐代宗去世，唐德宗刚刚即位，牟羽可汗接受了身边的粟特人的意见，计划以举国之力南下入侵唐朝。

如果这一计划实现的话，唐朝很可能会就此灭亡。然而，牟羽可汗的这一宏图却因顿莫贺达干等人的政变而受挫，牟羽可汗与身边的粟特人共计约两千人在政变中被杀。也就是说，牟羽可汗的一系列“革新”政策，即允许摩尼教正式在回鹘传播、自己也改信摩尼教、十分优待与摩尼教徒表里一体的粟特人等政策，并没有得到回鹘国人的压倒性支持。

如此看来，安史之乱时率军亲征中国内地的牟羽可汗，当时之所以改信摩尼教并准备将摩尼教变为国教，我以为不仅仅是前面谈到的基于经济、政治的理由要利用粟特网络的问题，在军事方面，牟羽可汗恐怕也有吸收重要的粟特人或者粟特裔突厥人加入自己一方的意图。虽然粟特人原来几乎都是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但在来到中国的粟特人中间也可以看到很多人成了佛教徒，此外明显也有一些景教徒。那么，当时的粟特人中究竟有多少摩尼教徒？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摩尼教取得了回鹘的国教地位？这些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