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史——传播福音：拜占庭的使命

拜占庭皇帝作为君士坦丁大帝的继承者，在宫廷颂歌和赋曲中被人们赞誉为“可与使徒媲美”。上帝选择皇帝而非大教长或者任何其他教会人士来宣传福音，使罗马世界的所有居民皈依基督教，并宣称上帝传播福音的意旨是一种有用的政治后盾：因为它将使皇帝自己的臣民和外国人产生皇帝与上帝权力至高无上的深刻印象。皇帝作为继承最初基督教使徒工作的形象是通过在大皇宫内举行的圣灵降临节（Pentecost）盛典仪式来塑造的，在典礼上，人们以热情洋溢的话语赞颂圣灵降临。唱诗班高唱祈祷皇帝们是“罗马人的欢愉和骄傲，他们将吸引那些讲各种外国话的人们只讲一种基督教信仰的语言”。瓦西里一世的传记是由其孙子君士坦丁七世完成的，该书盛赞他对“这一使徒传教工作”的态度，即吸引不同民族信仰耶稣基督。正是人们的这种认识使得皇帝成为推动传教工作的关键，不仅仅是在这类皇帝的传记中，而且在大量有关拜占庭籍传教士的圣徒传记中也有类似记载，其中众所周知的是君士坦丁-西里尔（Constanine-Cyril）和美赛德奥斯（Methodios）兄弟俩的传记。这类颂歌一定都有某种制度性基础。皇帝声称有权在某些情况下改变教会教士的等级和范围，并对那些与世隔绝、没有大主教或完全没有教会组织的地区负有特殊责任。黑海北部以外地区的情况就是如此。从古代晚期以来，这里就是“野蛮”民族不断出现的地区，处于骚扰拜占庭帝国位于克里米亚各港口和帝国在巴尔干半岛领土的民族名单之上。人们一定希望皇帝们能够高度关注此事，使这些北方民族皈依基督教，即使只是将此当作消除其侵扰的手段之一也行。

初看起来，现实情况似乎很符合皇帝作为热情传教“使徒”的形象。拜占庭传教士造访的这些黑海北方地区还有很多西方和东方的民族，其冗长的名单复杂多样。鲍里斯汗王统治下的保加尔人很可能于864年接受了基督教，尽管鲍里斯曾经转而向罗马教皇表示忠诚，但是不久以后，他又于870年重新投入东正教怀抱，开始与瓦西里一世打交道。关于后者的具体细节情况很不幸非常模糊，但是很可能是给了鲍里斯一个机会同意任命其自己的大主教，尽管他未必完全同意。瓦西里派遣的传教士是打着“皇帝特使和教士”的名义，他们被派给塞尔维亚和巴尔干半岛西部地区其他斯拉夫人族群。君士坦丁作为真正的学者和皇帝的官员于860—861年被派往哈扎尔人汗王的朝廷，他和他的兄弟美赛德奥斯在两三年间深刻阐释了福音，并为使摩拉维亚（Moravia）大公拉斯迪斯拉夫（Rastislav）及其臣民能够读懂而将福音书翻译成为斯拉夫语。早在10世纪，占据高加索北部山地的半游牧民族阿兰人的君主就接受了拜占庭的基督教，并在一个僧侣和后来拜占庭帝国派去的主教帮助下，开始强迫其臣民皈依基督教。自948年前后，至少有两拨匈牙利人在其酋长率领下访问过君士坦丁堡，其领袖们都接受了洗礼。在这两次有记载的访问之后，“某位叫希罗塞奥斯（Hierotheos）的僧侣”新被任命为“Tourkia （即匈牙利人）的主教”，他后来随同来访者们一起返回。另外一次“国家级访问”也发生在这个时间前后，他们是在其罗斯民族领袖率领下来访的，其残暴野蛮的恶名远超过匈牙利人。奥尔加（Olga）女大公与其随从和其他贵族两次来访，在皇宫里受到接见，也就是在她访问的某个时间，她接受了洗礼。一代人以后，即大约988年，奥尔加的孙子弗拉基米尔也接受洗礼，大批基督教传教士被派往基辅，根据消息灵通的阿拉伯作家记载，他们是些牧首和主教。弗拉基米尔按照皇帝瓦西里二世的名字给自己取了个基督教名字。而奥尔加的教父则是君士坦丁七世。他还依照皇帝妻子的名字为自己的妻子取名为海伦娜（Helena），作为她的教名。同样，鲍里斯汗王也根据当时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三世的名字取名为米哈伊尔。拜占庭人不允许皈依的民族忘记他们是后者的恩主。每一位保加利亚继位君主都是当时拜占庭皇帝的“教子”，这种观念弥漫在写给他的书信的字里行间。在写给阿兰人君主的书信中也以同样的口气提醒他受恩惠于皇帝，并在精神上依赖皇帝。

有些传教活动促进大城市教区的发展，并最终推动向更偏远地区的第二波传教。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进行过进一步努力来到处传播福音和拯救灵魂，也没有出现与皇帝们自诩为“使徒”角色相符合的活动。在7—9世纪初的任何时间里，皇帝们似乎并没有主动推进任何重大的传教活动。利奥五世于816年曾试图请一些保加尔人使节参加基督教崇拜仪式，企图以此加强他和他们刚刚订立的和约。他的尝试遭到嘲笑，人们认为这就像把珠宝投给蠢猪一样：即暗指最好还是让保加尔人去过他们自己的野蛮生活。这种情况自86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但是在我们上述的主要事例中，都是外国君主们采取主动的态度，他们要求皇帝派遣能够深刻阐释基督教信仰的教师，或能够着手帮助他们建立宗教组织的高级神职人员和教士。根据君士坦丁传记，其前往哈扎尔（Khazaria）和摩拉维亚的传教活动反映出皇帝努力分别满足这些国家的君主们各自提出的要求，派满腹经纶的学者批驳犹太教和穆斯林异教分子，并协助教导这些民族理解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大约与此同时，罗斯人于860年未能在其袭击君士坦丁堡的洗劫中得到丰厚的战利品后，提出接受传教的要求。有一位主教被派前往，这个活动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是却给佛条斯一个机会宣称罗斯人是皇帝的“臣民和属下”。皇帝米哈伊尔三世非常可能是受当时局势下发生的一系列特殊事件的压力，才对这类要求采取比以前四平八稳的态度更加主动的回应。罗斯人的袭击在君士坦丁堡居民中产生了极大的恐惧，抓住机会派遣一位高级教士去北方地区以避免他们再度来袭应该是明智的，这个机会看起来是抓住了。与此同时，哈扎尔人君主及其贵族于861年前后，不顾君士坦丁一再说服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努力而决定接受犹太教，这种冷漠的回绝对拜占庭人是个极大的羞辱。此事肯定警示拜占庭人，野蛮人可能以他们愚蠢的方式看问题，他们令人意外地鲁莽地转向了这种对拜占庭皇帝没有好处的一神教。同样的转变事件也似乎多次发生在紧邻拜占庭帝国的地方。860年代初，保加利亚汗王鲍里斯就犹犹豫豫地想要接受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路易（Louis the German）方面的基督教。米哈伊尔三世难以平静地看待鲍里斯和法兰克教会组织或者西方教会间建立正式的关系：这将非常可能强化鲍里斯和路易之间刚刚开始发展的政治联盟。

当初这十年的局面就是如此，这个时期目睹了皇帝指导下的传教活动出现空前活跃的情况。如果我们按照拜占庭人关于这些事情发展的看法去解释的话，保加利亚人接受基督教东正教信仰是米哈伊尔三世主动采取传教的结果：他威胁对保加利亚人发动地面和海上进攻来恫吓鲍里斯，后者被吓坏了，为了取得和平而提出皈依基督教。皇帝因此可以被看作保加利亚人皈依的指导者。显而易见，由此得出的推论就是，米哈伊尔发动了一次有先见之明的攻势，以阻止鲍里斯主动与西方教会结成任何联盟。然而，这就使拜占庭有关鲍里斯主动要求皈依的其他版本描述变得一文不值。根据其中一种版本的说法，他在信仰上得到一位被俘僧侣的指导，后来在其妹妹的劝说下接受了基督教，而她本人则是在君士坦丁堡皇宫逗留期间皈依基督教的。还有一种版本说他是在一位为他绘制最后审判画像的僧侣影响下皈依基督教的，这副画画得极为逼真，鲍里斯相当震撼，立即接受了洗礼。这些描述并不一定因为其带有明显的圣徒传记色彩而完全不可信。当时很可能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皇帝因鲍里斯过分亲近东法兰克人而发出军事威胁，迫使鲍里斯本人采取主动行动请求接受拜占庭皇帝派遣的教士为其洗礼这样的事：后者可能花了一些时间权衡利弊，认为放弃异教信仰而使其本人的王位不被他人取代是有利的，也可能是他注意到哈扎尔人君主当时刚刚接受犹太教信仰的先例。无论人们如何重构解释这些事件的进程，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拜占庭皇帝并不是完全随心所欲地为保加尔人提供传教：即使他实际上是在关键时刻强迫他们接受东正教，他当时这样做也是为阻遏西方拉丁人势力扩大影响。

有关9世纪60年代以前拜占庭传教事业在帝国疆域外的证据非常少，而在这十年之后派遣的传教士分布广泛，或者满足地方君主们的要求，或者对抗敌对的异教。这似乎并不是由皇帝单方面主动采取的传教行动。这种宣传和实际情况之间的显著差异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奇。异教信徒皈依基督教只是皇帝负有的基督教领袖之多种责任之一。它实质上是将皇帝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既君临他自己的臣民之上，也在其他外国“民族”之上。宣传和宫廷礼仪的基本功能是突显和炫耀皇帝接近上帝的特殊地位，而这是他无与伦比虔诚信仰的结果，使他成为君士坦丁一世的最佳继承者。皇帝威严的“孤傲”使所有民族在其“睿智的力量”面前无不“战栗发抖”，这是君士坦丁七世写给其继承人的信仰手册的主调。皇帝为北方野蛮人贪婪无理的要求所困扰：他们要求参加皇宫盛典完美的仪式，而君士坦丁的目的则是要指导他的儿子在安排时要把他们排除在外。该训示所要告诫的是遏制这些北方野蛮人觊觎皇帝的皇冠、皇袍和皇家公主，它强调认可某些基督教传统。他们应该接受这样的道统，远离“皇家血统”是依据上帝的旨意。缓和这种排外性的一个明显办法通常是接受基督教信仰，而这也引起君士坦丁七世的某些困窘。他确信像927年保加利亚基督教沙皇彼得（Peter）与一位拜占庭公主结婚这样的涉外婚姻可以说是个可仿效的先例。他坚持认为，即使这个婚姻违反了教会法和所谓的君士坦丁大帝的禁忌，但对那些可能援引它作为先例的人来说，它并没有遭到任何实质性的反对。这样，当其祖父的《传记》努力将瓦西里于一个世纪前在保加尔人中传播福音的“使徒”工作理想化之时，君士坦丁本人却悄悄地从这种传教工作的意义上退缩了：因为这将向那些桀骜不驯的野蛮人敞开大门，后者希望能够多多少少得到地位平等的待遇。当这些传教事业已经开始后，君士坦丁情不自禁地放任其自行发展，正是他主持了马扎尔人酋长和奥尔加女大公的洗礼仪式，他还成为后者的教父。但是他在派遣主教前往匈牙利时，似乎有些犹豫是否对奥尔加做同样的事情。这反映出，当“野蛮的”民族都变成有自信心的基督教徒时，他很难预测其外交后果，就像保加尔人所做的那样。

而且，皇帝自己宣称的“使徒”角色并不等于他就必然大力支持皈依偏远之地的所有民族，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做那些生活在帝国疆域内的个人或社区的工作，无论是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或者是直接对抗那些敌对的宗教领袖们。因此，在许多宫廷盛宴上也有穆斯林战俘出现，他们都穿着白条纹长袍。这样的服饰也穿戴在刚刚接受洗礼的新皈依者的身上，给战俘选择这样的服饰可能是要突显皇帝能改变一切的能力，甚至连撒拉森人的污点也不例外。与穆斯林特别是与巴格达哈里发的斗争，是促使9、10世纪时期皇帝成为福音传播者的一种主要驱动力。他作为现世最高的基督教君主，有必要对穆斯林教士对基督教的批评进行驳斥，他有必要被看作坚守着智能和军事方面阵线的领袖。根据9世纪中期一篇题为《驳斥穆罕默德》的论文，皇帝“甚至呼吁阿拉伯人要虔诚，他用福音真理批驳的方法将后者荒谬可笑极端错误的渎神论调驳得体无完肤”。派遣学者和教士与使团一起前往巴格达的重要作用就是以权威的方式对付这些批评信仰的论调，并设法在阿拔斯王朝宫廷上与穆斯林长老进行辩论。他们简洁的阐释就是要维护皇帝作为基督教徒保卫者的智慧声誉：他们并非真的急于使一些个人皈依基督教，他们也没有真的想要使哈里发或其他穆斯林君主皈依基督教。9世纪中期时，像佛条斯和君士坦丁这样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参加过这样的使团。正是依靠这些年轻人，皇帝转而决定积极回应9世纪60年代来自斯拉夫人和其他北方地区君主们的主动请求；而他并没有积累起任何在宫廷中深刻阐释信仰的个人经验。这也有助于说明，在现存对这类君主宣教使用的文本中为何都采用极为刻板的语调。当时担任君士坦丁堡大教长的佛条斯在保加利亚的鲍里斯皈依基督教后不久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这个新皈依者没有作出任何宽让：教会大公会议决定下来的信条写得十分明白，鲍里斯的责任就是用启发式的术语去宣讲，而这种术语主要来自于佛条斯所熟悉的那些古典希腊的权威作品。由美赛德奥斯使用教会斯拉夫语写作的布道词在道义上的种种要求就非常严厉，这构成摩拉维亚法规的内容。这表明，那种思维深邃语气刻板的风格准确地记录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这都保留在描述美赛德奥斯和君士坦丁传播福音活动的传记中。伊戈尔·舍甫琴科（Ihor ?ev?enko）说，那些用于传教工作的“材料过分复杂学究气了”，其风格仍然保留在罗斯《往年纪事》（Primary Chronicle ）这部书中，那段“演讲式”的文字据说就是一位拜占庭“哲学家”于10世纪80年代末期对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所说的。当时弗拉基米尔正对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一神宗教的不同分支进行认真权衡，并最终难以拒绝地选择了拜占庭风格的基督教。早在9世纪，伏尔加河流域的保加尔人统治者就曾接受过伊斯兰教，当时帝国当局尚不能以平静的态度认真看待伊斯兰教在黑海北方地区的传播。这样，传教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君士坦丁堡通过与其他“书本经文上的宗教”进行论战的形式来进行的，其风格特点在于维护皇帝虔诚信仰和最高睿智方面的名声。为了继续完成这些任务，更早期的传教领袖们需要解答统治管理和公平正义方面的问题，他们在其作品中可能也在口头上保持道义说教的制高点。

在某些方面，拜占庭当局在传播福音工作中的作用也反映在诸如商业等其他方面：传统的看法认为，外国人应该到君士坦丁堡来，而不是认为向外传教或者引导所有人类都归顺福音书是有利而适宜的。我们也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君士坦丁堡存在传教“学校”或此类特殊的训练，例如对那些外派人员进行相关的语言训练；也没有发现专门用于对外派遣冒险拯救灵魂的文学作品。有教养的主教们在被外放出“上帝保护之城”及其宫廷环境前往边远教区期间满怀悲凉之情，这不仅仅是文学上的僵化模式。尽管如此，当局内省式的“姿态”还包含着现实主义的态度，并有助于吸引那些外国君主，这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尽管中期拜占庭教会已经采取更为公开主动传教的态度，使它赢得了为信仰作出更多牺牲的美誉，但是这并不一定就会掀起皈依基督教的高潮。在任何拥有适度凝聚力的政治机构的地区，当地君主的许可是开展传教工作必需的条件。事实上，那些在其社区内具有社会地位、影响力和各种资源的人，对传教工作给予积极的合作也多多少少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当普通民众将要被引导着放弃其寻求美好的“古旧方法”时更是如此。在大教长尼古拉斯写给阿兰尼亚大主教的信中就表明，他非常清楚精英阶层成员们的关键作用：他劝导后者对阿兰人一夫多妻的习惯多加宽容，特别是涉及那些有关的“上层”成员时更要容忍，因为“他们拥有极大的权力对抗整个民族得到拯救”。我们还必须记住，在精英阶层中经常存在对新宗教的不同意见。保加利亚的鲍里斯就突然遭到许多“贵族领袖们”对皈依基督教的暴力反对，而基辅的奥尔加之子斯维亚托斯拉夫则拒绝她试图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努力。他坚持说，如果同意的话，“我的随从就会开始嘲笑我了”。以皇帝的观点看，北方各民族上层出现基督教徒将会获得相当大的好处，正如事实表现出来的那样，特别是那些具有更稳定社会结构民族的领袖们对此采取非常主动的态度就更为有利。如果一个君主对其本人接受拜占庭帝国基督教感兴趣的话，或者他更不幸为选择各种不同的一神教形式犹豫不决的话，皇帝就会采取行动。而他的知识分子们就会为这个君主提出统治管理的详细思路，就此而言，帝国的皇帝就是榜样。

十分荒唐可笑的是，帝国当局对于抓住每个“传教机会”派遣经过培训的教士团队去传教持非常超然的态度，并对此明显缺乏热情，这反倒使得其信仰崇拜礼仪对外国君主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很可能部分地因为像宫廷礼服和公主之类有价值且珍贵的东西太稀罕，部分因为这些非常稀罕的东西对思想顽固的君主开放的范围更大。如果可以使用一种当地语言编写文献的话，那他就可能抓住机会培植一批有教养的贵族和可能的属下，而且会出现规模可观的本土成长起来的教士，进而就能掌控一个关系更紧密、更复杂成熟的宗教文化网络。这样的选择对于斯拉夫人是适用的，用一种能够表达清晰的字母形式拼写斯拉夫口语方言，这种形式的文字也应是明白易懂且适合希腊文圣经翻译的文学语言，基督教礼仪官员和教会教父们关于信仰的教诲都能够以此进行翻译。这套文字体系是君士坦丁-西里尔发明出来的，其兄弟美赛德奥斯则与他一起完成翻译任务，并在君士坦丁-西里尔于867年去世后继续进行翻译，完成和编纂大量新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就包括君士坦丁-西里尔本人的生平传记。没有特别明确的证据表明，拜占庭当局派遣传教士前往摩拉维亚之初就曾预先设计好了如此大规模的翻译计划。最初好像是这兄弟俩在远离帝国朝廷的中欧地区首先进行翻译，而许多朝廷官员也可能有理由怀疑这样给斯拉夫君主（archontes ）创造一套适用的政治文化是否有意义。美赛德奥斯的几个很有天赋的弟子，以及一些翻译文本在885年美赛德奥斯去世后仍然为保加利亚的鲍里斯所用。鲍里斯欣赏当时新翻译的纯文学作品的魅力，这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的布道工作，而且也提升了他自己的地位。但是只有在其儿子西蒙时期，翻译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他鼓励翻译教父们关于信仰教条和布道词的论文，他本人也亲自担任贵族的直接教育者，成为全国普通臣民的启蒙者。他从统治之初就证明自己已经准备好使用“强制力”来贯彻其主张，要求皇帝承认其自治，并受到尊敬的对待。这些要求和其以后要求被承认为皇帝都使他成为帝国当局的“威胁”，而他自918年以后对帝国欧洲省区的入侵和洗劫蹂躏，在普通拜占庭人看来，更使他成为“沾满了基督教徒鲜血的罪人”。西蒙的暴虐及其后来一直坚持自治独立的基督教政策，都强化了诸如君士坦丁七世这样的拜占庭皇帝对向所有民族的君主们主动传教的质疑。

正是这样的逻辑得出结论认为，拜占庭“传教帝国”缺乏思想内核。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那就过分低估了中世纪早期任何企图通过和平手段改变巴尔干半岛和欧亚地区社会与文化习俗所面临的难题，同时也忽视了活跃在帝国外部边境地区的僧侣和教会的作用。那些活跃在君士坦丁堡的政治家们绝没有轻视这些驻外传教士的重要性，他们有时千方百计利用后者，并与后者保持联系。当米哈伊尔三世应摩拉维亚人的要求挑选君士坦丁-西里尔及其兄弟美赛德奥斯去传教时，就是看中他们贯彻信仰的可靠性，以及与听众直接交流的能力。根据美赛德奥斯生平传记的记载，他对他们说：“你们是塞萨洛尼基人，塞萨洛尼基人都会讲流利的斯拉夫话。”兄弟俩可能都担任过这个大都市政府的高等教育成员，而且他们还都有一些边境地区“民族”的血缘关系，他们具有的语言技巧和才能恰好能适用于米哈伊尔的计划。而帝国其他决策者们都显示出他们深知派遣这个城市周围来的人进行传教工作的好处。由瓦西里一世的孙子君士坦丁七世撰写的瓦西里传记记载，他派遣去保加利亚的不是贵族高官而是“从山野土洞召集来的虔诚的僧侣”。不仅仅是其宣传讲解的能力和讲斯拉夫话的能力，他们自信廉洁，具有基督教徒的其他优良品行，这些都增加了他们从事传教工作之可以信赖的声誉。

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许多工作大都由僧侣社团非正式地甚至在无意间从事，它们早已在帝国边境内外边远地区建立起来。有许多修道院的证据主要来自考古学，而各地遗址的年代和有关它们的准确来源与档案材料的解释也经常充满争议。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争议，那就是早在鲍里斯皈依基督教以前，保加利亚就建立起男修道院和女修道院了。它们非常可能在以前是属于拜占庭领土的地区内，后来在9世纪初，保加尔人汗王就将它们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然而，还有证据表明，更往北的地区也存在过修道院，特别是在多不罗加（Dobroudja）地区穆加特拉（Murgatlar）这个地方，有几个洞窟小教堂。有些僧侣具有突出的布道才能，但是通常没有用上，甚至在野蛮人社会更上层中也无用武之地：那位通过绘画《最后的审判》而使鲍里斯极为震撼的僧侣就是应这位君主的委托，前来绘制一幅描述终极目的的可怕而震慑人心的作品的。这个故事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含义还有更大的重要性，因为很多僧侣凭借其绘画技巧服务于异教主导的社会。在拜占庭世界边疆地带的许多地区都发现有和穆加特拉地方那些小教堂类似的小教堂，它们都还没有倒塌，这说明这些教堂都与拜占庭传教活动有一定联系。其中好几例都是结构简单、单一主堂的建筑，顶端有个加长半圆型祭坛，规模中等大小，这就使它们建造起来较为简易且花费不多，便于在摩拉维亚施工。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Cherson）地区和高加索山脉北部地区也发现有其他小教堂，这里的僧侣们在10世纪前后向阿兰人进行“官方正式”的传教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小教堂非常可能经常对那些自发前来或中央政府派遣来的僧侣进行登记接待。在某些特定时期派遣这些传教的僧侣团队，这种情况可以从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写给“我们的教子”的信中看到，后者辛勤忙碌于加强“偏远”地区的信仰，当时可能就是指阿兰尼亚这个地区。

随着927年以后保加利亚和拜占庭紧张关系的缓和，特别是962—963年阿索斯圣山（Mount Athos）大拉乌拉（Great Lavra）修道院的建立，经过拜占庭人训练的僧侣前往巴尔干半岛及其北方地区的人数越来越多，无论是单个人还是组成团队的，都变得越来越常见。波兰、匈牙利和罗斯君主们先后于10世纪下半期接受洗礼，但是其宣传能力和强制力还不足以一下子强制其臣民接受这种新宗教信仰及其相关礼仪和价值规范。波兰和匈牙利君主们对罗马教廷的忠诚也没有使他们的国家对东正教僧侣和教士彻底关闭大门。有位叫作阿托尼特（Athonite）的僧侣同时也是教士直到11世纪20年代还可能在波兰活动。另外，国王安德烈一世（Andrew Ⅰ）在维塞格拉德（Visegrad）附近和伸入巴拉顿湖（Lake Balaton）中、类似于阿索斯圣山的岛上建立了修道院，过着“希腊人”和东正教禁欲苦修风格的修道生活。这些遗址大多位于帝国疆域外匈牙利南部地区，这里的东正教教士和教堂在11、12世纪占主流地位。东正教遗址在匈牙利南部地区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因为修道士希罗塞奥斯及其继承者从事过传教，他们被誉为“都主教”，地位不断提高。在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的一代人期间，也有罗斯修道士居住在阿索斯圣山。其中一位名叫安东尼（Anthony），在其教父的压力下返回罗斯，这个教父可能是个拜占庭人，对他说：“回到罗斯去，让圣山的恩泽降临于你，将有更多修道士因你而来。”依据安东尼的理解，这个教父的主要目的似乎在于坚守严格的苦修禁欲，而不是传播福音。安东尼一回到基辅，就在俯瞰第聂伯河的一个悬崖山洞定居下来，成为隐居者。但是，“善良的民众”很快就了解到他的修道生活方式，并给他送来食物。此后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十二位”兄弟同志，事实上，这些修道士（他们的数量还在增加）在基辅附近民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的修道院长就像君主们的一位咨询顾问和心理辅导师，岩洞（Cave）修道院的毕业生后来在遥远的东北地区建立起新的修道院。他们中有一位叫库克沙（Kuksha）的就是在向维亚提什人（Viatichi）异教徒传播福音时殉道而死。岩洞修道院在繁荣基督教礼仪和在罗斯人中启示神意的场合具有独特的重要性。阿托尼特派僧侣们的目的可能就是要宣传禁欲的各种意义，而重返北方的教士可能还是比较少，但是他们致力于北方基督教生活的努力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比大多数从君士坦丁堡派遣来的只能讲一种语言的都主教的影响更迅速。

阿索斯如同塞萨洛尼基一样地处讲斯拉夫语为主的巴尔干半岛核心区的边缘地带，这里的许多修道院都与皇帝保持密切联系。从赫尔松就可以看出，使边远地区与早已传遍福音的地区和现实物质世界的中心地区联系起来的方式相当困难。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港口城市看起来就是个闭塞的地方性小镇，而当地市镇和小定居点都建在克里米亚南边沿海地带，它们甚至更与世隔绝，只是处于皇帝权力的松散管辖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8世纪末和9世纪初那些崇拜圣像的僧侣到这里避难，另外这里似乎早就有数量可观的修道士小团体和修道院社区，它们已经深入到半岛南端的山区内地。小教堂和修道室都建在悬崖峭壁上，诸如离赫尔松不远的英克曼（Inkerman）和科尔曼丘（Tepe Kermen）这类地方，后者更靠内陆。当地保存着僧侣对地方居民产生影响的痕迹，例如在巴克拉（Bakla），要塞就建在墓穴坟地上，这里可能属于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从其名字看实际上既有突厥人也有基督教徒，都使用希腊语刻写。赫尔松本身就有许多可能属于传教工作的痕迹，诸如白黏土浅口杯之类的文物，其杯底画有黑色的十字架。它们的年代被确定为9—10世纪，这种类型的其他样品大部分都是在远离帝国疆域边界以外地区发现的：如在多瑙河下游的普里斯拉夫、塞萨洛尼基、刻赤（Kerch）海峡和诺夫格罗德（Novgorod），它们的年代大多确定在972—989年之前，正是罗斯人接受基督教的时期。它们都被称为“圣礼用杯”，新近皈依基督教的成年人都用其来喝奶和蜂蜜，象征他们得到了重生、此后将进入天国这个事实。

在赫尔松发现的这些“圣礼用杯”有几个样本表明，在当地传教工作开展的规模相当大。事实上，尼古拉斯（Nicholas Mysticus）的信件也说明他对传播福音事业有极为浓厚的兴趣，至少对赫尔松的一位大主教极为关注；这些物证本身也证明帝国当局非常清楚赫尔松作为下级传教站的价值。通过海路进行的交通也相当频繁，至少在夏季皇帝要短暂地到这里巡视总督们和其他官员，检查他们在这个大草原上的活动。

这些联系纽带有时常常被用于传教活动：赫尔松大主教就被委派负责对哈扎尔人的传教工作，他可能在那里待过一段时间。大教长尼古拉斯对他“为那个误入歧途民族抱有的热情”表示极度赞赏，还让他挑选一个人担任哈扎尔的大主教。这个赫尔松教士很可能远比君士坦丁堡人更善于每天与其居民中的野蛮人即哈扎尔人和罗斯人打交道。还有很多阿兰人在这个城市留下涂鸦，从中发现的迹象表明，君士坦丁-西里尔正是在这里强化学习希伯来语言，而后上路去哈扎尔汗王的宫廷。罗斯商人大约在9世纪下半期经常到访这里，而赫尔松人早在此以前很久就适当地定期访问第聂伯河中游地区。特别重要的是，大公弗拉基米尔在赫尔松接受洗礼后，便带着该城教士回到基辅，他们在基辅帮助他主持全体臣民在第聂伯河中集体受洗的仪式。来自赫尔松的教士阿纳斯塔修斯（Anastasios）成为弗拉基米尔的亲密助手，后者委任他负责请拜占庭“建筑大师”为大公建造教堂，挑选赫尔松本地教士作为他的下属参与工作。根据罗斯《往年纪事》记载，阿纳斯塔修斯将该城供水管道的位置泄露给了弗拉基米尔，其背叛行为迫使该城失陷于后者。这个传说未必不可全信，赫尔松教士在刚刚接受基督教的基辅占大多数的现象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简单的说明：他们具有与罗斯人打交道的经验，即便不一定有个人的私交，但非常可能熟练掌握斯拉夫语言，罗斯人在其商贸交易活动中需要雇佣这些语言助手。

赫尔松教士大约在988年进入基辅，这不是皇帝而是弗拉基米尔采取积极措施的结果，而帝国当局当时正准备采取合作，从君士坦丁堡派人去全面传教，安条克的亚赫亚（Yahya of Antioch）对此有所提及。当时，皇帝在错综复杂的传播福音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看起来不是主角而是次要角色。传教活动的主要动力在北方人中，他们出于各种原因，寻求接受基督教，或者只是得到更多关于拜占庭东正教派的信息。在许多诸如黑海草原这样的地区，基督教从来也没有真正扎根，帝国政府通常认为游牧生活方式很难与基督教礼仪相融合。其实，早在当地君主选择成为基督教徒并强制其臣民接受新宗教以前，大量基础性工作可能已经由拜占庭世界边缘地带生活的那些单个僧侣或教士群体完成了。但是，颂扬皇帝是领导人们获得拯救的活使徒这样的宣传并非没有实际意义，而皇帝也确实十分看重接受社会精英受洗和在宫廷里接见被俘的访问者，他的宫廷凝聚着虔诚、奇迹和权力，让许多来自不同国度的外国精英阶层的成员着迷。这种情况也反映在君士坦丁七世的文学活动和某些人的思想中。根据罗斯《往年纪事》关于奥尔加访问君士坦丁堡的记载，君士坦丁七世就在奥尔加接受基督教洗礼仪式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个确定其特殊作用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看起来完全是虚构出来的。

君主主持传统隆重的仪式这样的观念显然极大地吸引着巴尔干半岛和大草原北部地区野心勃勃的君主们。他们能够治理其领土内处于他们统治下的居民，至少在表面上保持基督教崇拜的形式，而教士和唱诗班也能够为祈祷民众提供其自身需要得到的拯救。教会组织深入各地分散的居民点和崎岖的山区，其作用就是为统治当局确定地理界限及其合法性。无论是拜占庭教士（非常常见）还是当地教士都在尽力使君主们的财富和收益最大化。像罗斯君主们那样统治权力比较分散的君主，事实上也一直维护着传教的教会，这些教士大部分不得不寻求统治当局为其提供物质保护。他们也很少坚持反对君主们的政策，除了有关教会的信条教义。无论如何，拜占庭帝国内的东正教并不寻求当领袖，出于相同的动机，他们既不担当统治管理的责任也不发展使这种行为合理化的理念。甚至在帝国晚期，当高级教士（而不是皇帝）聆听普通民众的要求时，当大主教们和修道院长们因经营其广大地产和贸易网络而致富时，他们追捧青睐的首先还是避免参与世俗权力斗争的思潮。“公共政策”问题（例如抵抗土耳其人）一直不是大教长考虑的主要问题。保持教义和礼仪不受新思想和外国的影响是拜占庭教会的主要职责，他们也很少注意教育问题和书本学术问题，这些都超出了他们的主要职责。

东欧教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非常类似。当蒙古人于13世纪中期征服罗斯各地君主国时，教士们就接受了新统治秩序，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旨，甚至确认可汗就是他们合法的主子“沙皇”（tsar ，罗斯人“皇帝”的名称）。反过来，他们得到财产和广泛的管辖权。15世纪中期蒙古人统治衰弱后，莫斯科大公发现自己的管辖区存在广阔的权力真空地区，教士们接受拜占庭典礼仪式和诸如阿加配图斯（Agapetus）这些早期拜占庭作家的作品都在强化皇权，宣称沙皇受上帝委任，而且只有他能对上帝负责。只要沙皇坚持纯正的信仰并公开尊重教会是独立机构，他就能够避免遭遇许多———甚至在字面上的———暗杀，像恐怖的伊凡（Ivan the Terrible）遭遇到的那样。当“拉丁人”或其他异端教派千方百计强迫这里的信徒接受虚伪的教义时，教会有时也会挺身而出。17世纪中期，沙皇及其大教长试图纠正《圣经》文本和礼仪书，试图将其礼仪传统纳入希腊人的教会礼仪，因此引发了狂暴的抗议，抗议者宣称反对基督者（Antichrist）的时代又回来了。许多僧侣和教区神职人员宁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意因为背弃传统而玷污他们的灵魂，“老信徒”（就像他们称呼的那样）人数成千上万。他们的后代大部分生活在俄罗斯帝国边远地区，一直活动到苏联时代，到20世纪末，其人数因为青年信仰者增加而增多，他们顽强地试图改变俄罗斯“民族国家”的表达形式。

老信徒的立场以极端形式反映出拜占庭人留给讲斯拉夫语各民族的遗产的优缺点。一方面，已完成的大量神圣作品和礼仪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语文本，有助于人们日常的崇拜活动和个人敬神拜上帝，使得一小部分虔诚的信徒模仿那些沙漠教父们，引领着禁欲苦修的生活方式。与斯拉夫口语相差不远的书面语言也在发展，使原创性写作能够满足当地多种需求。在这些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从翻译过来的拜占庭作品中摘引出来的《往年纪事》，它阐述了教义和虔诚的行为，其中结合着罗斯君主们的业绩和血腥斗争的传说。在诺夫格罗德和其他城市发现的白桦树皮书信本身就证明，沿着主要河流散布的各个城市中心都有相当广泛的功能性文学文献。这些书信作者们致力于使其读者熟悉基督教祈祷、圣人和斋戒日，他们用当地语言对“十字架”起誓。这些礼仪、信仰制度和专门知识有助于他们强化秩序和社会凝聚力，其附属内容广泛流传于广大国土，激励着开展长距离借贷和信贷活动，这样就促进了蒙古征服前的贸易繁荣。然而，教会尊崇传统也加强了农民对陌生事物已存在的疑虑，赋予其广泛的意识形态的辩解理由，打击了任何可能打算学习书本知识内容以了解未来的个人。正像老信徒表现出来的那样，书籍的本土语言具有基本的象征意义，而文本之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就阻止了修改错误和矛盾的企图。从弗拉基米尔接受基督教以后，无数封闭而多样性的小团体出现在自黑海草原至北极圈、从巴尔干半岛南部到乌拉尔山脉甚至更远的广大地区。无论它们具有何种特殊的制度机构，它们存在本身最终得益于东正教的传教努力，其关于不同礼仪、教义和传统的特定知识都经受了他们的高层教士之间的竞争和其政治领主们的权力斗争。长期的非基督教信仰统治、巴尔干半岛的土耳其人、罗斯的蒙古人都没有使它削弱，而是促进其形成。东正教具有共同事业的观念跨越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甚至在20世纪末得到强化，在俄罗斯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对其塞尔维亚东正教同胞反对科索沃分裂分子和“西方”干涉表示同情和积极支持之际表现得特别明显。虽然20世纪特别重视物质和外交利益，因为它们在促成联盟上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在这些因素背后存在着鲜明的发展传统，拜占庭皇帝、教士和僧侣们就是在这个传统中保持着这些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