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史——毁坏圣像运动

毁坏圣像运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捣毁圣像，是特指禁止绘制和崇拜画有上帝和圣徒圣像的运动的专用名词。我们通常将对立的一方称为崇拜圣像派，虽然这个词汇在希腊语中没有对应的说法。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于726年或730年由皇帝利奥三世发动，787年摄政皇后伊琳妮彻底推翻毁坏圣像政策，815年皇帝利奥五世重新恢复毁坏圣像政策，最后另一位摄政皇后塞奥多拉和缓地平息毁坏圣像运动。由于两次毁坏圣像运动之间存在间歇期，通常人们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

拜占庭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课题能够受到西方学者如此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8、9世纪爆发的毁坏圣像运动一直被视为类似运动的古代案例，即从加尔文（Calvin）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清教徒”（Puritans）革命，甚至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毁坏圣像派作为“迷信”的敌人一直享有普遍的舆论同情。

我们很难对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给出公允的评价。没有几个历史家还把它当作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但拜占庭帝国深深地卷入了运动，除了几个下级教区外。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大多数高级官员乘势抓住机会获得好处。塞奥克提斯托斯（Theoktistos）利用塞奥菲鲁斯的忠诚合作来强化毁坏圣像政策，但是当后者的遗孀决定改变官方政策时，他比她还积极地恢复对圣像的崇拜；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教会中无论是主教们、教士们，还是修道士们、圣徒们，并没有做出一致反应。人们确实会怀疑，军队支持崇拜圣像，甚至“圣徒们”的支持究竟是否真的是出于真正的信仰。即便是圣塞奥多里（St Theodore the Studite）这位崇拜圣像最杰出的辩护者，在787年宗教会议之后，竟然在评论那些毁坏圣像派主教们时说，“他们的违背并没有涉及基本信仰”。至于广大信众，当利奥三世第一次颁布毁坏圣像法令时，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位挽救君士坦丁堡于阿拉伯人可怕围攻的皇帝享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第一次毁坏圣像运动中有两位历史家———塞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818年去世）和尼基弗鲁斯大教长（Nikephoros，806—815年在任）都因为圣像的原因受到迫害，他们的记述充满了阿拉伯人的进军、瘟疫、饥荒、地震、人口迁移、与保加利亚的冲突和内战等内容。他们崇拜圣像派的倾向主要是通过其对毁坏圣像派皇帝使用恶毒粗俗的词语分辨出来的。尼基弗鲁斯的《简史》（Brief History ），写到769年为止。塞奥发尼斯继续写到813年为止。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可以使用的所有历史资料都属于崇拜圣像派观点，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相关事件之后一个世纪内完成的，其中一些像是843年“东正教恢复”时的作品都有相互矛盾的版本。除了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的史料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胜利一方批驳辩论性的文献、“殉道者们”和“告白者们”的传记、崇拜圣像派宗教会议的档案文件，特别是圣塞奥多里（826年去世）的信件。在其保存下来的550封信中，有368封是关于反对毁坏圣像运动斗争的。显然，这段历史传说是有倾向性的。

禁止偶像崇拜的主张在早期教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其最初的案例来源于犹太教，但是熟悉希腊哲学的神学家如奥利金和克莱蒙特（Clement of Alexandria）重新阐释这一教义，使它成为基督教的戒律，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与异教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教相似。这个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从来没有消失过。当基督教流行圣像绘画后，使用圣像首先因为其教学作用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所谓的“图画本圣经”），但是当我们观察6世纪下半期的情况时，就发现圣像正在接受人们的直接崇拜，其中一些甚至被认为具有神圣“模式”的双重作用，它们能发声说话，能分泌油脂，被扎刺时还会流血。教会法律对此保持沉默，除了692年的“五六会议”，其著名的第82条款声称基督的人类化身优先于羔羊代表的象征形象，因此提出了化体说的具体实在形式。然而，在帝国东部边界，阿拉伯人入侵征服战争的第一波过去后，基督教徒们越来越多地指责偶像崇拜，似乎特别指向犹太人，并且在一系列反犹太人对话辩论中纷纷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场争论吸引了帝国内很多人的关注。克劳迪堡（Claudiopolis，现代土耳其的博卢［Bolu］）城主教在726年以前就是专门毁坏圣像的人。

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开始的准确年代或者运动最初爆发的形式目前都不清楚。那部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究竟是726年还是730年颁布的？在其颁布前是否进行过公开辩论？根据小圣斯蒂芬传记，“野兽（利奥三世）召集其全体臣民开大会，并像狮子一样在他们中间咆哮狂吠，同时还喷射出狂怒的心火，叫嚣出如此邪恶的言词，‘制作圣像是偶像崇拜的技巧：它们不应该受到崇拜’”。也许他开始毁坏圣像并不是用语言而是靠行动，也就是派遣其显贵高官优威诺斯（Iouvinos）前去捣毁皇宫大门上悬挂的基督圣像？这个行动惹得一群虔诚的妇女如此愤怒，以至于她们打死了这个不幸的官员。

是什么促使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圣像呢？据最接近事件的两个历史学家即大教长尼基弗鲁斯和塞奥发尼斯记载，皇帝采取这个措施是为回应726年锡拉（Thera）岛火山的喷发。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异常事件一定与对上帝的服从和拒绝有直接关系：灾难一定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上帝在穆斯林胜利和其他灾祸出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此时通过这次喷发发出最后的警告。皇帝，这个讲阿拉伯语言的军事将领，出生于日耳曼盖马尼恰（Germanicea，即今土耳其东部的马拉什［Maras］），他肯定非常清楚东部前线的现实情况，了解他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他在更早的时候曾颁布过强制犹太教和孟他努（Montanist）异端派信徒接受洗礼的法令。但是这个法令并没有奏效，“犹太人洗掉了他们接受的洗礼，在接受圣餐以前就大吃大喝，亵渎信仰。而孟他努异端派信徒自己确定日期，聚集在他们充满错误的房间里自焚”。利奥千方百计通过禁止绘制和崇拜圣像来回应锡拉岛火山的喷发。

圣像崇拜的形式通常包括顶礼膜拜、聚众祈祷、点灯焚香和点燃成堆的蜡烛（我们甚至听说过有一幅圣像画的是一个孩子的教父教母），这确实表现得过分了，并且超出了崇拜圣像的争论，争论不是指向圣像而是指向代表人物。圣像崇拜派撇开实际问题，将所有问题统统当作神学的主要问题。上帝能不能被代表？“五六会议”已经给出答案：上帝在“临在的新形式”（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区别）中能够而且应该被描述出来。崇拜圣像神学家们坚持对上帝的崇拜（latria ），只允许圣像用于“顶礼膜拜”（proskynesis ），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崇拜”。

驳斥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神学活动开始于圣约翰（St John Damascene，约675—约749），他安全地生活在远离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他首先从肯定圣像的合法性入手，采取步骤强调圣像的有利方面，“它们揭示出不可见的或遥远的或即将来临的东西”，也证明了神的临在，“哪里有基督教的象征，基督就临在哪里”。这种强调圣像和它“原型”之间关系的方法逐渐变成后来争论的神学基础。

皇帝利奥对这场争论没有作出任何神学贡献。他确实从来没有用神学的眼光看待这场争论。他关注的是其众多臣民热衷于圣像崇拜，这看起来十分危险，就像是《圣经·申命记预言》（Deuteronomy 5：9）中上帝所禁止的“堕落和崇拜圣像”，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反对毁坏圣像最初具有神学性质。君士坦丁堡大教长日耳曼努斯为圣像辩护的信件，特别是他于730年以前写给克劳迪堡主教托马斯（Thomas）的信件，事实上根本没有涉及神学或偶像崇拜的问题。日耳曼努斯感到担忧的是，禁止圣像崇拜只能证明教会长期犯错，这就恰好帮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忙。

正是君士坦丁五世在754年召开的希厄里亚（Hieria）宗教大会上采取了决定性步骤：鉴于基督具有的神性和人性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因此只有其人性部分能够确定和定义，并具有绘画的必要性。而且通过描绘基督，人们才能区分神、人两性，或者也能限定神性的范围。神性之不可描绘性将单纯的错误变成了异端思想，这已经不是以前争论的问题。圣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了：此时，系统表现神性本身成了问题。

毁坏圣像运动渐趋汇集成为神学争论加上迫害活动，特别是对僧侣的迫害。对关键证据的研究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发生迫害时，迫害活动显然更多地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宗教原因。最确定的受难者是小圣斯蒂芬，他曾卷入一系列反对皇帝的宫廷阴谋活动，一批高级军事将领和达官贵族也参与其中。只是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五世“才举行公开贬损和侮辱修道生活习俗的活动，他下令每个僧侣要手牵手地领着个女人走过大竞技场，同时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和羞辱”。在此之前，许多修道院毫无疑问尚未受到过冲击，它们的权利在那部被称为《选编》（Ecloga ）的法典里确实得到公开的尊敬，而这部法典就是以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的名义颁布的。同时，据说包括几个修道院的小名单是遭到君士坦丁亵渎了，它们在接受检查时受到极大怀疑而被关闭。

在第二次毁坏圣像期间，与大教长的谈话是尝试性的，采取的行动都尽可能地容易：“我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与塞奥多特（Theodotos，大教长，815—821年在任）谈一次话，而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各人回到各自的修道院去，继续保持你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从严格律己的伊格纳条斯（Ignatios）的生平传记中找到的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位未来的大教长曾担任与毁坏圣像派官方教会保持合作的修道院院长。圣塞奥多里的信件揭示出一段错乱的斗争。他有一封信是写给教皇帕斯卡的，乞求教皇让整个世界都听到“那些胆敢这样做的家伙都被您一一开除了教籍”。劝说教皇开除皇帝的教籍确是一项发明，现代读者可能不会一下子洞悉其隐喻，但是其成功之处在于向所有潜在的篡位者发出鼓励性的信号。崇拜圣像派狂热地证明自己突破法律限制和必要的理由。大教长尼基弗鲁斯事实上强烈反对在毁坏圣像的当权者统治下遵守法律。他说到，有太多教士“按照政治法律行事，还承认行政权威。这不是雅各（Jacob）的遗风，也不是靠虔诚主宰其教义和思想的人的处世方式”。

毁坏圣像皇帝们在军队和民众中大得人心是不能怀疑的，而他们刻意追求民心也是不能否认的。君士坦丁五世提高了君士坦丁堡的生活水平，直到他去世后很久。大教长尼基弗鲁斯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个皇帝的统治只是让人回忆起一种充足而廉价的食物，“他们对他统治时期吹嘘的不过都是些胡说八道”，实际上，他顿了一下说，这是个充满了“瘟疫、地震、流星、饥馑和内战”的时期，还有“这些极端愚蠢低等的野兽大肆自吹自擂的所谓那些幸福充裕的岁月都是编造出来的”。在尼基弗鲁斯看来，君士坦丁之低下无能的最好证据就是其支持者们地位的低下：“我还认为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哪类人就看他们来自何方，如何生活。他们中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字母表的字母叫什么，他们鄙视和厌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中最粗俗野蛮的人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不能完全供养自己，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街口小巷里闲逛。”

小圣斯蒂芬的传记还记载这种民心具有突出的作用。最近有一位编辑奥泽配（M.-F.Auzépy）认为，“这一点是被故意安排的，以证明在与斯蒂芬的冲突中，皇帝除了依靠民众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所持的筹码只能来自于大街小巷和大竞技场里的普通民众”。斯蒂芬因为是皇帝的敌人而在民众“惩罚他！杀死他！”的叫喊中被判处死刑。

崇拜圣像派最终为什么会赢得胜利？是因为两个女性摄政王即780年的伊琳妮和842年的塞奥多拉的缘故吗？如果不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而被特别描绘成“狂热盲目地”崇拜圣像，那就是因为她们两个都迷恋权力？她们在被指责躲藏在幕后的权力集团的支持下，尽可以如愿享受权力，而这些人都是些精心挑选的官员、对口味的宦官，或者教会人士。而作出将她们的利益交付委托给军队将领的选择，则意味着完全放弃权力。两位皇后都没有留下证明她们特别迷恋圣像的个人嗜好的档案。

伊琳妮千方百计使自己得到各种安全因素的支持。大教长保罗（Paul）曾经宣誓坚持毁坏圣像政策，因此顺理成章地退位或者被安排退位（784），由当时还是普通信徒的塔拉修斯（Tarasios）接替，他当时还是帝国的首脑人物。此时决定召开“普世”宗教大会，但是却不太可能确保来自东方各大教区（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正式代表准时到会，而罗马教皇派来的代表是两个地位相对低下的教士。786年，这次宗教会议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Holy Apostles）教堂正式举行，但是迅即被忠于君士坦丁五世的军队驱散。在采取缓解对立派的必要措施后，宗教大会被推迟一年后在尼西亚重新召开，这使人想起君士坦丁大帝及其对阿里乌异端的谴责；此外，尼西亚更容易守卫。毁坏圣像派与阿里乌派有些类似，这成为官方宣传的主题。

第二次尼西亚宗教大会得到教皇的认可，被东正教教会当作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基督教宗教大会，它最后完成了前六次宗教大会确定的教义体系。这次会议有大约350名主教和百余名僧侣参加，严格地说这些僧侣在这里无事可干。实际上，所有这些主教是否得到任命还不一定，他们都在毁坏圣像时期任职。他们中10个知名的毁坏圣像活跃分子被迫公开声明放弃原有的主张。最终，所有人都官复原职，“正统教义”直到815年才流行起来。

至于塞奥多拉，从有关“正统教义得到恢复”的繁杂资料中只能得出几乎是唯一的事实，那就是出现了潜在的男性皇位竞争者，他将在确保她那个年仅3岁的儿子未成年的长时间里，继续保证她担任正统皇后。而所谓“正统教义得到恢复”是人们对塞奥菲鲁斯去世的结果的说法。假如伊琳妮的情况可以成为推理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塞奥多拉圣徒般的传记就表明，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一直“不敢”暴露其崇拜圣像的倾向。当崇拜圣像成为朝廷官方的政策后，她对圣像的崇拜自然便大放异彩。这类宣传的某些内容一直流传至今，并涂抹上关于这个事件的现代解释色彩。

毁坏圣像运动最直接的影响是拜占庭艺术的发展。如果毁坏圣像派取得了胜利，那么教会装饰就会受到限制，将像其同时代的倭马亚清真寺一样只画些花园和枝条飘动的图案。世俗艺术将继续发展，的确，君士坦丁五世常常受到迷恋“魔鬼般的”大竞技场舞台的指责。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们同样允许，可能还很欣赏其宫殿和浴池建筑物里的非宗教绘画。这样，在8世纪前半期，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王国之间同时出现艺术上的趋同性，紧接着不久，穆斯林开始完全禁止任何活生生被造物的图画。毁坏圣像派统治的拜占庭帝国将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下去，这也许不太可能。

拜占庭帝国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之间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第二次尼西亚宗教大会不仅“恢复”了圣像崇拜，而且还使圣像崇拜成为强制性的义务。虔诚的信徒被命令崇拜圣像，这确实有背个人的良心。它还强迫艺术家们遵守已经确定且具有时代色彩的绘画模式，不许违背，否则他们绘制的圣像将不是“真正的”圣像。

帕特丽夏·卡林-海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