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史——商业

通常，商人、银行家和钱币兑换者的社会评价较低，有时还被诅咒会遭受地狱折磨的痛苦。国家为了对付欺诈行为，严格控制度量衡，这在多种法律和10世纪的《市长法》中都有规定。人们使用两种重量制度，用于相对低值大宗货物的杆秤和用于高价值小宗货品（货币、香料）的天平。杆秤使用印有皇帝胸像或雅典娜胸像的垂吊秤砣，这种形式沿袭自罗马时代。天平使用铜合金制成的扁平砝码，上面标有磅或盎司的数量或相应的金币数量，金币指希腊的“诺米斯马”（nomismata ）或罗马的“索里德”（solidi ）。硬币砝码也有用玻璃制作的，上面印有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姓名。

在阿帕米亚、以弗所、查士丁尼·普里马（Justiniana Prima）、萨迪斯（Sardis）和科林斯都发掘出早期或中期拜占庭的商店和作坊（参见第二章）。大部分远途贸易都使用航运。航行要求适宜的季节（即4月到10月），且被认为是危险的，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利润。在古代晚期，航运贸易主要包括都城首府各城市的谷物供应，都由国家掌控，由领取津贴的船员（navicularii ）等级行会具体操作，他们都被免除货物税，或者只交纳非常低的税。

即便私人的积极主动性受到限制，活跃的地区间的贸易还是可能存在，这从用作运输容器的双耳瓶发掘物上可以得到证明。它们装入的货物包括蜂蜜、鱼子酱等各种东西，但是更为专用于航运大宗油类和酒类货物。有6种类型的双耳瓶来自于东地中海。通过鉴定样本和双耳瓶上的铭文以及炭化的双耳瓶内残留物可以确定这些货物。早期拜占庭的双耳瓶已经在整个地中海、不列颠、黑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被发现。一处考古遗址的发现显示出这个地区与特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期拜占庭继续使用双耳瓶。在地中海以外的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还发现了一些被确定属于8—10世纪的文物样本。11世纪以后，拜占庭式双耳瓶再度大量出现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到14世纪，黏土双耳瓶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而木桶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垄断了商业贸易。

桌上陶器是远途贸易的另一个物证。直到7世纪时，北非、小亚细亚西部、塞浦路斯和埃及各地仍手工制作光面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压印或涂抹的装饰，某些时候，它在整个地中海各地有多种用途。直到9世纪，发生了急剧的技术变革，出现白底铅釉陶器制品，而后出现的是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绘画、压印、刮刻和凿刻的装饰。白底铅釉陶器（9—11世纪）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而一些表面红底陶制器物（11世纪以后）则是在科林斯发掘的工场制作的。此后的陶器制品多具有东方装饰风格，具有广泛用途，在很多海难沉船的货物中都有发现。

同样，大理石在拜占庭帝国也用途广泛。大理石和其他装饰石材对于塑像、重要纪念碑、建筑物的石柱、护墙板、地板和家具具有极高价值。其中有些大理石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卑斯尼亚［Bithynia］和菲利几亚［Phrygia］）采集来的。马尔马拉（Marmara）海上的普洛科奈所斯（Proconnesus）岛出产大量帝国常用的灰白色大理石建材，这里还是廉价的海上运输的理想场地。有一艘装载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和塞萨利（Thessaly）采石场大理石的运输船于530年前后沉没在西西里近海沿岸。其船货中包括28根石柱、柱脚和柱头、刻有十字架装饰的石板和12根长柱形石料，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修建一所教堂里的神坛屏风、讲经台和祭坛的，教堂很可能在北非。拜占庭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的使用进一步得到文献证明，它们被用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柱头上，其发现物遍布地中海盆地。

当普洛科奈所斯岛各采石场于7世纪停止出产时，它们最终被沿海城市遗弃的古代纪念碑石料所取代，这些城市成了开采大理石的场所。在中期拜占庭时代，位于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古代城市基兹库斯成为大理石的来源地，其中既包括大理石碎片，用来修复8世纪前后的修道院建筑物，也包括新雕刻成塑像的大理石，被重新用于君士坦丁堡建筑物，例如907年修建的利普斯（Lips）修道院。彩色大理石也被重新回收利用，它们是从大理石石柱上切割下来的小块和片状石料，被用于铺设“镶嵌画路”（opus sectile ）通道地面。

其他被用于进出口国际贸易的材料还包括金属、象牙和丝绸。帝国早期和中期都生产高品质白银盘。其彩色珐琅也构成中期装饰物的重要部分。白银和各种金属被出口到海外（或通过贸易，或用于外交），或者通过抢劫流到国外。廉价金属产品构成更广泛更系统出口贸易的基础。其中包括早期的青铜容器和中期的黄铜门。

拜占庭帝国于6—7世纪生产的铜合金器物也出口到西欧，在西欧各处墓葬中发现有大约120件。它们包括家用器物，例如浇铸的各种垂柄青铜盆、洗漱用品、手工打制的黄铜水桶，都饰有狩猎场面，并镌刻着希腊字母。黄铜水桶是在不列颠、西班牙、利凡特和土耳其发现的。在努比亚（Nubia）和埃及南部墓葬中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总数多达170件。还有几件是在帝国范围内回收的，可能因为它们并非用于随葬品。

另一种出口工业据说兴起于11世纪。黄铜门的人物和场景装饰镶嵌在乌银和白银中，是为出口到意大利而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这些铜门的制作地点清楚地标在大门门身的铭文中，它们是阿马尔菲（Amalfi）、威尼斯、罗马、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萨勒诺（Salerno）、蒙特·安吉罗（Monte S. Angelo）等地的教堂定购的，大约在1060—1080年和12世纪完成。这种门在君士坦丁堡本城却没有保留下来。这些铜门是由阿马尔菲坦（Amalfitan）的一个家族进口到意大利的，该家族的主要成员潘达利奥（Pantaleon）和莫罗（Mauro）常驻君士坦丁堡，拥有拜占庭荣誉头衔，并维持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业利益。在一些阿马尔菲铜门的希腊、拉丁双语铭文中，提到诸如西蒙（Symeon）这样的工艺匠人的名字，而罗马圣保罗（St Paul）教堂铜门的希腊、叙利亚双语铭文则提到了塞奥多里（Theodore）和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的名字。叙利亚铭文说明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新工业与东方的联系。

丝绸、香料和象牙是远东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进口商品，这也部分地得到科斯马斯（Cosmas Indicopleustes）的文献证明，他是亚历山大城商人、学者、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其《基督教风土记》（Christian Topography ，536—547）涉及他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斯里兰卡的贸易活动经历。拜占庭商业机构“政府契约”部门（kommeriarioi ）征收进口货物关税；他们的铅封提到了其名字和地点。拜占庭中期的《市长法》对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商业贸易活动作出了规定。

象牙是来自非洲和印度的重要进口商品。较大的非洲象牙可能用来制成装饰板，其高度达到42厘米，而较小的印度象牙则能够切割成圆筒形的首饰盒，直径8～10厘米。与早期的首饰盒相比，中期的长方形首饰盒大部分都有木质衬底，薄薄的装饰板和长条板用钉子固定在木质衬底上；与早期用于双连画的象牙装饰板及圆筒状首饰盒对比，存在着系列加工的迹象。雕刻有玫瑰图案的象牙边缘材料切割成长条形状，根据需要截断，而人物装饰板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首饰盒上。到了中期，人 们使用骨头补充象牙的不足，有些首饰盒则完全是用骨头制作的，其雕刻工艺非常精湛。

现存大部分早期拜占庭象牙制品都是由帝国东部和西部执政官发布的，他们每年都换届，直到540年时取消执政官制度。尽管现存的两联装饰象牙板表明这类制品数量庞大，它们雕刻的内容还是复杂多样，典雅精致。皇帝赏赐赠送给官员的遗嘱附件和在《职贡图》（Notitia Dignitatum ）中显示的文件也都是象牙制作的。

大部分中期拜占庭的象牙制品都被认为属于10和11世纪。皇帝的装饰象牙板刻有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的加冕典礼。宗教题材的象牙雕刻包括三联板和首饰盒。其他装饰有神话、狩猎、田园生活或军事题材的首饰盒构成这个时期世俗艺术的主要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带有神话场景的韦罗利（Veroli）首饰盒（见310页）。

在拜占庭时代，丝绸既进口也出口。在拜占庭的丝绸、亚麻和毛织品中，丝绸在商业中最为重要，而拜占庭的丝绸工业闻名遐迩。直到6世纪中期，生丝仍从远东进口到拜占庭帝国，在此纺织成丝绸。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贝利图斯（Berytus）和提尔（Tyre）是丝绸工业最重要的中心，国家部分地垄断丝绸工业，其他部分由私人控制。皇帝掌控的皇家丝绸在提尔和西顿（Sidon）用地中海蜗牛贝壳染成紫色。552年，蚕卵被带入拜占庭帝国，568年桑树移植成功，首先在腓尼基（Phoenicia）种植。尽管这些工场在7世纪尽丧于阿拉伯人之手，但是拜占庭帝国仍然保留了丝绸生产的大部分技工。皇家丝绸工场继续在君士坦丁堡以前的斋乌西普斯（Zeuxippos）浴池开办，《市长法》规定的丝绸行会有5个。蚕虫在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属地进行养育，希腊的底比斯（Thebes）和科林斯成为重要的生产中心。印有狮子和大象两种图案的丝绸上的文字表明，它们都是在利奥四世（886—912年在位）、罗曼努斯和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921—923年在任）、君士坦丁八世和瓦西里二世（Basil Ⅱ，976—1025年在位）统治时期织成的。精心织成的丝绸描绘了皇帝和其他图像。欧洲各地教堂都保存着8世纪以后纺织的拜占庭丝绸，例如在亚琛（Aachen）的查理曼坟墓和在欧塞尔（Auxerre）的圣日耳曼（S. Germain）坟墓中都藏有这类丝绸。总的看来，各类织物构成室内装饰的重要部分。现存于开罗根尼查（Geniza）的10—12世纪的文献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新娘们对拜占庭面纱（mandils）和衬垫的需求。

7世纪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缩小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古代晚期的地中海贸易。其他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还包括：城市的衰败已经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国家控制的君士坦丁堡供给系统的破坏，以及航运的私有化。到了10世纪，环境开始好转，但是拜占庭人带着厌恶商业的传统心理，未能从新局势中获得很大的好处。相反，积极性转移给了意大利各城市，它们在拜占庭首都获得了很多贸易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