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史——社会结构的演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在这个时期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后还能幸免于难继续存在。其丧失的领土包括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北非和意大利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其三个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中只剩下了第一个。与这些失去的疆域一起失去的还有几乎全部的“一性论派”（Monophysites）信徒和讲拉丁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居民。8世纪的这个帝国与6世纪那个更为多样性的帝国不一样，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察尔西顿（Chalcedonian）派基督教徒，他们讲希腊语，多数住在农村。拜占庭帝国还是个相当繁华、人口稠密和安全稳定的国家，比它在6世纪更为舒心。

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作出合理肯定的同时，对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描述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们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而其他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

最糟糕的难题是，这个争议实质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我们掌握的只是非常少的统计资料证据。考古学似乎证明了8世纪大部分拜占庭城市人口稠密地区的人数都衰落到只有6世纪的一半多一点；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发现支持的究竟是争议的哪一方面，特别是由于大部分拜占庭城市继续存在。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学者们援引7世纪中期考古遗址发掘的货币突然急剧减少的现象；而那些认为拜占庭帝国发展更具有连续性的学者则注意到军队规模和军饷数字比较高的记载，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一个合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真相大概就存在于两个极端观点之间，我们拥有的这类统计证据支持连续性观点的方法。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集中否定其证据，他们认为，从极不相同的史料中得出的几个数字概括总结出来的趋势完全是巧合。至于说659年以后货币发掘数量的减少，这种突然性似乎说明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面临威胁帝国生存的持续军事压力，政府当局被迫优先供养和支付军队。鉴于帝国领土的丧失，帝国做得非常成功。565年的拜占庭军队还相当稳定地记录为15万人。到了641年，领取军饷的数字表明其军队仍有10.9万人。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依靠大约一半的土地供养着相当于565年四分之三的将士。而且，到773年，拜占庭军队据说总共有8万人。这意味着用不足565年三分之一的土地支撑着相当565年一半的军队。尽管773年的军队总数受到质疑，但是9世纪的数字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更少的军队人数都将使拜占庭帝国能够在阿拉伯人攻势下幸存变得几乎无法解释。

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丧失和军队将士损失极少之间的矛盾现象似乎表明，伊拉克略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战略运行良好，也就是把将士们安全撤回，而不是让他们冒险绝望地试图守住边界。它还表明，帝国成功地努力保存了大部队，而没有借助于从失陷地区和民众征收税赋。很明显，这样成功保存军事实力不仅因为军役土地颁授制度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在于当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它多少有些神秘，即659年以后建立的各省仓库，它们已得到数百枚铅封的证实。这些铅封最初是加盖在文件和货物上的，它们带有仓库和管理仓库官员的名字，而他们是按照政府契约（kommerkiarioi ，commerciarii ）来管理的。

人们都知道政府契约是用来征收关税并交易丝绸、黄金和奴隶的，在当时这些铅封的大量增加很难反映出商业贸易的增长。自659年开始的岁月肯定是拜占庭帝国经济收缩的时期， 当时人们越来越贫困，商路越来越不安全，城市越来越小，货币越来越少。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是659—668年那些最活跃的政府契约，大教长斯蒂芬（Stephen）留下了10枚铅封，涉及至少3个军区的5个仓库货栈，他还担任军需总长（Military Logothete），即朝廷负责供给军队的大臣。这些货栈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向将士们出售武器装备，而即便假定他们自己支付开销，也需要有可靠的地方去购买军需装备。

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具有各自行政总督 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将士们拥有以土地为实体部分的产业，份地的大小足以使他们雇用一定数量的亲戚和佃户，或者雇用人手帮助他们耕种。军饷虽然仅按照过去可能发放比率的四分之一支付，但可能仍然占国家预算和货币经济的主要部分。在695—717年的动乱期间，军队一再拥立或推翻皇帝。与塞奥多西一世到伊拉克略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皇帝本人就是军事将领，并常常亲自领兵迎敌。

随着军队势力的崛起，行政官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小。660年前后建立军区期间，中央官僚机构经历了萎缩和重组。许多旧官职或者被取消，比如过去管理荒芜土地的皇家地产圣库伯爵（Comes rei privatae ），或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首相（Magister officiorum ）的职位变成官员的荣誉头衔。此时，主要的大臣只有3位，都称为“总长”（Logothetēs）：邮驿总长（Post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dromou ）除了负责邮政事务，还负责外交关系和内政安全；总务总长（Gener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genikou ）负责税收；军需总长（Military Logothete ，Logothetēs tou strati?tikou ），上面已经提到是军队供给的负责人。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政府契约官在内，很少见到其他行政官员了。

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抵抗敌人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从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们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这些新城市规模更小，占据山坡地利，其中大部分称为城镇更合适，它们需要狭窄而不规则的街道，广场和大型建筑的规模都大为缩小。除了君士坦丁堡这个城市，市民们不得不在没有竞技场和剧场的环境中生活，不得不修建比以前更小的教堂和浴池。最终形成的城镇比更早的罗马帝国城市小了很多，它们已经很难再缩小和精简了，就像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一样。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城市生活远不如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活跃，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军事化和文化及经济普遍衰败的现实，而不在于城镇的规模和风貌。

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拜占庭城镇丧失了大部分管理功能。它们不再拥有负责督管和征收农村税收的城市会议。那些管辖十几个人、中等富裕的地主曾供职于城市会议，此时作为一个等级也消失了，虽然一些地主仍然生活在城镇里，留在城市里的还有那些仍拥有对周围农村管辖权的主教们。当商业贸易随货币衰败时，城镇也失去了作为市场的功能。在外敌袭击抢劫频繁的时期，城镇作为避难地的新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也可以从人们常简单地把它们称为城堡（kastra ）中得到证明。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此时，保长们已经消失不见了，元老们已经混杂到行政官员中去，而他们的队伍也已经变得人数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史实后果的单纯描述。利奥三世的《选编》（Ecloga ）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们都很无知。第五六次宗教大会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的只是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里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作为越来越多的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们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们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人口减少可能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城镇和乡村。鼠疫瘟疫曾在6世纪袭击过帝国，而后一再爆发。747—748年的君士坦丁堡瘟疫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君士坦丁五世从希腊向这里迁徙并安置居民。帝国内爆发瘟疫的最后一次记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至少晚于767年。外敌的袭击抢掠也造成人口增长停滞，经济环境的恶化根本不可能刺激人口增加。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这就是优先供养军队。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们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Kommerkiarior）也收取将士们的农产品，折算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货栈就可能逐渐变为各类商品的贸易集散地，形成某些以物易物的低效率贸易，并在需要的时候支付货币，也许还可以优惠折价。事实上，每个人都还得有货币，只是因为纳税的需要。我们的资料显示，767年出现过货币金钱恐慌，其间农民们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以便换取金钱交纳税收。

相比于早期拜占庭时代，富人明显越来越贫困。旧元老阶级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屈服于过于频繁的政治动荡和过于急剧下降的人口与经济衰退。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农村权贵来自于全新的家族，其中许多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收取地租而是经营农场，同时他们渴望军旅生涯而不愿担任行政官职。他们变得比行政官员和商人更为富有，更有权势，而商贾们则变得比在6世纪时更贫穷。

大部分农民似乎仍然拥有足够面积的肥沃耕地，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除了税收官员外，任何人都不会烦扰他们。当农民不能完税时，其所在农庄的其他农民就会补足差额，通常这些邻居似乎还能够做到这一点。恶劣天气可能像以往一样非常频繁，而外敌侵袭则比先前严重。但是充足的耕地能够满足不断减少的人口，任何从坏年景幸存下来的人都能重新开始其未来。农村中的奴隶和城市贫民早就成为无足轻重的群体了。

7—8世纪这个黑暗时代使拜占庭社会比以前更原始落后，但是还要承认的是，它仍延续着晚期罗马社会。拜占庭帝国不像当时的西欧，它仍然保持着罗马国家大部分的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体系、职业化军队、行政机构、货币经济和世俗学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常常因为经济原因倒退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公共部分的衰退比私人部分更明显。但是，拜占庭国家维系保持得足够大，能够为其皇帝们提供比中世纪早期西欧任何国王或皇帝都大的权力，并赋予拜占庭帝国击退同样有组织的哈里发国家入侵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