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和平心理学：现在，曾经，永不？

如果没有和平协议，“两国方案”仍然是未来实现和平的最佳选择——这对以色列国家和民主政体是必须的，对巴勒斯坦人也是公平和给予尊重的。双方都知道，巴勒斯坦国必将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耶路撒冷势必由双方共享。“耶路撒冷将是两国的首都，阿拉伯郊区将是巴勒斯坦人的，犹太郊区将是以色列的。”《奥斯陆协议》的缔造者、以色列前总统西蒙·佩雷斯说。他和任何人一样，对这种情况了然于心。按照克林顿的设定，以色列人将在东耶路撒冷建立约十二个定居点，而巴勒斯坦人将在以色列的其他地方获得土地补偿，除此以外，以色列居民将从约旦河西岸大部分地区撤出。这看似简单，“但老城是个挑战”。佩雷斯解释说：“我们必须分清主权和宗教，每个人都要控制自己的圣地，但任何人也不可能将老城切割成碎片。”

老城将要成为非军事化的梵蒂冈，由一个国际委员会管理，由阿拉伯—以色列联合巡逻队或者一个国际托管组织，甚至一支耶路撒冷版的梵蒂冈瑞士警卫队维持治安。阿拉伯人不可能接受美国，以色列人又不信任联合国和欧盟，所以可能会由北约和俄罗斯来进行这项工作，而俄罗斯正渴望再次在耶路撒冷扮演重要角色。^[1]将圣殿山国际化是很难的，因为没有一个以色列政治家可以完全放弃对圣殿基石的权利，并且活着讲述这个故事；同时也没有一个伊斯兰当权者可以承认以色列对圣殿山享有完全的主权，并在此后幸存下来。此外，综观那些国际化都市或自由城市，从但泽到的里雅斯特，它们的结局都不好。

圣殿山很难分割。圣地、西墙、岩石圆顶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是同一结构的不同部分：“没有人可以独占神圣，”佩雷斯补充道，“耶路撒冷更像是一道火焰而不是一座城市，没有人可以分开火焰。”不管耶路撒冷是不是火焰，都必须有人掌握这个城市的主权，所以各种各样的计划相继被提出，比如地上部分归穆斯林，地下的隧道和水池（以及基石）给以色列。布满洞穴、管道和水路的地下昏暗世界中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一直令人激动不已，在耶路撒冷尤其如此：谁拥有地下，谁拥有地表，谁拥有天上？

协议的达成和持续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政治主权可以在一张地图上勾勒，可以在合法的协议中表达，可以靠M-16来加强，但缺乏历史性、神秘感和情感的手段将是无用和无意义的。“三分之二的阿以冲突是心理上的。”萨达特说。和平的真正条件不仅仅是把希律水池划归巴勒斯坦人还是以色列人这样的细节问题，还有双方彼此之间真诚的信任和尊敬。双方都有人否认对方的历史。如果这本书具有任何使命，我热切希望它能够鼓励双方承认和尊重对方的古老遗产：阿拉法特对耶路撒冷犹太历史的否认连他自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是荒谬的（私下里，他们都乐意接受那段历史），但没人愿意冒险反驳他。到2010年，只有哲学家萨里·努赛贝有勇气承认谢里夫圣地就是圣殿山之所在。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打击了阿拉伯人的信心，破坏了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的可能。除此以外，巴勒斯坦人对犹太人的古老遗产和现代以色列国犹太性的否认，对于和平的缔结同样具有灾难性。在这之后还有更大的挑战：双方必须承认对方兼具悲剧色彩和英雄主义的现代神圣叙事。这有点强人所难，因为在双方的故事中，在一方担任主角的人到了对方的故事里就变成了恶棍——不过，这也有可能。

更有可能的情况是，随着以色列加强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控制，耶路撒冷问题将和过去很多年一样保持“冻结”状态——这表明以色列国内外正在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巴以冲突从来不是中东的主要冲突，如今更是如此——巴以冲突只是该地区众多危机和冲突中的一个小的、现已十分稳定的组成部分，该地区的大部分危机和冲突是发生在伊斯兰教内部古老、血腥而又复杂的内战。通过与埃及、沙特阿拉伯等持实用态度的阿拉伯国家或公开或秘密地交往，21世纪的以色列不再是一个孤立的“新人”，而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中东游戏玩家”——一个不会产生任何幻想的玩家。

以色列国内也是这样。以色列是由赫茨尔、本—古里安和魏茨曼这样才华横溢的欧裔领导人创立的，这些人是来自维也纳、波兰和俄罗斯的通达干练之人，他们怀着建立自由的、社会主义的犹太民主国家的美好愿望，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启发下驱散“中东的愚昧和黑暗”。一方面是为了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犹太人念念不忘的古老家园，另一方面是为了将欧洲犹太人从不断加剧的迫害中拯救出来（随着纳粹德国在其设立的死亡集中营中杀死六百万犹太人，拯救犹太人的努力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无论犹太人的经历有何特殊之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都是一场表达犹太民族愿望、致力于犹太民族解放的运动，它和1945年以后在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通过斗争赢得民族独立的众多民族解放运动一样——但它受益于欧美人与基督教之间古老又独特的联系，受益于所谓的西方文明之犹太起源的概念，所有这些都与熟悉《圣经》、了解圣城耶路撒冷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基督徒对《圣经》和圣城耶路撒冷的痴迷促使西方支持以色列建国，而这种痴迷后来又使西方社会的一些人变得极为反对以色列。在如此热烈的期望和举步维艰的抱负的推动下，以色列的西方支持者（包括它的犹太支持者），甚至它的敌人，一直在按欧洲最高的标准来评判以色列。

所有这些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人也想在同一块土地上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因为他们已经在这块土地上居住、生活了很多个世纪。双方都对耶路撒冷和这里的土地有着古老的和现代的合法诉求；双方都不想与对方共享这块土地；分治问题使他们掷下战争的铁骰子，导致目前巴勒斯坦人的灾难和以色列的胜利。但这一方面起源于西方人从以色列建国时就对以色列社会存在着某种误解，另一方面起源于以色列国父们对这个新国家的错误解读。

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中只有一半是欧裔，超过50%的犹太移民来自阿拉伯国家或伊朗，是说阿拉伯语或波斯语的东方犹太人。东方犹太人是从未离开过中东，在伊斯兰世界生活了近两千年的犹太人的后裔——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移民至以色列，通常是被阿拉伯国家野蛮驱逐和残酷迫害而移民的。当他们的社团被摧毁时，一种可以与阿拉伯世界的基督徒文化相提并论的、真正古老的文化就此终结。他们不是从维也纳或维尔纳（今维尔纽斯）移民到中东的；他们一直是中东人。历史学家马蒂·弗里德曼认为：“真正的以色列是伊斯兰世界犹太教的部分延续。”

东方犹太人感觉被以色列执政的工党忽视、蔑视了约三十年——从到达以色列那刻起。然而，在1977年，他们以让工党出局的方式复仇了，先是推选贝京，接着推选沙龙和内塔尼亚胡做他们的领袖，因为这些人认同他们的想法，知道以色列是一个既强大又弱小的国家，处在一个恶劣的、为权力和生存持续进行残酷较量的地区。在这里，他们必须面对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俄罗斯等；在这里，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胜利的人才能守住自己的利益；在这里，理想主义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和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一样，这里世俗和宗教的分裂不像西方那样大；相反，这里的人都遵守宗教律法——宗教是生活的一部分。最终，以色列会更加笃信宗教。20世纪90年代来到以色列的近百万俄罗斯移民是不信教的，但他们也非西方自由派人士。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遭受反犹政策的迫害，变得强硬无情。和东方犹太人一样，俄罗斯移民也持悲观的看法，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内战、哈马斯的导弹和伊朗的核计划未能改变他们的看法。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政体现了这种新的精神，也体现了在西方民主国家普遍盛行的民族主义式民粹主义思想，两者的结合让纽约、洛杉矶和伦敦的流散地犹太人自由派感到困惑，他们开始害怕会出现一个不再反映其自由本性的以色列。

现在的以色列仍然是一个充满活力、无所顾忌、吵闹、混乱的民主国家^[2]，也是该地区唯一一个民主国家。但是不了解下面这个问题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的某些特性：这个国家被两种人格一分为二，一种是以自由“泡泡”、无忧无虑的特拉维夫（“泡泡”为该城昵称）为代表的，自由的、掌握高科技的、仍然相信“两国方案”和宽容理念的西方化人格；另一种是占微弱多数，对残酷的生存环境保持谨慎、警惕、精明而实际的，认为在该环境中建立两个国家的和平解决方案是愚人的奢侈品的，越来越中东化的人格。

这就是耶路撒冷，一个人很容易想象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事儿：耶路撒冷还能存在五年或四十年吗？极端分子随时可能摧毁圣殿山，毁坏世界的核心，使每个派别的基要主义者相信审判日近在眼前，基督与反基督之间的战争即将开始。

耶路撒冷作家阿莫司·奥兹提出了这样诙谐有趣的解决方案：“我们应该挪走圣地的每一块石头，把它们运到斯堪的纳维亚，放在那里一千年，直到耶路撒冷的每个人都学会和平共处，再把它们运回来。”悲哀的是，这个方案有点不切实际。

耶路撒冷被犹太人独占了一千年，被基督徒独占了大约四百年，被伊斯兰教徒独占了一千三百年，并且三大宗教没有一个是不依靠刀剑、投石器或榴弹炮获得耶路撒冷的。他们的民族史讲述了一个必然走向英勇胜利和突然爆发灾难的毫无悬念的故事，但在讲述这样的历史时，我已经努力展现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总是有很多选择。耶路撒冷人的命运和身份并不明确。希律时代、十字军时代和英国人统治下的耶路撒冷的生活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复杂、微妙。

这里面既有悄无声息的演变，也有戏剧性的革命。有的时候，是炸药、兵器和鲜血改变了耶路撒冷；有的时候，是漫长的世代传承，是传唱的歌曲、讲述的故事、吟诵的诗文、雕刻的塑像，是几个世纪以来模糊的例行其事的日常家庭生活，就像缓步走过回旋的阶梯，而后突然越过邻近的门槛，或是像不断打磨粗糙的石块，直到其平滑光亮为止。

耶路撒冷，在许多方面如此可爱，在其他方面又如此可恨，这里层层覆盖着圣物和残骸，充斥着反常的粗俗和审美的精致，她似乎活得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加紧张；一切都保持着原样，但事事都在变化。每天黎明，三大宗教的三大圣地都会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复苏。

[1]俄罗斯对耶路撒冷的崇敬已经被现代化，以适应弗拉基米尔·普京建立的威权式民族主义。2007年，在普京的见证下，苏联莫斯科东正教会和白俄罗斯东正教境外教会举行了隆重的统一仪式。数以千计的俄罗斯朝圣者再次涌上街头。以克里姆林宫当权者为首的民族荣耀中心和使徒安德鲁基金会包机将圣火带回莫斯科。一个真人大小的“大卫沙皇”塑像出现在大卫墓外。前总理斯蒂芬·斯特帕辛是重建巴勒斯坦协会的主席，他说：“耶路撒冷中心的俄罗斯国旗是无价的。”

[2]在以色列不健全的民主体制内，联合政府较软弱，民族宗教组织在耶路撒冷的规划和考古问题上则强势有力。2003年，以色列开始在东一区，也就是老城东部进行建设，这将有效切断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联系，破坏拥有完整主权的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色列自由派和美国试图说服以色列人停止这种行为，但是以色列仍计划在谢赫贾拉和西尔万的阿拉伯社区建设定居点。后者位于已经开挖的古大卫城旁边。犹太民族主义宗教基金会埃拉德出资在这里进行考古挖掘，并且建立了一个游客中心，展示犹太耶路撒冷的历史。该基金会还计划将巴勒斯坦居民迁到临近的住宅区，以为更多的犹太定居者和被称为“国王花园”的大卫王公园腾出地方。这种情况对考古的严谨性造成了威胁。反对这项计划的历史学家拉斐尔·格林伯格博士表示，考古学家代表“一种世俗的学术研究”，然而其支持者希望找到“某种结果，来证明他们关于耶路撒冷历史的观点”。到目前为止，他的担忧尚未成为现实。正如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考古学家非常正直，他们坚持当前挖掘出的是迦南人的城墙而不是犹太人的。尽管如此，这些地点仍成为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自由派抗争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