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和平的缔造者：生与死

以色列政府将这个城市的东、西两部分合二为一，扩展了市区面积，使得这里能够容纳二十六万七千八百名市民——其中包括十九万六千八百名犹太人和七万一千名阿拉伯人。耶路撒冷比它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广大。战争刚刚结束，马格里布区（由萨拉丁的儿子阿夫达尔建立）的居民们就迁至新居，他们的房屋因为要拓展西墙前面的空间而被拆毁。数世纪以来，犹太人只能在一个约2.7米长、拥挤、狭窄的过道祈祷，其间还经常被骚扰，所以现在能在通风良好、光照和空间充足的新广场，在至高无上的犹太圣地旁祈祷本身就是一种解放，犹太人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祈祷。残破的犹太区被修葺一新，被炸毁的犹太会堂得到重建和圣化，遭到破坏的广场和小巷被重新铺砌和整修，正统派宗教学校耶希瓦也得以重建或修整，使用的全都是闪闪发光的金色石头。

科学界也受益匪浅。以色列考古学家开始发掘这座被统一的城市，长长的西墙由拉比们分区负责，他们管理着马格里布门以北的祈祷区，而考古学家则向南挖掘。以西墙为中心，考古学家们在穆斯林区和犹太区及大卫城中发现了如此惊人的财富——迦南人的防御工事、犹地亚的印章、希律时期的房基、马加比和拜占庭时期的城墙、罗马时期的街道、倭马亚时期的宫殿、阿尤布时期的城门、十字军时期的教堂——他们的科学发现似乎与政治、宗教热情融合在了一起。他们发现的石头——从希西家的城墙和罗马士兵随意扔下的希律方石堆，到哈德良柱廊古道上的铺路石——成了重建后的老城里永久的展示品。

城市合并后，前西耶路撒冷市长特迪·科勒克当选为市长，他在这个职位上工作了二十八年，一直致力于消除阿拉伯人的疑虑。现在，作为以色列自由派的代表，他让东西耶路撒冷在犹太人的统治下合而为一，同时给予阿拉伯人的耶路撒冷充分的尊重。^[1]就像委任统治时期一样，繁荣的耶路撒冷吸引着来自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十年内，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翻了一番。现在，这场征服鼓舞了以色列的所有党派，特别是民族主义者和信奉救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既成事实”来确保战果。东耶路撒冷阿拉伯区周围的犹太新区迅速建立起来。

起初，阿拉伯人没有反对，许多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或者和以色列人共事。我记得，幼年造访耶路撒冷时，曾经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朋友家中玩过，他们有人住在耶路撒冷，有人住在约旦河西岸，这些地方我都去过，只是我当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友好的、不分你我的时光很快将成为过去。在国外，情况截然不同。亚西尔·阿拉法特和他的法塔赫于1969年接管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法塔赫游击队加强袭击以色列的同时，另一个派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开启了另一种战争模式。

达扬明白，他对圣殿山负有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1969年8月21日，大卫·罗翰（David Rohan），一个疑似患有耶路撒冷综合征的澳大利亚籍基督徒，^[2]在阿克萨清真寺纵火，以加速基督再临。大火摧毁了萨拉丁放在那儿的努尔·丁的宣讲台，还引燃了关于犹太人阴谋占领圣殿山的诸多谣言，这些谣言转而引发了阿拉伯人的骚乱。

1970年的“黑九月”，侯赛因国王打败并驱逐了挑战他对约旦统治权的阿拉法特和巴解组织。阿拉法特将总部转移到黎巴嫩，法塔赫发起了一场劫机和杀戮平民的国际运动，从而使巴勒斯坦人的诉求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这是作为政治戏码的屠杀。1972年，法塔赫枪手发动“黑九月”行动，在慕尼黑奥运会上谋杀了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作为回击，以色列秘密情报机构摩萨德在全欧洲对凶手展开追捕。

在1973年10月赎罪日那天，纳赛尔的继任者，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联合叙利亚成功发起一场针对以色列的突袭。阿拉伯人旗开得胜。连续两天的失利使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不知所措，颜面尽失。此时，美国人空运物资以示支持，以色列人重整旗鼓，投入战斗，领导以色列人穿过苏伊士运河展开反攻的阿里埃勒·沙龙在此战中一举成名。不久以后，阿盟劝说侯赛因国王承认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的唯一代表。

1977年，大卫王饭店爆炸案发生后的第三十个年头，梅纳赫姆·贝京和他的利库德集团在占选民总数50%的东方犹太人的支持下，最终战胜自1948年以来一直执政的工党，上台执政——东方犹太人是来自阿拉伯国家的中东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建立的工党体制下，他们觉得自己备受践踏。贝京推动了具有民主主义与弥赛亚色彩的大以色列计划，并定耶路撒冷为首都。11月19日，正是贝京欢迎埃及总统萨达特勇敢地飞向耶路撒冷。萨达特入住大卫王饭店，在阿克萨清真寺祈祷，访问了亚德·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并在以色列议会发表了和平演讲。人们的希望不断高涨。在时任外交部部长摩西·达扬的协调下，贝京将西奈归还埃及，以换取与埃及的和平协议。但是，同之后不久就辞职的达扬不同，贝京对阿拉伯世界知之甚少，他还是波兰犹太小镇的那个孩子，一个固执的民族主义者，以摩尼教光明与黑暗对立的心态看待犹太人的斗争，在感情上非常依恋犹太教和圣经时代的以色列。在吉米·卡特的倡议下，贝京与萨达特进行了谈判，他坚持“耶路撒冷仍将是以色列永不可分割的首都，这一点不会改变”，经过投票决定，以色列议会将该原则写入了以色列法律。贝京受到其农业部长阿里埃勒·沙龙推土机般精力的驱使，决定“确保耶路撒冷为犹太民族永久的首都”，加速了沙龙所谓的从“围绕阿拉伯社区的外围开发”到“发展一个大耶路撒冷”的建设计划。1981年，萨达特为他的耶路撒冷之行付出代价：他在一次阅兵典礼上被杰哈德士兵刺杀，该事件预示着新的伊斯兰基要主义势力的崛起，然而在萨达特继任者的统治下，埃及的和平得以延续。

1982年4月，以色列预备役军人艾伦·古德曼（Alan Goodman）在圣殿山射杀了两个阿拉伯人。穆夫提经常提醒阿拉伯人，犹太人想要在阿克萨清真寺的位置上重建圣殿，经此事件，阿拉伯人急切地想知道是否真有这个秘密计划。绝大多数以色列人和犹太人完全排斥这样的事情，并且大部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认为人类不应该插手上帝的工作，仅有大约一千名犹太基要主义者组成各类组织，如主张谋求在圣殿山祈祷权利的“圣殿山信仰者”，以及声称为第三圣殿培养祭司的“建立圣殿运动”。但即便在最极端的狂热分子中，也只有极小一部分人密谋摧毁这座清真寺，而且到目前为止，以色列警察已经挫败了他们所有的阴谋。他们的这种暴行不仅对穆斯林而言是一场灾难，对以色列国来说亦是如此。

1982年，贝京通过入侵黎巴嫩（阿拉法特在那里取得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回击了巴解组织对以色列外交官和平民的袭击。阿拉法特和他的武装力量被迫离开贝鲁特，转移到突尼斯。然而，这场由国防部长沙龙策划的战争使以色列政府陷入泥潭，它最终演变成基督徒民兵对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中三百至七百名巴勒斯坦平民的残酷屠杀。对暴行负有间接责任的沙龙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贝京的政治生涯也在失望、辞职和众叛亲离中结束。

双方的毫不妥协、对平民的杀戮，以及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犹太定居点的扩张使得1977年燃起的和平希望破灭。1987年12月，一场自发的巴勒斯坦因提法达（Intifada，意为“起义”）在加沙爆发，并蔓延到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在圣殿山的激战中镇压了起义者。耶路撒冷街道上向身着制服的以色列士兵投掷石头的年轻人取代巴解组织凶残的劫机者，成为世人眼中受迫害但英勇反抗的巴勒斯坦人的新形象。

因提法达导致的权力真空很快就由新领导人和新理念填补上了：巴解组织的精英与巴勒斯坦人失去联系，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正取代纳赛尔老掉牙的泛阿拉伯主义。1987年，伊斯兰激进分子建立了伊斯兰抵抗运动组织哈马斯^[3]，该组织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致力于发动“圣战”，摧毁以色列。

科勒克承认，因提法达也“以一种基本的方式”改变了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它摧毁了城市团结之梦。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不再在一起工作，也不再穿过彼此的住宅区。不仅穆斯林和犹太人之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内部也开始出现矛盾：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不断针对世俗犹太人制造骚乱，后者开始搬出耶路撒冷。而基督徒的耶路撒冷的古老世界正快速萎缩，到1995年，这里仅剩下一万四千一百名基督徒。然而，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者没有稍歇他们使耶路撒冷犹太化的计划。沙龙公然搬进穆斯林区的一间公寓；1991年，宗教极端民族主义者开始在紧挨大卫城原址的阿拉伯西尔万地区定居。看到自己毕生的工作被富有侵略性的救赎主义者击溃，科勒克谴责沙龙和这些定居者，认为他们的“弥赛亚主义从古至今一直在对我们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提法达间接促成了奥斯陆和谈。1988年，阿拉法特接受了两国分治方案，并决定放弃摧毁以色列的武装斗争。侯赛因国王放弃了对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的主权要求，阿拉法特则计划在这两个地方建立一个以圣城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1992年，伊扎克·拉宾成为以色列总理，他镇压了因提法达。拉宾为人直率且韧性十足，拥有值得以色列人信赖的和平缔造者的必要品质。美国人主持的马德里和谈胎死腹中，但大部分主要参与者不知道的是，除此之外还将有一场和谈，而这场秘密和谈将会取得重大进展。

这场和谈始于以巴学术界的非正式会谈。他们曾多次在被视为中立地区的美侨区、伦敦、奥斯陆举行会议。和谈之初，外交部部长西蒙·佩雷斯和他的副手约西·贝林（Yossi Beilin）并没有让拉宾得知此事。直到1993年，他们才向拉宾报告了他们与巴勒斯坦人的和谈，拉宾对此表示了支持。9月13日，在克林顿总统的见证下，拉宾和佩雷斯在白宫与阿拉法特签订了协议。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部分地区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该机构借用侯赛尼的老宅邸“东方之家”作为其耶路撒冷总部，由这座城市最受人尊敬的巴勒斯坦人——1948年那个英雄的儿子费萨尔·侯赛尼^[4]——管理。拉宾和约旦的侯赛因国王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确认由侯赛因国王担任耶路撒冷伊斯兰圣所的监护人，这个角色至今仍由哈希姆家族成员扮演。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考古学家通过谈判达成了学术领域的和睦，并且热情地开始了他们的首次合作。

耶路撒冷难题被搁置到以后的谈判中，在达成一致前，拉宾加紧了耶路撒冷定居点的建设。贝林和阿拉法特的副手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商谈后提出，在一个统一的市政管理下，将耶路撒冷划分成阿拉伯区和犹太区，并给予老城几乎和梵蒂冈市类似的“特殊地位”，但是双方并未签署任何协议。

《奥斯陆协议》可能留下了太多悬而未决的细节问题，而且双方都对这个协议表示了激烈反对。八十二岁的市长科勒克在选举中被民族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支持的更加强硬的埃胡德·奥尔默特打败。1995年11月4日，贝林和阿巴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达成一项非正式谅解之后的第四天，拉宾被一名犹太狂热分子暗杀。出生在耶路撒冷的拉宾被运回耶路撒冷，葬在赫茨尔山上。侯赛因国王发表了一篇悼词，美国时任总统和两位前总统参加了葬礼。时任埃及总统穆巴拉克首次访问了以色列，威尔士王子也自以色列建国以来对耶路撒冷进行了唯一一次正式的王室访问。

和平局面开始破裂。哈马斯的伊斯兰基要主义者发起一场自杀性爆炸袭击运动，滥杀以色列平民：一名阿拉伯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耶路撒冷的一辆公共汽车上杀死了二十五人；一周后，另一个自杀性爆炸袭击者在同一条公交线路上杀死了十八人。以色列选民因为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怪罪总理佩雷斯，他们推选利库德领导人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担任总理，口号是“佩雷斯将分裂耶路撒冷”。内塔尼亚胡质疑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反对对耶路撒冷进行任何形式的分裂，并批准设立更多定居点。

1996年9月，以色列新任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允许开通从靠近圣殿山、紧挨西墙的入口处延伸到穆斯林区“苦路”出口处的隧道。西墙隧道的建造，是一代一代考古学家令人激动且宏伟壮丽的考古工程的结果，它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展示了神圣休憩广场的古老地基。^[5]开通隧道不光是为了游客，内塔尼亚胡也借此宣示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控制。虽然挖掘工作没有威胁到圣地，但巴勒斯坦人中谣言四起，认为挖掘行为企图破坏或索取伊斯兰圣地。巴勒斯坦的诸多城市爆发骚乱，骚乱蔓延到东耶路撒冷和圣地。这些暴力活动威胁到巴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在新成立的（依据《奥斯陆协议》成立）、得到美国资助的巴勒斯坦国家安全部队向以色列士兵开火之后。当暴力活动持续到第三天的尾声时，已经有大约一百名巴勒斯坦人和二十五名以色列人丧生。在耶路撒冷激战正酣时，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组织暴力活动并参与其中的事实已经显而易见。内塔尼亚胡亲自给阿拉法特打电话，威胁说，如果暴力活动不在三十分钟内停止，他将命令军队夷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据内塔尼亚胡说，“电话线的另一端沉默良久。三十分钟内，战斗停止了，但已经有太多的人不幸丧生。”现在，西墙隧道是耶路撒冷旅游的一个必要的、受欢迎的组成部分。如果别无其他，这些流血事件至少证明在耶路撒冷做考古研究的内在意义：在这里，历史是鲜活的，人们可以为之牺牲生命。

不光以色列人的考古学被政治化，历史也无法逃脱被政治化的命运。巴解组织禁止巴勒斯坦历史学家承认耶路撒冷曾有个犹太圣殿——这项命令来自阿拉法特本人：他是一个世俗的游击队领导人，但与以色列人的情况一样，就连世俗的民族国家叙事也以宗教叙事为基础。1948年，阿拉法特曾与穆斯林兄弟会（他们的武装力量被称为“杰哈德·穆卡达斯”，意为“耶路撒冷‘圣战军’”）并肩作战，他还相信这座城市对伊斯兰教而言有着特殊意义：他称法塔赫的武装派别为“阿克萨烈士旅”。阿拉法特的助手承认，耶路撒冷是阿拉法特的“个人迷恋”。他把自己等同于萨拉丁和哈里发欧麦尔，并否认耶路撒冷与犹太人的任何联系。“犹太人对圣殿山施加的压力越大，”巴勒斯坦历史学家纳兹米·朱贝博士说，“巴勒斯坦人就越否认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

在骚乱后的紧张日子里，在以色列政府计划在所罗门马厩建造犹太会堂的传言甚嚣尘上之时，以色列人允许瓦克夫清理阿克萨清真寺下的古代过道，然后用推土机挖出一个楼梯，并在希律走廊上新建一座宽敞的地下清真寺——马尔万清真寺。珍贵的碎片被他们轻易地抛弃了。以色列考古学家对这种在世上最脆弱遗址上的粗鲁挖掘感到震惊，考古学成了宗教信仰和政治之战的牺牲品。^[6]

以色列人并未对和平失去信心。2000年7月，克林顿在戴维营的总统寓所内让以色列新任总理、工党领袖埃胡德·巴拉克和阿拉法特握手言和。巴拉克曾是勇武的以色列国防军士兵，因男扮女装突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贝鲁特的要塞而闻名，而后成为以色列历史上最具个人魅力的将军，也是技艺纯熟的钢琴家。他大胆地提出一项“最终”协定：将约旦河西岸百分之九十一的土地和东耶路撒冷的所有阿拉伯郊区交给巴勒斯坦人，并同意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的阿布迪斯建都。老城仍将处于以色列统治之下，但穆斯林区和基督徒区以及圣殿山则将处在巴勒斯坦人的“主权监护”下。圣殿下面的土地和通道——尤其是圣殿的基石——将仍是以色列人的，而且犹太人首次获准在圣殿山的某个区域祈祷，只是人数有一定限制。老城将由巴以双方联合巡逻，但解除军事管制并向所有人开放。巴拉克已经答应让出老城一半的住宅区，阿拉法特又进一步对亚美尼亚区提出了要求。以色列同意了，最终让出了老城的三个区。尽管沙特向阿拉法特施压，希望他接受这一协议，但阿拉法特认为他既不能就巴勒斯坦人回归权的最终解决方案与以方进行谈判，也不能赞成以色列人对属于所有伊斯兰世界的岩石圆顶清真寺拥有主权。

“您想参加我的葬礼吗？”他向克林顿吼道，“我不会放弃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但是他拒绝签约其实是出于更基本的理由：谈判期间，阿拉法特坚持声称耶路撒冷从来就不是犹太圣殿的遗址，事实上，圣殿只在撒马利亚的基利心山上存在过，而对犹太人来说，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只是一种现代发明。阿拉法特从事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四十年，佩带手枪、身穿卡其布军装、头戴阿拉伯头巾的着装习惯使他闻名于世。1989年，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国总统。199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历史上首次大选，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他的这些话让美国人和以色列人感到震惊。在稍后进行的谈判中，即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星期内进行的谈判中，以色列人决定让出圣殿山的全部主权，仅保留与至圣之所象征性的某种联系，但阿拉法特仍然拒绝了。

2000年9月28日，反对派利库德集团领导人沙龙在以色列警察的严密护卫下，带着明显威胁伊斯兰世界的至爱——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圆顶清真寺——的“和平信息”，趾高气扬地登上圣殿山，从而使巴拉克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化。这次行动引发的骚乱升级为“阿克萨因提法达”。这场起义中既有像以前一样的向犹太人扔石头的攻击行为，又有法塔赫和哈马斯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有预谋的人体炸弹攻击。如果说第一次因提法达帮助了巴勒斯坦人，那么这次因提法达彻底摧毁了以色列人对和平进程的信任，导致沙龙当选以色列总理，并且致命地分裂了巴勒斯坦人。

阿里埃勒·沙龙曾经是冷酷的突击队首领，也是身形修长、英俊潇洒、头缠绷带的战时英雄。在“赎罪日战争”（第四次中东战争）最后几日，他曾带领以色列军队挺进埃及腹地。后来的沙龙身材臃肿，仍旧背负着黎巴嫩大屠杀的污点。他还是那个“推土机”，致力于不惜一切代价地建设定居点、强化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存在，以确保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时，他也是矛盾的结合体，既有来自旧世界的魅力和不知疲倦的斗争精神，又有军国主义的野蛮和教条式的偏执。他以搞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囚禁、羞辱阿拉法特的方式来镇压因提法达（巴勒斯坦人民起义）。2004年，阿拉法特在得了一种神秘的、凶险的疾病之后离开人世，以色列人不准将他葬在圣殿山。阿拉法特的继任者是长期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副主席的阿巴斯，但在哈马斯赢得2006年的立法委员会选举后，阿巴斯组成了以哈马斯为主的新政府。

与此同时，沙龙单方面地将以色列军队和犹太定居点撤出加沙。结局并不使人振奋：在互有分歧的巴勒斯坦民兵组织内部爆发小规模冲突后，哈马斯占领加沙，法塔赫继续以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拉姆安拉为据点，统治巴勒斯坦，以色列则加快建设定居点。沙龙用一系列针对性暗杀和在耶路撒冷内外建造隔离墙的方式应对哈马斯的自杀式袭击。隔离墙是令人沮丧的、刺眼的混凝土怪物，是“奥斯陆梦想”失败的标志，但它确实给以色列平民带来了安全。

此时的沙龙是前进党的领袖，拥有罕见的权威和激进的思考能力。2006年，他中风倒下的时候，正考虑同巴勒斯坦人和解或单方面地、部分地撤离已占领土。以色列人相信沙龙是继他的战友拉宾之后最后一个能够缔结和平、保障他们安全的开国领袖。2007年到2008年，沙龙的继任者、充满活力的耶路撒冷前市长奥尔默特向阿巴斯提出巴以冲突历史上最慷慨的和平解决方案，即分割耶路撒冷，共享圣城，让国际社会参与对神圣场所的管理。阿巴斯几乎同意了这项提议，但和阿拉法特一样，他发现妥协是不可能的。最终的结果是，巴勒斯坦领导人不能接受共享圣城。同样，奥尔默特也不是沙龙那样的战时英雄，他越来越不具备推出和平方案的能力。奥尔默特先是被针对真主党的穷兵黩武的黎巴嫩战争拖累，后又被其担任耶路撒冷市长期间的腐败指控摧毁，失势下台，最终入狱服刑。

一个真正的机会就此错失。

[1]特迪·科勒克生在匈牙利，长在维也纳，名字取自西奥多·赫茨尔的名字（“特迪”为“西奥多”之昵称），专门为犹太代办处执行各种秘密任务。在镇压伊尔贡和斯特恩帮的运动中，他负责联络英国情报机构，之后又为哈加纳置买武器。后来，他曾担任本—古里安私人办公室主任。

[2]对耶路撒冷疯狂行为进行的主要学术研究描述了那些典型的病人，如“强烈认同《旧约》或《新约》中的人物或确信他们就是这些人物之一，并在耶路撒冷爆发精神病的人”。导游应该注意游客否有表现出以下症状的人：“1.激动；2.脱队；3.不断地沐浴，不由自主地剪手指甲或脚指甲；4.利用饭店床单制作类似‘托加’之类的长袍，这种长袍通常是白色的；5.有大叫的渴望，想大声地吟唱出《圣经》经文；6.列队前往耶路撒冷的圣地；7. 在圣地布道。”耶路撒冷的克法绍尔精神健康中心专治耶路撒冷综合征，据说，这个中心就建在代尔亚辛遗址上。每年都有约一百位患者被确认（下个千禧年会更多），但其中只有一两位表现出耶路撒冷综合征最纯粹的病征：相信自己是施洗者约翰或圣母马利亚。

[3]哈马斯，全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其最初只是一个隶属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秘密团体，1987 年巴勒斯坦起义爆发后，哈马斯发展成为被占领土上非常有影响的伊斯兰抵抗组织。哈马斯坚持不与以色列做任何妥协，属巴勒斯坦各抵抗组织中的激进派别。——译注

[4]费萨尔·侯赛尼，阿卜杜·卡迪尔的儿子，因提法达的领袖之一。侯赛尼曾受训成为法塔赫的爆炸专家，并在以色列的监狱中度过数年，这是任何一个巴勒斯坦领袖必备的荣誉徽章。从监狱出来后，他成为第一个主张与以色列举行一轮会谈的巴勒斯坦领袖，为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得更为清晰，他甚至学习了希伯来语。侯赛尼参加了马德里和谈，此时成为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耶路撒冷部长。《奥斯陆协议》破产后，以色列人于“东方之家”彻底关闭之前一直将他幽禁在那里。2001 年，侯赛尼去世，和他的父亲一样，他也被葬在圣殿山。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唯一可以取代阿拉法特的领导人。

[5]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已着手探索耶路撒冷阿拉伯民宅下的隧道，这些隧道紧贴圣殿山的西墙。奥列格·格拉巴教授（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资深学者）记得这些人就像变魔术一样，不断地从居民家厨房的地板下出现——居民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在以色列考古学家的挖掘下隧道被发现了——不断被发现，其中最令人窒息的发现包含希律圣殿的基石，马加比、罗马、拜占庭和倭马亚的建筑物，以及十字军教堂。考古学家甚至在离圣殿基石非常近的地方发现了隧道，现在犹太人可以在那里祈祷——它通过连接犹太区和穆斯林区而将耶路撒冷连为一体。

[6]争斗揭示了双方的复杂性，有时会使得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站在一起：当戈伦拉比想要没收哈立迪可以俯瞰西墙的房屋做耶希瓦时，哈立迪夫人请了历史学家阿姆农·科恩和丹·巴哈特在以色列人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正因为此，她至今还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就在著名的哈立迪亚图书馆的楼上。而当信教的犹太人想要在大卫城下的西尔万扩大挖掘范围并寻求定居时，以色列考古学家通过提出诉讼制止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