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比比王”：伊朗“崛起”，俄罗斯“回归”

和平的种子不仅遭到了扼杀，而且被涂上了毒，连推动和平的人也名誉扫地。以色列人不再相信拉姆安拉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而加沙的哈马斯将自杀式人体炸弹送进咖啡馆，将导弹跨越边境发射到以色列南部。在以色列，最后一个开国元勋去世了。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作为利库德领袖重返政治舞台，向以色列人展示一种全新的领导力。

2009年，内塔尼亚胡戏剧性地反败为胜，再次当选以色列总理。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修正派历史学家，他的哥哥约纳坦·内塔尼亚胡是特种部队指挥官、战争英雄，1976年，约纳坦在乌干达恩德培营救被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劫持的平民人质时遇害。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曾是突击队队员，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接受教育，后来担任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他将主导以色列政坛长达十几年，与本—古里安并列为任职时间最长的以色列总理。这个极富天赋又无情的经营者极力宣扬现代以色列高科技自由市场的概念，而这个概念与犹太国民族主义、领土最大化和不宽容的愿景相结合，有悖于以色列国父们所持的宽容、开明的理念。内塔尼亚胡在一个由宗教党、右翼政党和定居者政党组成的政党联盟的支持下持续执政，他娴熟地操控以色列民主的权威支柱——法律体系和新闻媒体。为了激起选民的恐惧，他明确表示自己不喜欢建立两个国家、分割耶路撒冷的传统理念，这也反映了其选民在该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的、充满恐慌的观点。这些选民包括来自中东和俄罗斯的以色列人，他们称内塔尼亚胡为“比比王”（King Bibi）。在他们的世界里，耶路撒冷再也不能被分割或共享。

现在，巴勒斯坦政治家和以色列政治家一样，不愿达成真正的和解。2017年10月，约旦河西岸的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与控制加沙的巴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解，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事实上，巴勒斯坦人和右翼以色列人一样，越来越多地做着极端化之梦，只是方向相反：无论如何，只要等得足够久，以色列就会在自身矛盾的重压下陷入崩溃。正如其先辈在20世纪20年代至1948年间期望的那样，巴勒斯坦人也有这种感觉，终有一天，他们将获得所有土地，而以色列将像十字军王国那样消失无迹。但以色列一直在蓬勃发展。无论人们怎么看待21世纪的以色列，必须承认的是，巴勒斯坦没有一个足够强大和极度渴望通过谈判达成协议的伙伴，与此同时，伊朗及其盟友势力的崛起为该地区的局势带来了新的变数。内塔尼亚胡将自己看作丘吉尔式的人物，他提醒大家警惕伊朗的威胁，他相信巴勒斯坦问题需要管控，不需要冒险。

和以往一样，耶路撒冷的命运取决于全球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以及地方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地缘政治现实。20世纪末、21世纪初，特别是从尼克松总统开始，美以关系变得至关重要。在乔治·W. 布什（小布什）当政期间，美以关系达到新的高度。小布什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致力于实现福音派的愿景，而在这个愿景中，耶路撒冷处于中心位置。在“基地”组织的杰哈德恐怖主义者发动针对美国本土的“9·11”恐怖袭击后，小布什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而“反恐战争”是以色列乐于接受的概念。小布什的反应是入侵“基地”组织的老巢阿富汗，他发动的第二场战争对耶路撒冷影响深远。他血腥、笨拙地入侵伊拉克，基于萨达姆·侯赛因与“基地”组织之间脆弱的联系，以“萨达姆秘密研制新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头之一，同时带着“将西方民主制度扩展到该地区”的不切实际的使命感。入侵伊拉克给美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美国的声望也受到损害。这场战争耗干了美国的意志，打击了它的野心，摧毁了它在中东的战略部署。

小布什的失误和奥巴马的超脱发生在一个经历巨大变革的时代。伊朗人将耶路撒冷作为团结的旗帜。伊朗大部分人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主流支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信徒，他们相信“特选子民正义完美之人马赫迪”的回归，消失的、“隐遁的”第十二个伊玛目将解放耶路撒冷，因为这是《古兰经》所描述的“那个时刻”的场景。通过伊斯兰革命夺取政权后，创立伊斯兰共和国的阿亚图拉·霍梅尼立刻宣布每年斋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是“国际耶路撒冷日”；而他的继任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多次表示以色列会灭亡，他抨击大屠杀是一种“发明”，并称伊朗无条件捍卫耶路撒冷。考虑到许多阿拉伯人对伊朗政权怀有敌意，耶路撒冷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将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团结起来的神圣旗帜和斗争理由。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和哈马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精良武器来对抗以色列——他们口中的“小撒旦”。同时，德黑兰继续保持同叙利亚的传统盟友关系，这种关系始自叙利亚现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父亲于1969年发动政变、取得对复兴党的绝对控制权。这些因素，加上后萨达姆时代动荡的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新势力（完全是美国在伊拉克发动劳民伤财的战争的结果），促成一条直通地中海的伊朗势力“走廊”。

2011年，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政局突变。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被俘身亡。而在叙利亚，反政府示威活动演变成内战，造成50多万人死亡。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也加入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脱胎于“基地”组织和已经垮台的伊拉克萨达姆·侯赛因政府，它利用怪诞而惊人的残酷手段，直播公开斩首和焚烧的画面。为了建立拥有自己领土的实体国家，“伊斯兰国”攻占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片土地，在美国和它的库尔德盟军摧毁“伊斯兰国”势力前，其头目宣布在那里建立了哈里发政权。

美国认为伊朗正“积极开发核武器”并威胁要消灭以色列，解放耶路撒冷。以色列特工通过破坏、暗杀行动延缓了伊朗的核计划。在耶路撒冷，以色列领导人还在争论是否袭击伊朗的核设施。但可能是伊朗的核设施太过隐秘、太过先进，以致无法对其进行军事摧毁。2013年，“温和派”哈桑·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但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仍是这个政教合一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2015年，尽管以色列强烈反对，奥巴马和其他大国仍同意放松对伊朗的制裁，条件是伊朗须在未来十年放缓浓缩铀计划。至少在以色列看来，该协议并未对伊朗构建“什叶派新月带”的计划——通过叙利亚将伊朗与真主党、哈马斯（实际上是逊尼派）联系起来——形成制约。真主党几乎完全接管了脆弱的黎巴嫩，它拥有庞大的导弹储备，变得越来越强大。事实上，奥巴马所解封的巨额伊朗资产，帮助了伊朗扩大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伊朗核问题协议》的签署代表着以伊拉克战争灾难为起点的新变化：美国正从中东撤离。在叙利亚，伊朗人成就了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把自己的革命卫队和真主党民兵派到叙利亚同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作斗争，充当先锋的是伊朗精锐的革命卫队“圣城旅”（以耶路撒冷命名）；但对叙利亚政府军的胜利起到决定作用的是俄罗斯的干预。

沙俄和苏联都曾在中东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如今美国的撤退为俄罗斯回归传统角色提供了难以拒绝的机会。弗拉基米尔·普京不想重蹈美国在伊拉克的覆辙，下令部署强大的空中力量（不包含陆上力量）支持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进攻。这有助于强化俄罗斯与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遗产，追溯到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尼古拉一世等罗曼诺夫沙皇对中东的政策——一直到1917年尼古拉二世倒台，到苏联时代，这种关系得以延续。毕竟在1947—1948年，斯大林是第一个以官方名义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元首，他还允许这个新国家获得捷克生产的武器；然而，“冷战”时期，苏联果断地转而反对亲美的以色列，大力支持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不同时期，俄罗斯的支持对象还包括埃及。现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内战了。

2017年，一个由什叶派政教合一国家伊朗、阿拉维派叙利亚阿萨德家族、什叶派反以色列组织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世俗大国俄罗斯形成的组合，取得了叙利亚内战的胜利。这个组合把以色列最大的敌人——伊朗——带到了戈兰高地。以色列频繁袭击伊朗向真主党运送物资的车队，还摧毁了叙利亚的核潜力。

新规则改变了游戏本身。以色列不是唯一因被美国抛弃而备感焦虑的地区大国。海湾的君主国也感到惊慌。伊朗与沙特关系紧张。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埃及，其总统阿卜杜勒·塞西（曾任陆军元帅）将伊朗、哈马斯（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关系密切）视为威胁。动荡的局势意味着以色列国内外没有人迫使它拿和平计划来冒险，或者要求它正视耶路撒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