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史——火药桶般的城市

现在的耶路撒冷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症式的焦虑之中。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敢进入对方的社区；世俗犹太人避免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接触，后者因为世俗犹太人不守安息日，或者穿着不得体而向他们投掷石块。犹太人炫耀他们的权力、实现他们的宗教梦想，通过在圣殿山祈祷拨弄穆斯林脆弱的神经；基督教各派则争吵不休。耶路撒冷人神情紧张，他们的声音里充满愤怒。你能感觉到，每个人，包括信奉这三种宗教的所有人，虽然相信自己正在完成神圣的计划，却不清楚明天会有什么发生。

耶路撒冷比世上其他任何地方更渴望，也更希望寻求宽容、慷慨与乐于分享的万能灵药，以消除偏见、排外情绪与强烈的占有欲。这并不容易找到。两千年来，耶路撒冷从未像今天这样，如此巨大、如此华丽，如此势不可当地犹太化。^[1]然而，耶路撒冷也是最受欢迎的巴勒斯坦城市。有时，耶路撒冷十足的犹太性呈现出某种融合的面貌，与这座城市固有的特质格格不入，因而扭曲了这座城市的过去和现在。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一部定居者、殖民者和朝觐者——包括在此地长大并多次签订契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和许多其他人——的编年史。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统治中，耶路撒冷反复被伊斯兰定居者、学者、苏菲派和身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印度人、苏丹人、伊朗人、库尔德人、伊拉克人和马格里布人以及基督徒亚美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的朝觐者殖民开发，这些人与后来出于类似原因定居在这里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和俄罗斯犹太人并没有太多不同。正是这种特点，使得阿拉伯的劳伦斯相信，耶路撒冷是一座黎凡特城市而不是一座阿拉伯城市，而且这完全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特点。

我们经常忘记，耶路撒冷所有近郊都只不过是1860年到1948年间由阿拉伯人、犹太人和欧洲人兴建的定居点。阿拉伯区，比如谢赫贾拉，并不比犹太区古老，它在合法性上也并不优于或逊于犹太区。

穆斯林和犹太人都有无可指责的历史诉求。犹太人在这座城市居住了三千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尊崇也持续了三千年，所以他们和阿拉伯人一样有权在耶路撒冷生活、定居。然而，有许多次，连最无恶意的犹太建筑的修复都被视为非法。2010年，以色列人为犹太区重建的胡瓦犹太会堂祝圣，该会堂在1948年被约旦人摧毁，但是以色列人此举却引发了欧洲媒体的批评和东耶路撒冷小规模的骚乱。

留在以色列的阿拉伯居民遭遇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他们发现自己经常被强制搬迁，还不时遭到威胁和骚扰，财产被可疑的法律裁决没收，原因是要为新的犹太定居点腾出空间，而这些犹太定居点的建设不仅得到国家和市政府的全力支持，还受到那些肩负神圣使命、胸怀迫切决心的人的大力提倡。咄咄逼人的定居点建设旨在霸占阿拉伯区的地盘，进而破坏共享这座城市的任何和平协议，与之相对应的是对阿拉伯区服务设施和住房建设需求的无视。在这两种因素的作用下，连最无辜的犹太项目建设工程都被冠上了恶名。

然而，无论观点的潮流如何起伏，以色列都有权像其他国家一样追寻自身的安定与繁荣——耶路撒冷不是任何国家的首都。处于实际控制地位的以色列人和受围困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不平等威胁到以色列的形象，尤其是以历史的观点观之——以色列曾是维护耶路撒冷所有信仰的卫士。2010年，作家埃利·威塞尔在一封致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公开信中写道：“今天，历史上第一次，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全都可以在他们的圣地自由地礼拜。”这种描述可能大部分是真实的。

自公元70年以来，犹太人第一次可以在耶路撒冷自由礼拜。在基督教统治时期，犹太人甚至不能靠近这个城市。在伊斯兰统治的几个世纪里，基督徒和犹太人作为受保护者得到宽容，但仍经常遭受压迫。犹太人不像基督徒有欧洲列强的保护，他们经常遭受苛待——不过不会比在基督教欧洲所遭受的最严重苛待更甚，那时犹太人可能只是因为靠近伊斯兰或基督教圣地就会被杀死。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赶着一头毛驴穿过紧挨西墙的过道，不过前提是他们必须拿到许可证。甚至在20世纪，犹太人靠近西墙还要受到英国人的严格限制，而约旦人则完全禁止犹太人来到西墙边。不过，由于以色列人所谓的“情势”，威塞尔宣扬的信仰自由对非犹太人而言几乎不会成为现实，他们要容忍众多官僚的骚扰，而隔离墙使得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到耶路撒冷的教堂或阿克萨清真寺祈祷变得更加困难。

当犹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和平相处时，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古老的鸵鸟传统——把头埋在沙子中并假装别人不存在。2008年9月，犹太人的圣日和阿拉伯人的斋月重合，由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一同来到圣殿和西墙祈祷，大街小巷中尽是“一神教交通堵塞”，但“称这些为‘紧张的相遇’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任何相遇”，《纽约时报》的伊桑·布朗纳报道，“没有语言交流，眼神也不交流，就像有着不同名字的平行宇宙，双方都声称每个地方、每个时刻都是自己一方的。直到夜里人群才通过”。

以过去的经验来看，这种视而不见的做法是常态——特别是当这座城市对于全世界来说如此重要时。今天耶路撒冷是中东的“斗鸡场”，是西方世俗主义对抗伊斯兰基本教义派的战场，更不用说它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斗争中的地位了。纽约人、伦敦人和巴黎人感觉他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俗世界里，在这里有组织的宗教及其信众充其量会遭到轻微的嘲笑，而信奉基要主义千禧年的亚伯拉罕系宗教的信徒们——基督徒、犹太教徒和穆斯林——的数量正在增加。耶路撒冷的天启和政治角色变得越发突出。

末世论与政治的交相辉映，把21世纪的耶路撒冷——三大宗教的特选之城——置于所有冲突和愿景的交叉点上。耶路撒冷天启式的角色可能被夸大了，但随着变革横扫阿拉伯世界，这种权力、信仰和时尚的独特结合，全都呈现在二十四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中，为这座世界之城（某种程度上是世界的中心）的脆弱石头增加了更多的压力。“耶路撒冷是一个火药桶，随时可能发生爆炸，”“急性子”阿卜杜拉的曾孙、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在2010年警告道，“我们这个地区一切行动、一切冲突都指向耶路撒冷。”

[1]2017 年，大耶路撒冷的人口是九十万一千三百，其中五十五万九千百八人是犹太人，三十四万一千五百人是阿拉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