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崭新的开始



林则徐不在了，必须另择平乱之才。1850年12月15日，咸丰委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代替林则徐前往广西。

能做到两江总督，当然都非等闲之辈。在还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之前，李星沅是陶澍的幕僚，陶澍很多有分量的奏章皆出自此人手笔。同时，他还接受过大多数能吏必经的考验，即执政于云贵这些最难搞定的地方，其间更以有效地平定回民之乱，而被朝廷予以大力表彰。

广西等着李星沅料理的叛乱有数十起之多，但李星沅还是一眼就看出，出自桂平金田村的一支是“群盗之尤”，强盗中的魁首，非其他旁支可比。

李星沅真有眼光，以后的广西大乱，正是由金田村的这帮人所掀起，领头者为广东籍的洪秀全。

洪秀全也曾经是个读书人，他连续多年参加科举考试，考到三十岁了，却连个秀才都没能考到，这让他愤愤不平。此后洪秀全游荡于广东、湖南两省，主要靠算卦和占卜谋生。就在这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叫朱九畴的人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也即“基督教会”。

基督教的传播在中国原先并不合法。嘉庆曾颁令对传教者处以绞刑，鸦片战争前有多位外国传教士因此被处死，那时候也没几个中国人信这个。鸦片战争后情况开始不同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都先后写入了允许传教条款，道光也公开宣布对基督教弛禁，尽管他是被迫的，内心并不情愿。

起初加入上帝会的都是一些底层民众，像洪秀全这样还能识得几个字，又有江湖经验的，很快便得以崭露头角。朱九畴死后，洪秀全即被推为教主。

放虎归山

有一天，洪教主病了，整整七天躺在床上起不来。七天后，他告诉人们，他在冥冥中见到了上帝，上帝预言未来人间将有大难，只有拜上帝的人才能得以豁免。这时候洪秀全的身份也变了，不再单纯是一个民间教会的教主，而成了天上的皇族成员。在他所谓的天上皇宫中，上帝耶和华相当于皇帝，耶稣是大阿哥，他是二阿哥，同时还背负着消灭世上一切鬼怪与偶像，在人间建立“天国”的重大使命。

在民间社会的圈子里，拜上帝会开始有了知名度，教徒一天比一天多了起来，但它的真正走红，还是拜土客之争所赐。

所谓土客之争，即土著与客家的纠纷。客家人是因战乱而从中原迁移至南方的外来户，一直保持着其原有的语言与风俗习惯，在文化上很难与本地土著相融，但生存意识却又使得他们比土著更加搏命，所谓“多野心，好出头”，种田的想做士绅，当学徒的想做老板，还有想当领袖，当皇帝的，不一而足。比如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领导成员几乎清一色都是客家人。

对土著来说，客家人就仿佛是来抢他们饭碗的犹太人。双方经常发生各种规模的族群械斗，这也使得两广民风更加剽悍难制。徐广缙在调查广东民情时就看到这一点，但他手腕高明，善于引导，而广西官吏，从知县到巡抚，不是明哲保身的“模棱官员”，就是毫无治理能力的庸吏，面对着土客双方堆积如山的状纸，只能束手无策，听之任之。

政府不管，便只能自己解决。一开始，敢于拼命的客家人占得上风，把土著打得够呛，但是很快土著就扳回了局面。

按照规定，客家人要在本地落籍二十年以上，才能参加科举考试，所以一般士绅都是土著子弟，他们有条件建立和控制团练，而有组织的团练，显然比零散的客家人更有力量。

客家人仓皇之余，便纷纷寻求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拜上帝会的庇护，拜上帝会在打败土著团练后，反过来又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韦昌辉和石达开，两人最初都属于广西客家的富户和大族，韦家还开过典当铺，称得上富甲一方，但若仅仅依靠个人或家族力量，他们都不是土著人的对手。韦昌辉因跟洪秀全一样考不上去，便花钱给他父亲捐了个监生，门口挂了块匾额，意思是我老爸考中了进士。就这点可怜的面子活，还被人检举揭发，官府以“冒充进士”的罪名将韦父逮捕入狱，最后花了几百两银子才保释出来。石达开则更惨，因在“土客之争”中吃了败仗，房屋被焚烧一空，变得无家可归。

韦、石每天都想着要报仇，经冯云山一启发，两人马上就加入了拜上帝会，当时像他们这种情况的人和家族还有很多。拜上帝会由此一炮而红，为后来的不可遏制奠定了基础。

所谓树大招风，经过土著士绅们的不断上诉，拜上帝会终于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桂平知县将洪秀全等人予以诱捕，并搜出了一大批教徒名册。

如果拜上帝会这个时刻就被破坏，也就没后来那么多事了。可是广西省府不重视，仍然以为是一般的民间纠纷，结果竟然把人全给放了，自然更谈不上按照名册对教徒进行搜捕。

这一放不要紧，犹如放虎归山，遭此一劫，洪秀全等人下定了决心要造反，随后便发动了金田起义。因以太平为号，民间称之为太平军。

李星沅一到广西，便认定洪秀全和他的太平军是最大对手，应该集中优势兵力，将其“聚而歼之”。

在任命李星沅的同时，咸丰还专门为他配备了两位搭档。

第一位，代理广西巡抚周天爵。周天爵是王阳明的信徒，属于那种有着强大内心的人，他执法特别严，而且从不在乎别人的闲言碎语，不喜欢的人说他是酷吏，喜欢的人则称道他疾恶如仇，有股良吏之风。

第二位，新任广西提督向荣。向荣给杨遇春当过前锋，道光时期留下的武将，除了在鸦片战争中狼狈不堪的杨芳外，就数他的名气最大，声誉也最好。

咸丰从广西发来的奏折中，已看出当地的动荡规模，要远超云南的“回民之乱”，靠李星沅一人恐怕还有些困难。他构建的李、周、向三人组合，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咸丰就是希望一个好汉三个帮，从而起到相当于林则徐那样的作用和号召力。

可是实际效果让人大跌眼镜。李星沅一人在时，尚能明察秋毫，准确判明目标，等到三人聚齐，却一下子乱了套。周天爵和向荣都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在部署军事时，每每意见相左，互不买账。李星沅想从中进行协调，但他又缺乏林则徐式的威望，周、向都不听他的，李星沅说要齐头并进或分进合击，这两人置若罔闻，仍然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各打各的。

太平军熟悉地形，官军则大多是从邻省临时调集，再加上互相拆台，导致李星沅发动的几次围追堵截都以失败而告终，太平军越打越起劲，在广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

三个和尚

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李星沅变得无计可施，他只得以事权不一为由，奏请咸丰再派“总统将军”前来督剿。

我让你摆平，你却朝我要人，咸丰很生气，骂李星沅是在故意推诿，此后便将其调往湖南。

即使到湖南后，李星沅也一刻不能歇，为了防止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他得继续卖力气防堵，几个月后，便活活累死在了军营之中，并留下遗言：“不能替朝廷平乱，谓之不忠；不能给父母送终，谓之不孝。我是个不忠不孝的人，下葬时不要换衣服，以惩罚我的过错。”

李星沅的这份遗嘱令咸丰伤感不已，但他这时自己也陷入焦头烂额之中，因为广西局势恶化的速度之快已大大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1851年3月，洪秀全登基称太平天王，建国号太平天国，而咸丰也是在这一年正式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年号，两人就像在互相较劲一样。

把李星沅调走后，咸丰命令周天爵代理广西军务。毕竟等他重新物色人选，这个人选再到广西，中间还有一段时间，需要有人先给撑着。

周天爵其时已年近八旬，然每战必亲临一线，看到临阵退却的官兵，他上去一刀一个，尽显酷吏之风。可他还是节制不了向荣，也照样奈何不了太平军。

两个不齐心的和尚连抬水喝都做不到，水洒得满地都是。幸好利用这段时间，咸丰物色的那个人已经来了。

赛尚阿，出身于蒙古八旗。八旗共分三类，依次是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八旗，到了后来，由于“铁杆庄稼”的压力太大，政府逐渐将部分汉八旗并入绿营，满洲八旗和蒙古八旗成了八旗的主要成员。

赛尚阿以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身份，被咸丰任命为钦差大臣，先赴湖南，然后再与广西李星沅进行对调。

清代自军机处设立后，内阁便失去了实权，但仍是一种地位的象征，所以有人又把内阁学士称为文宰相。文华殿大学士是学士之首，也可以说是第一文宰相。身为文华殿大学士的赛尚阿从没有出任过省督之类的角色，以他这样的身份和地位督师地方，以往绝少先例。若往前追溯，只有道光时代征讨张格尔时的长龄可算一例，也足见咸丰对广西平乱的重视程度。

“三个和尚”的故事让咸丰心有余悸。为了避免李星沅所说的事权不一的状况，在送别赛尚阿时，咸丰特赐遏必隆刀。

遏必隆是康熙时跟鳌拜排一起的辅政大臣，遏必隆刀乃其平时所佩腰刀，不过这把刀真正出名并非他生前，而是身后。到乾隆时期，遏必隆的孙子奉命出征地方，打了败仗，乾隆派人接替，当时就用此刀将其正法，而后果然一战得胜。

咸丰嘱咐赛尚阿：你到了广西后，谁要是不听你的话或者畏缩不前，就用遏必隆刀砍下他的人头！

赛尚阿到广西后，周天爵和向荣还在闹别扭，他便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办法，解除周天爵兵权，向荣也降三级留任。

但是这个处理又是有区别的，周天爵是真靠边站了，向荣却是明降暗升，成了赛尚阿倚重的大将。

赛尚阿只是个文宰相，“文不知兵”，外界说他能文能武，那都是吹的。他自己对平定广西之乱也并无多少把握，以至于出京时，面对来送别的同僚还流了眼泪。

当然，文臣就不能指挥军队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南宋时候的虞允文还不是挺文弱，但他能把部将使用得当，于是采石一战，便能成功地阻止金军渡江南侵。

赛尚阿要走的正是虞允文路线。应该说他走对了，没了周天爵这颗眼中钉，又得到上司的格外器重，向荣抖擞精神，开始使出浑身解数。

然而赛尚阿来得又太晚了，灭火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赛尚阿无可奈何地看到，太平军今天这里，明天那里，官兵节节失利，顾此失彼，他手里握着一把遏必隆刀，却不知道到底应该砍谁才好。

李星沅果然没有看错，源自金田的这支农民军真的太难对付了。如果听任他们一直钻来钻去，“久蔓将不可制”，必须“聚而歼之”才行。

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赛尚阿终于等到了这样的机会，实际也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

非常手段

1851年9月25日，太平军攻占永安州（今蒙山县），这是自金田起义后太平军攻占的第一座城市。

太平军的主力已聚齐于永安，客观上为赛尚阿“聚而歼之”创造了条件，他严令各路军队全力进攻。在赛尚阿的督促下，其帐下的另一员大将乌兰泰首先攻下要隘，从而对永安形成了合围之势。

此后，向荣从北，乌兰泰从南，把永安围得水泄不通，但让赛尚阿感到困窘的是，几个月过去了，仍然难以攻破这座小小的县城。

城的大小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人，城里的太平军已今非昔比，正一步步走向它的鼎盛期。

在永安，洪秀全实行“永安建制”，分封诸王，同时发布“小天堂”诏告，宣布只要跟着他打江山的“老兄弟”，均可在进入“小天堂”后封官晋爵，最大可以做到“丞相”，最小也能当“军帅”，而且代代世袭。

活着的时候进小天堂，死了还能上大天堂，太平军由此士气大振，守城和作战时个个勇不可当，浑不知死亡为何物。

攻城不下，大家都急了。咸丰拉下脸，将赛尚阿连降四级，并下达死命令：“如果还不能迅速解决问题，拖延时日，唯你赛尚阿是问；如果是防堵不住，让太平军再次逃脱，则唯向荣、乌兰泰是问。”

责任分工明确，咸丰提醒赛尚阿，送给你的那把遏必隆刀不是给你玩玩的，得拿出来亮亮了——只要不遵军纪的，你砍就是。

赛尚阿不敢懈怠，亲自到永安督阵。经过前后长达半年的围攻，他似乎已经看到了攻破城池的一线曙光。

这个时候，偏偏向荣耍小聪明，他给赛尚阿献计，说这些太平军之所以拼死力战，缘于没有退路，现在不如将城北一隅空出来，三面围堵，网开一面，然后“以追为剿”，在运动中将太平军一举歼灭。

赛尚阿依计而行，不料太平军却趁机从城北杀了出去，官军白忙一场，前功尽弃，遏必隆刀再次成为摆设。

这一杀出去不要紧，此后的太平军犹如蛟龙入海，一路摧枯拉朽。1852年6月，太平军冲出广西，进军湖南。咸丰闻讯大惊失色，急召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

徐广缙是咸丰轻易舍不得使用的一张王牌，但事到如今，这张王牌也已失效，徐广缙所主持的湖南战场没有丝毫起色，太平军仍是指哪儿打哪儿，所向披靡。

9月，太平军围攻长沙。一年前，太平军还被困在城里，处于守势，一年后，他们已能够把官军围在城中，转为攻势。

咸丰亲政后的所有步骤，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乱给搅得乱七八糟。可是噩梦并没有结束，就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前夕，他得到消息，奉旨北上赈粮的杜受田因劳累过度而病故。

还记得“十七年情怀”，还记得当年书房中亲人般的恳谈教诲，还记得师傅赞襄帷幄、出谋划策的情景。这一切，都化成了流水，抓不住，挽不回。

时局艰难，我却永远失去了你，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咸丰感觉自己也像死了一次一般：“呜呼，卿之不幸，实朕之不幸也。”

咸丰的伤心丝毫没有能够感动上天，南方的太平军继续挺进。在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他们杀进湖北。

1853年1月，太平军攻克武昌，随后又放弃这座省城，沿江东下，直取其心目中的“小天堂”南京。

这个时候的太平军就像滚雪球一样，人越滚越多，进入湖南时有五万兵力，到湖北增加一倍，达到十万，离开武昌时已号称五十万，水陆齐全，且拥有水上部队（“水营”）和工兵部队（“土营”），称得上兵多将广，军种齐全。与此同时，咸丰的能耐指数却不断下降，手中可打的牌更是所剩无几。

新任钦差大臣陆建瀛担任过两江总督，颇富治政才干，也能够纸上谈兵地给咸丰贡献一些战守之策，但实际上对军事一窍不通。咸丰实在无人可用，便像拉壮丁一样地把陆建瀛给拉上去了战场，结果仅仅一战，陆钦差的胆就给打破了，吓得带头逃窜，造成长江沿途防线连连崩溃。

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这里从此被定为太平天国的首都，太平天国内部将其改名为天京。

咸丰为了围困南京，不得不开始采取一些非常手段。他宣布起用向荣和琦善，任命两人为钦差大臣，分别负责组建江南、江北大营。

向荣和琦善，一个本来只是帅下面的将，而且广西作战时就多次受罚，一个是鸦片战争时的“投降派”，素为咸丰不屑，如果还有其他选择，咸丰可能连正眼也不会瞧他们，如此破格重用，实在也是被逼急了的结果。

南方各省可调之兵，除溃散的以外，都集中到了向荣的江南大营，咸丰又从北方军队中拨出一部分给琦善的江北大营，满心希望两大营能够攻克南京，但实际情况是，向荣和琦善连在南京外围立住脚都不容易，更遑论其他。

南北对峙局面就此形成。洪秀全和他的将士们如愿以偿，终于步入了“小天堂”，与此同时，咸丰则跌入了地狱。

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咸丰出生于圆明园湛静斋，这座房子后来改了名字，叫基福堂。基福堂挂着一块匾额，上面写着“洪范五福”，这四个字的出处来自《尚书·洪范》，而五福则相当于五福临门的意思。本来是再吉利不过的字眼，但等太平军兴起，就连它也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恐怖的阴影。

内侍们私下议论，说基福堂就是洪福堂，乃洪秀全的先兆。这个灾星简直就是跟着皇帝一起出世，来故意与他为难的。你看，咸丰在北京即位，洪秀全也在金田起事，第二年，咸丰改年号，洪秀全建号太平天国……

咸丰自己也渐渐有了命中注定式的悲叹。

他继位时国库存银尚有八百余万两，但还没等他节衣缩食继续往里面攒，广西就出了问题，存银转眼便不见踪影。这还不算，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仅仅为了与太平军作战，就花去了军费近三千万两。

咸丰是人间皇帝，不是天上神仙，没有点金术，他想到的办法只能是跟道光学，从自己的内务府“挖潜”。可道光即便在变成人人厌弃的铁公鸡之后，也只抠出了两百万，而他咸丰面临的缺口还远不止这两百万。

做铁公鸡已经不够了，得做铁扫帚。除了把私房钱全部掏出来以外，咸丰又在内务府四处翻腾，就连宫廷园林中存放的铜瓶、铜炉、铜龟鹤这些小物件都一律没放过，全部搬出来用作军费开支。

内务府不堪其苦，向咸丰报告，说不能再往外抽血了，因为存银一共只剩四万两，除了吃饭，再也无法应付其他任何开支。

就是这样，咸丰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打赢一仗。可太平军却越打越多，最后竟取得了半壁江山。这不是命又是什么？

其间，咸丰连发两道“罪己诏”，噼噼啪啪地扇自个儿耳光，祈求上天和百姓能原谅自己的过失，祈求前线传来好消息，但是无济于事。

自从师傅也弃他而去之后，咸丰身边少了一位忠心耿耿且鞠躬尽瘁的老军师，他变得更加忙乱，从此再也顾不得什么求言求贤，厘清弊政了——尽管他花费的精力其实有多无少，但在外人看来，皇帝已经明显没原先那么勤勉了。

咸丰的表现让很多人感到失望，其中一个就是在求言求贤运动中上奏，还得到咸丰表扬的曾国藩。

曾国藩走的是正统的京官之路，他的考试本领很高，首先考中进士，接着又得以在翰林院深造。要知道，翰林院是朝廷储备人才的所在，能进入翰林院的人无不是精英中的精英，尖子中的尖子。即便在这样高手云集的地方，曾国藩也依旧不落下风，他参加翰林院定期组织的考试，每次都在前六名之列。

当然了，翰林再优秀，也不过是新进词臣，要想补授实官，还得靠运气或权贵们的提携。按照野史记载，曾国藩的发迹便完全依赖于“奸臣”穆彰阿的特殊指点。

道光年间，穆彰阿多次在重大的科举考试中出任考官。那个年代很注重考官与考生的关系，只要他担任了你的考官，甭管有没有见过面，都算是你的老师，主考官叫作座师，正好批你卷子的阅卷官叫作房师，而你就算是他们的门生。穆彰阿门生遍天下，也乐于拉拢和提拔年轻有才气的低级别官员，因此还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时人谓之“穆党”。

穆彰阿是曾国藩考中进士那年的主考官，据说他对曾国藩很是欣赏，认为这个门生以后一定会有前途，曾多次在道光面前进行保荐。道光说既是人才，那就见上一见吧。

曾国藩奉旨入宫，太监把他带进一间屋子，然后就扔下他走了。苦等到中午，皇上也没召见，只让人传旨：“明天再来。”

曾国藩一头雾水，只好去穆府向恩师请教。穆彰阿想了想，问他可曾留意墙壁上悬挂的字画，曾国藩摇了摇头。穆彰阿一拍手：“皇上要考察你是否细心，明天他肯定会问你墙上字画的事。”

知道皇上得意什么吗？就得意这种脑残式的面试方法！

给穆彰阿一说，曾国藩傻了，他捧着个脑袋拼命回忆，可当时既未留意，自然事后什么都回忆不出来。

怎么办呢，穆彰阿眼珠转了转：“不妨，我自有办法。”这老油条派人偷偷地买通太监，连夜把室内字画上的内容抄了过来。

第二天，道光接见曾国藩，不出所料，问的果然都是字画上的东西。曾国藩对答如流，把道光听得连连点头，自此曾国藩便得以官运亨通，不断升迁。

按照类似故事，曾国藩似乎是走了穆彰阿的捷径才得以显达的，但这些都不过是世俗传言。从曾国藩留下的日记来看，他跟穆彰阿之间并无任何特殊关系，按其品行，也绝不会为升官去走捷径。

不过话又说回来，曾国藩自己不主动凑上去，并不表明穆彰阿就不关照他。文人王闿运对曾国藩和湘军历史很有研究，他在和门生作答时，就说穆彰阿对曾国藩非常器重，因为他的尽力帮助，曾国藩才得以官运亨通。

事实上，曾国藩的仕途也确实当得起“官运亨通”这四个字。仅仅十年时间，他就从一个四品的侍讲学士升到了正二品的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相当于副部级官员，而那一年他才三十七岁。曾国藩对穆彰阿也非常尊敬，成名后曾多次拜访穆府。

只是知遇归知遇，政见归政见，这是两码事，可以肯定的是，曾国藩至少不是“穆党”。咸丰登基以后，穆彰阿靠边站，曾国藩没有受到丝毫影响，他以内阁学士先后兼代礼部、工部、兵部、刑部、吏部侍郎，每天都忙到天昏地暗。

不忠贞怎么叫烈女

清代官员薪俸微薄，地方督抚还好，尚有丰厚的养廉银，京官没有，即便到副部这一级别，也只能靠一年四百两银子过活，而那时候又没有公车私用、公款报销的说法，什么都要自己开销，包括各种各样的应酬。

曾国藩是一个标准的清官，基本没有灰色收入，所以每到年终，他都必须靠借债才能度日。不过对于他这样的人来说，国家大事永远比过日子更重要，第一份建言的成功，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自此以后，曾国藩放开手脚，又上了第二、第三份建言。这时候他却发现皇上已经变了，变得对这些批评和建议不再感兴趣，而他的那些花了很多功夫琢磨出来的“治国良策”也从此石沉大海，无人问津。

曾国藩郁闷了。他不明白咸丰到底怎么了，不是说求贤若渴的吗？

看到广西局势闹得沸沸扬扬，不可收拾，曾国藩憋不住了，他认为是咸丰不肯采纳他这个“忠臣”的直谏所致，性子一上来，便又写了一份折子。这一回非同小可，以前都是批评时政，不痛不痒，此番是举起标枪，直接朝咸丰身上扔了，什么舍本求末，刚愎自用，还有虚荣心强之类，反正都是一些让人受不了的句子。

写这样的折子，曾国藩颇有些死谏的决心，大抵是学着林则徐“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路子去的。没办法，不忠贞怎么叫烈女，我就等着你龙颜大怒，等着你把我打得不成人样了。

其实咸丰正处于无比烦心的时候，他对曾国藩的建议弃而不问，一方面是广西的那堆烂事已把他搅到心神不安，根本顾不上推行自己的新政，另一方面也是时事通行的法则，即说总比做容易，曾国藩叨叨叨地讲上一大通，咸丰落实起来却没这么轻松。

收到曾国藩的奏折，咸丰气得脸色铁青。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扔：“军机大臣在哪里？拟旨，朕要好好地办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军机大臣们一听赶紧上前解劝，说曾国藩固然不识好歹，但求言求贤是皇上您亲自发起的，如果因此治罪，只怕会寒了大伙的心。

咸丰想了想也有道理，于是他强压火气，写了一份口气温婉的谕旨，算是把曾国藩给打发掉了。他当时不会料到，就是这么手下一留情，若干年后竟然会换得一个梦寐以求的大礼包。

已经做好杀头进班房准备的曾国藩逃得一劫，但皇帝的谕旨却没有带给他更大希望，而且眼瞅着不治罪已经是高恩厚德，再往枪口上撞那就是给脸不要脸了。

曾国藩只好停止进言，专心做他的学问。当时的在京朝官，分为两种，一种是左右时政的，一种是讲求学问的。曾国藩倒也想左右时政，可事与愿违，如今就只能跟学问死磕了。

在京期间，他曾拜名噪一时的理学大师倭仁为师。倭仁以操守著称，他像穆彰阿一样长期担任科举考试主考官，门生弟子多如牛毛，但从不借此徇私。你要向他请教学问，老夫子会言无不尽，什么都跟你说，就怕你听不懂，如果你要想请他帮你走后门托关系，对不起，还是免开尊口为好。

倭仁的官做得不小，但生活上却是能节俭就节俭。一件冬天穿的狐裘，皮革已破损外露，他都不买新的，仅仅在外面打个补丁，能凑合就凑合。

倭仁也从不收礼送礼。他有一个亲戚在地方上做官，到北京来看他。估计这亲戚捡到的是个肥缺，一出手便送给他一千两银子。倭仁说什么也不肯要，他说，亲戚里道的，礼尚往来本来应该，可你们现在都做着官呢，官有官德，别说一千两，一两也不能收。

亲戚还要坚持。倭仁便说你一定要送我的话，我就拿这些银子以你的名义去开一个粥厂，也好给贫民提供食物，这样倒是个两全其美的好事。

一千两银子拿去做慈善，他亲戚的思想境界还没高到这个份儿上，只好红着脸走了。

倭仁做这些，并非表面功夫，不带有一点表演性质，那都是长期自我修养、自我要求的结果。曾国藩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身处末世，要改变世风日下的状态，就得有这么一股劲头。

镇山之宝

倭仁为什么能够达到那么高的境界呢？原来他有写日记的习惯，每天写每天记，白天的每一件事甚至是一个念头都不放过，然后再对照理学的道德标准进行自我批评，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要“狠抓自己活思想，狠斗私字一闪念”。

曾国藩照这个方法苦修。可他也是个吃五谷杂粮的凡人，平时也会骄傲，也会冲动，包括看到漂亮女人，也免不了会偷着瞄上几眼，而这些都是事后必须反省的罪过。

曾国藩把日记送交倭仁批阅。倭仁看过之后，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打量着他：“老弟，你要想上个境界，就得脱胎换骨，重换一个人啊！”曾国藩悚然汗下，无地自容。

除倭仁外，曾国藩还曾拜另一位以学问见长的理学大家唐鉴为师。倭仁、唐鉴虽然学问深厚，但事功方面都没有做出什么让人刮目相看的成就，这缘于他们或只注重自我精神修炼，或只专治古学，不问时事。曾国藩则不一样，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虽然暂时无能力左右时政，但始终没有忘记审察大势和研究国计民生。比如唐鉴告诉他，为学有三个门径，曰“义理、考核、文章”，此外还有一个是经济之学，大致相当于陶澍、林则徐、魏源等人研究过的实学。当时实学还被包括在义理里面，算不上一个大门径。曾国藩的创新之处，在于把经济单独列了出来，使实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他继理学精神之外，赖以开创事业的另一镇山之宝。

学术之目的在于致用，至此，曾国藩已经完全具备了能力，只等命运的召唤。

1852年7月，四十二岁的曾国藩被钦点为江西乡试正主考。自离家赴京，他已经十四年没有回去了，于是赶紧向皇帝请假，请求在乡试结束后能让他顺道回老家探望父母。

9月，尚未归家的曾国藩忽然听到了母亲病逝的噩耗，这让他既吃惊又悲痛，急忙穿上孝服，乘小舟溯江西上。

在路上，曾国藩就知道了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并正在围攻省城长沙的消息。他回家的心情更加迫切，一个月后，他终于风尘仆仆地回到老家湖南湘乡，为母亲举办了丧事。

这时整个湖南的气氛都异常紧张。自大清国建国以来，包括两湖地区的内地已保持了两百多年的和平期，人们从没有看到过这样兵荒马乱的景象，一时谣言四起，恐怖情绪到处蔓延。尽管太平军还未能攻破长沙，湘乡周围也未见到过太平军的影子，但扶老携幼以逃兵灾的人家仍随处可见。

曾国藩哪里也不想去，他要在家好好地给母亲守上一年孝再说（当时惯例，母亲死在父亲前面，守孝期为一年），而坚持不懈的理学修炼功夫，也使他得以在外界一片纷扰的情况下，仍能做到镇静从容，处变不惊。

能在乱世中沉得住气，自然是条汉子，加之曾国藩又是有名的达官学者，仅凭声望就能压得住阵脚，正值湘乡成立团练，当地县令和曾国藩的一些师友便都盛邀他出来进行主持，但被曾国藩婉言谢绝了。

除了一心守孝外，曾国藩对能不能办好团练也没把握。毕竟纸上谈兵和真正的行军作战不是一码事，万一弄砸就不好了。

可是团练这件事似乎盯上了他，第二年，咸丰亲自来招呼了。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接到咸丰谕旨，咸丰任命他为湖南帮练大臣，要求他到长沙协助督办团练，以便“搜查土匪”。

皇帝的谕旨让曾国藩很为难，因为这意味着他必须离家。当初在听到母亲病逝时，他就自怨自艾，认为是自己修养不够，有虚名而无实学，所以才没能给母亲带来应有的福祉，守孝一年，起码能给内心带来一丝慰藉。现在才两三个月便要脱去孝服，离家远去，于人于己都无法交代。

其时太平军已经离开长沙。曾国藩认为，太平军既然拿不下长沙，要攻打其他城市自然也不容易，或许过不了多久，便能被官军一举剿灭，他曾国藩只是一个文臣，未习兵事，就不要去出洋相了。

尽管在谕旨上，咸丰希望曾国藩一定要尽力，“不负委任”，曾国藩还是写了封上疏，恳请让他继续在家守孝。上疏写好尚未发出，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太平军攻破了武昌！

湘军

原来官军守住长沙不过是个偶然，太平军已经强大到了可以攻城拔寨，见谁灭谁的程度了。曾国藩犹豫起来，守孝固然重要，可如果哪一天让太平军夺得天下，还会让他这个前礼部侍郎优哉游哉地在家里待着吗？到时候，恐怕连给他自己守孝的人都找不到了。

曾国藩踌躇不决，把很多人都给急坏了，其中也包括他的一些至交好友，这些人纷纷上门来对曾国藩进行规劝。曾国藩嗫嚅着说守孝不出是古法，好友们皆不以为然：“古法，那也不必拘泥，而且你素来有澄清天下之志，现在不乘时而出，对得起皇帝的托付吗？”

到底都是读书人，为了打消曾国藩关于不孝的顾虑，他们还翻出典故，指出春秋战国时就有先例，遇到战事危急，人家照样穿着丧服行军打仗，要说古法，这也是古法。

经过整整四天的痛苦取舍，曾国藩终于决定迈出家门，踏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1853年1月25日，曾国藩来到长沙。不去不知道，去了之后才发现不得了，太平军虽然走了，却把湖南的火给点了起来。在太平军的影响下，长沙周围全是揭竿而起的会党，什么串子、红黑、边钱、香会，名目繁多，数不胜数，且隐隐然已有燎原之势。

在咸丰的谕旨中，团练的用途只是用来“搜查土匪”，放个哨啊，报个信啊什么的，真正剿匪的主力是驻长沙的绿营官军，可是这些官军根本就不中用。

在太平军撤围北上后，绿营中的精锐已去追击太平军，剩下来的都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老兵油子。他们去剿匪，动不动就说打了胜仗，擒斩多少多少人，实际是见了对方就跑，或最多端端花架子，用火炮、鸟枪远远地放那么几下，意思意思，打得着打不着全没人管。

曾国藩调查了一下，在这么多剿匪战事中，竟然从没有短兵相接的例子，也就是说兵勇们根本不敢进行白刃肉搏。

除了缺乏勇气，当然也与兵痞们平时不训练有关，所谓“无胆无艺”。这在绿营中还不是个别现象，周天爵有一次要从广西省城带两百名兵勇去和太平军作战，其中一百人好像到了马嵬坡，赖在地上不肯走，另外一百人如同《石壕吏》的现实版，路上就哇哇大哭起来，恨不得给自己制造一残疾，以便可以免战。

周天爵以为到了真正的战场上会好一些，不料去了之后更让他哭笑不得：一百人有如见到秃鹰的小麻雀，一百人仿佛裹足之羊，反正都被孙行者施了定身法，就没一个敢上去拼杀的。

已近八十高龄的周天爵气炸胸膛，上去用刀砍了两个，又用箭射了两个，还是无人敢跟着他往前冲。老将军无可奈何，只好说了一句：“你们这些熊兵可真厉害，算是让我知道了什么叫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显然，靠老爷兵们难以成事，曾国藩决定改弦更张，独辟蹊径，用勇军来剿匪。

经征得咸丰同意，他从罗泽南所编练的团练中进行挑选，再在湖南各地增募勇丁，着手建立了一支勇军，这就是日后名震天下的湘军，也称湘勇。至1853年7月下旬，其人数已达四千多人，

勇军出自团练，但它是升级版的团练，战斗力方面完全按正规野战部队的标准来要求。在湘军成立之初，曾国藩便亲自在长沙城对其进行了集中训练和管理。

从小到大，曾国藩没有当过一天兵，他之所以能练出一支不同凡响的军队，是因为拜了一个好老师——明朝名将戚继光。

戚继光当然不可能活过来重新授徒，但读书人就这点比别人占有优势，见不到人，他们可以看书，连授课费都省下来了。

戚继光生前留下两本兵书，一为《练兵实纪》，一为《纪效新书》，其中详细记录了他的“戚氏练兵法”。戚老师很实在，他说我不会讲空洞而玄乎的大道理，能做的，就是真金白银，把方法原原本本地教给你们，所以叫“实纪”；至于以前那些兵法，戚老师认为都显得有些老套，他教的是新的，让你看了以后绝对物超所值，所以称为“新书”。

让曾国藩激动不已的是，当年的戚继光也遇到了和他一样的麻烦，说是要统兵打仗，可手下全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于是戚继光只好自己重新选兵，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选兵标准。

比如，孬兵们很多是城市里的游手好闲之辈，他就选用农村里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又比如，孬兵们平时能摆出个花架子，打仗时却一无所能，说明战场之上，胆量比风度更重要，只有够胆，敢往刀枪剑戟中冲，才能称为好兵。

这种标准太对曾国藩的胃口了，他照单全收。

戚氏练兵法

戚老师跟别的老师不同，他不喜欢太聪明的学生，当然也不能太笨了，简单来说，就是你得服从命令听指挥，他说前，你就必须向前，他说后，你就必须向后，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

曾国藩还从书上看到，当年戚继光练就的军队开赴边关，曾在入城前遇到一次突如其来的大暴雨。在没有接到入城命令之前，所有官兵全都站在城外，而且笔挺地站了一天！

好，兵就得练成这种样子。

戚继光的实在作风一以贯之，最烦表演花架子，他说过：打仗，是杀人的勾当，不是供别人欣赏的。刀剑舞得天花乱坠，动作摆得光怪陆离，有什么用呢？不过是戏剧套路罢了。

照这种说法，连诸葛亮的八卦阵都得挨批，戚继光也的确不练这个。他讲究的是兵种配合，官兵分工十分明确。一般而言，在他的军队里，动作敏捷的士兵拿藤牌，性格稳重的士兵拿大毛竹制成的狼筅，这两种都是胆子不算大的，是防守兵。胆子大的归入进攻兵，其中有人持长枪，有人挥短刀。总之，谁属什么兵，拿什么武器，就专练哪种作战方式及其武器，哪怕只掌握一招半式，也务必把它发挥到极致。

这一点让曾国藩深受启发，他从此非常注重军队中冷热兵器的搭配比例，尽量使火炮、鸟枪和大刀长矛都能发挥各自的长处。

除了作战兵外，曾国藩还专门设立了一种被称作“长夫”的辎重兵，这一方面提高了部队的供应效率，另一方面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拉夫等扰民现象。

戚老师的课程，也有让曾国藩犯难的地方，不是看不懂，而是难操作。

既要马儿跑，就不能不让马儿去吃草。大家都是人生父母养的，没有回报，凭什么要别人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嗷嗷叫着跟着你去拼命？

以明朝为例，普通官军的薪俸很低，因此有理由不拼命，戚家军的薪俸很高，就没有理由不拼命。同理，清末的官军，无论绿营还是八旗，薪俸都很低，有的拖家带口的士兵实在维持不了生计，只能兼点小生意，有的甚至业余去打短工，从这个方面来说，你还真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

曾国藩不是一个书呆子，他照着戚继光的办法，在湘军里实行了厚饷制度。湘军勇丁大多来自于青壮农民，没有家室之累，而他们拿到的饷银则是在家种田的三四倍，生活上自然没有什么问题。

曾国藩犯难的地方在于，湘军作为团练武装，并非正规军，政府不提供军饷，只能由士绅捐募。捐募这玩意，就跟和尚化缘一样，有一搭没一搭，遇到一时化不到可怎么办？

曾国藩绞尽脑汁设计了一招，他先发一半饷银，到被遣散或请假回家时再一起发，当然了，你要是自己跑掉，另一半就没有了。此招一出，除非出手赶，谁也不甘心留下一半饷银就走人。

对戚氏练兵法，曾国藩是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入了精神训练。

在绿营八旗中，武官们的收入比士兵高，但又远远比不上文官，于是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他们在军队里面吃空额、克扣兵饷，在社会上则直接进行勒索和受贿。这一点，就连关天培指挥下的广东水师都概莫能外，鸦片战争前照样接受鸦片商私下送给他们的“陋规”，所以林则徐曾为此再三叹息，说：“虽诸葛武侯来，亦只是束手无策。”

在曾国藩数年以来所观察过的军营之中，自守备以上的军官，几乎没有一个是清白的，皆“丧尽天良”。曾国藩对此痛恨无比，为了转变这种风气，他搬出了倭仁老师的法宝。

在湘军营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富有“忠义血性”的湘籍儒生。理学中忠君报国的思想和精神，使得这些人们印象中手无缚鸡之力的读书人爆发出了超常的勇气，在打仗时他们能够奋不顾身，舍生忘死，不打仗时还能在军营中探讨钻研学问，甚至著书立说，让你不佩服都不行。

一般士兵当然领会不了如此深奥的东西。曾国藩的办法是将为人处世的道理和军队纪律浅显化，编成大白话一样的韵文，让士兵们背诵和遵守。

经过戚氏练兵法和精神教育双重武装的湘军逐渐成形。看到训练已初步取得成效，曾国藩便让湘军出马“剿灭土匪”，与此同时，“搜查土匪”的任务则被移交给当地团练负责。

湘军果然比绿营强，他们在对付长沙周边的土匪时表现得绰绰有余。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

在组建湘军之初，曾国藩就认识到，湖南治安如此恶化，社会如此混乱，在于太平军起到了示范作用。

都知道造反要杀头，谁不怕杀头呢？可是看到造反的太平军不仅没有被杀头，相反还差点攻下长沙，一些蠢蠢欲动的人胆子也就跟着大了起来。另一方面，自从太平军冲击长沙后，从前威风八面的官吏们个个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平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怕在乱世之中惹祸上身，性命不保，因为他们的不作为，法纪逐渐变得废弛不堪。

曾国藩担心的是，一旦省城的“无赖之民”与周边的会党里应外合，将对长沙形成致命威胁。他从书中找到了一句话，叫“乱世用重典”——面对乱局乱世，要么忍，要么残忍，没有第三条道路。

曾国藩随后在长沙城设立审案局，不管你是会党还是盗贼，也不管是想造反还是要劫财，一见就抓，抓住就审，审定就杀，一点不客气的。

从1853年7月起，仅仅几个月时间里，曾国藩所主持的长沙审案局就处死了一百多人，曾国藩也因此被赠送了一顶酷吏的帽子，“曾剃头”“曾屠户”的名号不胫而走。

曾国藩的大开杀戒，对于老实本分的普通百姓来讲，未尝不是件好事，至少以后出门不用再胆战心惊了。加上湘军的反复“剿匪”，不仅已经发动的各类起义被一一扑灭，即便是正在酝酿的也胎死腹中，湖南由此“欣欣乡治”，社会秩序重新趋于稳定。

曾国藩真正得罪的，恰恰是长沙的各级官吏。

审案断案甚至处决人犯，本是按察使的职责，人家才是负责刑名的副省级官员。不管之前他如何明哲保身，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毕竟属于他的权限范围，朝廷还没说撤职呢，倒让你给架得空空的，算怎么一回事？

衙门也是一条食物链，而且向来比别的食物链更见不得阳光，里面不光是按察使，大小胥吏全指着它收取陋规，曾国藩完全不顾“起码规矩”的做法，自然惹得骂声一片。

原先出面向曾国藩传达咸丰旨意，同时也向他发出邀请函的官员，是湖南巡抚张亮基。他跟曾国藩虽是初次相识，但关系十分融洽，若是他在，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可能从中协调，可惜好景不长，张亮基调任湖广总督，去湖北收拾残局了。

骆秉章接替湖南巡抚一职，骆巡抚跟曾国藩没有交情，又是个久历官场的老油条。他刚刚到任，会为了一个曾国藩，而不顾及其他官员的情绪吗？再说了，这湖南官场到底谁做主，是你姓曾的，还是我姓骆的？

糟糕的是，曾国藩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他仍在继续得罪人。

当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朝廷从各省调集数万兵勇，以后除了大部分尾追太平军而去以外，尚留了部分散勇下来。这些兵痞经常三五成群，在湘江上拦截民船，以勒索财物，从来没人敢管，使得湘江之上几乎断了交通。曾国藩闻讯之后，立即出令抓捕，审讯后将其中的三名四川兵斩首示众，一时风纪肃然，江上交通畅行无阻。

散勇属于绿营，这回把丘八也给惹翻了，此类爷爷岂是能随便碰的，双方由此结下了梁子。

一个人顺风顺水惯了，就很可能忘了自己是谁。这话说的是曾大人，曾国藩的自我感觉还好着呢，练湘军的同时还想练绿营。倒不是他对绿营又有了好感，而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绿营军纪废弛、四处扰民的状态——你们就算不能打，也不要拖后腿。

可这无异于踩了别人的尾巴。如何训练和指挥绿营，该操心的是提督，连巡抚都不予过问，就算绿营再差劲，又碍着你曾某什么事啦？你狗捉耗子多管闲事，手也伸得太长了吧！

庙小妖风大

湘军每天都要进行长达八个小时的军事训练，每个月还要组织两次会操兼精神训话，曾国藩传令绿营就在这两天内与湘军一起出操。

湘军天天都要接受训练，早已习以为常，懒散惯了的绿营兵哪里受得了？他们平时的所谓出操，不过是随随便便地比画几下，走个过场而已，更有甚者连这都觉得烦，宁愿花钱找个人代替，然后自己去睡大觉、下馆子、逛妓院。

会操的那两天偏偏烈日炎炎，大家天不亮就要出操，一天下来汗流浃背，绿营官兵们全都叫苦不迭。

对他们来说，陪着练几下也就算了，最讨厌的是还要聆听训话。曾国藩在上面讲要吃苦耐劳，要遵守军纪，要精忠报国，底下的绿营官兵都恨不得冲上去扇他两耳光：老子们当兵是为了吃粮赚钱，什么国不国的，尽胡说八道。

副将清德带头不听约束。会操时正值他的小妾过生日，清德大发请柬，还命令五十多个士兵给他操办酒席。众人心领神会，便都以病假为由拒绝参加会操。正待大发宏论的曾国藩往底下一瞧，绿营士兵稀稀落落，问明缘由，才知道是清德从中作祟，不由大怒：不把你这股歪风打下去，我的曾字就得倒过来写了！

曾国藩的好处是有直接给皇帝上折子的特权。他一查清德的档案，此人劣迹斑斑，长沙被围时，别人都上了前线，唯有他换了便装，躲在民房里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而且他的一大嗜好是养花，出去打仗，军备事务一概不知，如同泥塑木偶一般，但有件事一定忘不了，就是要买花运回家。

证据确凿，曾国藩以“性耽安逸、不理营务”之罪，狠狠参了清德一本。

曾国藩要参劾他的事很快传到清德耳朵里，清德又急又恨，赶紧跑到刚刚回省的提督鲍起豹处喊冤告状：“天气这么热，坐家里都能出一身汗，何况顶着毒辣辣的太阳出操，这是在虐待士卒，不把我们绿营当人看啊。”

鲍起豹哼了一声。清德发现有门，赶紧再敲边鼓：“纵使我体恤士卒有错，我是大人您的副将，他‘曾剃头’有什么权力说参就参呢？”

提督的脸色渐渐变了。清德接下来的一句话终于让他再也按捺不住：“长沙居民只知有帮练大臣曾国藩，不知有提督鲍起豹。”

你不过是个搞搞团练的文官，懂得什么军事？现在竟然庙小妖风大，公然欺负到老爷我头上来了。鲍起豹当下发布命令：“盛夏操练，实为虐待士兵，不仅不参加会操无罪，今后谁要胆敢私自参加，还要军棍伺候！”

鲍起豹的这道命令原本荒谬绝伦，但却在湖南官场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这里面当然少不了按察使和他手下的大小胥吏，他们正愁没人给他们出头，现在鲍起豹站了出来，双方立即王八看绿豆，对上了眼。

你需要托儿吗？我们来托你。舆论完全站到了鲍起豹一边，与曾国藩成为对立面，说他凶狠残暴，杀人如麻，说他爱出风头，凭着一点老资格，就管东管西，随便插手。

有了舆论支持，绿营官兵变得有恃无恐，会操自然是不去了，不仅如此，他们还常常在街上对碰到的湘军兵勇进行袭击辱骂，连曾国藩的弟弟都无缘无故挨了打。

湘军平常也看不惯这些老爷兵，一次看到几个提标兵在喝酒赌博打架，就上前秉公说了几句。所谓提标兵，是提督鲍起豹的亲兵，一向目空一切，别说训他了，就是多看他几眼，没准也能给你舞拳头。双方立即发生了械斗，提标兵吃了亏，回去后搬了一大群救兵，要找和他们打架的湘军算账。

找不到人，他们就围住曾国藩，让他交出“打人凶手”。绿营内斗的热情让曾国藩很是吃惊：有这股劲头，你们为什么不用在“剿匪”或追击太平军上？

想到这样斗来斗去将没完没了，而且绿营的军纪败坏也将影响省城治安，曾国藩就给鲍起豹写了封信，请他抓一抓绿营的军纪。

按照曾国藩的意思，是要鲍起豹在军营内对违纪者进行惩治，鲍起豹却来了个绝的：行，你既然这么惦记他们，我这就给你送过来。

鲍起豹把几个涉事的提标兵绳捆索绑，送到了曾国藩的公馆。这招可太毒了，不仅让曾国藩下不来台，也因而激怒了绿营士兵。这些人向来勇于私斗，怯于外战，一听还有这事，都冲动起来。

太过分了这个“曾剃头”，我们问他要人，他居然还把我们的兄弟给捆了，干掉他！这边曾国藩正不知道该拿捆来的提标兵怎么办才好，正在犹豫不决之时，他的公馆便遭到了绿营的围攻。

惹不起，还躲得起

绿营满城鼓噪的声音，长沙的文武百官其实都听到了，但他们一个个紧闭大门，装聋作哑。曾国藩在长沙的公馆，原先是巡抚官署的一部分，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住所与曾公馆不过一墙之隔，这么大的动静他哪里会听不见，可他就是钻在里面不出来，更不要说制止了。

事到如今，曾国藩也不能“装孙子”，想想绿营士兵胆子再大，也不敢冲进公馆，他便走到堂前，欲派人与包围者进行交涉。可是他想错了，绿营的一大特色就是无组织无纪律，以下犯上之风盛行，这些士兵一冲动起来，哪管你是不是朝廷大员，这里老子说了算。

未等曾国藩开口，兵勇们已经冲进公馆，并且二话不说就动起刀枪。曾国藩的一个亲兵被刺伤，他自己也险些中招，眼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他不得不向邻近的巡抚求救。

听见曾国藩在门外喊救命，骆秉章这才装出一脸惊讶的表情，走出门来替曾国藩解围，他亲自给那几个被捆的提标兵松绑，又说了一大堆赔礼道歉的话。绿营士兵不仅没有受到怪罪或处罚，还得了这么大一个面子，自然得意扬扬地撤兵回营，只苦了一个曾国藩，因为从头到尾，骆秉章都没有上前安慰一句，似乎他曾国藩才是肇事的元凶。

不单是骆秉章，得知消息后的长沙官员，从大到小，没有一个同情曾国藩，全都幸灾乐祸，认为他咎由自取。长沙官场的态度，连曾国藩的部下和幕僚们都看不下去了，纷纷劝他上折告御状。

曾国藩叹了口气：“时势危急，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能平定内乱，怎么还敢拿这种事去让皇上烦心呢。”

他终于想明白了，因为他破坏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所以早已成为众矢之的，长沙城里的所有官员都和他成了敌人，只要他待在这里一天，就得斗上一天。

当然可以给皇帝写信，可是其他官员难道就不会？起码巡抚总是有上奏权的，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真的打起笔墨官司来，你未必会赢。

惹不起，还躲得起。1853年9月29日，曾国藩率湘军转驻衡阳。衡阳是曾国藩的祖籍，也是他夫人的故乡，此地人文鼎盛，风景不殊。常言说得好，心随境转，对于烦恼而言，远离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曾国藩完全抛开了长沙城里那种郁闷而憋屈的情绪。从此以后，你们腐败也罢，庸碌也罢，妒才也罢，都将与我无关。人生短暂，时间有限，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在衡阳，除继续加强陆师训练外，曾国藩开始重点筹建湘军水师。“剿匪”已经结束，湘军必须和真正的对手太平军进行硬碰硬的较量。太平军的陆师固然狠辣，但这时最让各省官军叫苦不迭的还是太平军的水营。

水营系太平军自广西攻入湖南后所创建，前后拥有万艘由民船改造的战船，所到之处“帆幔蔽江，衔尾数千里”，黑压压都看不到头。有了水营，太平军得以完全控制长江水面。长江沿岸官军所控制的城池成了太平军的案上鱼肉，想吃哪一块就吃哪一块，而守军则猝不及防，毫无抵御的办法。

显然，曾国藩今后要想与太平军分个高下，肃清东南，拥有足以与其抗衡的水师是基本条件，但是这个活起初着实难倒了曾国藩。

以前说建立陆师不容易，现在看来还算简单的。只要像戚继光在书里讲的那样，招一批不怕死的人，再发上鸟枪和刀矛，训练一下就能凑合了。水师不行，这完全是一项庞大的再建工程，涉及技术瓶颈、经费筹措、水勇募练，可以说任何一项都没有先例可循，而任何一项也都足以使主持者烦恼到生不如死，其艰难程度，可以用曾国藩自己的比喻来形容：“像蚊子去背起大山，如虫子去渡过大河。”

可是他没有退路，哪怕是“精卫填海、杜鹃泣血”，也得一桩桩、一件件予以解决。

首先得有战船。真正的战船是什么样，没人见过，在两湖地区，就从来没有战船的影子，也没有一兵一卒曾服役于水师。翻书，书里也没现成答案，自古以来，中国人打仗大多在陆地，除了难得一见的赤壁大战，有关战船的记述很少。

曾国藩的脑子里没有战船的准确概念，一开始他甚至想用木排来予以代替。按照他的想法，木排容易，伐一排木头编一起就行了，而且这东西又轻便又灵巧。太平军的战船高，看不到木排，船炮只能仰射，又打不着木排，多好啊。

可是一试验，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人家船只根本就不用打炮，光挤就能把你给挤没了，更挠头的是，木排很难逆水而上，以后去南京可怎么办？

皇天不负苦心人

战船这个环节没法省略，曾国藩日思夜想，突然找到了灵感。两湖地区有龙舟比赛，节日的时候飞舟竞渡，煞是快捷好看，能不能仿造龙舟制造战船呢？

为了编练水师，曾国藩此前特地向广东地区的能工巧匠发出了征集令。“龙舟版战船”正要动工，工匠们到了，一听就笑了起来，说真正的战船哪是这种样子的。

在广东，共有两类三种战船样式。

第一类，是长龙和快蟹，此为大船类型。它们拥有庞大的船身，往水面一放，威风凛凛，但“快蟹”二字却得拆开来讲，概言之，它们有“蟹”一样的慢慢腾腾，却唯独少一个“快”字。

第二类，是小舢板，此为小船类型。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兵临南京城下所用的登陆舟就是小舢板，特点是个头小，但移动灵活，行动迅速。

戚继光说过，打仗非同儿戏，不是你杀人，就是人杀你，玩花样最后很可能先玩死的就是自己。曾国藩马上放弃了他的“龙舟计划”，让造船工匠按照广东战船样式动工。

皇天不负苦心人，战船终于如愿试造成功了。鉴于两类战船一快一慢，在实际演练和作战中，曾国藩便将它们的优点予以互补，配合起来使用。

有船，没有炮不行。中国是能自行制造火炮的，只是一个鸦片战争，把自产火炮的老底儿完全揭穿。曾国藩要炮，但他不能要这类土炮，得要好炮。当时广东可进口西洋炮，曾国藩就“师夷长技”，花大价钱托叶名琛在广东进行购买。

截至1854年2月，湘军共打造出三百六十一艘战船，其中既有长龙、快蟹和小舢板，也有购买并改造为战船的民船，但令人称羡的是都装配了大量洋炮，其火力不容小觑。

炮船齐了，还得有水勇。衡阳靠近湘江，会水的人很多，要招水勇的一大把，但曾国藩却不敢就近招纳。因为衡阳会党的势力很大，曾国藩最不喜欢这类会党，他生怕招来招去，一个不小心让会党混进来，关键时候对自己反戈一击。

曾国藩决定从老家湘乡招纳水勇。湘乡是山区，好多人都是旱鸭子，熟悉水性的人很少，要做水勇，还得先从游泳抓起。不过曾国藩认为这个不难，一天不会，就一周，一周不会，就一月，人可靠才是关键。

最困难的还是钱。湘军陆师的粮饷，主要靠劝募士绅来维持，但比之于陆师，水师简直是一只吞钱的老虎，仅筹备炮船，招募水勇，就需要十余万两银子。

为了弄到钱，曾国藩到处打听，只要哪里有银子的气味儿，觍着脸也得凑上去闻上一闻。当时的南方各省，尚被政府控制在手里，且有财源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广东。曾国藩得知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余万两饷银，将经过长沙，赶紧向咸丰打报告，要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组建水师专用。

咸丰也知道长江上没有水师之弊，所以马上予以批准，此后又下令给湖南藩库也就是湖南地方财政，要求掏三万出来给曾国藩。有了这七万银子打底，曾国藩再东挪西凑，总算解了燃眉之急。

到1854年2月，经过近半年的操练，湘军从体量和能力都完成了一个升级，已拥有水陆两师共二十个营，一万七千人。

回过头来，曾国藩禁不住要庆幸离开长沙的选择，甚至要感谢那些什么正经事都做不了，又不肯让别人做正经事的庸官俗吏。正是他们的排挤，成就了一支更高水平的军队。

有时候，主动放弃未必就意味着损失，它很可能将是一个崭新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