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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不归——“官屠”入川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7-19 23:24:43 0


群体性事件上升为武装暴乱,“官屠”入川,太极高手作壁上观,邮传部部长盛宣怀黯然下台,四川总督赵尔丰成为弃子,与中央政府失去直接联络……

又一个被重新起用的高官站到了铁路舞台上——被打入政治冷宫的岑春煊被派往四川稳定局势,素有“官屠”之称的他,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

两位省部级干部的互掐令朝廷十分为难。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指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养痈成患,启侮酿衅”,造成四川的局面日益糜烂,甚至担心自己带兵入川后,赵尔丰可能会挑动川民捣鬼,为此,他特别先派遣郑孝胥入川探路。而赵尔丰也指责端方躲在后方瞎指挥,忽左忽右,令本身有转圜余地的工作日益被动。

赵尔丰的胞兄、前任四川总督、现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此时自然是悔青了肠子:本想让自己弟弟就近在仕途上再上一个台阶,然后平安退休,没想到把他推到了火坑里了。他此时无奈,只好多出主意,多想办法,寻找更多人一起分担。赵尔巽向朝廷建议,在目前局势下断不可再派与铁路有关的官员去,比如端方,去了无用,反而添乱,而应该另派“川人所信仰大员”,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他没想到,这个金点子竟成了馊主意,宝贵的反应时间再度被官僚机器的超低效率磨损殆尽。

冷宫回暖

赵尔巽所说的“川人所信仰大员”,其实就是几位前任川督,分别是岑春煊、锡良及他自己。除了他自己担任着东三省总督、无暇分身,锡良病退在家,岑春煊被罢黜闲置了多年,都能运用。

赵尔巽的本意倒也没错,既然主管铁路的盛宣怀、端方已经被四川的保路派们称为“卖国贼”了,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则是左右为难、上下受气,派锡良或岑春煊去,比较超然,容易做和事佬。

没有资料显示,盛宣怀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岑春煊。如果非要查官场联络图,岑春煊是邮传部前任部长唐绍仪的儿女亲家,而盛宣怀与唐绍仪完全是不同山头的人马,即使不是敌人,也绝对不可能是朋友。

此时,端方在千呼万唤中带队出了武汉,却依然在湖北境内缓慢前进。盛宣怀终于无法忍耐,在9月13日致电赵尔巽与瑞澂,希望联衔会奏,改派岑春煊处理川乱,他认为岑春煊“其声威素著,或可闻风先解,其行亦必神速”。赵尔巽本是提议人,自然无话,而瑞澂也认为“川事非云老(岑春煊)不办”。

于是,又一个被“废物利用”的高官重新披挂起来,站到了铁路舞台上。盛宣怀、端方、岑春煊,这三个直接与铁路相关的高级干部居然都是刚刚被重新起用的。

岑春煊家世显贵,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其人少年时放荡不羁,与瑞澂、劳子乔并称“京城三恶少”。

晚清不归——“官屠”入川

岑春煊,曾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保路运动令当时失意的岑春煊枯木逢春。

岑春煊的官运是从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入侵后出逃开始的。岑春煊是第一个迎接到太后与皇帝车驾的地方官,随即被提拔为陕西巡抚,后出任山西巡抚。1902年,他调任广东,但未及上任,因四川总督被撤职改赴四川代理总督,一举扭转四川官场的颓风,赢得了“官屠”绰号,与“钱屠”张之洞、“民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次年,岑春煊正式到广东就任两广总督,成为清末改革的弄潮儿。

岑春煊仗着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患难交情,在官场上表现很是强势,动辄弹劾其他官员,而且一劾一个准,人缘极差。此时,军机大臣瞿鸿禨为与庆亲王奕劻争权,便拉着岑春煊为一派,庆亲王则和袁世凯结盟,两派斗法。

庆亲王势大,在1906年趁云南片马民乱,奏请慈禧太后将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岑春煊称病不去,滞留上海。到次年春,他见袁世凯行情看落,突然进京觐见慈禧太后。孙宝日记中写道:“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然。”太后召见后,亲自安排,岑春煊不需去云贵上任,改当邮传部尚书,入了庆亲王的权力后院。

在庆亲王与袁世凯的精心安排下,一幅岑春煊与梁启超等人的合影被伪造出来,指控他想为戊戌政变翻案;慈禧大惊,将岑春煊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岑春煊又称病不前,随即被开缺,打入了政治冷宫。

对起用岑春煊,朝廷也是有不同意见的。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劻坚决反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与岑春煊是长期的政敌;另一方面他在川路问题上与载泽、盛宣怀等政见完全不同,盛宣怀要引进的人他自然是要怀疑的。庆亲王告诉摄政王载沣,岑春煊若到四川去,恐终无宁日。

朝廷的分歧其实已经十分严重。早在成都罢市时,盛宣怀主张剿办,庆亲王说:“君阅历深,请拟一谕稿,大家斟酌之。”盛宣怀立即写就,结果庆亲王拒绝以内阁集体名义提交,说:“此谕我等不能署名,君实在要如此办则请径奏,由邮传部大臣署名可也。”盛宣怀“默然而出,颇以为愠”。照理说总理反对,该案一般很难通过,但经过载泽等人对摄政王载沣做工作,最后朝廷还是采纳了盛宣怀的剿办政策,下令端方带兵入川。四川暴动开始后,据当时报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总理庆亲王、副总理那桐及徐世昌等,表示“川人如此嚣张,非严办不可”,并评价赵尔丰“我看他在巴塘办事颇得力,所以用他,不料到四川如此无用”。

鹰派与鸽派相持不下,在9月12日讨论四川局势的内阁会议上,一派要求“分别剿办”,另一派则要求“妥筹安抚”;一派要求“及时扑灭”,另一派则要求“销毁名册,一概不究”。还是徐世昌出来打圆场,会议才算没有闹僵,而最后发布的谕旨则综合了两派意见,成了个“剿抚兼施”的中庸文件。

太极高手

对于盛宣怀等人推自己出山,岑春煊是乐观其成的。但他不能轻易表态,一是要看看朝廷到底有多少诚意,二是要算算进退得失,毕竟四川现在成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焦点,自己如处理得当,不仅能风光地回到政治舞台的核心,而且有望以力挽狂澜的中兴名臣的形象名留青史。

保举岑春煊,采用的是盛宣怀、赵尔巽、瑞澂三人联名推荐的方式。9月14日,盛宣怀致电在上海当寓公的岑春煊,说明成都危急、朝廷有意请其出山的相关情况。盛宣怀顺手给他戴了个高帽子:“公英锐,行必速,惟交通难,似可先发电报告示,晓以利害,劝谕解散。乱党怵公声威,当有不问。”

次日,岑春煊收到了至少三封来自北京的电文。第一封是盛宣怀的,告知他相应的组织程序已经走完,只等赵尔巽与瑞澂的推荐电报一到,就能公布,并告诉岑春煊已经将相应的文件档案投寄给他,问他何日能赶到武昌。

第二封电报就是煌煌圣谕,宣布:“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威望素著,前任四川总督,熟悉该省情形。该督病势,闻已就痊,着即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向来勇于任事,不解劳瘁,即着由上海乘轮,即刻起程,毋稍迟延。”上谕再度强调“剿抚兼施”的方略,并明确在岑春煊未到之前,端方先行处置。

第三封电报还是来自盛宣怀,这位作风细腻的部长对岑春煊的行程作了安排:从上海到宜昌,由招商局专轮护送,而从宜昌到重庆则准备借英国或德国的小军舰出行,“正值大水,若无阻,可速到”。

至此,面对遍地烽烟的四川局势,朝廷的应对阵容算是确定了:端方继续专门办理铁路国有事宜,岑春煊则负责剿抚“会党乱匪”,在岑春煊到来之前,由端方负全责。四川总督赵尔丰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他的下台已经毫无悬念,只待两位钦差大臣到位。同日,朝廷下令从陕西和湖北调派军队入川。

岑春煊在发给盛宣怀的回电中,在官场八股之外居然还有句口语:“川事闹到不可收拾,真怪。”

岑春煊的任命宣布后,他在上海何时动身顿时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问题。9月17日,在京川籍干部们就联名致电岑春煊,恳请他早日动身,以便“川民早慰霖雨之望”,“上纾朝廷之忧,下拯川民之厄”。而重庆商会在发给旅沪保路会的信中说:“岑帅奉命入川,群情欢跃,乞请翁面呈惨状,恳设法急解川危。”

但岑春煊似乎有意打打太极拳。他致电内阁,提出希望带两广总督下辖的滇军部队入川,同时应先发通电文告,劝谕四川民众要珍惜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或许能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盛宣怀对岑春煊调动滇军大不以为然,认为远水不解近渴。盛宣怀通知他,端方已经主动要求在宜昌办公,请岑春煊赶紧入川。

9月18日,盛宣怀再度电催岑春煊动身,话语已经不耐烦。他说端方滞留在湖北,还可以解释为要与湖广总督瑞澂多商量细节,而你岑春煊滞留在上海就说不过去了,“可否请今晚速乘江轮赴鄂”。盛宣怀称摄政王已经表态,只要岑春煊入川就安排川督的位置加钦差大臣名号。着急的盛宣怀同时还电请瑞澂催促岑春煊动身。

岑春煊却丝毫不为所动,继续自己的打太极表演。9月18日他从上海发出了第一道给四川全省道府厅州县武营的命令,要求官员们对民众“不得妄加捕治”;“其因乱事拘拿在先者”,在地方安定之后,情节轻微的立即允许保释,情节严重的必须等他到后再行审判,“不得擅行杀戮”;如果“奉行不力,或贪功生事,一经觉察,立予严惩”。这一招根本就没有与工作在第一线的赵尔丰商量。各地电报局将电文直接送达州县政府,张榜公示,完全打乱了赵尔丰的此前部署,等于将前线将士及政府官员的手脚全部捆了起来。

随同这份命令的,还有岑春煊一份煽情的《告蜀中父老子弟书》,温情脉脉,娓娓道来,也要求各地政府立即张榜公示,务使全川家喻户晓。这份公开信满是老友重逢的温情。

公开信开头就是:“春煊与吾蜀父老子弟别九年矣,未知吾蜀父老子弟尚念及春煊与否?春煊则未尝一日忘吾父老子弟也!乃者遘此不幸之事,使春煊再与吾父老子弟相见,频年契阔之情,竟不胜握手欷歔之感。引领西望,不知涕之何从。吾蜀父老子弟一思春煊此时方寸中当作何状耶?”

晚清不归——“官屠”入川

上海吴淞火车站。岑春煊被慈禧外放到两广,到了上海称病不前。上海不仅股市成为全民赌场,也是各色官员的避难场所。

在公开信中,岑春煊与父老子弟相约,一切未决之事等他一到就“开诚布公,共筹所以维持挽救之策”。他还承诺“必当为民请命,决不妄杀一人”,并表示已经电令蜀中地方官吏“极力劝导,勿许生事邀功,以重累吾父老子弟”。

这封公开信同样也未经与赵尔丰的讨论,也未事先请示中央政府。两份公开文件等于在赵尔丰的背后狠狠捅了两刀,令局势更复杂。同日,岑春煊还接见了四川旅沪保路同志会的代表,向他们承诺将尽快释放被捕的众人。

岑春煊的行动令前方的赵尔丰及端方极为反感。《时报》分析说:“端午帅(端方)本与岑西林(岑春煊)有隙,此次岑奉旨会办川事,而旨中又撇去端不提,端更不免悻悻,益以岑公先期布颁告示,而释放蒲、邓,大有一切俟乃公来之意,端、赵皆为不平。闻赵日前有电奏到京,指斥西林专擅,词意极为愤懑,大致谓岑并非地方官,身未到川而已先期发寄告示,指授机宜,并不与督臣会办,其所措施,实与目下实情不合。”

首先反弹的是端方。9月19日,端方致电中央政府,认为既然将川事委托岑春煊,在岑到任前自己代理之事实在困难,“必然处处掣肘”,“为私计,只有力请辞让”,而为大局计则应该将川事全权交给自己处理,让岑春煊专门管理粤事。因为,广东虽然表面平静,但一贯是造反的源头,必须由岑春煊这样的重臣去坐镇。这一建议等于要求中央收回岑春煊的任命,而他则情愿将自己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的权力分一半出来。

对于端方的这种敌意,岑春煊当然能够感受到。次日,岑春煊正好得到情报说成都之围已解,他顺势请求中央政府收回对自己的任命。在电报中,他提出只要“朝廷开诚布公,不妄戮无辜一人,不短少路款一支”,赵尔丰自能应对,他就不必再入川。吊诡的是,这位似乎处处想维护同僚间和谐的老干部,却又同时致电内阁,提出应将被捕诸绅释放,这样可望“民气稍平,有所希望不至酿成巨变”。他甚至提出,只有将川路公司的所有用款,包括浮滥与亏损都承担下来,给川路公司足额返还所有的款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显然,他要么是没有很好地做功课,忽视了之前中央花了很大的精力才确定的补偿原则,特别是款项发还方面,如何确保一般小股民的款不被中途克扣截留;要么就是明知故犯,与王人文、赵尔丰一样“邀名取宠”。

内阁对他的建议是大不以为然的,在将电报转给邮传部处理的批示中,明确说:“此次川匪肇乱,纯系藉端煽惑,隐有逆党从中主持。”这就是说,岑春煊自觉不自觉地,在基本的情况判断上与朝廷完全不能一致。事到如今,朝廷也没别的选择,就是指望岑春煊出面能先把局势稳定下来。

看朝廷未理睬自己的分省管辖的建议,端方又在9月27日致电北京,再度要求阻止岑春煊入川,以免两人权限不清,难以合作。而看到自己有关全额发还路款的建议未被采纳,岑春煊也在9月29日提出辞职。辞职未被接受。次日,盛宣怀致电岑春煊解释说:从四川的局势看,已经根本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四川的保路派提出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即朝廷废除已经签订的对外商约。盛宣怀表态,到了现在这种局面,他本人并不反对完全还款,但此时绝对不能再纠结于这个问题,毫无用处。

岑春煊勉强赶到了武昌,与湖广总督瑞澂进行了会商,瑞澂丝毫不能同意岑春煊那脱离实际的计划。9月30日,瑞澂致电盛宣怀,认为岑春煊“不办首要、股款全退”的主张是荒唐的,如果继续让岑春煊负责的话,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肆其影响,将及他省”。10月2日,瑞澂再度致电盛宣怀,指责岑春煊“持见既偏,又多成执,又不能原谅局中人办事之难”,必须阻止他入川。

岑春煊感觉到了自己与第一线官员们的巨大分歧,同日致电朝廷再次请辞,说既然端方已经入川,自己就没必要再去。朝廷已经对这位扭捏作态的老干部失去了耐心,尤其是他的取悦于民(其实是既得利益者)的办法,乃至他还提出要朝廷下罪己诏,都远远超出了朝廷的底线及忍耐程度。看到岑春煊自己再度请辞,朝廷当即回电,同意他休假“养病”,暂缓入川。盛宣怀迅速致电端方,催促他“星夜入川”,并转告他,摄政王已经表示端方目前“有进无退,总须到渝,一切自有解决”。同时暗示,只要他能赶到重庆,就可能出任四川总督。

晚清不归——“官屠”入川

湖广总督瑞澂。1911年5月,瑞澂奉旨会办川汉、粤汉铁路事宜,积极推行铁路国有的政策,扬言对倡议争路者“格杀勿论”。

岑春煊“养病”期间,从北京到成都乃至全国其他地区,官员士绅们或给朝廷上书,或给岑春煊本人写信发电报,恳求他立即入川,甚至有相当肉麻的说法,“川中父老子弟望公如慈母,仰公如云霓,无论如何必当力疾一行,以慰川民”。川籍京官们明确表示任何人都比赵尔丰强,赵熙奏折中所说“赵尔丰始疑川民,继疑川官,以将错就错之谋,成愈剿愈乱之势”,应该就是他们的共同意见。其实,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正是朝廷的指挥混乱、忽左忽右,才造成赵尔丰的艰难处境。

身处风口浪尖的赵尔丰,是这场混乱的官场游戏中最艰难的一个角色。朝廷对他不断申斥,派出岑春煊顶替他的位置,又让端方带着湖北的军队前来助剿,有功绝对不会属于他,有过则是他第一个承担,这种处境令他寒心且伤心。

其实,在朝廷任命岑春煊之前,端方是雄心勃勃要把赵尔丰赶下台的。他倒不是看重川督的位置,而是瞄准了瑞澂坐着的湖广总督宝座,这也是他曾经的位置。他曾致电朝廷,在痛斥赵尔丰的同时,建议撤去赵尔丰用瑞澂取代。正是在这种考量下,他在湖北迟迟不动身,明确表示自己与养虎成患的赵尔丰政见不同,无法共事。但朝廷偏偏就“不解风情”,表示你的职务既然是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当然要入川办公。围绕着官场关系的猜测,也成为当时报纸的热门话题:《时报》就曾报道说,赵尔丰欢迎岑春煊而不喜欢端方,因此催岑春煊赶紧入川;而《民立报》又说,赵尔丰嫉恨岑春煊,设法阻止其来川。

根据比较可靠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发给伦敦外交部的报告,赵尔丰曾致电岑春煊,说成都危急,盼岑早日入川,而致电端方则说“川事大定”,只有成都之外才有小股匪徒。岑春煊知道了这两封完全相反的电报,大感疑虑。就在高级干部们大玩心眼的时候,就在拖延了近一个月的端方带着湖北军队从重庆开向成都的时候,兵力空虚的武昌城内一声枪响,被革命党渗透了的部分新军在10月10日举行了武装暴动,史称“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

保路运动与大清帝国一道出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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