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放手一搏



咸丰正在为吞下《天津条约》的苦果而烦心，本已趋向好转的南方战场又现危机。

1858年8月，太平军攻陷安徽省会庐州（今合肥），继西征之后，皖中再次成为太平军的势力范围，并直接威胁湖北。

指挥这次战役的是陈玉成，他和李秀成同为广西藤县人，两人称得上是后期太平军将领中的“双子星座”。

经历天京事变，太平天国领导层犹如被重新洗了一次牌，老一代战将渐行渐远。应该说，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因为这样一来，青年一辈就有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和条件。

与早期基本由杨秀清一人独揽前线指挥权不同，陈玉成和李秀成从资历到地位都相差不远，所以他们不存在谁指挥谁的问题，而是各有各的作战领域和分工，陈玉成主要负责长江上游战场，李秀成主要负责守卫天京及开拓江南战场。

太平军中有一个很特殊的编制，叫作童子兵，挑选的都是十几岁的小孩儿。这些孩子年纪虽小，作战技艺也不精熟，但打仗却很勇敢，比如在攻打武昌城时，负责充当第一波敢死队的便是童子兵，陈玉成也曾是其中的一员，时年仅十四岁。

很多孩子早早就战死在战场之上，陈玉成是极少数的幸存者之一。他身材不高，两眼下有痣，远远望去就好像有四只眼睛一样，所以对手送给他一个颇为不敬的绰号——“四眼狗”。

东征

你不敬，战场上给你颜色看。从死人堆里一路爬过来，陈玉成可以说是为战争而生，为战争而活，他的世界完全被这两个字所占据和主宰，打仗在别人看来可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对于他来说却不过是一种本能。

安徽曾是石达开的大本营，自石达开出走后，安徽境内的太平军精锐和老兵也被带走大半。这曾让继之而起的陈玉成在兵力上捉襟见肘，但是这一年，安徽爆发的蝗灾帮了他大忙。

随着乌云一样的蝗虫自天际掠过，各地庄稼无不遭到毁灭性摧残，大部分地区颗粒无收，不顾一切的灾民由此会集成了太平军新的兵源，陈玉成麾下兵马很快骤增至数十万人。

只要有兵，陈玉成就能在战场上呼风唤雨，攻克庐州便是明证，而他的横空出世，也预示着太平军的新一代战将已逐渐崭露头角。

在另一头，作为湘军新一代的代表人物，李续宾也正按照胡林翼所制订的东征计划，向皖中大步推进。

咸丰本来计划让李续宾去浙江追击石达开，这也是朝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但是从胡林翼到李续宾本人，都认为决战皖中比追击石达开更为重要，如今正可抓住九江克复的机遇再接再厉，不宜轻离安徽战场。

在胡林翼等人的力荐下，咸丰改变主意，把浙江的活派给了曾国藩。

曾国藩回乡奔丧，在程序上没有做到位，等于朝廷还没批准，他就撂挑子跑了，此举在仕林之中颇遭非议和攻击。听到各种风言风语，曾国藩心里当然很不好受，所以在多次接到咸丰让他“夺情”的旨意后，终于还是选择了二次出山。

复出后的曾国藩看到，在他守孝期间，湘军已基本控制住了湖北和江西。在长江上游的省份中，太平军声势较大的，只剩下了安徽一省，一旦湘军再进占安徽，南京不过是孤城一座。

在战略思想上，曾国藩与胡林翼高度一致，都认为安徽得失才是整盘棋局的精髓，谁掌控了它，谁就能决定最终的胜败。

曾国藩人去浙江，心在安徽，事实上，湘军的能战之师也都集中在李续宾营中，这是他和胡林翼共同的希望所在。

攻克九江之后，李续宾曾想找时间回湖南去探望父母，但因为出征皖中，只得暂行搁置。在湖北百官为李续宾及东征军举行饯行仪式上，李续宾忽然握着胡林翼的手说：“我恐怕没有机会再见父母了！”说完便痛哭失声，胡林翼也跟着大哭起来，这一情景几乎把在场的所有人都给惊呆了。

这时的李续宾声名正如日中天，自九江一战成名后，他俨然已成为战神级别的人物，因此大家对此次出征普遍抱以乐观态度，现在看到这一将一帅犹如在生离死别，在深感诧异的同时，也多少觉得有些不太吉利。

虽然同样是哭，其实两人哭的意味大有不同。

李续宾是一个非常实诚的人，既然外界给他如此大的荣誉和期望，他就一心想着要予以回报，哪怕粉身碎骨亦在所不惜。这一去他是打算一战到死的，死他倒不怕，唯有想到可能再无机会赡养父母，则心如刀绞。

胡林翼的哭，正是知道李续宾有这样的性格特点。战场的生存概率不高，一个过勇之将的生存概率更低，他和李续宾名为上下级，其实情同兄弟，听到李续宾说出这样的话，心中肯定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安。

随李续宾出征的虽为湘军精锐，但人数不多，只有区区八千人。安徽战场的太平军有数十万人，东征军必须要做到以一敌十，甚至是以一敌几十，才有取胜的可能，加上又是孤军深入，即便是在打了无数仗的胡林翼看来，这也是一项非常艰险的任务。

自李续宾走后，每次战前，坐镇湖北的胡林翼都会对李续宾提出告诫，让他宁可慢些，也不得恃勇突进。

李续宾在进兵之初，战事异常顺利，基本上是攻无不克，三四万人屯守的重镇都能被他一击即破，足可用“扫荡”两个字来形容。

不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对手，受李秀成之邀，陈玉成已经去了江南。

回马枪

“双子星座”的作战方式，比杨秀清、石达开时代更加灵活高效，两人虽然各有主要作战区域，但又常常应形势的需要实行联合作战。此番合兵一处，就是为了解天京之围。

围攻天京的是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乘着太平天国内部发生内讧，两大营在得到休整的同时，又重新具备了进攻能力，它们进行分工合作：江北大营屯兵浦口，在长江北岸封住天京的供应路线；江南大营在天京周围挖掘深壕，这一深壕长达一百多里，称为“长城”，用以对天京实施长围久困。

主持天京防守的李秀成是一个外柔内刚的人，据说他只念了两年书，但却熟读过《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李秀成极重谋略，讲究以智取胜，在他的用兵之法中，也处处可见那些民间军事教科书的烙印。

见形势危迫，李秀成采取了由外向内解困的方式。他首先率部冲出包围圈，在皖苏边境与陈玉成会合，接着以浦口为突破方向，两军联合向江北大营发起进攻。

在江北大营之中，最引人注目的部队是来自东三省的满洲骑兵。在僧格林沁和胜保对付北伐军时，远道而来的满洲骑兵曾一度表现得很丢脸，但经过战场上的反复历练和筛选，能够留下来的已多是能打仗的勇者。

在骑兵再次奉调来到南方后，由于环境与北方有异，一开始很不适应，僧格林沁的部下西凌阿初到湖北时，差不多吃的也是这个亏。不过到这个时候为止，江北大营里的满洲骑兵总体上对南方战场已不陌生。

在长江北岸，太平军对这些汹汹而来的大队骑兵往往都会存有畏惧心理，这使得满洲骑兵又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作战时逐渐变得骄矜起来。陈玉成牢牢抓住了对手的这一弱点，他意识到，要攻破江北大营，关键还是要先击溃满洲骑兵。

步兵打骑兵，在一直面临北方游牧民族挑战的中国，曾是一个被长期研究的课题，成功经验可谓不胜枚举，比如，岳飞的大破“拐子马”。

所谓“拐子马”乃是金军的重装甲骑兵部队，三匹马一组，人人都穿着厚厚的铠甲，当他们呼啦啦地冲过来时，由于势大力沉，以步战为主的宋军根本就抵挡不住。

看上去“拐子马”似乎刀枪不入，但岳飞看出，马脚正是其软肋。于是他设计用步兵砍马脚，只要一匹马倒下，另两匹马也就跟着一起遭殃，“拐子马”遂被岳家军所击败。

这些东西都不用到正经的历史书里去找，评书演义里多的是，作为出自民间的军事高手——陈玉成哪儿会不知其详。

在与满洲骑兵对阵时，陈玉成假装不敌，稍微接触便撤军后退。对这种场面，满洲骑兵显然已经司空见惯，他们也像当年的“拐子马”一样，毫无顾忌地在后面猛追。

追着追着，陈玉成预伏的刀牌手突然从路边一跃而起，他们用盾牌护身，刀削马足，骑兵队伍立即乱作一团。

除了刀牌手，陈玉成还有一个绝招，谓之回马枪。回马枪最早指的是他的枪法，后来陈玉成将其融会贯通，移用到了战术之中，而且使起来更加出神入化。在交战时，他往往会在日暮时收队，你以为他回营了，其实不是，他是在杀回马枪——偷偷地截断你的后路。

官军不管是骑兵还是步兵，都最怕被抄袭后路。打个比方，有三万官军在行军，即便他们听到只有三千太平军攻其尾翼，也马上就会慌乱起来，哪个指挥官都压不住阵脚。当初向荣用江南大营将天京团团包围，太平军就是用这招破了他的大营，向荣自己也落得个兵败身死的下场。

在满洲骑兵被“回马枪”先行搅乱之后，陈玉成立刻率太平军主力返身掩杀，通常一个回合便能将对手挑落马下。

骑兵一败，江北大营顿时成了没脚蟹。1858年9月26日，陈玉成和李秀成前后夹攻，一举攻下浦口，并将江北大营予以摧毁，包括满洲骑兵在内，大营所驻的一万多官军损失殆尽。咸丰被迫从此撤销了江北大营，江北官军也改由江南大营统辖。

浦口战役的胜利，使长江上游对天京的供应变得畅通无阻，江南大营好不容易挖出来的“长城”至此成了虚设。与此同时，陈玉成移师江南，也令太平军在安徽战场上缺少了重量级的大将，李续宾进军皖中，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便攻克了四座重镇。

知道李续宾来了，庐州附近的残余官军都巴不得这位“战神”早点来救命，李续宾一个月攻四座城，他们都觉得太慢，一个劲儿地给咸丰上折，要求东征军能够加快进度。

于是咸丰发出密诏，催促李续宾进军庐州，十天之内，李续宾竟然收到了七道圣旨。

陷阱

其实这时的东征军自身也已经疲弱不堪。攻的城越多，对李续宾来说就越是负担，因为每占一城，他都得分兵驻守，否则的话，攻城就失去了意义。如此一分，八千人去了三千人，加上连续苦战，得不到休整，东征军已不满五千人，且伤兵满营。

胡林翼的老母正好在这时候病故，胡林翼已扶柩还乡葬母。胡林翼很清楚，庐州集结的都是太平军的精锐部队，假设他仍在主持东征，无论如何不会再让李续宾往前推进。

胡林翼还乡后，其巡抚一职由官文兼代。李续宾打仗吃不吃力，对官文来说无关痛痒，他还巴不得李续宾早点报捷，以便给自己的功劳簿上再添一笔呢。

另外一个能劝止住李续宾的人是曾国藩，然而曾国藩远在东南战场，纵然知道此事，也已鞭长莫及。

李续宾只能靠自己来做出决策了。作为久战之将，他当然明白疲师不能力战这个道理，但咸丰的重托又让他责无旁贷，反复思量之后，他仍下不了决心，于是便请幕僚和部将们前来商议。

幕僚们都说：“我们现在与后援已失去联络，若是继续进军的话，难保不腹背受敌，倒不如赶紧返回，与后续部队会师，等屯足力量后，才有必胜的把握。”

部将中有很多人持相同看法，认为东征军实已成强弩之末，只要被太平军截断粮道，不仅取胜无望，已占领的四座城池也会丢失。

李续宾何尝不知道收起拳头再打去会更有力量，可如此一来，东征岂不变成了东撤？好不容易鼓起来的士气将遭到挫伤不说，也很可能失去最佳的作战机遇——陈玉成不在庐州，眼下正是攻其不备的时候。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此时也正随军参谋，他主张继续前进。有人提到粮道可能被截，他不以为然地说：“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只胜不败，太平军已经丧胆，丧胆之师怎么敢出来堵别人粮道呢？”

曾国华的意见正中李续宾的下怀。退一步说，就算被太平军截了粮道又怎么样，只要正面取得突破，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曾国华不是没有打过仗的白面书生，当初胡林翼派兵援救江西，曾国华即为主帅，他所率的援军也不过四千人，却击败韦昌辉，从而起到了力挽狂澜的作用。

想想看，要是那时候曾国华有一丝怯懦，前怕狼后怕虎，湘军还能深入江西吗？打仗，要的就是出奇制胜，李续宾计议已定，他决定两头兼顾，即一边向庐州挺进，一边向后方催要援军。按照他的计算，如果能在太平军的援兵到达之前，迅速攻下庐州，就能大获全胜，即便战事不利，但只要己方援军能及时到达，亦可立于不败之地。

欲攻庐州，必过三河。三河是一座小镇，位于庐州以南约九十里处，太平军在此建立了一座卫城和九座营垒。

太平军有土营作为基础，在营垒构筑上非常讲究。九座营垒大多配备带纵深的障碍区，障碍区先有土墙，继有壕沟，接着再土墙，再壕沟，另外还有木桩及竹签。

这样布置周密的营垒，加上又是凭河设险，自然很难攻破。1858年11月3日，李续宾进攻三河，三河守军早有防备，枪炮齐击，湘军因此伤亡惨重，李续宾只得暂且收兵。

吸取教训，李续宾决定将单向进攻改为三路进攻，以此分散营垒的防守力量，降低攻克的难度。11月7日，他再次发起猛击，当天，三河营垒全部被攻破，太平军被歼和俘七千多人。与此同时，湘军的伤亡累计也逾千人，李续宾手下的能战之兵只剩四千人，与曾国华赴援江西时期的部队一样多了。

对于李续宾而言，三河越来越像是一个诱他入瓮的陷阱，因为陈玉成已经赶到。

早在李续宾对三河发起进攻时，三河守将就向陈玉成发出了告急文书。天京之围既然解除，陈玉成变得一身轻松，他一面请调李秀成赴援，一面率十万太平军先行抵达三河。

陈玉成到达三河后，没有马上与李续宾照面，而是首先驻军于三河以南，以切断湘军退路。他所率的十万人马，又以“三十六路回马枪劲旅”为核心，这三十六路皆为精兵，乃打破江北大营的主力。

在发现陈玉成现身，且拥有如此之强的兵力后，李续宾吃惊不小，其幕僚和部属也不安起来，大家都主张在对方合围之前，赶快撤退，但李续宾却突然产生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

他原来是要铆足劲收复庐州的，但庐州即便攻下，也还面临着陈玉成的威胁，现在陈玉成率领主力精锐来了，为什么不趁此机会，通过野战将其一举歼灭呢？

换句话说，现在的东征军就是一块磁铁，李续宾要用自己来吸引住陈玉成，然后等外围援军到达后，再对其实施反包围。假如取胜，今后安徽就是湘军的天下，庐州也将成为囊中之物。

包营为营

战场之上，真正的顶尖佳作都是在这种险中求胜、逆境得活的反向思维中取得的，更何况，自接掌湘军指挥大权以来，各种各样的险情和被动局面，李续宾已经见得太多了，以少敌众，以弱胜强，对于他来说已成了家常便饭。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既然大家费了牛劲才能聚到一块儿，那就让我们在三河痛痛快快地打一仗吧！

这是一种高手即将对决前的亢奋和激越，用李续宾的话说，就是敌人“愈多愈佳，将聚而歼之”。他继续屯兵三河，除之前已向官文求援外，又向包括九江在内的周围各路湘军发出了会战调令。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个星期过去了，李续宾连援军的影子都没能见到。他这才知道，附近靠得近一些的湘军，多为小部队，在要道被陈玉成封住后，根本就过不来。

湖北方面的大部队呢，要知道李续宾很早以前就写信过去了，答案是根本没来。

官文收到李续宾求援的信件后，笑了：“这个李九（李续宾排行第九），入皖以来所向无敌，现在正是他最强的时候，我就不相信还有什么他攻不破的敌军，应该用不着我们再去画蛇添足了吧。”

不是官文故意想给李续宾小鞋穿，是李续宾在众人心目中早就成了战场上的一尊神，加上他在信件中也没有把形势说得有多么困难，导致其他官员得知后，也都认为无须派兵增援。

了解李续宾性格的，只有胡林翼，只有他才知道，这是一个轻易不肯说难字的人，假如李续宾提出要援兵，那一定是非援不可，但是胡林翼恰恰不在。

李续宾等来的不是战机，而是重重危机。同样都是沙场上战神级别的超一流高手，你这边即便稍稍松懈一下，也可能给对手创造必杀的机会，何况耽搁了一周，它足以要了李续宾的命。

太平军在近代军事上有很多新的创造。比如，在此之前，攻一座城往往靠的都是云梯加人海，从春秋战国到清末，五千多年了，一直如此，太平军的“穴地攻城法”可以说是首创，绝对具备申请专利的资格。陈玉成将这种工程兵战术又做了进一步拓展延伸，营垒一词在他手中被用活了。

在传统兵学理论中，营垒通常是跟防御战联系在一起的，“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对大军起一个防护作用。可是陈玉成独辟蹊径，将其大量运用于进攻战领域，从到达三河之日起，他就开始反客为主，不断建造营垒，对湘军进行围困。

当李续宾重新正视战场形势时，他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三河地形呈“人”字形状，三面环河，在一时无法攻克三河城的情况下，湘军只有一条长堤可通往后方，而陈玉成一夜之间建起的几十座营垒都集中在这条路上。

李续宾对陈玉成并不陌生，但当亲眼见到这一切时，他也有了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这是能够站在同一水平线的对手，再加上即将赶来增援的李秀成，看来此番真是凶多吉少了。

等待援军已不现实，也就是说，举行反包围的大会战成了泡影，如今只能趁锐气尚在，靠自己的力量冲出包围圈了。

在研究突围方案时，有部将提出，不如在五更天，也就是后半夜启动，但是李续宾考虑到，陈玉成率领的是精锐之卒，加上三河地形复杂，到处都是分汊河港，天黑时看不清道路，此时作战，于己方不利。

突围也是突袭，一旦形成僵持局面，突袭战变成持久战，再想突围就没机会了。倒不如黎明时开战，既看得清楚，同时也能起到突袭效果。

1858年11月14日深夜，李续宾派出两千多生力军，进行十五里强行军，在指定时间内到达前沿，随即发起猛攻。

陈玉成围困的关键要诀还不是围，而是放。事实上，那条长堤是故意留出来的，当湘军试图通过时，周边的所有营垒都会缠住不放，直至将其绞杀在路上。

这就是“包营为营”。在过去的征战中，陈玉成已不止一次实施这种独门绝招，对手一旦被他筑垒包裹，就必然全军覆没，在安徽战场上，很多人都从中尝到过苦头，听到陈玉成的名字，就没有不胆战心惊的。

可是李续宾部队的冲击力之强，绝非一般部队可比，哪怕是“三十六路回马枪劲旅”也多有不及，同时李续宾如此快就决定反守为攻，也超出陈玉成的预计——大多数情况下，守军都是被围得实在受不了，才会寻道突围。

两千多湘军，硬是在阵前打掉了差不多同等数量的太平军，此后他们越战越勇，眼看就可以冲垮太平军的营垒了。事后李秀成以一个军事行家的眼光，点评说如果当时不出现异常情况，陈玉成已必输无疑。

人算不如天算

这个异常情况是作战双方都没有想到的：三河地区忽然起了大雾，“数尺之外，一望茫然”，周围全都变成了盲区。

湘军顿时陷入混乱之中，进攻找不到目标，后退又寻不着归路。突围前，李续宾怕的就是天黑难以辨识，不料避开五更，大雾却还在黎明时分等着他，而如果按照部将的建议去打，倒是很有可能撕开包围圈，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对陈玉成来说，这场神秘的大雾来得正是时候，几乎就是天赐。这种战机再抓不住，是要折寿的。“包营为营”的另一个要点，是在用营垒裹杀的同时，还设有两支以上的精锐伏兵。先前由于湘军攻得过猛，这些伏兵没能找到出击的空隙，现在正好利用浓雾进行包抄。

太平军在穿插，湘军光听声音看不到人，急得团团乱转。等到雾散了，他们骤然发现，前后左右竟然全是如鬼魅一般冒出来的太平军，而且还在如潮涌来，大家在心理上就先怯了阵，此后便乱上加乱，完全失去了章法。

李续宾正在大营焦急地等待前方战报，然而传来的消息是，天降大雾，连送饭的人都不知道战场究竟在哪里，只是说前线到处能听到湘军和太平军的鼓角声、呐喊声，可就是分不出究竟谁是谁。

再接着，就得知雾虽散开，部队却遭到了包抄围困，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李续宾心知不妙，赶紧率留守部队前去接应，但此时太平军士气大振，人也越聚越多，身穿黄衣服的官兵重重叠叠，层层环绕，队伍绵亘开去足有二三十里长。

李续宾连续发起数十次冲击，都无法进入已然像个铁桶一样的包围圈，湘军士卒则饥疲交加，死伤相藉。眼见自己也将陷进去，他只得率残部撤回大营，而包围圈中的两千多湘军也在差不多时间全军覆灭。

这时援兵赶到了，不过不是李续宾期盼的援兵，而是早已到达三河，但与陈玉成分营驻扎的李秀成。

除陈玉成和李秀成双剑合璧外，原屯守三河城的守军也杀了出来，三路人马全部加起来，有数十万之多。借助人数和心理优势，太平军一连击破湘军大营的七座营垒，将李续宾紧紧围困在了一个逼仄的三角形地带。

从湘军大营再往外面看，包围圈已经密布了几十层，不是一个铁桶，是连续不断很多个铁桶。

大势已去，纵使你再不情愿，这趟旅途也面临着结束。可如果不是该死的大雾，也许早就冲出去了，李续宾仰天长叹：“是老天要让我们败啊，这些莫非都是天意不成？”

在反包围计划泡汤后，整军突围也失败了，唯一的求生之路就是分散突围。1858年11月15日，李续宾传令，只要晚上月亮一照地，就马上分开行动。

月亮出来了，李续宾却感到了一种羞辱。从军以来，他不止一次看到其他部队溃散，那真是将不顾兵，兵不管将，情形狼狈不堪，导致军威大损，难道他李续宾也要走这条路吗？

一个将军可以打败仗，但绝不能丢掉荣誉。李续宾告诉部下幕僚：“我要死战报国，不想以屈辱的方式逃命。你们可各谋生路，自行分散突围。”

曾国华等人都说：“公（指李续宾）义不负国，我等岂可负公”？大家当然是要同生共死，谁也不能偷生苟活。

李续宾不再坚持。他们这些人不是师友，便是同好，一起探讨学问，一起征战沙场，如果能够携手走向另外一个世界，确实也是一种幸运。

当晚二更，营中所有谕旨和奏折都被搬出来，并置于火中。看着文件全部烧尽，李续宾又朝北面朝廷的方向拜了两拜，然后才跃马出营，带着众人以整军方式向太平军冲去。

李续宾骑着战马“往来奋击”，在他的指挥和示范下，士卒把所有斗志都焕发了出来。太平军的防线终于出现松动，有一部分官兵趁势冲出了太平军的第一层包围圈。

就在这时，太平军掘开大堤，汹涌的河水将已走到河堤旁的湘军席卷而去，突围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最惨痛的失败

李续宾死在了这场突围战之中，一同战死的还有曾国华，但是关于李续宾死亡的具体情形，一直众说纷纭，几乎成了史学界的一个谜。

按照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言，李续宾系回营上吊自杀，但是联系当时的实情和他的职业军人气质来看，似乎不大可能。太平军后来并没有能在第一时间找到李续宾的尸体，所谓自缢而亡也多半来自于猜测。

据湘军幸存官兵回忆，在激战过程中，李续宾看见远处有一面黄旗，认定旗下必有大将指挥，是陈玉成和李秀成其中之一也说不准，随即抱定同归于尽的决心，单人独骑朝黄旗位置杀了过去。

之后再无目击者。有人认为李续宾是力竭阵亡，证据是他的身体和面部均遍布长矛伤口，这些伤口足以致命。也有人认为李续宾是在伤重情况下，又见突围无望才投水而亡的，这种说法主要来自当地民间。

李续宾死的地方叫作胡同大圩，当地人称李续宾为“李九大人”，又盛传，九通“酒”，胡通“壶”，酒进了酒壶，是出不来的，所以那里必定是他的绝命之所。

有资料记载，胡同大圩一直保存着淹死李续宾的水塘，塘边存有悼念碑文。如果李续宾投水而亡为真，他的结局就与六年前死于庐州的江忠源一模一样了，命运就是如此诡异，两人同属军界巨擘，不仅死于相邻的地点，甚至连死亡的方式都差不多。

李续宾的死，之所以受到如此大的关注，缘于当时的朝野舆论对李续宾评价非常之高。闻知大将折戟，人们无不为之痛惜，他的尸体也是附近居民自发找到，并不远千里背去后方的。

李续宾死后，残部继续固守大营，在火药和水米皆尽的情况下，苦守四昼夜后，大部战死，只有极少数人趁半夜游过河去，捡了条性命。

居家守孝的胡林翼一直牵挂着李续宾和东征军。三河失利的消息让他如遭雷击，每日每夜“彷徨惊惧”，但他一度还寄望于损兵不要折将。照胡林翼的看法，只要李续宾能够突围生还，纵使东征军损失大半，也只需两三个月便能恢复元气。

倒是曾国藩更为明智清醒一些，他按照李续宾和曾国华的个性，判断两人生还的概率都很低。李续宾性格慷慨激烈，在如此困境下，是断然不会只身逃命的，就算你当着面苦口婆心地告诉他，突围后还可以重整旗鼓之类，都很难改变他的决心。至于弟弟曾国华，与李续宾誓同生死，也一定不肯舍之而去。

话虽是这么说，其实曾国藩也和胡林翼一样，心里面都在祈求着能够发生奇迹。

有史料记载，胡林翼在恍惚中做了一个梦，梦见李续宾飘然而至，两人还在一起切磋了一会诗词学问，但等他惊醒，噩耗传来，李续宾已战殁于三河。胡林翼当即大口吐血，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曾国藩在确证消息后，亦泪流不止，好几天都吃不下饭。传闻李续宾阵亡前，天上曾有彗星闪过，他因此在给李续宾的挽联上写道：“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诏，再生申甫佐中兴。”

三河之役成为湘军重振以来经历的最惨痛的失败，在湘南湘乡一带，很多人家都有子弟死在三河，以致出现了“处处招魂，家家怨别”的景象。

自江西受挫以来，历四年时间才积聚而成的湘军精锐至此毁于一旦，包括李续宾、曾国华在内，文武官员战死者即达数百人之多，战后遗落的红蓝顶戴遍地都是，太平军打扫战场时足足装了八大箩筐。三河之役后，湘军虽然总体上还余有几万人，但这几万人已噤若寒蝉，谁也不敢再轻举妄动。

对湘军来说是大败，对太平军而言，就是大捷。陈玉成和李秀成以死伤三四万人的代价，打掉了湘军的主力及其带标志性的人物，从而挫败了胡林翼的东征计划，也一举扭转了天京事变以来的被动局面。

这标志着“双子星座”已经完全取代甚至超过当年石达开所能起到的作用，太平军中的新一代实现了成功崛起。

咸丰对曾国藩和胡林翼这样的军事统帅多多少少都会存有一些猜忌之心，但对江忠源、李续宾类的将星则是器重和欣赏有加，这两人的死讯都让他既痛又悔。

痛的是，如此大勇之将，今后再不易得。悔的是，无论是江忠源还是李续宾，其实都是在不停地帮他赶场，纵使不战死，也得累死。可以说，没有他所颁下的那七道犹如催命符似的圣旨，向来处事并不莽撞的李续宾绝不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走上不归之途。

咸丰一边读着李续宾的事迹，一边流下了眼泪。他的痛和悔都是真心的，又都是出于不得已，换句话说，如果让他重来一遍，还是只能那样做，因为他别无选择。

这真是一个多事之秋。九江的攻克，石达开的出走，曾令咸丰以为国内战场的形势从此将呈现全面好转，可是三河惨败又令他再次进入了困顿不堪的循环。

眼前的情景都再熟悉不过，好像已经看到终点，但马上又会被打回原点，咸丰对此几乎已经有些麻木了。

不过按照以往的规律，要是运气好的话，一败之后还有一胜。这次咸丰的运气就不错，他将取得一次难得的胜利，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次取胜的竟然不是内战，而是外战。

放手一搏

1859年初，英国公使额尔金离任。当额尔金以英雄形象回国路过上海时，受到了居沪英商的齐声欢呼。这些英商还集体向额尔金送交了一份请愿书，上面除为英国发动战争喝彩外，一如既往地秉持了对中国的蔑视。

出乎英商们的意料，额尔金摇了摇头，说：“我们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总有一天会发现，自己面对的并非想象当中野蛮愚昧的国家。这里有非常古老的文明，它有许多方面确实是衰败和有缺陷的，但在其他方面足以赢得我们的赞许和尊重。”

额尔金的意思不是说他不主张动武，照他的话说，如果不用“手枪正对准喉咙”，中国政府怎么肯答应签订《天津条约》呢？这位伯爵之所以显得比狭隘的商人们更有见地，只是与他所见所闻有关，在叶名琛和战死于大沽口炮台的中国炮手们身上，额尔金确实看到了很多值得他敬畏的东西。

新一任英国公使是额尔金的弟弟卜鲁斯。卜鲁斯也参加了天津谈判，继任乃兄之职算是英国政府给予的奖赏。卜鲁斯一上任，就向中方提出要进京换约，即用刚刚签订好的《天津条约》置换旧约。

咸丰已经窝囊到要死，当然不愿再看到洋鬼子趾高气扬地跑到京城来，所以他起初怎么也不肯答应，说大家就在上海换好了，何必舍近求远，跑到京城来呢？

按照咸丰的旨意，大学士桂良提前来到上海，以等待英使的到来。谁知卜鲁斯到上海后不仅拒绝与桂良见面，而且还责备桂良为什么不早日回京，做好预备接待的事宜。

接到桂良的奏折，咸丰被逼无奈，只好同意进京换约，但是要求在随行人数、仪仗上有所限制，以保存东方帝国最起码的脸面。

传话过去，洋人才不理这一套。卜鲁斯已经接到了外相的训令，外相指示他：“外国使节入北京，清政府常怀厌恶之心，经常假借各种理由拖延时间。你此行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果断处置，带上卫队，不得已也可乘军舰赴天津。”

卜鲁斯性情急躁，外相说是不得已才能动用军舰，他就当正常情况用，马上命令海军司令何伯少将率舰队随其前往天津。根据英法协议，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也乘着军舰，带着卫队赶了过来。

这个场面，咸丰不是没有预料。实际上，他肯答应谈判并签订《天津条约》，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缓兵之计，为的就是能有充足时间进行重新布防。在此之前，他早就做好准备，拿出了他一直不肯动用的最大王牌：皇家将星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在“泣血折”中，既有让咸丰坐立不安的指责，也有令人动心动容的承诺。他写道：“臣请率部御敌。兵不足，臣请以倾国之兵报效，粮不足，臣请以倾国之粮报效皇上。至于胜败军家常事，胜不足以喜，败不足以惧，人心非不可以兴奋，天命非不可以挽回！”

僧格林沁不仅没有因此受罚，咸丰反而对他更加信任和倚重。天津谈判结束后，英法联军前脚刚刚离津南下，咸丰后脚就将僧格林沁召到京城，当面谈了自己在防守天津及大沽口方面的一些设想。

主战派有了机会，僧格林沁终于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放手一搏了，他随即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直奔天津。

视察天津沿海防线是此行的重点。不出僧格林沁的意料，大沽口炮台早已成为废墟一片，除在战争中被炸掉的以外，剩余炮台都已被英法联军拆毁，原有驻军也死的死，逃的逃，溃散一空。

僧格林沁决定再去看一下北塘，那里是除大沽口外的另一防守重点，由于没有直接遭到攻击，驻守部队仍基本维持着原状。

北塘总兵前来报到，僧格林沁问他手下有多少兵，得到的回答是，除调出去的外，尚有三百多人。僧格林沁长年治军，非常注重细节，他没有就此打住，而是传令集合部队，他要亲自点验。

从早上七点到下午七点，僧格林沁坐在帐中一动也不动，就等着官兵集合，一天下来，总共才来了四五十人。他勃然大怒：“军纪如此废弛，还能打好仗吗？指挥官究竟是干什么吃的？”

渎职的北塘总兵立即被予以撤职，并交吏部追加处分。

练兵

当官的要打屁股，不是说当兵的自身就一点问题没有，要跟洋人作战，没有一支精锐之师是不行的。在击败北伐军后，原先归僧格林沁统率的旧部，大多已被西凌阿带去南方，只剩下回归蒙古的骑兵，于是僧格林沁又把他们召到了前线。

蒙古铁骑虽然厉害，但毕竟是骑兵，你要一个骑惯马的人到地面开枪鸣炮，显然不能发挥所长。在僧格林沁所掌握的部队中，还有驻扎于北京城内外的京旗，其中就包括培养过塔齐布的火器营。京旗兵经常操练枪炮技术，用他们来守天津，当然再好不过，但京旗同时肩负卫戍北京的重任，只能调很少一部分过来。

显然，不能单纯依赖骑兵或京旗，僧格林沁决定在天津重新征招部队，但他很快就发现新招士兵素质很差，这些人多半是因为在社会上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才跑到军营里来混饭吃的，他们缺乏职业军人的必备技能和操守。

把不成器的新兵练成精兵，成了僧格林沁在天津的主要使命之一。他想到的办法是，从京旗中抽出一部分精锐，调到大沽做防守骨干，同时让这些老兵与新兵进行混编训练，以提高新兵的技术素养和能力。

有老兵带，并不等于新兵就一定能成为精兵，僧格林沁在军营中制定了层层奖励激励制度。

学会鸣放鸟枪和耍弄刀枪是基本功，只有过了这一关，应召之人才能留下来当兵。之后，如果又学会了放炮，恭喜，涨五钱饷。

这还不算完，如果你有足够的精力和干劲，还可以继续给你涨饷——

陆勇，长矛腰刀舞起来锐不可当，以一当十，涨五钱。

水勇，水性不错，能像浪里白条一样潜伏水底，涨五钱。

炮手，开炮动作纯熟，成了神射手之类的角色，涨五钱。

……

以此类推，只要士兵能够学会一样绝活，就给涨一次军饷，每次虽然不多，但加起来就多了。

这是对自觉的，对不自觉的，僧格林沁也毫不客气。他曾让一批水勇完成海上浮渡训练，百余水勇竟无人敢上前一试。

连浮渡都不敢，还叫水勇？僧格林沁二话不说，下令撤掉水勇的口粮，什么时候敢游能游了，再允许吃饭。

所有兵勇里面，僧格林沁最看重的是炮手，但炮手的情况也最不乐观。在僧格林沁亲自主持的一次火炮射击抽查中，大小火炮共发射实弹五十二发，正中靶船的是十八发炮弹，仅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命中率。

海防是天津防守的关键，而海防又全靠炮台，连炮都打不准打不好，怎么防？僧格林沁对炮手提出要求，不光是要打中靶船，还得打中旗杆。

那时即便是从国外进口的洋炮，也多为没有膛线的滑膛炮，更不用说土炮了，中国炮手又不可能像西方人一样，从数学和弹道原理的角度来研究射击技术。炮打得准打不准，全凭经验和感觉，这种情况下要打中一根旗杆，可想而知，该有多难。

炮手们起先都叫苦连天，而且谁都打不准，无论怎么练都是一副趔趔趄趄的样子。僧格林沁不听任何理由，他实行“末名淘汰制”，从打得最豁边的人开始，直接淘汰，由此逼得炮手们都不得不拼着命加强训练，一点点地去提高射击技能。

僧格林沁的严，不仅体现在训练上，也包括军风军纪。

在太平军和后来兴起的捻军心目中，僧格林沁始终是他们在北方的最大劲敌。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对僧格林沁切齿痛恨，在一篇“捻军歌谣”中，几乎把僧格林沁描写成了一个无恶不作的混世魔王：“不怕蚂蚱吃，不怕黄水淹，就怕僧王住一天。”

真实的僧格林沁并非如此。据说他每到一地，发布的第一条命令，就是要保护当地百姓。按照他的说法，“预知军旅之盛衰，必访百姓之褒贬”，军队以后能不能闯出名堂，全靠民间口碑，因此他经常微服查访，去听一听驻地附近的老百姓有什么意见。

由于缺粮缺饷等问题，战乱年代的官军确实有很多在军纪上糟糕至极，官军过处，“奸淫焚掠，十室九空”的场景也并不少见。见到向他鸣冤叫屈的百姓，僧格林沁对这些害群之马很是痛恨，曾发出“民之恨兵，甚于恨贼”的慨叹。有鉴于此，他在管束自家军队特别是蒙古骑兵方面格外严苛，除三令五申外，还请朝廷派御史进行调查，以便从外部进行监督。

史称，僧格林沁督师十余年，“瓜果下无戎马迹”，所部基本上是秋毫无犯，在军风军纪上是可以与南方的湘军相比较的。

与时间竞赛

约束军纪，表面上看只要下个命令就行，但主将的示范作用其实相当重要，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

僧格林沁出身贫寒，年少时因生活艰难放过羊，以此养成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即便后来发达，成了“僧王”，仍不改初衷。驻节天津期间，他帐中的高级幕僚一个月只能拿到十四两薪俸，与其他地方的幕僚相比，显得异常寒酸。这些幕僚肯继续待下去的理由，一是慕名而来，冲的是僧格林沁的声望，并没想从中发大财，二是僧格林沁自奉更薄，他一个月才领十二两薪俸。

不打仗时，僧格林沁只穿一身青布马褂，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皇室贵胄，碰到部下士卒有“过奢”的举动，他也一定要加以劝止。

所谓“过奢”，依照的仍是僧格林沁自己的标准。有人买了一件青呢马褂，上前一问，要花去两千四百个铜钱，僧格林沁连连咂嘴，说一件衣服要用去相当于十天的口粮，太浪费了，不过是一件衣服嘛，你看我也就是穿件青布马褂，以后绝不能这个样子。

某次僧格林沁查看军营，在一座帐外看到了丢弃的白菜叶。他立即把当事人叫出来，让其捡起洗净：“我告诉你，白菜叶用盐腌一下，味道好得很，丢掉是暴殄天物。”

严格并不等于一天到晚要对部下板着冷面孔。和所有优秀将领一样，僧格林沁与官兵相处不分彼此，即便进行责备，也都面带笑容。他巡营很少骑马，都是步行，而且看到什么讲什么，就像一个见多识广的老兵。跟着他的大小官员，从将军都统开始，见僧王如此，也都只好跟着走来走去，没一个敢摆官威。

僧格林沁在吃的方面并不讲究，一日三餐就是两个小菜，再佐以馒头和小米粥，平时连吃大米都觉得过于奢侈。只有到一个新的地方扎营时，他才会特地让伙夫蒸一只小猪，然后坐在帐外，一个人边喝酒边吃肉。

所部的骑兵步兵闻到香味，都跑过来要尝一尝鲜，僧格林沁便用刀将猪肉一片片割下来给他们。往往是这一群刚走，另一群又来，转眼之间，一只蒸熟的小猪就被分光了，僧格林沁本人倒没吃着多少，但他只是笑笑，从不介意。

仅仅半年之内，僧格林沁的训练和治军就收到效果。1859年3月底，大沽炮台接连三次进行实弹演习，最后一次光打中旗杆的就有六炮之多，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这支短时间编练的部队，人数达到一万，其中有四千驻于炮台，而且官兵从精神面貌到战术水平都焕然一新，足以称得上精锐之师。

在火力防御方面，僧格林沁也不敢掉以轻心。他在大沽重建了六座炮台，并再铸大型铜铁炮，这次一铸就是八千斤以上级别的炮，最大的甚至超过了万斤。

通过南方战场的实践，大家都掌握了购买洋炮这一门径。可是由于广州失守，已经不可能再从海外购进了。这时正好有一个福建商人，知道僧格林沁在寻觅好炮，就主动把先前买来用于护船的洋炮捐了出来，加上从其他渠道或购或捐的，大沽炮台一下子拥有了二十多门洋炮，形成了土洋炮相结合的火力体系。

重建大沽口炮台期间，僧格林沁就住在附近村子的兵房里，一大早就赶去炮台督工，很晚才能休息。此时正值冬季，大雪纷飞，海风凛冽，冻得人上牙齿碰下牙齿，咯咯作响，苦寒之状，连一些年轻士兵都受不了，更何况僧格林沁已是年近五十之人。幕僚和部下都劝他不用如此辛苦，事事亲力亲为，僧格林沁则忧心忡忡地望着远处的海面：“眼看就快要解冻了，又不知道夷船什么时候来，不能不抓紧啊。”

在这场与时间角逐的竞赛中，僧格林沁终于跑到了前面。至1859年4月，大沽防御体系基本完成，僧格林沁自己也松了口气，在给咸丰的奏折中，他如释重负地报告说：“大沽海口布置均已周密。”

两个月后，也就是1859年6月17日，英国海军司令何伯率舰队到达大沽口外，这时他发现海河内有很多障碍物。落潮之后，他用望远镜仔细观察，辨别出障碍物原来是复杂的拦河设施。

阻塞河道的常用工具是铁链和木筏（木排），比如，湘军和太平军在长江上斗法，翻来覆去离不开这两样东西。僧格林沁开始用的也是木筏，后来他觉得木筏对英舰威胁不大，就又设计了铁戗。

铁戗由三根铁脚所组成，其顶端削尖，可浮于水面，对舰艇底部有明显的破坏作用。僧格林沁用两根大铁链和一根缆绳将它们绑起来，在海河上每隔六米就排成一行，看上去颇有一种让人心惊肉跳的感觉。

何伯立即做出结论，不摧毁或拆除这些拦河设施，就连浅水炮艇也无法顺利登岸。

小菜一碟

英法公使尚落在联军后面，在他们到达之前，何伯一面派炮艇越过拦江沙，鸣枪放炮，进行军事威慑，一面派了一个翻译，乘小舢板到大沽去察看动静。

翻译到了大沽后，却没有看到一门炮和一个兵，远远望去，炮台上甚至连个旗帜都没有，好不容易才找到两个接待的人，自我介绍是本地团练。

大沽守军呢？“团练”一摊手：“哪里还有什么守军，大沽就剩我们团练在维持了。”

翻译以命令的口气对“团练”说：“三天之内，必须将海河内的拦河设施全部撤掉，以便载运公使的炮艇从此通过。”

“团练”可怜巴巴地回答说，他们不过是负责看个门报个信而已，没有任何权限，撤除拦河设施的事，须报请天津官府才能答复。

翻译耸耸肩，便掉转身回军舰汇报去了。何伯听到后心花怒放，他早就预计到大沽炮台已在战争中被彻底摧毁，果不其然，到如今都没能恢复，那还怕什么？

他当然想错了。这些所谓的“团练”其实就是大沽守军，他们按照僧格林沁的吩咐，特地化了装，目的就是施疑兵之计，以麻痹何伯。

还在对第一次大沽口之战进行总结时，僧格林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失败原因是出手太慢，正式交战时联军已经扑到面前，脸对着脸了，他的枪还会打不中你的咽喉吗？

可这并不是说联军一露面就要开炮，关键在于一个尺度。僧格林沁的意思是，假使只有一两艘英舰停在大沽口外，大沽守军决不能轻举妄动，此时只需由天津官府出面与英方接洽商谈，但若有三五艘以上蜂拥而至，就得留心了。

僧格林沁为此专门画了一条线，即以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为界。联军舰艇一过鸡心滩，就进入了海河设障区，则入侵之势已成，那守军便可以随时随地予以重击，而不必再等什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了。

英法联军到达大沽口外后，何伯已派九艘浅水炮艇直接进入鸡心滩，拦江沙外的大型军舰同样虎视眈眈。虽然联军尚未越界，但僧格林沁已时刻做好开战准备。

翻译上岸所见，恰恰是僧格林沁备战的一部分。他已把炮台的旗帜全部收了起来，各门火炮均用炮帘遮挡，官兵躲在军营里，连脑袋都不许探出炮台营墙。这是白天，晚上则取消更鼓，给外界造成炮台守军早已撤离一空的印象。

与此同时，僧格林沁派出暗哨四处瞭望，对海上的英法联军进行严密监视，对方的一举一动皆在他的监视范围之内，“团练”便是针对何伯量身定做的设计。

当初僧格林沁和林凤祥、李开芳斗智斗勇，种种诈术使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程度，那真是你骗我，我骗你，如今用来骗骗洋鬼子，亦不过小菜一碟。

僧格林沁积极备战，却并不主动寻战，因为这件事太重大了，而且鉴于双方实力上的悬殊，一旦交火，最后胜负如何，他也没有绝对的把握。

一番思忖之后，僧格林沁当天奏请咸丰，提出让外国公使转道北塘，由陆路进京，这样可以不破坏海河上的拦河设施，继续确保大沽防御上的完整性。

1859年6月18日，咸丰批复同意，并传下谕令，等具体负责谈判的桂良回京后，英方即可自北塘入京，但在此期间，只要英方愿意，也可以先将船开到北塘海面等候，反正两不耽误。

你说两不耽误，人家可不这样想。6月20日，何伯自行规定的“三天期限”到了，得知还要他绕北塘，立刻火冒三丈，又派翻译上岸威胁了一通。

僧格林沁一面向咸丰报告，一面以天津官府的名义，照会卜鲁斯，告以天津为沿海重地，恐有盗匪骚扰，不能无所防备，请英方予以体谅，且直隶总督桓福已驰赴北塘，准备招待来使。

中国要求转道的照会，完全符合国际法理和外交规则。因为海河确为军事禁区，中国政府又声明在先，外国使团就应该主动避开，这道理，就跟其他国家舰队不能硬闯英国的泰晤士河一样。

可是卜鲁斯收到照会后却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可不像他哥哥那样对中国还抱有起码的敬畏之心，不客气地说，其觉悟基本跟英商人们差不多，反正中国人做任何事，在他眼里都可以被归结到“野蛮愚昧”上去。

你拿北京是伦敦，海河是泰晤士？狗屁！我愿意从哪儿走就从哪儿走，用不着听你们的。卜鲁斯对何伯说：“还跟这些中国人费什么事，我们自己动手把拦河设施拆掉不就得了？”

霸王硬上弓

对卜鲁斯而言，如此做法还有另外一层不可向外人透露的意图，那就是他知道新的防御体系出自僧格林沁的手笔，而这位蒙古亲王又是朝廷主战派的领袖，对咸丰的决策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天津条约》签约前，在得知僧格林沁对签约持否定态度时，卜鲁斯就曾公然声称，僧格林沁是“和平的障碍”，如果不将其赶出政治舞台，英方很难得到满意的条件。

卜鲁斯相信，一旦将拦河设施全部铲掉，也就相应宣告了僧格林沁的失败，中方主战派将无话可说，以后跟中国打交道就容易多了。

大沽口外除了英国公使卜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外，还有美国公使华若翰。法国因为正跟奥地利较劲，所以这次出动的军队规模很小，一共才两艘舰艇，六十个官兵，美国更妙，此行完全是奔着蹭便宜和瞧热闹而来，布尔布隆和华若翰都无一例外地撺掇着英军带头动武。

给他们一架，何伯云里雾里，一张毛脸喝了酒一样通红通红，且呈兴奋状：事不宜迟，霸王硬上弓，搞它一下！

在得知卜鲁斯将进京换约后，老谋深算的额尔金曾带信给何伯，嘱咐他要多加小心，以免卜鲁斯在路上出现闪失，但让额尔金没想到的是，正是有了这些“护驾的雄厚军力”，何伯和他那个宝贝弟弟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了。

说是要强行通过，何伯随后的举动却很令人费解。1859年6月23日，他派了一名翻译到大沽，告诉中方：“我的炮艇今天将退到拦江沙外。”

中方的一众官员和将领皆不知其意，洋鬼子这是在玩什么把戏，难道他们已经改变主意，准备去北塘了？只有僧格林沁一眼看穿了对手的用心：“故作缓计耳。”他们恐怕是在使诈，诱使我们在防守上出现松懈的同时，以退为进，继续深入海河。

僧格林沁猜得没错，何伯正是这么想的。

英舰一开始就进入拦江沙，为的是进行威慑，做给炮台守军看，现在既然炮台上空无一人，自然就用不着如此显摆了，剩下来的就是如何对付中国的水上工兵。

这些水上工兵也就是僧格林沁所训练的水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拦河设施。何伯估计，只要一破坏拦河设施，工兵很快就会乘船来修，很麻烦，不如来个调虎离山。此外，进入拦江沙的炮艇位置过于靠前，如果要硬性进攻的话，也缺少冲击力度。

6月24日晚，在确证水上工兵撤走后，英军炮艇贼兮兮地再次闯入了拦江沙内的鸡心滩。以夜色为掩护，炮艇放下了一只舢板。在舢板靠近拦河设施后，上面所载的英国兵随即进行作业，用炸药桶对维系拦河铁戗的大铁链实施爆破。

由于僧格林沁预作防范，水上工兵其实并没有远离。听到爆炸声后，他们在第一时间便驾船赶到，驱走舢板并迅速对铁链予以连接加固。

英军炮艇本想在爆破后跟进，但看到铁戗铁链依旧，只得放弃了当晚冲进海河的计划。

既然已经露馅，也就没什么好藏着掖着了。第二天早上，何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炮艇一个不落地全部开进了拦江沙，联军的所有舰艇也无一例外地升起表明进入战争状态的红旗。

上午九点，卜鲁斯收到咸丰授意的最新照会。在这份照会上，咸丰再做让步，称如果英方不高兴等谈判代表，可直接从北塘上岸，到天津驻足。

中方既做让步，卜鲁斯也有充足时间下令舰队暂时中止前进，然而问题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按照中国皇帝的意思，还得去北塘绕一下，有那个必要吗？

不是说多走两步路的问题，是因为卜鲁斯居心叵测，坚持从大沽登岸不过是个幌子，他的根本目的还在于打击僧格林沁及其主战派。此后，卜鲁斯就当没收到咸丰照会。事后有人追究这件事，他的解释是来不及了。

海河上的形势，似乎也表明卜鲁斯根本没必要去理会中国政府。此前，英法联军内部有人担心大沽守军发炮阻击，而要解除这一顾虑，抢先对大沽炮台进行火力打击是最佳选择。

激将法

按照英国人的测算，上午十点二十分左右，是海河潮汐的最高潮，之后会越来越低，到下午五点十分的时候，进入最低潮，二者水位相差有两米之多。由于大沽炮台位置相对较高，如果能乘潮汐高潮时发起攻击，显然对进攻方是有利的。

何伯根本就没拿大沽炮台当一回事，更没有急于进攻。不仅如此，他还一脸神秘地预言道：“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有一枪一弹打到你们身上。”

开始尚有人不信，免不了要左顾右盼，奇怪的是，大沽炮台那边还真的没有一点声响，睡着了一般，双方好像达成了一种默契，你干你的，我睡我的。

英军观测兵爬上桅杆，用望远镜对炮台进行观察，仍未发现中国士兵和火炮的踪影，甚至于连原先的水上工兵也看不到了——后面这个倒不用多解释，炮艇可不是舢板，看到这么多炮艇直接开过来，他们还不得撒丫子赶快逃命吗？

众人不得不佩服何伯：“您老人家真是神机妙算啊！”

受到大家恭维的何伯一脸得意，如沐春风，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岁，那丑态就好像一本古典小说中的句子：吐气如兰，胸脯微微起伏……

其实大沽守军都在严阵以待，只不过没有僧格林沁的命令，谁都不敢动一动。炮台上不见一个士兵，射孔和炮位用草席盖得严严实实，从远处看，连一个炮口都看不见。

炮台守军乃僧格林沁新组建而成，人人都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和气势，英军肆无忌惮的清障行动，对他们而言，无疑也是个极大刺激。可大家不明白的是，洋人都欺负到鼻子上来了，怎么僧王仍不下令阻击？

僧格林沁虽是主战派领袖，却并不是那种开口闭口喊打喊杀，实际连战场什么样都没见过的无脑愤青。他非常清楚，只要大沽口一开炮，就意味着天津谈判以来所形成的和局将被打破，所谓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掂量其中轻重。

他的隐忍不发，在军事上也有一讲。相似例子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夷陵之战。当时蜀军连番挑衅，到最后，刘备甚至派了一些疲弱之卒坐在城下叫骂，什么难听的话都甩出去了，但守城的陆逊就是无动于衷。

陆逊的部下在城头上听不下去，纷纷入帐请战，陆逊把佩剑一拔，说谁敢再提出战的话，别怪我的宝剑不认人。将士们只得退下，但一口气始终憋在心里。

坚忍多日后，陆逊见时机已经成熟，便乘蜀军懈怠之际，突然发起总攻，这个时候，三军都不用动员，就嗷嗷叫着杀了出去，从而大获全胜。

僧格林沁用的计策跟陆逊相仿，就是在继续麻痹敌军的同时，“蓄我军之怒”，说白了，就是一种激将法。

下午两点，英军的十一艘浅水炮艇全部开进拦江沙，并完成了布阵。其中，七艘监视大沽南岸炮台，一艘监视北岸炮台，三艘负责清理河障。无法进入拦江沙的大型军舰也没有纯当看客，而是组织登陆部队，搭乘小艇作为后援。

按照何伯的命令，三艘炮艇在其余炮艇的掩护下，开始准备清障。当然，所谓掩护也不过是流水规程而已。因为大沽炮台上依旧是一片死寂，按照一名英国兵所见，海河当时的氛围，就好像大雷雨前一样，给人一种静止和沉闷的感觉。

僧格林沁依旧没有下令开火，他派了一名官员，拿着照会，乘着小船去向何伯进行交涉。

交涉被何伯拒绝了，英军对之根本不予理睬。不过何伯后来提供的说法却截然相反，他说他确实看到有中国的船划过来，但只划到一半时，就原路折返回去了。

其实就算何伯接见了中方官员，他会停止清障和前进吗？要停还不早就停了，哪里用得着如此大动干戈。重要的是，僧格林沁此举让他愈加骄狂，以为中国人根本就不敢开战，只想求和，当然在另一边，大沽炮台的中国将士也更为激愤。

下午三点，一艘清障炮艇从远处加速，对铁链进行撞击。在铁链被撞毁后，紧跟而上的另外两艘炮艇加紧清理铁戗。在军官的指挥下，几名水手跳下炮艇，用缆绳的一头系住铁戗，另一头绑在炮艇尾部，开足马力进行拖曳。

当天天气晴朗，阳光和煦，从事作业任务的联军官兵精神头十足，干活干得那个投入，即便蚱蜢或蛐蛐在岸上叫两声，都会被视为干扰。

干着干着，他们还高兴地唱起歌来。知道的，是拆除拦河设施，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些洋人在一边撒网捕鱼，一边哼“拉网小调”：志气高啊胆量壮，乘风破浪！

将计就计

两艘炮艇轮流作业，很快就拉倒了十余排铁戗。在拆除第一片障碍区后，联军船只蜂拥而上，又如法炮制地用炮艇撞击第二片障碍区上的铁链。

此次撞击的效果不如先前理想，没有马上撞开，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一次不行就两次，就没有撞不开的道理。

令联军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惊悚画面就在这一瞬间，突然插了进来。

随着僧格林沁一声令下，大沽炮台上用来遮掩大炮的席子被全部掀开，齐整整的大炮如同变魔术一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未等联军回过神来，炮弹便带着中国军人的愤怒，向入侵者倾泻而来。

僧格林沁久经沙场，他所设计和督修的炮台处处考虑了实战需要，其炮位都正对着海河入海方向，且南北两岸炮台火力能实现交叉重叠，在前面负责拖曳铁戗的两艘炮艇因为刚刚抛锚，来不及后退，成了遭到轰击的主要目标。一会儿工夫，两艘炮艇的甲板上就已堆满了尸体和受伤快要咽气的官兵。

何伯大惊失色，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上了僧格林沁的当，早知如此，就应该先进攻炮台才对。

英军舰艇上备了很多药，唯独没有后悔药，何伯现在骑虎难下，况且己方还没开炮，就死了一堆人，他们英军什么时候吃过这种亏？

何伯身居东印度及中国舰队司令，后来还被授以海军元帅，自然具备丰富的海战经验和应变能力，很快他就发现对手在火力上有着先天的劣势。

大沽炮台上的火炮，按其最大射程可达到一千米，但精度不高，实际有效射程只有两百米左右，也就是说，只要不在这两百米的范围之内，炮艇中弹的概率是很低的。相反，联军却可以在两百米以外，准确命中大沽炮台。

何伯立即下令所有炮艇开炮还击，他要像第一次大沽口之战那样对炮台守军予以摧毁式杀伤。

幸好僧格林沁对此早有防范。第一次大沽口之战结束后，中国人很是郁闷，想想土造重炮再如何不济，给敌军造成的伤亡也不至于那么低。后来中方官员在登上英舰进行谈判时，便有意进行观察，由此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发现。

原来英军有一种很特别的防御炮击的方法，他们在战前用棉被盖住炮艇内侧，以防止炮弹击中后船板碎片爆裂伤人，同时还用消防龙头不停地进行喷水，这样就可以把伤亡降到最低。

僧格林沁听闻后，马上将这一思路运用到了新炮台的构建上。旧炮台是砖石结构，一个炮弹落下来，砖石碎片往往溅得到处都是，光这个就可以杀伤周围好多士兵，僧格林沁转而改用了三合土加高修筑。

三合土相当于古代的水泥，除了比较牢以外，被炮弹击中后，不会碎片四溅是它的一个显著优点。由于这个缘故，联军的炮火并没有达到他们想象中那样摧枯拉朽的效果。

战斗中，将领们身先士卒，也是炮台处危不乱的重要保证。僧格林沁分别任用了史荣椿、龙汝元为南北岸炮台指挥。自与太平军作战起，史龙二人就鞍前马后地跟随僧格林沁征伐，皆为打过很多硬仗的勇将。在联军开炮时，他们始终在炮台督战，眼瞅着炮弹就从旁边飞过去，两位前敌指挥看也不看，丝毫不把危险当一回事。

尽管大沽炮台并未在炮击中伤筋动骨，但何伯却误认为已严重削弱了守军的作战能力，遂指挥炮艇继续前扑。

第二片障碍区的铁链也被撞开了。在何伯的授命下，联军炮艇实施分工，一部分负责将铁戗拖开，其余炮艇由何伯率领，开足马力，准备一举冲过两百米的射击范围，直接向炮台发起攻击。

见联军炮艇发起冲锋，史荣椿和龙汝元亲自点燃巨炮，对敌艇进行轰击。有人劝他们回帐休息一下，二将眼睛一瞪：“什么时候了，正是将计就计，挖坑把这些洋鬼子埋了的时候，还要歇什么歇？”

所谓“将计就计”，是说洋鬼子太傻了，明明两百米之外打不着他们，偏偏还要一头闯进两百米之内来送死。此时随着潮汐进入低潮，海河水位不断下降，炮台既居高临下，双方距离又如此之近，打得那个欢畅——在南北炮台连续重叠的轰击下，炮艇上的洋炮手们被炸成了一堆堆碎肉，其火炮优势完全丧失。

何伯严重低估了炮台的作战能力和中国炮手的射击水平，两百米冲锋区域成了联军的死亡集结地。所有冲进来的船只无一能够幸免，就连何伯乘坐的旗艇都被炮弹打中了，旗艇艇长中弹阵亡，炮艇甲板上堆满了血肉模糊的死伤人员。

炮弹不长眼，身为舰队司令的何伯自己也受了伤，他的腰部被弹片击中，白色长裤上沾满鲜血。紧接着，已负数弹的旗艇开始下沉，负伤的何伯只好临时转移到别的炮艇上去。

下午四点，包括旗艇在内，共有四艘联军炮艇被击沉，其中有被击中后直接冒着泡沉入水底的，也有像旗艇那样，受损了不能移动，然后这里漏那里漏，慢慢沉下去的。

当天进入拦江沙的联军炮艇共有十二艘，除了这四艘呜呼外，其余也都伤痕累累。何伯见势不好，赶紧下令将红旗换成白旗，旗号由进攻变为投降。

这实际上是诈降，联军一边打一边逃，绕到了受损相对最为严重的炮艇后面，同时也没忘记乘隙向炮台进行偷袭。

大搏杀

在战斗刚打响时，大沽口外的洋人们像何伯一样吃了一惊，他们都没料到守军会开炮阻止。美国人不在联军之列，也没有参加军事行动，但他们好奇心强，最爱看热闹，偏偏在大沽口外踮着脚也看不真切，急得个个抓耳挠腮。

有个美军军官实在等不及，想坐小舢板划过去，但他很快就知难而退了。自然的力量不能不让人叹服，眼见得退潮的海水不断从拦江沙涌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小舢板划进海河，估计划船的水兵骨头都得散架，还有什么力气看热闹？

起初，大家都以为联军会稳操胜券，然而陆续传出的战报却令他们大跌眼镜：竟然有四艘炮艇被中国人打沉了，天哪，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英法在大沽口外只剩下了大型军舰，显得束手无策，卜鲁斯和布尔布隆赶紧向美国公使华若翰求援。美国人本为蹭便宜而来，不料搞成这种局面，就算想尽快脱身都做不到了，众目睽睽之下，华若翰也只得答应上前拉英法一把。

按照华若翰的指令，美国远东舰队司令达底那准将率炮艇进入海河实施了援救行动。在美军的庇护下，陷于困境的英法炮艇才得以抽身而出。

进入海河后，战场的惨烈程度远远超出了达底那的意料，那真的可以用天昏地暗来形容。他唯恐时间待长了会吃亏，帮着英法联军收拾完残局，就着急忙慌地要打道回府。不料因为靠得太前，他乘坐的旗艇也中了炮，副艇长被当场炸死。

逃出炮台射程范围的达底那仍心有余悸，认为这下英国人惨了，恐怕“已经无法逃脱并退出这场绝望的战斗”。

美国将军的预计还真准，何伯已经出来了，但他杀红了眼，能退也不想退了。在调整部署后，英法联军使用新的火箭爆炸弹，向炮台进行猛烈射击。

火箭爆炸弹顾名思义，是在火箭上安装爆破弹头，射出时如流星一般，落地时与爆竹相仿，无论是声响效果还是实际的破坏力，都要超过普通炮弹。幸而僧格林沁在炮台前建有用九层三合土夯成的围墙，尚能挡上一把，不过这也使守军的作战效率受到限制，炮击的速度也放慢下来。

尽管暂时压住了炮台的势头，但何伯明白，光靠炮战，短时间内难以打垮对手，也无法直接占领炮台，现在只能采用新的战术。

何伯了解中国火炮的弱点所在，除了精度和射程不高外，由于没有转台，火炮无法自由移动，这样射击盲区必然就大，也就是说，在很多地方，炮台是无能为力的。他的设想是，只要派海军陆战队进入任一盲区，便可以用枪对无法自卫的炮手进行射击，以此攻陷炮台。

下午五点，何伯下达了登陆命令。鉴于何伯已经受伤，这场登陆战改由勒蒙上校直接指挥，在炮艇火力的掩护下，海军陆战队分乘二十多只舢板，气势汹汹地在南岸寻机登陆。

何伯什么都算到了，却没有算算时辰。联军登岸时，正好是下午五点十分，海河潮汐的最低点！

在海水大规模后撤后，沙滩变成了遍布淤泥的滩涂，这些淤泥一直没到人的膝盖，有的甚至可达腰部，使得陆战队叫苦不迭。从炮台上，僧格林沁可以俯瞰整个滩涂，联军的登陆行动尽收眼底，他把陆勇中的火器营调过来，用鸟枪和抬枪进行连续射击，一下子打倒了十几人，更增加了海军陆战队行动的难度。

僧格林沁所建炮台，除了有围墙作为掩护外，围墙前还挖有三道蓄水壕沟，这也是他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练就出来的本事。一千多英国兵登陆，只有一百多人到达预定地点，也就是三道水壕前。

又经过枪林弹雨，一百多人中只有一部分得以越过三道水壕，而且多数人的枪内还塞满了泥浆，没法开火，枪支弹药能保持干燥可用的只有二十来人。

再往前看，竟然还有遍布竹签的障碍区在等着他们，可是二十来个英国兵已再无勇气往前爬了。

何伯在炮艇上远远看到陆战队受挫，急得直跺脚，下令舰队提高舰炮的打击力度，帮助陆战队分解压力。这一轮炮火异常猛烈，在炮台上操旗督战的史荣椿、龙汝元因目标明显，先后中弹身亡。

有舰炮撑腰，已经几乎泄了气的勒蒙上校又一跃而起，率军向炮台发起冲锋。

战场之狐

眼看情况万分危急，僧格林沁拿出了他的看家绝活。早已在后方待命的一千名蒙古勇士呼啸一声，打马赶到大沽南岸炮台听命，僧格林沁将其一分为二，几百骑兵改步兵，保护后方营垒，以防止联军迂回，剩下的骑兵就地展开堵截。

在短兵相接的情况下，“步不胜骑”是近代战争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尤其当密密麻麻的一大群高速奔跑的蒙古马突然出现在眼前时，缺乏思想准备的陆战队吓得连肝都颤了。

至此，何伯攻取炮台的念头全消，他只想着如何把陷于死亡边缘的陆战队给救回来。联军舰队奉命转移炮口，瞄准蒙古骑兵进行射击，但骑兵们运动的速度非常快，且无规律，而舰队此前又未进行过相关训练，炮弹往往落地还没爆炸，战马已经嗖地一下跑另外一个地方去了，结果炮弹炸不着骑兵不说，还误伤了自己人。

由于被水壕隔断，陆战队自身也无法后退和组织齐射弹幕，在马踢刀砍之下顿时溃不成军。难以形容的恐惧迅速蔓延，有人一边逃一边大声叫喊：“这是有规则的屠杀，我们难道跑进羊圈了吗？就这样任人宰割！”

这个喊叫的家伙虽然话不多，却代表了当时陆战队员的共同心声。此次骑兵突袭也给英国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或者说是“创伤”，英国的《泰晤士报》甚至把蒙古骑兵比喻成“吃人的妖魔”，说僧格林沁的这种打法是“不可饶恕的恶作剧”。

曾经冲在前面的陆战队士兵大多被蒙古骑兵们给干掉了，反而是落在后面的捡了一条性命，登船逃回海上。

开头看似很美好，过程却是一片惨淡，何伯不甘心如此收场，晚上又组织了一次抢滩登陆。这次英国人是想乘僧格林沁因大胜失去戒心，从滩头上的芦苇丛里组织匍匐进攻，但僧格林沁几乎就是一个“战场之狐”，他机警得很，既没有安安心心回家睡大觉，也没有急着大摆庆功宴，而是紧紧地盯着前沿的动静。

僧格林沁见英军陆战队进入芦苇丛，马上下令发射照明弹。照明弹把陆战队的藏身之处照得透亮，兵勇们随之施放枪炮，何伯智穷力竭，不得不狼狈收兵。

经过一昼夜激战，联军伤亡惨重，弹药也已耗尽，被迫撤往南方。在这场被称为第二次大沽口之战的战役中，英军沉没四艘炮艇，两艇受重创，英法联军总计伤亡四百四十八人，被当场打死九十三人，而中方一共仅阵亡了三十二人。

几乎是一夜之间，何伯便由威风凛凛的少将，沦落为一个眼神忧郁、胡须蓬乱的可怜虫。刻薄的英国人将他揶揄为“老实巴交的海军司令”，就连普通水手也嘲笑他只知道“像头西北的水牛”一样直冲大沽炮台，结果却使许多士兵糊里糊涂地牺牲了生命。

毫无疑问，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最重大胜利。僧格林沁的红旗捷报传至京城，朝野为之沸然，人人奔走相告，都说这是“二十余年未有之快事”，中国不利的外交局面或将自此赢得转机。咸丰更是对僧格林沁及其所部大加赞赏：“此次夷人受大创，全军覆没，我军士奋勇异常，遂操全胜之算。”

打了胜仗，大家的胆子都大了起来。王公大臣们纷纷请奏，提出乘势废除《中英天津条约》，咸丰看到后，起初还有些踌躇不定，在朱批中写了一句：“但不知能办到此地步否？”继而才颁下上谕：“该夷狂悖无礼，此次痛加剿杀，应知中国兵威，未可轻犯。”他宣布废除《中英天津条约》，让英国派人到上海重议。

英国人吃了亏还算计着如何找补回来呢，如何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首相巴麦尊立即推动国会通过了出兵案，随后，额尔金便被英国政府任命为全权公使。法国政府一向是跟着英国转的，于是也同时任命葛罗为公使。1859年冬，额尔金、葛罗及其英法联军由印度等地会于中国海岸，开始进行远征京津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