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风云——现实与梦境的距离



即使是在英法进京换约期间，咸丰的主要关注点，仍集中在国内的南方战场。

对官军而言，南方战场上最具威胁的一共有三个人，除了因三河之役而新近崛起的陈玉成和李秀成以外，就是另立门户的石达开。

用来对付石达开的是曾国藩。石达开沿途裹挟，去的省份多，招的人也多，最多时号称三十万大军，而当初太平军初兴，刚到湖北时也才不过十万人，但尾追于后的曾国藩却对石达开越来越轻视。

石达开早已不是湖口之战时那个年少老成、稳扎稳打的年轻主帅，他越来越急功近利。曾国藩一语道破石达开如今的弊病所在：“他已经与北方的捻军一样，成了流寇，算不上能做大事业的人了。”

曾国藩虽然在战术和临场指挥上难言出色，但他不愧为一个极其优秀的战略家，他能看到的东西你看不到，你就被他比了下去，双方已经不能站在同一个层次弈棋论道了。

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曾国藩所部不过才一万人，而且皆为湘军中的二三流部队，可石达开反过来还被追得到处跑。当然，曾国藩要想马上消灭石达开，也是件很难办到的事。

扎堆而来的伯乐

作为“流寇”，其最大优点就在于能跑，而且一跑起来就很难追得上。比如捻军，论综合实力还远在太平军之下，但人家的大旗足足打了十六年，乃至于太平天国都亡了，他们还在跟官军捉迷藏。

与此同时，由于孤悬东南，与在江西时相比，湘军在人员和给养补充上并未有根本好转，曾国藩在征战方面仍然存在着很多他自身难以克服和解决的困难。

长此下去终究不是办法，曾国藩向咸丰建议，“流寇”没有后方根据地，攻打城池是其获取给养的主要来源，就是不去追，他也一定会来，所以只要守着城池就行了。

照这么说，你也准备就地在浙江固守城池？曾国藩说不，我不守城池，我去安徽，因为“金陵给养，全靠安徽提供，安徽乃太平军必争必救之地”。

显然，曾国藩从未忘记什么地方是最重要的。咸丰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批准曾国藩与胡林翼一道征战安徽战场。

就像是已经被预先算好命一样，石达开的进军路线，完全朝着曾国藩所设定的“流寇路线”在走。自出走安徽后，他先去浙江，接着进入福建，中间还曾现身于江西，但是到哪里都待不长，也立不住脚。

石达开如今奉行的不再是精兵主义，而是“人多主义”。每至一地，他都要大量招兵，可是由于未进行过系统训练，导致新兵大多缺乏作战经验和技能，连与官军正面作战都不敢，所谓三十万其实是个含有大量泡沫的数字。

人是要吃饭的，人多了吃饭的嘴自然也就多了，石达开无心经营地方，大多是吃光一地，再腾窝更换另一家，这也是他一直跑来跑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串“大户”吃下来，石达开转道湖南。不过在湖南，他将与一个军政奇才狭路相逢，这个人就是被林则徐生前视为衣钵传人的左宗棠。

俗话说得好，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但具体到左宗棠身上，伯乐几乎就是组着团扎堆而来。道光年间显山露水的名人，包括林则徐在内，贺长龄、贺熙龄、陶澍等无不对之器重有加。

贺长龄为“实学”健将，出任过云贵总督，他见到左宗棠时，左宗棠还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然而贺长龄却称这位少年为“国士”，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说现在天下人才异常匮乏，你以后千万不要捡着一个小官就去当，那样只会埋没你的才华。

贺熙龄是贺长龄的弟弟，清末的知名学者，经贺长龄介绍，他成了左宗棠的老师。与其兄一样，贺熙龄对左宗棠的期望值也出奇地高，曾以“万里江山眼底横”一句相赠。

最具传奇色彩的还是左宗棠与陶澍的交往故事。陶澍回老家扫墓，当地知县为迎接这位家乡名人，专门在居室里做了一番布置，其中新挂的一副对联引起了陶澍的关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不但气势磅礴，倜傥豪放，而且恰到好处地将“印心石”嵌入了进去。原来陶澍老家门前有一条江名唤资水，水中央有一块正方形的石头，酷似一方印章，当地人称之为印心石，陶澍小时候读书的书房也因此被取名为印心石屋。有一次陶澍入朝进见道光，道光不仅问到印心石屋，还亲笔写下“印心石屋”四字赠予陶澍。这是陶澍生平引以为豪的一件事，如今看到家乡人以此典故来迎接自己，自然激动不已。

别看对联字数少，但却极可能是一个人学养的综合体现。胡林翼可不就是通过一副类似于打油诗的对联发现了人才吗？陶澍一见倾心，认为对联的作者必非凡夫。

找来知县一问，原来对联正是出自于左宗棠的手笔，陶澍于是亲自登门拜访左宗棠，之后越谈越觉得对方了不得。

得知左宗棠有一个五岁的长女，与自己小儿子年龄正好相仿，陶澍便主动提出要跟左宗棠定娃娃亲。

左宗棠和胡林翼的情形不一样，胡林翼出身官宦，做陶澍的女婿至少是门当户对。左宗棠家境很差，此时亦不过是个教书先生，而陶澍却是名满天下的两江总督，又是长辈，二人要成为亲家，即便在自我期许极高的左宗棠看来，也是难以想象的一件事。

见左宗棠推辞，陶澍不由分说：“你不要以为是高攀了我，你以后所能取得的功业，必在老夫之上。”

陶澍担心自己一旦不在人世，家庭将无人照料，因此他不仅要与左宗棠联姻，并且还托之以家事。对陶澍的托付，左宗棠既感动又吃惊，但他当时根本不敢答应，所有这一切还是在陶澍死后才实现的。

陶澍只有一个儿子，年纪尚幼，他一死，等于倒掉了顶梁柱，孤儿寡母顿失倚靠，周围的族人邻里全都盯住了他们家那点财产。身为女婿的胡林翼又常年在外，不可能事事照顾得到，全凭左宗棠一人帮着料理，陶家才保无恙。

陶澍的见识和勇气得到了回报，他没有看错左宗棠，从才能到为人。

迈不过去的门槛

对旧时代的读书人来说，取得功业的唯一捷径就是走科举之路。在这方面，管你心高气傲还是才高八斗，最初的心理，跟想中举想疯了的范进都相差无几。

左宗棠少有大志，读书时在门上手书对联，或“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或“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又有一众知名伯乐的捧场和提携，感觉自然是好到不能再好，但面对科举这个门槛，也只有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的份儿。

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比他大九岁，左宗植几次折戟于考场，于是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弟弟身上，平时训导督促起来比老师都严格。

某次，左氏兄弟同赴长沙赶试，考完后便回到寓所等待公布成绩。晚上大门忽然被敲得咚咚直响，原来是中榜捷报来了。

隔着门，兄弟俩就听见左宗棠中了榜。左宗棠喜不自禁，赤着脚去开门，下地时才发现脚上只套了一只袜子，另外一只不知道在哪里，匆促间又遍寻不着，直至官差走后才在枕头边找到。

左宗植对弟弟的失态很不满意，说你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不就是中了个举人吗，讲出去也不怕被人笑话。

左宗棠听后满脸通红，赶紧爬上床继续睡觉。

天亮后寓所外再传捷报，这次是哥哥的。左宗植不仅中榜，而且被录为解元，即乡试第一！

这正是喜上加喜。左宗棠连忙向哥哥道贺，却发现已经乐晕的左宗植脚上也仅穿了一只袜。另外一只袜在哪里呢？地上没有，枕头边也没有，结果发现仍在左宗植的脚上套着——他一只脚上有两只袜！

不管当时的情景有多么尴尬，对左氏兄弟而言，那都是一段难忘而舒心的日子。此后他们在考场上的运气就没这么好了，左宗棠三次进京赶考，都仅落得个名落孙山的结局。

第三次几乎就要中了。对左宗棠的卷子，考官极力推荐，主考官也甚为欣赏，录为湖南省的第十五名，正好是湖南录取名额的最后一位。可是完了一查，说是弄错了，湖南多了一位，湖北少了一位，如此一来，就把左宗棠的名额给牺牲掉了。

这是左宗棠最后一次赴京赶考。后来有一段时间，京城曾盛传左宗棠将来京参加考试，当时的他早已是声名远播，连紫禁城的皇帝都听到耳熟，考官们压力剧增，想想这次无论如何得录取左宗棠，否则就显得我们这批人太没眼光了。

会试的所有卷子都是密封好的，看不到名字，所以只能凭文笔和风格来进行揣度，而这种揣度在某种程度上又只能靠运气。考官们在批卷子时，心里都在念叨着：“让我批到左宗棠，让我批到左宗棠……”

左宗棠作文向来有一股大刀阔斧高屋建瓴的气势，比如“大江流日夜”那种，这是寻找左宗棠文章的唯一线索。皇天不负苦心人，有个考官终于在湖南考区找到一篇“奇特雄伟”的好文章。

听到有此发现，其他考官也都围过来一道研究，品评来品评去，一致觉得八九不离十，遂予以录取。

等把试卷封条全部拆掉后，众人全傻了眼，此考生不是左宗棠，而是湖南的另一位举子。

不过考官们也不用自责，因为左宗棠根本就没有来京。

在左宗棠的个人履历上，功名一栏，始终填的都是举人，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和心病。

人的心理，对得不到的东西，往往会故意贬低。在古代，考进士称为甲榜，考举人称为乙榜，甲榜的地位自然要高于乙榜，但左宗棠功成名就出任督抚后，却是反过来，重乙榜而轻甲榜。一有机会，他总要对进士翰林出身的官员冷嘲热讽两句，倒是对举人出身的会另眼相看。

据说他有一次路过九江，对前来谒见的大多数官员都不待见，只对一个姓王的小官青睐有加。左宗棠甚至说，你们九江这些多官员，就数这位王某最优秀了。

小吏就算了

在谒见左宗棠前，官员们无不是做足准备，打了一肚子腹案，可是却连句中听的话都没捞到，大家不知道这位王某究竟有何过人之处。

问过之后才知道事出有因。原来左宗棠翻过官员档案，发现功名多为进士，他为此很不开心，正好王某求见，一查履历是举人，就先预存了三分好感。

宾主落座后，左宗棠给王某提了个问题：“你说究竟是进士好还是举人好？”

王某官职虽小，为人倒是十分机灵，马上说举人好。

左宗棠听着耳顺，好感又多了三分，接着问为什么举人好。

王某见左宗棠面露喜色，便知道刚才说的话到了位，赶紧为此搬出一番高论：“中进士之后，如果进翰林院，不过是在象牙塔里写些小文章，那些进不了翰林院，只能分配到地方做知县的，每天忙公事还忙得顾不过来哩，请问他们究竟有什么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实学？”

接着，他又话锋一转：“举人则不然，他们绝对可以专心致志地探讨实学，加上闲暇之时可以游览名山大川和郡邑形胜，无论是学问还是见识，哪一点都比进士强。”

左宗棠一边听一边含笑点头：“你的话简直就是道出了我的心声啊！”

左宗棠能够高坐公堂之上，贬进士，褒举人，那都是后来的事，彼时的科举门槛可把他给折腾坏了。

举人其实就有了做官的资格，比如，江忠源也是三次会试三次失败，但好歹衙门里也给他预留了位置。左宗棠如果想做官的话，是肯定有得做的，只是小一些罢了，关键还是左宗棠和他的那些伯乐都把目标值定得太高，不知不觉中，左宗棠已到了宝塔尖的位置，他恨不能立马就进内阁军机处呢，怎么肯如此委屈自己。

胡林翼本身是个奇才，他对左宗棠惺惺相惜，赞不绝口，谓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在用人方面，他又向来是内举不避亲，为此也曾多次推荐左宗棠出来做官。然而就算胡林翼推荐，也得先从基层干起，左宗棠一口予以回绝：“我做大官可以，小吏就算了，用别人可以，被别人用就免了。”

直到最后一次赴京赶考，左宗棠仍然气势逼人。那次乘舟北上，经过洞庭湖时，他上岸游览了洞庭君祠。这是一座专门用来祭祀洞庭君的寺庙，据说洞庭君掌握着八百里洞庭湖。对着这位湖神，左宗棠也毫不谦让，信笔题一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船到汉口，左宗棠碰到了一位名叫欧阳兆熊的同乡。欧阳兆熊也要进京赶考，他比左宗棠大五岁，但中举却迟了整整四年，因此左宗棠在他面前自我感觉很是良好，还特地把对联拿出来给对方看。欧阳兆熊看后自然是佩服不已，连夸对联写得“意态雄杰”——您都跟湖神平起平坐了，以后前程真不可限量啊。

欧阳兆熊是个老实人，以为吹牛吹到这个境界已经算是大得没谱了，殊不料这还只是开始。

两人继续结伴北上。某日，欧阳兆熊见左宗棠伏案写一个东西，就问写些什么，得知是一封写给妻子的家信。

过了一会儿，船只靠岸，左宗棠独自上岸观光去了，把家信扔在了案几之上。本来别人的家信是不该看的，但欧阳兆熊年轻好奇，见信稿也没装进信封，就随便瞄了两眼。

这不看犹可，一看眼睛就离不开了，不是因为里面有什么隐私，而是其中一段读来着实惊心动魄。

以下是左宗棠的记述：

“那天深夜，船只停泊在一个偏僻无人处，我正在仓中休息，突然仓门口伸进了一把寒光闪闪的刀。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一伙打家劫舍的水盗。若是寻常旅客，这时多半只能跪地求饶，或在角落抖成一团了。可我，你的丈夫是什么？是剑客，身上带着佩剑呢！

“一个剑客不是凭嘴上说的，是用生命换的！我当即大呼而起，拔剑刺去。船舱里的水盗越涌越多，足足有十几个，手里拿着的全是明晃晃的刀，双方打成一团。

“我的水平你是知道的，别说十几个小蟊贼，几十个又如何？水盗平时何等威风，此时也成了银样镴枪头，被我打得顾头难顾屁股，一个个逃出仓外。

“我一边大叫一边追击，众水盗力不能支，纷纷跳入水中。

“逃就行了吗？这么大老远跑来跟我瞎起哄。不过可惜的是，我不会游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走了。”

您能袖手旁观吗

一个人打十几个水盗，还逼得对方跳水而逃，欧阳书生简直要对眼前的这位大侠顶礼膜拜了。

问题是，这可能吗？

欧阳兆熊思来想去，他和左宗棠同舟而行也不是一天两天，而是十几天了，要真有这样的事，自己怎么会一点都不知情呢？可看家信中的口气，说得正经八百，没一点开玩笑的意思。

要不然，就是发生在两人相遇之前？欧阳兆熊把左宗棠的书童叫来，书童比他还惊讶和疑惑。再找船夫，船夫更是莫名其妙，说这一路平安得很，从来没有出现过什么水盗。

这时左宗棠散着步回来了。欧阳兆熊急忙问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左宗棠搔了搔头，情知牛皮已被揭穿，当着真人，混是混不过去了，只好说：“嘿，不是水盗。昨天晚上有人弄错了，误拉了我的被子，我以为是水盗呢，便大叫而起。你听听，我现在的喉咙还沙哑着呢。”

欧阳兆熊听后啼笑皆非：“原来是你做的梦啊！可为什么你在家信中的口气，倒好像真事一样呢？”

左宗棠说昨天晚上他读《汉记》中的刘秀传，正好读到刘秀指挥昆阳大战那一节：“睡觉时正好就做了这个梦，醒来一想，历史书中记述的战事恐怕很多也是梦境吧”。

真实的历史跟你做梦是一码事？欧阳兆熊刚要辩驳，左宗棠紧跟一句：“你怎么知道昆阳大战不是刘秀做的梦呢？反正大家都是做梦，又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天下事本来如此。”

说到这里，欧阳兆熊深感无语，两人一起大笑起来。

其实从内心来讲，左宗棠是很希望美梦成真的。对于他来说，做大侠，赶跑区区十几个水盗都太小了，只有封侯拜相、匡扶天下才是最终目标。

可现实与梦境的距离实在过于遥远，左宗棠那次进京是三次会试赶考中的最后一次，也是最惨的一次：本来已在录取名单之上，却又活生生地被踢了出去，倒是同来的欧阳兆熊高榜得中，成了进士。

期盼越高，跌得越重，在左宗棠的生命中，已没有精彩，唯有遗憾，所以他只能对理想说再见了。

左宗棠决定隐居做农民，所谓“长为农夫以没世”，他还给自己起了个别号，谓之“湘上农人”。

这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愿望。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小官不愿干，大官不让干，只好暂时在山里面窝着了。

湖南士林大多奉诸葛孔明为偶像，以诸葛自况或被人称为诸葛的人一抓一大把，其中名气最大的是“三亮”：老亮、小亮、今亮。“老亮”是指罗泽南，“小亮”是指刘蓉，“今亮”是指左宗棠。三亮里面，就以“今亮”左宗棠最为高调，就连给朋友写信，信尾也不忘署个“亮”字。

乱世之中，真正有才的人反而不会被埋没。太平天国运动一起，草根版诸葛亮顿时炙手可热，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第一个跑来求贤。

张亮基此前任云南巡抚，是胡林翼的上司。他听说太平军已兵抵长沙，便要把有平乱专家之名的胡林翼带走，无奈云贵方面死活不肯放人。最后胡林翼感其知遇，就主动向他推荐说，湖南有一个叫左宗棠的人，此人精明强干，必然能成为你的得力助手。

张亮基一听大喜，刚入职湖南，就派人带着礼物来延请左宗棠相助。左宗棠开始还不乐意，他的哥哥左宗植倒是说了句实在话：“一省之长肯低姿态来请一个落第举人，这种事古代或许有过，现在可不怎么多见。既然人家如此礼贤下士，你就不能太端着了。”

左宗棠的夫人周诒端与寻常家庭妇女不同，有着很高的文化水准和见识，她也写下一首诗送给左宗棠：“书生报国心常在，未应渔樵了此生。”（我知道你一直都有报国之心，既然有这样的报国机会，你就不应该再归隐山林，平淡地过完这一生了。）

就在家人都劝其出山的时候，胡林翼派人送银子过来，让他用以安排家小，其实就是催促他尽快前往省城。与银子一道送来的还有一封信，胡林翼在信中写道：“张中丞（张亮基）赤胆忠心，是林文忠公（林则徐）一样的人物。您平时最佩服文忠公，怎么就不愿辅佐与他一样的张中丞呢？”

知道左宗棠素来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胡林翼又推心置腹地对他说：“我不会劝您去危险的地方，但目前形势危急，您能袖手旁观吗？如果湖南全境都被贼（太平军）攻陷，您所住的柳家庄、梓木洞还保得住吗？”

在众人的劝说下，左宗棠终于放弃隐居避世的念头，来到长沙城襄助张亮基。

张亮基对左宗棠一见倾心，在他的幕府里，左宗棠也绝不是一个普通幕僚。湖南的军事吏治，表面由张亮基主持，幕后皆为左宗棠所策划筹谋，张亮基能守住长沙，并确保湖南的一方安宁，靠的也正是左宗棠、江忠源这里外两大高手。

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因保卫长沙之功，左宗棠被授以同知的虚衔。同知是知府的副职，在左宗棠眼中也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官衔，根本就没当一回事，于是在张亮基调任山东后，他重新回到了梓木洞。

说到底，当幕僚为人所用并非左宗棠的志愿，可是他做幕僚又实在做得太出色了，即便再不情愿，还是被大员们紧盯着。这不，张巡抚刚走，骆巡抚又来了。

这个骆巡抚就是骆秉章。骆秉章出任湖南巡抚没多久，太平军就从湖北重新杀了过来，湖南局势因此万分紧张。

在前线与太平军直接对阵的是曾国藩和湘军，但骆秉章与曾国藩的私人关系不好，这时候他就想到必须再找一个高水平的幕僚来辅佐自己。

能想到的人就是左宗棠，不过这个人可不好请，骆秉章又写信，又送礼，就差磕头作揖了，左宗棠仍是不为所动。幸好骆秉章不愧官场老油条，他很快就想出了一个老油条才想得到的办法。

此时湘军在前线征战，急需军饷，仅军队要吃的粮食就至少要开销八万两银子，曾国藩愁得要命，便不惜将“劝捐”改为“勒捐”，搞强行摊派，逼湖南境内的富户掏腰包，陶家也在名单之列。

曾国藩把陶澍的幼公子，也就是左宗棠的女婿陶桄叫去，问他可以捐多少银子。陶桄硬着头皮表示可以认捐一万两，曾国藩摇摇头，认为一万两太少，至少得三万两才行。

陶桄差点没哭出来，说就我认捐的这一万两，一次性还拿不出来，得分期付给你呢！

曾国藩虽然长期担任要职，但做的都是京官，若单凭合法收入的话，不仅没有存款，甚至还得靠借债度日。地方官则不一样，一个督抚一年仅养廉银就有一万到两万，把全部俸禄加在一起，每年少说三万两银子打底总是没问题的。

除此之外，熟悉官场的曾国藩还了解一些其他内幕。他对着陶桄一一列举，说哪一年哪一年，我在京城的时候，看到你父亲送给某京官几万两银子，又哪一年哪一年，见到你父亲催缴盐务款的公函，涉及数万两银子，催得那么急，自然好处也是少不了的。

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官场常态，没什么可特别指责的。曾国藩的言外之意是，就算陶澍是清官，二十几年督抚做下来，收入也相当可观，何况陶澍还远远不能被纳入清官之列。

曾国藩铁板着脸，对陶公子说：“你父亲留下来多少钱，一本账清楚得很，再怎么分辩，都难掩天下人之口，所以你今天也别想一毛不拔。”

陶澍生前与曾国藩虽无特别交情，但毕竟是一代名臣，女婿胡林翼和曾国藩还曾是翰林院的同事，照理曾国藩不该如此尖酸刻薄，咄咄逼人。只是彼时的曾国藩还不是后来的曾国藩，那时候的他几乎可以用老愣头青来形容，做起事来完全不顾任何情面，要不然也就不会与骆秉章及湖南官场闹得水火不容了。

与曾国藩相比，骆秉章就要滑头许多，他劝曾国藩不看僧面看佛面，用不着这么顶真。曾国藩横竖听不进去：“陶家之富，难道只有我知道？谁不知道呢。”他说，虽然陶澍已经辞世，但预估所留下的田产，每年光田租就收入不菲，要是把一年的田租都拿出来资助军饷，想来也不会伤了他家元气。

不管骆秉章怎么劝，曾国藩都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如果连对陶家都无办法，又怎么去动员其他富户？在这件事上，你得理解我，要不是军饷如此窘迫，我肯如此结怨于人吗？”

说到这里的时候，骆秉章不言语了。因为曾国藩话里有话——我不“勒捐”也可以啊，你能全额负担湘军的军饷是再好不过了。

湖南迭经战乱，已经穷得揭不开锅，骆秉章实在也拍不了这个胸脯。

对榆木脑袋的“曾剃头”，骆秉章还真拿他没办法，不过退下堂来，他忽然想到陶家与一个人有密切关系，何不如此如此。

某日，左宗棠突然听到消息，说女婿被抓起来了，现在就关在长沙，罪名是“抗捐”。

什么抗捐？你们究竟算是官军还是强盗？左宗棠又气愤又郁闷，他连夜赶到长沙，找骆秉章要人。

骆秉章听说左宗棠来了，马上迎出门外，并且拍着手说：“哪里会有陶澍的公子、左宗棠的女婿可以被抓起的道理，放心，我早就把陶桄放回去了。”

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骆秉章大笑道：“不如此，怎么能邀诸葛先生大驾呢？”

左宗棠这才明白，原来所谓女婿被抓，是骆秉章故意放出来的风声，为的就是把他“诓”到长沙。

左三先生

虽然骆秉章的事情做得有些不伦不类，但你想想看，堂堂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为了求贤，竟不顾身份出此下策，能不让你感动吗？左宗棠是性情中人，他很感动，于是便留下来，进入了骆秉章幕府。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没解决，骆秉章肯放过陶桄，曾国藩却始终不愿手下留情。

左宗棠便让女婿陶桄把陶家的所有房契地契都拿出来，当着骆秉章和曾国藩的面进行清产核资。

一算下来，全部资产总计不到五万两，根本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富有。尽管陶澍还没有清廉到林则徐的程度，但二十多年的督抚，仅这一点积蓄，距离两袖清风的标准也不远了。

既有实物为证，曾国藩也不好再为难陶家，只是要求认捐的那一万两无论如何不能拖延，须一次性缴清。

陶家所核算出来的不到五万两的资产还包括固定资产，实际存银并没有这么多，何况上上下下还要生活开销。左宗棠无奈之下，只好另外想办法凑银两，最后总算替女婿渡过了难关，但他与曾国藩的芥蒂，也就在此时埋下了种子。

骆秉章的幕府并非只有一个左宗棠，里面还有很多其他高手。骆秉章对左宗棠也不是一开始就放手，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在确认左宗棠的能力和人品后，他才将军政大权完全交给左宗棠，自己仅仅是签字画诺而已。

这么说吧，如果说张亮基对左宗棠的态度是从谏如流，骆秉章就是全盘托付，张亮基尚表面主持，骆秉章干脆将所有事务都一股脑儿推给了左宗棠。

左宗棠是个气魄雄伟、不拘小节的人，骆秉章敢放手，他就敢接手，湖南省内大大小小的事务，几乎全由幕府拍板，实际也就是由左宗棠一人说了算。

骆秉章有时也去幕府看看，左宗棠不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就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左宗棠和一班幕友高谈阔论，中间从不随便插嘴，临走时也不会发表什么重要指示，抬抬腿就走了。

倒是左宗棠常有一种文人的神经质。有时半夜里爬格子，写出一篇很得意的奏稿，他就会跑到骆府门口，叩门大叫，非把骆秉章从美梦中叫醒不可。

这骆巡抚倒也配合，铁定会从温暖的被窝中爬出，乖乖地给左师爷捧场。读完妙文除击掌叫好外，还会让下人拿出酒来，两人花间对饮，一醉方休。

在湖南官场，大家渐渐都明白了，若有事，得找“左三先生”（左宗棠在家排行老三），他说行就行。左宗棠俨然成了全国绝无仅有的第一师爷，长沙人甚至可以不知道骆秉章是谁，但对左师爷或左三先生之大名却是无人不晓。

骆秉章有个小舅子，花钱捐了个助理小官，但一直得不到实缺。骆秉章的太太让男人给自己弟弟安排一下，骆秉章面有难色，说现在所有事务均由左师爷主持，我没法跟他开这个口啊。

到底什么风都敌不过枕边风，经不住太太再三再四的央求，骆秉章只得答应趁左宗棠高兴时，自己措措辞，试着讲一下，没准对方应了也说不准。

某日，骆秉章去左宗棠的房间，双方相谈甚欢，骆秉章觉得时机到了，便说有一个这样的人，来省城的时间也很长了，应该给他一个职位。

左宗棠听后沉默不语。骆秉章赶紧点明此人的身份：“实不相瞒，他是我小舅子。”接着又大念苦经，说太太已经朝我絮叨了很久，我都不敢跟您提，现在是被逼得实在受不了，才冒昧提及。

为了说动左宗棠，骆秉章还把小舅子给夸了一通：“他说没才呢，也有点小才，做事也比较谨慎。排队等候实缺的助理小官里面，像他这样的，都早就得到差使了。”

左宗棠听着听着笑起来：“我今天特别高兴，咱们一道喝杯酒吧。”

这是不是表示师爷已经答应下来了？骆秉章比左宗棠还高兴，连忙让人上酒，并且亲自给左宗棠把酒杯斟满。

左宗棠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骆秉章连斟三次，左宗棠连干三杯。喝完之后，他拱手给骆秉章行了个礼：“喝过三杯离别酒，左某从此告别。”随后，他便让随从装备行装，真的要告辞而去了。

骆秉章为之惊愕不已，上前一把拉住，说这是干什么，为什么好好的就要走呢。左宗棠不咸不淡地回了一句：“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何必多言。”

书生何惧长毛

绝交？骆秉章心里咯噔一下，马上想到是为小舅子求职的事激怒了左宗棠，忙一个劲儿地道歉：“我刚刚所说的那些，你就当我放了个屁好了，千万不要因一时误会就萌生去意。我可以向你保证，今后骆某再不会干涉你的事务。”说完，他让随从把行李放下，重新亲自给左宗棠上酒。

见骆秉章如此恳切真诚，左宗棠这才肯坐下来，对骆秉章解释，说我其实早就注意到了你那小舅子，而且确如你所言，他有些小才，为人也谨慎。可是骆大人你要想一想，这是什么时候，兵荒马乱啊，现在我们要维系人心，就要整顿吏治，要整顿吏治，就不得徇私。

左宗棠侃侃而谈：“如果我给你小舅子派个差使，人家不会说这人怎样怎样胜任，只会说他是走了你的后门。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众人都会争着来开后门，干吏能人也会因此灰心丧气，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事可以做得成呢？”

骆秉章心悦诚服，回去后就劝小舅子如果实在等不及，就到别的省排队，反正在湖南是不行了——左师爷说得没错，我得避嫌啊！

骆秉章的雅量和谦让，在左宗棠身上得到了巨大回报。左宗棠入幕六年，协助骆秉章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湖南的财政收入原来在全国只能居于中下水平，但从此除自足外还有了富余。这在当时实属不易，赢得朝野一致赞誉，有人甚至认为就算诸葛亮治蜀，也不过如此。

当时很多内陆省份都只求自保，甚至以邻为壑，唯左宗棠说欲保湘必须兼顾五省（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主张力所能及地对五省进行支援，即所谓“内清四境，外援五省”。

这种迥异于一般大吏的保障政策，成为湘军得以成功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如果湖南没有左宗棠在协调，无论是曾国藩治军还是胡林翼抚鄂，能否持续不断地得到湖南支援，都将成为一个大问题。曾国藩也深有感触地说：“湖南吾根本，不可无左公。”两人因陶家被“勒捐”而生出来的罅隙也因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

湖南的稳定局面维持了很长时间，直到石达开的突然出现。1859年2月，石达开率三十万大军自江西开入湖南，由于军队人数太多，仅过境就走了六天六夜。消息传到长沙，整个湖南官场为之惊骇不已。

在湘军主力随曾国藩出征后，湖南其余部队也相继出省作战或增援。与李续宾在安徽的情形相仿，这些部队每打下一个地方，就需全部或部分留下协助防守，否则就跟没打一个样。至石达开入湘，湖南在驻军上已经跟个空心萝卜相仿，面对大兵压境，至多只能唱唱空城计了。

骆秉章急忙向邻省求援，可是他事先也没打招呼，打仗的省是自顾尚且不暇，不打仗的省是根本就没有这么多常备部队，能够驰援湖南的寥寥无几。

前方危如累卵，后方援兵不继，骆秉章忧心如焚，左宗棠见状急忙上前安慰，说你别看太平军势大，“借勇五千，书生何惧长毛十万”。他的意思是要骆秉章坐镇长沙，由他亲率五千兵勇，到前线去跟石达开单挑。

骆秉章哪里肯放左宗棠走：“你哪也不要去，就地指挥全局，湖南军事指挥权可由你一手掌握！”

紧急时刻，还得看师爷的。左宗棠对地理学和军事学有着很深的造诣，自入幕后，又常年参与军机，运筹帷幄和指挥打仗对于他来说已成家常便饭，只是如此险境，他也还是第一次遇到。

石达开不是司马懿，跟他玩空城计是行不通的，手中必须掌握部队，左宗棠决定开发一项湖南的独特资源：退伍兵。

湘军各营，大多由所属营官从家乡招募，所招募的一营人马也基本全是老乡，其优点是作战时能患难与共，不离不弃，缺点是营官一旦易人，外来将领很难统带原班人马。与此同时，曾国藩又吸取了江忠源“新宁勇”及胡林翼黔勇失败的教训，认为不管多好的兵，日子一长，也有失去朝气和沦为兵油子的可能，因此要常换常新。

如此，就造成了湘军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及惯例，即只要战事一缓和，曾国藩便会将军纪不良或战斗力下降的部队予以遣散，然后再派将领还乡进行重新招募和组建。

经过屡次遣散，湖南境内积累了很多退伍兵。不管他们身上有多少问题，但至少有一样是左宗棠急需的，那就是具备作战技能和经验，拿过来便能用。

左宗棠招纳退伍兵和新兵，组建了一支四万人的新湘军，其中以退伍兵为基础的近一万兵勇是其主力。

比的是计算

湖南地方这么大，若是全都设防，四万人马撒下去，极可能每个区域才几百几千人，所以部署上得有重点。左宗棠判断，石达开的进攻路线应与过去太平军北上时一致，先取衡阳，再攻长沙，然后入湖北。根据这一判断，他除抽兵调防长沙外，将大部分人马都派到衡阳进行防御。

衡阳城下很快就发生了战斗，但蹊跷的是，其他地方也有战火。在前线送来太平军的战俘后，左宗棠立即进行审讯，审讯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原来石达开接受了部下的建议，认为“中原不容易谋取，不如入川做刘备”，他既不是要打湖南，也不是要入湖北，真正的目的地其实是当年诸葛亮苦心经营的蜀地四川。

按照石达开的部署，进攻衡阳的太平军只是其偏师，主力尚在衡阳以西的永州，换句话说，他使用的是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

战略判断失误有时是致命的，不过左宗棠仍来得及着手进行补救。1859年4月6日，他将湘军精锐从衡阳等地抽出，分路对永州进行增援。当派出的第一路援兵赶到永州时，永州已被石达开三面包围，援兵只得暂时扎营于城外，与太平军对峙。

两天后，第二路增援部队赶到，两路并一路，与太平军在城外展开鏖战。

左宗棠能派出的这两路援军，加一起才三千五百人，太平军却有整整八万之众，二者兵力数量之比是二十五比一。看上去似乎石达开必赢无疑，但他没想到对手还有一招更厉害的。

左宗棠派出的第三路援兵到了。这一路兵也不多，但左宗棠选择出击的位置十分刁钻，他打击的是石达开的后方。自古任何军队都怕后路出问题，闻听后方被抄袭，太平军阵脚大乱。

左宗棠在永州一举击败石达开，歼灭其主力近一万人，俘虏并遣散两万多人，并对石达开实施了反包围。这也是左宗棠在军事指挥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

指挥如弈棋，比的是计算。开始左宗棠没算过石达开，让石达开在不声不响中绕过衡阳进入了永州，但他亡羊补牢，用最快的速度对部署进行了调整，终于挽回局面，重新占据了主动。

5月21日，石达开利用天降暴雨之机，从包围圈中撕开缺口突围而去。

左宗棠需要知道的是，他的对手下一步会去哪里，是直接去四川吗？答案又从对俘虏的审讯中得到的，左宗棠获悉，石达开将去一个地方绕一下，这个地方叫作宝庆。

宝庆（现湖南邵阳）属商业重镇，是个相对比较富裕的地方。石达开既成“流寇”，在缺乏后方根据地的情况上，就必须沿路补充，而宝庆显然是个不错的歇脚所在。

这次再不能犯错了，必须提前调兵遣将。左宗棠将所掌握的机动兵力全部投入宝庆会战，这些部队被分开设防，其中的三万新兵加一部分老兵进入城内防守。

打仗除了得精通地理地形及兵书战策外，还得了解士兵的心理。新兵上阵，最重要的还不是技能不熟，而是缺乏胆量，说直接点就是怕死。如果把他们直接放到城外，骤遇太平军这样的强敌，十有八九会被吓得尿裤子。在城里面打就不一样，毕竟前面有座城墙挡着，不用担心对方立马杀到眼前。

与此同时，左宗棠从老兵中抽出七百人入城作为督战队。守城时，每个老兵管制和监控五十个新兵，以此提高防守能力。实际上，太平军在防守战中也经常使用这一办法，因为退伍老兵与新兵不同，他们或许军纪不好，或许平时打不起精神，但一遇到野战恶战就能看出功底和经验了。

除派少数老兵担任督战队外，八千以退伍兵为基础的精锐老兵驻防城外。左宗棠特地在城外挖掘了数道深壕和工事，这些部队就驻扎其间，相当于将城防往外推进了数里。

铁打的宝庆

当石达开到达宝庆时，发现左宗棠已对宝庆城外实施坚壁清野，这使得太平军不仅无法在城外得到粮草补充，就连靠近城墙都很危险——城外建筑也被同时焚毁，城下一览无余，重炮想打哪儿就打哪儿。

尽管如此，石达开仍有攻下宝庆的资本和可能。与围攻永州时不同，这次所有后续部队都已经赶到，加上湖南境内天地会的加盟，石达开所部达到了三十万人。

当初太平军包围南京，号称百万，但真正能用于作战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南京有多大？宝庆又有多大？三十万人围着这么一座小城，几乎可以说是杀鸡用牛刀了。

石达开意识到，要破城首先要击破城外驻军，因此他在围城的同时，也将城外的湘军精锐全部围困起来，并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压制性攻击。

湘军屡次从内往外突，尽管他们也打过胜仗，但兵力上的悬殊差距很快稀释了所取得的战果：太平军有的是人，伤亡再多，亦不过是九牛一毛。

包围圈越缩越紧，连骆秉章和左宗棠的指令都无法送进来了，城内外的湘军同陷困境，然而关键时候，石达开又犯了一个错误。

在没出走天京之前，石达开也敢打狠仗恶仗，比如，在九江与曾国藩对垒时，他基本是豁出去的。可是在出走之后，由于缺乏稳固的后方根据地进行补给，他开始变得谨小慎微起来，最爱打的是巧仗，最畏惧的是硬仗，就怕在战争中蒙受损失。

过去曾国藩在追击时，就发现了石达开的这一缺陷，曾经说过：如今的石达开，你只要挡住他的前三板斧，他就不敢使后三板斧了，这就叫作“钝”。

曾国藩有针对性地使用了新战术，也就是一上来先挡住石达开的前三板斧，使其“钝”。在浙江和福建，曾国藩屡屡得手，弄得石达开无还手之力，这次又轮到了宝庆。

经过前面的苦战，太平军蒙受了一些伤亡，石达开舍不得再血拼下去了，他想效仿湘军的“长围久困”。问题在于，“长围久困”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即必须有后援及其提供补给的基地，而自从成为“流寇”后，这两项条件石达开一项也不具备，换句话说，围得越久，有利的不是他，而是对手。

就在石达开犹豫不决的时候，左宗棠已将新的强力援军调往宝庆，此为胡林翼从湖北派来的李续宜部，共有五千多兵勇，乃湘军的现役主力，另外还有来自吉林的三百满洲骑兵作为配属部队。

拳头有了，问题只在于从哪个方向打过去。位于长沙的指挥部里议论纷纷，大多数将领都主张自东向西，理由是可以在出击的同时，保护身后的省会。轮到左宗棠了，他摇了摇头。

在宝庆尚未被围得水泄不通之前，守军曾送来一张“敌我兵势地图”。左宗棠将这张地图挂在墙上，从早到晚地进行研究。那时他就看出石达开的兵力部署有问题，按道理，石达开应将兵力厚集于宝庆城下，相应形成的势态是西面兵多，东面兵少，但显示于地图上的太平军营垒，却是西面少，东面多。

显然石达开既想攻下宝庆，又怕赔掉老本，不然不会如此布置，而这直接影响到了李续宜的出击方向。左宗棠说，如果只保护省会，干脆让李续宜蹲在长沙不动好了，既要出击，就要击中敌方要害，不能过多考虑其他因素。

哪里是敌方要害？石达开在东面兵力雄厚，北面薄弱，左宗棠认为北面是其要害所在，他主张将李部的出击方向定为由北向南。

李续宜依令出击，果然一战得胜，石达开被迫收缩兵力，改进攻为防御。

石达开部署上的弊病被左宗棠牢牢抓住。接下来，李续宜弃东防线于不顾，专攻太平军兵力薄弱的西防线，并且予以一举摧毁。宝庆战局从此即刻逆转，由石达开围困宝庆，变成了他孤军被湘军包围于宝庆山区。

在遭到湘军反包围的同时，因缺乏基地所带来的其他各种问题也接踵而至，对太平军形成了困扰。那些天，战场上每天都要消耗不少米粮和火药，石达开在米粮和火药方面没有稳定来源，无非是继续消耗营中库存而已。由于粮草告急，即便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石达开也不得不分兵去附近村寨搜罗粮食。至此，宝庆会战鹿死谁手，已是不言自明的事了。

1859年8月12日，在湘军的猛烈进攻下，太平军全面溃退。三十万大军仅余八九万人。更重要的是，自石达开出走天京后就一直跟随其左右的亲兵部队，即“经年老太平军”也损失一空。

在入蜀计划失败后，石达开退往广西，身后留下了一句无奈的浩叹：“真是铁打的宝庆。”

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

能够在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击退石达开，并取得宝庆一战的胜利，左宗棠可以说是厥功至伟，骆秉章对他也更加信任和倚重。

除左三先生和左师爷外，湖南民间又给左宗棠送了一个新绰号，谓之“左都御史”。骆秉章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相对于右都御史，按照以左为尊的原则，“左都御史”的权力和地位当然还要超过右都御史。

左宗棠在湖南政坛举足轻重的作用越来越为外界所知晓和认可。御史宗稷辰是浙江人，与左宗棠“无一面之缘，一字之交”，但在上疏荐举人才时却将他列为首位，说：“所知湖南有左宗棠，通权达变，为疆吏所倚重，若使独当一面，必不下胡、罗（指胡林翼、罗泽南）。”

湘军以湖南为根本，全部的兵力补充和部分饷械都依赖于湖南，或者说靠左宗棠的幕后主持。曾国藩为此特地上奏朝廷，报告左宗棠接济军饷之功，朝廷遂授左宗棠以兵部郎中，并赏戴花翎。接着，胡林翼也上奏荐左宗棠为将才。这使得左宗棠迅速为朝野所瞩目，咸丰听闻后，便命骆秉章出具切实考语，将左“送部引见”。

骆秉章哪里肯放左宗棠离开自己的幕府，他在复奏中表示：“等湖南军务告一段落，遇会试之年，再送部引见。”

这时郭嵩焘正在翰林院任编修，他籍贯湖南湘阴，和左宗棠是一个县的同乡。有一天咸丰在召见他时，忽然问了一连串关于左宗棠的问题：“你知道举人左宗棠吗？他为什么不愿出来做事？他今年多少岁啦？”

在郭嵩焘一一作答后，咸丰嘱咐他说：“左宗棠现在年纪也不小了，再过几年精力就会衰竭，应该趁身体尚强健，及时出来为我办贼（即‘剿灭’太平军），不要糟蹋了机会。你一定要劝劝他。”

或许是因为骆秉章在复奏中提到了会试，咸丰又问郭嵩焘，左宗棠是不是还想参加会试。得知左宗棠确实有此想法，他都有些着急了：“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哪一个收获多？他有这样的才能，也还要出来办事才好。你可以写封信把我的这层意思传达给他！”

咸丰不仅专门了解情况和带话相劝，还加赏左宗棠四品卿衔。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特殊礼遇，也显示皇帝对左宗棠相当器重，已有任用他的打算，众人对此无不既惊讶又羡慕。

然而所谓树大招风，时间一长，不可能不引来猜疑和嫉妒。知道左宗棠为人厉害，又是骆秉章身边的红人，直接攻击的话弄不好要吃不了兜着走，有些人就转换策略，含沙射影地说湖南是“幕友当权，捐班用命”。

左宗棠没有分身法，在事务较多的情况下，他也会安排其他幕僚去经办。这些幕僚中有的在科举场上不得意，是靠捐纳得到的功名，即所谓“捐班”。

含沙射影者的话阴险就阴险在，他们看似说的不是左宗棠，其实都是直奔左宗棠而去。骆秉章大智若愚，耳边吹风的人在打着什么主意，一听就听出来了。大部分时候，他都装着没听见，实在说的人多了，就回过去一句：“幕友们办事，都经过了左宗棠的亲自裁定，并非自作主张，你们不要瞎想乱说。”

至于使用“捐班幕僚”，骆秉章更不放在心上。他说有能力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才，进士又如何？要是没能力，一样毫无用处。

有骆秉章挡在前面，一般人自然不敢轻易去招惹左宗棠，但也有例外，此人是湖南永州总兵樊燮。

事情缘于樊燮到长沙向上司进行汇报，他先拜见骆秉章，完了骆秉章嘱咐他一定还要去拜一下左宗棠。

樊燮是个很有个性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想想拜巡抚大人是应该的，左宗棠不过一师爷，凭什么要去拜他？可既然骆秉章吩咐在先，那就去敷衍敷衍吧。

见到左宗棠后，樊燮并未请安，也就是没有行礼。

在湖南官场，左宗棠的“影子巡抚”身份众所周知，虽然背后说坏话、造谣言的人很多，但是当了面还是得恭恭敬敬，哪怕那是装出来的。天长日久，左宗棠也形成了习惯，樊燮的举动让他很不开心：“武官见到我，不管大小，都得请安，你为什么如此特殊？”

樊燮并不买账，说你可以查一查大清国制度，看有没有武官见到师爷必须请安的规定或行例：“我樊燮虽只是武官，没有文官那么尊贵，但也是堂堂的二三品官，岂有随随便便向师爷请安之理？”

樊燮一口一个师爷，大大刺激了左宗棠的自尊心，一时又怒又急，上前便一脚踢过去，嘴里还大骂：“王八蛋，给我滚回去！”

这一脚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真的踢到樊燮身上，倒是那句大骂伤人不轻。樊燮气哼哼地退出帐外，两人自此结下了仇怨。

不久，骆秉章上奏朝廷，要求对樊燮进行查办。樊燮得知后，便以左宗棠对他报复为由，一状告到了湖广总督衙门。

其实这事跟左宗棠并无太大关系，纯粹还是樊燮自身的问题。在骆秉章的奏折中，列举了樊燮的诸多过失，比如，挪用军费做零用花销，以及私自役使士兵给他抬轿等。

就左宗棠的品质和经历来看，他极少因私怨而累公事，更不擅于玩阴的。可是樊燮不会这么想，他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左宗棠在暗中整他——都把我骂成“王八蛋”了，还不肯罢休，要给我穿小鞋？咱们走着瞧，看究竟谁能扳倒谁！

死路一条

樊燮的状纸递上去后，由湖广总督官文受理。

湖广总督在权限上可遥制湖南，但官文庸才一个，在军事上全靠胡林翼撑持，你要他掌握两湖全局，他不过是哪里请求调兵，就敷衍着派兵到哪里去，自己从来不肯用心，也无任何定见。除此以外，官文也不是个清官，如此种种，都让左宗棠非常瞧不起他。

左宗棠的前任幕主张亮基曾署理湖广总督，左宗棠认为，自张亮基离开湖北后，“湖北无好督”，他在平时的交涉和文件往来中对官文多有冒犯。官文素来城府很深，表面上装得大公无私，无所芥蒂，实则早已积怨于心，就准备等待时机予以报复。

樊燮告状可谓正中官文的下怀：好哇，你不过是一个师爷而已，竟敢欺负二三品武官，你还把我们这些督抚放在眼里吗？

他当即写成奏报，把左宗棠这个“幕客劣绅”如何陷害总兵樊燮一节，添油加醋地描述了一番。

接到官文的奏报，咸丰十分震惊。他难以想象左宗棠是这样一个人，然而奏报上又说得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不由你不信。

出于慎重起见，咸丰向官文发出密旨，让官文与湖北正考官会办此案，并声明：“如果左宗棠确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接到密旨，官文立即派人入湘捉拿左宗棠。

两湖巡抚，一个是左宗棠的贵人，另一个是亲戚，自然都是胳膊肘往内拐，左宗棠提前就知道了这一消息。左宗棠不怕死，但他忍受不了身陷牢狱的屈辱，无奈之下便想到一招：进京应试。

“进京应试”不过是暂时躲避风头的借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了搭救左宗棠，骆秉章再次上奏，列举樊燮的种种劣迹，说明他对左宗棠的控告纯属诬陷。湖北方面，胡林翼也在多方努力，但他们从级别和权限上来说，都不能超越湖广总督，而且官文由于在湖南扑了个空，也正在气头上。这个时候如果双方当面硬碰硬，可想而知，对左宗棠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官文也有眼线，获悉左宗棠已在赴京的路上，他给咸丰发去密折，请求派兵在左宗棠入京时予以捉拿，然后将其押回湖北受审。

一时之间，左宗棠的处境变得凶险万分，看上去无论入京与否，都是死路一条。

救左宗棠一命的还是京城。

古往今来，只要北京城还扮演着首都的角色，它的政治信息就异常发达。此时，为曾国藩设计厘金的郭嵩焘已因功入京出任翰林院编修，他与左宗棠是同乡好友，但起先并不知道左宗棠出事，还是一个熟人把相关情况告诉了他。

这个熟人就是肃顺的门客王闿运。肃顺正受到咸丰的宠信，自然有机会看到密旨的相关内容，退朝后他便透露给了自己的心腹幕僚，幕僚又讲给王闿运听。消息一个个传递过来，连郭嵩焘这样的翰林院小官，也掌握了被认为是国家最高机密的皇帝密旨。

一听到密旨中有“可即就地正法”，郭嵩焘的心便沉了下去。他没有想到事情变得如此严重，照密旨所言，左宗棠可能随时人头落地啊，得赶紧设法搭救。

郭嵩焘官虽不大，但因在南书房值班，所以能经常接近皇帝。只是他与左宗棠的关系众所周知，无法率先为左宗棠说情，于是只能托人求救于肃顺。

肃顺对左宗棠亦惜才爱才，否则不会如此留意，但他并没有马上采取行动，而是捎给郭嵩焘一句话：“你先让别的大臣上疏保荐左宗棠，这样我才方便劝解。”

郭嵩焘觉得很对。正是因为肃顺受咸丰宠幸，才不能冒冒失失进言，特别是在这敏感时刻，难保咸丰不会因此猜疑，那样反而可能把事情搞砸。

要找这样一个大臣，他看上去与左宗棠并没有明显利害关系，位置也不显要，但文章又要写得漂亮，一个奏疏递上去就能让皇帝动心。似乎条件很苛刻，然而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郭嵩焘抬眼一瞧，发现同在南书房值班的潘祖荫再适当不过。

苏州潘家在清末几乎尽人皆知。潘祖荫的爷爷中过状元，父亲的功名稍逊，不过也进了内阁。等到潘祖荫出世，探花随手擒来，说他们几代都是读书种子亦不为过。

文人能引以为豪的就是一支笔杆。潘祖荫其时三十岁不到，正是爱出风头的时候，倘若手中能流出一篇为人叹赏的奏疏，那感觉就跟左宗棠一样，能激动到三更半夜都睡不着觉。

郭嵩焘便鼓动潘祖荫写荐疏，他还将左宗棠的作用着力介绍了一番：“如果左宗棠倒霉，湖南就会垮台，湖南垮台，东南大局也就完了。”

潘祖荫并没有见过左宗棠，但这没有关系，他所要做的，只是如何挥动手中的如花妙笔。

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写东西有写东西的诀窍，与“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相应的，是“天下文章一大吹，看你会吹不会吹”。郭嵩焘把左宗棠与东南大局连在一起，虽是事实，但潘祖荫觉得还不够：要吹就往大了吹，为什么不说全国大局？

潘祖荫在荐疏中强调：“左宗棠不过是一个在籍举人，他对做不做官无所谓，过去也多次隐居，倒是国家不能失去如此重量级的人才。”传诵一时的名句也就此诞生：“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无任何实际官职在身的师爷，至此完全升级为救世英雄。如此一来，作为英雄的对立面，樊燮的定位就尴尬了，按照潘祖荫所说，樊燮完全是在陷害好人，而官文在处理上则失之于轻率。

潘祖荫的荐疏在朝廷内外广为流传，被称为难得一见的佳作，不过咸丰在看完这篇荐疏后却始终没有回应。

不回应并不代表咸丰不心动，因为除荐疏外，他还同时收到了骆秉章和胡林翼发来的奏折。骆秉章的奏折不提，自然是为左宗棠鸣冤叫屈，而胡林翼也以“名满天下，谤亦随之”一句，来诠释左宗棠所面临的困境，再三说这人恰恰是太有才了，所以造他谣的人才会满天飞。

所有这些意见，都初步改变了左宗棠在咸丰心目中“劣幕”的印象，他迟迟不决的原因，要想再倾听一个人的意见，此人就是肃顺。

肃顺太了解咸丰的心思了，他等待的就是这样一个水到渠成的机会。如其所料，咸丰召见他时，一上来就对他说：“现在天下多事，如果左宗棠确实在军事上有一手，即便有点小毛病和错误，也应该弃瑕录用。”

肃顺看出皇帝对左宗棠的军事才能还不够肯定，于是他直言告诉咸丰：“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也。”

前面湖南传来那么多捷报，你以为都是骆秉章的功劳？其实全是左宗棠帮他打的啊！

咸丰如梦方醒。照这么说，左宗棠确实是一个难得的人才，不仅不能处分，还得重用：“不过朕已经给官文发去了严办的密旨，现在出尔反尔，如何说法”？

肃顺早就想好了办法：“这有何难，皇上您可以再写一道密旨给官文，别的不用多说，把内外保荐左宗棠的奏疏抄上去就行了。至于以后如何，官文是个聪明人，他会知道究竟应该怎么办的。”

官场之上，很多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咸丰的第二道密旨如同丹书铁券，虽然没有明讲，但作为老牌官僚，官文立刻从中读出了奥妙。

现在对左宗棠不是抓不抓的问题，而是再也动不得了。官文赶紧找来幕僚文案，让对方帮他写出奏疏，将“樊燮事件”予以匆匆结案了事。

樊总兵作为原告，告被告不倒，他就有诬告之罪，加上骆秉章要查办的事均已查证为实，樊燮最终落得个被革职回籍的下场。

樊燮为此郁闷不已，他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左宗棠，认为自己混到二三品武官不容易，如今竟然被一个师爷给轻轻撂倒，实在是奇耻大辱。

想来想去，还是因为纯武人没有社会地位，以至于像左宗棠这样的区区举人，居然就可以“视武人如犬马”，骂他是“王八蛋”了。看来不读书真是不行啊！

回到家乡，樊燮先出资在街上建了一座楼房，接着宴请父老，席间，他告诉众人，他建的这座楼是学习楼、用功楼，为的是给两个儿子读书。此后，他果然以重金请来名师，除师生三人外，任何人包括他本人都不准上楼。

樊燮督促儿子读书的方式更是令旁人瞠目结舌。两个儿子平时在家，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都穿女装。只有考中秀才，才允许脱去外面的女装，考中举人，才允许脱去里面的女装。到这一步，他们才能凭借男子汉的身份，与左宗棠平起平坐，所谓彼为举人，我亦为举人，谁也不输谁。

樊燮还乡时即做了块木牌，放置于祠堂的祖宗神龛下侧，定期率两个儿子下拜。有人还以为是长生牌位，近前一看，上面却是樊燮亲笔写的六个字：“王八蛋，滚出去。”正是当初左宗棠骂他的话。

樊燮对儿子们说：“你们不光是中举人，还要中进士，入翰林，总之一定要高过左宗棠。否则的话，这块牌将被永远放在这里。”

以后，樊燮的两个儿子果然都考中了进士，“王八蛋牌”随后被樊燮撤除烧毁，积压在他胸口的一口怨气这才得以平息。

据说，在樊家的学习楼墙壁上，曾录有一行刻字：“左宗棠可杀。”左宗棠可杀不可杀尚在其次，樊燮事件发生时，他本人却实在有杀了自己的心。

侧身天地，四顾茫茫，哪里才是我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