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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不归——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历史大观园 还原历史 2020-07-19 23:25:02 0


【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在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会党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王朝就毁了。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帮会势力一闹事儿,一个王朝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清王朝这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淘空了。不用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掉。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传统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

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地方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其日益成为中央政府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政府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政府权威就这么丧失了。

【保路保的是什么】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政府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3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政府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

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政府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政府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政府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浑。朝廷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权力下放要刹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整个王朝的基业。他们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权力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的局面——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政府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政府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谘议局,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谘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闹矛盾。当时中央政府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混到总督巡抚的,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政府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政府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政府要政策。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政府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知识分子的救国方案】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在当时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要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主导晚清改革与开放事业的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要远离康梁。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材料很多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成后党与帝党的对立,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

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那就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入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吗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就成了富豪,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娶了一个年龄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感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读书人的出路问题】

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当时的朝廷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速成的赚外汇的野鸡学校。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剑、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都成了建设者。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于是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朝廷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历史的审视】

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之际,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踩着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地折腾、喊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流行宪政我们就拼命喊宪政,共和又时髦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坐领导者的位置,我坐了是不是比他做得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政权归属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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